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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发生了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但作为绝密又在过去30年后，本文才首次向国内外公开—— 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 a 章：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1992年的清明节来到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清明节，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大潮又在中华大地涌动。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新信息频频传来： 广东部署了3种不同类型地区扩大开放；国务院批准吸收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海南省洋浦地区；北方黄金海岸环渤海地区建立起20多个开发区；“人代会”通过耗资巨额的长江三峡工程；我却有意避开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光束和砸“三铁”喧闹的街谈巷议，登上“5·9”事故的废墟，驱车又到公墓漫步，心情却一次又一次涌动着感情的波涛……驱车去公墓的路上，天灰蒙蒙地洒着细雨，空气倒格外的清心爽目，沿途看到一片片坟圭上扫墓祭奠的人很多。 孩子们嬉笑，大人们言谈，他们早把扫墓看成是一件每年必须履行的例行“公事”，轻松、自如，没有多少悲伤之感，本来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生与死是自然规律，有生便有死。因此在我国民间，把死亡同结婚一样称为“喜事”，所不同的仅仅是“红”与“白”的区别。然而，我的心情始终却沉重不堪，思绪早已飞回那30年前的今天；飞回那血与火、倾盆的泪雨与堆满棺木、尸陈矿山的场面……1960年5月9日，日历似乎比任何一页都沉重，沉得难以掀翻，因为就在这天，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就在这里——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发生了。它当时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的5人计算在内，共死亡682人……岁月匆匆而去，新的时代又接踵而来。或许在老矿工的记忆中，当年的情景早已成为消失的梦魔；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以为是“天方夜谭”；或许人们从老白洞矿的旧址废墟上走过时感情的潮水不再有丝毫的荡漾；或许那片专门为“5·9”事故死难矿工而建立的公墓上，蒿草几度风雨几枯荣，记不清自己已黄了几回，又绿了几回……细雨润物，芳草已青青。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心情沉重地望着并没有多少积土的坟墓。能运回去的尸骨早已运回老家安葬了，只有那些远离家乡没有多少亲属的尸骨仍安葬在这里。这里祭奠的人极少极少，同沿途的情形大不相同，这里坟前只有根少几个木灵牌上仍能依稀可辨死者的编号，当年红油漆的色彩已黯然无色，大部分被日月的时光剥落，剩下不太清晰的数字印迹。我发现同是“5·9”事故遇难者的坟墓，有的厚实堆得很高，有的却小得可怜，几乎夷为平地。我大惑不解，问看坟老人，他说：“坟大的是生后有孩子的，死者的妻子带孩子出嫁后向孩子讲述了当年的情景，孩子们知道了生父，便每年来祭坟填土；至于那些小得可怜的坟不是没有亲人，就是女人再嫁后怕影响夫妻感情而不对孩子们讲。” 原来是这样！ 看到那点点随风飘荡的“纸币”，作为老矿工的后代，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清明来上坟，阴间值几文？” 但是，那些同优质的大同煤有着不解之缘的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历史的这一幕；那些置身于改革浪潮的弄潮几也应该知道这一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面向未来是的，历史毕竟是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吧，告诉人们38年前那幕震惊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悲剧，因为它是永不磨灭的碑记，因为它是用血写成的碑记！ 为此而奔波采访，为此而动情作文，为此而熬夜挥毫，为此而献上“5·9”事故38周年的祭奠！ b 章：记忆犹新话当年 北京，花园村一号，1990年4月18日，我专门进行了难忘的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曾于1960年5月以国家劳动部部长的身份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来大同矿务局处理“5·9”特大煤尘爆炸事故。鉴于大同矿务局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局领导委托我拜见马老，或邀请来局，或请求题字，或采访作文。 4月18日，我早早赶到花园村一号，通过铁大门一尺长小口子的媒介，我同里面的武警战士通了话，说明来意后，小战士立刻将我的证件要去通报，一会儿，他拉开一扇小门把我带到马老会客厅。 不一会儿，便有轻轻的脚步声，门开了，马老出现在我们面前，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大同矿务局的同志。”马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精神状态极佳，他衣服整洁而朴素，蓝色中山装连风纪扣也系得紧紧的。 马老落座后，听我说明来意后，马老的脸色慢慢严肃起来，笑容消失了，眼望着前方，想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述：“整整过去30年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的讲述是缓慢的：“爆炸事故发生时，我当时正在海南岛。李富春副总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山西大同发生特大爆炸事故，让我立刻赶回北京，并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各部委负责人赶到大同白洞矿。一到那里，才知道事故的悲惨劲儿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近千名干部工人困在井下，解放军抬上来的都是死人。我记得有个老工人带领几十名工人躲到一个巷道，都没有死，救出后都住进了医院，我和张部长还去医院看望他们。”马老稍稍停顿了片刻，接着回忆说：“当时怀疑是不是人为的破坏？怀疑搞技术的一个高工，姓周……”我急忙补充说：“是周子义同志，他当时是总工程师，现在在中美合资的平朔露天煤矿任职。”马老接住话茬说：“对！就是他。”马老接着说：“那时尽管是大跃进，但经济却没发展，还受到很大的损失。人的头脑一发热就要出问题。开追悼大会时我和张部长都讲了话，让大家吸取教训。我当时就说办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去办，不搞假大空，你看一个好端端的矿井报废了，还死了那么多人，大跃进成了大跃退。他们暗示我不要这么说，我说本来就这样嘛，有什么不能说的。以后中央也总结了大跃进搞得不好的教训，实际是大跃退。1961年提出了调整、充实和恢复的方针。”我怕耽误马老时间，请求马老题字，马老让我拟了两条，欣然命笔：“牢记历史教训，搞好安全生产。致大同矿务局同志。 时隔20天后，在大同矿务局平旺公园里，一座铭记历史教训，怀念殉难矿工的纪念碑奠基仪式举行了，奠基石乌黑发亮，象征着一块优质的大同煤，深远、凝重、带着历史的沉重和沧桑缓缓被埋人土中…… 上篇：瞬间大灾难 c 章：灾难日： 5月9日盲目跃进到处是高产的标语，到处是夺煤的号于。井口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各区队报来的喜讯：突破500吨，突破1oo0吨……动员报告的嗓音由慷慨激昂变得声嘶力竭……其实在1960年，饥饿的阴云已笼罩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上空。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81．8亿元，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1960年第二季度起，许多大城市粮库挖空，全国各地普遍缺粮短布，因此口粮标准被压低，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直接恶果造成了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以及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统计的数字表明：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而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一3．78。但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并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困境。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跃进，因而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尽管形势如此严重，但是处在饥饿状态中的中国人民的精神还是高昂的，他们正同党一起共度艰辛。那些“扛过枪渡过江的老战士一边捡着路旁人们抽剩下的烟蒂一边还哼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乐曲；那些为翻身解放而扭过秧歌砸锅炼钢铁的人们一边从公共食堂的泔水缸里往出捞点稠饭菜来充饥，一边还津津有味地描绘着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因为那时的人民远不如现在这样看重金钱。他们有一种精神，一种昂扬的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因为他们知道，党中央正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勒紧裤带共度难关。毛主席不是连茶也不喝了吗？周总理不是连油炸花生豆也不吃了吗？ 当时，大同矿务局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9％；离正常生产水平已跃进得太远太远。然而时代已造成这样一种形势，谁如果认为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一时间科室关门，拖班加点，突击生产，以图高产快产，再创高指标。 1960年5月9日，又是老白洞矿组织的一个高产日。尽管以高产的名义多出煤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日产能达到6000吨以上的指标还是极能使人兴奋的。于是全矿上下齐动员，机关科室大关门，干部们也更衣下井参加夺煤大战。矿长殷国成、副矿长王泰，杨贵成、党委副书记李继武等党政工团主要领导率领各科室45名干部满怀信心地下了井。他们当中，矿级干部4名，科级1名，段级10名。谁也不会怀疑高产指标的落实，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空前大灾难就要发生。一切为了出煤，一切为了高产指标，一切为了……违背了客观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历史证明这个结论是安全正确的。 “5·9”煤尘爆炸事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恐怖与惊异 13时45分。 历史将永远铭记着这一时刻——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 1分钟前，钟表上的秒针仍然若无其事不紧不慢地走着，口泉沟贫瘠的河床上，一股不起眼的河水在缓缓流淌着。蒙蒙细雨下个不停，呆在家里的人们正安然小想。即使是在800米地层深处的井下，一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电机车穿梭于大巷，主扇压风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电话交换台信号灯不停地闪烁……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正为运输车皮问题与图表室里的殷国成矿长通着电话，16号井罐笼提上最后一班的早班工人，坑底还有10多人正等待着……一切都是那样的繁忙，一切又都是那样的平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大巷里积聚的煤尘正在集结和动荡，寻觅着光电，涉及千家万户的大灾难顷刻即将发生……13时45分，大地骤然抖动，老白洞矿15号井口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其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井口房屋以及附属建筑物在一眨眼间全部被摧垮，井架上高高矗立的打钟房顷刻起火。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子被摧倒，地面配电所也由于掉闸而停止运行；井上井下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指示灯一齐明亮随后便全部中断电源。16号井旁准备乘罐笼的工人大部分震伤，距离15号井翻笼2000公尺的所有设备、棚架被掀翻和摧垮，大巷变电站、图表室等元不充满呛人的烟雾……此时正值井下交叉作业时间，交班的职工未上井，接班的职工己下去。两个班的干部工人全部被困在井下，905名干部工人生命不明！ 情况危急！情况万分危急！ 阴差阳错 当然，因为一些巧合，有些本该下井的却没有下井而有幸逃脱；有些本不该下井的却神差鬼使地下井遇了难……宋英成的探亲假按说5月10日才期满，但由于家里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了，他只好在5月9日提前回矿。 尽管10日到期才可领上公共食堂的饭证，但队长了解他的苦衷后“龙颜”大开，破例地发给他一张9日的饭证。不过发饭证的同时又给他派了个临时任务，让他往井下工作面送电钻……姚某是个魁伟的男子汉，腰圆膀宽，五大三粗。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因为饭量相同，那份饭别人吃个差不多而他就得挨饿了。饥肠难挨，他便冒险大胆去食堂偷了两个馒头，“不幸”被抓住扣下饭证。于是他索性来个“破罐破摔”耍起了无赖：没有饭证绝不上班！那天正好是5月9日……朱某是个段长，官虽不大却负责不少人的带班。但不幸在上班走路时扭伤了脚，无奈中只好委托另一个工人为“特命全权大臣”带班。但那位有幸当上一日大臣的工人却没有能再活着走上井……似乎有某些预感？似乎又有些荒诞？神差鬼使，阳差阳错，地狱与天堂之间本来只有一步之遥。 沸反盈天 老白洞矿的人们沸沸扬扬起来，母念子、妻盼夫、父找儿……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井口跑去。哭声喊成一片。许多家属哭得死去活来，自己的亲人怎样，他们有危险吗？看到从井筒里冒出的几丈高的火焰，她们的心发颤了，有的已经昏死过去。滴水不思者有之；痛哭流涕者有之；大喊大叫者有之；求神祈祷者有之。尽管担任警戒的战士和负责宣传的干部们苦口婆心地做解释，动员说服她们不要乱跑，政府正积极抢救，以免涌到矿井妨碍抢救工作，但还是有许多家属试图突破警戒线……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当时的情况又如何？在整个大同煤矿，不！甚至在晋西北地区也议论纷纷，有着万种猜测：传说摘录天上打了一个雷，就掉下来一个红火球，引起了井口大爆炸；火蛋后还跟着一个白胡子老汉。 井下死了一千，部队来了一千，每人带一根绳子，用绳子捆住人脑袋硬拉，不死也拉死了……谢国芬是保卫科科长张福有的爱人。尽管30多年过去了，可她仍然记忆犹新：那几天我们那口子在局里开会，因为突击高产才把他叫回矿上。出事故前一天他开高产会开到半夜。回家睡觉又怕误了凌晨4点开班前会，便打电话告诉电话员到时叫他。那一夜我出奇地困觉，也不知他睡得踏实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真后悔，就连他什么时候起床走我也不知道。我们家离井口不远，中午听到“打雷声”后出去一看，井口在喷火焰，人们都说井口爆炸了。我顾不上怀里那个不会站的孩子，把他往炕上一扔，就往保卫科跑，去了一打听，得知保卫科下去的人，惟有他没出井，我一下就瘫在地上……她叫邢国英，是矿长殷国成的爱人。5月9日那天，她一听出事的消息后，急忙跑到调度室，看到爱人下井后留下的烟袋、棉袄等物，心里想“不好，他又下井了”。 她知道丈夫8日值班，但9日也没有回家。是不是……她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往坏处想，她甚至想事故不会有多严重，丈夫不会死的。她是个刚强的女性，带着一种希望，一种侥幸又投入了抢救行列；3天过去了，该脱险的都上来了，遇难死亡的也大都抬上来了，惟独不见丈夫，她才意识到悲剧确确实实发生了。白天有人看着她，怕她顶不住这巨大的悲痛；到了深夜2点多，她乘别人睡着的时候又独自来到井口，望着从井筒里冒出的烈焰，她万分悲愉，几次想跳下去，但又想到4个孩子…… d章：和时间赛跑一切为了…… 一辆辆矿山救护车满载着救护队员呼啸着冲向口泉沟里，飞快地向出事地区集结，那刺耳的笛声呼响七峰山谷。仅仅用了40多分钟，第一线、第5小队便赶到了老白洞矿。 当时全局4个救护队正好有两个队在局，那两个小队于5月7日前往包头市五档沟矿，支援那里救护抢险。去的又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而留下来的又大都剩了新队员……大同煤矿党委副书记王蕴心、和愚、副局长田志斌、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张继英等局领导在14时30分相继赶到老白洞矿。 时间刻不容缓，时间万分紧迫…… 立刻接通北京专用线， 立刻接通太原专用线， “大同——北京！”“大同——太原！”话务员的呼声此起彼伏……立刻报告局党委、大同市委；立刻报告晋北地委、山西省委；立刻报告煤炭部、国务院；立刻报告……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副部长李建平、国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都占元，山西省委书记郑林、晋北地委第一书记王铭三等领导同公安部、卫生部等负责人迅速赶到大同，赶到了事故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个部队共1096名指战员随着隆隆的军车声也赶来了；京西、开滦、包头、淮南等19个矿务局的414名救护队员也空运到了大同；正在内蒙包头五档沟煤矿的大同矿务局救护队17时在井下接到立刻返回的通知，队长杨良英带领两小队乘飞机赶回大同，22点到达老白洞矿。 专机载着救急物资和人员频频起落于大同飞机常大同市各行各业被紧急动员起来，“一切为了白洞矿”已成为全市人民的行动口号。 爆炸牵动中南海，事故发生的当天，毛主席便听取了汇报。当晚11点多，周总理又进一步了解情况，指示救灾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大将三次打来电报询问，并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办法抢救遇险同志，你们要什么，中央就给什么。” 救灾核心小组迅速成立，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一切为了抢救人”。 一切为了…… 张宏忠一席谈 “5·9“事故之后，我得了脚气病，老不见好。每当我的脚掌搔痒难忍时，我就想起“5·9”事故那痛心的场面。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叫，一张张悲痛欲绝的面孔，一”队队救灾人员鱼贯入井，一副副抬人担架匆忙出井……那天，我作为山西省煤炭管理局的安全员，午饭后便与其他同志正准备休息，忽然传来局调度室的紧急电话，让我们立刻回局，记得那天汽车开得飞快，车身摇晃不止。车上的人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急忙喊司机开慢点，可是司机根本不理茬，仿佛把车开得更快了。没等到局本部，就被挥动小旗的人拦住，与司机耳语后，汽车就转向叉道口往口泉沟急驰，我们感到肯定发生严重事情了。沿途看到一辆辆载人的汽车都向沟里急驰，不见一辆车出来，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我们每个人心头。 汽车停下后，我们才知道老白洞矿发生了重大事故。救灾指挥部交给我们任务是维持治安，不准家属们出门乱跑。刚开始还好劝说，但到了下午6点后，哭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了，就连我们在内虽说劝别人，但也控制不住感情，眼泪哗哗往下流，此情此景，你说咋能不叫人痛断肝肠！ 天渐渐地亮了，小河的北侧风机房上面的山坡小道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仔细一看，才知是清一色装束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也是赶来参加抢险救灾的。过了第二天，又是晴空万里，烈日当空，口泉沟惟一的铁路动脉也停开了。人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坐在铁轨上，低语着，企盼着，火辣辣的烈日烤得人头晕眼花。当时，我穿一双高腰军黑皮鞋，整整一天一夜也没离开过脚，在阳光照耀下脚气蒸发，热痒难挨。当我几天后从岗位撤下来时，双脚肿得老粗，皮鞋和脚粘在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脱下来。脚上布满了水泡，一直也根除不了，医生说是脚气病不仅仅是几个数字尽管大跃进的高指标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尽管饥荒年月使许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在当时，一人有事，万人相助，一处遇难，八方支援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不就是在那年山西平陆县发生了食品中毒事件么？ 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全国各地都积极配合抢救治疗，终于使他们转危为安。 “5·9“事故又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老白洞煤尘爆炸事故发生后，全国各地大力支援。 国家民航局提出什么时候需要飞机，就什么时候起飞；邮电部开出一条大同——北京的电话专线；铁道部拨了专列，运输器材物资；口泉火车站为了保证灾区吃水，从仅有的10部水罐车中抽出8部运水；卫生部号召全国各医疗单位用最好的药品支援灾区；商业部将大批日用品、食品运来；太原机电配套公司送来了仅存的12台电动机，并来电：“只要抢救需要，尽力支援”：省电建第一工程处听说缺少电动机，就将正在运转的电机拆下来截止5月17日，共动用62架次飞机，十几个火车专列，214辆汽车……某部在第一批救灾人员出发后，又组织了第二梯队。师首长彻夜值班，各种车辆都调集在一起，整装待发。高炮作战与探照灯连从9日夜进入大同机场后，探照光把机场照得如同白昼，保证了当天夜里62架次运输机在大同机场的安全起落。 随着救援工作的全面展开，抢险指挥部下达了第1号紧急通知：白洞矿事故发生后，为了抢救遏难的阶级兄弟，在党的关怀下，全国各地在人力、物资上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其中很多在全国也极少。为了保证这些物资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保证不浪费、不损失，特作如下规定：一、一切物资必须保证用在救护中最急需的地方，不准挪作他用；二、各地支援的一切物资必须统一管理，各需要领取物资的单位必须经指挥部批准，不准擅自动用；这是一份救援物资的统计表，这同时又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最生动体现。 药品21吨，针剂139386支，输液剂10404瓶，输血剂340瓶，其他药剂545772支，原料药品2173斤，其他药4536斤，器械20447件。 生活物资：粮32516斤，副食品6351斤，衣服被褥15537件，棉花1500斤，酒7212斤……尽管这些物资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微不足道，可是在当时饥饿年月已经相当可观了，因为1960年农业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8年又下降了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一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少539亿斤，棉花减少1292万担，轻工业总产值也比上一年下降了9．8％。更何况当时又是灾荒年，党中央、毛主席正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苦度艰辛呢！ 人，总的有点精神 “5·9”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从南到北，从工矿到企业，从机关到学校，从商店到医院，只要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农民们送来了煮鸡蛋；商店送来了汽水……人们都为能参加抢救工作和染上一滴受伤者的血而感到光荣。 “为了阶级兄弟，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这是195师防化连的战士们提出的口号。尽管当时是60年代初，但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极高。单从择偶角度讲，50年代这些“大兵”们成为时代最可爱的人，大学生们为能找一个战斗英雄而骄傲无比，并很快成为一种时髦，这又为以后的60年代找当兵热打下了基础，“四个轮子”（司机）“一把刀”（售货员）“白衣战士”（医生）“红旗飘”（战士）又成为新的择偶热点。 当防化连的士兵赶到爆炸现场时，当他们听到井下有近千名的工人兄弟被困时，心急如焚。当他们看到被爆炸摧毁的井架，看到不断从井口喷出的浓烟时，他们的心情格外沉重。尽管浓烟滚滚的井口不亚于地狱的人口，但他们却没有丝毫胆怯，没有半点畏缩。去死，为阶级兄弟去死，为时代去死，这对当时的子弟兵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光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当战士们从首长的手中接过大碗的烈性酒一饮而尽时，这种感情更得到了充分的升华。时势造就英雄。 当时的时势就造就了大批这样的英雄！ 哪怕是狂热，哪怕是顶礼膜拜，哪怕是发热偏激！ 人，总得有点精神，总得有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 尽管来抢险的解放军战士都戴着防毒面具，但是那种灼人的火焰和窒息的烟雾还是使他们异常地难受。尤其手中的那盏矿灯，在浓烟下光线显得那样微弱，连路都看不清楚。 二班的战士在向纵深前进时，忽然一大块煤塌落下来，立刻把这个班截成两节。太惊险了！前面和后面的战士们都倒吸了口凉气，更确切地意识到了生与死的滋味。但是英雄模范们的巡回报告，烈士们的感人事迹，在他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士以立功受奖为荣耀。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战士，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时代的楷模，那种觉悟、那种情怀、那种风流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难以理解的。 惧怕了吗？后悔了吗？没有，也不可能，仍然向前，勇往直前！ 一班战士黄喜找到一具尸体后，顾不上多看几眼，也顾不上多摸几把，就断定还有救活的可能。于是他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忽然从遇难矿工的口中喷出了白沫，又臭又脏，而他全然不顾，继续抢救。曹喜的脸上沾满了鲜血，他也顾不上擦一把，他甚至认为能多蹭点血是光荣的。 多么好的战士，后来他看到死者的肚子已开了，才破灭了抢救的希望。他哭了，泪水湿润了他干裂的嘴唇。也就是这个战士，在5月12日3个多小时的抢救中每次往返3000多米背出3具尸体。在5月13日夜间，他头昏眼花，一口饭也吃不进，仅仅喝了一瓶汽水，瞒着班长又参加了最后一次抢救任务，直到在井下昏倒。事后战友问他为何要瞒班长时，他才吐出了真情：“我要是告诉了班长，肯定就下不成井了！” 就这么平平常常的语言，没有奖金的兑现，没有金钱的诱惑，而只有一种精神；只有一种在今天某些人看来有些可笑甚至荒唐的政治荣誉：立功与受表扬。 多么可贵的精神！ e章：临时党支部 丧失理智的混乱 他叫张延英，当时担任某生产段副段长。他回忆说：“事故后3个小时，西大巷条件比较好。由于没有通风压力，烟雾在大巷中旋转，缓缓向里面扩散。当时在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周围集中了200多人。大约17点20分，浓烟迅速向西大巷涌来，躲避不及，已有100多人中毒死亡。那烟可真厉害，人走多快烟就走多快。前头一倒一大片，我们就绕过倒下的工友往后撤。眼睁睁地看着倒下的弟兄在那里爬行，但你不能去救，因为你一救，一停留，浓烟就会把你也吞没。” 惨痛的回忆！ 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及团委书记侯高山正在西大巷通电话，忽然被冲来的浓烟呛倒了。李继武试图爬起来再通电话，可是电话里没有任何声音，照明也全灭了。对外面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以为是塌了大顶。李继武爬起来就往外走，准备看看情况。当走了大约50公尺时，就听见有人在痛苦呻吟着，用微弱的声音喊救人。此时，几个工作面的工人都跑了出来，大巷积聚了几百名工人，所有的人都感到头有点发昏。 与此同时，在回采二队工作的副段长王六柱叫孙仲义去看看是不是塌了大顶。孙仲义出去一看，只见风门全部被吹垮。他碰到熟人赵学慧，赵一见他就拉住说：“二哥，不好了，发生大事故了。”他们俩人走到7号暗井时，发现李继武正在指挥党、团员和班组长抢救伤员往后撤。 路越来越难走，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大巷里的人已经混乱起来。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失声哭诉，有人四处瞎跑。有一个采煤队长跑出了大巷，却见到自己队的矿工倒下十几个人，他一下控制不住感情，悲痛地号哭起来，哭声渐渐小了，他也一头栽倒再没能爬起来。 掘进段党总支书记杜培堂领着10多个人从工作面跑来，他一边跑一边还在高喊：“李书记，快往外跑！” 李继武急忙上前劝阻他们，告诉他们在没有弄清情况瞎跑更危险，而他们就是不听，仍然跑着，喊着，带着强烈的生的欲望跑着，然而他和那10多个矿工在奔跑途中一个又一个地栽倒了……丧失理智的工人向外奔跑着，想逃脱死神的威胁；然而死神却首先光顾了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们。死去的、倒下的越来越多起来。 巷道里烟雾越来越大，在微弱灯光下，只见有几个遇难者被爆炸的冲浪甩在巷壁上，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时有人被浓烟熏倒，被死神夺去生命。 队伍中发生骚动，惊慌失措者有之；痛哭嚎叫者有之；四处乱跑者更是数不胜数。 冷静与理智对于生死悠关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有了主心骨 情况在继续恶化着……据已经脱险的李继武30年后回忆说：“根据情况判定，事故非常严重，再如果往前走，会有更多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和候高山等人截着人们，劝阻着人们，但仍有人不听劝阻，硬是往外冲，甚至与我们发生冲突。急忙中我大喊地一声：“党团员要带头听从指挥。”但是仍有人继续往外冲……这样大的事故谁也没有经历过，谁都想赶快奔到井口，认为离井口越近生命越有保障。我们几个顾了这里，拦不住那里，我背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矿工，见从工程巷道跑出一个小年青，我喊他不听，顺手把他拦住，一挡他就倒了，别人急忙拉着他向后撤。后来他那个队20多人，只活了他一人……”大约在下午16时左右，李继武还组织了10多人前去探路，结果收效甚微，所有的巷道除了烟雾外别无洞天，在848巷，矿团委书记候高山还亲眼目睹了皮带上爬满了死亡的矿工。 怎么办？有人建议继续后撤，也有人主张应该往外冲，李继武说：“情况不明，与地面又失去了联系，冲也是希望不大的。”他顿了顿说：“我们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临时党支部。”“对！有党支部领导，我们就有主心骨了。”众人纷纷支持。 于是，在800米深处，在浓烟弥漫的生死关头，在危难之际，一个奇特的组织——临时党支部诞生了！支部书记李继武，支委由刘兴元、候高山、张廷英等人担任。 临时党支部的建立，消除了许多人紧张恐惧的心理，使70多人有了主心骨。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紧紧贴在一起。 力量与希望也随着临时党支部升起…… 抢救抢救仍是抢救…… 爆炸声响过仅仅半个小时，大同矿务局的救护队就进入了14号井开始探察灾情。当他们进入井下后一下惊呆了，尽管他们经历了许多次井下抢险，但从未见过这样严酷悲惨的场面：棚子全部倒塌，顶板大面积冒落，巷内烟火猛烈燃烧，在车道上，车皮里，棚子下，峒室口到处有死难者的尸体。 五小队在东大巷巷口发现两名中毒者，也是最早发现的两具尸体；6号井主扇开动后，救护队从郑家沟风井，由该风井救出13人，他们是第二批脱险者，因为爆炸声刚响过不久，王有等4名工人就从这里跑出；10日零时，从郑家沟风井抢救出104名矿工，这仅仅是井下遇险矿工的九分之一，艰巨的工作刚刚开始。 在紧张抢救的日子里，索绕在指挥员头脑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抢救被困在井下800米处的近千名工人和干部的生死存亡的生命，抢运尸体，已成为所有参加抢救人员压倒一切的任务。 参加井下抢险人员的救护队是由专业救护队、解放军化学兵和老工人三结合组成。光是专业救护队就有京西、开滦、包头、淮南、下花园、本溪、抚顺等15个救护队，这些人最先都集中在14号井。 14号井是1955年1月投产的一个斜井，曾在1958年6月获得了局里颁发的“卫星红旗”的称号。然而，救灾人员首先在这里受到了阻碍，由于开始力量不足，半小时时间仅进了100多米，这样的速度极大地影响了营救工作。 时间就是生命！省委、地委的领导再三进行动员，希望大家为遇险矿工贡献出一切力量。其实也用不着领导再三说，他们也知道时间对井下遇难者的份量。抢救方案是在矿调度室里制定的。由于焦急，不少人的额头沁出了密密的汗珠。从实际工作面的分布情况分析判断，会议决定先以抢救西巷人员为主，同时为抢救东巷307工作面人员作准备，并从地面打钻孔给里面的人送空气。 人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忘记了危险和疲劳，忘记了饥饿和疼痛。只有一个信念，与死神争夺生命！ 抢救、抢救，仍是紧张的抢救…… 党不会不管我们 在临时党支部的组织下，70多人迅速往里撤，毒烟雾滚滚而来，灼烤和熏着人们，生命随时都受到威胁，大家只好互相搀扶着。李继武一面走一面用粉笔在煤墙上、矿车上写着“里面有人，赶快抢救”的字样。当他们撤到一条旧回风巷交叉口时，又有几人被毒烟熏倒了。李继武也渐渐支持不住栽倒在一个水坑边，他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把大家带到一个死掘进头巷。凭着丰富的井下经验，李继武要求大家全部躺下，打开安全灯盖，关掉矿灯，并指挥大家用风带打起密闭，开始等待救援。 时间飞快地流逝，巷道里一片寂静，静得出奇，静得可怕，静得令人心悸。有的人睡着了，有的人越来越感到死亡的恐惧，吓得嘤嘤哭泣，也有人开始骂大街、骂领导，骂地面的人，总之在尽情地渲泄着……这一切对临时党支部书记李继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他想了想，用低哑的声音对大伙说：“不能急，现在急也没用。党不会不管我们，我们要相信上面的同志是会来救我们的，我们要耐心等待！”接着，他同其他几名支委分析了眼前情况后，挑选了6名身体素质好的同志再次探路，一次又一次，探路的孙仲义等人终于在10日早晨嗅到了新鲜空气，于是他们吸着难得的空气，顺着暗巷走去……“党不会不管我们，毛主席会派人来救我们的！”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又饥又渴，又饿又冷，而他们凭着坚强的信念，在阴暗潮湿、呛人的地层深处度过了可怕的时光，终于等来了救护人员。 他们又重新赢得了生命，太阳的光辉又照耀着他们了……噩梦醒来是早晨！ 下章：“我们吃得亏还少吗？” 痛心的返风 就在事故刚刚发生不久，郑家沟的6号井主扇立即停止了运转，矿井靠自然通风，风量微乎其微。 处理事故的第一步就是通风，新鲜的空气对井下工人来说就是生命，不解决通风问题，井下工人会窒息或残废；不解决通风问题，不能冲散烟雾，救援人员无法下井抢救。 白洞矿为中央式和对角式混和通风系统，矿井总风量为3812立方米每分。从15、16号井进入的新鲜风流在井底车场汇合，再分成东西两翼。东翼通过14号井翻笼峒室，进入东二上山各工作面，然后经过东部总回风道，由6号风井排出；西翼风流入分成五个支流，进入西部各盘区及采掘工作面，然后由郑家沟风井排出。是从郑家沟风井返风？还是在6号井返风，指挥部在讨论着，议论着，决策着……人们都深深知道，此时的决策，至关重大，举足轻重！时间又刻不容缓！决策是何等的沉重，何等的艰辛。然而，我们都失误了，做出了错误的决定：17点15分6号风井主扇开始运转抽风。 抢救总指挥部以为并下起火面积不大，所以派了救护队下井侦察。当救护队员刚刚打开通往东大巷的绕道风门正准备继续前进时，猛烈的明火烟雾迎面扑来，前进受阻，随即只好闭门而退出。他们又从14号井向15号、16号井侦察，沿途密闭风门均被摧垮。当救护队员走到15号井至16号井底时，14号井的一氧化碳逐渐上升到0．08％，救护队被迫转移基地两次。指挥部决定开动6号风井主扇抽风，企图解救井底车场一带遇难人员的生命，保护井筒免遭破坏，这的确是一个美好愿望而又令人痛心疾首的决定。 井下火势愈来愈凶猛，浓烟滚滚，火势迅速蔓延、锐不可挡。23点15分，全部救援人员被迫出井。23点50分，浓烟挟裹着火焰从16号井口喷出，火焰高达15米。 6号风井灾情也逐渐严重，从17点13分到23点25分，有害气体在空气中的含量渐渐增大。经测定，6号井的一氧化碳上升到0．03%，沼气上升到1．2％。按气体分析证明，燃火正在继续蔓延。16号井喷出火焰后，切断了从这里抢救和井底车场人员生还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10日0点30分，决定关闭6号井风机。指挥部重新研究决定，开动郑家沟风机，使用返风设备改为进风。 当郑家沟井主扇风机隆隆作响时，事故已发生了10小时又30分钟。这是令人痛心的10小时30分钟，在这10小时30分钟里，死神又攫走了多少矿工的生命。返风的错误决定对井底车场的明火起了助燃作用，大大加速了火势的发展，其造成的直接恶果是将井底车场的浓烟和有害气体吹进各采掘工作面，尤其是e层两部，那里是全矿生产的中心点，集中了大部分回采工作面，有工人五六百人之多！ 张廷英（副段长，脱险者）：事故后3小时，西大巷的条件很好，由于滑风压，烟雾在大巷中回旋，缓缓向里扩散，当时在矿党委副书记李继武周围集中了约200多人，准备避难。返风后，浓烟迅速向我们追逼。 邱风如（工程队小队长）：那烟啊，可真够厉害的，人走多快烟就走多快。开始我们还抬着受伤的同志往里撤，后来真是各自逃生，大巷里倒了一片人，眼睛看着倒下的弟兄在那里爬行，但你不能救，一停留你也完了。 多么惨痛的教训！ 一个英雄的群体 又有36名工人经过4天5夜全部脱险了。这消息对于正在紧张抢险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尤其是那些家属们的心情更为激动。郭忍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救后，马上跪在地上朝毛主席像一个劲地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要不是毛主席关心，井下一个工人也活不了。” 当然，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便是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往哪里冲。 在我面前那几沓厚厚的采访本中详细地记录着参加救援部队的单位和人数：0215部队373人；空军90人；装甲兵学院246人；汽车管理学校190人；北京防化处494仓库；探照灯连等共1162人，携带医疗器械2586件，电台12部。 井下的火区像蒸笼一样，使每个参加救护的队员头脑热得发昏。刚赶来事故现场时，后勤工作还一时跟不上。5月10日晚，解放军一个救护小组随同矿山救护下了井，在毫无防毒装备的情况下，他们冒险冲过100多米的窒息区，在火区整整坚持了19个小时以上！ 汽车司机李进新那些日子正患病，领导不让他参加救援，他却好说歹说终于被批准了请求。除了开汽车运送物资外，他还下井抬担架。由于爆炸事故，井下的电缆七零八落，他不小心触电了，一下被摔出两米的地方，浑身麻木，但稍事休息后，他又争着去抬担架。 有一个连队，所有的战士腿全部发肿。他们连续奋战了5昼夜，在坑道里往返16次，共抬出遇险职工的尸体241名（具）。 一位曾参加物资运输的军人想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才叫真干，大同机场飞机隆隆地上下起落，我们从机场往老自洞矿运送物资，几百辆汽车在大同到口泉沟公路奔跑，一天就是几个来回，中午大家手拿馒头，嚼着咸菜，一边开车，一边吃饭，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到了货场我们就当装卸工，休息时，往炕上一躺，全身筋骨像散了架。” 难以想象的事迹，不得不惊叹的精神！ 指挥部“情报”摘要： 5月11日，大同矿务局救护队员段富梦等探明e层火药库还未爆炸，随即由贡同义率阳泉小分队进入火药库进行紧急抢险。在温度高达摄氏50度的火药库里，他们轮番寻找往外搬运。终于将4800发雷管和火药全部抢运出来，消除了随时可能引起的再次爆炸隐患；13日，救出e层东部8071作面最后一批36名幸存者；14日，进行反复搜索，在可能到达的每一处，都要查3～5次；15日，在d层808运料巷抢出最后一批17名死难者尸体；16日，指挥部经再三研究，认为井下可能搜寻的地方已全部搜寻完毕，遇难人员已元生还可能，决定对井下火药库等地进行永久性密闭；17日8时：“井下抢救人员已全部集中到井上，风机停止运转，灌浆工作即将开始”；17日15时10分：“14号、15号井，郑家沟风井已密闭完，16号、6号风井同时开始密闭”；17日23时：“16号井、6号井已密闭完，郑家沟风机已停”。 至此经过7个昼夜的突击救援，井下抢救全部结束。这是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煤矿开采史上最大的恶性事故之一，它当时死亡667人，连同被救出227人中又死亡5人计算在内，共死亡682人。 七峰山为此默哀，口泉河为此哭泣！ 惨痛的教训 老白洞矿“5·9”矿井大爆炸是瓦斯还是煤尘？爆炸点及火源是什么？要想弄清这些必须要有大量的证据。 事故发生后，白洞矿事故追查组经过10个多月的深入调查，1961年3月24日写出了《关于白洞矿煤尘爆炸事故追查工作的结案报告》，报告认为：白洞矿事故是煤尘爆炸事故。爆炸起点是在井底车场14号井翻笼至图表室110米的运输大巷以内。 据初步分析确认，老白洞矿煤尘明火、通风等方面的隐患和管理工作上的混乱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当时，15号井翻笼因清理井筒煤渣停止翻煤后，把大约60～80车煤质干燥的煤挤在14号井翻笼出煤，使煤尘积存和飞扬更为严重。在此情况下，洒水跟不上，加之电机车通过14号井翻笼时产生了强烈的明火成为最大可能的导火（事故追查中证实6号电机车在爆炸中心区）。事故的性质是生产指挥中严重忽视安全所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其实，严重的管理混乱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基础人事管理混乱，乱招乱用现象严重。职工总数由1955年恢复生产时的1978人增加到6994人，其中乱招乱用就有1126人。工人来矿不登记，走了不除名。采访中我了解到：出入井制度当时非常混乱，职工任何时候都可以随便出入井。有的工人家中没有人看孩子时就把孩子带到井下；还有的工人就把亲属老人带到井下参观，也没有人制止；还有的工人在井下吸烟也无人过问；更为荒唐的是在井下居然举行电焊大比武……其次，财经管理制度混乱，盲目采购造成资金积压，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1959年仅贷款利息每日就平均1万多元，1960年一季度达5．3万元，增大成本影响了上缴利润。火工品管理更为混乱，事故追查竟有20吨火药、11万发雷管已无着落，595宗账目与实物相符的只有149宗！ 混乱，技术管理上的混乱，财经制度上的混乱，一切都皆混乱。 在混乱中发生爆炸恶性事故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g章：是该好好哭一哭 灵堂哭声动天地 1960年5月18日，国务院在大同矿务局隆重召开了“白洞矿遇难建设社会主义英雄追悼大会”。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国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以及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山西省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追悼会。 连日来的紧张抢救，连日来的尸山血海使人们顾不上哭泣，也来不及哭泣。现在当花圈摆满会堂的时候，当哀乐冲撞耳膜的时候，他们的情感才像决堤的洪水奔腾起来。那紧张抢救的日日夜夜，那血肉模糊的一具具尸体，那几乎排满了山拗的棺木又重新浮现在大家面前。 是该好好哭一哭的时候了！不仅仅为那些死者，也为了活着的“大破大立”的人们……多么可惜，人们只是在思绪处于清醒状态时才承认教训，头脑发热，头脑膨胀时是不承认有教训二字的。 一片哭声，一片抽泣。此时人们才痛定思痛，才真切感到教训的惨痛！682人的生命被死神残酷地夺去了；223人留下了终身不可恢复的伤痕。一想到事故，这些幸存者就心惊肉跳。运输段的工人王三有伤好后调整到了食堂工作，他一听到有人吵就头痛得要命。基建段工人于是区记忆力减退，前脚走出门，后脚就找不着门。 煤炭部长张霖之在追悼大会上讲了话：“白洞矿的事故是不幸的……事故发生以后，一部分同志牺牲了，矿井也停了产，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但是光沉痛是没有用的。我们要为安全而斗争。”他还向与会者通报了“5·9”事故期间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并指出事故率已比1959年同期高出四分之一。 这是单纯的事故上升？还是由政治发热引出的血的教训？ 现在我敢说了 她，是遇难职工席某的家属，悲痛中什么都不顾忌了，什么都敢说了。“他妈的！大跃进、大跃进，迟一会儿下井都不行，把人跃进死了也就高兴啦！” 张某的妻子一听到爱人下落不明，站在高坡上就大哭大叫起来：“多快好省，饿着肚子下井！过去我不敢说，现在我敢说啦，你们枪毙我吧！” 不要抱怨我们人民的思想觉悟，她们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也是有极限的。在当时，除了大气候的原因外，官僚主义也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在1959年6月26日组织的高产中，有极个别人提出了“产量不突破2oo0吨大关，绝不能换班”的主张，结果工人们在井下挨饿拖了一个班，4个班产煤2008吨，却以3个班产量虚报上去欺骗上级。不仅如此，为了“高产”，还制定了20多种惩罚工人的办法，对工人不是说服教育，而是轻则写检查，重则戴牌子游街示众；要么送集训班，或者扣工资饭证。当时工人有4怕，即怕监督劳动；怕开会辩论；怕不发工资；怕扣掉饭证。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矿工也没有同集体离心离德，而是一味地从自身检查，找缺点错误，反私心杂念……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一旦树立起信念，就会全心全意为之努力，为之奉献，不考虑丝毫的索取！ “现在我敢说了……”不正是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敲响的警钟吗？！ 如果说遇难矿工是破除所谓规章制度的牺牲品，其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15号井箕斗通风井合用，是本局设计由苏联专家认可的。投人生产后，局里未能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特别是井下系统的洒水设备没有及时安装。局里给老白洞矿的洒水管材也用在了其他地方。已经安装的洒水设备也没能很好地维护使用。在主要运输大巷和回风巷以及生产作业点的煤尘化验表明，煤尘厚达5～10公分。老自洞矿对预防无计划，对事故隐患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1959年在大破大立中，破除了井下禁止使用电焊、炮崩溜煤眼、明火放炮、带电作业等必须的规章制度，甚至荒唐地在井下组织电焊大比武！据有的老工人讲，大巷有的地方的煤尘有一脚深，一走扑扑的，棚梁上煤尘有1寸多厚。 当年的大同煤矿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和愚，现已年届七旬。谈到事故教训时，他感慨万千：“那时搞跃进脑子热、管理又跟不上，安全落实不了。现在看到事故是管理混乱的责任事故，当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 那么大的事故，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这些领导责任重大埃当时我们都做好了坐监狱的精神准备。说句良心话，就是坐几年也丝毫不冤枉哪！” 曾参加“5·9”事故抢险的采煤工程师刘大煌回忆说：“‘5·9’事故距今已30多年了，它像一声响雷，震醒了人们的头脑。在此之前，‘大同煤尘会爆炸’仅仅停留在‘本本’上，偶尔也说在口头上，但人们在思想上并未引起重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各个井口的防尘设施几乎等于零，电气设备防爆形同虚设。就拿当时的老白洞井来说，‘大跃进’时我参加过几次高产和安全检查，井下没有一处洒水喷雾装置，井底翻笼峒室和各回采装载点，高高悬挂着几百瓦的白炽灯炮，防爆开关大部‘敞胸露怀’，在翻笼翻煤和装载点装煤时，煤尘飞扬弥漫，几米之处我们彼此看不清‘真面目’，大型白炽灯成了一团模糊的黄色‘绒球’。巷道积尘尤为严重，有的地方厚达1～2尺……”事故就是在这样的管理状况中发生的，悲剧就是在这样荒唐的决策中上演的。 单凭主观感情和盲干，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在同大自然博斗中，面对水、火、瓦斯、顶板和煤尘五大灾难，必然会受到惩罚！ 这血写的教训是否会对后人有所启示呢？ h章：耿耿难眠的亡灵 默默思魂 因为气候的关系，放在郑家沟的尸体很快就要腐烂了，已经不能等家属来告别了，鉴于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入殓后全部运到公墓埋葬，每个遇难者的墓前都暂时插上木灵牌，用油漆写了编号、姓名和籍贯。 有57人识别不清，因为他们的面部极度损坏变形，安葬工作组的同志只好把死者生前穿的衣服分别集中在一起，按照棺木的编号写上号码。在被埋葬的遇难人员中，有衣无名者26名，无衣无名者16人，甚至还有的没有多少尸骨，只有生前穿过的几件衣服。 在发生…5·9”事故前，公墓对于大同矿务局来说是极为陌生的。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前，大同矿务局还没有公墓一说。而当时，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故，出现了那么多的死人，一下又运不回各自的原籍。当时正值春暖花开季节，虚着气温的回升，尸体很快就要腐烂，发生瘟疫怎么办？只得尽快选址造坟。 虽然选址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费劲，也远不如现在征地那么复杂，但必须找一块平坦、向阳、面积大的地。 矿区不具备这种条件，只得在远离矿务局中心的老平旺拖皮山下，选了一片理想的坟址。此刻，选址的工作人员默默站在那里，望着这片刚刚在春天里复苏的大地，望着不远处雄伟静默的大山，望着大山上面的烽火台，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这里将随着“大同矿务局公墓”的名称永远载入煤乡史册，就要安葬那600多集体遇难的矿工们，安放那些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献出生命的亡灵，还有所谓高产决战的“淮海战役”的牺牲品春风有声，默默忠魂却耿耿不眠！ 十年后的报告 历史的车轮又走了整整11年，1971年老白洞矿在“5·9”事故11周年后又恢复了生产，打开了郑家沟的风井。1972年又打开了16号副井，当人们重新走下井筒时，发现了一部分尸体。这些尸体全部成为一副副骨架，有的已风化成一撮蓝色的灰，而地上分明都留着一个“人形”，有的尸体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检修工具了。 1977年在井下图表室里又发现了几具尸体，经过辨认遗物，证明这几具尸体是矿长殷国成、副矿长杨贵成、秘书李宗文、图表员张金。殷国成的水靴有一道红边，嘴里有一颗银牙，戴着一块进口手表。这表已看不清时针和秒针了，表面也锈蚀不堪。 殷国成的爱人邢国英对我说：“这表原来是我戴的，嫌大和老殷换了，”她接着讲述了发现丈夫尸体后的情况：“来通知认领尸体后，儿女们没有让我去老白洞矿。 孩子们都去了，他们用一块毛毯把老殷的遗骨包起来，用皮箱送回老家安葬了。” 瞒了17年的婆婆 殷国成就这样匆匆而去了，在井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整整长眠了10多年才又走上井，走向大地的怀抱。而他永远不会知道。他除了留给妻子4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无尽的悲痛外，还留下了一个难以使人相信的故事，是一个悲壮苍凉而又动人的故事。 邢国英永远也难以忘怀追悼会的情景。庄严肃穆、一片哭泣。而她又在那104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家属之列。记得她是遇难者家属代表，发言时嘴未开口，哭声便止不住了，只有在那时，她才真正体会到“泪水流于”的确切含义。终于，她讲开了：“亲人牺牲了，自然是悲痛的，可是悲痛也没有用，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把孩子抚养好，让他们继承亲人的……”她再也说不下去了，会场内外一片呜咽。 真正悲呜的却是日后那漫长的岁月。每每夜深人静，看着一天跑累玩累的孩子们香甜的酣睡，她摸了这个摸那个，孩子们多会儿才能长大成人啊！平时她很少哭泣，有泪默默地咽到肚里，怕孩子们伤心，但是一到清明节，她感情的潮水像决了堤似的，尽情地渲泄一番。别人可以去上坟，对着坟墓，对着亲人哭泣，而她却不能，她的爱人还在井下，长眠在血与火之中……她领着孩子们来到井口边，面对早已封闭的井口，燃起那点纸钱，痛哭一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最使她费心思的还数婆婆身上。她从老殷生前口中知道，为了拉扯孩子，婆婆吃了不少苦，因此老殷从不有半点难为婆婆。现在老殷走了，走得又那么匆忙，匆忙得没有半点嘱咐，邢国英感到她嫩弱的肩上还有一副担子，一副不让婆婆受半点苦，哪怕是心灵上的担子！每每到了开工资的时候邢国英总是先给婆婆寄去钱，并以儿子的口气给老人写封信，一直不让婆婆知道爱人遇难的消息。老人多次来信提出要到矿上看看儿子，都被她用各种理由回绝了。什么“工作忙”、“出差了”；什么“到国外考察去了”，等等理由应有尽有，凡是能编出来的理由她都用过了。她不愿让婆婆遭受晚年丧子的沉重的打击，哪怕一点点心里负荷也不让，真的，她把一个女儿的孝心全部给了别人，人间的真善美在她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为了不使婆婆起疑心，她还先后四次回村去看望老人，一直瞒了17年，直到婆婆病逝仍然不知道。 17年，多么不易的17年！ k章：谁说人间没有真情 牵动中南海 “5·9”煤尘大爆炸惊动了晋西北，惊动了中南海，他们被千古悲剧所震动，为近千名矿工生命而惊呆了。 毛泽东主席几次听取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毁矿保人”；国务院及时了解情况，向党中央进行汇报；然而，此刻人们所说的和所要说的却是那么的少。 那么的贫乏。盲目跃进和浮夸风所造成的直接恶果正笼罩整个华夏大地。苦涩之味已使每个国人尝尽了，这比任何大话任何说教都更有说服力，不是连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因缺粮连一小茶杯麦片粥都舍不得喝而发生浮肿吗？全国各地又因饥饿而死何止成千成万！ 1960年5月30日，一架银灰色飞机徐徐降落在大同机常舱门打开，只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走下飞机。他没有挥手致意，眉头始终紧锁着，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中，却异常痛苦。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他的心里能好受吗？ 上午9时许，董必武乘车来到大同矿务局，详细听取了大同矿务局领导关于事故的详细汇报，在场的人们心灵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事故发生时，从井口喷出的火焰高达30多米，到了夜间，几十里外都能看到，这火焰烧的着矿工的心，烧的着遇难者亲人的心，上千人在井口等待，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出来，火焰的喷射，终于把他们的希望烧掉了，他们的哭喊声划破夜空，回荡在百里群山……火焰一直烧了10多天……”老工人李福讲了他被埋在井下5个昼夜的经历。一氧化碳把人闷倒了，想喝水，发现矿车有一个工人爬上去喝时，一头栽进矿车再没出来……活着的人没吃的，就把跟前一桶机器黄油吃了，最后还是饿，又把柳条帽里衬的报纸也吃了……72岁的张善富说，他们工作面遇险80多人，最后只活了30多人。当时人们用纸条写上自己的名字装在自己身上，盼望将来有人给抬掇他们的尸骨……工亡子弟吴长寿泪水涌流：“父亲牺牲时留下他们兄妹4人，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出生2个月。记得埋葬父亲那天，8岁的吴长寿抱着2个月的弟弟，妈妈背着2岁的妹妹，6岁的大弟弟跟着奶奶爷爷，全家老小去同父亲作永久的送别……”一位曾在木料加工厂工作的人回忆说：“我们每天半夜起床赶活儿、大堆大堆的木料都划成两三寸厚的板子做了棺材，从此，每到太阳一落山，那些拉棺材的汽车便不知从哪里开来的，在门外排成了长长的队伍……”董老流泪了，在场的都流泪了，这哪里是高产战役，哪里是“淮海战役”，分明是千古悲剧！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火了。他拍着桌子对局领导吼道：“你们要向人民请罪，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交待？你们有没有党性，有没有良心！” 血的教训，惊醒了人们麻痹的神经。张霖之亲自主持召开全国煤矿安全工作生产会议。长达20天的安全检查；《大同矿务局各矿通风、安全改进措施》出台……难忘的宣传工作抢救指挥部是在9日晚上成立的，下设秘书组、宣传组、救护组、医疗组、车辆组、保卫组、失火研究组、生活组、材料供应组等10个组，有大约1200多名工作人员。 深夜，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和呼啸声打破了宁静，使许多居民从睡梦中惊醒而惊恐不安，更感到事故的严重和残酷。 局面如此严重，宣传党中央的指示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赶到白洞后，立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同遇难者的家属直接见面，宣传党中央关于“对家属包下来，生活和工作负责全面适当安排”的指示，安定灾区的人心。 宣传组组织了600多名干部深入每一户人家，不仅宣传党中央的指示，还帮助这些家属挑水做饭，看哄孩子。 当年曾参加过宣传组的寇秀英回忆起往事，感慨地说：“当时做家属工作的人都没有一点架子。记得我正在永定庄矿宣传部，当天下午2点便接到局调度室电话，前往出事地区。去了以后，吃住就在那个矿，总共呆了30多天。见到遇难职工的家属后，她们哭，我们也跟着哭。 监委书记丁山就批评我们说：让你们做工作，怎么能哭呢？想哭回办公室去哭。我们就忍着悲痛发动家属中的积极分子一同与我们做工作。” 宣传组在112户家属中进行了抽样调查，思想安定、还能劝导别人的有33户，占袖样调查总人数的29．4%；思想安定的73户，占65．3%；情绪不安的6户，占抽样调查的5．3％。 寇秀英回忆道：“有这么一个家属，现在何方、情况怎样，我一无所知。当她得知爱人在井下遇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哭一次昏一次。但她不仅没有向上级提出任何无理要求，而且还对宣传组的同志讲“亲人牺牲了，自然很悲痛。可是光悲痛也没有用，要化悲痛为力量，听党的话，建设好祖国。” “听党的话，建设好祖国。”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高尚的胸怀！这就是正处在吃糠咽菜共度艰辛的年代我们人民的觉悟。尽管国内经济形势那么严峻，但处在饥荒状态中的中国人民的精神却是高昂的，对党充满了强烈的信任。这也正是党与人民血肉之情的主动体现。 “只让我看一眼” 郑家沟井口周围，停着一具具找上来的尸体。遇难人员除了少数有烧伤、炸伤，摔伤的痕迹和个别躯体不全的以外，大多数是中毒窒息而死。他们死后的特征都是头大胳膊粗，有的脸部浮肿变形，有的口鼻出血。 矿党办打字员齐玉兰看到遗物袋里的裤衩和钥匙时，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她打开棺木抚摸着丈夫陈康健的头，眼泪哗哗流了出来。播音员张慧琴的丈夫王玉文是掘进段的段长，夫妻感情极为融洽。王玉文在出井和入井前总要给妻子挂个电话。可是，张慧琴再也见不到丈夫的面了，再也听不到那令人神往令人激动的电话铃声了……在工作组人们的搀扶下，张慧琴一步步向丈夫的棺木走去，走着走着，她的腿突然发软，跌倒在地了。 她不敢见丈夫的面了，她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怕……他是煤校毕业的采煤技术员，在他未出世时父亲就去世了，硬是靠母亲屎一把尿一把地把他拉扯成人。而他却离他母亲而去了，当他母亲得到通知后，他已安葬入土了。按规定是不许再刨坟看了，老人颤微微地一个劲儿乞求：“我守了一辈子寡就这么一个亲人，啥条件也没有，只想再看他一眼，”领导们哭了，经过研究终于破例满足了老人的请求。 他爸爸出事那天正巧是公休日，可是因为家里人口多生活紧张，只好又去上班。那天下午2点多，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街上玩，听大人们说井下着火了，于是他急忙跑回家告诉他妈。他妈跑出门一看，只见满街都是人，都向井口跑。便感到大事不好，急忙返回家对他奶外说：“不好了，井下出事了。”于是，奶奶、妈妈拉着他往井口跑去，只见井口周围围了一层又一层的人，救护车来回穿梭，救护人员忙着抬人，只见抬上的人有的皮肤烧焦了，有的还活着便被抬上救护车拉到医院……他被眼前的悲惨场面吓呆了，紧紧抓住妈妈的手说：“我怕！我怕！妈妈，爸爸会不会出事？”妈妈和奶奶都哭开了……就这样，哭啊等啊，一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多，才看见爸爸被抬上来，但他却永远永远离开了他们……特殊政策事故发生后，死亡矿工家属最耽心的是怕今后的生活没人管。当他们听到中央首长要包下来的指示后，心才踏实了，董必武副主席关于善后工作的具体批示消除了她们的疑虑。从中央到省市的领导指示，制定条例时，一定要宽一点，当时起草的抚恤暂行条例就是根据中央“包下来”的特殊政策拟定的。1960年5月20日，大同矿务局制定下发了《关于白洞矿爆炸事故死难家属的抚恤和安置办法》，它对死难职工的父母、子女、妻子或丈夫、供养的直系亲属，城市每人每月12．50元生活费；农村每人每月8．30元生活费，这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巨大自然灾害时期可以说已经相当可以了。在矿上居住的家属免房电费；孩子上学免去了学杂费；家属优先安排工作；实在困难的家属给予生活补助。对居住在农村的家属把抚恤费送到家里。工作组头一年下乡，遇难家属冷冷淡淡，有的还发牢骚骂大街；第二年去时态度就好了，给工作人员借被子，借细粮做饭，再三挽留工作人员多住一天，说“共产党就是好，人不在了情还在”。 “友爱似海深” 当大同市三医院接到抢救治疗受伤工人的指示后，医生和护士们来不及吃饭就立即组成了抢救小组，分秒必争地赶到事故现常他们中有经过速成班补习而毕业的大、中专医师，也有经过战火洗礼的部分转业战士，还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但是一个共同的信念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一切为了遇险的阶级兄弟。” “阶级兄弟”几个字眼尽管在今天年轻人的心目中已不合时宜，甚至使人感到有点荒诞，然而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那个年代的那种情怀、那种含义。 为了“阶级弟兄”，医护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病房里贴上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什么“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什么“欢迎最可爱的人”；什么“全国一盘棋”等等。他们感到椎其如此，方能显出他们的情怀，他们的情感；为了“阶级弟兄”，他们千方百计地找来了鲜艳的山花，插在不起眼的瓶子里，放在病床的床头柜上。每当姑娘们走进病房，看到她们的“杰作”时，一种骄傲、一种情怀顿时涌上心头；为了“阶级弟兄”，全院的医护人员捐献人民币205．10元，这在当时的年代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了。挂号室的赵福日把家里养的两只鸡和平时攒下的10颗鸡蛋以及1斤猪肉也捐出来了。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颗心，一颗金子般的心。 5月13日深夜21点20分，全院的医护人员心情格外激动，本来下班该回家的人都没有回家；本来已经下了班的人都不肯离去，他们都在等待和欢迎伤员们的到来。当这些被抢救出来的遇险矿工来到医院后，医院的医护人员立刻围上去给他们洗脸、洗澡、理发和剪指甲。他们就是这样把“阶级弟兄”看得如此神圣！ 住在高级病房的领导还把当时十分珍贵的收音机让给了矿工伤员。 他们就是以这种热情来精心护理着矿工；他们就是以这种近乎于荒诞的“阶级友爱”来对待伤员！ 谁说“人情薄如纸？”从这些例子里，我们该悟出多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i章：反事故抓“敌人” 往事不堪回首 管理工作如此混乱，安全观念又如此淡薄，不安全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事故本来不足为奇，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场人为的“反事故抓敌人运动”便在某些人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场运动以大鸣大放大揭发为主，以便“充分树立群众中的先进面，分化中间、改造落后、孤立反革命和坏分子。” 在“5·9”事故教训的第一条中写到：“……没有政治挂帅，这是当前工作的主要危险，也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工业战线的大跃进，是以钢为纲、以煤为纲。敌人要破坏也是必然的。但是企业的领导干部在分析事故发生原因时，缺乏政治观点，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从敌人的破坏上考虑问题；没有从政治上去追查原因，而局限于自然事故和责任事故范围内，甚至单纯地从技术着眼。例如，这个矿今年发生的48起事故都按责任事故处理了，有的很大程度是敌人破坏的，便也按责任事故处理了。这就麻痹了自己，掩盖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实际上这是取消阶级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越快，社会主义改造范围就越广，越深入。人民公社的建立，公共食堂的普遍推行，敌对残余势力便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认识不足，麻木不仁，太平观念，缺乏政治警惕性……” 根据一：为何高产日发生事故？ 根据二：为何是交接班高峰期？出井的未出来，下井的已下去？ 根据三：为何大部分救护队不在大同时发生事故？留下的又都是新队员？ 根据四：出现谣言？ 根据五：5月14日，四老沟11号井发生101翻笼负荷电缆事故？ 根据六：5月15日怀仁宋庄铁路专用线电缆被割？ 根据…… 似乎有了许多根据，初步确定是阶段敌人有意破坏的事故更可站住脚了。 那种年代，那种大气候，有点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人们就怀着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的决心投入到运动中。该下井的没有下，主管事故的工程师，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等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就连从爆炸区和事故后跑回乡的矿工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 故事处理后，在运动中光确定批判和斗争的人员就达709名，撤换干部398人，对673个五管部位逐一进行审查调整，调离了“不纯”人员462人。 这又不能不说是触目惊心！ 但是1961年的结案报告在左右审查右审查中结案说：“反革命直接发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 重大责任事故在政治事故未确立起来的情况下才确立下来。 周子义的回忆： 在平朔露天矿副经理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当年担任老白洞矿总工程师的周子义同志。谈到当年他所受的“冲击”时，他毫不忌讳：“我是1959年7月被停职检查的，9月被捕入狱，在监狱总共呆了3年7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始终相信共产党，我想，是人是鬼终究会弄清楚的，直到1964年我才被放了出来。” 1964年5月12日，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下发了《关于白洞矿煤尘爆炸事故有关人员的处理通知》的红头文件，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中央监委和盛市委的批示，给予王x同志撤消党内外职务的处分；魏××撤消党委书记职务处分；矿长殷国成不再做处理；处理上不提他负主要责任；对周子义的处理予以开释，恢复工作，决定给予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讲到这里，周子义那似乎平静的神情中透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感。 历史说…… 当我一页页翻阅完所有的关于“5·9”事故的档案、走访完那些幸存者时；当我心情极为沉重地一次又一次重重写下“5．9事故”几个字样时；当我重重合上那标有“绝密”字样的29卷宗“5·9”事故档案时，我又一次意识到，这一天离开我们已整整38周年了。 38年岁月的流逝，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一天仍是那样地醒目，那样地顽强，那样地不离肯开历史、离开记忆……从工矿、从学校、从农村，一批又一批工人分配到这里，一批又一批人们又离开这里，然而，谁也没有忘记这一天，它似乎同大同矿务局不可分离。一批批新工人上的第一节安全课，就是“5·9”事故的教训课，几乎所有大同矿务局40岁以上的人们谈起“5·9”事故来，都能给你讲述许多许多的人和事……因为这是历史，因为历史在说……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谨以此文献给“5·9”遇难的矿工！ （采访中得到大同矿史办王军。潘一川等同志的帮助，谨表谢意）。 在1992年和1993年先后出版前两部集子后，我就开始着手整理编辑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集子了，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结集出版的事几次搁置下来。 今天，又一个京城的夏夜里，我在校读着面前这部书稿清样间隙，推窗望去，雨后甜甜的空气微微拂面，小区前那片刚刚收完夏小麦的田野里，新一茬绿苗又冒了出来，显得是那样娇嫩可爱。蛙声如潮、竟相鸣叫，给寂静的夜空带来勃勃生机。而这一切又把我的思绪带得很远很远……我想，应该感谢历史，因为尽管历史曲折和“不平坦，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总在一步一步前进，总在逐步告别野蛮而走向文明；同时，更应该感谢时代，因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仅没有今天生活的富足，而且更不会。也更不敢去憧憬我们亲爱的祖国，在不太久远的未来必将走在世界的前列。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最早发表于1984年，距今整整过去了14年时间，其余的也大都是10年前或8年前发表的作品。从作品的采访到发表，又从发表到结集、出版的过程，也无不打上改革开放的烙印。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并不觉得有多么深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多篇还是冒着风险去采写的。报刊的编辑朋友们在发表它们也是顶着重重压力，但令我欣慰的是作品发表后，几乎每篇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来信来函更使我激动不已。一位年过半百的省电台老编辑在来信中说“……我，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看到文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在谴责那些毫无人性的贪官的同时，不禁佩服你的勇气和胆识，我们也为新闻的同行中有你这样的记者而感到骄傲。”一位专程从河北蔚县赶来的青年工人除了带来他写的读后感外，还执意要见见我这个吃了“豹子胆”的记者，哪怕只给他半小时时间，当《有形与无形的绳索》一文在《山西日报》以半版篇幅刚刚发表时，就收到数篇读者来信，仅隔5天，该报就刊出读者评论：“责任在谁？”读者在“非常气愤、感慨万千”后写道：“……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部门和有关单位又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目前社会上正不压邪的现象，难道就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同这部集子中其他各篇一样，这篇作品也很快被多家报刊转载。值得欣慰的是当地“人大”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也很快被查处，主人公也被减刑提前释放。特别是在采写中外历史上最大采矿惨案中，遇到的困难和来自备方面的压力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死了近千人的惨案绝密了30年不予外传，29卷盖有“绝密”字样的档案被厚厚的历史尘埃覆盖着，外界除了当年人们的种种传说外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材料。我想，历史终归是历史，既然发生了就该告诉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后代，就该从这一惨案中汲取历史教训，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于是我想尽办法去了解第一手资料。在查阅档案中，我又一次为惨案而震惊了。那些日子里，我真的几乎吃不下吃饭，夜夜失眠．我的心灵一次次经受着撞击，噙着泪水在摘录，噙着泪水在采访和写作……稿件完成后，《中国煤炭报》以最快速度抢先向国内外公开这一惨案；《作家与企业家纪实》杂志在全文发表的同时，编稿手记中称编辑是含着热泪编完这篇撼人心弦的作品的；人民日报《时代潮》在创刊号上以醒目标题发表，并在导语中称“在暴风骤雨般的大跃进岁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灾难”云云；接着，《阳光》杂志又精心推出，并在评奖中授予“优秀作品奖”。在采写《与太阳一同升起的不仅仅是希望》一稿时，主人公在接受完采访后说：“我真怀疑你是否有胆量拿出去发表？”我郑重地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发表它承担一切责任”，我又一次激动了……我常常这样想，作家和记者就该是伸张正义的作家和记者，就该是人民的作家和记者，就该听命于人民，就该“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托尔斯泰语）；”古人尚能仗义执言、舍身死谏，何况我们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经过历史的沉淀，尽管这部作品现在看来尚写得比较稚嫩、肤浅，但我深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们至少还是微弱而又清晰的历史的回音。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刘国林社长兼总编辑，和美总经理和肖建中主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出版；同时，还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国辉主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金文雄副社长。张安平老师人阳光》杂志执行主编秦岭等许多朋友对我创作上的关心与支持！ “与生活同在”，仍是我一如既往写作的宗旨与追求。 是为后记。 何于清 于1998京都夏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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