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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遍地“UN” “UN”——即UNITED NATIONS（联合国）的缩写。 从飞机弦窗俯瞰，机场边一座座野战库房，涂满白漆，标着黑色的大写字母“UN”；一排排集装箱也涂满白漆，标着黑色的大写“UN”。 穿过停机坪，一架架漆满白漆标着黑色“UN”的直升机、运输机停满军用机场，空勤、地勤人员爬上爬下，紧张地忙碌着。 驰入市区，一辆辆涂着白漆标着黑色“UN”的卡车、载重车、越野吉普车，来回穿梭，繁忙奔波。 一切钢铁装备都全身涂满白漆标写着黑色的“UN”，构成了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 自从持续6年、卷入60多个国家20亿人口、死亡6000万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50个国家聚在一起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我们参加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我们的后代不再受战争的蹂躏”。 一支随时组建用以制止战争的特殊部队诞生了。这支部队到达冲突地区后的第一个特殊行动，不是像一般军队要伪装自己的装备和阵地，而是作为中立者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自己：车辆，直升机，掩体，营地，尽可能涂成白色写上黑色“UN”，阵地上的联合国旗夜间还将用灯光照明，尽可能地醒目。这就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金边的街道上，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肤色的军人们，仿佛在进行着各国军服的大博览。 不过，这些世界各地派遣而至的军人们，都头戴统一的蓝色贝雷帽，佩带统一的地球加橄榄蓝色联合国臂章。 又构成了一个象征和平的蓝色世界。 联合国成立的第8年，中东爆发苏伊士运河危机。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派出10个国家的6000名士兵赶往危机地区，充当敌对双方之间的活动缓冲区，去遏制战争。由于史无前例，各国部队没有统一着装，只是在戴钢盔上都匆匆忙忙地涂上与联合国旗一样的蓝颜色。“蓝盔部队”从此诞生了。 现在，金边也有这样一支遏制战争的“蓝盔部队”。他们，给柬埔寨带来了一股维持和平的“奥林匹克风”。 出兵！一项重大决策作出来 1992年春节前夕，中国人正忙着贴对联，挂灯笼，购年货，欢度传统节日，来迎接再次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 在地球另一边，联合国传来的信息，又使中国军队统帅部的军官们紧张而激动起来。他们意识到，这将促成中国军队的一次开放之举。 2月初，联合国秘书长的军事顾问找到中国驻联合国的军官“吹风”：加利秘书长准备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向柬埔寨派出过渡时期的临时权力机构和维持和平部队，经与有关国家协商，已商定法国派一个步兵营，泰国派一个工兵营…… “希望中国派遣一个至少300人的工兵大队，担负修筑公路、桥梁、扩修机场的承建工程，无排雷任务。”如中国政府同意出兵，“工兵分队四月中旬之前派出，以争取雨季之前展开工作。” 这个“希望”，虽仅仅300人，只占中国300万军队的万分之一，但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考验，是对中国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国际义务能力的考验。 请示，从地球西半部快速传到东半部。论证，在中国军队统帅部里，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紧张进行。 出兵！从参与咨询的统帅部参谋到作出决策的中央军委主席，谁都没有半点迟疑。 一项重大决策，赶在加利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报告的前一天作出了。这无疑是对秘书长工作的支持，是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义务的承担。 让士兵心中都装进一个世界 北京燕山脚下，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工兵部队。 当《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在巴黎签署的消息传遍全世界时，尽管有20个国家的外交官出席仪式，声势之大，决心之坚，也没有在这支工兵部队引起特别的震动。 他们并非闭目塞听，不理天下事，而是把目光盯在“沙漠风暴”刚刚平息的中东海湾，把议论的话题集中在科威特废墟的排雷与重建上。 他们正在应急训练：探雷，排雷。 正当他们憧憬着走出国门一展中国军人风采的时候，一项同样是维护人类和平的神圣使命悄然向他们降临。不过，将要远足的地方，不是富饶的海湾之滨，而是贫穷的热带丛林地。 1992年3月13日，这支工兵部队突然接到命令：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赴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重建柬埔寨的行动，立刻以一个工兵营为基础，组建一支400人的中国工程兵大队。 高军，一个有工程兵部队、机关、院校经历的政治工作者，出任副大队长。他受直觉与经验的驱使，立刻收集各种有关文件、资料——从联合国文件到总参外事局资料——对年轻的军官和士兵进行ABC的灌输。 ——柬埔寨有多大？ 1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的湖北省。 ——柬埔寨有哪些风俗？ 比如服装：柬埔寨气候炎热、人民衣服单薄。乡村男子热季一般不穿上衣，下衣穿短裤，女子穿纱笼，现在穿裤子的人越来越多。 比如礼节：双手合十礼是最普通的礼节。平辈行礼，合十的指尖举到胸前，向官员行礼举到鼻尖，向长辈行礼举到眼眉。 ——柬埔寨有哪四派？ “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是西哈努克亲王的第二个儿子诺罗敦·拉那列。 “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是宋双。 “民主柬埔寨”，又称“红色高棉”，主席是乔森潘。“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即现在的金边政权，领导人是洪森。 ——怎样对待柬埔寨四派？ 四派都是朋友。 ——联合国为什么要向柬埔寨派维持和平部队？ 根据柬四方1991年10月在巴黎签署的和平协定，从该协定生效后6个月到1993年柬埔寨实行大选之前，由联合国在柬过渡时期权力机构管理柬埔寨，监督协定的实施。 ——我们到了柬埔寨听谁指挥？ 联合国。具体地说，是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军事司令部。 …… 形势教育，外事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阅读“巴黎协定”，阅读《联合国手册》，阅读《出兵国政府指南》……高军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请上级领导，请外事干部，向不是外交官的工程兵大队官兵灌输国际政治的新知识、新概念，给每一个官兵的心中都装进一个世界。 工兵营调遣人员、补充物资、应急训练，在迎接和平使命的兴奋中忙碌。 一位将军拿着联合国颁发的《出兵国政府指南》来到工兵营，问战士邹新忠：“你们到柬埔寨以后，服从谁的领导？” “无条件服从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的领导。” 将军很满意。他又突然问：“40多年，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曾先后有378名官兵伤亡，你对此是怎么想的？” “能参加这样的行动，是我的幸运。我要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充分展现我军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任务。”他回答得非常标准，脸上露出一种很久的愿望终于实现的神色。 士兵们到底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们向往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出兵国指南》无秘密 这支工程兵部队几乎人人都在研究《出兵国政府指南》。 1991年12月，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制定颁发了一本无秘密等级的《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出兵国政府指南》。其“目的”非常通俗：“运用这些指南可在派遣部队的最初阶段减少麻烦，并提高办事效率”。 大队长李金勇，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颊。这条山东汉子是学工程干工程的，但绝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是一座黑铁塔。人精瘦，心精细。 他在《指南》的字里行间，寻找中国工程兵大队的任务。 《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要求联合国驻柬军事机构执行下述任务： A、…… （1）检查外国驻柬的部队、顾问、军事人员及其武器、弹药和装备的撤离并不再返回柬埔寨； （2）同邻国进行联络，以便防止邻近或者其领土上的事态发展妨害本协定的实效； （3）监督外国停止对柬各方的军事援助； （4）确定并没收全国各地的武器和军需储备； （5）协助进行排雷工作，实施排雷训练计划并让柬埔寨人民警惕地雷的危险。 B、…… 没有与中国工程兵大队任务有关的字样。 李金勇又翻到下一页。 维持和平部队编成： A、维持和平部队司令部和下属各司令部人员204人； B、军事观察员485名； C、123个步兵加强营，每营850人，共计10，200人； D、工程兵部队2，230人； E、空中支援中队326人，驾驶、维修10架固定翼飞机（2架通联飞机，4架短距起落飞机，4架重型运输机）和26架直升机（2架重型运输直升机，6架中型和18架轻型直升机）； F、通信分队582人； G、卫生分队541人； H、宪兵连160人； I、后勤保障营872人； J、海军分队376人，驾驶6艘海洋巡逻艇，3艘登陆艇和12艘特殊艇。 李金勇从中看到，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部队。同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又是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部队。中国工程兵大队的任务，就是为这支合成的部队执行上述任务时提供工程保障。 李金勇心中有底了。他抓起电话要通知他的新“搭档”高军，研究如何组建大队的机关： “你们部队的后勤部副部长张明，你了解吗？” “老黄牛。”高军介绍，张明从当战士起就是学雷锋的老典型。 “老黄牛？”李金勇沉默了。 如果在国内执行任务，他当然想带一条负责吃喝拉撒睡不用领导操心的“老黄牛”，现在是出国当老外，吃什么喝什么都是未知数，他想带一只能刨会耙的“馋猫”。但是，精明的李金勇还是以“老黄牛”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素质为重： “通知张明，到大队当后勤科长。告诉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老黄牛”的口袋装满了美钞 一直剃寸头的张明，圆圆脸，眯缝眼。他脱去军装，扮演农民不用化装，穿上西装，扮演乡镇干部亦不用化装。与人交谈时，他总把谈话的主动权交给对方，总像是在听对方讲述城里面的新鲜事儿。 这条“老黄牛”，带着他懂的那一部分，带着农民似的精细，钻进上级军需部门。他拿出《指南》，指出这么一段文字给上级机关看：“各军事分队需自备至少前60天的给养、汽油、燃料和润滑油以及其他用品等。” “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给养？”上级也不懂。 “我想，联合国供应系统也要安营扎寨，理顺关系以后才能开始供应。” “有道理，那就带两个月的吧。” “上面说的是‘至少’前60天的。” “给3个月的，多给一个月的机动数。” “如果一连吃3个月的罐头……”张明想要钱。 “一半实物，一半现金，可以上街买蔬菜。” “咱们有柬埔寨的钱吗？”他又提醒，人民币可能到那里不管用。 “现金全部兑现成美元给你们。” 张明，捞一点是一点，生怕出了国不方便。上级，愿提供一切便利，也是怕他们出了国不方便。张明拿到了5万美元钞票，圆圆的脸上又眯缝起眼。他笑了，中国工程兵大队将成为全军第一支吃美元的部队。 特事特办，紧急采购装备 中国工程兵大队从接到组建命令，到联合国规定的部署到位时间，仅仅一个月。这比他们在国内参加过的任何军事演习，都要急促得多。 部队里最急的人，是等装备的人。机关里最忙的人，是四处买装备的人。 中国工程兵大队走出国门，应该带什么样的装备？《出兵国政府指南》非常财大气粗：经联合国提出要求、购买后归部队所有的装备，到达后经联合国检查。‘联柬’财政部门将给与该政府补贴，四年补贴完毕，每年补贴百分数为：30％，30％，20％，20％。任务完成后，这些装备将移交给联合国外勤处。 工程兵大队的装备，要“到达后经联合国检查”，这意味着无密可保；工程兵大队的装备，“四年补贴完毕”，回国前还要“移交”，这就是“卖”给联合国了！ 大家看出了其中的买卖关系。既然如此，买就要买新的买好的，拉出一个清单来，到全国去采购，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让中国工程兵大队一律换装，以全新的高度机械化的形象展现于世界。 于是，工程兵机关的助理员们、军代表们，奔波于全国12个省，从20个仓库调装备，从28个工厂买装备。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快步子，工程机械走俏，难买了。更何况两个月就要出国，生产一部大型机械，不像母鸡一晚上生一个蛋那么容易。 特事特办。分赴各地的军代表都拿着一份江泽民、李鹏批准中国工程兵大队赴柬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批文复印件。各厂全部见件放行。 不到一个月，400人的工程兵大队机械、车辆焕然一新，人机比例高达1．7∶1。大家发愁的是，穿新鞋急行军，脚要打泡的。赶快点火发动，抓紧时间磨合。 手持护照走出国门 这是我军第一支手持护照走出国门的部队，许多行动无不打上“第一次”的烙印。 有“第一次”的兴奋。 二连副连长，大龄青年，回家休假找对象，刚刚接个头，电报催归。“哈，我要出国了。咱俩的恋爱等我回国以后接着谈。” 一连副指导员顾占锋回河北老家，把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刚送进医院才2天，就接到电报赶回部队。“唉呀，我连小孩名字也没来得及起一个。”“名字是现成的，”高军说，“我们去维持和平，生男孩叫‘维和’，生女孩叫‘维平’。”大家一阵叫好。 也有“第一次”的苦恼。 副大队长江述钊，孩子考高中没考好，部队帮他跑了十几趟，学校还要另收3000元。江述钊要出国，就是再想送礼也没时间了。 最苦恼的是留守者。营卫生所一名医生，本科生，不想在部队干，总想着凭自己的一口外语，考研究生，考出国留学生，坚决闹转业挨了处分。这回真的要出国了，他却政审被审下来留守。他清醒了：“我背着处分，不合格，留下来接受考验。” 副营长张智，刚刚提拔起来的优秀基层干部。如果他还在连队主管的位置上，当然要挂帅出征，但他现在是副职，只能殿后留守。 伪装连也留守。连长李宝林、指导员曹志祥心里感到窝囊，但更要决心认认真真地完成留守任务。因为外连政审不合格的兵都来了，本连还得挑优秀士兵顶上去。这一进一出，给他们肩上的担子来了一个双重加码。他们硬是带着这群兵，为即将远征的“蓝盔部队”搞运输、出劳务、干装卸、清场地，全无失意之态。 有“第一次”的细腻。 通信科长杜显文，快40岁的人了，喜得贵子才10天。他顾不上亲昵，顾不上照看，却跑到国务院邮电部，为出国官兵沟通与父母妻儿鸿雁传书的通信渠道： “联合国部队有班机，可以免费把信送到北京。我们能否先支付一笔人民币，麻烦你们给每封信贴上两角钱的邮票，转到各家去。” 邮电部深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答复很干脆： “我们马上下通知，给你们开设一个信箱代号，凡是工程兵大队的信，只要到了北京，一律免费转到各位家中。” 也有“第一次”周折。 按说，出国要办护照，一人一个，但是400人的工程兵大队准备办一个集体护照出国。因为军队是武装集团，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统一号令，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还因为我们的士兵多数来自开放度很低的农村，离开了大海的一滴水很容易被太阳晒得无影无踪，无法寻找。 临要登车出国了，大家回过神来。在18个月的维持和平行动中，万一有人因故要离开柬埔寨，比如受伤回国，如果个人没有护照，那是连自己的国家也无法回来的。 人们的思维经过否定之否定，走了个大圆圈又回到原始出发点——400人每人办一个出国护照。办护照，被列急案，一个个政审，一张张照片，写姓名，查籍贯，标明出生年月，忙坏了部队的政治机关，忙坏了总参外事局，忙坏了国务院外交部。因为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 4月13日，中国“蓝盔部队”第一梯队手持护照登车开进。 加利感谢中国 极为巧合，中国“蓝盔部队”刚刚踏上征途，走出营门还未走出国门，4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华。 似催兵出征，更像为中国“蓝盔部队”壮行。 尽管彼此并未谋面，却像是有意安排。 69岁的布特罗斯·加利，埃及人，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学院，在巴黎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步入政界后出任埃及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是第一位出自非洲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 身材颀长的加利，举止彬彬有礼。有人说，“他是一位睿智机警、诙谐幽默的绅士”。也有人对他处事严肃认真、平素不苟言笑的态度颇有微词，称他为“法老”。敬佩他的人，认为他“更像司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作为联合国第6任秘书长，加利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我不是领导着一个有着5000万人口的国家。我没有军队，没有各层机构，没有土地，没有警察。联合国的重要性来自道德价值，来自其信誉声望。” 加利飞到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要来发掘巨大的和平潜力。他在埃及外交界工作时曾多次访华，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此次以新的身份旧地重游，当然是异常高兴。 抵达北京的当晚，加利在钓鱼台国宾馆向中国总理李鹏介绍了联合国近期的重要活动，当面表示：“感谢中国对维持和平行动的贡献，以及中国对联合国秘书长工作的支持。” 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利秘书长。加利开宗明义：“我这次来中国的首要目的，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所作出的贡献。” 江泽民总是含着礼貌而自信的微笑。他对加利说：“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发展中的大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切都在完全规范的外交辞令中进行。这在中国老面姓的心中，并没有引起多少涟漪，而在中国“蓝盔部队”官兵心中，犹如战鼓催征。已经登车出发、即将登车出发的中国“蓝盔部队”官兵，都密切关注着联合国秘书长访华新闻，都以自己的行动能为国家争得如此荣誉而兴奋和自豪。 联合国城的奇遇 美国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附近的东河之滨，有一块占地18英亩的“国际领土”——联合国总部。 这里的“联合国城”包括大会大厦、会议大厦、秘书处大厦、哈马尔德图书馆和一座花园。其中，39层的秘书处大厦被人们通称为联合国大厦。 1992年4月4日，两名中国军官穿着整洁的军服，按时从中国赶到“联合国城”，参加“出兵国指挥协调会”。 满脸敦厚老成的，是新组建的中国工程兵大队副大队长田晓山。一身朝气勃发的，是田晓山的“军事顾问”、参谋庞延东。他俩走进满是各出兵国军官的会议厅，看着一顶顶大沿帽、贝雷帽、船型帽下面的一双双黑眼睛、蓝眼睛、褐眼睛、那感觉是绝对的复杂、奇异，同时还夹带着不可名状的兴奋。 中国派兵赴柬，参加的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一次维持和平行动。这个会议，将协调陆续赴柬的各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兵力部署、开进方案。 会议厅里，田晓山、庞延东向联合国赴柬维持和平部队工兵处报到，只听一位少校参谋在喊：“老师，田，你好！” 田晓山循声望去，顿时惊喜。他在国内训练过一批批外国工兵学员，没想到在国外，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竟能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田晓山想起来了，这位少校来自孟加拉国：“聂赫杜拉，你好！” 两人握手，拥抱，相互知道了对方此时的身份。“老师出任指挥官，中国工程兵大队一定是这个。”聂赫杜拉伸出大拇指。“你现在是联合国‘上级机关’的，要多关心我们‘基层’哟。” 于是他俩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争论：到底是学生先给老师敬礼，还是基层部队的军官先向“上级机关”的军官敬礼？最后，学生把老师介绍给了“上级机关”的各国军官。各国军官也从这位“老师”级的指挥官身上获得了对中国工程兵大队的第一印象。 4月12日，联合国的军事顾问联席会议决定：中国工程兵大队先部署金边，抢修四号公路和波成东军用机场，并望尽快部署到位。田晓山心头一喜，立刻索要机场港口资料，以便中国工程兵大队从空中、海上向柬埔寨实施远程行动。但是，他翻开从美国收集来的资料一看，又眉头紧皱。资料记载：“磅逊港无水文资料”；“金边机场有导航设备，但不确实”。这资料，有和没有一个样，几乎等于零。 稳重老成的田晓山憋不住冒出一句：“我真不知先遣队的飞机上了天还能不能下来？”这意味着，中国工程兵大队走出国门，将要进行一次风险开进。 只许一架飞机着陆 4月16日上午，一个并不庞大的车队，从燕山脚下寂静的军营驶入繁华的北京城。 车上的官兵一律头戴兰色贝雷帽，身穿迷彩服，左臂佩带地球加橄缆枝的蓝色联合国圆型臂章，右臂佩着写有“CHINA”的红色五星臂章，肩上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 “这是哪里来的队伍？”尽管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各行各业、市民百姓、大姑娘、小孩子，着装变化频繁，但是今天北京街头上这支奇特装束的队伍，仍使过路行人们投来惊异的目光。 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交通警察，上前拦住标着：“UN”字样的白色北京“213”指挥车，满脸疑惑地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车上涂的是什么标记？” 头戴兰色贝雷帽的驾驶员回答：“我们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UN是联合国部队大型装备的标记。” 警察脑海里似乎出现了电视中活跃在波黑中东等地涂着“UN”标志的汽车、装甲车的镜头，出现了“蓝盔”军人们为和平事业浴血奔波的场面。他顿时肃然起敬，举手敬礼，并做了一个十分潇洒的放行手势。“UN”车队直奔南苑军用机场。 停机坪上，两架大型双层舱的运输机缓缓张开后舱舱门，雪白的“UN”车辆依次开进机舱。总参谋长迟浩田赶到机场，为中国工程兵大队30人组成的先遣队送行。 30名“蓝盔”先遣队员迈开穿防刺陆战皮靴的双腿登上弦梯进入机舱，紧握微型冲锋枪守护在加固后的车辆旁。舱门重重地关上。发动机轰鸣声骤大。飞机加速，弹离跑道，昂首向蓝天。 “再见了，北京！”4个小时的飞行，第一次坐飞机的士兵们无不感到新鲜，爽意，带劲。他们贝蕾帽的蓝色与天空的蓝色相互辉映，呈现出一种无垠的宁静与详和。 李金勇也和士兵们一样，不时地从舷窗往地面看。他不是看稀奇，而想在苍茫大地上寻觅自己的钢铁队伍。 他计算过，陆地上这支拥有近300台车辆、机械的钢铁队伍，已于3天前分4个梯队乘4列火车向湛江军港进发，现在正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他的机翼之下。这支钢铁队伍完成2500公里铁路输送之后，又将进行2400公里的海上输送，去创造我军有史以来最远距离的机械化行军的历史记录。 他不得不佩服，中国的海军，中国的空军，在这样远距离的输送中，没有勘查行军路线，没有得到目的地机场、港口的资料就如此自信地劈浪海洋，展翅蓝天。 飞抵金边上空，与地面机场联系，请求着陆。 地面却答复：“停机坪严重损坏，只能接受一架。” 田晓山心中一怔。他在联合国总部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中国工程兵大队还未踏上柬埔寨的土地，就笼罩在战争浩劫的阴影之中。李金勇当机立断：另一架飞机返航昆明，明天再来。 他率20名官兵降落金边，成为先期到达柬埔寨的5支维持和平部队之一。 在异国土地上接受检阅 湛江军港，彩旗缤纷，热闹非凡。 海军的“郑和舰”、南海运输公司的“831”船、中国远洋公司的“赤峰口”号万吨轮，并排停泊。蓝色的联合国旗和红色的五星红旗，迎着阳光，并行徐徐升上舰桥主桅。海军官兵组成的军乐团，奏出雄壮的乐曲。4月19日12时36分，郑和舰编队启锚，开始了空前的运送“蓝盔部队”的远航。 一路航行，风平浪静。 “啊，终于到了！”1992年4月23日，金边时间15时整。郑和舰编队再升一面蓝色旗——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旗帜，把巨大的铁锚抛向了柬埔寨磅逊港外的引水锚地。 翌日上午8时，按国际惯例，柬方引水员乘小艇登上郑和舰编队，引导舰船徐徐进港。370名中国“蓝盔”官兵甲板列队，面对着在码头迎候的中国驻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代表和“联柬”机构的官员，面对着饱受战火蹂躏的吴歌大地，面对着企盼和平已久的柬埔寨人民，齐刷刷地举起手臂，致以庄严肃穆的军礼。 “同志们辛苦了！”“为了世界和平！”中国驻柬代表傅学章在异国土地上，第一次检阅来自祖国的“蓝盔部队”，异常激动：“你们是佩戴联合国徽章走出中国大门的第一军，祖国人民期望着你们，全世界关注着你们！” “蓝盔”官兵激情振奋。 随即，中国“蓝盔”官兵顶着似火的骄阳，在48℃的地表高温下卸载。 紧张的卸载中，突然，士兵官远平不慎被开出船舱的推土机碰伤了腿。官兵们立刻围了上去。 “贵国船上发生了什么事？”码头上，开着救护车巡逻的法国年轻的女军医，见“赤峰口”上动静异常，急匆匆跳下车，找到中国“蓝盔部队”军衔最高的中校高军询问。“我的一名士兵腿部受了伤。”“我们是来这里巡诊的，可以上船吗？”“救护伤员，当然可以。” 法国医生小姐背着红十字药箱，直奔万吨巨轮而上。与此同时，中国海军郑和舰的军医赶到现场。中法两国医生共同为受伤的战士清洗创伤，包扎伤口。 这时，在码头担负维持和平部队通信任务的澳大利亚通讯车，已经把中国士兵受伤的情况通报了“联柬”司令部。 不到40分钟，一架从金边起飞的“UN”直升机，降落在磅逊港附近的停机坪上。 法国救护车载着伤员风驰电掣般地冲出港区，直奔停机坪。 顷刻，直升机重上蓝天，飞向远方。 当晚，驻柬埔寨维持和平部队的加拿大籍后勤官罗内先生，赴港慰问刚刚登陆的中国“蓝盔部队”。 罗内告诉李金勇：“我首先向你通报，贵军今天下午受伤的那名士兵已运送到泰国，安置在曼谷皇家航空港医院114室。这是他住室的电话号码，你随时可以与他取得联系。” 李金勇颇感惊诧。没想到一名士兵受点伤竟会引起一场“国际大扶伤”，且协同如此密切，动作如此神速！ 拣“最紧急的任务”干 5月5日上午，中国“蓝盔部队”安营扎寨完毕，举行升旗仪式。联合国赴柬维持和平部队司令桑德森中将来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驻柬代表来了，泰国、马来西亚、德国、日本驻柬使节也来了。 进入中国“蓝盔部队”的营地，如同进入一个钢铁的世界。写着“UN”涂满白漆的100多台大型车辆，100多台大型机械，100多个集装箱，围陆地高脚屋整齐排列，组成一条条铁的长龙，一道道钢的城墙。 一面蓝色的联合国旗帜徐徐升起。身穿迷彩服、脚登陆战靴的桑德森高兴地致词：“从这一刻起，重建柬埔寨又多了一支不可低估的生力军。我也曾是一名工程兵，我以司令和同行的身份，对你们表示欢迎！” 52岁的桑德森，中等个，亚麻色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位有着大半辈子学者经历的军事司令官，此刻正以专家的眼光，检阅着中国“蓝盔部队”的一件件大型机械装备。 他坦露出军人的豪放，连连对随员说：“我早就料到，中国不出兵则已，出兵就一定很像个样。你们瞧瞧，这都是一流的装备，一流的部队。”他又不失学者的严谨，转身对李金勇说：“我非常高兴在我任司令官的时候，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军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现在，你们是到达金边的第一支担负建设使命的工程部队。我相信，凭你们闻名于世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忠诚尽职品德，一定能非常出色地完成任务。”他为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与自豪。 在联合国赴柬维持和平地面部队中，中国“蓝盔部队”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队之一。大概是各国部队的机械化意识都很强，一干起活来都想到中国工兵有上百台大型车辆上百台大型机械，有一条钢铁组成的白色长龙。于是中国工程兵大队受领的任务有：抢修机场，抢修公路，抢修桥梁，为某国步兵营挖厕所，为某国后勤连挖排水沟……这能忙得过来吗？ 难怪“联柬”工兵处处长比瓦上校，在总部作战室每天一次的交接班会上呼吁：“中国工兵任务太重了，不能再加任务了！” 副大队长田晓山兼任“联柬”工兵处联络官以后，非常恰当地向“上级机关”提了一条建设性的意见：“以后给中国工程兵大队下达任务，能否排列出一二三四？”“上级机关”采纳，从此下达任务时均标明：最紧急任务；紧急任务；一般任务…… 中国“蓝盔部队”当然先拣“最紧急任务”来干。这些龙的传人，要干出龙的杰作。 用生命作承诺 四号公路，从金边通向磅逊港口，通向海洋，通向世界，它是“联柬”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物资从海上进入金边的唯一通道，是一条“UN”的“生命线”。仅联合国从海上运来的汽车就有8400辆，每一辆都必须由此通过。 中国“蓝盔部队”抵达金边以后，立即受命组成50人的特遣分队折返四号公路，沿途抢修桥梁。 这条全长226公里的公路，有6座桥梁被战争毁坏。从专业爆破的角度来看，每座桥梁破坏得各有特点，都是“优秀”。 2号桥，原来的水泥桥面被炸得整个坠入水底，真是干净彻底。中国“蓝盔部队”天不亮赶到现场，干脆在水中的旧桥面上搭起枕木桥墩，再撑起—座野战钢架桥。钢架“当当”的碰撞声，车辆“隆隆”的轰鸣声，唤来了满天朝霞，唤醒了守桥的当地柬军士兵。他们从茅草搭成的哨棚里钻出来，吃惊地看到日桥一夜之间变新桥，再看看在联合国旗下施工的军人，右臂都佩带红五星臂章。他们高兴地喊起来：“毛克比贝！毛克比贝！（中国兵！中国兵！）” 天亮了，一支来自东欧的“UN”部队从磅逊港开过来。120多辆车，其中有几辆30吨的重型车，全部在2号桥前停下来。尽管他们看到中国工程兵已修复了这座桥，但还是不敢冒险通过。 一位大尉跳下车找到高军，说：“我们先遣人员提供这座桥的数据表明，我们重型车辆的吨位，已达到这座桥承受能力的临界线，不知能否安全通过？”“完全能保证你们车队安全通过。”高军回答。“你们的工程师在哪里？”大尉要专家鉴定。工程师胡业平上尉站了出来。这位已经考上研究生、因赴柬参加维持和平行动而推迟一年学业的技术军官，精确地回答：“我反复计算过，这座桥现在的承受能力已达到40吨。”大尉还在犹豫。 高军扭头“登登登”走上桥中央，转过身来喊：“胡工，告诉他，我来指挥他的车队通过。如果桥压垮了，我先掉下去！”大尉见中国军官用生命作承诺，立即命令车队上桥。 120台车安全通过，桥连晃都没晃一点。大尉服了，赶紧跑到高军面前正正规规敬了一个军礼，围观的柬埔寨老百姓都鼓起掌来。 这时，法国工兵的两名工程师赶来。他们桥上桥下看了一遍，竖起大拇指：“OK，CHINA！” 都伸出“V”的手势 3、4号桥实际是一座水泥桥的两头接岸处。战争中，这座桥的桥身长，不易全部毁坏，毁桥者只把桥炸得两头靠不上岸，破坏得非常经济，也堪称“优秀”。 中国“蓝盔部队”这支50人的特遣小分队，迅速修复，并以两天修复一座桥的速度向前推进。这神奇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一天，“联柬”总部工兵处副处长、泰国中校沙塔磅，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来到施工现场，一根根钢架一块块板面地细查，然后才找中国军官询问施工情况。 中国军官在哪里？他的目光在施工队伍中搜寻。 先看到徐国平，迷彩服上扛着上尉军衔。沙塔磅拍拍徐国平的肩膀：“中国军官都是好样的！”又看到高军，中校军衔，正在和士兵一起抬桥板。他的举动激励着自己的士兵，也感动了外国的军人，12名在桥头等待通车的澳大利亚官兵都自觉地加入了抬桥板的行列。车辆放行时，2名加拿大军官向高军伸出大拇指：“Very good！ Very good！（非常好！非常好！）” 沙塔磅，泰国空军参谋长的儿子，见此情景，钦佩地对高军说：中国工兵的施工质量是一流的，速度也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想加入你们的行列。我祖上，也有中国血统。” 5号桥，用来填补战争“伤疤”的木板桥面又开始腐烂，车辆通过时桥身战战兢兢。军事科长杨再联提前一天赶到，为第二天的施工勘察现场，编制计划。 只见一辆拉满大圆木的载重车，“咔嚓”一声把木桥板压断了。旧疤又添新伤。车辆无法过桥，四号公路全线瘫痪。此时，突尼斯部队在开进，波兰部队在开进，全部受阻桥南。英国驻柬代表、“联柬”总部的一名法国少校急欲赶往磅逊，又都受阻桥北。 一时间，桥两头堵塞车辆数百台。作战参谋出身的杨再联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四号公路入夜后极不安全，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当地人或穿军服，或光膀子，端着冲锋枪，扛着火箭筒，沿公路游荡。兵匪难分。当初，中国工程兵大队夜间开进就是顶着枪声冲过来的。现在民用车辆不敢夜间行驶，“联柬”总部规定“UN”车辆不得夜间单车上路。 杨再联当即修改施工计划：提前开工，天黑前抢通。 特遣分队的官兵们带着满身汗渍，满腹饥饿，从刚完工的现场赶来投入新的施工。可是，法国少校仍着急地向杨再联叫苦：“我有紧急任务，今天到磅逊还要赶回金边。”“不要着急，有办法，我们可以把你的吉普车吊过河去。”“OK！” 中国“蓝盔部队”的钢铁长龙中，驰出一台25吨的大吊车。断桥20米，吊车伸出去长臂30米，把吉普车从空中稳稳地递到对岸。两岸围观的各国军人和当地老百姓，全都惊呆了。法国少校兴奋之极：“这是我历史上的第一次经历！”他从车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硬塞到中国士兵手里。 夜幕降临，五号桥抢修通了。突尼斯部队、波兰部队继续开进。所有车辆都伸出“V”的手势，都留下一声：“OK，CHINA！”一直保持着外交官风度的英国驻柬代表，也留下一句赞许：“不可想象，我今天还能赶到磅逊。” 水的困惑 到了柬埔寨喝不上水，这是中国“蓝盔部队”中很多人始料不及的。 好在李金勇早有所料。水，映着他的精细。 先遣队临上飞机赴柬的前一天，李金勇反复过滤似的思量，突然他想起一事，立刻吩咐杨再联： “上街买15个大塑料桶，明天灌满水装上飞机。” 飞机装载。30人的先遣队往2架大型运输机里装进指挥车、电台车，装进罐头压缩干粮……没有地方装水了。 “挤一挤，能装多少装多少。”李金勇坚持着硬往机舱里装进了10桶水。机场上，空军的官兵感到不理解。“蓝盔”先遣队的士兵也满脸疑惑，心里纳闷。他们在参加出国教育时，就知道了柬埔寨的天文地理。 柬埔寨是一个多河流湖泊的国家。柬埔寨又是一个多雨的国家。一年只两季，雨季有半年。再说，到柬埔寨去修路修桥，哪条公路没有跨水而过的一二十座桥梁？会缺水吗？ 先遣队一下飞机，官兵干渴的口唇就自然解开了这个谜。柬埔寨连年战争，水源缺乏治理，流行着十多种传染病：肝炎、疟疾、登革热…… 先遣队住进联合国临时安排的难民接待中心，在荒野上临时搭成的茅草棚里，根本别想见到一寸自来水管。 第2天，李金勇带人来到景色如画的湄公河、洞里萨河之畔，叫人取水化验，水质污染不能喝。进金边上街联系饮用水，金边自来水只能供应20％的市民使用。市民们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喝水是上街买小塑料瓶里装的净化水，外形很像中国市场上出售的瓶装矿泉水，打开就直接喝。可是李金勇被告知，这净化水并没有达到直接饮用的卫生标准，仍需烧开了再喝。李金勇算了一帐，部队来了，一瓶瓶的买净化水烧开了再喝，这开支如何承担？ 先遣队到金边的头5天，全靠带了10桶北京水。每人每天分配25公升，量着用。 水，困扰着初来乍到的中国官兵。大部队快到了，北京水也快喝尽了。李金勇到磅逊港迎接大部队，临行前留下唯一的指令：“继续找水源。” 找水源，分头找水源。 一路，通过当地群众找，化验后不能饮用。 一路，通过华侨找，化验后仍不能饮用。 一路，带上武器沿联合国通报的“最不安全”的公路去找，一化验，还是不能饮用。 中国驻柬代表处不忍看中国官兵干渴得喝不上水。傅学章代表说：“到我们这来拉水吧。” 中国“蓝盔部队”的一辆水车开进了原中国大使馆。 原来大使馆的自来水也无法饮用，代表处喝的也是从街上买来的净化水。外交官们打开塑料瓶子一瓶一瓶往水车里倒。九牛之一毛。中国外交官们省下来的水，倒多少瓶才能装满一水车啊！中国“蓝盔部队”不忍喝本国使节掏钱买来的水。 打井！大队“前指”和两个中队的官兵驻进斯昆。县城根本没有自来水，县机关门前有一口井，早已枯竭见底。官兵们找水不易，江述钊果断决定：自己动手，深掏枯井。 星期天，“前指”的指挥官黄敬忠、袁相平、李进伦、率先用绳子系着吊下十几米深的井下。一镐一镐地凿，一筐一筐地装。几十名官兵组成的打井队，一天就把老井向下挖了3米多。井水逐渐由浊变清，水位由浅至深，可是取水到金边的大队指挥所一化验，有污染。 再挖新井。 各种机械各显神通。先在干硬的地面挖一大坑，再在岩石上一镐一锹地挖。手，打出了血泡。人，变成了泥人。 新井挖出7米深，眼见着清凉的地下水源源涌出。官兵们的心被润甜了。可是没几天，水又变浑，井又见底。水，又重新困扰中国“蓝盔部队”官兵。 上街买净化水喝！一天125美元，找联合国报销。 几天后，“安泰克”嫌这样喝水开支太大了，给中国“蓝盔部队”联系到一个小水厂蓄水池拉水，“安泰克”定期来结帐，这要省钱得多。张明仍不放心，带卫生所的医生来水厂化验。这是怎样的水厂啊？小得像个作坊，所谓蓄水池，就是平地里挖了一个露天的小水塘，里面的水仅仅经过一遍初过滤，绝不是中国国内自来水厂的概念。 化验后，他们嫌卫生标准低，但这是到金边后见到的最好的水源了，拉回去用净水车处理一遍再用。水厂的人不理解： “中国人为什么对喝水要求这么高？” “为了官兵的身体健康。”“老黄牛”张明认为，道理很简单嘛。 也要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蓝盔部队”卫生所里，来了3名外国医务军官：德国少校、印度少校，马来西亚上尉。 他们看到小小的卫生所开设了门诊室、化验室、心电图室，处理食物中毒有洗胃机，诊断跌打损伤有X光机，抢救伤病号有野战手术车……。他们感到惊讶，小小卫生所竟有这么多医疗设备。但是，还有一样设备，他们想看：“你们是用什么仪器进行水质检查的？” 各国部队的医务军官都知道，“联柬”维持和平部队对水源能进行高质量检验的，只有两家：“联柬”机构医院和中国工兵卫生所。 “联柬”医院有德国卫生勤务部队从他们发达国家带来的光谱、激光等现代化仪器。中国工兵用的是什么仪器，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谜。 潘进拿出一只小黑箱子。3个医务军官非常惊奇：这么小的仪器，竟能与“联柬”医院现代大设备媲美。他们的职业告诉他们，这便携式的小黑箱子，使用起来一定很方便，很经济，非常野战化。 “能否打开看一下？” 潘进打开黑箱子，里面是6个文具盒大小的小匣子。 3个医务军官拿出照相机，以商量的口气问：“能否再打开，让我们照张像？”潘进不得不用外交辞令婉拒：“很抱歉，我们曾向国内的科研单位做过保密的承诺，请谅解。” 他要保护中国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 用美元买回一筐瑞尔 中国“蓝盔部队”初来乍到，“联柬”供应系统还未运转起来，头两月要自供。 中国“蓝盔部队”的集装箱，带来了数吨重的中国大米白面和各种肉菜罐头，也带来了上街买新鲜菜吃的美元。 头发已经开始歇顶的军需官闵志新少校，湖北人氏。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可谓精明者也。他揣着300美元，随张明到金边做市场调查，试买一次菜。 一个是“老黄牛”，一个是“九头鸟”，一对巧搭档。 他俩懂得，要先把美元换成柬埔寨的货币：瑞尔。 他俩还想到，在国内兑换货币有个“双轨制”，金边会不会也有官价市价之分？果不其然，进银行官价是1美元兑换500瑞尔；进私人开的黄金首饰店，只见各店黄灿灿的组合柜台里，都有一个柜台专门卖的是钱。玻璃柜橱里搁满了一扎扎用橡皮筋捆好的纸币，市价为一美元换800瑞尔。 他们当机立断，换。300美元抛出去。换回210000瑞尔。钱多得抱不住，只好用买菜的筐子装满了钱。 第一回上街买菜，买回了当地一大筐钱。他俩并没占便宜，金边钱价比物价涨得快。在这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国家里，金边政权掌握着钞票的印制发行，并在全国流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派别的色彩。 柬埔寨的市场，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市场。 “老黄牛”和“九头鸟”从通货膨胀的市场上悟出了一个道理：市场天天在波动，钱价最波动。从而为各个司务长定了一个明白的新规矩：每天买菜先买钱，侃好钱价再买菜。 在闵志新的帐本上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买菜发票。 发票本应是卖方提供的凭证，而这却是买方自制的。摘要、金额、日期只占票面的一半，各种签字人占另一半。数一数，一张发票要有10人签字才有效。 这又是他们针对柬埔寨市场的一种发明，一种对应。 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市场上，金边市没有发票，没有税务盖章，全是白条子。这怎能符合中国“蓝盔部队”在国内就遵守的严格财经纪律？ 于是，一种自带发票去买菜的凭证设计出来了。这实际上是规范了如何买菜的后半套程序：一旦买菜成交，需在自制的发票上，供方签字、翻译签字、经手人签字、付款人签字、炊事班验收人签字，大队后勤机关领导签字、分管后勤的大队领导签字，大队主管签字、会计审核签……足见管理之细。 这种看似烦琐的手续，是第一支用美元买菜吃的部队，在完全放开价格的生疏市场上极其小心翼翼的心理写照。 他们希望每一个美元，都能真正吃到官兵肚子里去。 吃联合国的饭，竟是一场“商战” 2个月后，联合国对中国“蓝盔部队”接供。 一张“联合国营养比例表”颇使闵志新伤脑筋。 联合国讲究“吃大卡”。“营养表”上列出近百种主副食品，要求各部队每人每天按比例挑够3．9公斤吃下去，保证热量在4000大卡以上，至于吃了多少钱，那是联合国机关的事，部队不用管。 中国“蓝盔”官兵在国内是“吃经费”。一人一天一元几角钱的伙食费发到连队。至于每天吃的是什么饭，自己采购调剂，上级不管。 “联柬”供应处的会议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吃法冲突了。 闵志新提出：“能不能把每天3．9公斤的伙食费拨给我们自己采购？” “？”供应处官员不理解：市场物价是波动的，天知道伙食费是多少？ “能否匡算一个伙食费标准，拨给我们自己采购？” “NO”。供应处官员说，联合国1947年以来就一直是按这种方式供应的，从未改变过。 “现在能否改革一下？” “NO”。供应处的官员又说，供应方式是联合国总部制定的，若想改革，请给纽约写报 闵志新仍解释：“我们自己采购，可以吃得好些。”他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可以发动官兵像在国内那样“房前屋后、种瓜点豆”，伙食费用省一点。 供应处官员也进而解释：“联合国避免冲击柬埔寨市场，食品要尽量到外国采购。”他也半句话没有说出口：部队没有这个采购能力。 闵志新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又回过头研究联台国的“营养比例表”。 主食类每人每天可选850克，折合国内1．7市斤，但主要是面包，白色面包，褐色面包、水果面包，好在有“面包替代品”：面粉、大米。 肉类可选用300克，合6两，真不少，除了腊肉、熏肉、罐装肉，还有新鲜猪肉、牛肉。 蔬菜类略有问题，虽有22种，但罐装的7种，冷冻的7种，不知怎么玉米也占1种，剩下的新鲜蔬菜只有6种可供选择了。 调料类矛盾突出，有中国官兵没吃过的蚝油、沙拉油、咖喱粉、柠檬酸，没有中国官兵做菜常用的花椒、大料、五香粉、甚至没有酱油、醋…… 这张“联合国营养比例表”里，隐匿着一场中西方食文化的结构性冲突。 这回，闵志新学精了。他到附近澳大利亚、德国、加纳等“老外”的部队去走访了一圈，渐渐明白了许多： 不给伙食费怎么采购食品？ 向承包商招标。 “营养表”不合中国人口味能不能变？ 可与承包商协商。 能协商通吗？ 人家是来争着做生意的…… 闵志新终于发现，吃联合国的饭竟是一场“商战”。这种实物供应制度看上去像一种“按需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玩熟了的市场经济方式。各国部队报上来的“本国营养比例表”，供应处交采购处，采购处又向承包商招标，并不需要各国部队去一分一厘算计着花，而是靠市场自由竞争来厉行节约。澳大利亚通信分队赴柬早，承包商来得少，每人每天3．9公斤的食品，承包商以17．8美元中标。待向中国“蓝盔部队”供应时承包商已蜂涌而至，纷纷压价抢生意，同样份额的食品以7．8美元中标。难怪供应处官员说：“联合国从1947年就实行这种供应制度，不能改。” 闵志新脑子更开窍了，吃联合国的饭，是承包商考虑如何花钱少，部队只管吃得好。 供应处约中国军需官与承包商见面，闵志新带上了他开列的“中国部队营养比例表”——一周的食谱。 CHINA不好供应 吃饭还要先谈判，要签合同。中国第一支吃美元的部队，必须经历这个市场经济的全新场面，必须掌握市场竞争的共同法则。 谈判对手是来自美国的承包商罗伯特·艾伦。 他已经同时夺得为欧美几个国家的部队采购食品的生意。他接过闵志新开列的食谱，叫苦不迭： “CHINA不好供应。” 美国承包商抱怨中国人的口味太刁钻。欧美各国部队天天吃面包不变样，蔬菜多是土豆胡萝卜，一周采购一两次就行了，中国部队的食谱是天天不一样，顿顿不重样，需一天送一次来。 “贵国部队要的品种超出了联合国营养表的项目。”承包商感到为难。 “我们有增有减，总量不超，这是《出兵国政府指南》允许的。”闵志新背诵得出来：“该比例可按各国饮食习惯和宗教饮食习惯进行修改。” 闵志新非常清楚现在双方谈判的位势。我是7．8美元的主人，你是7．8美元的雇佣，是商人就总会来抢生意的。 “贵国部队要的新鲜蔬菜太多，不易采购。” “新鲜蔬菜比罐头菜成本低，你可以赚得更多嘛。” “可是新鲜蔬菜运输困难大，能否改一下？” “食谱不能改，我们可以改承包商。” “好好好，我都按你的食谱采购。” 双方成交。 闵志新自己心里明白，当时订好食谱要翻译成英文报上去，着实把大队时几个学工程的英语翻译难为了一番。他们过去即便搞过笔译，也绝少翻译蔬菜的名字，更何况这菜名是中国叫法，美国承包商认识不认识还很难说。 笑话果然闹出来了。 四季豆，闵志新订在食谱里，美国承包商按时采购来了。闵志新一看，是一粒粒白豆子，中间还生着一条红线线。 闵志新：“这豆子我没见过，不是四季豆，退回去”。 美国承包商：“四季豆是什么豆，我也没见过。” 闵志新哭笑不得，也解释不清：“四季豆不是豆，嗨，下一次你给我买长一点的豆角就行了。” 辣椒，更把承包商折腾苦了。 第一天，承包商送来的是青菜椒，闵志新不满意：“这个不辣，明天送辣的来。” 什么样的辣椒才辣呢？尖的。 第二天，承包商送来了尖尖的朝天椒。闵志新气的：“辣成这个样子，能当菜吃吗？只能当调料。” 什么样的辣椒才辣得合适呢？红的。 第三天，承包商送来了圆乎乎肉济济的红柿子椒。闵志新气不打一处来：“怎么又不送辣的来了？” 不辣不行，太辣也不行，青得不行，红的也不行，不尖不行，尖了还不行。中国官兵到底要什么样的辣椒？ “是那种又长又尖的带辣味的青辣椒。”闵志新连说带比划，费劲着呢。 美国承包商一点不生气，甚至委曲求全：“能否请贵军官到金边市场买回一个辣椒来，给我们做个样品”。 如此折腾承包商，“九头鸟”闵志新如是说： “吃联合国的饭，承包商就是司务长，不严格要求不行，虾臭了，拉回去。香蕉烂了，重新送。面包要塑料袋包装的，纸包装的不卫生，换了包装再拉来。光想便宜不行。我也有体谅他的时候，大米面粉好储存，叫他一次拉一个月的来，不用天天送，这不给他省点跑路钱吗？” 人家态度满好，你生气他不生气。如果承包商一气之下不来了怎么办？ 承包商为什么不生气？闵志新算过，我们顶多每天吃到5美元，他7．8美元中标，赚得多呢！ 说话夹塞洋文 中国“蓝盔部队”的官兵说话常常夹塞几句洋文。 上级听下级汇报情况请示工作，脱口而出的常常是“OK！”“Very good！” 下级向上级领取任务，则是态度坚决地应声：“Yes。” 他们独特的语言组合方式，在特定的环境中显得非常自然，而使用最多的外来语词汇就是这个“安泰克：“（UNTAC）“安泰克”要求我们如何如何；“安泰克”对我们如何如何评价…… 原来这是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的英文缩写，也就是本文简称的“联柬”。 夹带洋文说话，成为中国“蓝盔部队”的“通俗说法”，这是他们流行的一种时髦，一种非常实际、非常必要、非常有用的时髦。 中国人在国内把外国人称作“老外”，现在中国“蓝盔部队”的官兵生活在异国他乡，也当上了“老外”，他们深知，走出国门虽人人持有护照，但大多数官兵并没有获得合格的语言通行证。 他们多么渴望，多一个外语单词。多一层感情沟通。 四号公路上，车抛锚了。杨再联站在路旁向几个柬埔寨的农村孩子学舌：“一、二、三、四、五”，“口、鼻、眼、舌、眉”……他夹带河南口音的柬语，引来了更多笑嘻嘻的孩子，引来了孩子们笑眯眯的父母。 非洲来的加纳士兵警卫波成东机场。能去看看吗？能。没带翻译行吗？行。高军就凭着“你好”“上午好”“太棒了”“很抱歉”十几个英语短句，坐在黑人士兵的床沿，借着手势侃起来。 他们毫不羞涩，渴望着在这难得的交流中提高自己面向世界的基本素质。 搜索“艾滋病” 硕士少校卢新才，斯斯文文。 他的住房里，放着一个始终打开着的对讲机。中国“蓝盔部队”赴柬以后，“安泰克”就配发来2台对讲机，要求负责对外联络的田晓山手拿一台，24小时随时都能找到人；要求大队机关值班室放一台，24小时随时能通话。 于是，卢新才的住房成了值班室。于是，住在里面的童朝辉、刘统宝两个中尉都必须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他仨的桌面上摆放着比其他军官更多的外语书。 不仅有《现代英汉词典》《英语口语词典》；而且还有世界名著《PRIDE AND PREJLDILE——傲慢与偏见》、《THEMOON ANOSIX PENCE——月亮与六便士》。因为他仨都是搞军事工程的，搞过笔译很少口译。 卢新才学的第一外语是法语，硕士文凭是在法国留学文件信息专业获得的，柬埔寨曾是法国殖民地，尽管“安泰克”“要求在一个多国司令部工作，他们必须能流利地运用英、法语”，但各国维持和平部队来自官方语言，母语是英语的国家多，“安泰克”人员，文件还是使用英文多，平时光靠童朝辉、刘统宝两个年轻人忙不过来，卢新才又开辟了第二外语——英语的学习。 “在这里要用的外语知识太多了让人想都想不到。”他拿出一份刚翻译好的“安泰克”发各国部队的文件： “1、桑德森和明石康对部队出现的越来越多性病深表关注，这需要所有人员立即注意，因为在“红灯区”的居民中已发现3例艾滋病，如不预先发出警告，就可能危及这些场合的游客的身心健康。 2、要求所有人员懂得这一危险对健康的影响，建议他们采取适当防范措施。” 艾滋病，超级癌症，全世界都谈虎色变的社会公害。 对于艾滋病毒在全球泛滥的危害，卢新才仨人完全知晓。 可是对于艾滋病的翻译，他们却是首次接触。“3例艾滋病”在第一次译文时，悄然溜走，被译为“3例性病”。 这不合逻辑呀！他们的思维没有轻易从“红灯区”离去。既然“部队出现越来越多的性病”，“红灯区”的居民——当然应该指的是妓女，嫖客，形形色色的淫乱者，不可能只发现“3例性病”。 于是这些精通工程英语的专业技术军官，一齐钻进大词典在与“红灯区”相关联的陌生词汇中一个个地查寻，终于搜索出“艾滋病”这个恐怖的字眼。 “学无止境啊！”卢新才感叹。 虽然这份文件所发出的“警告”，与中国“蓝盔部队”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指挥官看一眼就存档了，但它说明了走出国门的中国军官们，获得合格的语言通行证是何等重要。 中国工程兵大队是第一支走出国门当“老外”的成建制部队，但绝不是最后一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只会越来越多。获得合格的语言通行证，是培养跨世纪合格军人的必备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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