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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由北京、太原、济南、内蒙古、抚顺等5个战犯管理所所长、副所长参加的会议。我作为代理副所长与孙明斋所长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安部第一局局长凌云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中国改造罪犯实行监狱劳改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社会教育包括让罪犯会晤亲戚朋友或通信，或者发动干部和群众揭发罪犯的罪行。对于战犯来说，接受社会参观教育是一种新的受教育的方式。周恩来总理在指示中谈及了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内容、方法、路途安全等具体事项。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改造战犯工作的创举，打破了自古以来监狱与外界社会生活隔绝的惯例。特别是让那些不同寻常的战犯们走出牢门，到社会生活中与人民大众接触，这是古今中外也绝无仅有的事情。 从北京回到抚顺之后，我们向全体战犯宣布了中央关于让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开始，战犯们半信半疑，后来看到管理所正在做社会参观的各项准备工作再不怀疑。大部分战犯把进行社会参观看作是被释放的征兆。但也有少数战犯担心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着走街串巷在人格上受到侮辱，更怕被受害人报复。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社会参观活动具有职业兴趣，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事实，让战犯们认识用语言无法启迪的思想意识。大多数战犯，尤其是日本战犯们对建国以来中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无所知，他们还认为中国仍然是“东亚病夫”。当时，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报纸和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但是，日本战犯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真的像报纸和广播宣传的那样快吗？”“中国有工业吗？豆腐房很多，可工厂没有几座！” 日本战犯们的这种偏见，只能通过直观的教育才能扭转过来。另外，让他们亲自回到当年他们犯下罪行的地方，这对他们的思想转变都会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将管理所内1000余名战犯编成3个参观大队。 自2月8日开始，战犯们的社会参观活动分别展开了。 战犯们乘坐洁净的卧铺车外出，而且对他们解除了警戒和监视措施，没有军警，也没有监狱看守跟踪他们，只有管教人员带队。他们在火车上享受与其他乘客相同的待遇，个个显得兴奋。他们认为被释放的日子快要到了。 日本战犯们先后参观了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武汉、上海、南京、北京等11座城市和附近农村。上述地方对这些战犯们来讲是再熟悉不过了。有些战犯因为在这些城市长期驻防过，对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相当熟悉。通过参观访问，日本战犯们对解放以来中国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赞不绝口。他们看到的是热气腾腾的工厂、丰收喜悦的农村、生气勃勃的学校、繁华热闹的大街、充满自信的百姓。所见所闻，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真实地体会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生动现实和美好未来。 特别是鞍钢的修复和生产的发展，让每一位日本战犯都感叹不已。原来鞍钢是日本人建的，称为“昭和制钢所”。日本人把这所“制钢所”看作是东北工业的中轴。日本即将战败时，他们炸毁了钢厂大部分设备，他们叫嚣：“今后中国人在这一片废墟上只能种植高粱”。日本战犯们认为，鞍钢要恢复生产，至少需要20年。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工人阶级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并把旧钢厂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大型钢铁企业。 在伪满洲国时期，主管钢铁生产并多次来过鞍山的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参观新鞍钢后惊叹地说：“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当他看到，新中国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鞍钢，厂房较前更宏伟壮观、设备更现代化、产量剧增的巨大成就后说；“真是飞跃，中国的工业化速度要比报刊上宣传快得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日本战犯们在沈阳参观了多家企业后，又参观了郊区农村。日伪时期担任过间岛省（日本占领时期延边地区）省长的歧部与平及其他10余名高级战犯看了大青村农业社时访问了一家农户，家里人都去田里劳动去了，屋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太。歧部详细地查看了这所极普通的三间瓦房后和老太太攀谈起来： 他问：“老人家，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很好。”说完老人脸上充满了幸福的微笑，她还详细地叙说了全家人劳动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 “老人家，毛主席号召消灭文盲之后，你们这个村情况怎么样？”歧部与平又询问。 “我这个老太太也能读上一段报纸，年轻人现在没有文盲了。” “满洲国时期是怎么生活的？”有人突然提问。老人沉默地回忆了片刻，她的表情是痛苦的。 她说：“怎么生活呢？勉强维持了生命。因为缴税粮，农民拼死拼活种地也填不饱肚子，那个社会，只要农民吃大米就被认定是经济犯被抓走，谁谈论国事就被带上思想犯的罪名被捕入狱，那是吃人的社会！” “老人家，过去你们老百姓受苦受难都是因为我们做的坏事。我们是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战犯，真对不起。” 歧部与平道出了自己的身份。老太太非常感到意外，她仔细地端详着他，平静地说：“我们反对的是侵略别国的军国主义，不是某一两个个人。诚实地坦白，会得到宽大处理，改造好了，老百姓是会原谅的。” 老人脸上那深刻的皱纹说明了中国百姓饱经风霜的苦难过去，而她那富有哲理的表述又说明了中国百姓宽大的胸怀。听了老太太的话之后，日本战犯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歧部与平在老太太面前跪下谢罪，其他战犯们也接着下跪谢罪。老太太站起来一个一个把日本战犯扶起来了。 日本战犯们参观的城市和农村，当年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得破败不堪同时又是洒满烈士鲜血的地方。日本战犯们每到一地，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犯罪的踪迹。 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日本战犯在工厂内一个房屋前站住了。他们发现了日本关东军细菌武器工厂痕迹。当时用于在活人身上试验细菌武器后把人火化的炉子还立在原地。中国政府在此地建汽车厂时，为了教育后代，保留下来了这万恶的炼人炉。 统称为石井部队的第731细菌部队，本部在哈尔滨市南郊平房。本部周围是高墙铁丝网，戒备森严，占地4平方公里。在这里，从30年代到光复前夕，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人体试验。在“细菌工厂”有职员3000多人，他们用各种手段每天生产大量的细菌生物武器，其中包括带毒虱子、霍乱菌、伤寒菌等。 “细菌工厂”内设有能容纳500人的监狱。这里监禁的是被捕的抗日爱国志士，还有被无辜抓进来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他们被称为“丸太”（原木），没有人格待遇，完全是试验用的“生物体”。 为了试验细菌武器，日军先给“原木”注射，还把细菌放入食物内食之，然后根据不同的反应采取“标本”，最后是进行人体解剖，验证细菌的作用。一些“原木”全裸地被放进充满细菌的铁箱里，看在什么温度条件下更容易感染病菌，什么条件下死去。甚至把人绑在柱子上，然后用细菌弹枪杀。这种试验在伪满洲医科大学和长春细菌武器工厂也如法炮制。据初步统计，被当作“原木”试验杀害的人，每年都达到600人左右。 苏军快要攻入哈尔滨时，日军731细菌部队为了消除任何证据，把活着的“原木”全部杀害了，销毁了所有设备和文书，炸毁了细菌工厂内主要建筑物。光复后，由于细菌工厂内带毒的跳虱泛滥，附近农村许多人受害，政府虽然动员了医务专家前往解救，但由于毒性发作，仅仅几天就有142人死于非命。 参观的当天，原第731细菌部队第162支队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少佐，应其他战犯们的要求，向他们讲述了日军建立细菌部队、细菌工厂、用活人试验等灭绝人性的罪行。讲完后，他跪在“炼人炉”旁痛哭流涕，向死去的中国人谢罪。 光复后，哈尔滨新建了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该馆所展示的实物集中揭露了日本侵略罪行。日本战犯们在抗日烈士遗像前低头认罪。这些烈士中，赵一曼是许多日本战犯都晓知的抗日女英雄。这位女战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联队政委，她于1935年在黑龙江省尚志地区与日军作战中身负重伤被捕的，后送到伪满洲国医院第7号病房监禁。她的不屈不挠的爱国心感动了许多医院里的人，她在医护人员和看守的帮助下逃出了医院，但后来被日军骑兵追上，再次被捕后不久被杀害。日本战犯中有几个人曾参与了追捕赵一曼和杀害她的过程。他们在赵一曼遗像前反省自己的罪行。 日本战犯们走访了长江南北广阔的新中国大地，他们每到一处都深刻认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行。有些地方因当年日军实施“三光政策”，迄今还是“无人之地”。 到了南京车站，日本战犯们站在广场上向这座城市死难的人默哀。当时，日军侵占南京时，杀害了30多万市民，美丽的南京城变成了遍地尸体的血海。 日本战犯们参观了抚顺露天煤矿后，进一步认清了过去在这里所犯下的滔天罪孽。 抚顺露天煤矿是黑暗的东北大地中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在这里，那些矿工受到牛马不如的待遇，抚顺露天煤矿东4公里处有一个平顶山村。这个村生活着800余户矿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这个村屠杀了3000余人，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屠杀平民事件。在3000多名死难者尸体下，有一个未死的儿童，她就是后来露天矿幼儿园园长方素荣。当时，她身上受了8处伤，但在一个矿工的帮助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她在舅舅家成长，她是平顶山村活下来的幸存者之一。 日本战犯们参观了平顶山万人坑后，要求会见方素荣女士。工作人员前去联系，结果幼儿园的职工全体反对，也没有通知方素荣本人。职工们认为，如果让方素荣院长见日本战犯，必将对她带来巨大的冲击，精神上将受到无形的打击。后来，工作人员又反复找了几次，说明了情况，讲了这次会见的政治意义后，方素荣女士也知道了情况，并提出要面见日本战犯，并用自己的经历讲述当时的真相。她的要求实现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是： 那是1933年中秋节的晚上。南满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军，打死了杨伯堡采煤区采煤所长渡边宽一和10余名日军守兵，并放火烧了日本人仓库。第二天下午，为了报复，日军守备队包围了平顶山村，挨家挨户搜查，把全村男女老少3000余名村民赶到平顶山山脚下，汽车上还架着6挺机枪。开始日军笑着讲，要给村民们照相。孩子们听了高兴，但大人们觉得事情不对头。 “你们的村子里藏着抗日游击队，不交出来要全部杀掉！”日军守备队长气恼地嚎叫。 但是，直到天色已黑也没有人开口。守备队长从人群中拽出几个人打骂，但仍没有人开口。 “你们全是抗日游击队的同伙！” 守备队长叫嚣着，他下令开枪射击。6挺机枪一齐向人群扫射，瞬间，血流成河，山脚下尸体成堆，3000余人全部倒下了。豺狼一般的日军机枪扫射后，用脚踢翻尸体，然后看到还有活气的就用枪刺补杀。他们看见那些在血泊中挣扎的幼儿，喊着“匪徒小息子也不能留！”，便用刺刀捅死。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又把村庄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把死者全部埋在山脚下的一个大坑中。 “对于我个人来讲，今天用刺刀杀死你们也解不了心中的仇恨。但我相信我国政府的政策，我不想讲我个人的仇恨。”方素荣女士哽咽着说完，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日本战犯。数百名日本战犯全部愧疚地低下了头。 参加过平顶山大屠杀的日本战犯江见俊男，跪在方素荣女士面前，请求她杀死自己。 他说：“我知道我犯下的罪行，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社会参观的最后一项是参观北京。日本战犯们在参观了这个古都后，进一步确信了中国6亿人民的力量。当年，200万人口的北京有60万日军，那时北京是日军的天下。如今人民掌握了政权，北京成为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战犯丸谷忠三激动地说：“我虽然是效忠天皇的人，但东京一次也没有去过。在中国犯罪的罪人，能够逛中国的京城，我无比地感动。中国是伟大的国家，还有团结的6亿人民，这种力量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抚顺多次煽动骚乱的战犯鹿毛繁太谈这次社会参观体会时说：“广阔的中国大地，到处都流下了被我们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们的鲜血，当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我痛切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更加憎恨帝国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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