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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我与父亲、哥哥离开成都，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坐汽车到达延安。我父亲在四川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次是组织上调他到延安学习。 我和哥哥鲁大林，在延安鲁迅小学（后改名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读书。进校头一天，老师问我年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为革命奔走，很少顾家，一时想不起我有多大，就指着一个高矮和我差不多的男同学，问：“你多大啦？”“7岁。” 父亲就给我报了同样的岁数。解放后，我哥哥回老家找到了家谱，才知道父亲给我少报了两岁。 1942年8月，保小毕业以后，我到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先在初中部，后在半工半读班），不久又转入延安中学。这几所学校给予我的革命的启蒙教育，为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要建设共产主义鲁迅小学，有二三百个娃娃，绝大部分是前方干部、地下工作者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为了避免日寇飞机的轰炸，党中央决定要我们学校搬离延安城。娃娃们有的骑毛驴，有的坐驮子，小小年纪就踏上了战斗的道路。刚转移到安塞，延安就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炸死了还未来得及转移的一名小同学和一名工作人员。从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对日寇的仇恨种子。 鲁迅小学搬到安塞县白家坪村以后，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为什么要改校名呢？说来还有一段来历。当时听说，宋庆龄要办慈善事业，改名保育院小学部，可以纳入全国慈善机构，可以争取到国民党的钱、药和衣服。为了迎接国民党官员的视察，学校还给我们上统战课，教我们唱国民党党歌，画国民党党旗。我们这些娃娃，有不少是烈士子女，自己的父母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能接受这些吗？教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我们就改成“杀民主义，无党所作……”；画国民党党旗，我们也画得乱七八糟。直闹得老师再也教不下去了，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批评。 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官员的视察，还要注意保密。为避免在蒋管区、敌占区的父母受到迫害，我们都改了姓名，改了年龄。我改名鲁小林，我哥哥改名鲁大林。 学校做了准备，但国民党官员并没有来。如果大驾光临，非闹出笑话不可。 “保小”的宿舍分成四个区，分别命名为“团结”、“勇敢”、“友爱”、“活泼”。我在“友爱”区。那时候，大班同学住在山上，小班同学住在山下，都住的是窑洞。吃饭以前，我们都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地努力，服从纪律，努力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吃饭，要自己背粮，差不多一个月背一次，粮库在五里外的真武洞。先是大班同学去背，后来我长大了也去背粮。用一条裤子，把两条裤腿口扎紧，里面装上粮食，再扎紧裤腰，把两条裤腿分挎在两肩上，就像脖子后面骑着个人。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延河滩，就这样走啊，走…… 哲学家何思敬的两个儿子和我们一起学习，大儿子叫何柏仁，小儿子叫何健文。有一天晚上，何柏仁起来到窑洞旁山坡上小便，忽然听到野狼的嗥叫，他急忙跑回窑洞，不小心碰在炕沿上，膝盖碰破了。第二天，他照样去背粮。由于刚发过山洪，延河上漂浮着牛粪、马粪，过河时他也没理会，结果膝盖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把他抬到边区医院后，抢救无效，他小小年纪就不幸离开了我们。 这件事发生以后，每当晚上临睡前，老师就在每个窑洞里放上尿桶，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何柏仁的父亲来到了学校，怀着沉痛的心情问同学们：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死，长大了以后能不能当共产党员？”大家齐声回答：“能！”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最热爱的是共产党，最痛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学校开过两次追悼会，也使我终生难忘。 有个王老汉，是陕北红军刘志丹部下的一名排长，在和白匪作战中头部和腿部受伤，膝关节留下伤残。他在“保小”，一年四季，赶着一头小毛驴驮水，保证不误做饭、烧水。春、夏、秋、冬，从早到晚，他都拖着伤残的腿，往返于延河边到白家坪之间。他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同学驮水，冬天穿着破棉袄，西北风也没有阻挡住他的脚步。我们这群娃娃，对他非常敬爱。他病逝以后，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介绍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我们都流下热泪。 同班同学张仲华，出生在监狱里，他的母亲是烈士。这个八九岁的小同学，学习很好，但身体很差，因为他生下来就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病情发作时疼痛难忍，他的喊叫声真使我们不忍心听。他病重时，为了照顾他，让他单独住一个窑洞，由专人护理。可他，还是去世了，小小年纪，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他母亲和他的生命。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我们一边流着泪，一边用白色的野菊花和白纸做花圈。美术教员宋业峰还给他画了像，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的是小米、红豆，或用发芽麦子磨的面，还有用黑豆磨的豆浆。当时，因为缺少粮食喂猪，很少吃肉。没有菜吃，就到地里挖灰灰菜、苦菜等野菜吃，嘴馋了就到山上摘酸枣吃。 有一件趣事使我至今难忘：在自然科学院，有个喂马的四川老头，人们叫他“老弟娃子”；他呢，也就管我们这些小同学叫“小弟娃子”。他爱马胜过自己，喂牲口特别精心。 当时，我们这些小鬼常常感到饿的不得了，嘴又馋得很，就去偷喂马的黑豆（炒熟的料豆）吃。“老弟娃子”发现了，抓住我们就用扫把“教育”我们一顿。偷吃喂马的料豆，真比偷他的口粮还叫他心疼呢！ 有一天，一个刚从大后方来的同学心生一计，他口袋里经常装着一盒万金油，说是要给“老弟娃子”治治眼病。先用万金油抹脑门、抹太阳穴，清凉凉的，抹得“老弟娃子”挺舒服；再用万金油抹眼角，这么……一抹，“老弟娃子”的眼睁不开了，直淌眼泪。就在这时，我们一哄而上，抢走了半麻袋黑豆。这下可把“老弟娃子”肺气炸了！看他这样，我们大家商定以后不再偷黑豆吃了。可没想到“老弟娃子”也想出一条妙计，把黑豆掺上了马粪，从此再也没有人偷吃黑豆了。 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活好多了。别看我们是“小土包子”、“小穷棒子”，一个个长得可结实呢，小脸蛋红扑扑的。 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充满了团结、友爱和乐趣。 学校开运动会，没有运动场，就等老乡们秋收以后，平整种庄稼的土地，当作运动场。没有木料，做不成单杠、双杠，我们就比赛百米、千米、跳高、跳远，还有三足竞走。我和哥哥的三足竞走，动作协调，配合默契，每次都得第一。还有跳跳马，一个人弯下腰当木马，一个人从他身上跨越过去。运动场上，总是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我们还经常看电影。因为没有电影院，要在晚上沿着延河边“夜行军”，从白家坪走到真武洞去看电影。那时候，演的多半是苏联片：《夏伯阳》、《粮食》、《列宁在十月》。电影放映机是手摇发电，放的无声电影。有时有人解说，“这是夏伯阳”，“这是列宁、斯大林”。看完电影，时间很晚了。我们这个娃娃队伍，一个牵一个，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回到我们住的窑洞已经半夜了。 在延安中学学习时，鲁迅艺术文学院也住在桥儿沟。“鲁艺”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常在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里排练和演出。我们下了课或自习以后，就跑去看，跟着学。那时“鲁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白毛女》、《惯匪周子山》、《黄河大合唱》……，我们有的同学还当过配角呢。我虽然没有演过配角，可是跳过霸王鞭。至今回想起来，那种乐趣依然会使我返老还童。 我从小爱做工，对工人做的各种手艺最感兴趣，总想着长大了当一名工程师。 在“保小”的时候，我们这些娃娃爱弹珠子。我就从延河的河滩上拣来各种各样的花石子，磨呀磨，磨成溜圆的珠子。小同学看了非常喜爱，提出要和我“换工”，也就是他们粗磨，我来精磨。就这样干，竟把一块大石头磨出一道沟，手指头磨脱了皮，露出了肉，仍然磨个不停。老师见了不让我们玩珠子，一来会磨破了手；二来弹珠子总要跪在地上玩，会把棉裤磨出大窟窿。可是玩自己做的玩具最开心，有时就不大听老师的话了。 后来，在自然科学院半工半读班学习的时候，学校办了一个实习工厂——机械厂。当时教我们做工的李华楫老师，是大后方来的技术工人。我们这些小徒工，把社会上用过的铜钱回火，用人工摇轧机把铜钱轧成条，再用手摇冲床冲成军衣上用的扣子。我们还学会做医院用的镊子，就凭手里的锤子、钳子和锉，把锻过的铁做成镊子，然后再镀上铜和镍。那一枚枚扣子和一把把镊子亮晶晶的，是从我们这些小徒工的手里造出来的，这也是为支援抗战做出的一份贡献。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还学会了种地、纺线、搓麻绳、做鞋、拧毛线，织毛衣、缝棉衣。为了施好肥，我们用手捏粪球，放到犁沟沟里，谁也不嫌脏。学习苏联农学家米丘林园艺法，我们把土豆秧和西红柿秧嫁接起来，上面结西红柿，下面长土豆。这也算是一项科学小实验吧。看到同学们搓麻绳、纳鞋底又慢、又费劲，我就发明了搓麻绳机，用绞车把两股麻线合成一股；还发明了夹鞋底用的夹板，这比用手捏着鞋底来纳省劲得多。 在延安中学的时候，冬天取暖有了煤。我又在砌炉子上动了脑筋：怎么样才能燃烧得充分，没有烟，又没有煤气呢？我设计的炉子，炉口和炉底小，炉膛大，炉子下边的空间也大。这样，氧气供应充足，火苗在炉膛里旋转燃烧，温度高，没有烟。 我和哥哥偶然从一本杂志上看到滑翔机的模型，就照着画下来。把橡皮筋绞紧，当作发动机；用纸壳或削薄了的松木板做成机翼和机身。我站在山上把滑翔机放下去，飞得既平稳、又轻快。看热闹的娃娃们越聚越多，山上山下都站满了。大家跑到山下去拣，又跑回山上来放。如此反复，其乐无穷。 数学老师艾堤，从大后方带来一把小提琴。他非常喜爱这把提琴，他的名字或许与此相关。我盯着这优美的流线型的琴体，听着那令人心驰神往的琴声，忽然萌发了要自己造一把小提琴的念头。如果自己做一把胡琴，还比较好干，要造一把小提琴，又谈何容易！ 我再三央求，才借到艾堤老师心爱的提琴，照着画好图样。我哥哥找到一块红松的枕木，把它锯成两半。我们把割草的镰刀磨成圆创刀，一点一点地抠呀，挖呀，这可真要拿出“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呢！直到抠成两块提琴壳，再用胶把它粘起来。琴弦呢，就用羊肠子作低音弦，又拣来钢丝作高音弦。一把小提琴，总算做成了。 我们放弃了一切玩的时间，经过半年的辛勤劳动和精心雕琢，终于做出了这把小提琴。当我把这小提琴送到艾堤老师面前，请他试拉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些“土包子”竟有如此大的能耐！这把土提琴的“音色”还蛮好哩！ 在日本投降以后，我随学校去张家口前，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了我的姐姐。后来才知道，姐姐曾把这把小提琴送到边区大生产运动展览会上展出，并引起轰动。国民党占领延安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不知下落了。如果现在还保留着，那该多好哇！ 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会干，就去学；学会了，就去干。我上的虽然是初中部和半工半读班，却在实践中学工又学农，搞生产又搞科学实验，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实践观点和集体观点。 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我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工程师。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科研、生产岗位，在工业战线，我把人民赋予我的知识运用于为人民造福的“四化”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竭尽一片忠诚。 -------- 鲁小林 现名曾宪林，男，延中三班学生。曾任晋察冀边区军工局十五兵工厂机工部副主任。1950年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 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机床与工具学院。回国后，历任大连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旅大市机械局副局长，机械工业部北京机床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机床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现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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