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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能够胜任英语口译工作的人还不象今天这样多，我这个接受过半年英语口语培训的工科院校毕业生居然也被人事部门推荐给一家急需翻译的涉外公司，通过简单的考试后被派往非洲之角去修筑一条穿越热带草原的公路。 出国，在国门紧闭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非洲，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我被告知，我要去的国家在赤道旁，气温十分高，工人如果忘了戴手套去触摸在太阳下暴晒的钢筋的话，手上会被烫起水泡。并且，要去的话，至少连干两年，中途不能回国。妻子开始不让我去，但当我听了一位鼓励我去的朋友说了“磨难也是一种财富”的话后，我自己下定了去的决心。 四月在中国是春意盎然的季节，我拖着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够用两年的肥皂、牙膏、牙刷、内衣、内裤、袜子、拖鞋、蔬菜种子、蒿甲醚（一种抗疟疾药）以及三本厚厚的辞典————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一人走上了通往黑非洲之路。是年，我正值不惑之年，但第一次走出国门遇到的一切仍让我感到新奇和迷惑。 北京飞往罗马尼亚的航班中途在卡拉奇机场降落，我得在这里换乘飞往内罗毕的航班。我看了看机票上接续航班的起飞时间，再一看手表，真把我吓了一跳，只剩25分钟飞往内罗毕的航班就要起飞了，我怎么来得及去换登机牌呢？我匆匆赶到中转手续办理处，气喘嘘嘘地催机场服务小姐赶快给我办登机手续，服务小姐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要乘坐的航班离起飞还有3小时，这时我才想起卡拉奇和北京已有3小时的时差，换好了登机牌我在侯机大厅找了个座位坐下，取下我的手表对照大厅墙上的挂钟把手表时针向后倒退了3个小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时差的存在。刚坐定，我又担心起我在北京机场托运的行李来，机场人员看了我的行李托运票，对我说，你的行李会直接运达接续航班的到达港，中转时自己不必管。这时，我才放心地又坐下来继续等候。 当我再次登上飞往内罗毕的飞机时，发现机舱内我已是唯一的中国人。又经过连续7个多小时的飞行，在肯尼亚当地时间深夜11点多，飞机降落在漂亮的内罗毕机场。我跟着旅客人流来到行李提取大厅，在传送皮带上取回了我的行李箱后朝机场出口处走去，希望能见到来接我的公司人员。使我失望的是直到旅客全部走完，都没有见到接我的人的踪影。我想肯定是公司总部忘记了发电传通知接人。 几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已几次到我跟前问我是否需要打的。但我却身无分文————用剩的人民币在离境前已留在北京，按当时的规定不准将人民币带出境外，借调公司也没有发给我或借给我美元。而且我又说不出要去的地方的确切地址。我只好谢绝了出租车司机的好意。 我失望地回到候机厅的座位上，体验着什么叫孤立无援。 夜已渐渐深了，候机大厅开始安静下来，穿着迷彩服的黑人警察端着步枪在大厅的二楼来回巡逻，一位警察还到我跟前要我出示了一下护照————-8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肯尼亚对来自“非自由世界”的旅客还持戒备的态度，刚才入境时我的护照还由机场移民局留下了复印件。我向警察说明缘由后警察同意我继续呆在候机厅。 我把行李箱竖起来，放在我的座位前，疲倦地趴在箱子上寻思办法。这时，我才感到内罗毕的夜是多么寒冷，我穿上了毛背心还觉得有几分寒意，让我怀疑我是在离赤道不远的热带城市。出租车服务台还是灯光通明，但显然已没有乘客，整个机场进入了休息状态。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出租车服务台窗台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猜想中的一本详尽的内罗毕全市电话号码簿。我查到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但当我一看时钟，已是深夜一点多，我不能去把使馆人员吵醒，决定等天亮后再打电话。 早上6：00，东方泛白，机场又开始喧闹起来。我准备去打电话时，才发现须向投币口投入肯尼亚硬币，才能拨通电话。一位黑人青年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向我询问了缘由，他立即给了我一枚一先令的肯尼亚硬币，为了表示感谢，我立即塞给他两瓶风油精，都说黑人喜欢中国产的这小东西。我很快拨通了使馆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亲切的乡音，使馆人员答应立即通知正在帮助肯尼亚援建体育中心的S公司项目组派车来接我。 当我正推着行李箱进洗手间时，机场广播室传出了用英语广播找人的声音，我听清了是在叫我的名字。机场出口处一辆轿车已等候在那里，使我感到惊喜的是来接我的竟是数年前教过我英语口语的兰老师。 内罗毕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但联程机票上的日程告诉我，我得在内罗毕住3天才有飞往摩加迪沙的航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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