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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夏奈尔小姐资助过俄罗斯芭蕾舞团，“供养”过斯特拉文斯基，参加过戏剧创造。当时留着她转的有一大批灿若明星的人物（毕加索、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保罗·莫朗、勤韦迪等）。这些人中还剩下几个？科克托，还剩下科克托。他出现时科科饱以热吻，离去时骂声不绝。 “让是诗人？真是胡说八道。他只不过用了他们能够懂的语言而已。真正的诗人是苏佩维埃尔和勒韦迪，甚至连勒韦迪也算不上。科克托锡勤韦迪一样，占了有才华的人的位子，但他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只是在别人后面跟跟。桑德拉斯也是一位大诗人。科克托！你们让我笑吧！为什么你们要为他辩护？你们喜欢《生存的艰辛》吗？把这本书给我拿来，几分钟内我就可以找出他抄袭别人的东西给你们看。” 这天晚上她对科克托极为恼火，她还提到了拉迪盖的死。 “拉迪益来过几次，他酒喝得很凶。我请来的几位美国人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纪的男孩喝这么多的酒。后来他病倒了，科克托假惺惺地哭着（她模仿科克托抽泣的样子，学着他的声音说：‘我怕他会死了。’）。我给他一支体温表，对他说：‘听着，让，去看看他吧。给他量一下体温，体温表放的地方要合适，量足时间后取出来放在这个盒子里带回来给我，别的事你就别管了。’在弄清楚拉迪盖是不是病了之前我无法照料他。40度！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医生对我说：‘您知道现在几点了？晚上11点！一整天下来我累极了，但我会叫我的助手来的、’我坚持要他亲自来，他最终说看在我的面上就亲自来，不过要带上他的助手，等一回再跟我通电话。我明白他还是要他的助手一个人来看拉迪盖。我对他说电话不要太晚打来，我也需要睡觉。我对拉迪盖还不太了解，但是我要叫人给他治病，科克托让他住在一家设备很差的旅馆里，我不希望他病倒在这家肮脏不堪的旅馆里。何况他又没有钱。科克托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只是哭泣。他也病了，想去睡觉。大夫说拉迪盖得的是伤寒症。大家要把他送到一家诊所，大夫对我说应当征得病人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拉迪盖的父母得花整整一天。大夫问我：‘那么由您负责？’拉迪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母亲在不久前已去世，得的也是伤寒症，死前曾在儿子床上睡过。拉迪盖去了诊疗所后我没有去看过他。有人对我说，拉迪盖被人放在诊所的病床上时，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刻终于来了。’人们终于关心起他来了，终于为他治病了。他死后，葬礼由我操办，因为他没有钱。我要人在坟上放些鲜花。参加葬礼的人很少。科克托还躺在床上，睡衣下放着我送给他的花。他喜欢把花直接贴着皮肤。哦！同性恋者真丑恶！” 《玛丽一克莱尔》杂志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科克托坐在包厢里，旁边是马蒂娜·卡罗尔。 科科冷冷地说：“这天晚上他明白了，要在巴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物，钱比他的诗歌更为重要。” 钱比才华更重要？她的话使我深为反感。我说： “您觉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她没有回答这个在她看来十分愚蠢的问题。她顺从这个世界，这个金钱的世界。在歌剧院为卡拉斯举行的晚会显然也是金钱的力量起了作用。每当我在电影中看到莫扎特为王子们演奏、贝多芬在大公府邪的候见室里等候接见、舒伯特为了支付酒资为小酒馆老板写乐曲时，我就会想起这次晚会。 时装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交易。 我不明白：科科对几乎所有的人评价如此冷酷无情，是不是出于一种“钱财上的优势”？她深居简出，拒绝了大部分应酬。 “我把一套黑色丝绒礼服送给了一位朋友，她高兴极了，问我：‘真的给我？’我说：‘是啊，我把它送给你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好处：我有一二次应酬，没有这件礼服我就有理由不去了。’我不可能穿粗花呢服装去参加晚宴，因为这对主人是一种不敬。我不想外出。这些人吃喝无定时，睡得又太迟，而我却不喜欢夜生活，稍有睡意就想躺下，这是我生长在农村留下的习惯。 “我成了一个足不出户的女人，当然人们有事会来找我的。他们找我干什么？要我为他们扬名：克拉韦纳要我参加莫利斯·谢瓦利埃八十寿辰庆典组委会。我讨厌这个老家伙，为什么要去管他生日不生日？他唱过一首《她有一对小乳头》，淫秽下流。我对克拉韦纳说：‘亲爱的乔治，如果您没有钱，我可以到冬季马戏团给您找两个小丑来，让他们为本身就是蹩脚小丑的谢瓦利埃表演节目，我来付钱。’克拉韦纳对我太不了解了，他给了我一份长长的名单，足有两页，都是些显赫人物，其中有：巴黎伯爵夫妇两殿下、乔治·蓬皮杜夫人、公主、温莎公爵夫妇等。我可以告诉您谁去准不去：毕加索不去，弗朗辛·韦斯韦勒去的，卓别林不去，温莎公爵夫人会去的（她买裙子从不付钱，如果她要我为她提供服装，我会对她说：行，但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些人都是我不想见的，克拉韦纳找的就是这种头面人物，把他们带到爱尔兰或别的什么地方，在巴黎是无所作为的。” 从前，凡有节庆，漂亮的女人都要添置新衣，外出欢聚。但是，科科还是哪里也不去。只有一次，她和雅克·夏佐应蓬皮杜总统的邀请参加了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晚宴。戴高乐夫妇不知道这件事。科科说：“耶耶将军的时代最糟了。”蓬皮杜总统问她是否会再来。 科科回答说：“不来了，找不喜欢这幢房子。”蓬皮杜也说：“我也不喜欢。”科科对他说：“亲爱的，这房子不是您的，但您可以叫人装修，您去过家具市场吗？那里好家具有的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家具市场！蓬皮杜夫人想要一张像我那样的桌子，就叫人做了一张镀金的，还配了一块玻璃。她的那些世界上最漂亮、最时髦的家具都是不花一分钱得到的。蓬皮杜夫人性格豪放。出访美国时，一些人游行示威反对他的丈夫，她想拔拳打他们，她对我说：“示威者朝我吐口沫。”我说：“不，亲爱的，是这么吐的（科科嚼起嘴，做了一个吐口沫的动作）。我对总统说：‘我了解美国人。在进行这样的出访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情况。’人家不接受他们，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蓬皮杜夫人还想要她的丈夫动手打人。我对她说：‘亲爱的，他会被人打翻在地的，这样您就有麻烦了。’我最终还是受到了感动，我看到了爱丽舍宫，很是高兴。爱丽舍宫是什么？是共和国总统的官邪？蓬皮杜总统是右翼还是左翼？在我看来共和国总统除了接见雅克·夏佐和夏奈尔小姐外，还应当做些别的事情。” 196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科科梦游症复发，在里兹饭店的小花园里悠荡。事后，她隐约记得： “我穿着缎子睡衣，从床上跳了下来。这张床是我特意放低了的，免得太高了跌得重。我从便梯下楼，我记得这一天出奇的冷，一般的冷通常是记不起的。我回到房里暖了暖身子。我想应当盖得暖些，不然就会冻僵的，于是就到浴室里取了四五件浴衣，放在床上。醒来时，我那愚不可及的贴身女佣对我谈起了浴衣的事，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睡衣都散落在地上。是我在身体回暖后扔下来的。我会变得怎么样呢？我想过到美国的医院里休养一段时间，但那些丑陋的护士…在里兹饭店，我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小穿衣间和浴室，没法留宿人。这里？时装公司？更不行了。我甚至连饭也不在这里吃，宁可穿过马路去里兹饭店。 我和她共度夜晚。她的电话越来越少了，最后几次和她一起时，竟然没有人打电话给她。 “我不再外出了。我为什么要去看我毫不感兴趣的人？埃尔韦（米尔）有时来对我讲讲他们的种种琐事。我对他说：‘我对这些毫无兴趣。’他说：‘我也是。’我问他为什么还和这些人来往，他们很卑鄙，以为我的存在就是给他们钱花。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 她皱着眉说：“巴黎是不用管了。” “在法国，掏钱买裙子穿的不足百人，如果只有法国……” 谈到夏奈尔帝国时，科科说：“这个帝国巨大无比，我得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小韦尔泰梅？他是一个淘气鬼（至少已有40多岁了），我为“什么不能依靠他？”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心里暗自发笑。 她有时为此叹息：“家里没有男人。” 前些时候，侍候我们的膳食总管换了人，不再是弗朗索瓦了（我后来知道他姓米罗内）。 科科说：“弗朗索瓦现在负责珠宝销售。这些珠宝多亏他才卖了出去。” 她很喜欢的一位女士是做首饰生意的，这位女士去世后，房间里零乱不堪，科科要弗朗索瓦把房间收拾一下。 科科说：“抽屉里有一些金项链。这位女士在世时，我从不看她抽屉里有什么东西。我上楼进屋看弗朗索瓦干得怎样了，看到桌上有三串项链，我就说：‘弗朗索瓦，这些项链是你做的吗？’‘是的，小姐，做项链很好玩。’” 她学着弗朗索瓦那种谦逊腼腆的样子，说： “好，继续干吧！” 这是科科的说法。弗朗索瓦的叙述就较为简单了。他说，一天晚上，他侍候科科一个人在一张大餐桌上用餐时，她要他脱掉白外衣、手套和上衣，坐在她的对面和她共享晚餐。科科说过我家里没有男人，但弗朗索瓦就在她身边。弗朗索瓦日益风光起来，但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弗朗索瓦先生，您肯不肯赏光今晚和我们共进晚餐？”科科问道。 “不，小姐，今天晚＿卜…” 他晚上有事。既然有我在，就由我陪科科去里兹饭店，弗朗索瓦才得以外出。不过这种事不经常发生。弗朗索瓦已经结婚，科科是不是见过他的妻子？我想没有。科科替他买了一套公寓，让他住得离工作地点近些，还为他配备了家具，很豪华，而且还暗示着什么。她带弗朗索瓦去瑞士。一天晚上，他穿着衬衣，拿出一条粗大的宝石项链和假宝石的仿制品给我们看，问我们哪条是真的。科科被搞迷糊了。是被他的花言巧语弄胡涂的，还是出于爱慕之心而真伪不辨？ 科科说：“弗朗索瓦成了一个杰出的珠宝商。我一生教过不少原先一无所知的人，就数弗朗索瓦肯听我的话，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样前学的人不多。下面的人撤的缝纫工人和女工头）我教了他们8年了，还是什么也没学会。” 真的宝石项链是威斯敏斯特公爵送给她的。她回忆说： “他对我说：‘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借花献佛，送给你。’我不客气地接受了。他总是给我东西，我不要的他也送。” 弗朗索瓦的衬衣腰际以上有些鼓起。科科一会儿拉拉衬衣上端，一会儿拍拍地凸出的肚子，显得有点坐立不安。 弗朗索瓦在瑞士期间体重减少了几公斤。 她笑了。有弗朗索瓦在，她很舒心。 科科开心地说：“他减少了3公斤。这里（脸部）瘦了些，这里（肚子）也小了一点，不过再胖起来也很快。” 弗朗索瓦怎么反应呢？这位卡堡农民的儿子的圆脸上露出一副令人信任的憨厚相。科科常常借书给他看，她说： “他喜欢看书，有的书他不爱看也会对我说。哦！见过那么多的巴黎骗子和坏蛋后，和朴实无华的人相处真令人舒心。” 她带着弗朗索瓦去荷兰参加她的好友玛吉一范茨维伦的葬礼，乘的是死者的女婿居伊·德·罗特希尔德包租的专机。 “我对他说：‘弗朗索瓦，我们该去参加葬礼。’他说：‘好，小姐。’他一点也不惹人麻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循规蹈矩，言行得当。” 科科还带弗朗索瓦去看赛马。她的马胜出时他也在场。要不是遇到了弗朗索瓦的妻子，科科还真想认识一下他的母亲。大家都说弗朗索瓦和他的母亲很相像。轻歌剧《科科》虽然在纽约大获成功，但没有反映出她的晚年生活。 ——弗朗索瓦…… ——小姐，什么事？ ——把手套和白外衣脱了。没有人坐在我对面，我一个人吃不下饭。我真不知道我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过幸福。我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的爱情生活十分不幸。我没有少流泪。在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最为凄惨。我对生命和金钱都不太看重，人直不很在乎。我完全没有B己的个性，只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我独自一人创办的夏奈尔公司。我既没有银行家作靠山，也没有用过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靠的是我从来没有超支过的银行担保。我什么都干，使公司走上了轨道。我赚过许多钱，也花过许多钱。我发明了夏奈尔香水。人。们不知道我到底有过多少发明。在夏奈尔公司，我主宰一切，只要说一声，要钱就有钱。我看到的都是笑脸，谁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谁，这样有助于我在生活中自卫。我能够迅速辨别人们是否喜欢我。哦！我可不要别人喜欢我。‘喜欢’是个很严肃的词。我喜欢的人不多。照我的理解，‘喜欢’就是全身心地赤诚待人，人们可以热情相处，可以互相愉悦，但是全身心地赤诚相待，这样的‘喜欢’并不多见。我知道自己有时招人讨厌，说起话来很激昂，这是我的南方人的性格使然。我乱说一气，想法填补冷场。我说着说着，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为的就是不让冷场出现。我这么做没有人理解，与人相处就更加困难了。” 她和弗朗索瓦的关系却不难处。弗朗索瓦很听话，他是夏奈尔公司的人，是夏奈尔公司利益的守护神，对于夏奈尔公司的风云际会他总是以笑代答。 科科说：“要留出一些钱享受享受。” 她带着弗朗索瓦参观过一位在建的公寓大楼。从这幢大楼到康邦街驾车只要10分钟，但整幢大楼已被美国人买下了。 科科说：“我想给弗朗索瓦预支一些钱，不管他以后还不还。” 不消说夏奈尔小姐是诚心诚意想让弗朗索瓦·米罗内得到一笔财富的。她去世后，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此前，她已经把银箱钥匙交给弗朗索瓦保管。更为人称奇的是，人们在科科的一本已经卖给一家专门书店的书中发现了一份遗嘱，确定弗朗索瓦为科科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法院为此专门开庭，最后以协议解决了事。 弗朗索瓦满足了科科有一个人在身旁的要求。她要有一个男人在家里。善良、单纯、温顺的他对她来说最为合适。一次，科科准备驾车去瑞士，弗朗索瓦自告奋勇要陪她同去，他说： “小姐，得知您要一个人去瑞士我心里很是不安。” 后来她对我说起了这件事，仍旧十分激动。何况，弗朗索瓦对她百般顺从，在她的调教下，还成了珠宝商。科科本人也成了一座丰碑。但是，传媒忽视她，似乎认为她除了爱唠叨外别无所长。其实她正在让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得到一切。弗朗索瓦使她不再孤独，所以得到她的器重。。在她眼里，这种器重是得当的，她还会继续器重他。让我们看着科科是怎么看待珠宝首饰的： 我不在乎珠宝首饰。珠宝首饰不会带来什么，也不会增添生活的乐趣。一般来说，女人们都想拥有几件珠宝首饰，但是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赠与，而我对这些东西毫不在意。许多人给我首饰。逼得我不得不说：“不，谢谢，首饰我够多了，要这么多干什么？” 我被金戴银，项链、胸针、各色宝石，应有尽有。所以当我说我不喜欢首饰时人家就不理解了。我不喜欢用瓶塞般大的钻石去炫耀丈夫或情人的财富，也不喜欢赴晚宴时从箱子里拿出钻石别针、珍珠项链装扮一番，回来后又立刻放回原处。首饰是有钱人的装饰品，一旦遇到危机，随时可以卖掉，这种首饰我也不喜欢。 佩戴首饰，就要拥有许多首饰。但如泉都是真货，那就显得太招摇，太没趣入我用的首饰都是假货，但都很美，甚至比真货更美。 首饰标志着一个时代。我希望我的时代的标志是夏奈尔牌的首饰。我认为会实现的。由于我的努力，许多妇女佩戴的是不值多少钱的首饰。我曾经问过一位模特姑娘，如果她脖子上的首饰是真货该值多少钱？这串假祖母绿宝石项链值2万法郎，如果是真货就要67亿您知道吗？珠宝商是怎么称呼镶钻石纯金首饰的？假首饰！ 首饰是一种装饰品。我的一些首饰晶莹剔透，巧夺天工，极其豪华，美丽得令我惊愕。 如果我把首饰全都卸下，我将变成什么样？我不依恋首饰。首饰比起房子来差远了。不过这个小戒指是我的吉祥物。我是8天黄土生的，我的吉祥物是金子和黄玉。 人们上街时佩戴的是假首饰，宾首饰放在家里，间或拿出来欣赏一番。 她坐在长沙发边上摆弄着她的首饰，把一团塑胶（大概是口香糖）平摊在一张很矮的中国式桌子上，弄得像馅饼皮子那样，面前是一些盛放各色宝石的盒子和碗。宝石大小不一，有真有假。她把宝石取出，放在“馅饼皮子”上观赏它们的五光十色她有不少名贵的祖母绿和钻石，也有较为便宜的逞罗玫瑰红钻石和锡兰的浅色蓝宝石和黄玉。 她赞叹地说：“再也没有比这种纯洁如水的黄玉更为美丽了。” 威斯敏斯特公爵曾经送给她一套镶钻石的祖母绿首饰：一只戒指、一副耳环、一只手镯和一条项链。另外还有两只镶印度祖母绿的手销，一些红宝石和克什米尔蓝宝石放在几只首饰匣里。她把两只手镯套在手上，说： “这两只手镯戴在我的手上真有点滑稽。”她叹息地说：“还是除下好。” 说着她就把手镯脱了下来，然后又把所有的宝石放回了碗里和首饰匣中。 科科说：“我佩戴的是人造珍珠而不是天然珍珠。人家说我这样更美。我想，应当让所有的女人都能够戴上人造珍珠，于是我就找人大量生产。我靠了珍珠和其他首饰赚了许多钱。如果我把这些钱都存起来，该有几十亿。” 是风趣幽默？也许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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