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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得知艾尔弗雷德·霍尔于1938年11月6日去世。这一天刚好是他88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们学会建立的第一年，他就被选为学会理事会的成员，从1892年开始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07年，他成为学会的查帐员。在过去的大约25年里，他是学会的名誉会计员。 他生于1850年11月4日，是亨利·霍尔的第五子，是那一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家家族的核心人物。在伊顿公学，他获得了汤姆莱因数学奖金，并作为一名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873年他以数学学位考试第十四名的成绩毕业。他与H．S．福克斯韦尔恰为同代人，当福克斯韦尔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二人就已相识，但他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则是在此之后。他从未为自己的数学成绩而感到骄傲，晚年之时，他常常说自己把时间花在数学上真是一件憾事，他希望自己本来学的是古典文学。后来，他转而学医，并获得了外科医生的资格，但他从未攻读医学学位，而是接受邀请参加了舰队大街的一家家庭银行。他后来一直把这当作一次正确的抉择，他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因为他完全没有“猜想”的能力。 1882年，他成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自此他保有这一身份直至1925年退休。在英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霍尔银行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私人银行。在20世纪的伦敦私人银行界中，艾尔弗雷德·霍尔是仍然享有稳固的地位并受人尊敬的少数几人之一。贝奇霍特曾在1870年的《隆巴德大街》上撰文颂扬伦敦的私人银行家，把他的这些颂词用在霍尔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我想读者定会原谅我在这里引用这一已为人熟知的段落。“他被认为表现着，而他也的确时时表现着，将金钱上的精明和受过教育的良好素养合而为一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社会的其他阶层中是不多见的。那个时代，商人阶层比现在要粗鲁得多，而许多私人银行家却都知识广博、旨趣高雅，甚至在现在，这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样一种身份的确是得天独厚的。这种行业可以代代延续，银行的信用业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儿子在继承财富之时也继承了高尚。从事银行业必须警惕，然而并不劳碌。即使是大宗业务，银行家也可以确信他的交易是万无一失的，因而不必劳心过度。他的一部分时间和头脑可以随时用来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而且，一位伦敦银行家只要他本人愿意，他就可以步入世界上最是人文荟萃的社交团体。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作为一个伦敦私人银行家更幸福的事了，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有了。这样一个阶层能否延续下去是令人怀疑的，而且恐怕是大可怀疑的，意识到这一点令人沮丧。” 1673年，这家银行成为一项家庭产业。自此以后，由父传子，不间断地沿着父系传下去，直到今天的第九代传人成为该银行的合伙人。1690年，他们迁移到舰队大街，此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开展经营活动，从未因开设分支机构而引起混乱“；也未因合并而缩小规模；既未被任何的世事更迭而搅扰；也未在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受到动摇。因为他们既不好高骛远，也不滥用“猜想”，因而避免了许多风险。他们为塞缪尔·佩皮斯、约翰、伊夫林、纳西瑟斯·勒特雷尔、罗杰·诺斯、约翰·德荣登；为哈利、哈利法克斯和戈多尔芬提供服务。伊顿学院1714年在这里开设帐户。作为国王学院的财务管理人员，我在这里有一个已经开设了200多年之久的帐户。这段时期，艾尔弗雷德·霍尔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工作一天，夜晚也不例外，因为霍尔银行的合伙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古老的习惯，就是要有一人晚上睡在营业所，以便第二天早上亲自开张营业。多年之中，艾尔弗雷德每周都要在舰队大街睡三个晚上。他经常带人参观银行后面石子铺成的小花园，花园尽头有个游泳池，早晨他都要在这里游上片刻。 他要花一些时间处理银行业务，但还称不上事务缠身，因而他还完全可以过上一种学者式的生活，并成为朋友们谨慎而热情的好伙伴。在伦敦郡的第一届议会上，他作为一名进步党人成为霍尔伯恩的代表，他还是本届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和第二届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慈善机构协会的创建者或起码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对于该组织的活动他十分热心。在以合理的速度为工人阶级提供体面的住房方面，他是个先驱，他是东头住宅公司和公寓住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直至去世的52年中始终担任后者的主席。不过，他那用之不竭的精力，最终还是主要表现在学者的工作中。一段时间里，他曾尽可能地放弃一切活动，用节余的时间致力于编纂一本意大利语-英语词典，一开始他并没有意大利语方面的专门知识，但仍然孜孜不倦，他早早起床，凌晨四点就开始在空荡荡的银行里工作，他把字母表中的一半放在银行，一半放在家里，8年之中辛劳不辍。像约翰逊一样，他在序言中把自己的计划解释为分辨那些过时用语、方言以及“拉丁俚语”的衍生词。他此前从未写过书，也怯于发表任何作品。但这本词典在191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核准通过了，并于1915年出版，很快它就成为一本标准的参考书。紧接着，在191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简明意大利语词典》，分为两卷（意-英和英-意），都曾多次重印。 他读过很多书，像埃奇沃思一样，对经济学和古典文学的著作几乎无不涉猎，他尤其喜欢荷马和但丁的作品。战争之后，编完了《词典》，他就把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来。对于那些最新的理论，他总是勤勤恳恳地阅读，但只要他觉得那些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他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思想开明，不存偏见，同时又生性谨慎，偏爱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他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国债增加的态度，这是两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他喜欢奇思异想，但又从不践越雷池；他总是想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但行动起来又十分谨慎。他写了几个简短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国的国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经济学杂志》第31卷，第91页对此书作了评论）。去年，当他87岁的时候，又下力气研读了我的《就业通论》，并就此与我多次通信。他最后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稿件就产生于这些通信，此文以“时论”为题收录在后面的第760页。我曾承认他的术语虽然有用，但比较拗口，这之后，他就又发明了一套术语，听起来就更不顺耳。去世前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段摘录：“希望你身体还好，我已经不行了，昨天我又长了1岁，88岁了。虽然还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见不到了。请在下周四把这封信读给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的学会是统计学会的一个衍生物，但正如哈罗德所说的，我们发展了它的动态方面，因而现在没有什么待别的统计学方面的特征。我希望经济学会加强对非党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几个经济学家通过联合发表公开信（最近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向公众解释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后，公众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幸运的是，现在看来世界能够保持和平的发展，各国可以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英国发展的道路几乎可以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差别并不在于某项社会改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推行它的速度。 这些都与关税、税收、通货膨胀等问题相关联。尤其是通货膨胀，为保持适度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政府管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希望学会的成员们能够加以考虑。” 下面这段摘录取自于他在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另一封信。“未来将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广泛的发展，欧洲就不会走向繁荣。我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或教会，而是指认识到对上帝、对人类的责任，同时拒斥那种只针对于某一国家的责任，除非是偶然发生的重大的国家责任。” 他于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爱德华·邦德之女为妻，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伦·霍尔小姐这样记述他：“他在萨塞克斯置了一小处地产，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建了一所住宅和一个花园，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他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经常与家人们玩游戏，尤其是草地网球和高尔夫。他喜欢打猎，对自行车的发明也兴奋不已。他还热衷于打桥牌。晚年，他还有另一项爱好，就是整天兴冲冲地忙着种树。尽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济了，但直到临终他还能干点儿什么。小时候他身体十分虚弱，只是在一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70余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长大成人，不过到后来，他的身体非常之好。邻居们都知道，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到车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时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气非常冷静平和，不知生气为何物。他心胸宽广，有一次他曾经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他不喜欢。他声称喜欢自负的人，因为他们总有值得自负的东西！在哲学上，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无中有万物’。” 在我早年担任学会官员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后，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尔弗雷德·霍尔的支持。随着他们两人的逝去，为人们所深爱的古老文明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听到，野蛮人正在蠢蠢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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