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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铃铃铃……”电话铃发狂地响着。 一个中等个子蛮横地跨进办公室，一把抓起话筒，只听到对方在喊：“喂喂喂……” “妈的！又出什么事了？”他心中没好气地想，口里大声回了一个“喂”字，烦躁异常。 “我找看守长！” “什么事，”声音更带怒气了，一只脚烦乱地把放置电话的茶几儿踢了一下。 “噢，您就是。我们抓到了两个闯入监狱警戒圈的人！……” “给老子捆进来！” 这是一座设在重庆歌乐山麓的特别监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营的、专门用来折磨摧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集中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所”，但一般都呼为“白公馆”，因为原是一家姓白的军阀的别墅。监狱三面环山。高高的围墙内，一座两层楼房，上五下五，十个房间，全部窗封铁条，门加铁栏，改成囚室了。围墙上，电网密布，四角设着岗亭。正面大门虽终年封闭，但还是设了一个岗哨，进出全由侧面一道小门，小门昼夜双岗。为防犯人逃跑，监狱四周又加一道铁丝网拦着；几百米之外，还划出了一道警戒线。这警戒线上，昼夜有哨兵执勤，有牵着警犬的巡逻队巡逻；晚上，设在歌乐山头巨型探照灯的光柱来回扫射，根本不容许外人接近一步。 “报告！”一个面目凶恶的狱卒，把两个五花大绑的人推进门来。这两个人面如土色，浑身瑟瑟打抖。那个年约三十的汉子，长得瘦精精的，一身庄稼人打扮。在料峭的寒风中，一件单薄的土蓝布长衫，肩头、肘部打满补丁，后摆刚才被警犬撕去一大片；头缠一条白布帕子，双目惊惊惶惶，一脸老实骇怕的样子。另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穿一件圆翻领、三个兜的灰布学生服，背着一个书包，看模样是个学生。他脸被狱警打得红肿，他不象那个农民那样害怕，进门时，不时地抬起一双稚气的眼睛，打量一下监狱看守长，又望望对面的墙壁。墙上挂着一张圈圈点点的地图。看守长瞪了他一眼，目光怕人，他才低下头去，担了扭身子，书包晃了几下…… “噔噔噔噔”，一个身披黄呢军大衣的北方大汉进来了。狱卒跟在他的身后。 看守长立即对他的上级躬身招呼： “所座，抓到了两个可疑分子！” 北方大汉眯着眼把两个人扫了一下，转首示意。几个打手抓小鸡似地把两个无辜的人扔进刑讯室。 片刻之后，旁边的刑讯室便传来一阵惨叫之声…… 两个特务头目冷漠地听着。副所长坐在椅子上抽着烟，一口一口喷着烟雾。看守长走到窗前站立，窗外有两株小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抖擞着。 人人皆知，这白公馆的警戒线就是死亡线。附近居住的农家，无论大人、细娃，放牛、砍草、拾粪，是从不敢接近这个圈圈的。小儿夜啼，母亲无法，若说一句“再哭，就送你去踏线线！”最顽皮的孩子，也会骇得立时噤了声。这两个人，莫非吃了豹子胆？ “报告！”狱卒走进来回禀两个人的口供，原来一个是生活无着的乡巴佬，想到重庆去拉黄包车；一个是刚考上重庆某中学的学生，去上学的。两人半道相逢，走迷了路。 副所长不耐烦地站起来，抓起电话，向上级机关报告了，然后对看守长说：“上级叫我们相机处置……”他目光征询着看守长的意见。 看守长低头想了片刻，猛抬头，轻错了一下牙巴骨说： “我亲自送他们下山！” “也好。”副所长同意。 两个浑身湿淋淋、凉水和鲜血搅和在一起的人，巳经被推在过道上。狱卒刚一吆喝二人起步，那个学生就大声喊叫起来： “书包！我的书包！” “你闹个X！”狱率大怒了。 “拿给他！”看守长沉静地说。 书包捧在学生手上了。他拍了拍书包上的尘土，背上了肩；好象怕飞了，又把它扯在胸前，用右手托着。他的颈脖流着血，背带动在伤口上，被血染红了。 走过岗哨，穿过铁丝网的门，最后来到警戒线前了。只听看守长蓦地发出喝叫： “还不快给老子--滚！” 声音不大，但是疒参人！那农民如闻厉鬼嚎呼，浑身战栗，腿脚发软，一腚瘫在地上。那学生稚嫩的心，象受了重重的一劈，他“呀--”一声惊叫，发疯般地向警戒线冲了过去…… “叭！”一声枪响。 学生应声扑地。子弹从他背后射进，穿透胸膛，穿出书包，书包浸满殷红的血…… 看守长缓缓地把手枪装进皮套，命令狱卒： “把那土包子给我拖回去！” 所谓“相机处置”这话是有名堂的。这是新所长刚到任，考验他们这些手下人办事力不力！人言道，坛子口封得住，人口封不住。这两个可疑的人既然闯了来，看见了房子，又受了刑，放回去，难免不漏嘴的。 在国民党特务的眼里，凡是懂点字墨的，脑瓜最灵醒。那位中学生一进狱门就看了墙上挂着的白公馆地形图，让他活着出去，后患无穷。这就是他被打死的原因了。 至于那个乡巴佬，按看守长说的：“关，关死！白公馆是口‘活棺材’。只能活着进来，死着出去！” 这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发生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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