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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刘晓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取。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1933年8月，我从福建省委调到粤赣省委担任书记，潘汉年兼任中华苏维埃大学的委员，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潘汉年和我都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期间，他正忙着奔走于瑞金和福州之间，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开展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9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福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派陈公培（吴明）携带蒋光鼐写的《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到达五台。彭德怀和袁国平遵照周恩来的电示与陈公培会谈。彭德怀和袁国平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行动，又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将会谈情况电告了中央，并且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10月下旬，蒋光鼐、蔡廷锴派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同陈公培来到瑞金，送来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派潘汉年（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双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曾多次会见徐名鸿、陈公培、潘汉年等，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的关系初步形成。随后，我方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黄一青）为秘书前往福州。黄火青团正患疟疾，一时不能同行，中央让潘汉年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并由李克农指派吴振英等两人为警卫员随行。临行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前来送行，邓发为他们开了通行证，还派人护送他们经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后，黄火青病稍愈，独往福州，与潘汉年同住在十九路军总部里。 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形成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条文，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反日的力量，于11月15日在福州开会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对于十九路军方面的行动，蒋介石已获情报，企图加以阻止。蒋曾邀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请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遂于17日派专机携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廷锴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变爆发的过程中，潘汉年、黄火青给中央发回了两份电报，电报稿是潘汉年起草的，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后，交十九路军的电台发回的。党中央复电要他们两人中一人回瑞金汇报情况，潘汉年因忙于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谈各项工作，选由黄火青回瑞金。黄火青在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被派往漳州，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漳州领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的条文，派张云逸为代表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谈判。双方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在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所缺乏的物资，特别是运输食盐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洽谈。当时，不仅双方的贸易往来频繁，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做买卖。闽西善后处还在蛟洋组织一个民间的贸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以购买食盐等物品运进苏区进行交换。潘汉年还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商谈。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实施《初步协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赦令”，宣告：“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先后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强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对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的公开活动也予以默认。福州、厦门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组织都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壮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大为惊恐，认为如不迅速扑灭，影响所及，起而效法，就将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嫡系部队，集中陆、海、空20—30万兵力，自任“讨逆军”司令，向福建十九路军阵地进攻。由于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内部派别繁杂，蒋介石又以硬攻与分化兼施，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来推进反蒋抗日运动，坐失良机。1934年1月，蒋介石刚攻取福州，就将大部分军队调回，继续投入第五次“围剿”。当十九路军撤离福州时，潘汉年与梅龚彬等从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继续进行反蒋抗日运动，潘汉年交待梅龚彬要大力策动。随后潘汉年回转瑞金。张云逸和黄火青等在十九路军的协助下，也先后回到了中央苏区。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是，蔡廷锴等当时反蒋反日，同蒋介石公开决裂，这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党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多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我被编入中央直属干部团，领队的是李维汉。潘汉年被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和我不在一起。过湘江后，向贵州进军的途中，我曾碰见过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1935年10月，过腊子口向陕北进军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汉年和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1935年11月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潘汉年与邓文仪联系后，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经法国回国。他们在5月份到达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潘汉年已到了香港，冯雪峰得讯就到香港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曾养甫提出：因为潘汉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联系后再与陈果夫接触。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找到冯雪峰和刘鼎，通过刘鼎的联系，他在8月份经过西安到达保安。这些接触为国共两党代表后来的正式会谈作了初步的准备。 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觉悟”的范围内。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一二九”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1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这是西安事变谈判的继续。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军队从西北撤退。2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的政治问题。我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载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忆潘汉年同志》，收入本书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胡愈之 党中央对潘汉年同志的估价是很高的。诚如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里说：“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是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环境，他在不平凡的对敌隐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而他又是从来很少表扬自己的，所以他的伟大的战斗的一生，很少为党内党外所知道。 我和潘汉年同志相识是在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南昌、武汉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创办了“创造社出版部”和《幻洲》杂志等。我对出版工作有兴趣，所以和他有往来。到了1939年1月，我离开上海去法国，以后就没有和他见面。现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代表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联系，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和随后以文化界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上海党中央受到了破坏。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间。他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① ①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例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张抗日的爱国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头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虽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对群众的影响不大，在国民党地区没有一个报纸刊出，后来只是在《生活日报》上刊登。中共华北局大概是根据《生活日报》所载，转送党中央的。1936年8月间。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复。这个复文我在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拿出一封毛泽东给章乃器等4人的复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直到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出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来问我，我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纲领来答复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入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给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文章。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遣送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话。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他采取了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① ①本文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原题为《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收入本书时以节了“说明”及“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要点”部分，并改了题目。 杨奎松 谈判之简要经过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于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1936年1月3日抵达莫斯科。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后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只是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同他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与谈判。双方这次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初步约定了3天后再谈。根据潘汉年的记录和汇报，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报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再度召开代表团会议进行讨论。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王明是否应该亲自与邓文仪接触意见分歧，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亲自与邓文仪接触则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王明与邓文仪之间的正式谈判因此而成为事实。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并就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当局就此进行具体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因此，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二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以后的谈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举行，因为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首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再拿到国内去具体实行。因此，他估计李融清将参加在莫斯科的两党谈判。26日，邓文仪写信给王明，说明他将于次日出发前往柏林，并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但邓文仪一会即再未露面。 事实上，邓文仪并不了解，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早先，蒋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是因为他于1935年12月19日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嘴里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南京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他又了解到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放弃了笼统地反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估计苏联政府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并正在迫使中共改变政策。据此，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于邓走后第三天，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在那里直接与苏联交涉军事合作问题。但邓、陈二人走后约一个月，蒋介石方才得知苏联政府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劝告苏联务必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鲍格莫洛夫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至此，蒋不仅失去了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而且对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如果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军队依照条约进入中国，受其益者必是中共无疑。因此，蒋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电邓文仪，通知他立即停止谈判。而后，蒋又致电正在柏林准备开始军事谈判的陈立夫，立即改变与苏联政府秘密谈判的计划，转道欧洲回国。至此，不仅莫斯科国共两党谈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苏两国缔结秘密军事条约的谈判也胎死腹中。蒋改变计划，再度决定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后，再来与苏联谈判条约问题。在莫斯科的国内两党初步接触与秘密谈判，即因此而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此转到国内去进行了。 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① ①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第3—44页。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借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我们在你们五次大会之前，曾有过一个通电，蒋先生看了为什么没有提出讨论？ 邓：在那种会议上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几百人的会议，没有人知道里面会有多少汉奸。现在我们只是在内部有联俄联共共同抗日的讨论，即使这样日本人已经到处宣传并向南京进行威胁了。因此，我们将来如果合作，具体实现合作的方式，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蒋先生主张，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不过即使我们谈判成功，国民党的军队也不能一下子就撤离，非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不可。我们得到情报，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进攻外蒙，它对华弱自然也会有新的动作。日本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了，可惜我们两个主要的力量至今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 潘：有人诬蔑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玩弄手腕，毫无诚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国时报》转载的王明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在这里我想强调说，全国民众都知道，两党继续内战必将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并吞整个中国。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抗日救国是它一贯的主张，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假如你们诚心诚意地想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不会玩什么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图利用抗日口号欺骗民众的人才会这样做。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邓：我们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和五次大会，已经表达了团结对外的一致愿望，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团结现象。现在政权也开放了，比如银行界张公权、教育界蒋廷黻等，都不是国民党，现在也吸收到政府里来了。言论自由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国民大会，说明我们准备把政权交给人民。近来对你们的进攻也消极了。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愿意与你们合作，而是许多问题阻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作出这样的表示。今天我们能够会面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意见接近的办法。 潘：朱、毛的通电你们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同时，上海、武汉等地也没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员，你想朱、毛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想抗日呢？ 邓：这也难怪红军。就是为着粮食，他们不打也不行。我们曾两次找过鲍格莫洛夫，向他说明我们要找你们谈判，但他表示不愿意过问我们国内的问题。因此不待过阴历年我就匆匆来此，预备从《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又怕没有结果，又担心日本特务会知道，所以我直接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他不知收到没有？ 潘：没有。可能还没有寄到吧。 邓：我在上海时从上海领事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把王明那篇文章连夜找人泽出来，连同王明在七次大会上的发言一起交给了蒋先生。因此他要我来和王明谈谈。 潘：我们今天能见面，这很好。希望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你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邓；要合作这一点是确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将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P族运动是会同情的。你们从外交方面去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至于说日本最近关于进攻外蒙和内蒙的宣传，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视线到蒙古问题上去。因为苏联国防力量雄厚，全国团结一致，日本没有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冒险进攻苏联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苏联来，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这说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办法的，日本进攻外蒙恐怕不比进攻南京政府更容易。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日本究竟是先进攻外蒙，还是先进攻中国。我们现在应当努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问题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发出宣言，最近红军又发通电，南京政府除因汪精卫被刺组织上略有变动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准备。 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交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① ①《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旗帜鲜明，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① ①本文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就国共停战等问题进行了直接会谈。这是会谈后潘汉年写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所加。 （1936年11月12日） 潘汉年东、天、周、博： （一）我在久久得不着你们一个复电后，在蒋离陕去洛时，我乃打一电给毅，①一面问他与蒋会谈结果，一面问他刘叶②是否早已离西安，我说到沪后一连由刘转数电给家中向未得复，一切活动无从进行，乞为设法，然后得着刘的回电说要我即去南京，当时我真假难明，因为如有此电，何待我去电问刘的行踪他才打给我，因此去信约邓文仪面谈，通信处是邵力子驻京办事处主任转——他是我亲戚，不日陈果夫手下之张冲偕我亲戚来沪找我并有邓文仪书及你们给张之华电要我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当天我没有同他们走，第二天——九号我一人去京，当晚会见张冲，他表示歉意，说陈立夫已飞沪候我，问我愿留京候他或返沪谋晤，我表示均无不可。张乃与陈通长途电话，结果约定当晚乘夜车出京，10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③致二陈④及蒋的信顺便亦交他。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毛，我答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愿意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村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讲完后，笑问我道：“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着回复他：“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他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一想，声音很轻的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扩大为1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有电给养前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子华带着护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我说：“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来。”他说：“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条件不致太苛也难说。”我带着一点滑稽笑声问他：“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同时打电报给里面呢？”他思索一口说：“这样恐周不能来，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我说：“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陈说：“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我乘机改变谈话中心，要求先谈停战，无条件的，暂时的，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面商起见，先讨论如何迅速暂时各守原防休战。他拒绝这提议。大家静默了好久，张冲在旁建议，如周愿出来，由他方负责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怀疑等话，陈说这不成问题，如周答应出来，倘认张子华带进去的护照还不够，可另想办法。他又提议我先打一个只提要周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蒋所提各点，看里面有无复电再说。我把这事抛开，对陈提议：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谈判成熟，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这样也是（引）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他们听了这提议，陈张相视，表示惊异，很久陈才答复：“这是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恩来出来的电报。”我觉得陷于僵局也不是办法，最后接受了他的提议，用张子华带去那密码打了一个电报给你们，想已收到，同时昨天由毅处转上一个较简单的电报，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张冲负责与我经常约好通信联络，如来往电报由他派人来沪收送。在张送我出沧州⑤时，特别表示陈对蒋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谈判，恐时间还未到，不过南京方面什么时候感觉真需要正式谈，可以随时找我。 ①毅，李毅，即张学良。 ②刘，即刘鼎；叶，即叶剑英。 ③周，即周恩来。 ④二陈，即陈果夫、陈立夫。 ⑤沧州，指沧州饭店。 （二）谈判前后情报所得略述如下： 1、陈诚语人，谓共党目前困难已极，如国军再给以严重打击，则将来妥协时条件更低，告中央书为共党对外之政治宣传，藉此提高政治影响，至目前向中央所提条件尤低于此。 2、前中日外交紧张时，我方有电致南京表示可先找我谈判，二陈干部曾四出探听我下落，并曾向苏联大使馆人表示甚盼潘某早日去京，南京每天有谎报已找到我，或者说不日去京，那时我等待你们电令，而久久渺无音信，使我狐疑莫决，本可用周给陈函单刀直入，而正因得悉有此电给他们，而我处反无消息，何况张子华下落不明，曾空等了许久。直到蒋去洛，得刘复电后遂决意设法进京，但此刻已非南京外交内政最吃紧时，蒋落得表示强硬。 3、蒋决心压迫我们全部过河，赶到外蒙去，由苏联来解决我们，如不成功，充其量让我们在宁夏绥远边境捱苦，自趋灭亡，彼告陈诚云，那时看共党还有什么条件可提。 4、自日本提出订结防共协定为条件后，蒋承认冀察以外由中国自动防共，故蒋亟函去西安加紧剿匪为应付外交故同时解决与张学良之症结及设法缓和阎傅①独立行动。 ①阎，即阎锡山；傅，即傅作义。 5、英国对联俄问题表示可以讨论但对于拥有十万红军之国内共党须妥为预防。 6、史诺一长通信稿关于评红军最近政治主张及军事计划——打通苏联，寄往美国，被南京情报员设法扣留了。我致函邓文仪表示愿面聚，邓即去电蒋介石问可否见我，蒋把电给陈立夫看，陈即打电到南京找张冲去问文仪如何可得见我。陈与我晤面时，张冲提出以后无与邓文仪会谈之必要，我诿言以无法进见陈君故找邓为介绍耳。今晚得邓来信，仍约我在沪畅谈一切云。由此略见二陈有包办此项生意之企图。 7、南京财政陷于恐慌，孔①之告病假，即为蒋迫钱甚急，孔拟以所得税作抵押，再发一万二千万公债。英国借款并无其事，为当初威吓日之宣传。 ①孔，即孔祥熙。 8、鲍格莫洛夫归国，二陈派人四出打听其原因，盖二陈不仅主张联俄，且为代表南京政府做联俄之活动家，平日与鲍氏甚拉拢。陈曾问我，鲍是否会调任，又问我与陈会谈，鲍有方法知道否？ 9、冯玉祥、孙科等表示，此刻如红军能给蒋介石一个严重打击，如威逼西安，则谈判更容易，如向外蒙退却而想与蒋谈判合作，是为单相思，似乎比我们还左倾！ 10、蒋去西安，各省谣传蒋此去为与红军谈判，有少许军阀如李白①之流曾对我们表示失望，此项谣传为蓝衣社有计划散布。 ①李，即李宗仁；白，即白崇禧。 （三）对宁谈判，我的意见是：暂时采取诚恳而冷静态度，过几天，看你们如何回电，我当将我方所提草案交他们，表示要他们从长考虑，另一方面对二陈特别表示些好感，说明须靠双方促成此事。另一方面不要把蒋所提认为一硬到底，他本身亦在看形势的发展，须明白如他决心与我们一拼，或者说他消灭我们很有把握，为什么愿与我们谈判，很明显，他为着将来有周旋余地，才要二陈与我们来往，这亦是他处在矛盾动摇过程的表现。然而我们如在政治上没有一定方针，是不足以动摇他更向前发展，因此，我最近中心，除与南京二陈经常保持联络外，加紧在川、桂方面的活动，策动他们与阎张博在政治上联合一致以强硬的政治主张与蒋明争暗斗，造成实力派同情我们的趋向。同时对救国会工作，加紧扩大发动群众斗争，如日厂同盟罢工，群众公开反日斗争，对沪民族工业家方面，已稍有头绪，正在促进他们——详情另讲。 （四）关于我们联络工作，这事困难在我意料中，但无论如何刘先生公开拆烂污到如此地步，实出意外。我到沪曾一连发几个电由他转你们，他既不说转了没有，也不告诉老叶，我一直得不着你们任何消息时，估量老叶走了，叫我拿他无法，原来他从未给叶知道我有几个电报，在我公开给电报给毅兄请他帮助我转信给家中，这一电他也未给叶看。到我派惠良送信给你们曾事先快函给刘，而惠良晚上到，叶是上午走的，因此这封信现在还搁在王立人手上，我与你们电报如用直接的密码，他是一定扣留的，我至今未收到你们用我的密码的电报。此种情况叫我想也不敢想！我曾给他一信，问他在西安既不能另建直达电台，可否把木匠①及小孩交我，以便在沪设法，而他对惠良说：浑蛋！钱亦没有，人也没有！我意：此事须解决，可否直接给电毅兄，说里面要调他回去？再者：如译台已告成功，可否由你处去电林X到上海来帮忙我重新设立一台，他可找介生朋友处找到我，因刘是知道那朋友通信处。或到西安我们派人去接，允生②电仍在，但技师是外国人，近仍守听，未知何故总叫不通，想是人的关系。如直接空中交通关系不能解决，我们是不能抓住有利环境解决重要问题，请一并考虑此事。 ①木匠，指涂作潮。 ②允生，即冯雪峰。 （五）王明处至今尚无消息，正在设法派人去，因护照困难，一时尚不能动身。据太太①讲有个外国佬要见我，未知能否利用他一下，恐怕很难成事实。 ①太太，指宋庆龄。 （六）王明弟及老婆已有下落。小超家母已联络好，后当按月寄钱给她，另有亲笔信及博古家中一信，请向交通处查讯。罗迈夫人不致进来，王素贞并无找于右任，据小陈说已牺牲矣。 （七）川某肯借款十万元，在接洽中，一有着落当即嘱惠良送进。但交通能否保持望随时通知。 （八）关于四川老李去后的情形，他另有一详细报告，至少在推动他们与所有其他主战的实力派对南京有一致态度上，已埋下了基础工作，对我们今后联络关系，亦较有办法。目前在利用他要联俄联法的空洞希望上，给他一个新的政治前途，争取我们对刘湘今后的影响。他们为将来红军重返故地愿与我们有所妥协及目前相当约束游击队对他的威胁等问题，正在考虑与计划与他订立协定，草案拟就后即当电告请示一切，目前如有所指示亦请通知。老李这次去川，川军对他影响很好，正因为我们没有空洞赞成他反蒋，而提出一些实际的在他可能实行的办法，引起他们对我们有相当认识，所以肯帮助借款。目前正预备找一批我们的政客混在他们手下去，在暗中策应我们正面的主张，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小张处最吃亏是少这一着。对军阀们仅靠我们正面政治主张或思想的推动，是有限度的，否则无所谓阶级背景与思想的分歧。在一定的矛盾程度上我们可利用，可是始终不要忘记他们不是我们，我想新的外交方针虽确定了，没有这个阶级策略的运用，还是不够。这次对四川问题，至少我们是按着这方针去实行的。 （九）李宗仁策士孙某来沪找国际路线，我已与他面谈，正在把他们要求苏联接济可以继续反蒋的迷梦，引伸到与我们必须发生政治亲密关系，尤其应当积极的要求与威迫蒋介石抗日，这方面因回去的老杨太弱，兼以湖南湖的枪花弄乱（原文如此——原编者注），华北情报工作者时而以党的代表关系与李白手下黄公度、与刘仲蓉等鬼混——如不久前还认为李白要独立是坚决的，说国际回来的人迁就他们，使上海方面以及我对李白的威信建立不起，现在我不亟亟去港，正在布置他们下面的活动，非等李白来请我不去。我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等活动并未停止，曾至宋何孙①的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亦在运动他们签字。 ①宋，即宋庆龄；何，即何香凝；孙；即孙科。 （十）十九路军事在停顿中，因为我要蒋光鼐派人来上海一谈，始终没有回信，日内再派人去一探究竟。 （十一）在蒋去西安前，我给毅兄一电，告诉他蒋对他过去事难于谅解，出面调停事蒋恐未必答应，要他好自应付，同时请杜重远去西安详细告诉他一切，要杜主要去鼓励他对我们匆失望灰心，指出他的前途正在发展，如因这次蒋不应允他与我们调停，反过来怕蒋而变成真剿共必失败无疑。同时要杜去傅作义处为我们与小张活动，结果尚不明。不过对小张是相当做了工作且有成绩。 （十二）据说北方介绍与陈果夫有关系人进苏区，此事不可靠，二陈目前决计不致派人单独进苏区，最近我们发觉天津小余对刘仲蓉与刘之华（前新新负责人兼中央局书记，去莫未成开除了组织那个人）不仅有关系且待之如老上司，因刘之华当初找到小余在新新帮忙，这样混进我们组织，在去年大破坏后，刘之华手下之老萧（已去莫）便找小余去北方负责。在组织上讲，这是非常脆弱的一环。然而他手下确有一部分我们历史上有关系的活动家，因此你们一时很难找出漏洞，这事我曾一再提过，望你们慎重注意，因为最近发现刘之华时代一大批已被捕之干部都已出来，且每人要求找新新公司旧系统，我们不得不相当警戒。 （十三）目前我的工作计划：看一看南京对我们是否继续想谈下去，如一时无所发展，我拟先去港活动一个时期，然后去四川一趟，或者他们有重要人来即不去，如我们交通关系短期内弄不好，拟很机密的先去西安一走。总之：让蒋介石懂得如不对我们进行正式谈判，他们自身间的矛盾是可以被共党大大的利用，而且可能使他发生许多困难。我把一切联络关系很妥当的交给老李负责，我东奔西跑时关系不至中断，加以既与南京见面，秘密联系上是需要这样办。因此要求你们给我一个中心的原则的指示，在曰常活动与关系建立方面不要给我空间与时间的机械的束缚，如上次要我去京务必候电报及与张之华晤面后，结果弄得我像只吊桶——上面有一根索，四面不着边，这对于运动有相当妨害。——自然我应当绝对遵守凡是一切正式谈判与协定等事不得擅用名义，在过去我自问亦没有使得你们不放心之处。莫斯科回来，在李白处曾用过正式代表名义，这是王明等商酌好的，而且后来王明来信要我去找陈李正式谈判的，这次或者有些同志对我误解，而事实如此，想可了然。我并无牢骚，因为里面处境一天天与外界隔离，我不得不事先要求你们指定我的责任，否则将来彼此交通更困难时，我们很难做工作，因为不一定常常会把一切关系介绍到里面正式谈了再进行活动，这，我想里面亦应该预先想到的。——正因为如此，抽调一个有经验的能装置电台的同志与眼务员给我认为有必要。 （十四）上海救国会工作这次来不及报告，下次当要李做一个详细报告。 （十五）鲁迅死后，追悼工作甚好，全国影响甚大。此间甚传成仿吾被击毙，真相如何望告，沪上文人甚为注意此事。有些人物，是社会层的代表，或许在我们军事时期，似乎作用很少，然而这些人常是社会上集中视线注意的人，我们的干部政策上，要会善于运用。 小K①11月12日 ①小K，即潘汉年。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① ①本文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1936年11月21日） 潘汉年 以上①是我16晚车去京（二次）前，要李②将第一次与陈立夫会谈经过及他去）11等报告转给你们一看，我今晨回来，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②李，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一、自从他们要我去电里面、要求恩来同志出外与蒋面谈以后，不久已得里面的复电，电文如下： “汉年同志：甲、真电悉，张子华亦到；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丙、据张子华谓曾养市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曾谈原则协定；丁、你在南京谈判地点？（署名）十三日” 同时这个电报以前另有一长电，他们译不出来，疑心是给我个人的私电，所以电邀我两次去京，在未正式谈以前，张冲来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余则照南京军队编制。我表示诧异，并问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要3000？张说：这是蒋①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此刻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①蒋，即蒋介石。 我要求立即会见陈立夫继续商谈，他说陈今去洛，并将我方复电带去请示蒋矣。他要我候他回来面谈，并表示：陈此去或许可使蒋条件降低。他把另一个译不出的电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给我私人的密电，我将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张来说陈明天即口，要我等他，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内新建筑的各衙门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谈了阵，他们态度大变，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浅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事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责职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能在这草案中所提原则精神下来商讨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终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傅作义仅表示要坚决抗战，全国一致起而慰劳并愿为后援；如蒋先生坚持继续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之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考虑。 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 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在晚十时左右，张冲来，婉言叙述陈立夫本人左右为难，事当双方继续努力，并述陈意：希望我还是把蒋的意见电告里面。我说：这样岂不是恩来更不能出来？他说，陈先生亦如此对蒋说过，但蒋说：不妨，周还是会出来的。陈先生以为周如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这一套显然与第一次没有改变，相反因为这几天，德俄外交恶化，德日反共协定宣布，加以国内各界纷纷慰劳傅作义，在南京认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挟苏联的时候，在对内上讲，自命傅作义抗战是南京领导，民族英雄天生是他们，用不着顾忌与共党合作。然主要还是蒋利用日本目前并未全力对绥，故意制造前线剧烈抗战消息，挽回他个人的信用，且企图在这把戏中，打击阎锡山与张学良，利用韩复榘排挤宋哲元，依然进行消灭异己的工作，对红军自然不能马上化敌为友。据此，我认为立刻与他中止谈判是不对，还是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沪愿与他们继续谈，同时，依照他们所讲，又发了一电： “毛朱张周同志：元电已悉。（一）我二次来京，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1、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2、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不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二）据陈先生告，如恩来同志能出外与蒋先生面谈，或双方意见更能接近。（三）我已将我方所拟草案交陈先生参考，同时向陈先生提议如能暂时停战，周同志尽可与蒋先生面谈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我夜车返沪矣。（十九日）” 现在我又回来了。 二、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里面，但前几天我们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谈判报告的交通，昨日来信说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处能否继续工作，他还在打听。另一方面，我们在沪得消息：杜重远去西安，蒋给邵力子密电，要暗中监视杜的行动，并须逮捕张左右诸积极分子，并附一名单，邵将蒋电及名单交张，要他自动设法，据说一批干部都已离西安。这样，是不是我们交通线确也有问题呢？我现在如坐地狱里，要想从“刘秘书”手上得一点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团方面接到这报告时设法告诉一些办法，及解决我与里面的交通关系。 三、如再过一些时，交通方面尚无确息来，我拟自己去西安一趟，因为里面急需款项，已经借到又送不进真是命苦吗。 应（因）急于将此信送出，不能详谈一切了，待下次当设法做一些国内一般救国状况报告。 小K 11月21日 上海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① ①本文原载《战时联合旬刊》1937年第5期。 潘汉年 民众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一般的说，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倚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至于怎样来发挥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动员。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中华民族的神圣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已逐渐在开始了。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集中人才的口号虽然久已提出，许多愿意为国牺牲的爱国志士，竟至没有做事的机会。战区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不能参加生产工作。无组织的群众遍地都是，他们不但不能去帮助军队，担任救护运输工作，以及补充战斗员，而且也不能维持后方治安，肃清汉奸，力求自卫，一旦敌人的武装侵入，纷乱无秩序的避难者，自相践踏，以致常有伤亡丧失，遇着敌人无理的屠杀时，只有伸着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还（回）击。敌人看到这个弱点，因此就尽量收买汉奸，扰乱后方，而一部分缺乏训练脱离生产的民众都会受骗而替敌人效劳。这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 全面抗战释① ①本文原载《抵抗》1937年第18号。 潘汉年 “全面抗战”，“八一三”以来这四个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里叫着，笔下写着，可谓已成流行的口头语，手头字，为什么我还要加以解释呢？因为现在全国军事动员的范围日益扩大，从察绥到华北，山东沿海到上海，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这种全国性的战局，是被一般人误会着这就是“全面抗战”。 目前战争的性质是不同于“九一八”东北军的抗战，也不同于“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结当时的战局，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完成抗战的任务，即在军事上也没有结束战略上的任务。“九一八”抗战的结束是丢了东三省，“一二八”抗战是签订了《淞沪协定》。目前战局的形势，最后胜负，固难一言预计，即以失败前途而言，决不是丢了几省土地，或者仅仅是签订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什么协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国今后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独立国家的名义，正因这个战争是有关于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独立生存的意义，所以被侵略的我们，在芦沟桥事变后，虽说“应战”，而我们一开始的军事动员，就超过了局部抗战的范围。“八一三”以后，抗战的范围就表现了全国的性质。在部队的调动上，不论那一个偏僻省区，一律在实行动员，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战所没有的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全面抗战呢？不，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行动还不能称为“全面抗战”。 我在另外一个报纸上说过：“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如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全面抗战应该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单纯的军事条件上，应当不讳言的承认敌人比我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全国人民敌汽同仇为政府与军事后援的全民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没有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本身与侵略者统治下人民的矛盾，他们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一致，军事与人民一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如延长下去，他们的广大人民必然会起来反对侵略者的统治。可是我们的抗战，是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国人民必然一致起来拥护这个战争，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优越军事条件的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抗战只限于单纯的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不能彻底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决心，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是没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抗战，正因为仅仅实现全国性的单纯军事动员，没有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最后依然遭受了惨败。试问我们现在除掉有了全国范围以内的军事动员外，是不是在实行全国抗战呢？这个答复，可以从政治方面动员的实际状况中得出结论的。 全国的人力，军队是一部分，而且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拥护政府与军队呢？这就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此其二。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禁绝私人外汇，反对市场投机操纵，统制与军事有关之重要工业，交通，贸易等，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此其三。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驻日大使，对日绝交，确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实现上述各项，加以目前已在实行有全国性的军事动员，方能称为“全面抗战”。 在军事上我们已与日帝国主义顽强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了，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赞许我们政府在军事领导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比西尼亚单纯依靠军事动员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有个刊物在征求“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的论文，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假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抗战”，这就是必然胜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终只有单纯的军事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我就答复不出。 前线的将士不断的在经验上发出军队必须与民众合作的议论，而且有些地区如晋绥线，相当的在执行军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们相信：一切救亡阵线上的爱国分子，无不迫切热望政府当局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以保中华民族这次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希望政府当局能当机立断，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一切必要步骤。 10月13日 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① ①本文原载《良友画报》1937年第131期。 潘汉年 自从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因此全国父老兄弟妹妹，无不以惊奇眼光注视着八路军。报纸流传，街谈巷说，八路军几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声全国，即八路军运用自如的游击战术，也变成高深莫测，好像八路军独得锦囊秘诀似的。这是一种错觉，我们愿意全国同胞对于八路军有平常正确的了解。他们不过是全国抗战范围以内英勇善战的一小部分，他们参谋处并无诸葛孔明传授的锦囊，他们的士兵并没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针”，更不是铜皮铁骨，三头六臂，他们不过是一群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然而，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是的，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这原因也不是八路军独得之妙，而是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普遍强化实现起来，方能最后战胜日本军阀。我可以简略的介绍八路军所以成为抗战中一支精锐部队的原因给全国同胞为参考。 提高部队的民族意识，坚定将士民族战争胜利的信心，发扬每一个战斗员抗战中的政治自觉的积极性，这是八路军年来准备抗战一刻不敢疏忽与懈怠的基本任务。中央社记者王少桐君，最近从晋北发出关于八路军的通讯，有这样一段： “他们的部队，此次参加抗日，他们每一个士兵，平时早已都明白日本军阀的罪恶，和侵略中国种种的野心，他们每一个兵士的脑中，早已存着对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观念，无疑的他们在抗日战线上步调一致，精神一定团结，而且一定能产生伟大的力量。” 他们依靠什么办法，完成这个工作呢？是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政治部的任务。当年蒋委员长训练党军，以迄北伐，早就实行过的政治部的训练教育制度。八路军从民国十六年，南昌八一事变起，与中央军分离以后，经过10年，重归蒋委员长指挥，参加全国抗战，黄埔时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比较民国十六年前更强调了政治部在军队中的领导与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领导部队和训练部队。这种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的目的，首先在于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朱德、毛泽东几年前给各军政治部主任的训口令。 “中华民族处在生存死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当友军险危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指北伐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这是前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于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恢复北伐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议。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重视政治教育训练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认识，“随便问他们一个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他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和他们这次来前线的任务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话）八路军部队既有这样普遍深入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坚决反抗日本的战斗力量，当然要大大的发扬起来了！ 八路军的组织是肃清了封建军阀制度，官长与士兵之间没有丝毫隔膜，长官欺压士兵，或者克扣薪晌……等等军阀残余习气，在八路军里面已经找不到影迹。我再抄一段新闻记者对八路军官长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写： “总司令也罢，伙夫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一块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谓的威武。一个士兵作错了事，没有以打骂来责罚，只以和善的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再说到物质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大公报通信）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有一个特点，像朱德、彭德怀一类的高级官长，没有一个人有私人财产在后方，因为他们不特不许克扣士兵薪饷，谁要利用军队搜刮民间财物，或者仗势欺压人民与绅商，借口敲诈谋财，这是滔天大罪，决于枪毙，毫无宽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扰民，不害民”是他们对待地方居民的纪律，私取民间财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强欠，不论官者士兵有此行动，都要军法从事。这些纪律的执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们有这么一个口号：“纪律要建筑在士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强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军对于抗日的民族战争，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战略战术上有这样的认识：“中日战争虽胜虽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我国这次为自卫而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战雌因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如（必）然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这种攻势防御，就是要乘敌人于运动中，或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集中我们优势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歼灭敌人”。（彭德怀的意见）他们对于抗战的战略战术，是坚决认为必须采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或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生（主）力军作战，是战胜敌人依靠优势的现代兵器压迫我们的最好办法。朱德曾经这样说过：“为了使抗战能够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千百万群众上前线去，武装群众，编成无数的游击队，在日军的左右侧翼，或者日军已占领的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他们开入晋北，在平型关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就是执行了这个办法。 所以八路军并无神秘之处，不过他们是这样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们是坚决执行胜利的战术。他们形成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每个战斗员的政治认识，由于他们运用完善的系统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战中，表现了他们的英勇。确无任何神秘，如要全国抗战胜利，全国部队，都有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为八路军不过是全国200万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整个抗战的胜利，单纯希望他们是不能的，毛泽东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军在今天对整个抗日战线，还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还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之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的情形，曾经经过许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肃清之（了）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与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0月30日，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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