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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期间我是战犯管理所所长）和“特务”的罪名，撤销一切职务，先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下放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公社马前寨大队四小队当农民。全家人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三年。好在我们的适应性很强，对生产劳动我们不是外行。这年春节刚过，又迎来了播种季节。 农村春耕，又忙又有乐趣。农民们干活休息时，喝上几杯泡在水田水里的米酒，高兴了还要跳舞。 往水田里插秧我仍是负责运秧苗。与往常不同的是我不是孤独地一个人来回背，而是与村民们有说有笑地干活。这样干起活来，也不知累了。 我和农民们正在为新一年的丰收而辛勤地劳作时，一天，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我立即赴会，我心里极不情愿，因为不会有什么好事落到我的头上。我已经是农民了，上省里开什么会呢？第二天又来了通知，可我还是按兵不动，心想上头通知几次未见人到会取消通知的。第三天，半夜一辆汽车驶进我的家门。见面是一辆很熟悉的吉普车，司机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怎么这样……” 我心发抖。多年被人拉出去斗来斗去，使我对有人突然来临极为不安。 “让你去参加会议。” “会议，什么会议？”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不吉利的预感，所以不想去。但车子已经来了，看来不去是不行了。 我们村离抚顺300里。吉普车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到达管理所。管理所负责人已在办公室等待。 “你立即去省公安厅军事管制委员会。” 他没有多说几句，催促我赶紧动身。我马不停蹄地去了省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接见我。 他说：“今晚乘夜车进京。车票已经买好了。回住处准备吧。” 此时，一直悬在半空的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我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没有告诉我进京的原因。可是，这次进京的几个人的身份说明，此行不同寻常。同行的有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富、辽宁省军管会劳改局军管组长独立二师参谋长李彦明。此外，还有劳改局局长、抚顺战犯管理所军管组负责人等共6人。 翌日早列车驶抵北京。公安部一名工作人员把我们一行接到北京饭店。这一天没有安排什么事。 第二天，我们一行参加公安部召开的会议。公安部李震部长和刘复之副部长参加会议。他们先说明了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死亡人员日益增多的情况（此时日本战犯已全部被释放）。尔后，他们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指示如下： 谢富治并陈锡联同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仅两个月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13名重病号，并无急救办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预防措施，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好，应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国外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周恩来 1971年5月17日 公安部是根据周恩来这个指示召开此次会议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济南、太原、内蒙古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监狱等5个监狱负责人，他们都是军人。 李震公安部部长念完周恩来总理指示，环视周围问：“哪一位是金源？” “报告，我是金源。”我站起来敬礼。 “啊，你就是金源同志！” 李震部长从坐位上站起来，走过前几排来到我这里与我握手。 “很高兴，早就听到你的名字了，很幸会。”李震部长与我打招呼后，给大家介绍我。 他说：“这位就是1964年被评为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在改造日本战犯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说完，他又握住我的手。 他说：“听说，你现在下放到农村。要回到管理所工作。” 在3天会期中，提出了战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改正对策。辽宁省的与会负责人不好意思抬起头，因为周恩来总理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辽宁省领导人的做法。 会议结束后，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负责人张国富副主任单独与我谈话，对过去一些错误做法表示道歉，并要求我回来工作。据他讲，周总理接到战犯死亡数字增多的报告后，打电话问公安部领导，“原抚顺管理所所长金源在什么地方？”公安部不知我的下落，打电话问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可他们也不知我身在何处。后来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才知我已被下放在偏僻山沟的农村里。他们把我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质问公安部，“金源有何罪？”公安部回答，“金源犯了路线错误”。听了这样回答，周恩来总理非常气愤，下命令：“这次会议一定让金源参加”。 张国富副主任讲述了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后，再次劝我回来工作。 他说：“金所长，你再次出来辛苦吧！只有那样管理所的工作才会走上正轨。” “感谢张主任。可是我打算扎根农村，还盖了三间房子。管理所的工作还可以找别人干，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话不是客套话，也不是嘲弄的话，是慎重考虑后说的。对别人来讲，结束下放生活是一件喜讯。可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喜讯。一想到管理所就厌烦。再次返回那里，这是不能草率决定的事情。 “我理解金所长的心情。但也得考虑工作。希望不要计较过去对你的不公和冤枉，出来重新工作吧！” “现在，管理所的许多人下放在农村。我先回来不合适，另外我一个人工作也……” “知道了。” 张国富副主任打断我的话，向前挪动身子后说：“这样吧，金所长先回来，其他该回来工作的人你提出名单，其他事交给我办。把家属也全部带回来。” “如果那样，我可以考虑。也得考虑我的处境。” 我不愿再伤他，他在会上被批评后脸色一直不太好。我说到这里，再没有谈什么。 公安部会议一结束，我径直返回农村。没过几天，管理所来电话催我赶紧回来工作，可我还是无动于衷。过了半个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下达了任命书。“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有什么任命状或解除令之类，只凭领导人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处理干部。此时，下达任命状显然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我不能再怠慢了。那时，与我一同下放到农村的管理所“57干部”有6人一同和我回到管理所。 回到管理所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抚顺市数万名“57干部”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金源从农村返回来了？” “金源又当上所长了！” 他们将我复出的消息传来传去，可他们许多是不知我长的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听到我的姓名。在抚顺市数万名干部中，“罪行”像我这样多的人也没有几个。因此，那阵子我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金源都复职了，看来，‘五·七干部’都会被解放的。” “解放”一词与“释放”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双重意义。“五·七干部”们从我的复职看到自己的“解放”。 重新回到管理所，这里的一切已经陷入极大的混乱。但“造反派”却认为，那不是混乱，而是所谓革命的战场。“造反派”否定建国以来的所有工作，打倒所有领导，根据自己的极左理论，扬言要与过去历史彻底决裂。按他们的理论，对战犯们的人道主义政策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只有与他们毫不留情地斗争才是“彻底的革命”。因此，他们让战犯只能维持在延续生命程度。那又为什么不整死战犯呢？他们说，战犯们头脑中还有未交待清楚的历史资料。所以，战犯当中不可能不产生“病人”。 我回到管理所的第一天起，努力改善战犯们的伙食，治疗患病犯人，整顿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原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被下放后，“造反派”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彻底性”，他们随意虐待战犯。他们动辄打骂战犯。当时，这种现象全国其他监狱也是很普遍存在的。其典型是北京的秦城监狱，他们只顾审讯，对人犯生活严格限制，每天只给3杯水，那时，被定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罪而被入狱的原交通部部长刘建章同志就在秦城监狱监禁。他的夫人探监时看到虐待人犯的情况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得知秦城监狱恶劣情况非常愤慨，他在信中批示说： 清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总理看了信和毛泽东主席批示后，对公安部长等有关同志做了如下指示。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做一次彻底的清查。凡属主席指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虐待殴打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作废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给我无穷的力量。接到指示当天，我向管理所工作人员和战犯们宣布中央领导的指示，开始整顿监狱秩序。工作中发现，管理所内不仅存在虐待战犯问题，还有个别人的经济问题。据从农村返回的保管员反映，在仓库保管的战犯们的个人物品有些丢失了。任会计的英顺说，期间战犯们的存折中的钱也少了不少。战犯们明知这些情况，但谁也不敢说出来，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将此情反映到上级后，组成了调查组进行彻底清查并进行了妥善处理。战犯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又恢复了”。 但这种形势没有维持多久。正在经受动乱之苦的中国政局，一年内又有几次变化。 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1975年，把打倒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走资派”邓小平，说是“难得的人才”，恢复了他的职务，让他整顿经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不到半年将全国经济状况进行了扭转，老百姓无不称赞。可是，江青一伙搞阴谋诡计，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回潮”的运动。此时，毛泽东主席因患病卧床不起。中央的权力实际上由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操纵。江青借毛泽东主席名义掀起的这个运动席卷全国，中央打倒邓小平，地方批判“邓小平”。管理所内“造反派”喜出望外，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说我是“小邓小平”分子。 “金源穿着新鞋走老路。” 他们在大字报上这样写了题目。他们指责我复职后，还是老样，只关心战犯们的生活。我又被送到“抚顺市五·七干校”。那里有许多下放回来工作不久又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罪名是“小邓小平”。这次没有审讯，而是进行思想批判。 我反驳他们：“现在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为了中国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这样的人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吗？我不是自己决定改善战犯的伙食和给他们治病，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也有错吗？” 我接连反问他们。“造反派”无言以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也使他们厌烦了。批判只是走过场，草草地收场了。这时，全国又掀起全国学大寨运动。整个冬天，我们忙于协助农民修梯田。 修梯田工作即将结束时，又有人来通知我立即返回管理所。我说，死也不回去了。但后来还是跟他返回了管理所。 管理所领导成员已在管理所等着我。他们是接到中央的紧急指示后才找到我的。中央公安部决定，特赦35％战犯，并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告特赦名单。可是，没有人能起草那份名单。我刚进屋就开会了。会议由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彭金主持。将近有半个小时谁也不开口，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了解战犯情况的人不多。他们都在等着我讲话。 “还是金所长提出草案吧！”同志们说。 看来，我不说，会议开不下去，所以，我提出名单并说明他们的罪行和改造的表现。当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大约有100多人。根据中央公安部的要求，提出了35％的特赦名单。 写完特赦报告后，彭金、公安厅预审处长和我进京参加公安部会议。这次会议也是5个监狱派代表参加。公安部副部长施首之、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长罗青长等人听取了5个监狱的报告。会议开了7天。这次会议最后确定的特赦名单报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和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批示：“关押时间已很长了，35％太少，希望重新研究。” 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重新召开会议，提出了除了罪大恶极的25名战犯外，全部特赦的方案。周总理看了报告后，转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接到报告后，批示全部释放那些战犯。 在全国5个监狱关押的战犯就这样全部释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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