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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富豪 在公开场合，鲍林算得上是大获全胜了。他迫使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后退了一步，他们再也不敢借用蔑视国会的罪名进行威胁了。托德黔驴技穷诽谤鲍林的图谋似乎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闻媒体大多数人都没有理会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听证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肯尼迪在争夺白宫的竞选中得胜，美国政治即将步入新的方向。对鲍林举行的听证会实际上成了以反共名义对持不同政见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后一次尝试。 鲍林的坚定立场使他成了和平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伟大英雄。在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生的那次冲撞以后两个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纽约组织了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在后来自发地演变为对鲍林的一次表彰会。听说鲍林要到会讲话，一下子就有两千多人挤进了宾馆游艇俱乐部舞厅，还有几百个人挤在附近几个房间里通过扩音机收听他的演说。另外有好几百人经过劝阻才悻悻离去。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位打败了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人。为了支持鲍林敢于在国会抗争的精神，当地有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当鲍林接过这份请愿书时，与会者热烈鼓掌。他们认真地听取了鲍林讲述与小组委员会斗争的亲身经历。鲍林呼吁永远结束战争，恢复人的权利，赢得全场听众的欢呼和喝彩。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净取和平的斗争，”他对听众说，“离不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此开始，鲍林可以偃旗息鼓，马放南山，将这一段经历抛在脑后了。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经受挨人质询的煎熬时刻，面对处心积虑毁谤他名声的卑劣伎俩，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鲍林怒气难消，认为这一切是麦卡锡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不仅没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过去更加精神抖擞。他连续不断地到处游说，频频在电视里抛头露面，攻击托德，口口声声责备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讲道德”，责骂那位参议员是“一个混蛋”。 “据我所知，我们美国只有几千名共产党员，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却有好几百万，”在托德召开的听证会后不久鲍林这样写道。“我实在弄不懂美国人民怎么会受到几千名共产党人的危害。共产党人对我们的人权和自由可能会成为一种危胁，对此我们应当清醒，情况严重时，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压制力量目前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种威胁——他们现在就在剥夺我们的正当权利。”此时，鲍林分出了一部分时间致力于取消这一类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下定决心与这些即将寿终正寝的宿敌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扑过来了。虽然鲍林成功地推迟了上次参议院听证会报告的发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这份报告里列入托德没有宣读的那部分开场白和其他有关的材料——以托德为首的小组委员会还是发表了另外一份单独的报告，其内容涉及到普格瓦什运动，简要介绍了一些运动参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页多的篇幅专门介绍鲍林“明显地倾向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情况……自然与共产党人所持观点保持一致，而这一切都与科学研究活动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后来发表于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开场白声明的全文。随同此文刊登的还有小组委员会的一则新闻公告，其中提到，“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散发（鲍林的）请愿书的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证据主要是鲍林与左派交往的历史。“在我国共产党人展开的和平攻势中，鲍林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动中都充当了科学界领头羊的角色，”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有一系列迹象表明，这一切“并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唯恐鲍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还主动向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学家提供了这份报告的副本。 “造谣……中伤……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为恶劣的诽谤，”威林在读了这份报告以后对鲍林说道。鲍林完全同意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猛烈抨击托德的做法，责问他或者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敢不敢放弃国会议员的辖免权，以便让鲍林控告他们。鲍林在早些时候还曾说过，他可以与托德进行公开的辩论。 鲍林的反应也延伸到了那些跟着托德亦步亦趋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紧跟在小组委员会后摇唇鼓舌的报刊文章，还有那些鲍林认为是诋毁自己人格的谈话声明。“有些报纸成了麦卡锡主义卷土重来的帮凶，”他说。“这些报纸应当停办。”为此，他又单枪匹马地展开了战斗。在下一年里，他和自己的律师们先后提出了五起法律诉讼。他要求华盛顿贝林汉姆的《先驱报》赔偿6万美元，因为该报登载了一些致编辑部的信，对鲍林的爱国主义表示怀疑；要求宾夕法尼亚州约克群反共联盟赔偿10万美元，因为该组织根据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杂志发表了一篇反对鲍林的社论，鲍林要求赔偿叨万美元；纽约《每日新闻》称鲍林是亲共“半公开的美国喉舌”，他又要求赔偿50万美元；他还要求赫斯特报业集团和国王报刊辛迪加赔偿100万美元，因为右翼专栏作家、一直与鲍林作对的老冤家富尔顿·小刘易斯写了一篇攻击他的文章。 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生的纠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顺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悬崖遇险的经历，鲍林的身体日益消瘦。以前，他对一些批评意见通常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如今，无论批评来自右派还是左派，他都变得非常敏感。在参议院听证会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业中的盟友。他辞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起人的头衔，不再搭理创始人诺曼·库辛斯，认为他向托德屈服了。他认真地考虑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学家学报》起诉，要求赔偿100万美元。鲍林曾一度通过爱因斯坦的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帮助过这家杂志，但是，这家杂志却刊登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对核武器积极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将他与特勒混为一谈，认为这两个科学家在解释核试验数据时都心怀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这家杂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花费了好几周时间劝说鲍林取消这次诉讼。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鲍林与这家学报和它的编辑欧仁·罗比诺维奇再也没有多少联系了。由于普格瓦什会议的组织者坚持邀请格拉斯、罗比诺维奇等他不赞成的人与会，他也和会议组织者闹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讨论会已经由超越政治自由公开地表达新思想的讲坛，沦为只会鹦鹉学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线的场所。 促使他敏感性发生改变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爱娃·海伦。在意识形态上，爱娃向来比丈夫更左。她个人认为，那些基于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团体是“反动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那样的新组织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组织都不愿意将反对核试验的活动置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她想，如果你不去变革酝育战争的经济制度，怎么能够消灭战争呢？此时，鲍林在批评美国社会时，用词也就更加尖锐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因素，还得加上国防工业和华盛顿当局之间的肮脏交易。为什么有人对禁止核试验持反对态度呢？“毫无疑问，赚取冷战利润是一重要动机，”他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鲍林的心目中，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身为科学家，从战争和人们的苦难中获取不义之财，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人更加卑鄙的了。他从一家新闻刊物上学到了一个新的用语，并且开始运用到自己的演讲中，就是“学界富豪”。大约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学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国防工业上为自己聚敛财富。在鲍林眼里，这些学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样，卖身求荣，他们的出现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业开始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但是，能够这么居高临下地观察问题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爱娃、罗素和少数几位积极活动的朋友了。看来，在反对核武器的纯洁事业中，谁也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 鲍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举例来说，1960年，理性主义学会将他提名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义者；《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号上，鲍林成了被评为“年度人物”的科学家之——但是，作为和平运动的领导者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位英雄，还不如说他已经成了一门比较自由的大炮，一位受人欢迎的发言人，一个用来抗衡特勒的砝码，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捉摸、爱闹独立、越来越喜欢与人争吵。离左派核心越远就越感到舒服的人。 肯尼迪，奥斯陆，脑冰 美国新总统也没有逃过鲍林锐利的眼睛。长期以来，鲍林一直是斯蒂文森的支持者，而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这位闯劲十足的年轻参议员，他始终保持不温不火的态度。1960年，就有一些人私下议论，要将鲍林推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斯坦福大学生的一次模拟投票中，从3000名自填候选人的选票中，他得了152票），但他认为这是一个玩笑而已。他对支持者说——其中有些人后来提议他参加洛杉矶市参议员或市长的竞选——他不是政客。 为了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日内瓦谈判，肯尼迪至少算是适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他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美国军务控制和裁军局。“我本人高度评价我国新总统实现裁军的愿望，”鲍林在总统竞选后不久写道。肯尼迪也很有气度，他邀请鲍林和166名“有创造性贡献的美国人”参加1961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鲍林因另有约会未能参加，但他还是颇有感触，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姿态，12年了，他一直受到白宫的白眼。他送去了请柬的回复，同时还附上了个人的一张便条：“我很高兴能加入欢迎和祝贺您当选的行列，您是我们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希望。” 他的希望没有落空。1961年，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以总统的身份向苏联人发出挑战：“不要军备竞赛，要和平竞赛。”作为开始，可先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一次充实了美国在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团，派遣阿瑟·迪安为谈判首席代表，要求“作出新的努力并下最大的决心”。 尽管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但鲍林认为仍须向有关方面不断施加压力。肯尼迪在谈论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但他手下的人却还在谈论着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核武器的问题，说是要进一步提醒苏联人，他们在欧洲打地面战争是是无法取胜的。还有报告表明，中国人也在研制原子弹。鲍林认为，核技术这种可能扩散的现象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掌握核武器或者能够生产核武器的手段的国家越多，发生核事故、偷盗核技术或引发疯狂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 鲍林确信，肯尼迪正在有效地促成禁试的谈判，所以，1961年初，鲍林又转向了一个新目标：制止核武器扩散。 鲍林夫妇认定，最好的方法是展开一场新的请愿活动。在若干积极参加活动的朋友帮助下，鲍林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停止用核武器武装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在全面裁军的方向上跨出扎实的一步，增强联合国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他们将其命名为“关于停止核扩散的呼吁书”，并且立即寄发给两千名科学家，这些人曾在他们以前那份请愿书上签过名。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信人名字都是鲍林夫妇在他们厨房间的餐桌上一一填写的。 一个月之内，鲍林从世界各地收到了七百多个签名，其中有3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10名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2月16日，鲍林在联合国将这份请愿书送交给哈马舍尔德。同一天，他们还谨慎地向新闻界散发了一份说明书，详细阐述了这次请愿活动发起的经过以及资金的来源。 随后，鲍林又巧妙地利用联合国代表的广泛性，开始寻求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他请求各国代表通过媒体征求几十万人的签名。签名最后应当在4月中寄到，此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将要在奥斯陆开会，讨论核武装问题。这么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在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纵然是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请愿，鲍林在心里仍没有满足。为了让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决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前夕，在奥斯陆召开一次国际和平大会。这次会议一定要回复到普格瓦什会议的精神，请铁幕两边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参加，向世界表明，军国主义决不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唯一出路。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可以在帕萨迪纳进行，可以请他的那些热心于这一活动的朋友们担任会议的组织者。他在鲍林寓所举行的一次筹备会议的记录中写道：他们希望激起全世界人民发出“抗议的怒吼”。 为大会制订计划，确定与会者名单，为他们安排交通，募集会议的经费，在春季剩下的日子里，鲍林花了大量时间做这些事情。他首先写信给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加纳·贾恩，征得他同意开放诺贝尔学院作为开会的场所。他又说服施韦策、罗素和另外二十名知名人士充当会议的发起人。他将这次会议定名为“研究核武器可能扩散到更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问题的大会”——不过，其他人都将其称为奥斯陆大会。他又开始为大会筹集三万美元的经费。最后，鲍林夫妇还得自己掏腰包为这次会议支付很大一笔费用。 在此期间，鲍林在爱娃为他安排的一次聚会上庆祝了他的周岁生日。那天晚上，他兴奋极了，身边都是老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学生。他们已散布于各地，许多人已经多年不见了。来参加晚会的人中，有一位特别受欢迎，他名叫戴维·哈克，90年代鲍林的学生，后来在蛋白质研究中又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哈克和鲍林各自都经历过辉煌的岁月和消沉的时刻，现在，哈克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的趣闻和轶事，引来了阵阵哄堂大笑声，后来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成了鲍林的名言。哈克问起他当年的导师：“鲍林博士，您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的想法呢？”鲍林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噢，戴维，我的想法很多，其中的坏想法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 鲍林仍然是老样子。尽管他争取和平的活动足以使许多调查委员会忙个不停了，但他仍能找到一些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 他对《大学化学》进行了修订，出了这部教材的新版本。他对朋友说，他打算就分子学的基本知识写一本新书。关于精神医学的研究项目已处于福特基金五年期资助的收尾阶段，但他还拿不出多少值得炫耀的成果。对精神病患者一次又一次进行的尿样分析和血液检验，已经显现出若干令人欣喜的迹象，但还谈不上找到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临床应用于他相信能够医治的苯丙酮尿症。尿和血液的化学成分品种繁多，使用现有技术还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能够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些复杂的体液所含化学成分因人而异，而且差别非常大，因此，要断定哪一种具体的因素直接造成了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难度是很大的。 关于大脑的功能，鲍林曾经提出一种颇为重要的新见解，可惜它与精神医学研究的课题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着他在1952年从一位内科医生的谈话中听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氙气是一种绝妙的麻醉剂。他非常重视，因为根据他本人的经验，氙是自然界中最不活跃的惰性气体。与任何元素都不发生化学反应的元素，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生物学功效呢？ 七年时间过去了，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在浏览一篇关于一种具有长链结构的烷基置换按盐水化物结晶结构的论文时，突然想到水可能就是那种麻醉剂问题的答案。在此之前，他已表明，水分子可以聚集在其他几种元素尺寸相宜的分子周围，形成水化物。这是一种以其分子为核心且是多面体形状的框架，其特性与普通的水有明显的区别。水化物在某些方面的性状与冰晶体相像。如果在大脑中的蛋白质侧链周围形成了稳定的水化物，从而使氮气起到了麻醉剂的作用，那么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P在形成这样一种水的框架结构的过程中，大脑中这种晶体就可能阻碍临近的蛋白质侧链和离子的运动，减小脑电波振荡的振幅，从而导致意识的丧失。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氙气冻结了大脑的活动。 接下来的一年里，鲍林阅读了大量文献，他认识到，自己的理论不但在麻醉领域里是全新的概念，而且也适用于许多诸如氯仿和氧化氮那样的由水化物构成的其他麻醉剂。降低大脑的温度也能产生类似于麻醉剂的作用，这一现象对他的理论是一种有力的支持。鲍林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其结果也许都可能与微晶的形成有关。1960年春天，他开始起草一篇论文——并吩咐他的一位新来的学生设法找到有关的证据。这名学生就是弗朗克·卡奇普尔，以前在施韦策手下的医务主任，他后来跟鲍林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两次会议上，鲍林介绍了初步得到的结果，他的想法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这使他深受鼓舞。一位有名的麻醉师称这些结果“非常巧妙”，“令人着迷”。尽管卡奇普尔尚未找到任何强有力的证据，鲍林还是决定将这些想法在杂志上发表。他的论文题目是“普通麻醉的分子学理论”，刊登在1961年7月号《科学》杂志上。鲍林将其视为十年前关于蛋白质结构研究以来自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为了证明其结果的正确性，他又从自己的实验室中抽调了更多的人力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 低温有利于结晶，对麻醉的要求就可以降低。为了检验这一理论，鲍林手下有一个研究小组使用金鱼作为试验动物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几十条金鱼被置于一只只碗里，碗中滴入一定剂量的麻醉药，并且配备了用于控制温度的仪器。研究人员密切地注视着一只只碗，随时检测温度的情况，议论着每一条金鱼是否真正进入了失去知觉的状态。化学系那些高年资化学家看到这一番景象，一个个摇晃着脑袋，表示不解。 鲍林在其他方面的研究进展都不大。那时，他在紧张地为和平事业而奔波，同时还要应付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然而他还是赶在规定时间之前完成了《化学键的本质》第三版的修订工作。这一版并没有得到评论界的热情欢迎。书中仍未论及马利肯的分子轨道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在当时已为愈来愈多的化学家接受。这一次，评论者开始责备鲍林这种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了，鲍林为此辩解道，分子轨道理论的数学味道太浓，他无法对其作一般性论述——“我一心一意想让这本书通俗易懂些，”他在给一位评论者的信中写道——但是，有好几位记者向他提供了几个应用分子轨道理论的简单实例，说明未必一定要作冗长的计算，鲍林才收回自己的说法，开始谈起准备出第四版时，更多地注重分子轨道的理论。 但是，此时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鲍林作为化学键理论的先驱，现在看来已经落伍了。“在第三版中，他基本上没有——也不想——触及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的课题。这决非一时的疏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他的成见，”他从前的一位学生评论道。“根据我得到的感觉，我想，这也是其他崇拜鲍林的人的感觉，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不过，那年春天的奥斯陆会议又一次振奋起鲍林的精神。来自15个国家，大约有35名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还有25名社会科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4名来自苏联的代表。加纳·贾恩和诺贝尔学院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大会，对鲍林顺利地主持这一次会议表示很赞赏。作为大会的高潮，一致通过了一份简要陈述目标的公开提纲。这份“奥斯陆声明”呼吁现已掌握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向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扩散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实行普遍和全面的裁军，研究如何从军事化经济向非军事化经济过渡的问题。作为会议的结果，在奥斯陆大学的大型奥拉会议厅举行了一次公众的集会，到会听众有五百多人。会上，宣读了这份声明。由于鲍林具有杰出的公关才能，美国的新闻媒体对这次会议作了广泛的报道。“几乎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无缺，”会议闭幕时，鲍林情不自禁地说道：“奥斯陆大会棒极了。”为了祝贺鲍林和这次会议的成功，挪威学生和许多和平人士在奥斯陆街道上进行了一次火炬游行，这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喜事。 四面楚歌 1961年9月，苏联人又开始进行核试验。鲍林从新闻节目中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致电赫鲁晓夫，“以科学的名义”要求苏联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赫鲁晓夫没有听他的话。肯尼迪跟着也发表了自己的公告，宣布美国可能被迫恢复核试验——他说，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会散发出放射性。鲍林向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寄发了许多表示愤慨的电报和信件。指出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以人类的名义劝他们停止核试验。赫鲁晓夫在东拉西扯长达8页的回信中，将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到西方要重新武装德国的决定上。肯尼迪则一声不吭。 在9月到11月之间，苏联人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疯狂的一系列核试验。有一次试验测得的量级高达5800万吨。据鲍林的估计，由此散发出来的放射性可能会造成16万名儿童有先天性缺陷，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来几十代人身上造成400万例流产、死胎和生育的缺陷。“这无异于对千百万人的谋杀，”鲍林对媒介说。“堪与法西斯将犹太人送进煤气室事件相比。” 此时，鲍林计划着对苏联作一次访问。 早在这新一轮核试验进行之前，他就接到了邀请参加罗蒙诺索夫创建俄罗斯科学250周年的庆祝活动。鲍林不想用谢绝邀请的方式抗议苏联人的试验，他认为最好还是借此机会打开交流信息的渠道，向苏联人宣讲和平的重要性。他还要提醒苏联化学家：他的化学键理论是正确的，时机也许不大好，但他始终感到，不断增加理性的讨论，才是处理国际问题的有效途径；不错，1961年是猪湾事件发生的一年，也是建造柏林墙的一年，但是，鲍林要通过自己的访问来表明，在国际关系中，还有比恐吓和威吓更好的办法。他要展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外交。 但是，当他到苏联驻法使馆申请签证时，那里的工作人员未作解释就一口回绝了他。眼看这次访苏的行程有被取消的危险，他只好按预定计划前往南斯拉夫去参加一次学术性会议。会议期间，一位俄国科学家对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巴黎，您到我国使馆说，您是李纳斯·鲍林（鲍林在欧洲时习惯于将自己的名字发成这样的音）。李纳斯·鲍林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创造的化学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任何一个爱国的苏联科学家都不会使用这一种理论。您应当讲，您是莱纳斯·鲍林，莱纳斯·鲍林是苏联的伟大朋友，是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鲍林纠正了对自己名字的发音，因此签证也就到手了。 鲍林于11月下半月抵达莫斯科，正好赶上纪念罗蒙诺索夫的盛大庆祝活动。随后，他在这个国家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一面观光，一面作各种讲演。他先后作了12次学术报告——其中有两次专门讲述他“腐朽的”共振理论有什么优点——并且在有一千名莫斯科人参加的集会上作了关于和平的公开演说。在讲话中，他和爱娃都表示反对恢复核试验。苏联传媒作了大量报道——特别是爱娃，被一些刊物描写成热爱和平的美国妇女的一个榜样——他们两个人在这段时间里都感到非常愉快。他们观看了布尔什维克芭蕾舞演出，走访了一些教会和学校，与和平运动积极分子交谈，并且参加了许多宴会。唯一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再三要求见一见赫鲁晓夫却未能如愿。不过，他们曾与赫鲁晓夫的夫人在一道品茶，并有一次同台讲话。 在美国，经常有人指摘鲍林对苏联太“软”，美国媒体也大量渲染这样的形象。他们无视鲍林曾向赫鲁晓夫提出抗议的事实，对他抗议肯尼迪的类似做法却抓住不放。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与美国舆论的主流相比，鲍林是比较温和的。无庸讳言，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差；他将这两种制度看作为两种政治一经济的形式，有点像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或者像研究化学时采用价一键理论或分子一轨道理论的方法——从表面上看，两种概念有天壤之别，但深入完善下去就殊途同归了。他相信，两种制度最终会看上去很像瑞典式社会主义那样的形态。 尽管他可以严厉批评苏联的政府——公开抨击他们虐待犹太人，镇压匈牙利人的起义，实行斯大林式的清洗，用政治教条限制科学的发展，用死刑惩罚“经济犯罪”，用他的话来说，还有“一个大国采取行动时不讲道德”的许多例子——他还是发现自己喜欢俄罗斯人民，喜欢他们的友好态度和务实精神，喜欢他们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和爱娃听到苏联人解释为什么要进行军备竞赛：有人对他们两人说，美国已经在新武器上领先——第一个造出原子弹，第一个造出氢弹，又第一个造出铀弹——为了国家的生存，苏联只能急起直追了。对此，两人都感慨万分。将美国分析为军备竞赛的首要起因，成了60年代鲍林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鲍林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政策上，还有一个人情常理的因素。“每当我批评苏联政府的时候，”他说，“我总感到自己很不满意美国政府的做法，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这就像对待我自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与对待人家、人家的妻子和孩子相比，我感到对自己家里要求应当更严格才对。所以，我认为，批评美国政府应当比批评苏联政府更严厉才对。”此外，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很难指望利用批评对苏联政府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1月下半月，时断时续的日内瓦禁试谈判又再次开始，不过双方谁也不抱多少乐观的态度。 为了不断地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鲍林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发表演说，甚至有人拒绝他登台演讲，他也毫不气馁。在辛辛那提，由于当地美国军团的抗议，他预定进行的关于科学教育的演讲被取消了。1962年底，加州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学生联合会邀请鲍林讲演，谈论核武器问题，学校当局不让他发表演说，辩称这种演说“在本质上具有政治含义”，“不属于化学家的专业范围”。鲍林吁请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干预，通知他，要是不改变这一决定，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动。压力起了作用：凯尔关照里弗赛德分校校长重新邀请鲍林演讲。 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礼堂里讲话，每次听众只有数百人，而特勒的原子能委员会却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对千百万人发表演说。1962年开始时，公众舆论又开始偏向于恢复试验的主张。肯尼迪在几个月前作出宣布以来，这件事一直拖着，尚未真正付诸行动。鲍林花了七年时间争取达到的目标，看来大有落空的危险。“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爱娃在2月份给和平运动中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天都传来形势倒退的消息。我们绞尽脑汁试图找到新的手段，使用新的语言，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种种迹象表明，事态的发展愈来愈临近最后摊牌让人绝望的局面。” 3月2日，肯尼迪总统宣布，他已下令批准美国在4月下半月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这将是1958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进行的这种试验。对鲍林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曾希望肯尼迪能坚持禁试的立场。 鲍林认为，肯尼迪违背了自己在总统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这件事也是一个证明，左右总统的是他那些军事顾问，是他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而不是什么道德和良心。这是军界一实业界巨头的一次胜利，是学界富豪们的一次胜利，也是民主党内认为肯尼迪应走强硬路线的人的一次胜利。鲍林肩负着国家和平的伟大希望，他立即向白宫发去了一份言辞尖锐激烈的电报——“你是否打算发出一条命令，让你成为历史上最不讲道德的人之一，成为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你是否打算和苏联领导人抢着背起这口最不讲信义道德的黑锅，仅仅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使美国在武器制造技术方面继续增大对苏联的压倒优势？”——随后，他又去公众场合作了许多白热化的演说。“愤怒！可耻！——对我国政府感到愤怒！对我们国家感到可耻！”鲍林对着听众高声吼叫。“在此，我怀着非常羞愧的心情，第一次公开宣布，不是我们的政府，而是苏联人领导着争取和平的事业；……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肯尼迪总统才是最最凶恶的人。”他说，美国第一个研制和爆炸了原子弹，第一个试验氢弹，第一个试验超级核武器。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大的核武库，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器运载系统。以人类的名义，到底有什么必要再试验？ 但是，鲍林此时明显与公众舆论脱节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肯尼迪在核试验问题上的耐心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俄国人在大气中爆炸了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总统仍坚持美国只进行地下核试验；整个冬天原子能委员会一直在叫嚷美国落后了，总统仍拒绝将核试验搬到地面上进行。在宣布4月份恢复大气层试验时，总统指出美国的试验将在高层大气中进行，这样粉尘就可以少吸收一些，从而会减轻放射性尘埃的影响。尽管做了那么多事情，苏联人却仍要拖延日内瓦谈判的进程，也许，美国恢复大气层试验可以让他们的头脑清醒些。 肯尼迪的决定在政治上受到各方面广泛的支持。甚至原子能科学家协会这个历史悠久的反对核武器组织也公开站出来支持。汉斯·贝思就是一例，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也是政府的顾问，以前他一直是大气层试验的坚决反对者。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此时也哑口无言了，仅仅表示了遗憾而没有抗议，这也反映了和平人士普遍持有的看法：为了迫使苏联人更加认真地对待日内瓦谈判，恢复试验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一步。 鲍林孤身一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成了唯一的一个猛烈抨击和公开反对总统决定且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他在苏联停留的一个月，还有那封给肯尼迪发去的火药味很浓的电报，使他成为背景各不相同的专栏作家和读者群起攻击的目标——“我建议，你最好先充实一下你在化学方面的知识，而不要去对总统的决定指手画脚了。”“你应当跪下来，爬到莫斯科去吧。”这是寄到他办公室的信件中使用的典型的语句——当然，偶而也有一两封信支持他。 但是，鲍林挺得住。在3月和4月这一段时间里，他单枪匹马地向当局发动了愈来愈激烈的进攻。鲍林和爱娃在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的安排下，马不停蹄地出访和演说。开汽车，乘火车，搭飞机，几乎跑遍了全国，排得满满的日程使他们精疲力竭了。他们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试图在基层发动一次运动，让肯尼迪重新考虑那一个决定。但是，响应者寥寥。鲍林和森特一哲尔吉还曾游说过国家科学院，希望他们采取反对重新试验的立场，也没有成功。 还是肯尼迪作出了反应，他邀请鲍林夫妇作为客人参加一天晚上举行的宴会。这次宴会是专门为全国最优秀也是最有创造性贡献的知识界人士举办的。预定日期是4月四日——也就是美国计划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后的几天——这将是肯尼迪宴请规模最大的一次，总共有157位客人，其中有49名诺贝尔奖得主，7名普利策奖获得者，还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家、演员、大学校长、社会名流和媒介巨子。这位年轻的总统和他的夫人，不但邀请了如奥本海默和鲍林那样出了名的左翼分子，而且决定将许多政治家——罗伯特·肯尼迪。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几名白宫工作人员则是例外——排除在外，这在华盛顿着实使人们吃了一惊！鲍林夫妇急于利用首次应邀进入白宫的机会，因此愉快地接受了总统的邀请。 他们的确利用了这一机会。赴宴前一天，鲍林和三千名纠察队员一起，参加了由妇女争取和平罢工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活动。他们绕着白宫转了好几个圈子。一位记者拍下了现场的一张照片，并通过传真将照片从纽约发送到洛杉矶，在报纸上登了出来。照片上，鲍林身着衬衫，未穿外衣，脸上浮现着他那种商标式笑容，手中高举着一位游行妇女交给他的一块木牌，上书：“肯尼迪先生，麦克米伦先生，我们无权试验。”他以后将会明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乃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选择。 第二天上午，他又到白宫附近参加示威的活动，然后回到下榻的旅馆，休息了片刻，换上了参加晚宴的礼服，又返回白宫赴宴。 如果说，在肯尼迪时期的白宫曾经发生过可以称得上是“肯尼迪王朝”的神话，那就是那天这个光彩夺目的夜晚了。 鲍林夫妇是在迎宾线首先看到肯尼迪夫妇的。“非常高兴能见到您，”肯尼迪对鲍林打招呼，一面微笑，一面打趣地说，“我知道您在白宫周围打转已有两天时间了。”鲍林咧着嘴笑了，回答道：是的。此时，肯尼迪又潇洒地补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人握了握手。鲍林又弯身托起肯尼迪夫人的手向她致意。后者身穿露肩薄毛呢长裙，手上戴着长长的白色手套，给在场的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鲍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不无幽默地问道：“鲍林博士，举着一块标语牌在白宫前面来回奔跑，您认为合适吗？”在迎宾线的这一端，谈笑声戛然而止；鲍林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她又加了一句，“卡罗琳看见了您，她问我：‘妈妈，爸爸近来到底干了什么啦？’”在场每一个人都大笑起来。 鲍林几乎认识在场的每一位客人，许多人还是他的朋友。客人一个个被迎进了国宴厅。佳肴满台，供客人随意取用，美酒盈筋，让来宾开怀畅饮。根据安排，夫妇一般都分开就座，以保证大家都能无拘无束地交谈聊天。不知是故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爱娃正好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利比旁边落座——在宴会上，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有意避开放射性尘埃这一话题——鲍林则坐在米子·纽豪斯的旁边，她是圣路易斯《全球—民主党人报》业主的夫人。那时，鲍林正在和该报打官司，要求赔偿。一位饶舌多嘴的专栏作者第二天写道：“鲍林对纽豪斯夫人的漂亮装束赞不绝口，特别还夸奖了她的首饰。他察看了她的项链，然后转向鲍林夫人说，‘亲爱的，我一定要为你买一根这样的项链——等我赢了这场一百万美元的官司我就马上去买。’”鲍林坚持说，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宴会快要结束，肯尼迪起身祝酒。他说，有一位记者将这次宴会称为“总统的复活节学者宴”，满场一片笑声。随后，他接下去说，“我不赞成这一叫法，我将此看作是我进入白宫之后在这里举行的最尊贵也是最重要的国宴。我还认为，许许多多年以后……我们都会记住，一批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精英在白宫济济一堂，举行了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集会——也许，只有杰弗逊①曾经孤身只影在此用餐的情景可以与这次集会媲美。 ①杰弗逊（Thomas Jo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909），《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党创建者。 宴会结束，客人们前往东厅诵读海明威的作品。大家穿行在大厅走廓上，空军管弦乐队演奏着宴会音乐。爱娃问肯尼迪夫人能不能跳舞，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但《科学美国人》杂志出版人吉拉德·皮埃尔的夫人埃莉娜·皮埃尔已经挽起了鲍林的手臂，开始和他在大理石地面的大厅里跳起了华尔兹舞。又有好几对舞伴加入了临时性舞会的行列。《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将这个场面拍摄了下来。精英的聚会，美好的场景，优雅的氛围，隔阂的消除——这一切，发生在肯尼迪入主的白宫，发生在灯光辉映的夜幕下。 在宴会上，鲍林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白天，在白宫外游行和示威，同一天晚上，又在白宫里品尝美酒和佳肴，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鲍林在给施韦策的信中这样说。“我想，大概美国的每一家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而且几乎都持赞许的态度。” 说他受到人们的注意，没有错；但他对性质所作的估计，无根据。许多评论者认为，像鲍林那样，刚刚还在强烈抗议总统的政策，转眼之间又在与总统祝酒交杯，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专栏作者将鲍林的行为称之为“疯子的行动”。 甚至鲍林在白宫外手持标语牌一事也招来了误解。遗传学家马勒曾经表明，Ｘ射线会诱发更多的遗传变异，他也因这一成果获得了谱贝尔奖。这一研究结果，为鲍林的论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论据，也即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具有有害的影响。马勒先前也是禁止核试的支持者，但在最近加入了贝思和另外许多人的行列，不无遗憾地认为有必要恢复核试验。5月和6月，马勒在好几家杂志上公开发表自己赞成试验的意见。他对读者说，放射性虽然是危险的，但要是美国不显示自己的强硬，那么与苏联开战的危险就要大得多。马勒自喻是一个温和派，他曾批评特勒低估了放射性尘埃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批评鲍林主张美国单方面禁止核试验。“美国非常幸运，”他写道，“肯尼迪总统既不倾向于特勒，也不倒向鲍林的一边。” 鲍林被激怒了。他写信给马勒，指出他从未主张美国要采取单方面行动，他一直推动各方签订一项国际性条约。他要求对方致歉。马勒回答说，他是根据他看到的一张传真照片来断定鲍林的立场的，在这张照片上，鲍林手持的标语牌上称，只有西方领导人才无权进行核试验。两个人在私下里又交换了一系列信件，双方又都给发表马勒文章的那家杂志编辑写了许多话。一直到最后，马勒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我认为再这样公开地争下去，将是非常愚蠢的，”随后他就公开道了歉。 鲍林澄清了事实的真相，但他也再次付出了代价。马勒是美国最受尊重的遗传学家；他的认真踏实的工作曾向整整一代追随者表明，放射性会造成变异。在鲍林反对核试验的斗争中，遗传学家一直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支持者。鲍林与马勒这位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遗传学家进行公开的辩论——尽管论题是政治而不是科学——毕竟有损于遗传学家对鲍林的支持，并且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即认为鲍林是一个从来不肯让步的好斗者。 在同行中威信的下降，当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鲍林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不但没有降低一点自己的调门，相反，他又帮助发起了另一场诉讼，同时控告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继续进行核试验。他还开始筹建一个协调世界和平运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共产党内外两方面的活动人士。他显示了向公众舆论低头的姿态，注意到在激烈的程度上，对苏联的批评至少不亚于对美国的批评。 但是，他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没有成效。1962年底，美国再次在大气层里进行了试验；根据鲍林的计算，在一年里，放射性污染的程度会增加一倍；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执行的边缘政策曾经冒过核战争的风险；鲍林最近对国防部提出的控告被法庭驳回；他还和另外一些和平运动的人士发生过龈龋；他要求赔偿的几个案子都没有结果；他为和平与结束核试验所做的工作受到某些人的排斥、忽视甚至是嘲弄。 这一切，毛病究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分子钟 鲍林对放射性的遗传学影响进行了研究，使他对遗传变异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勒声称，产生一点额外的变异，也许对进化是有益的，这就更让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多数变异现象当然是有害的——这是他反对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的出发点——但是，生命体在长时间里发生变化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变异现象的确是垫脚石。具有消极作用的变异，积累起来怎么就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化呢？鲍林思考着这一个问题。许多低级生命形式，如细菌，能靠简单的食物来维持生命，能用明胶那样最简单的食物源合成它们所需的一切。但是，人体却丧失了制造体内所需一切营养成分的能力，人需要有一种平衡的食谱来提供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这些成分是身体无法合成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人类进化的轨道上，发生了变异，合成有关物质所需要的酶也发生了变化。要是人类没有别的途径获得这类必需的营养，人就有死亡的危险。但只要在其他食物中能找到这些营养成分，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发生这一种情况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由于不再需要合成某些物质，节约下来的能量就可以用于其他新陈代谢的活动，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生命体。粗看起来像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失去了制造维生素的能力——但最后结果却是发生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化。 于是，进化可以看作为一种分子学过程。鲍林安排来自法国的博士后研究者埃米·祖凯康德尔对这一问题展开实际的研究。受试分子取自鲍林原先喜欢采用的血红蛋白。祖凯康德尔前往圣地亚哥，先是从大猩猩、黑猩猩和猕猴身上，后来又从马、牛、猫、猪和鱼身上，采集血标本。之所以这样做，其思路倒不在于识别物种是怎样进化的，而在于比较不同动物血红蛋白分子的大小和结构，从而找出其进化的规律。 1962年，鲍林和祖凯康德尔发表了他们从这一研究中得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血红蛋白可以用作为一种生物钟。举例来说，通过对马的血红蛋白所作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与人体血红蛋白的差别是在其四根链的每一链上，大约有18个氨基酸替代物。将这一结果与古生物学家的知识相比较，就可以知道人类和马纲动物大概是何时开始分野的，从中还可以算出，平均每隔14.5百万年就会发生一次进化上有效的差异。以此为标准，比较其他动物血红蛋白的数据，鲍林和祖凯康德尔估计，人和大猩猩——两者的血红蛋白很相似——是在11百万年以前分手的，这要比大多数学者原先设想的分手时间晚了几百万年。当然，鲍林也承认，重大的变异不一定是以稳定的速度发生的，很可能有成批变异现象发生的情况，但他得出结论认为，“通过具体测定血红蛋白分子和其他分子中氨基酸排列的顺序，有可能获得有关进化过程的更多信息，从而有助于揭示物种的起源。” 鲍林和祖凯康德尔关于分子进化的基本思想，还有他们利用生物分子来研究历史进程的做法——这些内容现已变成自成一体的研究分支，不过，现在选用分子的时候，已用DNA代替了血红蛋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正如鲍林从前的学生、核酸专家里奇所说，“他一下子将古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统一起来了。” 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鲍林还曾被推到优生学争议的前沿。由于他和祖凯康德尔提出了分子进化的概念，而鲍林研究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遗传性疾病已有很长的历史，鲍林自然就想到如何从全世界人口中消除有害基因的问题。从1959年到1962年，他在许多讲话和好几篇论文中，一再强调应当杜绝先天性异常的因素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现象。此时，他和祖凯康德尔虽然反对直接优生的做法，不主张利用精子库生育父代不明的孩子，但是他们赞成采用另一种手段。 “人类的素质在下降，”有一次他对听众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干一点名堂。”这里所谓的“名堂”，是指对不良基因的载体进行识别和控制的工作。“在我们看来，从人类的遗传过程中消除那些明显会导致病态或带来巨大痛苦的基因，人们在法律上是不会反对这一设想的，”他和祖凯康德尔写道。比方说，两位同是镰状细胞的携带者就不宜结为夫妇；如果只有一方是携带者，那也应当少生育。这也适用于苯丙酮尿症患者和分子型病患者。他们写道，“在婚姻问题上莽撞和冒险，再加上盲目和无知”，容易导致人类基因库的污染，因此是不能容许的。鲍林说，要是靠自觉解决不了问题，也许就须制订和实施相应的法规了。 优生学受到青睐，这就提醒了我们，要是真的让科学家来管理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情况。不过，对鲍林来说，这还是问题的一个非常次要的方面，他更大的兴趣是要用分子来探寻进化的踪迹。 在鲍林看来，“分子钟”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对他讲了四十年的一个论点的证明：凡事都是从分子结构演变而来的。化学，医学，进化，还有大脑的功能，都是与分子结构有关的问题。“当人被痛苦地逐出天堂时，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善和恶的分野，这也是一种分子型疾病，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进化，”他说。为了解释生命的起源，根本就没有理由求助于迷信，求助于什么“生命力”，或者求助于宗教的信条。“生命”，他在1962年写道，“就是分子之间的联系。” 对办公场地的争斗 鲍林在分子层次上探索的那些问题，斯威夫特一点兴趣也没有。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和化学工程系主任，斯威夫特关心的是，鲍林很少在系里上课，行政事务又不管，实验室里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他永远在世界上另一个地方，在核试验问题上惹是生非，向总统拍发一些火药味实足的电报。斯威夫特经常巡视各大楼，探头看一下鲍林的几间研究室，看到的景象使他直皱眉：一些医生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管管尿样和大猩猩的血，生化研究人员则忙着向金鱼身上注射麻醉药， 在斯威夫特的指导下，化学系正在发生着变化，鲍林手下的人就有点不适应，“他们中有些人，”斯威夫特明确地说，“不用说水平不高，而且他们研究的课题就不大合我们的胃口。”科里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舒梅克和其他几位鲍林早些时候的助手也不错。“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斯威夫特说，“特别是那些偏向于进行医学和生化研究的人，就很成问题了。” 斯威夫特新近雇用了许多正统的化学家，然而办公室不够。最有可能扩大办公场地的目标就是鲍林的教学实验室——再说，其中有几个地方似乎有一半空关着未利用——系里多数人认为，其中有些房间可以提供给那些成果较多的研究人员。但是，斯威夫特不想去顶撞鲍林。至于怎样才有利于化学系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毕竟在鲍林手下干了那么长时间，亲眼看到过他取得了那么多成果，因此实在不忍心在自己的事业快要结束的时候，再去剥夺鲍林使用实验设施的权利。“（斯威夫特）在这件事情上情绪很低落，不愿再刺激鲍林，”杜布里奇回忆道。1963年初，斯威夫特退休了，这个问题也就留给了下一任系主任。 杰克·罗伯茨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有机化学家，他接任了系主任之职。相对来说，他比较年轻。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他对鲍林的政治活动都不大关心，他向来就喜欢独立思考。新官上任，总得放几把火，向校长和董事会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既然斯威夫特和杜布里奇都认为需要更多办公的场地，他就有责任解决这一个问题。作为系主任，罗伯茨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要找到鲍林，向他解释系里的需要。他记得，当时鲍林尽管对这次谈话感到不高兴，但他还是很有礼貌地同意缩减自己办公的场所。 鲍林对此事的回忆则更为详细。他说，罗伯茨对他讲，“这些搞医学的人在这里不合适，”要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让那些精神病研究的项目下马，并坚持要他让出实验室面积的一半。鲍林不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雇那些研究者，作为缓兵之计，提议让出自己办公的场地，分阶段淘汰从事麻醉剂项目的研究人员。这一争议被提到化学系系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办法，鲍林放弃了较小数量的办公用房。 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它表明鲍林与自己所在的系科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怎样的地步。“鲍林谈及此事时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杜布里奇回忆说。“他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竟然要他让出科学研究的场地。” 此时，加州理工学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相继冒出了一批新星，都是物理学家，如费因曼①、默里·盖尔—曼等。相形之下，化学系则在走下坡路。鲍林时代的红人已一个个离去；其中最大的损失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宏伟计划的共同制订者比德尔在1961年到芝加哥大学当校长去了——比德尔后来说，他作出这个决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对待鲍林大不公正了。由于德尔布吕克仍在职，生物系仍然与鲍林的研究工作比较接近，也比较看重，但学校其他部门的人似乎都已忘记鲍林曾经为学校做过的工作。尽管如此，鲍林对学校内部实行的方针和作出的决定仍闭口不语。他让出了亲自负责建造起来的实验室里自己所管辖的那部分场地，但在公开的场合，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学校的话。 ①费因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国物理学家，因修正旧量子电动力学不准确的内容，与人共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私下里，他已经认定，是应当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了。这倒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打算；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杜布里奇撤去他化学系主任之职的时候。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在谋划着此事。1960年，他曾考虑过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办一所私立的西海岸学院，甚至到蒙特里附近一个地方察看过校址，但在了解到所需费用之后，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第二年初，他曾探索过有没有可能到斯坦福大学设在太平洋格罗夫的霍布金斯海岸站工作。后来，1961年秋天，他又认真考虑过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担任药物系讲师的事。由于他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和平运动，这一切就都搁置在一边了。 但在侵占他的实验室事件发生后，他开始认真起来了。他给当时已经担任斯洛恩基金会会长之职的韦弗写信，询问有无可能提供资助支付他五年工资，好让他重新作安排。（对方回答不可能。）他又与复印机发明人切斯特商量，希望他提供私人援助。此人曾经资助他召开奥斯陆会议。鲍林希望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在1963年夏天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独立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 想到要离开这一个自己度过了全部学术生涯的地方，考虑着向四十多年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诀别，他难过的心清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认识到，这已成了他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此时，从禁试战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美国和苏联都从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清醒过来，开始进行认真的对话。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将停止大气层试验，作为支持正在进行的日内瓦会谈的一种表示。几个星期以后，赫鲁晓夫发出了回答的信号，宣布苏联已经同意部分禁试的建议，从而绕开了棘手的地下核试验核查问题，因为地下核试验不在禁试之列。 1963年夏天，突然间，事事都一帆风顺。由于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苏联人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双方都想要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但是又希望不要散发出放射性尘埃。 8月5日，经过5年的谈判，美国和苏联签订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海底进行一切核试验的条约。正如肯尼迪所说，这一冷战时期第一项重要的限制武器的条约，是“一线黎明的曙光”，它标志着核试验放射性尘埃时代的结束，预示着谈判将有美好的前景。9月2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条约；10月7日，总统正式在条约上签字。 人人都举手赞成——其罕鲍林也没有例外，尽管有一些保留。“我们很高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禁止核试验条约，”鲍林在给施韦策的信中说。尽管不完美——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就是允许继续进行军备的竞赛——但它的确结束了释放出更多放射性尘埃的风险。它不会终止战争，但这是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0月初，鲍林夫妇在访问南美洲一段长时间以后回到国内：他们在那里就像外国外交官那样受到好几个国家总统的欢迎。弗吉尼亚州和平和人权运动人士克利福德·杜厄和弗吉尼姬·杜厄到加利福尼亚访问并作学术报告，鲍林邀请他们两位到他家大苏尔的鹿寓牧场作短期访问。在那所小屋里，四个人围坐在炉前那张做工粗糙的桌子边，举杯庆贺10月10日那一天，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生效了。 第二天清晨，正当他们在用早餐时，听到了一阵令人吃惊的敲门声。牧场上很少有人来造访，况且又是一大清早的时候。来人是萨尔曼小河护林站的护林员，说是鲍林的女儿打来了电话——此时牧场仍未装电话——请他让鲍林回电。鲍林心想，事情必定很紧急，因此打算马上就跟他走，回来以后再吃早饭。然而护林员要他放心，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鲍林夫妇和杜厄夫妇用餐后，鲍林和爱娃爬上了一英里长的山坡，又沿着小路向护林站走去。 他们与琳达接通了电话。琳达问：“爸爸，你听到消息了吗？” “没有，”鲍林回答道，“什么消息？” 在电话线的另一端，琳达拉高了声音。“你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了！” 鲍林手执话筒，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把话筒递给了妻子。 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话要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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