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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手提着装满金银财宝的皮箱进入所长接待室时，已做好了渡过难关的心理准备。他特别害怕一句问一句、刨根问底的审讯。令他意外的是，所长没有过问其他事情，只是强调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觉反省自己的罪过。 共产党在溥仪脑海里烙下的印象是：犹如洪水猛兽般无情，与人类文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群体。通过接触发觉，共产党与日本人宣传的“匪党”完全不同。溥仪回忆起一次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到同德殿，向他汇报战况的事儿： 那是1942年日军驻河北省绥中部队进行大规模扫荡，吉冈安直来到同德殿，向溥仪报告战况。他先吹嘘了日军在扫荡作战中采取的“铁桶战术”、“木梳战术”等，并声称为大日本帝国战争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溥仪不理解，平时吉冈安直把“共军”看作是不堪一击的“匪徒”，怎么今天大讲特讲什么战术？ 他问吉冈安直：“为什么打不堪一击的匪徒还采用什么战术？” 听了溥仪的质问，吉冈安直觉得他自己讲的自相矛盾，于是用讥讽的口气说：“皇帝陛下，因为您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总是讲外行话。” 听了这话，溥仪为难地缩了一下脖子。 吉冈安直用挖苦的话封了溥仪嘴之后，又觉得应该做某种程度的解释。他向溥仪讲述了与共军作战的难处，举了几个陷入共军包围圈吃过苦头的例子。 他接着说：“共军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行动神速，不知何时何地会冒出来。也许是神出鬼没，有时就在眼前，一眨眼不见了。他们与百姓串通一气，也就是说像在红土地上种了红豆一样。” 他怕溥仪听不懂他讲的意思，又举了中国成语“鱼目混珠”一词来解释。他又说：“‘很奇怪，共军无论到何地都能与百姓相处很好。他们每到一地，都有人要求参军，他们的队伍在急速扩大，这是很害怕的。对了，今天我所讲的不是正式的评论……” 吉冈安直形容的像撒播在红土地上的“红豆”，现在掌握了政权。溥仪认为，这“红豆”如今仍把根插在红土地上。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三反运动”是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许多人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得到了宽大处理。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方面的消息，而溥仪几乎没有放过一条这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当中有儿子劝父亲自首、父亲牵着儿子自首，也有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劝说自首的事例。开始，溥仪不相信这些报道是事实。但后来不得不相信，因为他的侄儿毓囗还写纸条劝他主动坦白，这是与报纸上报道的事完全一样的事实。 经历了毓囗写纸条劝交代事件之后，溥仪愈来愈不安，他怕家眷们“变心”。 有一次，溥仪把自己掉了镜架的眼镜交给管教人员，让他转交给李国雄，要李国雄修理眼镜。李国雄手很巧，眼镜、手表、钢笔等都能修好。不管什么东西坏了，溥仪总是交由李国雄修理，而李国雄是全力以赴。不过这一天，李国雄的态度突然变了。溥仪住在另一个房间，他的家眷住在隔壁。监舍墙体较薄，说话声隔屋也能听见。溥仪听不清李国雄在说什么，但李国雄分明是声音较大，并且带有气愤情绪。过了一会儿，管教人员把坏了的眼镜拿回来交给溥仪，让他自己想法修理。溥仪确实没有能力修理眼镜，他再次求管教员将眼镜转交给李国雄，让他帮助修好。 李国雄不情愿地接过眼镜，愤愤不平地说：“请你告诉他，再也不侍候他了。” 其他房间的人都听到了。溥仪非常恼怒，心中充满了一种被凌辱的愤懑。 不久迎来了1953年的春节。这一年春节是战犯们自被捕以来过的最好的春节。晚上，俱乐部上演了战犯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其中有歌曲、舞蹈、短剧、相声。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是三人相声，是由溥仪的侍从李国雄、侄儿毓嵣、毓嶦表演的。节目内容为讽刺战犯们的错误举止。例如他们学“尖下巴”伪满洲国司法大臣张涣相，张涣相性格暴躁，总爱挑剔别人，吃饭时还有掉饭粒的习惯。他们用相声学张涣相的毛病，博得台下战犯们的阵阵喝彩。他们还学溥仪假装学习和做假坦白的模样，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可是装得特别像溥仪。台下的战犯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溥仪身上，他们发出了一阵阵嘲笑声，使得溥仪低着头，恨不得钻到地底下躲藏起来。 溥仪不相信他的家眷们“变了心”，对他们上台影射他只是抱着一种愤恨的心态。后来联系到毓囗的纸条之后，他认定家眷们已开始“变心”了。 溥仪最怕李国雄与他分道扬镳，一旦他开口反戈一击，那么溥仪的卖国丑行将公布于众。 李国雄的父亲在颐和园长期侍候过西太后，到了清朝末期朝廷大量减少侍从时，李国雄仍然被选进皇宫做皇上的侍从，当时李国雄年仅14岁。清朝皇室成员被赶出紫禁城后，李国雄跟着溥仪到了天津，经过一段学习又做了溥仪的贴身侍从。因为李国雄作为贴身侍从每天都在溥仪左右，对日本战败后出逃时溥仪还带他一起上了飞机。对此，李国雄感恩不尽，在苏联被监禁的5年中，他对溥仪是忠心不二。 对溥仪来说最敏感的历史问题是登上伪满洲国执政者的背景。“满洲事变”前夕，溥仪在天津突然失踪，后又突然出现在东北，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各种猜测。有说是溥仪被绑架走的，也有说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日本侵略中国需要找一个代理人，而溥仪为了恢复清王朝也需要外部势力的帮助。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人称“户国通”的吉冈安直利用溥仪的复辟心理，通过留学日本利用暑假回国的溥仪之弟溥杰带给溥仪一封信，信中写道：“近期满洲可能要出事，望宣统皇帝陛下多多保重。”溥仪阅信后非常兴奋，特别是对“宣统皇帝”之称谓很是心动。溥仪不再犹豫了，他开始接近日本人，最终走上了彻底卖国之路。溥仪被捕后，把这一段历史说成是被日本特务绑架到满洲被迫做了傀儡皇帝。1948年，溥仪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出庭做证时是这样辩解的，在苏联收容所被审时也是这么辩解蒙混过关。真正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中国人只有李国雄一人。因而，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时，溥仪找李国雄专门交代，要他继续证明从天津到满洲是被日本特工人员绑架走的“所谓历史”。李国雄当即表示，“我对圣上一片丹心，请不必多虑”。而如今，李国雄竟然上舞台演起讽刺溥仪的相声，使得溥仪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在管理所的生活，使李国雄等人晓得许多世间的道理。管理所内，所有工作人员不分上下，彼此和睦相处，相比之下，夕日的帝宫是人间地狱。李国雄开始后悔把溥仪奉为真龙夭子，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他的悲惨经历。 溥仪认识到迄今在狱中还维持着的那种他与家眷之间的上下关系已经动摇了。他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政府的态度。比如管教人员反反复复强调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溥仪想，如果政府的政策真能兑现，那不妨痛痛快快地坦白一切罪行。但又一想，政府的政策还有一条“必须惩办首犯、从宽处理追随分子”的规定。溥仪想来想去，自己是皇帝，是属于“首犯”，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要受到惩罚的。溥仪又陷入巨大的苦恼之中。 管理所决定，让伪满洲国的战犯们旁听日本战犯们举行的坦白大会。伪满洲国战犯们是第一次参加坦白大会的，因为他们改造进程较日本战犯们慢了一个阶段。 坦白大会没有事先规定的顺序，只要台下战犯们谁先举手，谁就登台坦白。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台下的日本战犯们争先恐后举手上台。当有人在台上坦白时，台下一些战犯提出质问，有时还纠正或提示，会场始终气氛热烈。上台坦白的日本战犯们不仅列举犯罪种种，还从理论上分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日本战犯们在坦白大会上列举了许许多多毛骨惊然的杀人暴行。其中有使用各种方法枪杀的、强奸妇女后再杀死的、吃刚刚杀死的人心肝的等等惨无人道的兽行。上台坦白的日本战犯们毫无保留地坦白自己的罪过，同时又以被害者的立场剖析犯罪根由，并加以批判。 大会结束时，有28名日本战犯主动提交了被判死刑的申请书。其中不少人是当场以血书写的申请书。 “我不是人类，是一个杀人恶魔，只有我这样的恶魔消失，人类和平才有保障。”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再参加战争，申请给予死刑，立即执行。” 台上的日本战犯跪着流着泪请求上断头台，他们的请求是发自内心的。 日本战犯们的坦白，打消了伪满洲国战犯们的忧虑。在第二天举行的座谈会上，伪满洲国兴农大臣黄富俊坦白了在东北掠夺大量农产品的罪行，劳动大臣于镜涛坦白了强行征集民工修建日军秘密工事而后又残害民工的罪行。 伪满洲国战犯们的坦白会持续了几天。不少战犯先是坦白自己的罪状，然后又检举揭发了其他战犯们的罪行。伪满洲国司法大臣张涣相企图辩解自己的过去，因而遭到了其他人的围攻。张涣相是在光复后藏匿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肃反运动中被查出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他一向抗拒改造。这一天他对自己的罪行狡辩时称，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被“强迫”的，就是当了走狗也没有犯过罪行。实际上，张涣相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他在日本军队一师长的推荐下进入日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东北军空军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向日军媚献了42种计策，讨得了司法大臣，后晋升为参议院参议。这些罪行瞒是瞒不过的，其他战犯们一件一件的揭发，迫使张涣相低头认罪。 溥仪看到张涣相被其他战犯围攻，吓的不敢发言了。但又想如果一句话也不讲，将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踌躇不定。 溥仪小心谨慎地拿出坦白书念道：“我在当满洲国皇帝期间犯下了千古罪行，给3000万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溥仪开始只谈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对自己的罪状轻描淡写，只讲了片言只语。他接着说道：“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布告之后，第二天吉冈安直下达总动员令，抵抗苏军。” “那个军事动员令是吉冈安直下达的吗？”溥仪的五妹夫万嘉喜提出质问。 接着万嘉喜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他说；“9日晚我入宫时发现溥仪正在伏案写什么。张景惠和武部六藏早来一步等着见溥仪。我进入溥仪办公室他给我看了告示，那是命令。上写‘命令满洲军队与日本皇军协同作战，击败苏军的进攻’。他问我，向张景惠等人下达这样的命令怎么样？我回答，那样很好。关东军的罪行必须全部揭露，但把自己的罪行也推给关东军是不对的。你在那长篇坦白书中坦白了几条自己的罪状？” 溥仪沉默了许久。后来很随便地说出了几件自己所犯的罪。他说：“我违反了监狱的规定，偷藏了金银财宝，后来认识到错误，又主动上缴了。” “你是主动上缴的吗？”毓嵣反问他。 硫嶦又问溥仪：“为什么只字不提关于纸条的事情？” 听了两个侄儿的质问，溥仪把坦白书放进裤兜里。他觉得家眷们都已“变心”了，自己卖国的历史再也掩盖不了了。 溥仪在坦白中极力辩解自己的一切罪行都是在日本关东军的强迫之下犯下的，他是想把自己描绘成“被害者”。结果，他的许多罪行被推到执行其命令的其他大臣和要员身上，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不满。本来这些大臣和要员们对溥仪没有好感，正好借此机会群起攻击溥仪，就连溥仪的家眷们也借机揭露了帝宫的“秘史”。 李国雄揭露了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频繁进出日本公使馆、炮制伪满洲国、被捕后在苏联收容所与家眷达成“攻守同盟”等事实。溥仪陷入四面楚歌的窘迫境地，他不得不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低下头。 战犯们的学习和坦白结束后，开始了正式的审讯。坦白只是学习活动中的一部分，不带有法律性质，而审讯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战犯们都很清楚，正式起诉前审讯结束后，将审讯结果交付法庭，因此正式审讯开始后，战犯们的神经高度紧张。部分战犯们绞尽脑汁思忖着已坦白的罪行要承认到何种程度，还有一些战犯们因为没有彻底坦白罪行而心神不安。唯独溥仪表现得平静。他的罪行已彻底被揭露了，不存在坦白不彻底的问题，无须掌握分寸。他只担心，一部分大臣们出于个人憎恨，给他枉加罪名。如果否认政府可能不相信，而要承认又无根据可谈。 审讯开始第10天，轮到溥仪受审了。第一天的审讯比预料的要顺利，溥仪只是按时间顺序把罪行叙述了一遍。第二天的审讯使溥仪汗流浃背。 审讯员没有问溥仪的罪状，而是问他写的控诉书中的一些事情。他问：“据你揭发，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下令一年内从东北掠夺了1．6万吨粮食。请问，你说的一年是指哪一年？1．6万吨这个数字从那儿获得的？” “不知是哪一年，不过日本鬼子有多少粮食就抢去多少。” “东北一年的粮食产量有多少？” “……” “你的控诉书是以什么为根据写成的？” 溥仪无言以对。他想了一阵后说，他是以在监狱里大臣们的闲谈为依据写成的。 “那么，你能确定大臣们谈的话吗？” “这个……” “连你自己都不能确认的事情，为什么写在控诉书中，是出于什么目的？” “……” “不管是谈自己的罪行还是检举他人的罪状，都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 这一天的审讯到此结束了。 起诉前的审讯工作持续了近二年。许多战犯经历了多次审讯，唯独溥仪只接受了两次审讯。在第二次审讯中，溥仪对审讯员提出的许多问题无法回答，只是低着头听审讯员一连串的提问。当他迈出审讯室时，心里想到那些给他枉加罪名的大臣们也一定会遭到如此尴尬的局面。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反倒轻松了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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