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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初，伪满洲国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阮振锋，交通大臣谷次亨，军政大臣于芷山，劳动大臣于镜涛，经济大臣于镜远，司法大臣张焕相，兴农大臣黄富俊以及省长、少校以上军官等61人。 伪满洲国战犯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苏军俘虏的。溥仪是跟着关东军司令部高参吉冈中将准备逃亡日本途中，在沈阳机场被俘的，其他大臣和要员在长春被俘。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天早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惊慌失措地来到溥仪居住的同德殿，要求会见溥仪。山田乙三身材矮胖，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军界度过，平时行动总喜欢留有余地，但这天早晨异常慌张。 他见了溥仪说：“陛下，苏联向日本宣战了。我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大日本帝国是天下无敌的，一定要充满必胜的信念，必胜的信念，必胜的信念……”。 正说着，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山田乙三惊恐地望着窗外。外边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山田乙三没有再说什么，他的脸色苍白。溥仪惊吓得直立在屋里发抖，随后慌慌张张地跟着山田乙三进入防空洞躲避。从这天起，溥仪睡觉不脱衣服，手枪不离身。 第二天早晨，山田乙三又急急忙忙跑到同德殿见溥仪。 他说；“陛下，我们暂时放弃南满洲，准备迁都通化，今天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山田乙三说的好像苏军即将来临，他督促溥仪准备动身。溥仪舍不得丢下巨额财富。他踌躇地开了口。他说：“再急也不能今天就离开，得有点时间收拾东西，还有那么多家眷。” “陛下的存亡只在旦夕，现在不是磨蹭时间的时候了。”山田乙三催促地回答。 溥仪看看山田乙三狐疑的目光，突然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日本人怀疑会危险的。 溥仪匆忙召集各大臣命令道：“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友邦的圣战，要与苏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4年来，溥仪在关东军控制之下练就了见风驶舵的本领。他把刚才自己不情愿走的态度，一下子改变成对“天皇陛下的忠诚心”。山田乙三看着溥仪的一举一动，没有再说什么离开了同德殿。 8月13日晚9时，日本关东军中将高级参谋吉冈安直来通知溥仪准备启程。溥仪无法再拖了，只好跟着吉冈安直走了。大臣和其他要员已经在车站等候。关东军祭把长桥本虎之助双手举着神棚在前边上车，之后是溥仪和其他人。无论徒步走，还是上下车，桥本虎之助总是在溥仪之前举着神棚打头。 这一行人的目的地是通化地区临江县大栗子沟，火车走了3天才到此地。原计划乘坐吉林至沈阳列车，但为了躲避苏军空袭，改乘吉林至梅河口列车。到了梅河口，两天前就抵达这儿的山田乙三迎接了溥仪，并再三强调要保持必胜的信念。可是，战争局势已不可逆转。一路上到处都是败逃的日本兵，还有一群群的难民。一些人堵住车，请求让他们搭乘。溥仪看到这些情景，心里凄凉万分。 大栗子沟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煤矿。13日到达后，溥仪一行住在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家里，在此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两天。 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吉冈安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溥仪。他低着头无力地说：“天皇陛下宣布投降了，美国政府担保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 听了这个消息，溥仪立即跪在那儿向天祈祷。他说：“谢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 “我们已与东京联系过了，日本关东军将护送陛下。”吉冈安直说完又补充道：“从现在开始，陛下要与我们一起行动。” 从此，溥仪寸步不离吉冈安直。 8月16日，在长春伪满洲国军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天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启程，目的地是日本东京。由于通化只有小型飞机，不得不到沈阳乘大飞机。吉冈安直要求溥仪将随员减至6至7个人。于是，溥仪让其弟溥杰、妹夫、侄儿、医生和侍从共8人上飞机。溥仪的其他随行人员都在哭求。 “把我撇在这么个偏僻山村，我怎么办！”皇妃李玉琴抓住溥仪袖子哭诉。 “哭什么，坐火车慢慢来就是了吗。” “列车能开到日本吗？” “怎不能，三天就可以到达。” 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溥仪已无暇考虑列车怎么能跨海抵达日本了。他匆忙将皇妃推开上了飞机。 这天，从通化机场先后起飞了两架飞机。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吉冈安直等关东军要员和溥仪一行，第二架飞机上坐着日本宪兵和其他随员。 飞机顺利地飞抵沈阳机场。溥仪一行进入机场休息室焦急地等待改乘大飞机。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名苏军伞兵在机场空降了。溥仪一行当即被俘，第二天被押往苏联。 没有乘飞机去沈阳的那些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破口大骂关东军和溥仪。谩骂解救不了他们走投无路的困境。他们吸取清王朝灭亡时依附日本取得所谓“成功的历史经验”，准备改投重庆国民党政权。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急忙赶回长春，通过广播宣布，接受重庆蒋介石的领导，成立“地方自治会”。说穿了，就是要充当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外围组织，欺骗苏军。 9月初，一名苏军上校带领满载士兵的3辆卡车和数辆吉普车来到了张景惠家。 他说：“有紧急会议，清阁下跟我们走。” 年轻的翻译译了上校的话后，张景惠连忙应道：“是，是，知道了。” 张景惠以为“地方自治会”得到苏军的认可，他满脸笑容。 他说：“那么，地方自治会其他成员也要通知吗？” “已经通知他们了，请快上车。” “啊，知道了，我带眼镜再出来。” 张景惠回到屋里取了手提包和眼镜后，急匆匆地往外走。 “喂，上什么地方这么着急？”张景惠的夫人跟着走到门口不安地问。 “夭无绝人之路，现在有活路了，苏军要与我们自治会商量要事。”张景惠对夫人小声念叨后，轻松地上了吉普车。 之后，苏军上校用同样的办法，把长春市内所有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带上车，将他们拉到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现改为苏军司令部的大楼。 上校下车后，站在门口引导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他们仿佛要参加早餐会似的，一个个神气十足地进入会客室。他们坐在沙发上互相面带微笑致意，祝贺自己的“成功”。 过了一会儿，苏军司令格瓦罗夫将军步入会客室。他没有坐下，而是站着看了坐着的这些人后，耸耸肩微笑着说：“诸位阁下，皇帝陛下现在非常惦记诸位。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想念皇帝陛下，现在将诸位送到皇帝陛下在的地方，今天就送到。” 大臣们这才知道自己被俘了。今天就送到，送到何地？他们垂头丧气地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 领着苏军上校挨家挨户找伪满洲国大臣和要员，并为苏军司令格瓦罗夫将军当翻译的那个年轻人就是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六儿子张梦实。张景惠虽然身居伪满洲国总理要职，但他总觉得与中国接壤的苏联早晚要取代日本，支配东北。所以，为了日后有备，他请一名白俄人做家庭教师，教六儿子张梦实学俄语。因此，张梦实俄语讲得非常流利。张梦实长大后由于婚姻问题逃离了家。张府有许多女佣人。张梦实没有同意父母介绍的名门闺秀，而是看上了侍候母亲的女佣徐明，俩人达到了生死之恋。张景惠为了切断他们俩人的关系，把张梦实送到日本留学，并把徐明赶出张府。但他俩的爱情在逆境中更加成熟。到了日本后，张梦实把父母寄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寄给徐明生活。后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与东京“爱国读者会”的人来往。这个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在这个会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后来加入了“爱国读者会”。194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他不顾父母和亲戚们的反对，与心爱的徐明结婚，并生下了二男一女。他回国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李克农、邹大鹏等人取得联系，进行了情报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奉天株式会社社长，他带着父亲的名片任何地方都可以出入。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搜集了大量情报提供给共产党地下组织，还截留父亲经营的公司和工厂的大量资金，资助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日本即将战败时，共产党将张梦实介绍给苏军。所以，苏军轻而易举地全部抓获了伪满洲国的战犯。后来，张梦实与伪满洲国战犯一道被“押送”到苏联。他在苏联收容所与这些战犯生活在一起时继续为我做工作，他的这种身份连他父亲张景惠也不知道。他是在伪满洲国战犯被遣送中国前两个月于1950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回国的。回国后，他被分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与我在管理教育科携手共事了6年。 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们被送到苏联后，在苏联赤塔收容所与溥仪见了面。后来他们又被移到哈巴罗夫斯克收容所。这个收容所是用木板建造的二层楼房。溥仪和他的一家人居住在二楼，大臣和要员们住在一楼。他们不像日本战犯那样干重劳力活，也没有受过饥饿煎熬。 溥仪单独住一间，仍在行使“皇帝”威风。他每天紧闭房门念佛，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住在一楼的大臣们每天都聚在一起议论中国形势，哀叹自己未来的命运。 伪满洲国战犯不仅对共产党犯下了罪行，也得罪了国民党。但他们希望中国成为蒋介石的天下，可是事与愿违，中国成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得不顺应中国现今的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一些大臣建议溥仪是否发贺电，这样对日后有利。 溥仪冷笑着说：“你们认为一封贺电就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 溥仪知道自己14年来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维持统治的千古之罪行。他想，大臣或其他要员或许能保留一条生命，但自己是皇帝，所以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不可能让他活下来的。他认为，必须逃到西方第三国才可能生存下来。在他看来，苏美是同盟国，也许有可能放他一条生路。如果那样，他可以携带到苏联的一汽车金银财宝无忧无虑地安度余生了。一天，溥仪偶然翻开报纸，且使他吓出一身冷汗。报纸说将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全部引渡到中国。溥仪坐立不安，想来想去，他从装满自己财宝的汽车上捧一堆黄金去找苏联收容所所长，请求把自己留在苏联，事成后他还将送来金银财宝答谢。所长连看都不看溥仪手里的黄金，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溥仪曾向斯大林写了3封信，恳求批准他留在苏联，但3封信都杳无音信。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战犯一道在绥芬河换乘中国列车。车窗全部贴上了厚纸，从里望不见外边。那些大臣和要员们总想了解列车开往何处，而溥仪更关心列车的去向。他想知道列车走向有何用？只要火车停下来，就会立即被枪决。溥仪坐在车上不时地发抖，突然又神经质地狂叫。 在引渡伪满洲国战犯之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东北战犯管理委员会，要了解掌握溥仪的思想动态，特别注意引渡时路上的安全。因此，押送溥仪的专列在驶往终点站抚顺前，在沈阳站暂停了一次，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接见了溥仪。 那天是8月2日上午。一辆大客车停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81号，这里是东北公安部办公楼。高岗要在二楼小会议室见溥仪。 汽车门打开后，溥仪先下车，而后张景惠等九名大臣跟在后边下了车。上楼梯时，也是由溥仪在前，那些大臣跟在后边，他们之间仍保持君臣差别关系。进入会议室后，溥仪低着头，两腿在抖动。他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扫视屋里每个角落，分明不是法庭，也不见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茶几上摆放着各种水果。溥仪等人这才放下心来，坐姿也恢复了正常。 过了一会儿，高岗在东北公安部长汪金祥的陪同下进入会议室，坐在中间沙发上。他请溥仪他们坐下，溥仪等人才胆战心惊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高岗要溥仪带头自我介绍，之后又听他们讲述在苏联被监禁的生活情况。 高岗严肃地讲：“由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4年来中国受到巨大的破坏，广大人民经受了杀人、放火、掠夺等残酷的灾难。你们作为中国人，背叛国家，成为日本傀儡，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必须坦白自己的罪行，揭发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宽恕，并被从宽处理。”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谈话自始至终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 溥仪他们一个劲地说“是”，他们完全沉浸在恐惧之中。 谈话结束后，溥仪他们一伙不知何故，没有按君臣之序先后出门，而是大伙混杂在一起出来了。溥仪站在那儿看茶几上的苹果，有人劝他拿几个苹果，但他低着头出了会议室。 几年后，溥仪在与我谈话时回忆了他与高岗会见的情景。他说，那天他以为进行简单的审判后，拉出去就枪决，所以他自己都不知怎么步出公安部大楼的。因此，他说一点也记不得高岗当时说的话了，也想不起来高岗长的是什么模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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