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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众多的生活领域发生着变革。这种变革也延伸到了科幻小说界。以阿西莫夫、亨纳恩以及坎贝尔麾下其他名人为代表的5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相对的纯朴；但自1964年始，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 在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科幻小说创作浪潮中，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57年出版的《赤裸的太阳》。他之所以停止写科幻小说，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乏味，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此方面他已才思枯竭，而在非小说作品创作中又找到了灵感。然而，他一直是个科幻小说迷，看过很多的科幻小说并一直零敲碎打地写些小故事。 60年代初，科幻小说界开始了一场变革。据一些刚人行的年轻作者称，阿西莫夫的小说像恐龙一样已经过时。 这种新的科幻小说被阿西莫夫的朋友、作家兼编辑朱迪斯·麦瑞尔称为“新浪潮”。英国作家迈克尔·穆尔科克是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科幻小说作家。尽管在60年代，穆尔科克还只是被视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极为成功的作家，但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看成是“新浪潮”时代的约翰·坎贝尔。 1964年，穆尔科克接任科幻杂志《新世界》的主编之职后，他立即为当时一批前卫的科幻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作家从此成为科幻小说界的一代宗师——T．D．伯纳德，布莱恩·艾尔迪斯以及穆尔科克本人。 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新浪潮”作家，企图彻底改变科幻小说的写作方式。自科幻小说诞生之日起便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彬彬有礼、绅士式的创作方式已令他们腻烦透顶。他们希望赋予它力度，创作出更富有文学性和社会道德感的作品。 “新浪潮”的这种风格恰恰与阿西莫夫的写作相反。阿西莫夫从未特意注重过文学形式。虽然他曾心不在焉地写了些类似《火星人的方式》之类的故事，但他却从未有意识地赋予其作品以社会意识信息。他有很强的自由观念，但并没有把此观念用于情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新浪潮”作家则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据称，阿西莫夫对“新浪潮”的大部分作品并不赞同。有一位作家甚至指出，阿西莫夫加入了一个“旧浪潮”的写作团体，威胁要从与“新浪潮”作家打交道的出版商手中收回作品，企图以此来阻止“新浪潮”的发展。此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但阿西莫夫的道德标准确实经常有不一致的时候。有时，他似乎是为自己定一套标准，而给别人定另一套标准，因此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可能干出那种小肚鸡肠的事情来。他信奉个人自由，认为应该允许作者随意表达这一观点，坚决反对新闻检查；但同时，他又不赞同“新浪潮”运动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精神，甚至认为给整个科幻小说界带来潜在的破坏。除了他的一些朋友是“新浪潮”作家外，阿西莫夫与这个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他的抗议根本影响不了像哈兰·艾利森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但他也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拦“新浪潮”一把，以防他们走得太远。 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一次科学界聚会上或在与朋友交谈时，阿西莫夫可能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大意是，如果他们继续抬高他极为厌恶的“新浪潮”运动的形象，他将通过罢工来威胁出版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如果他真的试图干扰“新浪潮”的发展，他真是太专横跋扈了，并且也不会获得成功。 60年代，阿西莫夫曾反复指出，他不能再写科幻小说了，因为他已赶不上潮流。他无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并且正对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兴趣盎然，尽管有时他也为《惊奇》与其他杂志写些小故事。 如果让他写“新浪潮”风格的作品，他一定会感觉很不舒服的。露骨的性描写与淫秽的语言，是当时许多短篇故事和著作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这两样东西，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厌恶，并且也不赞成穆尔科克负责编辑的《新世界》杂志上许多故事所表达的观点。 “新浪潮”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紧密相连，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反叛精神。“新浪潮”作品中充斥着毒品、两性人、流行文化，甚至还与后来被称为“剑与巫术”的以幻想和神话为基础的一种小说有着纠葛。像J．G．伯纳德的《暴行展览》和沙米尔·德森利的《爱因斯坦交叉点》这样的作品，与阿西莫夫温文尔雅式的泛银河太空剧有着天壤之别。 《暴行展览》创作于60年代，但因为书中残忍的描写引起了争议，这部书直到1972年才出版。当时，因一位高级决策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原出版公司在临出版前又取消了计划。不难想象，这种厄运是不会降临到阿西莫夫的《钢之洞》这类小说的头上的。 1966年，尽管当时阿西莫夫已长时间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创作，并且“新浪潮”业已开始在欧洲和美国站稳了脚跟，但他却因《基地三部曲》荣获了科幻小说界最高的、最令人垂涎的一项大奖——“雨果奖”。 在此之前，他从未获过雨果奖，并且也不在乎别人知道。1966年9月，第24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在克利夫兰召开——恰好是在阿西莫夫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全家人都受到了邀请。这次旅行令他们极为兴奋，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和伦敦召开的第22届和第23届大会他们都没能成行。 大会的组织者在那一年特意设了一项雨果奖，准备授予“空前最佳小说集”。他们对此概念的定义是，一套至少由三本内容相互关联的小说构成的作品集。 获得这一奖项提名的作品有：J．R．R．托尔金的《指环之王》，罗伯特·亨纳恩的未来历史系列，E·E·史密斯的水晶体人系列、埃德加·莱斯伯拉夫的火星人系列，当然，还有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阿西莫夫认为，《指环之王》获奖的可能性最大。他暗中希望自己能排在莱斯伯拉夫或史密斯之前，名列第四位。 哈兰·艾利森被选为大会的颁奖人。在挤满了上千名科幻迷的大厅中，他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将整个仪式推向了高潮。他插科打诨，拿所有的候选人开心。玩笑开够之后，他才开始宣读被提名者的名单，并故意漏掉了基地系列。直到艾利森继续宣布“获奖的是……”时，阿西莫夫还在大声抗议；但当艾利森说完“基地系列”时，他发现自己处于了一种对他来说极为不自然，也极为少有的状态中——他哑口无言。 这可能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最大的荣誉了。由于高曼出版社糟糕的运作机制，他丝毫不清楚基地系列的销售情况及评论界对它的反应，他已经习惯于他的《夜幕》被认为是“空前最佳科幻短篇小说”。 在阿西莫夫的记忆中，那个夜晚充满了欢笑与巨大的个人成就感。他被好友和家人包围着。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支持他，现在他终于为自己的佳作赢得了大奖，他们为他感到高兴。约翰·坎贝尔也来了，是他开创了阿西莫夫的整个事业；醉心于新近的“新浪潮”运动的同行们也来了，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尽管他们不想像老派人物那样写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是非常敬仰这些被他们视为现代科幻小说奠基人的作家的。 很难精确地估计购书者对此奖的重视程度，但自1966年获雨果奖后，《基地三部曲》的销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五年前，双日出版社从马丁·格林伯格所经营的不景气的高曼出版社手中买入了该系列的出版权。双日真正知道该如何出版阿西莫夫的著作，并知怎样让书店接受它。 其实，阿西莫夫在数年之前就已意识到应该从高曼出版社撤回自己的书了，但他担心这样做得起诉自己的老朋友格林伯格。幸运的是，双日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高曼那儿以低价买进了基地系列。结果，格林伯格成了这次交易中的真正输家，因为这套书后来销出了数百万册，成为阿西莫夫最畅销的作品。 有两件事标志着该书的成功。1972年，罗宾念高中时，选了一门科幻小说课，发现父亲的名作也出现在阅读书目中。另一件事是，1975年，一家名为卡迪蒙的磁带公司购买了基地系列的录音权，并雇请以詹姆士·科克上尉形象闻名全球的男演员威廉·萨特勒来朗读。而录音图书在70年代还是很少见的。 尽管他的著作风靡全世界，并在1966年的科幻小说大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阿西莫夫重返科幻小说界，却已是五年之后的事了。这次，他推出了又一部力作《诸神》。 阿西莫夫的这部重出江湖之作，刚开始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创作该书的启迪源自于1971年1月的文学界聚会上提出的一次挑战。 在那次聚会上，作家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宣称，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更注重人物的刻画而不是情节中的科学观点。他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手，随便举了个例子说，没有人在读到如钸－186这类东西时会感兴趣的。 会后，阿西莫夫与西尔沃伯格聊天，表示不同意他说的那番话，并说他就能写出一篇关于不存在的化学元素饰－186的短篇小说来，保证非常好看。西尔沃伯格说，如果他能写出好看的故事来，他将把它收人自己正在编辑的一部原创小说集中。 阿西莫夫马上开始了创作。一提起笔来，他又找到了那种熟悉的灵感，根本无法让自己停下来。按原计划，这只是个5，000字的短篇，在按要求写作方面，阿西莫夫堪称是个专家，让他写什么，他就能写什么；但只要他愿意，他也能源源不断地将故事写下去。 2月8日，他的创作完成了，作品长达20，000字。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对于西尔沃伯格的小说集来说，显然太长了；但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因为双日出版社正打算出版一部文集，他可以劝说拉利·阿什米德将书加长点。 阿什米德看过这个故事后，表示很喜欢。没过两天，他就给阿西莫夫打来电话，建议将这个短篇扩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阿西莫夫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这个故事只能是这样，对原文进行扩充将有胡拼乱凑之嫌。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脑子里又有了新计划：他可以围绕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再写两个部分，现在的这个短篇可以作为第一部分，从而完成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给整个故事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不采用现在这个低调的结尾。 这下轮到阿什米德犹豫了，但最终阿西莫夫还是说服了他，让他相信这个计划肯定能行。这笔交易就这么定了下来，一周后，双方签了合同。 《诸神》无疑是阿西莫夫作品中最不同寻常的一部小说了，尤其是对中间的部分，他最为满意。全书写成时，他认为自己写出了真正不同的、富有新意的东西。 书名取自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名句“诸神信徒劳的抗争着愚行”。书的第一部分取名为“抗拒愚行”，第二部分为“诸神”，最后部分为“徒劳的抗争？”，加了一个关键的问号。这些小标题与作品的各部分内容极为吻合，而整部书的名字也起得很合适。 “抗拒愚行”部分具有典型的阿西莫夫风格，讲的是一人与整个庞大势力抗争的故事。这个主人公是哈里·夏尔登或沙尔沃·哈丁式的人物，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他发现了一个无尽的能量资源，并意识到这一资源将毁灭整个世界。 2070年，弗里德里希·哈兰姆在他的实验室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不可能”存在的物质。经过大量的试验，他做出直觉判断：这一物质来自另一个宇宙。这一发现使他立刻扬名全球。但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建造了一个“电子发生器”，用来在不同宇宙之间传递物质并制造能量。 哈兰姆是按照居住在相似宇宙的生物的指示建造这个电子发生器的。它们的技术似乎更为先进，并且就能量传输而言，它们简直是在炫耀。但是，除了能量的传输和建造电子发生器所需的指示外，两个宇宙再没有其他的联系。 我们的主人公彼特·拉曼特，一直对此事抱有疑虑，并收集到了证据证明使用电子发生器将使我们的宇宙出现不平衡，引起太阳过热而最终导致毁灭。自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尤其是发现了这一物质而成为世家最伟大科学家的哈兰姆。 “抗拒愚行”故事的结局处理得很低调，主人公看起来处于劣势，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阳越来越热，引起大火灾，最后导致整个太阳系的毁灭。 尽管“抗拒愚行”情节紧凑，让人读着津津有味，但整个故事有点过于生硬，更像是一篇科学知识讲稿，让人一看便知过去的十年他一直都在写非小说类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这个故事，因为阿西莫夫非常姻熟地及时刹住了车，避免了过分的啰嗦。 小说的第二部分“诸神”，与阿西莫夫以往的创作风格完全不同。按正常的思路，“抗拒愚行”结束后，应该接着写另一宇宙居民，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述整个故事了。阿西莫夫也确实是这么写的，但他并不仅仅描绘了另一个居住着生命的相似宇宙。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决定在作品中创造一个外星人的世界，一个有着自己政治、性生活、感‘清、语言及其他想象中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细节的完整的世界。 自他创作早期及与坎贝尔发生争执以来，阿西莫夫一直避免写外星人。可能就是这种自我监督导致物极必反，使他在《诸神》中完全打破了所有的禁忌。 相似宇宙的居民是一种半气体的、模糊不清的生物，分为三种类型：“感情型”、“理智型”与“家长型”。所有外星人家庭都是由三个不同类型的生物组成，而不是由父母与孩子共同构成。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类型的成员都在为家庭和社会做着不同的贡献。 “诸神”通篇都是关于性的描写。阿西莫夫曾一再避免写外星人的性生活，但这次他似乎打破了常规。我说“似乎”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大胆地进行描写。他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性描写方式，尽量将性场面写得符合外星人的特点，从而避免了暴露出自己在这方面的缺点。 这一部分的三个中心人物——“感情型”的杜娅，一个模糊的女性角色，与两个“男性”、“理智型”的奥丁和“家长型”的崔特——总是尽可能地找机会“融合”。就像外星人与固体人相距甚远一样，相似宇宙的性生活与地球上的性生活也截然不同。外星人的三种气体形式，并不是它们宇宙唯一的生物类型。由“融合”所产生的后代，就成了固体的生物。它们实际上是三种气体形式的合并。换而言之，一个家庭中的三种气体生物其实只是外星人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当它们融合时，他们暂时形成了一个固体；经过反复融合后，当时机成熟时，一个固体就从它们三个中“诞生”出来了，这样它们就进人了物质生命的新阶段。 在这个故事将近尾声时，我们发现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固体科学家艾斯瓦尔德，实际就是创造电子发生器并向地球传输物质这一计划的负责人。 当杜娅与地球上的拉曼特一样，开始怀疑艾斯瓦尔德，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时，情况变复杂了。杜娅渐渐发现，将物质传输到另一个相似宇宙将毁灭（我们的）星系，因此试图阻止这个计划。杜娅面临的问题与拉曼特所面临的有所不同。在另一个相似宇宙中，科学家艾斯瓦尔德很清楚，传输物质输往宇宙将毁灭我们的太阳，但为了挽救他们的世界，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太阳已经老化，正逐步趋于灭亡。杜娅面对的问题，不是来自人类的贪婪，而是出于简单的生存需要。 “诸神”的结局与“抗拒愚行”极为相似。杜娅的行为也受到了周围外星人（她的那个社会政府）的阻止。杜娅、奥丁与崔特的融合使艾斯瓦尔德终于完全成型，电子发生器的计划继续被执行着。 小说的这一中间部分是全书的关键，并为《诸神》赢得了赞誉。在我看来，这是阿西莫夫写过的最有趣的故事之一。它的构思与写法都非常精美，并注意到了所有必需的细节，使故事具有说服力。阿西莫夫这次真正让科幻小说界吃了一惊。 一些评论家曾暗示，阿西莫夫照猫画虎，试图模仿“新浪潮”的风格，结果发现效果不佳。阿西莫夫自然否认了这一点，声称他只是按自己一贯的方式行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痛恨人家以为他受到某种流派的影响，尤其是这一流派恰恰是他强烈反对的。 70年代初，“新浪潮”非常活跃。一位尚在这一流派外围徘徊、几乎不入流的作家菲利普·K·迪克，几乎包揽了相似宇宙主题，其代表作有《空中的眼睛》（1957年）与《尤比克》（1969年）。菲利普·K·迪克的风格及其相似宇宙这一主题的表现与“诸神”是完全不同的，但正因为阿西莫夫选了这个新的、浪漫的主题据为已有，而在此之前又从未对此主题有过兴趣，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决定要写非常不同的外星人——又是一个新动向，并且还要在接下来的另一个故事中挑战性主题——这又是一个第一次。 令“新浪潮”作家愤愤然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在于阿西莫夫写了外星人或相似宇宙，而只是因为他如此不同寻常地描写了性，而且小说中间部分的风格显然是故意要涉足“新浪潮”的领域。毕竟，“新浪潮”作家信奉的主旨之一，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开、大胆地描写性主题。而阿西莫夫这个科幻小说界的假正经，如今竟也效仿起了他们，而且写的还是一个气体三角性关系，这自然要触怒他们了。 如果“新浪潮”作家们为此感到不安，那么他们未免有点像阿西莫夫试图给他们制造麻烦那样过于心胸狭窄了。70年代初，“新浪潮”的地位已如此的稳固，领导该潮流的人物根本无须担心阿西莫夫的作品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因为市场对新旧两派的作品均有需求。“新浪潮”作家们的行为可能只是一种反击，只是为了回报阿西莫夫早些时候对他们的存心阻挠。 阿西莫夫对“诸神”部分非常满意，并对其中着墨甚多的性描写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当时，平装本出版社看了拉利·阿什米德拿来的全书第一部分后，表示十分愿意出版，但他们又问阿什米德，阿西莫夫是否能在书中描写点性场面。阿什米德很生气地回答道，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当阿什米德将这事告诉阿西莫夫时，却轮到了阿西莫夫愤愤然了，当时他就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在中间部分多点性描写，并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非常直率地承认，那时，一些人老以为他写不出与性有关的东西来，这种看法让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他那庞大的自我意识驱使着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绝对能写得出来。 在“徒劳的抗争？”中，阿西莫夫又恢复了书迷们所熟悉的形象。他温文尔雅，以老式的风格讲着故事。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结局写得并非十分成功，字里行间能明显看出，“诸神”这一力作已耗尽作者的才思，以致于这时他只想匆匆结束故事了。 在“徒劳的抗争？”中，故事场景转移到了月球，事情发生在“抗拒愚行抗争”结束数年后。故事的主角是本杰明·丹尼森，几乎是他，而不是他的对手、自大狂哈兰姆，发明出了电子发生器。像前面的拉曼特一样，丹尼森意识到了电子发生器有些不对劲。哈兰姆发明了电子发生器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尽管这令丹尼森感到痛苦，但他并没有犯拉曼特的那种错误，试图与当局为敌，也未曾要夺回这个世界所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相反，他有一个想法，即在月球上建造另一种发生器，用于运输来自第三宇宙的物质，从而抵消原有发生器所引起的不平衡。 “徒劳的抗争？”使《诸神》终于有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丹尼森获得了胜利，他指定受众人怀疑的拉曼特负责计划的实施。他得到了一位姑娘的爱情。她是位有着特异功能的人，曾帮助他在月球上建造发生器。整个世界得到了持续的能源供给，再也不用担心会给哪个宇宙带来灾难。 阿西莫夫创作这部小说时，距他前一部成人小说《赤裸的太阳》的创作已有14年，而且作品所触及的是极为不同的主题，明显反映了阿西莫夫已经意识到了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 多年以前，当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人口过剩、大气污染与自然资源枯竭这些问题时，阿西莫夫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和作家就已开始竭大声疾呼，提醒政客与公众注意了。阿西莫夫对人类的未来极为悲观，这在《诸神》中非常强烈地得到了表达。在分析人类的本性时，阿西莫夫是个现实主义者，对腐朽势力的影响有着很深的认识，从开始创作起，围绕未来科学、军事展开的政治阴谋就一直是其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诸神》中，他将政治、科学及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信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1971年9月初，阿西莫夫完成了《诸神》的创作后，将连载权卖给了两家杂志社。由于《银河》杂志决定更换主编造成的混乱，最后“抗拒愚行”及“徒劳的抗争？”刊登在了1972年《银河》双月刊的三月号和五月号上，而中间部分，也就是阿西莫夫描写外星人发生三角性关系的那一部分，则刊登在了1972年《银河》的姐妹杂志《如果》的四月号上。《如果》四月号刚开始发售时，阿西莫夫便从其朋友、杂志的负责人朱迪·琳·戴瑞尔处获悉，这份刊载有他首次探索外星人性行为作品的杂志，很快被抢购一空。 尽管《诸神》不是他最极好的小说，但它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效益。尽管有一些主要是那些苛刻的“新浪潮”书评家写的不是很友好的评论，但整体而言，评论界对它的评价仍然不错。这也是阿西莫夫个人所喜爱的作品。在科幻小说界内，这部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荣获了雨果奖和1973年最佳小说奖——星云奖。 在阿西莫夫的讣告中，记者约翰·克鲁特曾这么介绍这部小说： 《诸神》可能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故事。它对社 会科学的介绍及对相似宇宙数学的描绘，极为通 俗易懂。”① ①见约翰·克鲁特写的讣告，载《独立报》1992年4月7日。 奇怪的是，阿西莫夫并未决定接着写更多的科幻小说。与此相反，他又重新开始了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从事的各类创作令人眼花绿乱，其中包括编写古典文学的注释本、收集故事出版成书的科幻小说集和撰写纯神秘故事，甚至还尝试着写起了幽默作品。 1969年，他曾创作过一部幽默作品。那是在凯茨基尔斯度假时，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的产物，但他真正开始有计划地写幽默作品，还是得益于某位出版商的一句离题话。 1971年3月12日，阿西莫夫与贝恩·沃克共进午餐。贝恩与山姆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出版社——沃克夫妇出版公司。用甜点时，他们开始讨论诸如《性感女郎》之类的色情文学作品最近走红的现象。贝恩·沃克突然问道：“艾萨克，你为什么不写本色情书呢？” 艾萨克对此建议看得太认真了，声称自己从不创作垃圾文学；但他很快记起了自己有与方圆一百码之内的任何女人调情的爱好，便接着乖戾地补充道：“再说，对于性，我能知道些什么呢？我所能写的也就是《性感的老色鬼》罢了。” 贝恩·沃克却没有一笑了之，而是把他的话当了真。她拍着手大笑起来，说：“太棒了！那你就写吧。” 这下可把阿西莫夫难住了。他并没有把这个主意当真，但又不能打退堂鼓，只能笑笑，寄希望于贝恩把这事给忘了。 贝恩·沃克却不断地给阿西莫夫打电话、写信，要他签定她已准备好了《性感老色鬼》的合同。阿西莫夫终于同意了。在珍尼特的公寓里，他仅用了一个周末，便写出了16，000字的作品。当时他正在与杰特鲁德办理离婚手续。 在创作《性感老色鬼》的全过程中，他特意不让珍尼特看他在写些什么，生怕会引起她的不快。当他写完时，他对自己的作品颇为欣赏，发现它比自己原先想象的要有趣得多。这是个幽默的小文章，简直就是对《性感女郎》这类书进行全面的讽刺性模拟。其实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对他自己风流行径的文字记载而已。他让珍尼特看了写成的初稿。珍尼特觉得它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完全无伤大雅。 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4月26日，在开始写《诸神》第二部前，阿西莫夫将这部作品的手稿寄给了沃克夫妇出版公司。一个多月后，他收到了该书的样本。 书的封面上登了一幅阿西莫夫的画像，可笑地用副胸罩遮着双眼，著者的名字是A博士，无疑又是模仿《性感女郎》的作者“J”。第二天，阿西莫夫画像成了迪克·凯维特节目的嘉宾，登上舞台时眼睛上也罩着一只胸罩。 这本书获得了成功，但阿西莫夫并不打算写续篇，玩笑到此为止。他又开始继续创作严肃的非小说作品，偶尔也写些科幻短篇故事，但他显然对幽默故事割舍不下，因为到1974年时，他已经在考虑收集100首打油诗编辑成册出版。沃克夫妇出版公司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1975年初月西莫夫写出了100首打油诗。他决定给每首打油诗附上一个小故事，介绍其创作过程及如何去理解它。沃克夫妇出版公司对书稿很满意。同年该书便以《黄色打油诗》为名出版了。 随后的几年内，阿西莫夫又出版了几部打油诗集。他把写这些诗当成一种乐趣，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沃克夫妇出版公司却让他放心，只要他写出成批的100首，他们就不断地为他出版。于是，就有了《更黄的打油诗》（1976年）。《愈加黄色的打油诗》（1977年）。 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本书，是与诗人约翰·席阿迪合作出版的。阿西莫夫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 当时，席阿迪正计划通过诺顿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打油诗集。这本集子收集了144篇作品，定名为《粗鄙的打油诗》。席阿迪给阿西莫夫写信，建议两人各写144首，编成一本容量为原书两倍的书集，取名为《打油诗：污言秽语》。阿西莫夫很赞成这个主意，于是这本书于1978年问世了。 没料到三年后，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打油诗：污言秽语》竟然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位中学教师买了这本诗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她所教那个班的班长——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这位18岁男孩子的父母在他的屋里发现这本书时，立刻找学校交涉。这位教师被停职后，事情闹到了法庭。法庭要求阿西莫夫就该书是否适合少年阅读出庭作证。最终这位教师打赢了官司，恢复了职位并得到赔偿。 从一开始，阿西莫夫便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可思议。要不是对那位教师的事业与生活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会认为此案很滑稽可笑。在他看来，这些打油诗根本就无伤大雅，挑起事端的那些人，从家长到法庭，都有点神经过敏。 在写打油诗的同时，阿西莫夫还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些正经、严肃的小说与非小说的创作。尽管他在50年代末全面退出科幻小说界后，也写过一些很不错的科幻短篇，但都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1974年8月，他开始创作《活了二百岁的人》。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誉。 阿西莫夫本人对这个故事也相当满意。他一生中创作了百余部短篇，这部作品在他心目中排名第二。他甚至声称，在写这个故事的结尾时，他几乎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无疑，《活了二百岁的人》是阿西莫夫最具有感情色彩的故事之一。与他的另一部得意之作《丑陋的小男孩》一样，它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故事讲述的是机器人安德鲁·马丁的故事。由于某种电离子偶然造成的原因，这个机器人生来就具有艺术天赋。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售卖自创的艺术品，为主人赚了一大笔钱。 安德鲁的主人“先生”，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他是个律师，认为安德鲁有权得到自己劳动所得的一半，于是关于机器人所有权的法律就被修改了。 安德鲁得到了主人一家子马丁家族的宠爱。“先生”去世后，随后的几代人又继续拥有他。安德鲁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性格特点。他靠卖艺术品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他开始穿上了衣服，并享有了人身自由。虽然每前进一步，他都得打一次官司，但每次他都打赢了。这是因为，首先他有钱，其次他雇请了马丁家族的法律公司为他服务。 故事的标题代表了安德鲁的心愿。他希望在200岁生日时，自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成为真正的人。在20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已渐渐消除了自己与人类的区别，用有机材料替换了自己的身体部件，并争得了人类享有的法律权利。但现在，他想跨越最后一道界限，成为真正的人。自然，这也是最难的一步。 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德鲁与人类不同，他是永生的。一个永生的机器人变成了人，肯定会让只活到70岁的人愤愤不平。安德鲁得知这一言之有理的歧视后，认为消除这种歧视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次手术，让自己的电离子脑子能量耗尽，这样他就能自然“死去”。 当外界得知这个为获得做人权利宁愿做出最后牺牲的消息时，机器人安德鲁已实现了他的愿望，但在成为人后就“死去”了…… 安德鲁躺在床上，意识正一点点地离他而去。 他绝望地想抓住它们。人，他变成了一个人！ 他希望这是他最后的意识。他带着这个意识消融 ——死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活了二百岁的人》第23节，最初发表于《星光》杂志1976年1月号。 《活了二百岁的人》原定是要收入由内奥比·戈登编辑的一本以1976年美国200周年国庆为主题的小说集中，但与创作《诸神》时一样，阿西莫夫发现自己一旦开始写作，便再也收不住笔了。按内奥比．戈登的要求，他应写75，00字，结果却写了15，000字还未能收笔。后来阿西莫夫提到这个故事时，说：“它自己从打字机里蹦出来的。”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展望》中的引言《机器人编年史》P19，伦敦维克多·高兰兹科幻小说出版社1990年版。 阿西莫夫花了两周时间写成《活了二百岁的人》。与此同时，他还写着别的书。作品完成的那天，正好是阿西莫夫夫妇从珍尼特高所搬出的日子——1975年3月14日，阿西莫夫写完最后一笔后，将手稿交给了喜笑颜开的内奥比·戈登。 这篇作品从未在戈登女士的小说集上发表过，她的计划泡了汤，阿西莫夫亦将预付的订金交还给她。最后它被收入了由朱迪·琳·戴瑞尔编辑的《星光一2）这部小说集中，于1976年1月出版。 《活了二百岁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它也是1977年唯—一部同时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最佳小说奖）的短篇小说。 四年前，阿西莫夫曾因一部长篇小说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而此次在短篇小说领域又获此殊荣，真可谓锦上添花，使他极度高兴，以至于当他发现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在奖章上错拼了他的名字时，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活了二百岁的人》出版后不久，便有人来问他是否有兴趣将大名借给某份杂志，使它更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一位名叫吉尔·戴维斯的戴维斯出版公司的老板，阿西莫夫此前也曾偶尔在这家公司发行的《艾勒里·奎因神秘小说杂志》上发表过浅易的神秘故事。 当时戴维斯正打算扩大发行刊物的种类，恰巧他手下的一名高级职员刚带着孩子参加完“星际艰旅”聚会，回来后便向他建议，公司应开拓科幻小说杂志市场。戴维斯希望能给新杂志冠以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的名字，因而自然想到了阿西莫夫。 为说服阿西莫夫同意颇费了一番功夫。起初，阿西莫夫并不喜欢这个主意，认为让自己的名字与照片出现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杂志倒是出了名，但他自己则成了个傻瓜。另外，写作已令他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没时间参与编辑工作。戴维斯让阿西莫夫放心，说会找个能干的编辑来负责这本杂志，他只需同意将名字借给他们用用，并允许他们选一张照得比较威严的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上。 最后，阿西莫夫被说动了心。1976年12月16日，首期杂志出现在各个报刊亭内，封面上赫然印着阿西莫夫威严的画像。此时，阿西莫夫已完全认同了戴维斯的建议，望眼欲穿地等着第一期杂志的发行情况，甚至还在上面发表了一篇编者论谈。 阿西莫夫根本无须为这份杂志的命运担心。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没有给他丢脸，而且越办越红火，直至今天仍畅销不衰。 70年代末，阿西莫夫重抬旧业，又开始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在“新浪潮”统领科幻文坛的岁月里，由始至终，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都未曾有过丝毫的下降。此时，阿西莫夫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声甚至要比70年代初大得多。科幻小说写作曾是他的旧爱，而如今他又重新在此领域里站稳了脚跟，恢复了自信，并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自80年代初，阿西莫夫开始同时创作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但花在科幻小说创作的时间要更多些。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中，他写了一批长篇小说，每一部都从出版商那儿得到了数额很高的预定金。这些书不仅使他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作家之一，而且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发现自己的作品首次被列人了全国最畅销的小说名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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