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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随时忘记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体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现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1988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1979年以来，仅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也有人写访问记，美化他的生活环境，说他的住处，高墙大院，西式平房，墙上是名人字画，书橱里是……是什么呢？总之，他的居室好像到处都是宝贝，非凡人所住，是仙境，竟至引出一个青年来信说，要到他家来做“食客”。其实，如前面讲过的，说到这座大院，原先倒是不错，可惜访问者没见着。经过动乱和地震，他看到的只能是断壁颓垣，满地垃圾。孙犁的住屋虽然高大，无奈门窗破败，到处通风，墙壁也有些黝暗。地上不只放着煤球和白菜，屋顶上还有蛛网，至于蚊蝇和老鼠，也在所难免。这明明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天津一个普通大杂院的现实，访问者却故意不看，神乎其神地美化着一个作家的生活环境，孙犁对此很不满意。 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的记录。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閛知人，临事讯稀！焙成交卮鹚担骸笆钦庋阌姓庵缺点。”孙犁很喜欢韩的坦率直言，以为这非常可贵。他想，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率性直言的朋友可靠。因为他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单是在文人中，那种以文艺为趋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也太多了。他说，这实际上已远劣于市道之交了。 韩映山，河北省高阳县人，初中毕业后即回乡生产，坚持业余写作，作品清新、朴素，充满平原和水乡情趣，50年代以来，出版有短篇集《水乡散记》、《作画》、《紫苇集》、《红菱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的诗，也学着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在新包装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书，去其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②。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①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②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③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平静，他给铁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①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由于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①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见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应付这种人。他写过一篇《菜花》②，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①。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喜欢文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玲的回忆，孙犁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所谓“閛知人”，也是相对的为一个作家，他非敏感，很会观察人，通过内心抓个性和特点。如说曾秀苍（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作者）：“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①他说阿凤是：为人谨慎，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与此相符：不着先鞭，不触时忌。甚至对于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地说出他们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动。对于一些现代作家，他也说得非常在理，如说郁达夫：“遇人不淑，离散海外……文人不能见机，取祸于无形。天才不可恃，人誉不可信。千古一辙，而郁氏特显。”“单从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之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之维持矣。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对于周作人。他很讨厌周作人。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②作家所务，在于知人论世，从这方面说，他是不会“閛于知人”的。 方纪晚年身体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苍来到多伦道大院，把一包东西交给孙犁，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方纪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现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时代精明强干、热情奔放的方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6年以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只是在最近两次集会上，孙犁才见到他。他看到方纪走路、签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赶上前去搀扶了他。其实，方纪比他还年轻六岁。 他们过去在冀中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拍案而起。但是，吵归吵，总是不伤道义，不伤感情。所以，吵过后，还是朋友。孙犁的妻子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眼前的兄弟却变成了这般模样。而他对自己的文字事业，又是这样眷念、热心，对从前的朋友，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信任。这一切“讯号”，迅速地在孙犁的头脑里建立起联系，他觉得太理解这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于是，连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态，改变一向疏懒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苍说：“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序，很快写出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种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他向来看重感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感情，随后寄去诗稿，求序。孙犁满口答应了。 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感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而不喜欢对作品的内容，多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些话。对诗本身，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认为“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①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强。随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出，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物发表，会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报，请编辑硬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释和安慰工作。不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出版。孙犁久久地拿着电报，感到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热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感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头，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①那篇序文的最后，是这样几句话：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他忽然明白，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若说“閛知人”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单指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过去写过许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只是海涵，隐忍未发而已。 但是，“知人”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包括伟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错人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行易知难，”大概也包括这项内容。 不过，孙犁的心地里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个错误：美化他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孙犁可能确有“閛知人”的缺点这和作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把话说远了。现在就拉回原来的题目：从1982年6月16日起，他声明不再为别人作序。从此，这个文体——专门谈论别人著述的文体，就在他的笔下消失了。 还有人来试。那也是一位老朋友、老同事，1946年在河间认识的，当过《天津日报》的总编和市委宣传部长。他喜欢文学，现在老了，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昏，他带着稿子来到孙犁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未寄的信，然后慢慢地、郑重地说： “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 他请孙犁作序，孙犁却拒绝了。这很出他意外，脸沉了下来。 孙犁向他解释了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没有得到理解。老朋友拿起书稿，告辞了，从此没再来过。不久，便传出孙犁不近人情的话。孙犁很苦恼：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中国古话说，将心比心。但是，世间人们的心，是有种种不同的，如果谁来把人们相互之间理解的次数和误会的次数做个统计，他大概会失望的。 不过，将心比心还是重要的：比得过，那就通了，就是没有见过面的古人，如柳宗元等等，也可记理解；比不过，都就“堵”了，纵使几十年的老朋友，也会误解，乃至产生隔膜。 这位求序不得的老朋友后来死了，而且死在散步的马路上，有好长时间，都没有人认出他。等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晚了。那是一个深秋，那条马路上树木很多，有许多黄叶，乱纷纷地飘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孙犁得悉他的死讯，惆怅良久。他终归觉得，对这位老友欠了点什么，因此，对于他的故去，倍觉难过。他眼前出现了那条马路，和马路两旁的飘落着黄叶的树木。他突然感到，就连树上的黄叶，也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在桌上铺平了稿纸，开始写悼念这位老友的文章。文章写出来了，题目就叫《黄叶》①。也不必过于寂寞，他们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过小说。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背上稿件转移。 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 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他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 当孙犁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发现前些年的岁月也并非全是虚度，他显然更加坚定了某些看法。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① 他很喜欢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清末缪荃荪辑录的丛书《藕香零拾》之一种）中的一段话，特请曾秀苍书为小幅，张之座右：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按：作者此文写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态的、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 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①他所评论的或涉及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当然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他自己知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但是，这也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从直接感受出发，谈读书感想，决不参考别的评论家定的调子。这样，他谈的纯属文章之道、个人见解，而决非成见。再则，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作家，无论年齿长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感的；他论及的作品，都是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这样，他由于心里高兴，也就随读随记，志以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辞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之感。”①他的诚意和解释，没有挡住有些人散布流言蜚语。这些人说：他写的一些评论文章，是教训别人，是要别人按照他的主张去写作。对此，他置辩说：“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际），上海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文学的旗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30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②这些年来，老作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谁写的（其实，这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然是他写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题，孙犁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胆小，写起来比谁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集》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是基于他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对方摘用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摘录旧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对于自己的作品，孙犁是很爱惜的。1946年7月4日，他给康濯的信①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常不舒服……” 这样的不舒服，建国后他遇到的更多了。 1980年，江苏省铜山县一位中学教师发现徐州师院函授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里的出入甚大，写信问他：究竟哪个版本可靠？“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显然，这位教师把前者看成了他的原作。 于是，他把前者找来一看，不觉吓了一跳。选本所载《荷花淀》，第二段全被删去，这一段是：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下面是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也全被删去：“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此外，还有十余处字、句、段被删，一共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几乎删去千字。 对于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滥删，孙犁斥之为“偷偷摸摸的行为”。他简直琢磨不透这种人的心理：“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①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的《山地回忆》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一位中学老师将这篇小说选做某部门的业余教材，还好，他没有采取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寄来了他的修改清样。孙犁看到，仅第一段文字，他就用各种符号删来改去，勾画得像棋盘上走乱了的棋子。孙犁确实非常不愉快了，他想：“我写的文章，既然如此不通，那你何必又去选它呢？”他几乎一生都在做编辑，但从不大砍大削别人的文章。同样，他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他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退给他，他会更高兴些。一次，他向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投稿，编辑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删去很多，文义都接不上了。读者去信质疑，编辑不假思索地把信转来，请作者答复。孙犁立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这当然是妄传。他实在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动，就盛气凌人或示以不满。倒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贬抑，曾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①实际情况是，做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于体察编辑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如《孙犁文集》的《自序》，在以《文集自叙》为题向《人民日报》投稿时，有一段文字（大约三百余字）概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并涉及时代和社会。发表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文末有所注明）。孙犁以为编辑删得好。“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①在编入文集时，孙犁采用了编辑的改样。 再如《玉华婶》（《乡里旧闻》之一）②，原稿中曾记述：玉华婶老了，儿媳们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此稿投寄《文汇月刊》，登出后，此句被删。孙犁说，乍看此句删得奇怪，细想情有可原：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使人联想起“老干部”，编辑将之删去，虽稍损文义，孙犁还是谅解他们的苦衷的。这就是说，他不只为文章着想，同时也为编辑、为别人着想了。 他已经交稿、还没有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是《无为集》，他在给编辑的信里说：“您在编审过程中，可严格选择一下，宁缺勿滥。无内容之书信，可酌量删除，另有不合时宜的文章、段、句，可删者，亦望不要客气。”③这哪里说得上，他的文章，别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至于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说了。他把修改文章，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多修改文章，要几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欧阳修晚年还在修改文稿、为身后百世读者着想之后，深受感动。他以为以文字为业的人，应该学习这种榜样；但这样认真的人实在极少，所以传世之作也极少。他还认为，欧阳修并非天才作家，但他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执笔为文，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实得于力，非得于才。 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他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对待这两种职业的。 他常以编辑的眼光，发现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例如他说，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杂家。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出及各种具体知识等等，以避免改稿闹出笑话。有一次，他的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错排为“回到北平”，编辑没有看出。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还是敌占区。他幽默地说：如果后人据此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他甚至提出，编辑应该注意标点符号，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也不太讲究标点，一般编辑也容易犯标点错误。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里，有一段话是：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编辑标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一点之差，意思大谬。他常用当编辑的习惯，读出许多人读不出的错误。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开区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南开文艺》的几位编辑的时候，谈了他读书的习惯和方式，同时也寄寓着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期待：……现在一些青年人，一个是读的太少，另一个是读的不太仔细。我看书一般看的比较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错字也不放过。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看书看得快极了。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捎来一本旧小说，叫《续孽海花》。我每天晚上也许看上一回到两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较仔细。它的错字非常多。遇上错字，我就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字。这样，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时，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写字。他常常发现：内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整；反之亦然。他说，字迹潦草，在考场上也是吃亏的。正好，《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的主持人邹明（他也是从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报》文艺版默默耕耘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刚从北京约来舒群的稿子，孙犁即以此为例，向来访者们说：“舒群同志都七、八十岁了，可那个字就像小学五、六年级非常用功的学生，写得清楚，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这样……写字也能代表你是否认真地推敲了，严肃地思考了。” 他指导投稿者很具体，也很近人情：可以先在地方报刊投稿，这样容易选用，得到鼓励。投稿前，要经常阅读一些报刊，看看它的内容、要求。投寄时，最好按邮局规章，寄到编辑部，下面用清楚字体注明姓名、地址，以便联系。发表后，特别是再经人一捧，容易飘飘然，这是人之常情。但需要克制，人的弱点之一，就是经不起荣誉考验，要当心压沉自己。再不行，可以在自己桌上放部《鲁迅全集》，拿它一比，不就显得自己那点儿成绩过于渺小和寒碜了吗？初学写作，最好写自己熟悉的、有亲身体会的事，要学写短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写好后誊清，先请老师和周围的人们看，修改满意之后再投稿。要认真，不存侥幸心理。稿件倘被退回，也不要灰心，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会做得更好。其实，稿件被采用或被退还，都是正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稿件不用，固然有质量问题，但也不一定。这可能有多种情况：有时是不适合刊物当前要求，这叫没赶上时候；有时是编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这叫没遇见伯乐，如果自己有信心，过些时候或另投他处，终归会有出路。 他还告诉投稿者：在学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喜爱的语句。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毛病，否则，一经败露，就会一蹶不振。他举出30年代的穆时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马上走红，拉稿者纷纷登门，他供不应求，从模仿沦为抄袭，经人在《现代》杂志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说抄了日本某作家的《街景》），这颗“明星”再也放不出光来了。 总之，他对青年写作者言传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这样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①，他说：“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②他虽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许多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编刊物的时候，从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以为干这一行，只应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刘绍棠、从维熙等，虽然文坛盛传他们是孙犁的“大弟子”（孙犁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称呼），但至今见面为数寥寥。从维熙最初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孙犁只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在会议室里见了一面。1957年初春，孙犁在北京住院，从维熙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他，结果没能进去。80年代，孙犁重提此事，还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①即使在这些他亲自指点、培养过的后辈作家面前，他也总是那么平易亲切，谦虚谨慎。有一次，他给从维熙写信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②现在，他以同样的热情，继续不断地注视着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学幼芽。其中，最小的一位是寒青，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孙犁和她说话，就像和大人说话一样，但谆谆之意，又是十分地感人。他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③：寒青同学： 收到你2月14日来信，我非常高兴。这并不是因为你在信中赞扬了我，是因为我看到了你对生活，你对父母，你对文学写作的一片赤诚，和你对我的一片天真之心。你的文字，也使我高兴。你才十五岁，有这样通顺，鲜明，能很好的表达情意的文字，证明你是很用功，很懂事的一位小姑娘。 只有严肃纯朴地对待生活，才能严肃纯朴地对待文学艺术。那些把文学艺术看作是荒诞玩闹的化身的人，最终必然导致荒诞玩闹地对待生活。每年都可以看到，不久以前还在玩弄魔术、哗众取宠的人，在文艺舞台上消声敛迹了。 我生活得很好，春节过得也很愉快，请你不要挂念我，好好学习，继续努力。问你父亲好！ 孙犁 2月22日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贯串着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持久不懈的热情。前些年，他已从具体的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许多人都能感到，在他和青年作者的接触中，仍然葆有他当编辑时的那种一贯特色。1983年前后，山东省鱼台县一位青年作家李贯通，常常寄信寄作品给他，向他请教。孙犁的复信，直率而具体，但又充满激情。例如，有他的信里，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话：“寄来信及刊物收到。当即读过你的小说。小说写得很好，很吸引人，我吃过晚饭，一口气就读完了，忘记了抽烟。可见是有它的特点了。”“小说主要是写出人物来，就是写出‘人情’来。故事情节都要服从这一点，不能倒置。你的小说，情节故事还可以单纯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管文物的老人，均可从简。写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道理’，而道理本应从人情中生出，不应从编故事中生出。”①1984年11月14日，李贯通再次致信孙犁，说自己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不少赞誉的信，但终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有些朋友说他缺少“诗外功夫”。并随信寄来一期《萌芽》，上面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深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回信②，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热情洋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爱护，是做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①。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①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②这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说”了。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③：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想问问你，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 “你带了稿子来吗？” “没有。我不想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写。” 孙犁开导她：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很可爱的，那时再写，情形就会不同。 女孩子说她九岁患病，很固执，想不通。今天来，口袋里还装着很多药。 “是中药还是西药？”孙犁显然想使谈话更随便、空气更轻松些。 “什么药也有。”她掏出一包药叫他看。 “九岁……”孙犁在心里计算着一个数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他问。 她说二十七岁，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学教书。 “你应该到保定去，那里空气好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利。”他说着，那个数字也算出来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认保定空气好。她拉着自己搭在浅花棉袄上的驼色长围巾说，在那里，这围巾一个月还很干净，在天津几天就黑了。但她对生活没信心，每天应付许多生活琐事，她受不了。“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可爱。”她说。“那还是因为你有病。”孙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这一点。孙犁继续说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好。你记着我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十四岁时，刚上初中，从一本书上，得到的启示。我一生信奉它，对我有很大好处，我现在把它奉送给你。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这里对你的病很不利，这里的空气污染，噪音刺激，都很严重。你应该到农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 “你叫我去当农民吗？我还没有找到朋友哪！”对方忽然有些不安静了。 “不是。”他赶紧解释，“你可以请假去，碍不着城市户口，也不耽误找对象。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也得过你这种病，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告诉她，这病需要大量新鲜氧气，这个城市人太多、太拥挤，只会加剧她的病。接着，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我在1956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很是严重，我可以说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先到了小汤山疗养院，在那里洗了温泉，吹了由温泉形成的湖泊的风。每天在湖边转，学习屈子的泽畔行吟，我想屈子那时也是有病。然后我到了青岛，我吹海风，洗海水澡……我又到了太湖，坐在湖边的大岩石上，像一个入定的和尚，吹着从浩淼的水面，从芦塘、稻田吹过来的风。……” “我没有你那个条件。”女孩子说。 “是的，你没有我的条件。……你农村有亲戚吧？吹吹农村的风，对你也有利。从幼年，我就生活在农村。那里的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脸都很红润。……”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他。因为出来革命早，农村已无家可归？因为老了，走不动了？好像都不成道理。但他的热心肠没有冷下来，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本市的女作家，并说她们一定可以谈得很好。女孩子很高兴，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好信和信封（并帮助他纠正了一次笔误）。她把信收起来，脸上有了笑意： “希望你老人家保重。你说我还应该写作吗？” “应该，你很聪明懂事，我想你一定写得很好。”女孩子很礼貌地向他告别。 这一天，他的写作虽然受到些干扰，但他觉得做了一件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①他又一次回味着刚才的谈话。 在从战争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孙犁是十分重视读书、并且也是读书很多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相当重视读古书，晚年尤其如此。他把自己的读书过程，大致分为这样四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学以致用阶段；进城以后，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1983年，他在一次答客问时，这样说过：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 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 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① 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欲望，即，只要他还具有生命力，他就具有读书的欲望。我们举个例子：1956年他得了大病，觉得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问津。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医生拿来唐诗宋词，试图恢复他的爱好，他动都不动一下。后来，在小汤山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买书了（他在那里买了《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他从自己的这个行动，得悉自己的生命力已开始恢复。 在晚年，读书之对他，似乎更有一些新的意义。70年代中期，他曾在《潜研堂文集》（清钱大昕作）的“书衣”上写：“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到了80年代，他自觉身体精力逐年衰减，白天事情多，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但晚上关门以后，总是要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如前所说，这些年他喜欢读古书，这些书没有标点，有时读起来很吃力，他又是一个读书认真的人，往往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许多遍。 他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抄书。我们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用这个方法；现在，他也常劝青年人试试这个方法。1980年3月16日，他给铁凝写信说：“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①他还说：“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②对于古书，他的搜求和研读方面之广，仅看他的一些文章题目，也可略知一二。如：《买〈王国维遗书〉记》、《买〈饮冰室文集〉记》、《买〈崔东璧遗书〉记》、《买〈太平广记〉记》、《读〈伊川先生年谱〉记》、《读〈朱熹传〉记》、《读〈宋文鉴〉记》、《读〈旧唐书〉记》、《读〈沈下贤集〉》、《读〈哭庙纪略〉》、《读〈丁酋北闱大狱纪略〉》、《我的二十四史》、《我的书目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别的书且不谈，他买了哪些和为什么要买农桑畜牧花卉方面的书呢？从他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至少买了这些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蚕桑萃编》、《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广群芳谱》、《花镜》、《花经》等等。他自己说：“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③他买这些书，当时也不见得都认真读过，但终究是要读读的。就说他这些农桑方面的书，他读出些什么心得来呢？我们无妨抄出两段看看。 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小达也有四十多岁了，一言不发，默默听着。孙犁忽然感到：大节日的，这样的谈话不好再继续下去，便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读者一定都还记得，本书开头介绍的那个“幼年OE肚印钡孩子。这个孩子究竟能长到多大、长成什么样子，连孩子的父母都未必能说清楚。 现在，他早已阅历了人生的许多阶段，回首往事，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九死余生”——有时为敌人驱赶；有时为自己人驱赶；有时为病魔驱赶；有时是心灰意冷——自我驱赶……总之，他曾多次跌入死神的怀抱，而每一次又都被它推开了。 单说他那身体，这一生也不能说是十分健康的。我们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光有文字可查的，他就多次说到自己的病或健康状况： 1975年4月14日记：“晨起扫除李家冲刷下之煤灰，不断弯腰，直立时忽觉晕眩，脚下绵软。上班后，小路劝到医务室。心脏主动脉第二音亢进，为血管硬化之征。吴大夫给药。”① 1980年8月29日致铁凝信②：“我的病，是严重晕眩，已查过，心脏及血压正常，尚需查脑血流及骨质增生两项，因天热，我尚未去查。现已不大晕，但时有不稳定之感，写作已完全停止……” 1983年8月17日记：“去年秋天，北京来信，要我为一家报纸，写一篇介绍中国农村妇女的文章。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区。采访完毕，下了大雨，汽车不通了。我一打听，那里距离市区，不过三十里，背上书包就走了。过去，每天走上八九十里，对我是平常的事。谁知走了不到二十里，腿就不好使起来，像要跳舞。我以为是饿了，坐在路旁，吃了两口郊区老乡送给我的新玉米面饼子，还是不顶事。勉强走到市区，雇了一辆三轮，才回到了家。”③1986年12月17日致关国栋信①：“弟年老多病，脑血管疾病严重，不能出门，近些年囿于庭院，哪里也没有去过……” 另外，他还多次说到自己好做梦，而且经常是噩梦，“行将已矣”，“大限之期”将要来临，等等。 老年人的话，自然不是说着玩的；但我们看到，就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从1976年12月算起吧），却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出版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么多集子，这本身就证明，他仍是文学园地上的一个强有力的耕耘者。说起来多么有意思：谁会想到，这个至今仍是那么强有力的耕耘者，会是那个“幼年OE肚印钡暮⒆幽兀炕故撬臻档煤茫“世有OE顿倏迹嘤凶呈⒍┩觥！雹谔斓啦徊猓撕跎髟铡古语说：“人之有生，唯精与神；精神不蔽，身体常春。”“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这几条说的，孙犁全占了。再则，他是作家，他的生命，是与写作共存的。对他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剂振奋精神的良药。他说他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获长生。那么，他信什么呢？除了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诗人张志民送给他自己家乡深山出产的两枚野胡桃，他非常喜欢，常拿在手心里把玩）和养养花之外，那就是写作了吧？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①从1976年年底以来，他一直顽强而有效地耕耘着，按产量和收获计算，他应该被评为“壮劳力”。他把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集子定名为《晚华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另一个集子定名为《老荒集》。实际情况呢，他是“无间寒暑，不计阴晴”②，在他耕耘的土地上，逐年都是花掩垄野，老而不荒。但是，人们到底记起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老人了。前些年，在张同志走了以后，他还想找个老伴，当时，住在多伦道大院附近的一位中年同志，常到他那里走动，孙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谈过。他的要求并不高，主要的一点，是理解。也许正是“理解”这两个字太难了吧，事情终于没有成。不过，说到理解，我们还可以提提过去的一个小插曲。那是在老伴去世之后，别人介绍了一个对象，他去见面。女方很隆重，连母亲也来了。 “听说你住的房子，很小，是吧？”那位母亲问。“也很低，”他答，“有个臭虫、蚊子什么的，一伸手就摸着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张走后，他强调理解，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1988年10月，我们在天津开会，很随便地谈起孙犁的生活来。 “这两年，他不再提找对象的事情了。”那位中年同志说。 这就是说，孙犁自己也感觉到，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 何况，这些年来，找他录音、录像的人也一再登门，这也加强了他的某种预感。 本来，他是连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后，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总感到紧张，头也有些摆动。“你乐一乐！”摄影师说。 但他乐不上来（本书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张近照，实在是很难得的），有时是一脸苦笑，使摄影师更为难了：“你这样，我没法给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兴地离开座位，摄影师不高兴地走开了。 有的摄影师能体谅他，不强求他笑，也下摆弄他拿姿势，只拿着机子在一边等，看到他从容的时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记忆中还是照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觉满意的照片，其中，有的还是名家的作品。 他还记得1952年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照相的情形。闭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他虽然不愿在人多的场合照相，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过几个过道，到了现场，凳子已经摆好。他照例往后面跑，忽听有人喊：“理事坐前面！” 我是个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边是田间同志。这时，有几位中央首长，已经说笑着来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为谁也不认识，就低头坐在那里。忽然听到鼓起掌来，毛主席穿着黄色大衣，单独出来，却不奔我们这里，一直缓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转身，正面对我们。人们鼓掌更热烈了。 我也没看清毛主席怎样落座，距离多远。只听田间小声说： “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视的地步。 人们安静下来，能转动的大照相机也摆布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飘起雪花来，相虽然照了，第二天却未能见报，大概没有照好吧。①1952年，他是三十九岁，不用特别夸张，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现在录音的找上门来了，那意义就非同寻常。 来录音的，是北京一个文学团体派出的两个姑娘。这天早晨8点，他们来到了多伦道大院。时值隆冬，外面很冷，朴素的冬装把她们包了个严严实实。进屋后，宽去头巾外衣，孙犁发现，是两个异常美丽的姑娘。霎时间，孙犁感到，青春的光彩使他那空荡、清冷和老旧的房间，平添了许多温暖和活气，甚至连室内光线都提高了一度。 “留下你的声音！”身材较高的那个，把小录音机朝孙犁的桌子上随手一丢，轻声地说。 孙犁本来不喜欢见客，尤其是生客。人传一言不和，他会中止和客人的谈话。此外，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 这句不祥的刺激性的话没有惹恼他。他看见那位俊俏的姑娘已经退回远处的座位，脸上露出诚挚而天真的微笑。显然，她只是认真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并没有考虑“留下”二字意味着什么。 孙犁高兴地把自己的声音留在了那个小盒子里。我们都会记得，他在抗战学院上课，面对几百人，不用扩音器，一喊就是几个小时。他练出了一副好嗓子，他“留下”的声音一定是洪亮的。 较矮的那个姑娘，带着一只照相机，给他照了许多相，然后两人又轮流同他合影。这位姑娘很是文静端庄，她向孙犁合影时，用双手抹抹头发，又平平前襟，青春的风度和魅力，使孙犁至今不忘——不过，这也说明，孙犁毕竟还不算十分衰老的。 1988年秋，他迁出了和平区多伦道大院，搬进了南开区鞍山西道西湖村的新楼。孩子们给他买了新灯、新窗帘，电视也换成了彩色的，较之多伦道的居室陈设，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 “我的现代化建设起步很晚，但进展很快。”他对来道贺乔迁之喜的客人们说。 但他搬家时，除了二十一箱书籍、一箱书画、五箱衣被、五筐瓷器、一筐文具……等等之外，没有忘记带回那一筐破鞋烂袜。这些孩子们要扔掉的东西，他到底还是一一收拾在一起，带回来了。 这到底是新居，四周也都是拔地而起的新建楼群。在这里，他将要进入90年代了。 这本传记结束了，他的下一个里程的人生，正在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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