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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雨愁城



古城行

  1926年,孙犁十三岁,由父亲护送,从安国乘骡车来到保定,进行升学考试。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故,初考不用交学费的第二师范,未能录取,不得已改考育德中学,录取了。从此,开始了六年黄卷青灯的学习生活。
  育德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不只在保定,在华北也是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生,每人一年要交三十六元学费(书费在外),而当时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一元多钱。这就是说,一年下来,孙犁的家庭需要花费近千斤小麦,才仅够他交付学费之用。难怪孙犁说:“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①除去休学一年,孙犁在六年中共花去了多少银元,读者不难算出来。这对孙犁的家庭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当这个数目落在孙犁身上的时候,这个少年人感觉到的,可能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家庭的爱抚和期望……不管怎么说,他是登上骡车,向新的一站启程了,——从骑驴到坐骡车,连交通工具都前进了一步。
  从安平到保定,有一百八十华里,他若从安国动身,那就只有一百二十里。这样短的距离,如果坐火车,霎时可到,不会有很多故事;坐在骡车上,故事可就多了。
  去保定上学的学生,总是两、三个人约好,合雇一辆单套骡车。车夫一般很守信用,决不会误了行程,前一天定好车,刚过半夜,他们就来打门、抱行李了。在路上,只要你高兴,他就讲故事,他们的故事总是讲不完的;如果你想睡觉,他便停止,也就地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深夜也不担心迷路,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已经连成长龙,牲口又是熟路,前边停,它也停,前边走,它也走。这样一直走到距离保定约有四十来里的唐河渡口,天就大亮了。唐河是大清河的支流,源出山西省境内的恒山,东流注入白洋淀,长六百六十四华里。在骡车经过的渡口上,有一座草桥,春冬枯水时节,车可以从这里过去,管桥的人一边和车夫开着玩笑,一边从学生身上刮过路钱。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这里距保定已经很近了,这一百多里的旅途生活,也进入高潮,从作家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像《东京梦华录》记叙的那类风俗描写。虽然后者所叙,为宋代汴京风貌,毕竟那是八、九百年以前北宋年间的城市样子,而出现在孙犁记忆中的,则是本世纪20年代的村镇风光了:……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见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
  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①
  保定到了。自清代咸华、同治以后,保定就是一方重镇,总督所在;同时,文人也多。清代文学家吴汝纶曾在这里多年主持莲池书院,门人很多。因这时正值清末,海禁大开,也聘请了一些英文、日文教师在莲池执教,使维新、启蒙之风,盛极一时。此外,保定地方在历史上还是进入北京的要地。15世纪中叶,即明英宗时,蒙古部族首领也先进攻北京,就是取道紫荆关,经此北上。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军的一部,也由刘宗敏等率领,自固关取道保定,进逼北京。建立民国后,保定又曾成为河北省的省会。
  在孙犁进入这个城市求学以后,发现它的市容并不景气。满城的街道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显得非常荒凉、破旧和萧条。似乎没有人想到去建设它,也没有人注意它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甚至于也看不到一个清扫工。
  育德中学地处西郊,有一条坎坷的土马路歪歪斜斜地通向西门。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又冷又烈的风从门洞里直扫过来,人们只好侧身或倒行而过。在转身的一刹那,还会遭到第二个“冷”的打击:映入他们眼帘的,常常是挂在城门墙上前一个小木笼,里边装着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尘封的,血肉模糊的示众人头。
  尽管城市荒凉,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一件东西是不缺的,那就是军队。特别是在西关火车站,不断有杂牌军队驻防。学生们星期天进城,在西门外护城河石桥旁边的一家澡堂里,常常看到挤满了军人。马路上三五成群的士兵随处可见,他们一般不带枪枝,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①从各方面看,保定虽则破败萧索,却是一个军人的世界。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两个不可分割的时代特点。有时候,如果演出什么重要的场面,那也多半和兵联系着。例如,像当时的张学良这样的重要人物来了,那就得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壁肃立的持枪士兵。
  当时保定最主要的街道是西大街,除去星期天,这里也很少行人,两旁的店铺,或关或掩,不见有什么生意。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低不平,又很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伙,呆立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面对着这样一幅残败景象,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的叮当声,以及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的哗哗流水声,反而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寞之感。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孙犁称它“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②
  但是,正是这座城市,是那时“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①它主要靠几所学校维持着。孙犁所在的育德中学,非常重视教育质量,它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执教。我国创办最早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那时每年录取的新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育德。同时,它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一度像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显赫的篮球场上的明星王玉增,就来自育德。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它包办。此外,在它培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一代名人的人。不过,在孙犁进校的时候,勤工俭学一事已经名存实亡,学校里虽然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但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厂里劳动了。

选择与思考

  孙犁的学历,和时代的节拍非常吻合:五四运动那一年,他进入小学;在他升入中学的时候,则正赶上举行北伐革命。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有南方兴起,以度卷之势,扫荡着半个中国,使他正在求学的这个北方城市也受着深深的震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种子却在继续发芽、成长。孙犁1926年入校,开始了四年的初中学习生活;1931年升入高中普通科第一部(类似文科),于两年后毕业。在前后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反映着革命迂回进退的那些时代的激流和潜流,是如何改变着他的学习环境,影响着他的选择和思考。
  当革命暂时受挫时,有大批的革命出版物,涌现在这个表面上沉默的城市。孙犁刚入学时,年龄还小,因为想家,第二年从寒假起,还休学一年,于1928年寒假后复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开始了“朦胧的觉醒”①。时至晚年,在谈到那一次休学时,还表示惋惜:“这一年,革命军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不但如此,他还记下了这次革命对农村的影响:“父亲寄家《三民主义》一册,咸与维新之意。”②可见,那次失败了的革命,无论对孙犁还是对孙犁的家庭,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1928年孙犁回到学校,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礼堂内挂上了“总理遗嘱”等标语。孙犁终于比这些表面文章走得更远,渐渐地,他去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和新兴的文学作品了。那时,这类书很多,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还摆在街头出卖,价格也便宜。在一个时期里,孙犁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并用蝇头小楷,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此外,还读了那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和日本学者所著的经济学教程,如布哈林和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的引导,他进一步读了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他觉得,“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①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文学概论》和当时文坛论战的文章,如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后来的《文艺自由论辩》等。我们知道,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论战,主要发生于1928年,那时孙犁刚刚复学,才十五岁。在时代浪潮的催动下,他(还有他的同代人)显得早熟了。至于“文艺自由论辩”,则发生于1932至1983年间,是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左翼作家和胡秋原(自称“自由人”)、苏汶(自称“第三种人”)的论战,那时,孙犁已经升入高中。前后两场论战相距四、五年之久,孙犁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他对这些论战的关注(当时还有其它一些文艺论战,想必他也注意到了)是一贯的。他曾经说过,在当时读了那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除去这些论战文章,他还读了中国和外国人写的一些唯物史观艺术论著。他读得较早的有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直到晚年,他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提到这些书时,还认为“很有价值”②。此外,给他留下了较深印象的,是厨川白村、藏原惟人、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在这些作者中,前三人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后者是一位苏联文学史家,他的这本《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初由沈端先(夏衍)译出,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孙犁认为他的论述很明快,因此读起来很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在北方一个显得那样衰颓的小城里读到它,说明这类革命书籍的传播的确是很快的。
  孙犁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他还是尽量购买和阅读这类书籍。那时,在保定“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前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①
  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那时的中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书”印的选注本。
  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的绝妙好文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①应该说明,他喜欢读这些“绝妙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上述那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了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刊是《文艺》,沈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物,也有《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出版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乡镇),选择着那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①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冲扫得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早熟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关于这层文字因缘,还得提起他当时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
  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②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岁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①孙犁这两篇“少作”,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看来和谢采江先生正好相反,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给学生的讲义,不少是油印的呈文、电稿,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他还让学生各买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国文课时,很少讲解,主要是领读,一边念,一边说:“点!”念过几句,又说“圈!”学生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个不停,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学生背书,期终考试,总是默写。这做法很令学生厌恶,孙犁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他是满可以及格的。不过这样一来,给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良印象,后来孙犁在北平流浪,曾请他谋职,他还悻悻于往事,好像这位学生失业,是因为没有默写古文的缘故。
  其实,中学时代的孙犁,数理成绩虽不见佳,在文科,尤其是国文方面,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才能。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聪明的学生身上只产生了如下效果:背诵了好久,对于一部《韩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记得两句话,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至于为什么只记得这样两句,他自己也觉得是个谜,“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①是的,当时整个国家民族正处在危难时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连续发生,像两颗炸弹,在年轻人的心灵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读书日程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育德中学的南边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东边,隔一条马路,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①。这里说的,就是当时震动了华北的保定二师学潮。对于这次学潮,梁斌的《红旗谱》作了很真实的艺术描写。下面是孙犁的回忆:那年,第二师范的同学们起来革命,发动护校斗争,反动军警包围了这所学校,同学们威武不屈。
  这是当时为广大学生界关心的现实斗争。那时上海左联办的《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福地》的小说,描写二师的同学坚持护校,把校园的草都掘着吃了,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买好大饼,用掷铁饼的劲头,隔着围墙、马路,抛到第二师范的院里。时隔几十年,我对这篇作品的印象还非常清楚……②
  自然是现实的刺激使他对这篇小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尽管他在课堂上诵读着《韩非子》(说实在的,他对这部书还是喜欢的),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古文写文章,在课下,他可是去读《子夜》,并用晓畅的白话文去写论战的文章了。
  他先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子夜》。按照他的说法,“20年代和30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①作为中学生的他,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去写论战文章的。
  他写的是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了,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文章的题目表示着他的思考力已经走向成熟——《〈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如果不是预先说明,谁会猜得出下面的论断竟是出自五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之手呢?——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1931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为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不用再抄下去了,我们不妨说句过分的话:这很像是孩子操着成年人的语言向社会讲演——时代的暴风雨倾注在祖国的土地上,它的确迫使那一代“幼苗”过早地长大、成熟了。这样也好,庶几可以应付环境的挑战。就孙犁的文学道路而言,这篇论战文章,正如前面讲到的那两篇小说一样,最早地显示了孙犁的另一个“源流”——文艺批评的源流。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孙犁是集创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如他自己在提到这篇短文和另一篇短文时所说,“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①值得他自己纪念的是,开明书店寄了二元钱的书券,做为稿酬。他就用这钱向该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他一直珍藏到抗战,才为环境所迫,毁于堂灶。
  顺便交代一笔:孙犁和茅盾并不熟识,但一直读他的书。
  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他读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学生国学丛书”《庄子》,就是茅盾选注(署名沈德鸿)。不久,又读了他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从中看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后来,当《春蚕》、《林家铺子》等在《文学》上发表时,孙犁就读过了。除了创作,茅盾自然也是名重一时的批评大家,他的理论文章,孙犁也很爱读。在文坛上,他们是两代人,虽然几乎不曾见面(孙犁只在解放后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孙犁对于他所景仰的这位前辈作家,却是“神交”已久了。

无花果

  在育德中学操场的西南角,临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在孙犁读高二的时候,他的要好的同班同学张砚方,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校长。这位同学看见孙犁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聘他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并做级任。这件事,成了孙犁正式迈向社会、“战取”人生的一次小小的演习: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①平民学校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时代的风雨同样侵袭着这些求知欲很强的女孩子们。平民学校地处育德一隅,正对着保定第二师范,无论是墙外正在进行的苏维埃红色革命的实验,还是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呼声,都不能使这些女孩子们冷静下来。面对着和他的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们,孙犁的讲课总是力图感应着时代的神经。他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他的有些剧本也发表在《育德月刊》上),给她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反映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每当孙犁走进教室,前排中间座位上的一个学生就喊起行礼的口令来。这是班长王淑,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但很温柔动听。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左腮有个小小的疤陷,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那张面孔的清秀和娇媚。尤其是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她的有些下尖的小小脸盘上,显得特别富有魅力。油黑的短头发从两边分下来,紧贴在双鬓上,使得那张本来就不大的脸,更加白皙、紧凑。嘴也很小,丰厚的下唇,不仅没有给这张脸带来任何不谐调感,倒平添了它的温厚。是的,王淑的性格确实很是温厚,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微微的笑。孙犁很喜欢这个学生:“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①
  事实上,丘比特的金箭已经悄悄地射中了这对青年人的心灵,因此,这种讨论或解答是不会终结的。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严霜就无情地打在他们身上了。
  育德中学的校长,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据说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这位校长道貌岸然,长年身着袍褂,很少和人谈笑。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常常在小小的庭院里散步,而且仅限于自己门前那块地方。1927年以后,在周会上能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此外,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这样一位校长的统辖下,学校难免不有较重的道学气。
  与校长相映成趣的,是西装革履、一脸杀气的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过连长,走起路来,眼睛平直前望,迈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鹤。这样的人,却摆出师道尊严的模样,左规右矩,仿佛连走路都要给学生树立楷模。他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旁,就可以对出入校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那必经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经常来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鹤状——的地方。这样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补起对方的“造化”之缺,由他们共同张起的网,足够对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训育主任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从此,孙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课了,但是,他和他的学生,另有一道训育主任无法掐断的热线。平校和孙犁读书的大楼,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课间,王淑总是拉上一个同学,站在她们教室的台阶上,凝目北视,而这时孙犁也总是凭栏南向: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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