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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特赦令，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共30余人特赦释放。接着，他们出狱在北京崇内旅馆住了两个月。他们逗留在这里一是等待工作通知，二是学习观光。 溥仪与其他战犯一样，出狱后对过去历史污点总是深深地自责。他常常从内心自责的往事是在天津和旅顺与关东军勾结的历史。在狱中，溥仪坦白了这一段历史和自己的罪行，但没有详细说明自己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歪曲历史所做的证 溥仪出狱后，在北京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对我说：“我牢记周总理关于我对满洲历史有责任的话，历史是严肃的问题，应凭良心如实地反映。” 他向我认真地说明了当年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假证的过程和内容。后来，我查阅了当年报道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内容的报纸。 1946年8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传唤溥仪出庭作证。此事引起了各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而其他国家报纸报道，溥仪前往东京作证后将返回苏联。各国报纸还大书特书溥仪在法庭上的证言的重要性。 为出庭作证，从苏联押送到东京后溥仪顿感对自己一生最严峻的时刻即将来临。虽然让溥仪出庭作证，但溥仪有自己的打算，他考虑的不是出庭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命。他想把所有罪行全部推给日本战犯，把自己说成一个傀儡皇帝，甚至企图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把日本战犯的罪行全部说出来，必然要露出他自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的罪行，结果他将由证人变成战犯。溥仪为此绞尽脑汁，苦苦冥想。 审判是在前日本陆军部大厅进行的。在来自澳大利亚的审判长主持下，审判持续了两年6个月。法庭审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28名日本战犯，其中8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包括前关东军军官土肥原贤二、怂恿溥仪去满洲的坂垣征四郎和前首相东条英机。 8月16日早，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法庭内坐满了人，旁听席已座无虚席。溥仪入场后，记者相机闪光灯争先恐后地闪亮。一般作证人都由一名宪兵警护入场，而溥仪由两名宪兵带进法庭。 原来人们认为溥仪是不善说辩的迟钝的人，可是法庭开始让溥仪作证后，当地报纸报道溥仪在法庭上临机应变，回答如流。他面对检察官和美国、日本等律师表现出了毫不逊色的雄辩能力。溥仪使他们愤怒，还捉弄他们，最后他们相互争吵。 “你叫什么名字？” 美方首席检察官按惯例问证人姓名、简历。溥仪简要地说了他3岁登基当皇帝一直到被捕的历史。法庭静得鸦雀无声。溥仪说到辛亥革命时，提高嗓音赞扬孙中山，称他是伟大的人物。 “我的母亲隆裕大后早就见过孙中山，她赞成民国，她决定把权力交给革命党。” 谁听了都会晓得溥仪在编造，而且与证词关系甚远。 “你离开天津到旅顺后，与日本人进行了什么样的接触？”检察官单刀直入提出要害问题。 对于溥仪来说，这件事生死攸关，而又是不可回避的事情。法庭为了证实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的罪行，把这件事作为重要依据提出来了。溥仪作证时，只谈到他与日军司令香椎浩平的会谈过程，隐瞒了在天津与土肥原贤二夜谈的事实。当时，溥仪是主动找土肥原贤二询问日本人要成立的“满洲国”是帝国制还是共和制。确信未来的“满洲国”是帝国制和自己又能实现皇帝梦之后，他同意前往“满洲国”。 “为什么去了旅顺？” 溥仪开始对一连串的提问惊慌失措，后来他渐渐地平静下来。 溥仪在回答关于旅顺之行问题时，把事先编造的谎言说出来了。他讲，他是在日本人“胁迫”下被强行带到旅顺。检察官再提问时，溥仪说他与坂垣只谈了一般性的问题，隐瞒了他提出以建立帝国为前提条件前往东北的事实。 “你为什么顺从日本人？” 检察官的这一提问明显存在漏洞。溥仪抬头望了一眼对面坐成一排的11名法官，而后他嘲讽似的回答法官。 他说：“当时，有那么多民主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无可奈何，而我一个人怎么能抗拒得住日本人呢？” 对这意外的反驳，检察官不知说什么好。溥仪看了一眼表情为难的检察官后，带着哭腔编造了他被“胁迫”的过程。 他说：“那完全是关东军有预谋的行为。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将会受到严惩。” 溥仪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所讲的是事实，把曾任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的名字也列举了。 听了这话，站在被告席上的坂垣征四郎用愤怒的目光直盯着溥仪。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一天他的证言达到了高潮。他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只是傀儡皇帝，揭发了关东军的罪行。 他辩解说：“我连会见亲属的自由也丧失了。只要亲属来访帝宫，必须做详细的记录。甚至不容许我参拜祖先陵墓。” “那件事说到为止吧！”检察官中断了他的话，并提出了其他问题。 在回答关于谭玉玲贵人死因时，溥仪气愤地直视吉冈安直。他说：“23岁时，她得了病。她有较强的爱国心，她总是安慰我要忍耐和等待，总有一天会夺回被占领的领土。可是她被日本人毒死了。谁是元凶？就是站在那儿的吉冈安直。” 溥仪用手直指吉冈安直，愤怒地大喊。 实际上，谭玉玲的死因当时是个谜，吉冈安直是嫌疑犯之一。但是，溥仪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并博得人们的同情，把罪责全部推给吉冈安直。 这天法庭旁听席也是爆满。人们都在静静地听溥仪的证言。溥仪得意忘形，竟然以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身份滔滔不绝地发言。 他讲：“东北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强行夺取了土地，被赶到不毛之地生活，还被强制性劳役。‘劳工服役法’出台后，18岁至40岁的青壮年全部被日军抓去，当作牛马劳役。干活生病以后不给诊治。没有身份证哪儿也不能去，不允许随意搬家，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此外，日本人在东北大量贩卖鸦片，赚了20万亿元，补充了军费。” 溥仪善辩流畅的证言吸引了所有旁听者。这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出法庭大门。 第二天继续由溥仪作证。 审判长说：“我们不是审判这名证人。我们关心的应该是他的可信赖性，到现在为止我们听取了这位先生为何帮助日本人的辩解，我认为证据充足。” 但辩护团想继续提问。特别是日方辩护团抓住溥仪作证中的矛盾部分，企图减轻日本战犯们的罪行。他们与溥仪进行了6天的舌战。 21日是溥仪最难堪的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人辩护律师站起来，他就是日方辩护团代表鹈泽。他的提问特殊。他问，“溥仪3岁当皇帝时是否在天坛祭过天？退位后想没想过有朝一日迎来“康乾盛世”？首席检察官认为鹈泽的提问偏离主题要求制止，但审判帐继续让鹈泽提问。 溥仪点头表示，他祭过天，也想过“康乾盛世”。鹈泽又问，举行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时，是否在长春南郊进行过大典？他的目的是想证实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是被胁迫的还是自愿的。 溥仪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讽刺的语音回避了提问。他说：“如果孔子复活搞政治，世界一定会太平的。” 溥仪的嘲讽，引起了法庭内听众的笑声。鹈泽垂头丧气，灰溜溜地退下去了。 溥仪放心地长出一口气。 突然，美方律师布雷克提问：“那么，你见过李顿的报告了吗？” 还是想弄清楚溥仪当满洲国皇帝的历史背景。溥仪开始说记不清了，但他回避不了律师的再三提问。1932年，国际联盟向东北派遣了李顿调查团调查溥仪出任满洲国元首的过程。那时，溥仪对调查委员会说是“受民众的拥戴来到了满洲”。美方律师拿出文件记录，念了一段溥仪对调查委员会说过的上述话。溥仪对美方律师的提问，做出了戏弄的回答。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当时，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我向调查委员会说出实话，那么今天我就不会以证人身份出现在这里了。” 布雷克没有停下来，接着又提问了10余个问题，他拿出溥仪英语教师乔治顿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念了一段。内容是，溥仪从天津准备前往满洲时与乔治顿的最后一次谈话内容。布雷克问溥仪，书上写的与事实是否相符？ 溥仪不得不作回答。他说：“那时，乔治顿确实在天津，可我没有和他谈过那样内容的谈话。乔治顿是为了写书赚钱才杜撰了那段谈话内容。希特勒写了世界上有名的《我的奋斗》一书……我还没有读完。” “不要再讲了！”审判长中止了溥仪讲话。这天法庭取证这样结束了。 22日下午，布雷克继续提问。身为美国法务部少将的布雷克，是一位能力很强的法官，他掌握了许多资料，提问的顺序很严谨。这天，他拿出了1931年11月工日溥仪写给日军参谋部次长的信。如果证明这封信是真的，那将证实溥仪是自愿前往满洲当皇帝了。 溥仪如何回答呢？法庭内气氛十分紧张，人们注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当法官让溥仪看信时，溥仪无法掩饰惶恐心态。他蓦然抬起头大喊；“那是伪造的！”说完，他把信丢在地下。 “那么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不知道。”溥仪气恼地喊。 布雷克也生气地大声提问：“你是不是想把一切罪行推给日本人？你也是罪人，最终将受到中国政府的审判。” 这时，站在被告席上的东条英机和土肥原贤二脸上泛起微笑。 溥仪坚持说信件是伪造的。侥幸的是，信上只有溥仪的玉玺，而无签名。溥仪急中生智，他发现信上无签名，这样无法从笔迹上判定是溥仪亲自写的信，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坚持信是伪造的，急中生智地度过了一次难关。 布雷克没有退却。26日，他向法庭出证了乔治顿的一张照片，上有溥仪签名。但由于专家们鉴定不一致，没有下结论。尔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出示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溥仪访日时写作的。诗是这样写的。 万里雄航破飞涛， 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这首诗如实地描写了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事实。溥仪再也不能否认自己的笔迹，他承认诗是自己写的，可辩解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述。 他说：“我闲空时常常写诗，写他们高兴的诗句，但不能只从字义上理解。我不想在这儿非难你，你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你是想按着你的意愿让我歪曲真实情况，所以我不想与你论争。” 法庭上，溥仪一旦觉得对自己不利，就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有机会就反问提问者，极力把自己描绘成被害者。 读者或许不会相信，法庭上一位美国法官对溥仪接连不断回答“不知道”，气愤地发了火，而最后他不得不表示歉意。 美方法官愤慨地说：“东方人士受压力时，你且想回避作证！”显然，他忘记了坐在法庭内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绝大多数旁听席上的人是东方人。会场内哗然，人们表示不满和愤怒。美国法官窘促地站起表示歉疚，并更改了自己的发言。 出庭作证期间，溥仪度日如年。这天是他第8次出庭作证，也是最后一次。法庭检察处出示了日本驻天津领事于1931年呈报日本外务省的一份文件。 文件上这样记录着：“土肥原贤二大佐已带着溥仪逃离天津。溥仪秘密乘车驶离住处直接驶往码头，在携带两挺机枪的4名警卫护卫下乘船航行至塘沽后，换乘日本船。” 《世界日报》在报道溥仪对此作证情况时写道：“据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透露，因土肥原贤二胁迫溥仪，才引起了1931年的天津暴动，证实溥仪是在武装军人保护下乘船”。该报以此认定溥仪是被胁迫出走东北的。 但是，此报道与法庭出示的当前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文有矛盾。 电文内容有：“溥仪听了恢复帝位将会受到日本皇室的欢迎消息后，非常想复位。” 电文说的虽然是事实，可当时法庭无法证实电文的情况是否属实。 溥仪结束了为期8天的法庭出证。 溥仪给我讲述法庭出证过程之后说，他出狱后仍然时常反省自己过去。 他说：“因为当事者已经全部死了，如果我不说出在国际法庭作证的过程，谁也不可能了解真情。但为后代留下的历史，应该凭良心正确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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