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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审判。它第一次确认了非正义战争是一种犯罪，应该受到国际法的制裁。 无论是日本战争罪犯或者是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和伪满、伪蒙的战争罪犯，他们都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犯下了巨大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同这些战争罪犯算帐，给以严厉惩处。然而，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的长远政治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对这些战争罪犯并没有施以报复手段，而是对日本战犯实行“一个不杀，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的宽大政策，对国民党、伪满、伪蒙战犯，也同样“一个不杀，分别释放”，并且本着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分别组织他们从事劳动生产或政治学习，并在生活上、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上给以人道的待遇，采取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的是逐步清除他们的罪恶思想，使他们转变立场，弃恶从善，改造成为新人。尽管对这些人进行改造非常艰难，但在中国政府英明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认罪服罪，表示重新做人，并在获得释放后，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有益的工作。这一教育改造政策的成功，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和改造史的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连那些一贯敌视新中国的势力也不能不折服。 本书的作者金源同志于1950年7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起，至1975年4月战犯全部释放，一直在那里从事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使战犯改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公安部于1964年授予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书是金源同志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战犯改造回忆录，记录了改造的全部过程，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全貌。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本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我国近、现代史的教育，激发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大有益处的，在当今还有人企图歪曲、篡改历史时，出版这本书就更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首先热烈祝贺《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一书出版问世。 金源所长于1990年在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一书的开头就写到：我于1984年10月20日率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团抵达成田机场时，受到被我国政府释放归国者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代表们的热情欢迎。 翌日，即21日，在日本各新闻媒介以“管制者应被管制者之邀来日访问”。“30年后的相逢”等标题报道了我们与中归联会员久别30年后相逢的激动场面。期间，日本媒介又提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本来是敌对关系在中国怎么会变成朋友？”等疑问。 几年前，中、英、意三国合拍的《末代皇帝》影片，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仅3岁就登基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幼年起在宫中环境里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意识，但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改造政策指引下，改恶从善，成为一名普通公民。改造溥仪的具体实践者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及其工作人员。 伪满皇帝溥仪，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终于认识到自己前半生所走的路完全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的罪恶道路。最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59年12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时候，被宽大特赦释放。影片《末代皇帝》中，宣布特赦人员名单的人就是金源所长。 对末代皇帝来说，经历了由皇帝到平民的改造过程，我们同溥仪一样也经历了由杀人狂到恢复人性、热爱和平的改造过程。1950年7月，在中苏边境车站绥芬河，苏联政府将我们移交给中国政府，并被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我们抱着畏罪怕死的心理和自暴自弃的悲观绝望的心态，不肯低头认罪，反而抗拒改造的时候，和我们预料相反，管理所工作人员对我们给予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对待。当时，对于我们军国主义的日本军人来说，不可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才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战犯虽然犯下了严重罪行，但他们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 管理所的各位工作人员都是我们的受害者，他们压抑着心中的仇恨，忠实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工作人员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化了我们冷酷的心，我们才逐步觉醒起来，开始批判和反省自己前半生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我们又都产生了推卸责任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干的，所以，一切责任应由上级军官承担。甚至替自己的罪行辩护，仿佛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侵略者是无法理解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心情的。然而，随着我们学习改造的步步深入，我们终于完全觉醒了。由于加深了认罪思想，开始萌发了谢罪意识，进而融化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铁壁鸿沟，逐渐培育起了友好情感。 1984年，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访日团来日访问时，日本新闻媒介根本理解不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次出版的金源所长的回忆录，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铲除非正义战争的思想根基，成功地改造战争狂人的伟大实践的记录。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是这一实践的具体体验者。希望更多的人们阅读这本书，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改造政策。 1996年10月 我作为“蒋介石集团战犯”（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自1956年冬至1975年3月19日获得特赦释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20年。这期间，始终都在金源先生和其他诸位先生的管教之下。第一次见到金先生是1956年12月26日，我们来自中南的一批战犯，乘火车抵达抚顺车站。正值零下30多度的严冬，我们一个个浑身颤抖，旋即见到一位像是一般干部的人，提着热开水和饼干来到车厢，送到我们手里，叮嘱我们：“先吃点东西，饱暖饱暖……”这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温馨。后来知道，他就是管教科长金源。……1975年特赦释放离开管理所，金源先生早已是所长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在管理所大俱乐部举行宴会欢送我们的那天，金源先生再三叮嘱我：“保重！”宛如亲人话别。 长期在金先生等诸位春风化雨的改造中，我个人认为：金源先生是一位朴实的“改造人的艺术大师”。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艺术迷”，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实践，我认为改造人、教育人是一门“综合艺术”，从金源先生身上，突出地让我切身体会到这种“综合艺术”的重要、宝贵的质素。 艺术不是完全抽象的、空虚的，它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实际生活的“基因”，其核心应该是“真”，金源先生管教我们处处表现出“真诚”、“务实”。他虽身为所长，为全所最高领导，却经常同管教班长一齐到监号值班，直接同犯人接触，观察掌握犯人生活与思想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他找犯人谈话，犯人也乐意向所长汇报。监号情况复杂，常常发生争吵，金先生处理问题时，总是让双方各自陈述经纬，耐心地听，然后平静地劝导双方。每每在金先生和言细语的劝导下，争执得以平息。就我所知，金先生从来也不曾大声训斥他人。 金源先生常常深入了解犯人的心病，以求对症下药，解除思想包袱。最突出的是“黄维水动机事件”。黄维与我是旧识，又是江西同乡，他从北京转到抚顺时，一身多病，极其消沉。我俩谈心，黄维说：他在佳木斯关押期间，偶尔看到一本机械学的书，他反复钻研，引发了发明“永动机”的念头，决心后半生从事此道以报效人民。却不料他的这些想法后来被斥为“借故逃避、对抗改造”而遭批斗，一些同犯亦借此侮辱其人格，加之体弱多病，刚到抚顺时，他曾万念俱灰，深感绝望。后来，金先生了解到黄维的内心想法，同他谈话，肯定黄维有心靠拢人民的愿望，并由所方作出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黄维进行“永动机”实验。虽然试验失败了，金先生还是安慰黄维“创造切莫灰心”，并送黄维到沈阳住院治病，从而使黄维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积极性。黄维曾感动地对我说：“我现在才体会到，共产党的政策是真要挽救我们的……” 在六十年代中苏分歧以前，我曾暴露过对苏联、对斯大林以至对赫鲁晓夫不满的言论，而多次受到同犯的围攻，要求开大会批斗我。而金先生却耐心教导说：“大胆暴露思想，通过学习，求得解决，是改造之路。”我虽被同犯视为“顽固”，但是，金先生从来未曾“强加于我”，让我始终心情开朗，敢说真话。今天，我愈益感到，以金先生为代表的“真”使人心悦诚服。 一切艺术都不是冷酷无情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和善、温馨的感染力。金先生同其他管教人员贯彻“不打”、“不骂”、“不辱人格”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与人为善”的精神。更令人感动的是，金先生及诸位不仅“善始”，每批战犯到来，都有盛大的动人的欢迎晚会，让犯人有受到热烈欢迎的自然感觉。尤其特别注重“善终”更为难得。每个病故的战犯，不论其生前表现如何，都一视同仁地得到郑重的火葬，并以精致的骨灰盒存放骨灰。例如，江西的杨不平，在文革中，曾被视为“极端反动”，为此曾想投水自杀。此后，金源先生回所，杨不平正患喉癌，金先生送他到沈阳住院治疗。杨病故后，所方同杨的亲属联系，派专人将杨不平的骨灰同遗物送至南昌。 军统骨干廖宗泽病故在管理所，我1975年释放来香港后，同周养浩一起偶逢西德来的廖宗泽的女儿廖天琪，她问及其父情况，我们告诉她可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查询，一定能领取其父的骨灰。她先还有些怀疑，后来决定同她德籍夫婿马汉茂一起去抚顺试探一下。她们夫妻从抚顺返港后告诉我们：金源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见到其父的骨灰盒保存完好，确实意想不到。 文革中，战犯死亡率上升，死者仅被草草收殓。金源先生复职回所后，恢复常规。我同组的广西人陶松病故，金源先生亲自在场安排火葬，他让我们拿来陶松内外的全套新衣裤，并亲手替陶松更衣，后发现外裤缺条皮腰带，金先生又让我找来皮裤带为陶松系好。金先生对在场者说：“这是为死者送终，不可马虎。”此事至今令我难忘，这正是可贵的“善终”的“善意”呀！ 艺术之“善”，真诚的“善”，它就像磁石吸铁一般，深入肺腑地感召人。 一切艺术创作，她都是或大或小的“美”的结晶，给人带来的是心灵的喜悦与享受，从而助长人的活力。 抚顺战犯管理所环境的美化是极其突出的。大俱乐部前后的花园常年盛开的各种鲜花，监房四周与来往通道两旁都是连接不断的五颜六色的铺地锦，还有果树与葡萄。监号与走廊都围绕着天蓝色的墙裙，衬托着雪白的天花板与透明的玻璃窗，光洁照人。文革前夕，一位“造反英雄”来到管理所，惊讶地叫嚷：“这里简直是一座大花园嘛！比一般旅馆都好，哪里像监狱，不行！……”于是，管理所内外一片荒芜，连接待室的沙发都扫光了，带给犯人的是一片灰暗与消沉。 我个人长期是管理所负责搞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金源先生强调：“文娱是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改造需要文娱，需要愉快的情绪。”我于1957年刚到管理所，便组织同犯化装多种少数民族，演出红男绿女、色彩缤纷的民歌大汇演，演得全场欢腾喝彩。我卸妆后走出前台门口，那里是干部和家属在看演出，我不经意地听到金源先生说：“蔡省三的表演是艺术啊！”我大为惊喜：管教干部也欣赏犯人的“艺术”，这本身就是感人的“艺术”！后来，我们得到所方大力支持。我在管理所期间负责安排各种演出共计2000多个节目，多数是同犯自编自演，自我教育，自我鼓舞。每逢节日，连场文娱会自不待言，加以张灯结彩，使所内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这一切都驱散了沉闷，就我个人而言，多是在欢乐中渡过了那段岁月。胸怀开朗，得以保持身体的健康。现离开抚顺转眼20载了，已年近80，我深深感到：如果那段漫长的时光，要是一片沉寂灰暗，没有“美”感，没有希望，没有保持我对艺术的一贯陶醉，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饮水思源，我衷心感激共产党的“给出路”的光辉政策，感激卓越执行政策的金源先生以及诸位管教先生。 欣闻金源先生的大著《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即将付梓，作者索序于我，我虽然未曾得窥大著的全貌，但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攀附骥尾，略述我对尊敬的金源先生的印象，谨候明教。 1997年11月20日于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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