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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时间作了订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①，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①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中国互济刽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 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②同志说的）。 ①“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②刘少文，当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订，并增加了第3部分。 王尧山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和保卫工作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很大的功劳。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间和汉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全部撤退到新四军军部。汉年同志为了确保刘晓同志和我的安全，亲自安排并亲自护送我们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他那时任华中局社会部部长。上海解放后，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审查为止。此后信息全无。想不到从此就生死永别，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潘汉年同志为创立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25、1926年前后，他参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积极编辑、出版进步书刊，为开拓新文化阵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汉年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促成了白区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阵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加强了党对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929、1930年前后，他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发表题为《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转了当时党内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缺点，使左翼文化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汉年同志代表党团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和贡献。汉年同志既尊重鲁迅，又善于团结鲁迅。对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评价。随后，又把各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他在这些左翼组织中，担任了中共党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使新文化运动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正确方向，因而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和汉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动是分不开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首先应从政治上认识鲁迅的杂文风格。他完全赞成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把政论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论的尖锐性与直接性的，却是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简直空前的新的创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就是由于“他是坚持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汉年同志本人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立场。文章中还有一段说明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深透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言论，是早在1925年发表的。这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中，表示这种对敌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反对任何麻痹倾向与自由主义，是如此坚定不移，是多么可贵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惜，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现在还找不到史料。但仅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评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他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鲁迅，多么充分的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作用和艺术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虚心地抓住了一度对待鲁迅的错误倾向，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严格要求别人。 1933年夏，汉年同志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汉年同志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对红军中的宣传工作，也都作出了贡献。他既有白区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又有苏区和红军中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说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年同志又公开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促成者。虽然他没有文艺创作，但他的短篇政论文章在当时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方面丰硕的成果，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应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的。同时，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中丰富的经验，也是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认为，他在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立场鲜明。在20年代，汉年同志已经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完成党所交给他的任务，出色地领导上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不同时期，毫不动摇地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敌友分明，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2、他善于团结、争取朋友和同路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实力。 3、他有组织才能，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领导运动，推动运动二如从组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八大联”，直到组织文化总同盟。他善于以左翼文化团体为核心，来争取公开的文化活动。他从上海建立文化团体，到推动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团体。 4、他始终掌握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又注意发扬文化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到文化工作中去。这样，在苏区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围剿”的同时，在白区以鲁迅为首的普罗文化战线，也粉碎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二 汉年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贡献。 1934年前后，他两次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分别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我党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他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据理力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党，在上海与积极支持革命的宋庆龄同志建立联系，取得了宋庆龄同志对我党工作的配合和协助。 抗日战争初期，汉年同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党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展开了极为广泛、极为困难而又极为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的争取对象放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争他们坚决站到抗日战线方面来。如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汉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对象。当时，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组织迅猛发展，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的前后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内战、对日投降的反动气焰。这些贡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1、他坚定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绩。 2、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3、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在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在喘不过气来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奋战。他敌、我、友分明，凡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进步人士，不仅对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严守党的纪律，虚心接受批评。在待人接物上，对党外人士，对党员干部都是关心备至；在工作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具体的指导。 三 汉年同志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汉年同志在负责上层统战及二＆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还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他与冯雪峰一起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遗留下来的党组织进行了整理，并与一些被捕出狱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审查，对这些同志作出初步结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这批同志进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绍去延安以及武汉、重庆从事公开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报工作；一部分有条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转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三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刘晓奉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三人小组下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晓，并明确今后由潘汉年搞公开工作，刘晓负责秘密工作。为此，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我还专门开会研究了工作交接问题。这以后，上海党与潘汉年的联系由刘晓直接负责。潘、刘两人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交通。当时刘晓方面主要派张毅去接送情报，潘汉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时，潘汉年和刘晓也利用各种场合碰头。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为防止被破坏，没有设置电台，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时遇到急件就通过潘汉年的电台转发。同样，中央给上海的指示有时也是通过潘汉年转过来的。抗战时期潘汉年与刘晓联系后，刘晓传达给我们的各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给上海的指示；2、上海与上海周围的敌情；3、通过特科搞到的敌、我、友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汉年同志在开展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中，也有过很多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汉年同志大部分时间是领导华中地区以及上海的保卫工作和对敌隐蔽斗争。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与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于度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敌人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特别是能避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做法，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全国的解放。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汉年同志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特别应学习汉年同志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使敌暗我明，敌乱我稳。汉年同志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对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战胜敌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绩应有充分的评价。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带12架飞机起义等，是汉年同志直接筹划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后，汉年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积极协助陈毅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上海人民战胜了美蒋封锁，沉重打击了敌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破坏捣乱，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汉年同志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党叫他做啥，他全无二话，立刻接受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我们应该学习’上“出污泥而不染”的“慎独”品质。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满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环境中独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于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质。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的。我们还应该学习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团结和尊重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汉年同志曾是陈毅同志的助手和战友，我就以陈毅同志的遗诗来悼念他，歌颂他：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党人魂——记潘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滩》。收入本书时已经作者删改。 陈修良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汉奸的破坏。 1937年12月间，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事文化与情报活动，同时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到香港或大后方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又是潘汉年派干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亚子、邹韬奋、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离）。在武汉沦陷之前，他又赶到那里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敌占区的工作问题，还常到中央党校和社会部情报训练部讲课。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与董慧相识。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来延安进抗大，是位热血青年。潘汉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护理，终于相爱。1939年，两人结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亲办的道亨银行当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潘汉年最贴身的助手之一。她传递情报，筹措、保存活动经费，工作极为出色。由于她的社会地位，为其来往港沪之间从容工作提供了便利。于伶同志的下述回忆可以使我们想见当年他俩的工作配合是多么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指潘汉年）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潘汉年的情报据点主要放在香港与上海。他则仆仆风尘不时来往于港沪之间。1939年秋，汪伪粉墨登场，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仍能从敌人内部及时地搞到精确的情报，迅速通知江苏省委，斗争艺术令人叹服。关于潘汉年与江苏省委的联系方式，于伶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咖啡馆见面。他（潘）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潘汉年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善于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分领导人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辗转来沪，之后，由潘汉年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把他们安全送回根据地。 1943年，潘汉年参加淮南根据地的整风，竭尽所能保护了受到冤屈的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即殷扬）。后来扬帆写诗赠潘汉年，对潘“殷勤慰我铁窗前”极为感激。在新四军机关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诬陷陈毅和潘汉年，甚至把陈毅挤走，对此，潘汉年是作过斗争的。1944年底潘汉年赴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不少干部联名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表示对饶漱石不满，请陈毅回华中，托潘汉年将这一报告送到中央。启程之前，潘汉年给上海情报部门负责人张唯一写了长信，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的情报工作暂由刘长胜领导，重申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主要干部作了安排。 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天亮前后履险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为突出。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不顾改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二十架飞机起义，也是潘汉年组织策动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瑶瑟的绝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失踪”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扬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 潘汉年传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农历乙巳年12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潘汉年，乳名厂（an）儿，参加革命后，使用过许多笔名与比名，诸如：厂人、水番三郎、亚灵、天长、泼皮、泼皮男士、迪可、汗牛、汗、爱仙、鲍刚、严陵、彭一清、杨涛、潘健行、小开、k、小k、胡星、萧叔安、萧恺、凯、开、严、潘继仁、严如云、严开、许琳、潘湘、韩企文、张颂南、胡越明、秦汉楚、萧肖、萧相臣，等等。 潘汉年生长在一个书香门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为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以塾师为业。 潘莘华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后，曾任乡董，后又代替其兄任区董。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县议会制度，他又被推举为宜兴县县议员，但仍在乡间任教。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汉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为后母巫氏所生。由于小汉年天资聪颖，机灵活泼，深得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喜爱。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进入陆平村初等小学读书。有关孩提时代的生活情形，潘汉年作过片断回忆：“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联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萤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进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活泼且又顽皮好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描绘出一幅举家融和欢乐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潘莘华为接济难民，变卖了田产；又因病染上鸦片，家道开始中落，经济十分拮据。 1916年，潘汉年初小毕业，因无钱升学，进入潘海良的私塾学堂，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第三高小坐落在宜兴县西乡都山，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陵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发展成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清末秀才储涵奇，他治学严谨，潘汉年在这所学校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1919年，潘汉年从第三高小毕业。在外婆吴氏的资助下，考入和桥彭城中学。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辍学。暑假期间，在北京念大学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乡度假，向潘汉年等少年伙伴介绍了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情况，这是潘汉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启蒙教育。 潘汉年病愈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便在本村和邻村的小学替人代课教书。 1922年，16岁的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教。潘汉年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但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知识，而且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学中，潘汉年还撰写了一些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为人师表。他还积极主张在假期里，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筹备工作一度停顿下来。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陆续释放，组织筹备工作才重新开始。 潘汉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他通过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广泛征求党外进步作家的意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据夏衍、阿英、吴黎平、冯乃超、冯雪峰回忆，在“左联”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潘汉年分别找他们商量。此外，他还找过朱镜我、洪灵菲交换意见，并要阿英会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也能参加“左联”。 根据当时文化界的现状，潘汉年还接受阿英的建议，特意请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的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分头联络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潘汉年主持召开了文化界党员作家为主的座谈会，推定由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几个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起草“左联”纲领，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会议还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筹备小组成立后，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都由潘汉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主持召开了“左联”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会者有沈端先（夏衍）、鲁迅等12人”。这次会议着重“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认真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以后文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对小团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敌人。 在此期间，筹备小组还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以及分工等具体方案，这些工作都由潘汉年请示党中央后最后决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党在会上讲了话，并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用以指导“左联”的初期工作。 “左联”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还成立了另一个文化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也参与发起和筹备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鲁迅、潘汉年、冯雪峰、田汉、郑伯奇等50余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等在会上发表即席讲演，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不久，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5月20日召开了“社联”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社联”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深入传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社联”周围。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在“社联”党团的帮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潘汉年、刘锡五、彭康和王学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此后，潘汉年对“社研”的工作也时常予以关心指导。 潘汉年作为中央文委书记，还关心指导了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这些革命团体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潘汉年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文总”于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汉年担任“文总”的党团书记，并主编“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及其各个方面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三 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当天下午，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汉年和鲍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访鲁迅并共进晚餐。此后，潘汉年便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潘汉年的名字。 20年代末，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进步文化团体的团结，发展进步文化运动，要求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好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进步文化团体之间的隔阂，争取鲁迅出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委派潘汉年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与鲁迅促膝长谈，并就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过去同鲁迅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同时，潘汉年召集党员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鲁迅的论战。他还多次陪同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去拜访鲁迅，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盟主的任务，这对于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具有重大意义。 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潘汉年非常注意倾听鲁迅先生的意见。他曾经派冯雪峰去拜访鲁迅，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问题，征询鲁迅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潘汉年对冯雪峰说，“左翼”二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在为“左联”成立做准备工作时，潘汉年为保证鲁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潘汉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华艺术大学，检查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潘汉年特别关照夏衍，请他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陪着鲁迅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他也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保护鲁迅。 “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表达革命文化工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商定，组织一次庆祝鲁迅50寿辰的纪念会。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纪念会于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兰餐厅举行。各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欣然出席。纪念会上，各文化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衷心祝愿鲁迅先生为进步文化运动多作贡献。鲁迅也作了即席演讲。通过这次活动，使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趋亲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但他还和鲁迅保持着联系。据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回忆：1932年夏，他从宜兴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馆看到鲁迅与潘梓年、潘汉年在吃冰激凌，热烈交谈。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受代表团的委派，赴沪相机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回沪后，潘汉年和胡愈之为鲁迅赴苏疗养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当时，鲁迅先生病情日渐严重，潘汉年对鲁迅的病情十分关心，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当晚，他和冯雪峰商量了挽救鲁迅生命的具体办法，决定要求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为鲁迅作进一步的治疗。不料19日凌晨，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潘汉年得到冯雪峰的报告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鲁迅先生逝世后，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冯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鲁迅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发表即席讲演，高度评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底，他又和黄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同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交待了回国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临行前，潘汉年又听取了共产国际的苏共代表团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意见。 1936年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于5月初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情况。同时，他又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等，找到了党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胡愈之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们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报纸的宣传应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精神。这是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国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他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潘汉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国会领导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以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4人联合署名，于1936年7月15日发表。8月10日，毛泽东给沈钧儒等4人写信，表示“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且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此外，潘汉年在香港还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会见了原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和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等。他还会见了过去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同志和旧友，如梅龚彬、柯麟、叶挺等，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 同时，潘汉年会见了从南京赶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旋即赶赴南京，与陈果失、曾养甫等会面接洽。 8月初，潘汉年通过刘鼎安排，经党内秘密交通线去陕北。8月8日，到达陕北。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国民党方面协商的情况，为党中央进一步制订逼蒋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他立即赶赴安塞地区，与叶剑英见面，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又同张学良会晤，并向党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委派潘汉年担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联络代表。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与叶剑英一起离开陕北到西安。 在西安，叶剑英、潘汉年向张学良通报了中国共产党同南京谈判的方针，并同张商讨了逼蒋抗日等问题。随后，潘赶到上海。经张冲安排，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苛刻要求，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与宋庆龄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并把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知陈立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潘汉年又按照党中央指示，就撤兵释张、实现西安协议、争取红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多次洽谈。1937年3月，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等去杭州，参与周恩来同蒋介石的谈判。 1937年春，王稼祥由贺诚陪同，从陕北到上海乘船去苏联治伤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潘汉年和冯雪峰做了认真的接待准备，尤其是保密、保卫工作，并和他们讨论了如何妥善处理从狱中传出的方志敏《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手稿问题，潘汉年还亲自将这两份手稿一页一页拍摄下来，使这些珍贵的作品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并公开出版。 同年7月上旬，周恩来等去江西庐山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途经上海时，两次接见潘汉年与刘晓，就上海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潘汉年、刘晓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夏衍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内外人士。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改称八路军），原红军驻上海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公开对外开展活动。李克农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继任。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潘汉年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马相伯、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交换意见，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他们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关系。 同时，潘汉年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宋庆龄的引荐，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此外，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奉命同国民党当局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进行交涉。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使许多长期被关押而幸存下来的党员干部获释，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同国民党上海地方当局公开打交道，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迫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并创办了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潘汉年站在抗日救亡宣传的第一线，写了许多政论文章，着重宣传共产党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片面抗战路线；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路线，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英美和依赖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广泛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战期间，应国民党将领陈诚、张发奎和罗卓英的要求，在潘汉年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团派进国民党的一些军队，担任宣传、组织和救护工作。以后，他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同志到国民党的其他军队中去开展工作，扩大了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沦陷前夕，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潘汉年和刘晓，对上海沦陷后党的工作作了布置。12月25日，潘汉年在安排布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后，与夏衍一起，乘船撤离上海去香港。 六 从上海到香港后，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潘汉年在香港、广州、武汉、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沦陷区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当时，党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汉年的领导下，继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共同努力，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支援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游击队、东江游击队；他们在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上层爱国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他们利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香港成为党的对国内外宣传和联络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间，廖承志、潘汉年还经常一起去广州从事党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汉年曾在广州会见各抗日青年团体、进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团体的负责人，热情坦诚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到广州出版后，受到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关心。他们每次从香港到广州，都要到救亡日报社去，给报社的同志谈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了解报社的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潘汉年到香港后不久，曾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过两个月。1938年1月7日，他从广州起程去武汉。行前，会见了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阐述了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1月9日，潘汉年曾出席正在筹办中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江春餐馆举行的招待会。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陈立夫、张冲、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被推举为分会理事，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 约在1938年3月间，潘汉年返回香港。8月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潘汉年留在延安参加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并参加过延安新闻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活动。1938年11月10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潘汉年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青年记者们认真宣传抗日将士英勇战斗的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1939年2月5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同志参加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80余人，潘汉年也出席会议并发了言。2月10日，中华戏剧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潘汉年出席并当选为分会理事长。3月22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举行的纪念“三一八”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 1939年4月，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离开延安，4月底途经重庆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经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听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然后由潘汉年写成电报稿交张唯一译发，向党中央汇报。9月，他又从香港到上海，对上海的隐蔽斗争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刘人寿。1940年秋，他领导建成了同延安通报联系的秘密电台。在此期间，他曾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战略情报。例如，1941年6月，潘汉年曾向党中央提供过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以后，又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准备南进等重要情报。当时，潘汉年还在上海先后设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运输公司”等商行，作为联络同志的见面地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李一氓在战斗突围后辗转到达香港，向廖承志和潘汉年讲了事变的经过，潘则把事变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在香港，潘汉年陪李一氓到澳门去看望了叶挺夫人。随后，又亲自护送李一氓到上海，并通过党组织设法安排他去苏北根据地。在上海，他还和刘晓约见于伶，商议应付事变的对策和措施。 1941年7月3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央派人加强香港的领导力量，以开展与英美人士、华侨、各党派、文化界的统战工作。9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加强香港工作，但中央一时派不出人来，仍由廖承志、潘汉年继续负责。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形势十分严峻。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同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具体布置在香港的各方面人士撤退、疏散工作。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经过各方面紧密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其中大多数顺利安全地撤往东江，再转往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内地和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一再指示党在敌占区的对敌隐蔽斗争系统，派人打入敌伪组织，相机开展工作。潘汉年执行上述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效。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掩护一批同志潜伏在敌人内部工作，并掩护了一些同他有联系的领导同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派在香港几位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主动报请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从上海派人去香港，掩护他们全部安全撤到上海和内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上海从孤岛变成了沦陷区。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撤退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去。这时，潘汉年也奉命撤退。1942年11月初，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刘晓、王尧山等，都在潘汉年所发展的特殊关系掩护下，同潘一起，从上海到淮南顾家圩子。到达华中抗日根据地后，潘汉年担任了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整风学习期间，潘汉年参加了审查扬帆的工作。在审查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认真调查了解，确认对扬帆的审查是错误的。后来扬帆被平反。这个时期，潘汉年还为根据地干部作过一些报告。他还在新四军出版的《拂晓报》上发表了《梦游玄武湖》、《探海东同志病》等诗词，表达忧国愤敌的心声、抒发对战友的感情。 1943年，潘汉年领导建立起两条通向解放区的交通线：一条通淮南华中局，一条通皖北新四军七师。这两条交通线的建立，保证了上海和抗日根据地之间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输送。同年夏秋之交，党中央电告潘汉年，需要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库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潘汉年指示张唯一取出密藏在上海中央文库中的有关文件，拍成35毫米胶片，送往华中根据地报党中央。 1944年6月，潘汉年离开淮南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大会期间，潘汉年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共同举杯，庆贺胜利。 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开始积极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7月8日。新四军军长陈毅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表示选派潘汉年等六位同志，代表新四军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举行集会，会上宣告正式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等25人当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潘汉年也是常委之一。8月10日，纲领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组成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组织法五个专题起草小组，潘汉年出席会议，并参加政治专题小组工作，还担任组织法专题小组组长。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原定10月举行，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会议没有召开。 1945年11月，潘汉年奉命从延安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参与领导该地区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6年2月，董慧也到达沈阳。是年4月底，因东北地区党的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潘汉年又被调到北平。同年夏天，他回延安汇报工作，不久，奉命到南京，接受新的任务。 七 1946年夏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回到上海继续领导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与刘晓、刘长胜、夏衍、华岗和冯雪峰见面，还会见了情报系统的一些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七大”基本情况，阐述了国内外形势。随后，他又指示一部分同志去香港。一部分同志继续留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经常参加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的会议，参与一部分领导工作。同时，他和周恩来保持着经常联系，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段时间，他继续同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接触往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关心照顾他们。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后，他根据周恩来关于“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应该负责保护。……在经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的指示，加强了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同志落实具体措施。 在上海，他还应上海地下党同志之邀，忙里偷闲，重操笔墨，用“荆溪”笔名在《联合日报》发表了40余篇杂文。这些杂文抓住人民最关心的民主与和平问题，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内战，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 1946年10月30日，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和夏衍一起乘飞机去香港。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香港分局，由刘长胜、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天、夏衍、连贯组成。从这时开始，到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在参与香港分局的领导工作中，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联系接触。从1947年开始，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及文化界人士陆续从内地、上海和海外来到香港，到1948年，总数已达千人以上。因此，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商讨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方略。但同时也有极少数上层人士对形势认识不清，主张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还有一些亲国民党的党派如国社党、青年党还在香港活动，破坏统一战线。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潘汉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提出凡是愿意与我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争取，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做到多争取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潘汉年身体力行，利用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建立起来的友谊，经常同他们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积极主动地听取意见，耐心诚恳地做解释说服工作。由于潘汉年政治水平高，统战工作经验丰富，加之博学多才，分析问题中肯实在，又平易近人，善于结交党内外各种朋友，因此，在香港的上层人士都愿意找他谈心。夏衍说过：“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彻底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由此可见，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从1947年起，中共香港分局开始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香港分局的领导同志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潘汉年是座谈会的主讲人之一，由于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很受欢迎。 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非常紧张。夏衍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汉年还时刻关心着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他在香港先后向党员干部作了8次报告，内容涵盖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 潘汉年对在香港工作的党内同志和党外进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惦记着党内外同志和朋友的家庭生活，每逢他们遇到困难，总会及时得到潘汉年的关心和帮助。对此，许多老同志至今记忆犹新。潘汉年就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内外同志的作用，为党的事业服务。正如他自己所说，别人说我有鬼斧神功，其实做统战工作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京、沪一带控制极严，在这些地区无法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更无法办干部训练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设法在香港建立机关，开办京沪高级干部训练班，总结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经验，培训党的干部。训练班先后开办了12期。潘汉年给予很多帮助。此外，上海党组织很多不易办的事，也多半转移到香港，由潘汉年协助办理。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不断加快，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许多人越来越看清了蒋家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历史命运。因此，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出路。这种情况给党的各条战线包括隐蔽战线提出了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抓住时机，抓紧做好国民党营垒人员的策反工作，努力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摆脱反动统治的羁绊，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例如：1948年冬，潘汉年对卢汉、龙云做了大量工作，结果使卢汉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又如积极参与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举行起义，使该委员会系统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财、档案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物资。潘汉年还成功地参与领导了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香港员工起义的初期准备工作，配合上海地下党组织争取到海关的一些高级人员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潘汉年和中共华南分局的同志根据党中央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和指示，承担了为新政协的召开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重要任务。他们及时向当时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通报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并广泛深入地和他们交换意见，讨论研究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通过他们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密切联系和磋商，及时沟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召开新政协问题上的意见，为党中央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8年7、8月间，潘汉年等开始组织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阻挠民主人士北上。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指挥若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地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从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后送走了20余批民主人士，总数达350人以上，没有一次失误，为人民政协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4月28日，遵照党中央电令，潘汉年和夏衍、许涤新离开香港，赶到北平，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们在北平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 5月16日，潘汉年一行乘火车南下，5月23日傍晚到达丹阳，先后向陈毅、饶漱石、曾山等汇报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作的指示。随后，他们便随解放军向上海进发，迎接上海的解放。 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8日下午，潘汉年作为新上海的市政府副市长，陪同陈毅市长，接受原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交出的旧市政府印信。从此，领导新上海的紧张繁重的工作开始了。 从上海解放那天起，潘汉年就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成为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 潘汉年协助陈毅领导上海工作是多方面的，搞好城市接管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陈毅是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粟裕是副主任。潘汉年兼秘书长，领导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军管会下面，设立了军事、政务、财经和文教4个接管委员会，具体负责各系统各部门的接管工作。潘汉年主要是抓面上的工作，如综合情况，处理问题，协调步骤等，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在两个月的接管工作时间里，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经常主持或参加军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作出决定。会议每次都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由于潘汉年长期战斗在上海，对上海各行各业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思想敏锐，作风踏实细致，因而对接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务。 对潘汉年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当时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周林作过这样的评价。“他长期在上海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熟悉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在接管上海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 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个系统重新建立了政权机关。潘汉年领导主持了这项工作，并亲自参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会，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作报告、分析上海的形势，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各系统、各部门政权建设工作的完成，有力地保证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解放初期，提上市政府议事日程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打击金融投机，稳定货币和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国民党统治后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价指数如天文数字，国民党通用货币金圆券毫无信用可言。一解放，市军管会于1949年5月28日立即颁布金字第一号布告，规定即日起使用人民币，并限期于6月5日禁止使用金圆券，并宣布以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人民币开始进入市场。但一些投机奸商却肆无忌惮地进行银元投机，哄抬银元价格，随后黄金、外币价格也跟着而起，造成金融市场一股投机浪潮，带动商品市场物价上涨，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币。 面对上述情况，市军管会除了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以外，于1949年6月10日，经请示中央同意采取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在陈毅、潘汉年、宋时轮等的亲自指挥下，组织了金融、公安、警备区等有关部门的人员，分成5个小组，于6月10民在非法交易最集中的上午10点钟，突然封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当场逮捕了犯有严重罪行的投机商238人，移交法院审理，并缴获一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 通过这次斗争，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同时彻底消灭了以银元金钞计价的现象，人民币占领了市场，政府完全掌握了金融领导权，对稳定上海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金融投机市场被击溃后，投机势力又把投机资金转向了商品市场，从1949年7月到1950年春，连续三次掀起“涨价”风潮。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担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潘汉年，在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领导经济战线的党员干部，研究各种对策，努力抑制物价上涨风潮。当时，他几乎天天晚上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汇报，讨论解决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投机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市场物价。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派飞机来上海轰炸。1949年6月23日，美国指使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切断上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破坏上海的经济建设。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实施狂轰滥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潘汉年立即陪同陈毅亲赴被炸现场视察，慰问工人和灾民，并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抢救，恢复生产。 潘汉年在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抓好上海的经济建设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要使上海从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花大气力抓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工作。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 潘汉年还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他常对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1950年初，就决定建造工人新村，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潘汉年领导督促主管部门，组织力量对工人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工人新村的修建规模、标准等问题，抓紧落实，使解放后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很快建造完工，一大批工人劳模搬进了新房。曹杨新村的建立，开了上海建造新村工房的先例。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除了协助陈毅同志主持市政府工作之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团结争取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上海是一项极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潘汉年曾经向统战部的同志指出，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和市场搞好的，一定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但是，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解放前夕，纷纷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有的人虽然留在上海，但也是随时准备席卷而走。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和潘汉年等曾多次召集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开会，反复向他们阐述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在民主革命时期结识的工商界朋友，广泛深入地开展说服劝导工作，努力争取许多移居海外和港澳的工商界人士重返上海，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并且动员留在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从国外和香港调回资金和设备，重新开工生产。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党外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受到过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是右倾。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符合党的政策原则和利益的。因而毫不动摇，始终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开展工作。 潘汉年还注意抓市政府机关内部的统战工作。1952年间，他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主持召开市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又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综合本单位统战工作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他还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 上海解放初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潘汉年对党的统战工作始终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精力。正如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潘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掌握政权后，长期和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然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解放以后，在上海潜伏下来的特务有6000余人。此外，台湾国民党还不断派遣特务潜来上海，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潘汉年对上海的反特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公安部门的汇报，并及时给予具体指示，有时还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 为了保证上海的公安保卫工作顺利开展，潘汉年很重视公安干警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素质训练，他一再向公安战线的同志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会敌人的长处。他还反复强调，做好公安保卫工作，一定要坚持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把专业工作和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保卫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潘汉年不仅为保卫上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而且在改造上海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统治上海，培植了一批为它服务的上海流氓势力。他们长期横行上海，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潘汉年长期考虑的问题。他凭借着长期在上海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顺利清除了上海流氓势力。当时，上海人民对共产党能不能清除这势力心存疑虑，他们说，“共产党要是能把上海的流氓势力打倒了，才真正称得上翻身”。当他们看到这一要求变为现实时，无不拍手称快。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上海终于初步改变了面貌，以崭新的姿态显现在世人面前。这巨大的变化，凝聚着潘汉年同志的一份辛苦。 九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在上海新建成的中苏友好大厦落成仪式。这是他有生之年为上海人民所做的最后一件实事。当天晚上，便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谁也不曾料到，一场灾难向他袭来。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在讨论中，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和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同时，会议印发的材料中，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触发了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他奉命去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到上海后，潘汉年了解到，此时李士群正在南京，于是，又马上赶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见到李士群后，没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要见见潘汉年。对于李士群的要求，潘汉年反复权衡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 潘汉年与汪精卫这次会见，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进行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了党的原则。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时，正值整风运动进入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楚情况，便没有向华中局领导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时，他在见到毛泽东时，曾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此事，又因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与赞扬，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话语。他不曾料到，这会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造成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4月2日，潘汉年向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并说明了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所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请他转报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迅速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4月3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 4月17日，上海报纸公布了潘汉年以“内奸”罪而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一时掀起轩然大波，一段时间内揭发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接着，这股批判浪潮同潘汉年一起，消失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渐渐把他遗忘，只有他的一些战友满腹疑惑，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心头蒙上了层层阴影。同时，有一大批人因为过去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同样遭受了厄运。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不久即被假释，与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未办改判的法律手续）。 潘汉年虽身陷逆境，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为其他同志写证明材料时，他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1970年，他为战友刘鼎写了翔实的证明材料，使刘鼎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免受冤屈。 1975年5月，潘汉年和董慧被安置到湖南省公安厅洣江茶场。这时潘汉年已年近七旬，身心交瘁，步履艰难。 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3月24日，董慧用“萧淑安”的化名把潘汉年送到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4月14日晚上19时54分，潘汉年因病去世，终年71岁。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 对潘汉年的问题，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党中央写信表示怀疑。但是，由于过去党内存在“左”的思想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他的问题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1978年，董慧也曾向有关部门写信，提出申诉。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出：我和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 与此同时，潘汉年的亲属也多次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作重新调查、处理。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及潘汉年亲属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他对潘汉年有着很好的印象，认为他是白区工作的好代表。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潘汉年在担任上海财经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处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谨慎和稳妥的表现，曾受到在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的高度重视。他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个水落石出。为此，他亲自调阅了潘汉年案件的有关材料。 此外，陈云又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1年3月，中纪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全面的复查。中纪委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有关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特别是李克农1955年向中央报告中列举有关潘案的五大反证，对这次复查有很大帮助。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时间的努力复查，终于有了结果。 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根据潘汉年案件复查结果，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为此，中央决定：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二、凡因“潘案”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被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党中央还对潘汉年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请潘汉年部分生前的战友和部分受株连的同志参加座谈会，以表达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深切怀念。许多老同志在座谈发言中，追忆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 同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特派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市文联党组成员于伶和潘汉年的亲友专门赴湖南省洣江茶场，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送往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5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等以及潘汉年生前的战友李一氓、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到车站迎接潘汉年的骨灰，并在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党旗的仪式。 潘汉年平反昭雪以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又专门成立了潘汉年案件复查办公室，对受“潘案”株连的千余名同志的错案进行了全面复查，并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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