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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夏奈尔小姐在1939年9月战争开始时关闭了她的公司。有人私下说她隐退了，她被斯基亚帕雷利弄得无声无息了。“我停止了工作，因为公司里的人不是家里走了丈夫、父亲，就是哥哥、弟弟。几小时时间公司就空无一人了。” 她只雇用妇女。 “怎么能相信还会有人来买服装？我对我自己说：把东西整理好留下，去做别的事吧。但是我错了。整个战争期间，卖服装的大有人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于是我认定，不管发生什么，我还是要做服装。” 头天晚上，也就是说一分钟前，她还说过她的成功得益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去世时，人们在悼词中看到，直到1939年科科还没有理解1936年的社会法令，即著名的马提翁协定。但她在米米赞为女工们造了一座度假休 她的外甥帕拉斯曾经参过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科科谈到他时比谈到她的“外甥女们”的次数更多。科科在她的妹妹朱莉妮一日尔特去世时就领养了他，当时科科和卡佩尔生活在一起。由英国耶稣会救上扶养长大的博伊·卡佩尔建议科科把他送去耶稣会。中学生的制服，平绞车运动上衣给科科打开了思路。 她说帕拉斯在英国当军官，但他希望到法国来服役。他像士兵一样打着滑稽的仗。他说，只有对不打仗的人来说战争才是滑稽可笑的。他知道这场战争是要失败的。德国人打来时，他作为工程兵被派往第一线。 她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一场战斗。德国人双膝并拢，两人一排地坐在装甲车里。说话时她自己也把膝盖并得拢拢的，把裙子的一面垫在臀下，一面盖住膝头，坐得笔挺。 “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儿” 战斗结束后，她的外甥和工程兵们回来了，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她的外甥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俘虏，是她把他解救出来的（怎样解救的，请看以后章节）。 正当我开始认识她的时候，报纸对一对孪生婴儿的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生在诺尔的一家医院里，其中一个出生时就被人调换了。这个问题后来被人发现了，那个领走孪生婴儿的假母亲不愿把孩子交出来，并且拒绝领回自己的孩子。 听了这个故事后，科科高声叫了起来，她说：“我来领养他。”（她接着又说）“我会把他送到瑞士最好的学校读书的。”她还明确地说：“条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一切使她给人以一个奇怪的印象：她是不是良心特别好？下面是她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逃难时期的一些回忆： “我没有由于德国人的原因而离开巴黎。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我遵纪守法，连店也关了。” 她想表明她没有对普遍的恐慌屈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她后来还是离开了巴黎？她不想听到这个问题。她的“机械师”参了军，只好在最后时刻另外雇了一名司机。司机拒绝开她的那辆罗尔斯汽车，把她带到了自己的车上。逃难的人流裹胁着她到了波城，他在那里遇到博伊，并被他迷住了（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语）。她自己对这一时期是怎么回忆的？她能记起的只是无法摆脱的无聊。停战？贝当？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军事大溃败？所有这些，她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她常去理发店打发时间，她就是在理发店里遇到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的。玛丽一路易丝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妇女，她生性活泼，有点滑稽，常常举办沙龙接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髦人物。法国解放后，她成了美国一法国赶时髦的人的中心和正在形成的阔佬们的领头人。当时她是《哈泼市场》在巴黎的代理人。科科要她把她带回巴黎。玛丽一路易丝还带了一名女博士（名字我记不起了）。一位朋友为她搞到了一桶汽油。 ——汽油味太重了，她说。 第一站是维希。晚餐在花园旅馆。什么时候？停战后几个星期。将军曾在这家旅馆用过餐，赖伐尔也是。起初，他们都在公共食堂吃饭，桌子上杯盆狼藉。科科说了些令人沮丧的细节： “所有的人都喝着番棋，放声大笑。一些女士戴着这么大的帽子。我说；瞧，这里的气氛真热烈。一位先生回过头来盯着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夫人？我回答说，我要说的是这里的人都很快乐，太舒服了。他的妻子劝他别吱声了。” 很难用极少的文字把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重现出来。她们在哪里过的夜？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睡在一张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科科睡在20点后当班的流动警卫的床上。 “一位先生提供我一张床，条件是我和他同睡。这个旅馆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服了老板，于是被安排在一个屋顶室里。我睡在那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不时地起来，到厕所里去喘喘气” 在维希有一封信等着她。这封信使她对离开已有一段时间的巴黎隐隐地有了一些了解。邮局还在运转。 “我惊奇地获悉德国人没有占领我在里兹饭店的房间，他们甚至连放在门口用大字写着我的名字的箱子也没有打开。一位将军看到了这些箱子，他说：制造服装和香水的夏奈尔小姐她可以留下来。德国人并不都是流氓。乔治和热夫·凯塞尔有时和我疏远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不在那里．但他们却愿意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我没有看见过德国人、看看莫里斯·萨克斯是怎么写的吧。他说他有几位德国朋友，他想以他的名义上演一出戏。人们对他说，不行，不能用这个名字，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后来他去了德国，因为他自己要去。在汉堡，他遇到了可怕的事。他因为告发了所有的人而被一些法国人暗杀了。我对热夫和乔治说了，他们认为事情还要微妙得多。” 夏奈尔小姐对被占领时期的黑暗年代谈得很少。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也不能为她增添光彩。‘战争与她无关，奇妙的自我主义比马奇诺防线保卫法国还要好地保护了她。在这方面，她和萨夏·吉特里见解相同。萨夏说： “我看到的德国人不如看着我的德国人多。” 科科说：“战争总是会有的，因为发明了那么多的药品，人都快死不了了。” 在维希，她靠了一位省长，把油箱装得满满的。在回巴黎的路上，“机械师”驾车，同行的还是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和那位女博士。路上她们曾经被拦下，让坐着牛车重返家园的比利时难民通过。 “我们拿出床垫在树林里睡觉。” 她们还带着床垫？…… 科科说，如果不是天好的话，人们也就只得呆在家里无法逃难了。我饿极了，清新的空气使我胃口大开，但是我们只有糖果和果酱。玛丽一路易丝看见有人在火上煮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请我们共享他们的食物。我要“机械师”走小路，但到处都找不到食物，什么也没有。在波旁一阿尔尚博海水浴疗养地我们又碰了壁：旅馆老板抱歉地说：整个季节房间全被预订了，但是没有人来住。总而言之，预订房间的人都没有来。我们找到了三间带浴室的房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想看看周围环境，没有立即进房间。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爬在墙上，心想他肯定会掉下来的。他真的失去了平衡，跌了下来，头先着地。我立刻奔了过去，我对大家说，先别扶他起来，看看有没有骨折。小孩哭了，她的母亲也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小孩看见钞票后就不哭了，说起来真令人难过。他把钱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今天晚上有得吃了。这位母亲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怀着孕。她让我看了她的钱包，里面只有5法郎。她靠别人的施舍活命，而别人却不愿给她钱。真是太惨了。我回到了旅馆，玛丽一路易丝问我去了哪里，她说： ——和你在一起就总会遇到任事，你又去做了些什么？ ——亲爱的，一个小男孩从墙上跌了下来，我给了他100法郎，他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我们谈着许多事……不可能全记住，不是吗？当时的情况很特殊。 难道她看出我对她的这段回忆是有保留的？她是否意识到这件事太没有意义了？给一个受了伤、饥饿的小男孩100法郎，这就是她为使国家免遭灾难作出的贡献，并且感觉良好！她还记得在波旁一阿尔尚博的海水浴，多么幸福啊！ 水是黑色的，我们好几次提着鞋在地里走，我的长统袜弄破了。晚饭时我们吃了色拉和港心蛋。老板娘问我是不是真是夏奈尔小姐。我做过许多生意：首饰、香水等等，开始成了一个知名人物。这位夫人对我说，她的父母是织布工，他们会以认识我为荣。我们去看了他们，他们请我们喝了苗香酒，还抚摸了我的手。老太太拿出一张上面登着我照片的旧报纸，低声说，您真是夏奈尔小姐？她们显然是在另一个世界上。那么德国人呢？ 他们给我们汽油。布告牌上写着：法国汽油，取用自便。 她回到了巴黎。还没有到大门，里兹饭店的一位经理就看到她了，做着手势示意她不要再靠前了。 我看到了哨兵。我对经理做着手势，示意他，既然我不能过来，那么您就过来吧。他说我应该先去司令部。我很脏吗？应该换一身衣服。我的女佣人在上面吗？她还没有回来。我对经理说，您先去一下司令部，对他们说夏奈尔小姐来了。我呢，等我换了干净衣服再去。我知道对人有什么要求时，最好衣着整洁。 她凭什么如此地自信？在一次三个人吃饭的时候，我记下了科科和塞尔日·利法尔的谈话。 ——我，利法尔说，由于工作的缘故（他是歌剧院的芭蕾舞大师）看到过许多德国人，从戈林到戈培尔，所有的人都见过。而科科，她呢，什么人也没见过，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德国人，因为她从不出门。 ——我觉得出门是不礼貌的，科科说。 ——她真了不起，利法尔说，真有胆量！一天她被盖世太保叫了去，我陪着她。 这位舞蹈家低下了头，好像听到子弹在他耳边呼啸。 ——她把知道的东西都讲了出来，我竭力想让她住口：听着，科科，该往回了，这里不是幼儿园。利法尔接着说，如果她去的是戴高乐将军那里，她也一样会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的。 ——他也许会要我在这几天里去看他，科科说，他知道在美国时我叫他阿飞将军。喜欢我的美国人觉得很好笑，英国人也很喜欢我，但法国人却不。 ——有些法国人确实不喜欢你，利法尔说。 ——我不太喜欢美国人，但我最讨美国人喜欢。和法国人在一起就完了。他们看不起我，认定“有狗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粗野，不是吗？是不是说我不漂亮，是不是说我像条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一点别致的韵味，而这恰恰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韵，我知道什么叫特别的韵味，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说女人和时装时用这个字眼真使法国人丢脸。有狗跟在她后面，她有别致的韵味，还有一些字眼在骚扰我。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让我恶心。我最后明白了，所谓后面有狗的女人就是在马路上扭着屁股走路的女人。 只要有几块骨头化石就可以使恐龙骨骼复原。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黑暗时期的夏奈尔重现。当然作些努力，多些想象也是需要的。科科回到巴黎是1940年7月底或8月初，其后发生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好在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气氛变得宽松了起来。德国人呢？标语牌呢？还有里兹饭店和其他旅馆门前的障碍物呢？是的，这些人和东西都还在，这太奇怪了，但是生活却已重新开始。商店里出售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没有立即显出疲乏，饭店里供应还算充裕，物价也没有马上疯涨，人们都对和平充满幻想。当美国人弗洛伦斯·古尔德在里兹饭店举行盛大的文学晚会时，尽管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些德国人，尤其是控制当时出版物、名垂法国文学史、赫然有名的海勒中尉，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们还是应邀出席了晚会。 政治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纳粹德国用飞机和坦克在4天内就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国和红色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苏维埃茨克和平条约退回到瓦格拉姆）。英国人能干些什么呢？美国还在向英国提供武器，由海军的潜艇运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11月，美国选出了新总统：罗斯福。他在竞选时保证不派士兵到海外去作战，那么英国一个国家能有什么作为呢？ 法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缓过气来的。在这种气氛中产生附敌政策有什么奇怪呢？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种政策目的是什么？生存。大部分法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对科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德国人来了？别让他们进来，当人们指责阿尔莱蒂爱上了一个德国人时，她这么说道。应当指出的是，科科在这时没有重振她的事业，尽管对于她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战争期间，”她说，“夏奈尔公司每天只能卖出20来瓶香水。开门时门口排着队，主要是德国士兵。看到他们我笑了。可怜的笨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空手回去。我想，如果美国人来了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如果美国人来了…在她重新住进里兹饭店的小套间时，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他们会在4年后出现在巴黎。一次，在与塞尔日·利法尔一起午餐时，我们谈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个家伙！利法尔激动地说，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投靠敌人。恩泰尔和他，都是德国方面的人，但解放了，他们却以抵抗运动战士的面貌出现！4年来，我看见他们一直和德国人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是抵抗运动战士！没有人会像科科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亲爱的，抵抗运动唯一的女战士是我。 ——利法尔说，是的，你的公司关了门，而别人还在营业，德国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德国人付钱，听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钱付的。停战协定要我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的。 她讲了当时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一天戈林元帅走进她的一家大首饰店，她让一位负责人接待他。 ——元帅先生，我们已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看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没关系。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买贵重首饰。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年轻人（随行军官）开开眼界，看看法国人的高超手艺，让他们学会欣赏你们的手表。 这时，科科匆忙拿出一些豪华手表。对这些手表我毫无印象，不想让它们占据我的回忆，我只对戈林感兴趣。 ——元帅先生，您真的不想买什么吗？ ——如果你们有不太贵的纪念品，我也许会买一件让我的夫人高兴高兴。 一只手表呈在戈林眼前。 ——这是一只镶绿宝石的手表，科科说，不太贵。 戈林没有带钱。 ——我叫人明天来取。 ——没关系，元帅先生，拿着，钱您方便时付吧。 ——他拿走了手表，科科说，但是5分钟后，钱就来了。 ——当然聘，利法尔说，戈林怎么会不付钱呢？他连半个欧洲都能买下来。 科科讲的这些话中最先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头脑胡涂。什么东西最重要？是钱！戈林有钱，是德国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不，钱是他们的，我们战败了，应当付钱。四分之一世纪后，她原封不动、毫不修改地重提了当年的反响。她没有变，并不认为有必要把阴影抹去。她从来不觉得她在黑暗的年代里的行为会受人贬低。受谁的贬低？她该向谁说清这些事呢？ “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 她不无自负地对我说，她有一个证明：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他是靠神权统治国家的，如果他的军队打了败仗，太阳王也会立刻和战胜者谈判的。科科就是有这种品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害怕。面对头戴钢盔的哨兵和里兹饭店前的障碍，她还是夏奈尔小姐。她的才华、荣誉还有金钱保护了她。那时她已有许多钱了。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国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认识他已经好久了。这位多维尔的马球运动员比快60岁的科科小10岁。里宾特洛甫为了改善人们因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纳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向巴黎和伦敦派遣了亲善使团，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员。他曾经使一位极其富有、美貌无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里安血统的巴黎女人对他十分倾心。这个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朋友们给男爵起了个绰号：麻雀。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国战败，斯巴达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点燃红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与斯巴达克同盟奋勇作战，时年20岁。这段回忆已经很遥远，男爵已经改变了生活，他变得喜欢舒适，喜欢能安享舒适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时，丁克拉格在监督纺织品生产的政府部门任职。皮埃尔·巴尔曼对我说，德国人为他们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有许多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柏林变成新欧洲的时装之都。他们为什么要在巴黎从衰退、奴化、受犹太人影响很深的法国人那里寻找灵感呢？当然，巴黎有不少机会主义者赞同这项计划，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计划出力。但是，如果能把当时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穿梭往来的人的名字找出来，那么人们也许在惊奇之余还会感到一点不愉快。 巴尔曼和克里斯汀·迪奥当时都在服装设计师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战后重新雇用他们时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为法国作出了牺牲。应当挺住才能拯救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后，她的这位丁克拉格男爵是一个好享乐的德国人，对俄国十分恐惧。对科科和“麻雀”来说，战争首先使人变得平庸粗俗，而对科科来说，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她的衰老：她快60岁了。 “20岁时，你的容貌出于天生；30岁时，生活塑造了你的容貌；50岁时，你的容貌才是你应得的。” 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女人在30岁时就应当在脸蛋和屁股之间作出选择。” 她接着又说： “女人在50岁时对自己的脸蛋负有责任。50岁的人都不年轻了。我对男人们说，你们以为头发脱落了会更美吗？” 丁克拉格是不是已经开始脱发了？我的那本《神秘莫测的科科·夏奈尔》一书出版一年多后，负责科科利益的国际律师勒内·德尚布伦（他曾经反好地给我提供过科科的材料）给我看了一封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同行特奥多尔·莫姆刚给他的信。信的内容使我和他一样大为吃惊。德国人给她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向丘吉尔建议同德国人谈判。1943年，科科在希姆莱的特许下去了马德里，她对丘吉尔说： “温斯顿，蠢事已经够多了，血和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应当结束战争了。” 她对此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错觉：科科在战争时期比热衷于批评她的人干得更多。解放时她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把衬衫袖口卷起的巴黎人……4天前还和德国人在一起，那时他们没有把袖口卷起。” 有人给她看了一十丁克拉格的照片：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当然，我认识他已有20年了。 ——他在哪里？ ——他是德国人，我想他该在德国。他很有教养，临行时和我告别，说要去德国。 她激动地说： “有人对我提及这些事时找都要问：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位英国上校联系？谁给您传达命令？通常，这些问题人们是无法回答的，而我能够回答。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严肃的。英国人很认真。” 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人们是不会把会意起麻烦的证件带在身边的。 “证件可以以后再要，科科指出，凡是做过重要工作的人都得过证件，人们不能拒绝给他们证件。” 她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给我看，也没有谈起她做过的严肃工作的任何细节。在解放时她遇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麻烦。人们悄悄地说她花了许多钱摆脱了这些麻烦。还说丘吉尔为她说了好话。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的朋友，也是波萨的常客。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和罗斯福会晤后，丘吉尔返英途经开罗，后来在马德里停留，住在英国大使霍尔·贝利沙官邪，霍尔是科科的朋友。 “应当懂得怎样和英国人说话，我懂得。” 科科说服了特奥多尔·莫姆。特奥多尔在30年后决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同行德尚布伦。 占领时期特奥多尔·莫姆在法国负责纺织部门的工作。他出生于纺织世家，是一个常常参加大赛的、有经验的骑手。他在巴黎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伙伴丁克拉格男爵，由男爵介绍与夏奈尔小姐相识。他解救了帕拉斯，并且使科科留在北部省的一爿小工厂重新开了工。当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工厂要有一个厂长。丁克拉格没有为帕拉斯做过什么，他没有权力，也没有提出过权力要求，人们也很理解。 特奥多尔·莫姆写道：“人们在想到夏奈尔小姐在刚解放那阵子遇到的麻烦时只会对她更为崇敬。她英雄般的沉默让人想起她的血管里有点贞德的血在流动。” 天哪！莫姆这个后来成了国际律师的骑手为什么在科科刚去世不久就像一颗炸弹似地把德尚布伦不想大快传播出来的真相披露出来？ 科科去马德里的使命还是一个谜。1943年末，纳粹德国已是穷途末路，即使元首表面上还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但一些下级军官寄希望于战败后的反叛集团的授权，已经发动或研究了多次惊人之举。人们能从科科在温斯顿面前调解期望些什么呢？ 尽管如此，一项称之为“流行帽子”的行动却已开始。德国人为什么信任科科，要她去会晤丘吉尔？是不是因为她“懂得怎样对美国人说话”？ 比利时一美国商会主席对我说，法国人的绝密名单中有夏奈尔小姐的名字，需要时可以放心和她接触。他以前在情报局工作过，曾经在开罗查阅过这份名单。人们可以把情报和科科的暗示作一番比较： “您有证件吗？您和哪一位英国上校联系？” 人们可以想象，使用科科是因为她在伦敦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两面活动。她在谈到战争时叹了口气说：“我的朋友们都站在另一边。”策划“帽子”行动的舍伦贝格不是因为科科懂得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而是因为她为或者可能为英国人效力而不信任她。这样，科科就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解放时的麻烦。这样，一件表面上很不可信的事就有了一个合理的逻辑的解释。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她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朋友藏拉·贝特陪她同去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相会时，人们已经看到她的踪迹。我拉出身于英国大贵族，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赛马师隆巴尔迪尼少校。当时许多人认为对她来说这桩婚姻是低就了（后来人们还是这么说）。德国情报部门把她关在意大利的一座集中营里，原因是怀疑她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把她放了出来，派往巴黎。科科曾经叫人传过一句话：“别提问题，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动由舍伦贝格负责，希姆莱保护着他，为他遮盖一切。希姆莱希望在柏林战败后由他接任元首。纳粹高层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于美苏两国发生冲突，等着坐收渔利。阿兰·比洛克在撰写并作序的回忆录里说，舍伦贝格曾经开玩笑似地问希姆莱，他的夺权计划藏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希特勒施阴谋耍诡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会明白，实施表面上没有恶意的“流行帽子”计划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良好愿望。开展这项行动科科很有优势，她令人瞩目地留下了品牌标贴，人们至少是这么希望的，而实际效果却令人惊讶。她的行动无论在巴黎，在马德里，或是在后来舍伦贝格在那里受审的纽伦堡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不管怎么说，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贝特去过马德里。没有人甚至连卧车检票员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丘吉尔当时确实在马德里，但他身体不好，没有会见过任何人。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德博士兵在回忆录里说，他认为丘吉尔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惨败告终，被舍伦贝格召到柏林。据“流行帽子”行动活着的唯一见证人特奥多尔·莫姆说，当舍伦贝格被判6年监禁（宽大得令人惊愕）后，科科曾经给他寄过邮包，在他刑满释放定居瑞士后，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舍伦贝格被瑞士驱逐，移居意大利的马热潮时，科科还承担他的开支。这是怕他透露事实真相呢，还是出于对私事的忠诚？如果“流行帽子”行动是由德国情报部门实施的，那一定会有档案在，也许会藏在某个湖里捞起的箱子里，或许藏在某个盐矿的地道里。我听见她说过那些卷起衬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说： “他们让我发笑，我是第一个去伦敦的，以前我没钱时总要绕道瑞士先去取钱。后来我想去美国了，我去见了美国领事，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我来取护照。’他要我填一张答问表格，我对他说：‘先生，这些问题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说：‘无论怎么说，指纹总得留下。’这一仪式只花了一分钟。” 说到指纹时，她晃了晃手指。他们使我发笑，真是这样吗？他们还不至于让她感到这样可笑，她自己也有怀疑。她意识到有某种犯罪感。这在她谈起与德国人的关系时的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中可以看出。其实，除了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获释外，她没有向德国人要求什么。萨夏·吉特里生活一贯奢华，出入坐车，吃饭也要去凡尔赛自己的庄园。我想科科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没有白兰地给施帕茨喝。她在给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时对我说，她想起在占领时期手上生过冻疮。可以推断当时她的取暖条件很差，也没有足够的脂肪类食物。有人指责她不肯帮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尤其是没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为救助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人们想她也许认为这事与她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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