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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安中学上学时，一直穿着一件红缎子小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我为什么能有这件缎子袄呢？这里包藏着一个既甜蜜又辛酸的故事。 1939年冬天，我因连续4年被冻坏了双颊和鼻子，而住进了拐峁陆军医院。在这里遇到了赵达大姐。赵大姐是在1938年10月一次飞机轰炸中受伤的，我和她住一个病房。 因为缺医少药，她的伤势日渐恶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她的膝关节烂了个洞，经常往外流血、流脓。医生建议锯掉她的右腿，她每次都哭得吃不下饭。那时她年约三十三四岁，我才13岁，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只有陪着她哭，再就是帮助拿便盆、打水、洗脚或洗衣服。接触的时间长了，她慢慢喜欢我了。 她了解到我的身世后，告诉我她有个比我小半岁的儿子，是烈士的遗腹子，丢在敌占区。一看到我，她便想起自己的儿子。那时我的打扮真像个男孩子，理个小平头，圆圆的脸，穿一身粗布棉军装，袖口和裤腿卷上去半截，露在外面四块白，腰间扎着一条毛线带带。 赵达大姐的手特别巧，躺在床上，她还用破布把我露在外面的白袖口、白裤脚包起来缝住，并且常督促我拆下来洗洗。经过一个冬天，我俩已经很熟了。她慢慢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 她是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人，1906年12月出生。1922年，她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期间，曾参加了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女权同盟直隶支部，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女青年。1924年，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不仅在天津的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寒假回乡时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发动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 1925年夏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的早期党员江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等人来到玉田，利用暑期小学教师讲习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建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不久，江浩等人又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但当时玉田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只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主要在小学教师中开展增资斗争和在农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赵达大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26年寒假时回到玉田，参加了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发动群众打倒军阀的活动的。在斗争中，她与江浩同志的独子、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的江震寰相爱，不久便结为夫妻。 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奉系军阀对革命势力进行残酷镇压。1927年4月18日，赵达大姐的丈夫江震寰同志被奉系军阀杀害。1926年11月他被捕时，赵达大姐已有身孕。不久，她转移到河北省玉田乡下，躲过了敌人的通缉和搜捕，同时生下了江震寰烈士的遗腹子宏烈。从此，她一边抚育孩子，一边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一时期的玉田，已建立了中共玉田中心县委，领导玉田、遵化、蓟县、丰润和迁安五县的工作。赵达大姐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支持革命的，她的家便成了县委活动的地方和交通站。她除了负责中心县委和上级联络接待外，还承担刻写蜡板、油印文件和传单的工作。印刷工具和纸张等，都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中共北方区委、区农委、天津地委、顺直省委等领导机关派来的同志，一般都是到她家与县委接头，并常住在她家里。在她家里，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荷波同志曾召开过县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赵达大姐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钱拿出来交给同志们使用。1927年10月暴动失败后，一些突围的同志来到她家时，她曾给他们换了衣服，带上路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有的同志是由她亲自送出去的。 1928年，玉田又恢复了党组织。当她得知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并不得再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指示后，毅然辞去了玉田女师校长的职务，回到乡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夏天，她参加了玉田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这次暴动又失败了，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她与党失去了联系。她弟弟这时已不再支持革命，她只好离开娘家，搬到婆家刘家桥。1933年，再次恢复了党组织，赵大姐的婆家刘家桥又成了县工委的活动点和联络点（这时县委尚未恢复）。不久，她与河北省委的一位同志结了婚，一起经蓟县到北平。 北平的环境十分艰苦，他们常常因失业而生活无着。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赵达大姐怀着身孕，要为生活而奔波，又要到监狱去看望同志们。1936年，她丈夫出狱，他们无法在北平立足了，两人便决定带着小女儿到陕北。考虑到今后生死未卜，临走前，他们把宏烈寄养在香山慈幼院。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孩子从此杳无音讯。她日夜思念着儿子。自从认识我以后，她把对自己儿子的一片爱心全都给了我。 赵达大姐是1987年夏天到延安的，不幸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的飞机炸伤了右腿，在医院住了将近两年。 记得1940年春天，每当晴天的时候，很多伤病员都出去晒太阳，窑洞里只剩她一个人。她脸色苍白、消瘦。一连几天，我总在想：怎么能让她也见见阳光呢？一天中午，我先把床板扛到院子里，再把凳子搬出去，把床板架上，铺上被子。大姐问我：“你不睡觉，折腾什么呢？”我说：“晒被子。” 当一切准备好后，我才回到窑洞里和她商量说：“大姐，你也出去晒晒太阳，也许体质好了，你的腿就能好，不会锯掉了。” 她听我这一说，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流，说：“我有近一年半没有下地了，怎么能出得去呢？”我说：“你左腿不是很好吗？ 我扶着你，只要你一条腿先站在地下，我就能背你出去。”我才13岁，背一个大人，实在是够吃力的。我连背带拖地往外挪动，她怕把好腿摔坏，一面嚷，一面使劲抓住我的肩膀，扭我、骂我，叫我把她放下来。我咬紧牙关不吭气，把她硬拖到了窑门口。一看到在门外半山坡上晒太阳的同志，我就大喊：“快来帮忙！”于是，来了几个男伤员，七手八脚地帮着把她抬出来，放在床板上。我打开她腿上的绷带，又向护士要块消毒纱布盖在她的烂腿上，晒她的腿。大约两小时后，大家才又把她拖回去。第二天出来，我又给她找了顶破草帽，给她遮脸。从此，只要天气好，我就拖她出去晒太阳。两周之后，她的伤口开始收敛，脓也少了，腿终于保住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从此，她对我更是亲热，又给我做了两双红粗布的袜底。 当我要出院返回抗大工作时，她拿出亲手缝的一件红缎子袄给我穿到身上，并告诉了我这块红缎子那不平凡的经历—— 它原来是赵达大姐和江震寰烈士结婚时所用的一床被面。江震寰同志牺牲后，她不忍心再盖这床被子，就把被面拆了下来。在以后的艰苦岁月中，每当同志们生活发生了困难或要营救被捕的同志时，赵达大姐就把这红被面和一些首饰送进当铺，等地下党的经费送到时再赎回来。虽然这样几进几出当铺，赵达大姐却总不忍心卖掉它。1934年7月，大姐生女儿时，还把红被面当出去，买回5斤玉米面坐月子。直到在延安又添孩子时，被子不够了，才又把它缝成被子。这一回，大姐又把它拆了下来。她细心地把被面洗净，撕掉被头脏污了的地方，用白绷带滚边，一针一线地为我做成了这件漂亮的小红缎袄。记得当时她一边亲手给我穿在身上，一边叮咛我说：“做大了点，因为你还要长呢！我还给你留一个‘对方’，等你长大了，结婚后有了孩子，再做个小被子吧！”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珠却成串地滚落下来……这烈士盖过的被面，这曾沾有赵达大姐鲜血的被面，像一团火，包裹着我，一直燃烧在我的胸中。当时，我曾在心中喊道：“我的好大姐，我的好妈妈，我决不辜负你的希望！” 赵大姐住的是一孔西窑，到了冬天，阳光照射时间短；有时因木炭少窑洞里没火，她那受伤的腿不易保暖。我虽然不会做针线活，还是拆了一件破军衣，在红军战士艾平大姐的帮助下，给她做了一双灰粗布棉鞋。尽管做得粗针大线，可赵大姐说，穿上我做的鞋，她总觉得热乎乎的。她也给我做了顶漂亮的白布八角帽，我戴上它可神气啦！在那艰苦的年代，她有点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着等我去了才吃。记得她用瓦罐罐在木炭火上炖的牛肉，也等我去吃。自从赵达大姐负伤后，几年来从没有见过她的女儿蓟子。在她的身体逐渐恢复后的一个星期天，刘向三同志带来了一个没留头发、像个男孩子的小女孩。赵大姐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刘向三说： “这是蓟子呀！”她这才认出原来就是她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儿。 赵大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这小鬼，对自己却很不在意。 她全身受了13处伤，又做了接腿的大手术，加之肺部有病，身体十分虚弱，但她从不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1944年的夏天，她大腿根部一块伤疤又发了炎。她说，药很困难，不用去找医生。不久，伤口溃烂化脓，伤口中慢慢地露出一个黑尖的东西，原来是一块没取出的弹片！它上尖下大出不来，不小心碰一下就痛得钻心。她只好把裤腿一直卷到大腿根。就是这样，赵大姐仍坚持不去求医，每天自己夹住弹片尖摇晃几下，有时滴点红药水。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她终于把弹片拽了出来。 赵大姐是我学习的榜样，至今，我的性格和思想仍有许多地方深受她的影响。标志着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的，是她给我做的那件红缎袄。1942年我到延大中学部学习，冬天，我都穿着这件红缎袄，直到1946年我调离延安中学到医专工作，以及战争中撤离延安去打游击，我仍穿着它。这件红缎袄伴随了我的大半生，鼓舞和影响了我的一生。遗憾的是，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与赵大姐失去了联系。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碰到了蓟子妹妹。40多年没见面了，她竟然还能认出我来！从她那里得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赵大姐便接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宏烈的信。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已经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军。然而，宏烈和他妈妈见面则是建国后的事了。 我还得知，敬爱的赵大姐已不幸于1974年元旦病故。赵大姐的晚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听说“文革”中，她曾多次被“造反派”揪斗。我不禁想到，她那条没有膝盖、不会弯曲的腿，怎么能经得住推搡毒打……我不寒而栗！她死后，听说沈阳市的许多老同志、青年人都参加了她的葬仪，那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听到这一切，我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悲痛欲裂的心，一下又飞向那延河边，飞向那使我获得又一次母爱的窑洞。不久，我见到了大姐的儿子宏烈和宏烈的长女。我用颤抖的双手捧出一块红色毛哔叽衣料，作为送给姑娘的结婚礼物，也作为我对赵大姐的一片心意。同时，我还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讲述了我的小红袄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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