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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所出身的家庭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充斥着宗教迷信的烟雾和气氛的。他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长大、受教育，但却没有沾染上宗教迷信的污迹。他从懂事的时候起，他的保姆就带他去教堂，给他讲圣经故事，他爸爸妈妈又给他系统的宗教教育。他听着、思考着这一切。但随着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他终于怀疑这一切，并坚决地鄙视它们，抛弃它们。他把目光转向自然界，转向现实生活，转向人体及其活动本身，发现客观事物的奥秘就在它们自身。他象达尔文那样，认为不需要从超自然中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研究心理的时候，他也只在人体内部，在人心内部，在人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寻找和探索规律。他在著作中多次批判超自然的力量，批判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更重要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实际体验表示他同宗教迷信势力的决裂。 更可贵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对宗教归结为简单的“谩骂”，他在指出宗教迷信的谬误之后，还认真地、科学地分析产生迷信的心理根源。 事情还是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的第十二章——命定论、机遇和迷信——谈起。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现象探索迷信心理的产生根源。 弗洛伊德举例说，一九零四年初，他度假归来。照例，每天要去探望一个九十岁高龄的女病人。“工作是那样单调无聊，在去看病的路上和看病当中，潜意识一不小心便要透露出来。她已超过九十高龄，所以，每过一年，我便要自问，她到底还能活多久。”这就是说，在给这位老病人看病前，早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弗洛伊德的内心中隐藏着一种想法：认为她已过九旬，实在无根治的希望，因而每天两次着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治疗。实在没有多大必要。这种思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又被压抑下去，强迫自己去给她看病，因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已经逐渐形成关于不愿给她看病的潜意识。 有一天，弗洛伊德匆匆搭了一辆车去。停车站上每位马车夫原都熟知她的家址，因为弗洛伊德常雇他们的车去。可是，那天车过其门而不停，车夫把车驾到另一条外观相似的街道，停在同样的号码前。 弗洛伊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差错。但是，它同任何一种“偶发行为”（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及本书第十章）一样，是潜意识的表现——是弗洛伊德心中不太愿意给这位老病人看病的心理的表现。 弗洛伊德说：“但是，如果我迷信，我会把它当作预兆，认为是在暗示着老妇人的大限已近，活不过今年了。历史上无数有名的预兆，大多数也不过是玩弄这种象征的手法而已。” 弗洛伊德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与我的心理活动无关的事情能泄露天机、预卜未来的真相；但我相信，我自己心理活动的无意中的表露，一定是包含着隐瞒于其内的某些因素。也就是说，我相信外在的（实在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但不相信内在的（精神的）现象会是意外的。迷信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对偶发的错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悉，他相信精神生活里有所谓偶然或意外；所以他不免就常在外在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其‘意义’，在己身之外追寻神秘的天机。在我和迷信者之间存在着两大差异：第一，他把动机投射到外面去，我则在自己身上追寻；第二，他认为意外是一种事件，是外在的原因引起的结果，我则在一己的思想活动里求解释。他认为神秘的地方，我都看作潜意识，并努力揭露存在于‘偶然’之下的伏流，用人人所能了解的方法来解释。 根据这样的看法，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由于人们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原因毫无所知，才把本来存在于心中的潜意识的动机“异化’咄去，在超自然的“彼岸世界”中寻找神秘的本原。所以，他说，所有的迷信观念“都只是投射到外在世界中的人心罢了。”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心理的这种自我外化还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说：“远在洪荒时代，人类的思想初萌，他欲解释外在世界的种种现象，舍人神同形同性论别无他途，唯有依自己的影象为自然及超自然力塑造种种人格，把它们人格化。他们一概以迷信的态度解释外在的意外，视之为他人或具人格的力量的意愿和作为（原始人相信，一个人的死必定是他人恶意、作祟、祈祷的结果）。当他们从他人的无意动作中推出严重的结论时，他们表现得象妄想症病人那样（比如相信他人在作法使巫，促你早死——这是原始人和妄想症病人共有的想法）。” 所以，弗洛伊德继续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思想，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而知它们便是迷信的根源。” 当然，弗洛伊德在这里讲的，是产生迷信的一部分心理根源。他远没有全面地揭示这个心理根源的全部内容，更没有分析产生迷信的社会根源和其他客观条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用这么短的篇幅，当然不能囊括‘迷信心理学’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全面探索的宗教迷信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的《图腾与禁忌》中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一二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一年年初，弗洛伊德筹办的《意象》杂志正式问世发行了。同时，《图腾与禁忌》这部重要著作也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一年年底，弗洛伊德又创办《精神分析杂志》。尽管这一年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成就是满意的。 《意象》杂志由汉斯·查赫具体负责。这一杂志的创办目的是要开辟一个非医学性的心理研究的新阵地。弗洛伊德早就打算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医学和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象”这个名称本来就是取自斯匹德勒（1845—1924）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我最早的经历》的。“意象”原文“Imago”的本来意义是用来表示年幼时遗留下来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的，所以，有时将它译成“成象”。弗洛伊德在一九—一年就集中地思考了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所以，《意象》杂志创办后，弗洛伊德便将他研究原始人宗教、文化的成果发表在上面。 《图腾与禁忌》研究存在于原始民族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追溯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原始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全书共分四章，分别论述“乱伦的禁忌”、“禁忌和矛盾感情”、“精灵说、巫术和思想的万能论”及“图腾崇拜现象在孩童时期的重现”。 我们在这里，只着重分析弗洛伊德的论宗教观点。 弗洛伊德从分析玻利尼西亚人关于“塔布”（即禁忌）的双重意义入手：一方面，它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由此可见，禁忌的来源应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原始民族把这种假设的神秘力量称为“玛那”，它可以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为媒介加以传达。例如，一位国王或僧侣附有“玛那”，则其本身将因它所具有的神圣性而成为禁忌，因此，当一位平民触及到国王或僧侣的身体时，他将因玛那的作用而受到禁忌的处分，通常是被处死。弗洛伊德将原始民族的禁忌分为三类：对敌人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禁忌和对于死人的禁忌。 这些禁忌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弗洛伊德说：“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的研究，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原始民族对禁忌的信仰同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临床症状和心理机转”没有区别。 弗洛伊德指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存在一种“禁止接触”的强迫性观念。具体说来，它们的共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它们都找不到明确的动机； （二）它们都由一种内在的、心理的“需要”来维持； （三）它们都很容易替换，而且，都有一种可经由被禁制物体而传染的危险； （四）它们强迫人们从事一种等于或类似于仪式的行为。 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强迫性心理症之———“接触恐惧症”的临床表现及心理机制： 一位病人从小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触摸”欲望”，它超出了一般人所喜爱的程度而显得有些特殊。但这种欲望为外在的禁制所阻挠。接着，这种禁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内在力量（即所谓“超我”）来支持，同时，这种内在力量（代表道德观念等）已远胜过他对触摸欲望的本能，所以，这种禁制也就被接受了。然而，这个小孩于原始心理的组成，也就是本能，并没有被这种外来的禁制所消除。触摸欲望只是被压抑而消失在潜意识里。禁制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继续存在着：本能仅仅是被压制而不是被消灭；而禁制如果停止发生作用的话，本能就会穿过意识层次而活动开来。在这种禁制与本能的不断冲突中，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心理的固置。 这种“固置”实际上是“自我”对于某一单纯物体或与此物体有关的行为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不断地希望去作这个触摸行为（视之为无上的享受），可是他也同样憎恨它。喜爱与憎恨的两股源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它们以谁也无法战胜谁的僵持方式存在于自我的内心里。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中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中使自我无法觉察到。正因为两者分存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矛盾才能长期存在下去。 在上面所举的临床病历中，病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那种强迫接受禁忌的观念是主要的关键所在。另一种重要因素则是在同一时期内的潜抑机转的发展。由于压抑的结果，它产生了一种记忆消失——健忘，对禁制（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动机保持无知。禁制的强度及其强迫性质，取决于潜意识中存在着的那股反对势力——触摸欲望的大小。禁制所以容易发生转换或延伸，反映出一种与潜在欲望的活动有关的心理过程。被压制的欲望经常不停地寻机表现出来，寻找“替代物”来掩盖自己，所以，禁制本身为了达到有效地实行压制，也必然相应地变换禁制的形式。对于这两种冲突的自然抑制产生了一种宣泄的需要，这种宣泄能降低占优势一方的压力，这也就是强迫性行为一再被实行的原因。对心理症病人来说，强迫性行为很明显地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一方面是一种因懊悔而努力赎罪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同一时间里以替换的行为来补赏被禁止了的本能。当这些强迫性行为在本能的控制下愈来愈少的时候，则表示它愈来愈接近原来被禁止的事物了。 对于原始民族来说，禁忌也是一种从祖辈时期长期传下来的强迫观念。它是一种外在压力（某些权威）所附加于原始民族的禁制性力量，它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如此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也可能只是一种经由父母和社会权威强制构成传统的结果。但当它延续到较迟的后代时，它们很可能被“组织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然而，随着禁忌的维持，与禁制相反的力量——企图破坏它、超越它的意愿也必然继续存在着。原始人对禁忌事物必然产生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服从它，又讨厌它。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触犯它，但又害怕这样做。他们恐惧，就是因为内心有触犯它的欲望，他们的恐惧，表现出他们对内心的那股欲望的忧虑。 对于“精灵说”、巫术、“思想万能论”的产生及本质，弗洛伊德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关于宗教迷信观念的起源及本质的探讨，最后都总结在他写的一个提纲——《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问题》上。这个提纲是为答复罗曼·罗兰的质疑而写的。 弗洛伊德明确表示，“精灵和神异从来都不屑与我这低卑俗气的人打交道。所以，迄今为止仍无任何个人经验督促我相信奇迹。”这种无神论的坚定立场乃是他研究宗教问题的坚定出发点。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宗教归结为麻醉剂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揭破了宗教的本质。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人所以需要自我麻醉，是因为有压力。他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由于生活负担太重，因此，烦恼亦随之增加。这种苦恼主要是来自：（一）自然界的压力；（二）自身肉体的弱点；（三）家庭、社会、国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安全性。也正因为这些来自生理、心理上的压力，使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麻醉。” 当然，人们逃避烦恼的方式，不只是采取宗教迷信这个唯一的途径。所以，弗洛伊德说：“至于逃避苦恼的方式，简单地讲，大略有下列方式：（一）药物中毒，也就是借迷幻药来麻醉自己以便暂时忘却烦恼。（二）抑制冲动——这类人大约以禁欲论者为典型代表。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因所有的烦恼是由欲望而产生，故降低欲望可成为减少烦恼的一种有效方式。不过，我并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当一个人把欲望降低到最低程度后，多姿多彩的生活也将变得索然无味，而生命本身也将失去其原有的光辉。（三）升华——即借着自我的提升把自己从心理上的困境以更合理或积极的方式表达出来。（四）幻想——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企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五）脱离现实——当所承受的压力太大而无法抗拒时，有些人就开始想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这也是造成妄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在分析迷信心理的时候，很轻蔑地将它比作幼儿时期的愚笨心理。接着，在《精神分析新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人在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异常心理，是“一种神经病”。他认为“宗教是某些人狂妄地企图控制知觉世界的徒劳尝试；借着这种尝试，这些人妄图把整个世界置于其中……但它毕竞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教义具有时代的烙印，那便是人类之愚蠢的儿童时代的印记……但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毕竟不是一个育儿所。” 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宗教产生的根源。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包含着许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但他确实已经作到了许多同时代的心理学家所无法达到的深刻程度。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眼看着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陷于宗教迷信的迷途中，是不堪忍受的。他立志揭露宗教的虚伪本质，把它的产生根源与本质从别有用心的神职人员所杜撰的谎言中、从神秘的天国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和人的心理活动中，从而使人们看到宗教不过是一部分人欺骗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罢了。 他说：“撰写论图腾的著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要读一大堆我本来不感兴趣的厚书，因为我早知道这些书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通过大量的材料我又轻而易举地论述了这个主题……我把这次写作看作是一次小小的休息。从中我发现了我的新生命，犹如我又一次新婚一样。”接着，他又说：“自从《梦的解析》以来，我从没有象这本书那样以如此完满的信心来写作过。”他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最伟大的和最后的一本好书。”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这本书要在慕尼黑代表大会（一九一三年举行）召开以前发表，以显示“我们同一切雅利安种族的笃信宗教特性之间的突出区别。” 这本书出版后，自然引起欧洲各国那些宗教狂的不满，就连学术界也对它表示冷淡。但弗洛伊德并不灰心，他继续思索着如何把精神分析学深入地应用到各门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科学领域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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