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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上，科科·夏奈尔没有受到女士们的特别宠爱、她们觉得她已是明日黄花。她们钟情于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有姑娘气息的伊夫·圣洛朗。 让·普鲁沃斯特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一往情深，对这份按照美国方式办的女性刊物在战前不久取得的成绩始终不能忘怀。解放那一年，刊物被人夺走，巴黎街头的墙上贴满这样的海报：“《她》就是《玛丽一克莱尔》，《玛丽一克莱尔》就是《她》。” 从我所处的地位而言，我与《玛丽一克莱尔》杂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让·普普沃斯特只相信我。《巴黎竞赛画报》的重新发行如此费力。而在经费上也十分困难；以致老板甚至打算弃而不印。《巴黎竞赛画报》最终所以能出版，应当归功于菲利普·伯格纳坚韧不拔的努力。《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成绩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期问世后仅两天，40万份即全部售完。第三期印数达80万份，仍不够销售。但是，由于机器跟不上的缘故《巴黎竞赛画报》也用这些机器印刷，第四期未能出版。 这些成就完全应当归功于老板，这么说毫无献媚之意。《她》每星期出版一期，60页左右，其中4至8页为彩页，售价50法限《玛丽一克莱尔》杂志预计每月出版一期，100来页，其中16负为彩页，售价100法郎。老板还出了一份140页的报纸，其中40页为四色套版。这种几乎美国式的豪华型刊物过去从未有过，一F子使我们与《妇女家庭杂志》相提并论，而售价只有70法郎！那些曾把普鲁沃斯特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于是就大喊大叫，说这是“倾销”。但是他并没有亏本，没有投入一分钱就赚取了几百万，因为所有的费用都已由广告商预付，广告费之高前所未见，令人瞠目。这个时期他的名声最为可怕。负责广告部的是他的一位童年时的朋友，他们曾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 老板对他说：“我们都老了，你可以离开了。” 文学部主任女小说家克里斯蒂娜·德里瓦尔是从《世界报》跳槽来《玛丽一克莱尔》的。普鲁沃斯特用支票把最有名的作家吸引到《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工作。老板出高价买好货，他赢了。他认为，金钱总是超越思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常常伴有激烈的争吵，周围的人还像靠国王恩宠度日、等国王离开宝座后利用国五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嫔妃一样，制造麻烦，并且使麻烦激化。 我很少关心时装。我们的女顾客们有的很迷人、很纯真，有的则善于花言巧语而行为不端、冷酷无情。在西班牙，她们把迪奥说成克里斯蒂昂，法特说成雅克，巴尔曼说成皮埃尔。例如，她们说皮埃尔让他漂亮的夫人上了当。当她们在一起对时装款式评头品足时，人们不由得对时装产生了疑问。然而她们却装出那么纯真，那么激动，身上洒满了香水为时装出力。她们只相信卡路里，一旦失宠会不会被人像贞女一样活埋了？尽管这只是普鲁沃斯特的个人意见，为了时装事业，她还是按照他的左右手埃尔韦·米尔的意见办事。 “让·普普沃斯特对埃尔韦言听计从，”科科不满地说。 她一点也不喜欢老板。 “他老了，您没有看到他的手上有老年斑吗？” 然而他却比科科小两岁。他儿子去世时，科科给他去了一封信，使他极为不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金钱，动机尽管不同，目的都是想拥有更多的钱。让·普鲁沃斯特觉得当老板是神授的权利，他能够获得利润就是宗教意义上的证明。他的如意算盘是：上帝保佑他的企业。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他像从前的国王们一样只怕一件事：迟早会有一天要去天国见上帝。科科没有这种恐惧。金钱使她能支配别人。有了钱，她就不必依靠任何人，可以不受苦，至少可以比别人少受些苦。即使各人的命运不同，但科科和普鲁沃斯特的目的还是一样的：赚取更多的钱。他们俩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很少。 “老板对我说：既要赚钱，又要花钱这是不行的，没有时间。” “让·普鲁沃斯特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科科不满地说。 她不允许别人问她，她的钱是干什么用的。普鲁沃斯特认定科科的财富来路不太正常。她的财富积累久远。财富要靠几代人努力积累，于是才有工厂，才有家庭财产。科科没有家庭，她的一切全靠她自己。有一个现象使她大惑不解：作家和记者居然只需要一支笔、一瓶墨水就可以“赚钱”！ 埃尔韦·米尔为什么要带我去科科·夏奈尔家？ 时装款式出了一套又一套，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科科变得更为挑剔了。在离现在不远的那个时代，阿迪·汗还在接受人们奉献给他的钻石和其他宝石。钻石的分量如有几克拉的差错，他也不计较。科科却不是这样，她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听不得半点批评。“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时装”这一说法使她大光其火。她一直吹嘘不求于人，但当别人把一切都给她时，她却还嫌少而耿耿于怀。 她缠着埃尔韦，要《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突出介绍她的服装款式。能把抹布和餐巾放在一起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专家们的分析：迪奥的特点是圆肩，卡丹的特点是直肩，而夏奈尔的款式还是老样子。科科认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可怕的，是在活生生地剥她的皮。她认为妇女读者们根本不想知道服装设计师先生们是在怎样适应她们的口味的。她们想看到的是摄影得很好的夏奈尔服装款式，以便模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我同埃尔韦’米尔一起参加了一次为顾客举办的服装展示会。我们一起努力说服女顾客们要她们买夏奈尔的时装。埃尔韦给科科看了刚印出的10页样稿，上面有她的款式。这回科科该满意了？不，她一点也不满意。 “埃尔韦，您拍的这些照片……为什么这个姑娘两腿又得这么开？谁在她头上放了一个结？您见过戴手套的女人在街上用鞋蹭脚后跟吗？您为什么不用我的模特儿？这些女人真疯，一点也没有品位。作为一家妇女杂志，这样做时装广告太差劲了。” 一大堆指责的话。埃尔韦·米尔吃了饭立刻就走了。 ——我累了，科科，我以为是照您对《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的批评做的。 ——亲爱的埃尔韦，难道我们不能交换一下我们的想法吗？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一成不变的夏奈尔服装”。她咽不下这口气。我在客厅里找到了她，她正在模特身上试她新设计的时装（几天后，即1970年1月24日即将推出）。 ——样装快试完了，不必操心裙子，只要用别针别一下就行了，很快。这些套装做工多考究！您看这一套，我改了不下30次。还有这一套，是北部省的一位女顾客给我的，这套服装是战前做的，她是从她姨妈手中继承来的，她穿得正合身。有了这两套服装，我总是可以穿得体体面面的。 有人给她看一件洋装，她在上面加了一点布料。 “这太差劲了，太俗气了。” 她把它拆了，先放长一点，然后又缩短一点，缩得木太多，这个人立刻表示赞赏。 “好，小姐，好看多了。” 他护着棋特走了，科科咕嚷地说： “这些人永远不想改变什么，如果听任他们去做，那么每套服装就只会是老面孔，难看死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干，要不是我全部重做，将是多大的灾难。我11时到，只有吃东西时才停下来，什么事都要我留神。” 她的手关节被针扎了一下。我看着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 她吮着手指说：“扎在骨头上了，很痛。我常常不知不觉被针扎着，但我不在意，只要机体还有生命，我就能继续工作。我为什么总是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常常想放弃了事，但要是这样，法国人就会嘲笑我，美国人会认为关闭夏奈尔公司是一大损失，于是我就不停地工作。我常常觉得我这样挑剔太可笑了。我又一次在捍卫国家的荣誉。” 在她去世前一年的一天，弗朗索瓦坐在她身后，递给她一瓶维生素片。 “我得每天吞下几片，否则夜里我就会抽筋痛醒，就得赶快下床。” 我从笔记中理出几条警句和格言。她在谈到时装时会很自然地把这些警句或格言挂在嘴上： 我不赞成不耐穿的服装，这是我男性化的一面。我不希望人们因为春天已到就扔掉衣服。 我只喜欢旧衣服。我外出时从不穿新裙子，怕针脚爆裂。 旧衣服就是老朋友，要保存下来、我把这些旧衣服修修补补，加点红的，添点绿的。我还喜欢在旧衣服里面加一小块绸缎。我喜欢衣服就像喜欢书籍一样，常常去抚摸抚摸，摆弄摆弄。女人们都喜欢常换衣服。她们错人我赞成幸福，但幸福不是常换衣服。 高雅不在于穿新裙子。人之所以高雅就因为他本来就高雅。新裙子与高雅无关。穿一条短裙配一件羊毛衫也可以很高雅。如果为了高雅而买夏奈尔的服装那就太不幸了。有些妇女穿什么都高雅不起来。 从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在创自己的风格。我不能穿我无法制造的东西，我也不想制造我不能穿的东西。我总是这样问自己：这衣服我能穿吗？这几乎成了我的本能，连问也不用问了。 时装已不复存在。只为几百个人生产的算不上时装。我生产的是全世界人接受的款式。人们在百货公司里看到的是“夏奈尔款式”，一种与众不同的款式。我为我的款式操碎了心。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款式。夏奈尔永远不会过时。 瞧着眼前忽悠而过的服装，我这么想：买这些衣服的人会不会对只有我看得到的细小纸漏抱怨？肯定不会。而我却会把它拆了重做，做得更好。我对工作过于求精。这也许是一种毛病。我干的事别人永远不会明白。 我做一切都是满怀热情、我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把肩部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有的女人的肩部很圆，但有点前倾，我很同情她们。我认为这是不应该回避的。有人说：肩在背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肩在背上的女人。穿衣后，身体应该能够自由动弹，而衣服又不能吊起，可以弯腰，可以玩高尔夫球，甚至可以骑马。当然，我的话对现在那些做时装的人来说好比天方夜谭。他们只想标新立异，让人吃惊。让谁吃惊呢？ 现在的人对时装不怎么关心，而对生产时装的人非常关心，他们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习惯于丑陋的东西，而不能容忍粗心大意。 时装就像建筑，讲究的是比例协调。 什么叫青春时装？是叫人穿得像小姑娘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比人老得更快。一个80岁的老枢不应该穿只适合20岁的姑娘穿的裙子。 新产品！新产品不总是有的。我喜欢做传统的东西。有一种手提包我一直在销售。有人要我推出另一种提包。为什么非如此不可？20年来，我的包还是老样子，我了解它。知道该往哪里投放我的钱。我生产的东西很有限，所以更要精工细作，用料讲究，要有点情调，但不能变化太大，否则就不像是做裙子了。有时布料太皱，我就把它扔在一边，呢料太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而且很少有人会有我这样强烈的色感。 有些妇女喜欢穿奇装异服，让男人们惊叹不已。她们确实能使男人们震惊。男人喜欢别人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因为她长得漂亮。但是如果是因为穿得古怪，男人们就会感到窘迫了。我也不会和穿绿色礼服的男人外出的。想以服装引起别人注意的人是愚蠢的。女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奚落，我指的是某些妇女，不是指大街上的妇女，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被人觉得可笑，那他就完了，除非他有什么天赋。 豪华的反义词不是寒酸。 比起长裙来，短裙不太容易过时。低领长裙过时得最快。有些女人们以为可以用较长的裙子掩盖长得不怎么美的双腿，这是做不到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不难看。有的妇女对我说：“我的腿太粗了。”我问她：“您的腿不是支撑着您吗？这才是主要的，别去想它了，幸福不幸福不在于腿是细是粗。”还有一位妇女问我：“我该怎么办才能瘦些？”“您身体好吗？”“好。”“您丈夫生意好吗少’“不错。”“那么您为什么想瘦？”这些人不知道怎样生活，没有人教过她们。 时装也是这样。只有傻子不会改变看法。只有做到与众不同，才可以不被替代。 她说：“时装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我们的工作不靠天赋，我们只是供应商。我们把裙子挂在衣架上不是为了展示，而是为了出售。如果有人仿制我的裙子的款式那就最好不过了。创意就是为了传播。” 然而，有时她对某些妇女杂志也有怨言。这些杂志建议买夏奈尔服装的读者自己动手做衣服。 科科说：“我从来不因为别人仿制我的款式而控告他们，但我也没有说过我喜欢别人仿制我的款式。” 一个星期天早上，她的一位合作者莉鲁·格伦巴赫在市场上听到一个小贩在og卖夏奈尔服装，要价50法郎。 科科高兴地说：“这样很好，衣服像旁边蔬菜摊上的蔬菜一样，很快就卖完了。” 莉鲁·格伦巴赫带来了一种白色粗帆布上衣，上面有一条酒椰叶纤维编织的细带。科科顿时萌生了生产酒椰叶纤维面料的念头。 她肯定地说：“马路比沙龙更使我感兴趣。” 在她回归的那个时期里，服装设计师们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防自己的作品被人仿造。间谍团伙一听到他们有了新作，就盯着时装展示会，剽窃他们的创意。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家伙在设计师的新作推向市场前就已经抄袭了法特的领子、巴尔曼的袖口的式样和迪奥的长度发了财。这意味着什么？ 时装间谍消失了。人们不会让他们存下去以证明时装的永存。 夏奈尔小姐在战前曾经应高级时装同业公会主席维奥内夫人的要求加入了该公会（科科笑着说，她参加同业公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服装的季节性艺术）。维奥内夫人的努力曾使科科大为感动，因为在服装界科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她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我，这一点我很明白。我确实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应当学。” 1957年她退出了同业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和同业公会的决裂加大了夏奈尔和……及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她也会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说他聪明，有才干，但实际上是在指责他在某一点上抄袭了她的创作。 她对我说：“也许我和时装设计师们关系不热络使我失去了一份乐趣。也许我可以给他们提出些好的建议，我自己也很喜欢向别人学点东西。” 科科说，法国时装在被人仿制中存在，有些人在创造流行，有些人则专门仿制法国的附装。 她说：“一天，终于有一位先生，为了获得荣誉勋位勋章，决定改变这一情况，于是创建了一个同业公会，保护处境悲惨的服装设计师的利益。当然，有些人生意还是做得不差的，虽然没有发什么大财，但还是赚了些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了荣誉勋位勋章意味着什么。”科科这么说是否是想得到荣誉勋章？战前，保罗·雷诺总理曾经想授予科科十字勋章，但这个勋章已经授给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帕坎夫人。那么能不能破格授予科科三级荣誉勋位？看不出有什么动静。戴高乐从不邀请她去爱丽舍宫，戴高乐夫人也从不穿科科设计的服装。要是戴高乐夫人穿了她设计的服装，那才是科科的荣誉。蓬皮杜夫人在戴高乐将军的下葬弥撒上穿的是夏奈尔服装。科科常去巴黎圣母院望弥撒。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遭暗杀，杰奎琳·肯尼迪穿的也是夏奈尔套装，衣服上也沾上了鲜血。科科知道杰奎琳喜欢别人称她为第一大地一些服装设计师写信给她希望受邀参加时装展示会。她还接见修文，要模特姑娘们学行屈膝礼。 科科低声说：“我期望女孩子们穿着夏奈尔的套装从学校出来。” 一位时装设计师送给科科一瓶新研制出的香水。科科把匣子打开，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说： “一位先生送给我一只缚着可怕的带子的匣子，里面装着一小瓶散发着挥之不去恶臭的东西。他这是想干什么？用这种令人头痛的烂水果味的香水，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被人觉察。我该怎么回复这位先生？如果我寄给他一瓶夏奈尔牌香水，那就意味着我在对他说：‘亲爱的，嗅一下吧，您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香水。’我不愿这样做，只好随它去了。啊！和这种人打交道我真没有办法。” 她不想讨这些人喜欢。人们有时感到她对巴朗西亚加很温柔。 她说：“昨天到现在他已经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如果再打来，那一定是向我求婚了。” 我很冒昧地问起了他的年龄。 “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亲爱的。” 在她心目中，解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时装设计师，与她创业时的时装设计师们不是处在同一地位的。她提起后者就像老战士提到同一连队或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样，充满友爱甚至激情。过去人们不爱搭理服装设计师，由于科科的努力，这种禁忌被打破了，时装设计师成了可以与之交往，“可以同警共饮”的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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