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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与和平会议相联系的官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会议何时开始。这符合首相的一贯方法。必须有足够的官员无所事事，以备他万一需要他们；但是，会议的真正事务将由他本人和其他两位（或者可能三位）亲信来处理。官员们对进行着的事情了解越少，他的双手就越自由。于是，在某个特定日子──事先不予宣布──首相会动身前往巴黎；但会议进程将以巨头们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为开端，官员们何时被需要，他们最终或当时将干什么，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就把他们置于最尬尴的困境之中。早些启程前往伦敦，可能意味着：当他们抵达那里时，会无事可干；而在伦敦他们的办公室中，却有一大堆事务等着完成。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努力被选入会议工作人员之中的人，已使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很重要，没有他们，会议是根本无法开始的。此外，与其他人和工作相联系，每个人的位置很不确定，所以存在极大的风险：在现场的那些人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上车”。最后，麦基斯蒂克饭店被认为无与伦比地壮丽，最后到达的人可能不幸失去入住机会。 面临这些问题，我决定采取折衷做法，把我的秘书杰佛里·佛赖伊送上旅途，去抢占房间；不过，对这个任务他没能显示出强大的胜任能力。我也把我的主要顾问达德利·沃德送上了旅途，去探知气氛、汇报小道信息、保护财政部的特权、并及时迅速地打电报以防患于未然。对所有这些任务，据我所知，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19年1月，上旬，当我终于到达巴黎时，情况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还没人知道会议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开始了。但那麦基斯蒂克饭店的特殊气氛和预演已形成和确立，打字员们在休息室喝着茶；餐厅服务员已使自己与餐馆服务员区别开来；从苏格兰大院来的安全官员焚烧着法国清洁女工觉得没用的废纸；那种可怕地方的发烧的、持久的和讨厌的闲谈客，已经充分发展出卑微、愤世嫉俗、藐视一切和惹人厌烦的兴奋的特殊味道，那种味道是永远不会淡化的。 不过，我抵达以后也发现，达德利己打听到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会议无关，却有些意思和重要性。1918年11月11日，当一项停战协定已与德国订立时，它仅曾被视为海军和陆军当局的事，没有非军方权威人物出面或被商及。这类可能需要与敌人在陆地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将是陆军的事情；那就是说，将由福什、并且仅仅由福什来处理它，而没有其他协约国的任何军事代表相陪伴。英国海军在海上同样拥有的那些无可非议的特权，由海军上将布朗宁代表，那人是一头最乖戾与无知的海豹——有一只真正的大爪子而非手，具备极强的航海传统；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主意，有的只是对一个屈辱的失败之敌的灭绝和进一步的羞辱。当这些安排初次达成时，设想的可能是停战将只持续几星期，下列问题却被忘记了：封锁的持续，对敌方国土的占领，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必将导致无穷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而这正是非军事部门的事情。法国人迅速抓住了形势中可能的机会。 那时，达德利·沃德所发现的是，在福什所管辖的整个事务进程的掩盖下，法国人已经任命了一位财政代表；他未与其他协约国协商，正在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财政谈判——就在海军上将布朗宁的鼻子和瞎眼睛底下。谈判的事项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一向非常怀疑、生怕自已被晾在后面的美国人，首先发现了这件事。沃德就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这个消息。因此，美国财政部代表诺曼·戴维斯与我商定：如果我们于一两天后登上马歇尔的列车前往特里尔——他将在那儿会见埃茨贝格尔和其他德国人，以讨论或指示目前事务——这会是极为有趣和可能有益的。我向洛德·哈德格发了一个通知，并给财政大臣发了电报，书情就这样安排好了。时间一到，我们就踏上了马歇尔的列车。显然，这令他感到讨厌，但他对我们无可奈何。 我不记得曾见过关于马歇尔·福什的详细报道。他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但在空洞的外表之外，对他的普遍想象是怎样的呢？这位马歇尔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粗壮的妻子在生活方式上，是一对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夫妇——这些，人们已听过多次，它是很有趣的。在印沃雷兹和特里尔，我形成了关于他的下述概念： 福什属于一种法国小农的类型，相当矮，是明显无疑的罗圈腿；他的小胡子蓄得很糟糕，他总是用力扯它；在印沃雷兹他的办公室里，吸着烟斗；在听令他厌烦的平民讲话时，他有个非常典型的怪癖：大概通过舌头对着假牙的运动而使下唇耷拉下来，并使它在风中轻轻摆动。他早早起床、早早吃饭并早早休息。他无自我意识，也不自高自大。他具有一种权威风度。这些品质，赋予他一种仪容和一种相当可观的尊严。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不会注意到他。但当你被告知那就是伟大的马歇尔时，你也不会完全失望。我怀疑他是否太雄心勃勃。 在严格意义上说，根据他狭隘的思想看，他是一位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在军方事务和民方事务之间，存在绝对的、清楚的区别。前者自有其重要性，平民对此管闲事是不可容忍的。关于民方与民方事务，他是完全无知并声称如此。他以一种礼貌的蔑视来看待它。正如牧师们和耶稣会会员们有其特定事务、他们公正地厌恶门外汉们的干涉一样，军方事务也应被免予干涉。 我可以肯定，福什的思想和性格属于极为简单的那种——属于一种近乎中世纪式的简单。他是诚实的，无畏而不懈。但人类事务的十分之九，被他从视野中抹掉了，他的头脑不能容许对它们有所注意。因而，在适宜的环境中，就像其他那些狭隘与自以为是的头脑加上虽有力的简单个性的人们已显示的那样，他有能力对人类福利构成危险。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高估他的重要性。尽管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农。 我丝毫不了解，马歇尔是否亲自写他的报告。但他通过口头语言的自我表达能力是孱弱的。在委员会中，他倾向于默默地坐着，长时间面无表情，直到被问及他的意见；他整天都以这种态度，毫不妥协、不可说服地表达他的意见。有时，魏格德将军，侍从他的精灵，会基于马歇尔的利益而发言。这位马歇尔毫无辩论艺术，也毫无劝说艺术。除非在他能通过军事权威赢得一天时，作为主席他是不胜任的。因此，对于如何应付外国政府文职代表们的一次会议，他几乎没什么概念；不过，在总的方面，他保持着好脾气。我见到福什的第一次场合，是在一片普遍的人声嘈杂中，他无力地摇响一个小铃；但对于文官们的无序，他似乎更多地感到轻视，而不是恼怒或惊讶。 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国人，谢尔登，同食品界有关的另一位美国人，约翰·比尔爵士，米德兰铁路律师和食品部长官，以及我本人。在整个旅途中，在特里尔三天的羁留中，我们几乎夜以继日地打桥牌，除了我们真正同德国人开会时。 你们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国。对我们全体人来说，踏上德国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我们想知道，街道看起来会如何，儿童们是否饿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里能有什么。达德利·沃德迅疾如电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银行零票、纸制币和其他纪念物。但是，我们对待里尔所见甚少，因为火车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很少离开车站。一个景象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这个城镇处于美国占领区，掌握在美国陆军手中。美国代表们据此请求，能否为他们征用合适的房间。他们对其优越的地位相当骄傲，并邀请我去作客居住。这样，我们就被一位美军中尉带着，去察看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两处地方。我们进入的第一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空荡荡的，但干净得一尘不染。面容悲伤但有礼貌，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带着这些外国征服者四处参观。对整个这件事，我感到很羞耻。我们彼此大声讲着话，询问洗澡间，察看床垫，最后宣布它总体上还过得去，并拿到了弹簧锁钥匙。我认为，我们的确力图做到有礼貌和体谅他们的感情。这位美军军官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但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形实质上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豪华的火车里确实要舒服得多，但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的、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文官为自己获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兴奋之感。那时我第一次生动真切地意识到：一支胜利之师中最微贱的人，也一定感觉到了这种兴奋——当他们将自己安扎在被打败的外国国土上时。真的，我们正在施以残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都悟到了：深夜离开我们的火车，步行穿过泥泞的街道，仅仅为了获得睡到我们掠夺的草垫上这种利益，将是一大自扰。我们再也没有拜访我们的住处。仅仅在我们将离开特里尔时，我才发现我还拿着那位好女士的钥匙。 这期间德国人会见了我们。我们的火车大约是在早餐时间抵达的。他们从柏林来，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贝格尔，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讨人厌，走下站台到了马歇尔的会议厅。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中级军官，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架，在脸型和身材上，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猪极为相似。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奇迹般地符合关于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实际上，那个民族的外观容貌与他们截然相反。将这些德国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军国主义者，我们的海军上将布朗宁作个对比吧！ 我们像观光者一样观察着他们。他们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电影中的人们在抬脚前行。透过车厢的窗子可以看见，这位马歇尔用力拽着他可笑的小胡子，放下了他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回到车厢，因为那些德国金融家被宣布抵达了。铁路车厢很小，而我们和他们都人数众多，我们将做何表示呢？应该握手吗？我们在这个车厢的一端挤在一起，一张小桥牌桌横在我们和敌人之间。他们拥挤着进入车厢，机械地鞠躬。我们也机械地鞠躬，因为我们中一些人以前从未鞠过躬。我们紧张地做出动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没有握。我以一种故意装出的愉快声调问他们，他们是否都讲英语。 在早期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悲哀的一群；他们的脸绷着显得很沮丧，眼睛疲惫地凝视着，像在证券交易所中被拍卖的人一样。不过从他们中间，一个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来到中间位置；此人极为洁净利落，穿着优雅而整齐，戴着一个显得比一般领子更干净、更洁白的高硬领；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灰色头发，头发剪得犹如密织地毯，他的头发边缘将他的脸和前额嵌上了一条非常鲜明、极为高贵的曲线；他眼睛闪着光盯着我们，里面存有不同寻常的悲伤，宛如处于绝境的一头诚实的困兽。这就是他，在继之而来的数月中，我将对他产生一种旷世之奇的亲密感，拥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验片断——他就是梅尔基奥尔博士。 在第一部分结尾，梅尔基奥尔博士已进入了特里尔的火车车厢。大概，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我们会议的议题。 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量，它们正威胁着社会。”M·克洛茨有点屈服地回答说，他将乐于满足总统的愿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给问题。它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将它作为一件有关正义的事务，他问道，为什么德国应优先为食品付款，而不是优先还清作为其所犯罪行造成损害之补偿的债务？那一天的胜利，实质上归于克洛茨，因为尽管他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德国可以为食品付款，但他在关于她应当如何付款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我已经说过，总统用了高尚的措辞讲话；然而人们的动机是各色各样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边，此人作为美国食品事务的负责人，已向美国农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猪争取较高的底价；这个承诺已经过分刺激了那个大陆上的母猪们；猪价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从巴黎寄给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至于熏肉，美国人已建议我们卸下准备运往德国的低级熏肉的巨额储备，而代之以来自美国的更新鲜的储备。它将更易于销售。……形势是明朗的。对中立国，脂肪的封锁正在解除，德国将大规模地收到脂肪供给。布尔什维主义将被挫败，新纪元将开始。在最高战争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在关于即刻实施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辩的发言。……这时胡佛先生正睡在这样一种梦魇中：猪群从他的被褥上漂游而过；他坦率地承认，必须不惜任何危险，驱散这种梦魇。” 这就是我在特里尔的原因。我们努力去挫败法国的计划，根据他们的计划，在停战期间将只有军方要人与德国人会谈；我们要在那儿为向德国供给食品作出初步安排，并同德国文职代表们讨论他们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们返回特里尔车站的列车车厢之前，我必须较详细地向你们解释一下两个较为复杂的困难情况，因为它们对于我的情节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为食品和财政之事来到了特里尔，但是手头上还有另一件事务。最初的停战协定遗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继起的欲望将会把它们提上议程。在这些事情中，德国商船队就是一个。协约国费尽心机想将这些船列入和约，但同时却没有获取它们的有关条款。然而，吨位供应非常紧缺，德国船只可能应该是有用的。于是就设想，使它们的立即让渡成为第二次停战协定的条件之一。你们会记得，正是这第二次重订，由如今在特里尔的福什负责谈判。可这件事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简单。当然，德国人会全力以赴抵抗他们船只的让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对德国的侵犯－简单地基于德国拒绝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时未承诺也未写入条约的事情——是有疑问的，那么说他们的拒绝将威胁到停战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观的诈骗成分；此外，那时，如现在一样，德国军队没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装，因此侵犯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将延宕我们自己军队的复员、使政治家们变得不受欢迎。 海军总司令部——曾被要求报告英国海军简单地突袭德国码头，海盗般地劫取德国船只的可能性——回答说，这将是一项尴尬的努力。 这样就存在着外交余地。我们的外交计划的中心观点，是将船只的放弃与食品的供给联系起来。既然无论德国放弃船只与否，向德国供给食品都对我们有利，那么这个计划也涉及一种虚张声势的成分。不过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现；因为我们能够很真诚地——像事实上我们做的那样——指出：如果德国不把她的船只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将难以找到足够的船只向她供给食品。通过她的潜艇，德国已将运输能力减少到使整个欧洲面临饥饿危险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给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应将储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只借给我们，向她、也向她的邻国运送食品。所以，船只换食品是一笔合理交易。这个诈骗也远不那么危险，因为德国对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们对船只的需要更紧迫。 还有另外一个复杂的困难情况——一种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经崩溃的、甚至饥饿的德国代表理解这一计划的实质所在。在后面你们将听到，为了使他们顿悟，最终需要采用什么冒失方法。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支配性观点。第一个是，在和平谈判中，这些船只可能是他们最好的交易筹码，除非为了一种完全确定的等价物，它们绝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资源、而是通过得自美国的一笔贷款来为他们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为那时候，他们很真诚地相信总统仁慈的意图和他的国人的人道主义动机。但是，这两个主意其实都不好。这是由于，我们已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得到这些船只作为潜艇造成的损失的弥补，他们最终的交换价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德情绪已上升到最高点，以致一笔对德贷款（它必须经过国会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绝对地等于零。心思全扑在这两个想法上，就妨碍了德国人看清真实形势：英国和美国是真心盼望并力图为向德国供给食品提供便利；由于我们不得不同法国玩游戏，这就使我们不能太公开地这样说、或者做出绝对承诺。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无法借钱给他们，但愿意允许他们为购买食品而动用他们的海外资产——如果不动用的话，这些海外资产肯定会在稍晚一些时候被抵作赔款。他们德国人如果力图保有这些船只和黄金，那就会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机它们将被允许用来换食品，但根据条约，它们是将被抵作赔款的。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是虚虚实实的，但他们这些德国聪明人辨别不出实在何处、虚在何处。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相当地高估了那时他们进口食品的紧迫性。如今我似乎觉得，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我们预料之外的更多锦囊妙计。在以后三个月的谈判中，一个奇怪的特点是：根据所知所见来判断，英国关于德国食品供给的焦虑，从其与时间相联系的急迫性来看，决定性地比德国人自己的焦虑更为强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从未很清楚地弄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人秘而不宣的储备；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对供给食品所需时日之长——从海外购买小麦的谈判之日到小麦实际运入德国之日──的低估，对此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多大程度上归因于那时占据德国头头们头脑的对大计划之破产的不负责任、缺乏先见和缺乏任何计划。 我们机械地鞠躬，然后很拥挤地面对面坐在列车车厢一端，中间有一张可折叠的桥牌桌。我们是九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大家赞同讲英语，这有排拒法国人的优点。因此，这位C——伯爵变得不悦，把一根长手指搭在长鼻子上，不合时宜地说道：“为了我本人，我抗议”，“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从”。这个傻瓜！我怀疑他有什么毛病了。我不认为曾对任何人合计起来如此粗鲁过。我初次遇见他，是在罗亚尔咖啡店的午餐会上。当时，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是一位“有教养”的基督徒，在和平时期，凭稍稍有些可疑的财务，勉强维持着一小块不动产。但是后来，他变为福什在法国财政部的侦探，以受过训练的耶稣会会员那种惬意、狡诈、半瞎闯的风格玩着他的游戏。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里吃饭。那是一个小型宴会。三名受雇的侍者穿着洁净无瑕的衬衣，戴着干净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响；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丰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处所做，但每一盘以及每一盘的调料都因袭地做成土豆的各种形状，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参加的正式午餐的复制品。就我是一位单身汉的话题，那位夫人和我诙谐而谈，交换着妙语。克罗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国母亲生于路易斯安那，作为唯一会说法语的美国人而获得了至尊之荣──以彻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谈，讲述内战后在他儿童时代南方所遭受的贫困。那个房间刻板的不雅和狭窄的不适──我虽然难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种法国式的贪婪的贫乏深深压迫着我。 梅尔基奥尔博士是他们的发言人，讲着生动的、有说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语。在其他人中，现在我只想起了两位——考夫曼博士，德国国家银行的代表，年龄较长，精神颓丧，双眼透出渴望和紧张，典型的中产阶级，似乎有点像一把陈旧的破伞；他一开始就没抓住会议的议题，也再未恢复到议题上来，不过他对梅尔基奥尔所讲的任何内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属于那种特种部队学院的类型，狡猾而相当快活，例着嘴舒畅而笑，急切地捕捉着我们这些人的目光。梅尔基奥尔以一种使人对之产生真诚印象的方式，从容、谨慎而不停顿地讲话。我后来知道，就是这位犹太人，并且只有他，确立了失败者的尊严。 这第一次会议几乎未产生什么实质性东西。在对付法国人的企图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以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使之更安全一些为借口，主张将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转移到占领区。对我来说，不难执行伯纳·劳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励这个方案。梅尔基奥尔徒劳地为获得贷款作辩解，为此他机敏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专注于我的职责，冷淡、明确地发言，力图使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将这种念头逐出他们的脑袋．因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坚持的话，那就会浪费掉珍贵的时间。在船只换食品方案方面，我们几乎毫无进展，因为对德国人而言这种设想是新的，他们没有来自魏玛的指示，并且他们的船运代表尚未到达特里尔。不过，我们的确达成了一项有益的临时性协议，通过这项协议，他们立即以黄金和外币形式向我们支付约500百万英镑的款项，用以交换一项即刻供应的食用油和炼乳。对他们的食品供给已在一个小的规模上开始了，专门负责食品供给的组织机构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计划，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到严格地公平。我认为，他们是高兴的；感觉到气氛并非完全不友好；开始认为（从食品供给正被考虑来看，的确不是被欺骗）存在着一种被公平对待的机会。 下午，船运代表们抵达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国航运公司代表。这是因为，他们刚从电报中得知：他们的海船的让渡，将是停战协定更新的一项条件。这个会议没我的事。我是出于好奇参加了它。相对于那节列车车厢，汉堡的大船东们人数太多了；因此，会议被定于特里尔火车站外面的一个酒吧中举行。我们，这些协约国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们，这些战败者，没有他们的地方，只好凑合着聚集在酒吧中；不过，这个酒吧还在继续营业，特里尔的职员们进进出出。主席职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国人，曾因不费代价地从发明者那儿购买对现代洗衣机而言很基本的一种小设计而发了财。德国人被叫到了会客室。他们的主要代表已经在发言了，法国年轻译员开始翻译道“诸位……”，这时这位德国人用英语急促地喊道“‘诸位’！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先生们’！”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这样为他们的命运而致礼。 回到巴黎时，我感到极不舒服，两天后，就躺在床上休养了。高烧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布说，在特里尔火车站的不洁环境中，某种有毒细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麦基斯蒂克饭店我的套房里，几乎要发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艺术壁纸图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恼，我不得不打开灯，通过觉察到真实的壁纸图案，而从其幻象的可怕压力中解脱一会儿。退烧后，我身体很虚弱，难以胜任辩论的混扰；在巴黎，事情进展缓慢；因此我从那里溜走了，到了里维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阳台上，沐浴着阳光度过了两星期。 从达德利·沃德来的一份电报叫我返回时，自特里尔以来已过了一个月。停战协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会议即将来临。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车，随马歇尔去德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其实特里尔的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已说服梅尔基奥尔向我们提供400百万英镑的黄金作为对食品的支付，但我们对此的接受还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最高会议的约束。这是因为，克洛茨对于为此目的动用黄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对于接受这一笔小金额的承认，却尚无服务于这一食品计划和谷物进口的财政供应。关于其他非黄金支付方式同梅尔基奥尔的讨论，几乎未产生什么结果。并且，在船只问题上，带着强烈抵触情绪、处于威胁之下的德国人，尽管已同意于对停战条件的下列追加条款“为确保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获得食品再供给，德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停战期间，将整个德国商运船队置于协约国权力和联合国控制的旗帜之下，由一名德国代表协理。这一安排，无论如何不损害这些船只的最终处置”；然而未确定特定的日期，而且需要通过另一项协定来补充初始细节。为此目的，举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解块。那时我正在法国南部。因此，我一个月后回来时发现，仍然没有通过关于德国食品进口的金融条款，没有采取任何船只让渡的步骤。 这位马歇尔竭力躲避我们。原先设想，我们的列车随他横穿法国。但我们被告知说，这次会议将在卢森堡举行，德国人在那儿同我们会面。我们抵达后，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卢森堡是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地上的雪正在消融；我们拖着不舒适的身躯四处跋涉，想找到能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最后，一个电话传来消息：马歇尔和德国人在特里尔。我们发动引擎，直冲那个方向而去。 第二次特里尔会议不那么有趣，仅仅提出和集中于第一次会议所创造的条件。航运代表们争论着细节问题，没能使船只事宜更可靠地取得进展。我们，这些金融家，同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伴们在详细细节上继续讨论德国为食品付款的各种可能方式。这一点变得清楚了：不可能迅速获得可观的金额，除非以黄金形式或通过来自协约国的一笔贷款。德国人强调后者，我正式宣布了它的不可能性，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于2月15日为德国利益作了如下声明： “在竭尽全力考虑了德国金融处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信贷保证，德国不可能为食品供给筹得足够款项。关于美国和协约国不能向德国作出信贷保证的心理和金融原因，凯恩斯先生已向我们作了解释。然而，我们的意见是：对德国提供食品是停战条件之一。远至第一次停战协定……第26条同意在可能被认为必要的措施下为德国供给食品……1月15日的协定要求出于‘担保对德食品供应’的明显目的而暂时让渡德国商运船队。因而，我们的意见是……关于让渡商运船队、供给食品和融资的协议代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三者中任何一项单独协议都不能相对于其他二者被单独实施，对于向德国供给食品的保证，是优先于让渡商运船队的一项条件。” 他补充说： “如果在德国人看来，没有信贷就无法为食品融资，而在协约国看来，这样一种信贷是不可行的，那么德国人必须拒绝交付船只。” 他以呼吁而结束发言： “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人道主义感情，更取决于世界的政治良知。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终止这些谈判，那么，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击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泛滥于全欧洲就是无法避免的。应当遏制这种势头，这符合所有文明民族的利益。” 气氛紧张而沉郁。宣言作得很严肃，我们都相信它是真的。我回忆起了埃德塞伦兹·凡·布劳恩粗笨、愚蠢的脸孔，他的鼻翼稍有缺损，就像一只削成的中国面具。在那个时刻，他曾提出远远超过我们胜任之力的问题，我们调转火车头驶向巴黎。 在彼此都已承诺的条件的基础上，凡·布劳恩的声明部分地是不错的，但部分地是圆滑世故的。我们的两项承诺──即尽管存在封锁，德国应被容许供给食品；以及，我们获取她的船只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运送这些向她供给的食品——使得我们不可能在她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假如我们在作出这些承诺之后，再禁止德国运用其流动资产为其购买进行支付，实质上就违反了我们的承诺。但他们不可能争取到使我们发表这种意见：我们自己为食品付款。当停战的谈判者们写下“协约国和美国关注着德国的供给问题”这句话时，他们当然意味着将允许这种供给，而不是他们自己将供给食品并为之付款。那天，凡·布劳恩将问题推得太远、也提得太晚。 但是，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海军及航运权威们所持的观点，当然是认为德国人拒绝按照一月份的承诺让渡他们的船只。他们关于应在船只让渡之前就食品供给细节明确地向他们作出保证的要求，超出了停战条款的任何内容。它是德国式奸诈的一个典型实例；他们正玩他们的老诡计；我们现在应采取强硬路线，在船只到手之前拒绝讨论任何事情；等等，等等。你们是了解那种风格的。 在金融方面，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运用德国的黄金。这已经变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原则，黄金就可以迅速使用。另一方面，德国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笔信贷的计划，是真的毫无希望的；因为它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并且在那时候的舆论环境中，这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总统向国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劳埃德·乔治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时间正在流逝，德国食品系统的崩溃一天天逼近了。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无休无止的讨论毫无结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越过法国障碍之路。在五巨头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之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他们正埋头于其他事务。他们在争论中度过了三个下午：在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投票的分委员会上，巴西应拥有多少票数；在他们面前，是有趣的一长串代表团的节目：科普特人，阿美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拉伯人，以及犹太化运动者，拥挤在法国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每个代表团被允许在这些巨头们在场时，以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作一套演说。据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穆斯林酋长费萨尔在M．皮希恩的内阁里背诵可兰经的一章，毫不在乎鲁本斯的玛丽·德·美第奇的裸体魅力。这时，克罗内尔·劳伦斯，却以穆斯林酋长译员的身份，提出了一项机敏的政策供考虑：创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覆盖大马士革、摩苏尔和巴格达的阿拉伯领导权。 虽然如此，但随着时间逐渐推移，在表象之下也发生着某些进步。总统和首相坚定地和我们在一起；看来，法国对动用黄金的反对终将破产，尽管必须照顾他们的面子。食品权威们正在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共同作出了他们的计划：一旦安排好融资，就迅速装运20万吨面包原料和7万吨猪肉制品。此外，对于凡·布劳恩的声明，也不得不作出了某种答复。它包含各种各样的次要的让步，便利于德国从国外获得食品的各种各样的次要的方法。但它未对贷款作出保证，未在黄金问题上让步；从整体上看，它以商运船队的让渡为条件。 这样，仅仅两周后，我们就再次坐上了火车，这次的目的地是斯帕。会议的人员组成不同了。由于这次不涉及停战协定更新问题，我们就摆脱了那位马歇尔酸溜溜的样子和带着敌意的谦恭。主要议题是船只问题。海军少将霍普是我们的头，他是一位优雅、聪明、无疑有点耳背的海员，粉红色的似乎依然年轻的双颊，我曾见过的最特殊的眼珠虹膜——在蓝色背景下一个弧形的玳瑁色带。我喜欢他，也信任他；就他而论，有点不熟悉事务，显然也想依赖我。我们对德国人的出价，当然与上次极为接近；不过，尽管我们仍被阻止达成松动黄金以作为食品融资的任何正式协议，霍普和我都一向这样理解：看到德国被供给食品是英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他们可以信赖我们，只要他们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承诺交付船只。 斯帕位于比利时前线，一度曾是著名的浴场，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成了德国陆军的总司令部。如今它是停战委员会的驻地。停战委员会是协约国和德国军事官员组成的一个机构，主要受托处理停战协定的日常执行细节，也是德国政府与巴黎之间的唯一联络渠道。这个机构已建立了灵敏的联系。我们的代表黑肯将军，每天准备一份关于局势的一般性报告，这报告无疑是从所有所谓信息来源那里到达我们这里的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评论——关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但是，除了悉尼·沃特洛之外，这些报告谁也不送给；而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悉尼只是自己保存着，从不示人。 黑肯将军请霍普和我跟他呆在一起，我们就把其他人留在火车上睡觉，这列火车停在车站一侧的月台旁。 这位将军已被让给了别墅，数月前它在鲁登道夫的司令部。在环绕浴场、松树覆盖的山岭一侧，隐居的德国统治者们遭到了命运的裁决。几步之外，就是凯泽的别墅，山上面再远一点，是兴登堡的别墅。在那儿，三位暴君居住在电话网的包围中，远离枪炮与军队，离开了柏林的机构，也远离饥饿的城市和咆哮的群众。我感觉这种背景现在仍萦绕在我的心中。这种感觉不仅是伤感，而且在空气中，仍然充满着那种大崩溃的情绪。这地方是忧郁的，有黑色松林相陪伴的戏剧般的日耳曼式忧郁。走在别墅的台阶上，地平线与松林边缘的黑线相重合，在它们的后面，太阳正在落下；屋后的树叹息着，仿佛一位害着单相思的普鲁士人。当鲁登道夫的神经开始崩溃时，他从大自然中是得不到安慰的；大厅后面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混杂着树木的声音，使他想到了一种德国的绝望的传统象征。 我猜测，房子建于战前不久，那时是当作某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大亨的夏季度假胜地。他希望在欣赏他成功的果实的同时，通过山间微风和谷中泉水减小他身体的体积。这房子是崭新的，豪华而高贵，然而几乎不比查尔斯顿大，装饰以挂毯和德国中世纪晚近的巨大、恐怖的壁画仿制品，呆板、空洞到几乎令人讨厌的程度。 人们有时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比瓦格纳承担更大的战争责任。除了瓦格纳式三流歌剧中的低音外，兴登堡是什么呢？除了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终于，我们单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我激动得颤抖着，被我正做的事情吓得简直魂不附体，因为那时对于交往的障碍尚未开始拆毁。梅尔基奥尔想知道我的意图，我对于这次面谈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试图向他传达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多么相信他悲观的预言；在启动食品供应的紧迫性上，我们如何受到不亚于他的压力；我个人如何认为，我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真地决定将食品运过来，但在给出正式承诺方面我们的手受着束缚；如果他们，德国人，坚持他们上午的态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下决心交出船只；只要他能从魏玛获得一点松动余地，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订出一个方案，使食品供给实际启动起来，躲过法国人的障碍。德国政府应存在下去，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确力图供给食品。找承认，我们最近的行为未能使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但找请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时，我是诚恳和真挚的。他像我一样很感动，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个谈话中我们都是站着。他将尽他的最大努力，他说，但是，成功的希望极小。他将通过电话与魏玛谈一谈，力劝他们给予他某种自由度。但他们不理解这种处境，他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期望很小。他讲话时，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动情的悲观。德国荣誉、组织和道德正在崩毁；他到处都找不到光明；他预料德国将会崩溃、文明将趋于暗淡；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能做的；但黑暗势力正掠过我们上空。我们紧紧握手；然后我匆匆来到街上，在那儿，霍普已派他的汽车回来接我。 我把事情过程概略地告诉了他。下午的会议很简短。霍普对凡·布劳恩作了一个正式声明：上午的讨论没能为一项安排提供基础，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进一步的谈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种自主权，这个会议继续下去就是徒劳的，我们将返回巴黎向最高会议报告。从上将坚定的口吻中，法国人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正是对付可恶的博希的正确方式。凡·布劳恩同意打电话向他的政府汇报，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上午让我们知道结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并与黑肯一家进了餐。沃尔特·劳伦斯爵士将军，黑格的参谋长，正视察经过此地，也是晚会参加者之一。我很喜欢他，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们想睡觉时，一份公文从德国人那边来了。凡·布劳恩抱歉地说，魏玛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立场，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明天上午的会议将重新开始，因为他认为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进展。 显然，梅尔基奥尔失败了，在我们去巴黎汇报、他去魏玛汇报之前进去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的浪费。我们必须使事情到达摊牌的地步，以吸引巨头们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戏剧性举措是不可缺少的。让会议出现公开破裂吧，巨头们将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请求霍普立即中止会议，命令我们的列车当晚返回巴黎；这样，德国人早晨醒来时，将会发现我们悄然离去了。他同意这个意见；将军的汽车已叫来了，将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车站加入到我们同伴们中间；在餐车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法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裤；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的火车冒着蒸汽驶向巴黎；每个人都赞成，除法国人、特别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对事情的突然转折感到惊慌，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戏剧性举措是否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们的报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视；我们那些美国同事们的报告——我没能描述他们，但他们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紧密团结——同样使兰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这时总统尚未出席）。显然，必须立即寻找一种解决方法。3月8日下午，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时候，四人委员会还没建立。有59人出席。 这次会议不是在法国外交部的大会议厅举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这个房间饰以浅色橡木板，环绕房间是大规模的陈列：伟大的鲁本斯作品的系列挂毯制品。代表们围成马蹄铁形，顾问们挤在他们身后。在马蹄铁状里面是克里孟梭。对着壁炉坐着福什。在福什左边依次排列着日本人、意大利人、我们这些人以及美国人，在他的另一边对着我们的是法国人。 不要设想我们的事情是会议的唯一议题。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务的话，可能使你们获得最高委员会当时如何忙碌的一种印象。 首先，取消亚得里亚封锁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战的五个月之后。其次。任命了一个将军委员会前往第巴赫，就那儿发生的事件作出报告；并对其职责进行了辩论。然后，根据1839年条约的比利时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它的报告。随之而来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运动问题。穆·朱尔斯·坎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国会议，选举它们在委员会的代表——该委员会将拟定和平条约的经济和金融条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已预先达成了一项协议，形成联合之势，结果在金融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和葡萄牙手中，在经济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国、古巴、暹罗和厄瓜多尔手中。这样，欧洲的小国就发现在投票总数上被人超过了，所以拒绝进一步的参与。例如，比利时发现，在深深影响本国的事务上，完全被一种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的投票权所排斥了。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务，委员会此时无法作出回答。经过长时间讨论，M．皮查恩受托为下星期一的会议准备一个解决草案。 终于，轮到我们的事情了。罗伯特·塞西尔阁下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与首相和鲍尔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将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后面。洛德·罗伯特的发言使辩论开始了。船只的放弃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应是另一件事。德国人已对前者作出了承诺。但根据停战协定，我们已经对后者作出了承诺。如果不向她运送食品，不仅存在人道义务问题，还存在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控制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对德国发出通告：她必须交付船只；我们绝对保证她一旦交付船只就立即供应食品；允许她动用她的流动资产，包括黄金，以对食品进行支付。封锁被取消至这种程度：允许德国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国购买食品。他不得不补充指出，他的法国伙伴们尚未同意黄金被动用。这样，一切都依赖于黄金；因为在缺乏其他流动资产的情况下，没有黄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纸上谈兵。我已使这一情况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脑海中。 在法国人那边的M．克莱门特尔立即提出非难。我们不应当提前一个多月作出任何承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意见，那些想吃饭的人们应当工作，应当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只能用原材料来换取食品。M．克洛茨插进建议说，应该听听马歇尔·福什的观点。争论缓慢而枯燥地进行着。在法国一边，这位马歇尔和克里孟梭偶尔讲几句话。胡佛的发言强调我们这些代表关于斯帕会议的报告，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如果得不到关于食品的绝对保证，德国将永远不会让出船只。然而，争论未沿着有益的方向进行；问题正变得混乱起来；似乎法国人将再次获胜，尽管显得有所让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将使他们阻挠整个事务。在辩论过程中毫无热情的成分——只是进行观点的争论，集中于技术性目标，整个真正的事务被鸡毛蒜皮淹没了。洛德·罗伯特提出了一种无聊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的后脑勺中都有着人道义务的考虑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忧，但没必要将这些东西粗鲁地插到这件事务中。 但这个时候劳埃德·乔治正处于激动之中。当人们赞同他时，他可能感到迷惑。我从未比在这次会议下面的半小时中更钦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现在，他还未说一句话，但我从后面能够看见，他正在酝酿着激情，颤抖着，皱着眉头。现在，他发言了；在议程中缓缓移动的倦怠沉闷被一扫而光，他怒气冲冲地连珠炮一般讲起来。这是他特有的那种语言，措辞平凡，但具有扫光蜘蛛们及其蛛网的气势。他希望倾其全力促进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步骤。这涉及协约国的荣誉。根据停战协定的条件，协约国确实应允许食品进入德国。德国人已接受了我们足够严苛的停战条件，他们已答应了那些条件的绝大部分。但至今还没向德国运去一吨食品。渔船队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几个鱼群。协约国现在盛气凌人，但饥饿的记忆某一天可能会转到他们身上。德国人被听任挨饿，然而同时数十万吨食品搁在鹿特丹。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寻求限制的军备远更可怕的武器。协约国正在为未来播种仇恨：他们在积累痛苦，不是为德国人，而是为他们自己。我们拒绝对德国提供食品，这使英国军队感到愤慨。普卢默将军已说过，如果儿童们被听任处于半饥饿状态在街头游荡，他就无法对他的军队负责。英国士兵们（带着头脑的特有的震撼）将不会容忍那种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国得以保持，那么一块闸板就横在了协约国同外边的革命洪水之间。一旦闸板被抽掉，他不能为法国说话，但他为自己的国家而颤抖。那些帮助协约国征服德国人的人，士兵们，在发出呼吁，这呼吁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声援这种呼吁。他们说，他们拒绝为了将人口维持在一种饥饿状态而继续占领一块领土。当他谈到黄金这个词时，他使用了几分钟后将被推至顶点的语调。它是一种意义和情绪、自然的修辞和精巧的艺术的宏伟融合。到结尾处，他已经至少像听众那样深深地感动了自己，回过身对着他后面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听见他震耳欲聋地威胁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国占领军撤回英格兰。 没有别人、只有克里孟梭能接下去发言。这位老者看出，他必须大大地让步才行。他仍然老谋深算地维护他的立场。他说，在停战协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承诺；对此，鲍尔佛先生以银子般的声音提出异议说，“几乎是一个承诺”已经作出了。克里孟梭继续说，他得到的消息倾向于说明，德国人正利用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妖怪来吓唬协约国。主要问题在于，德国人已承诺放弃他们的船只，但尚未这样做。不过，他同意，在适当条件的约束下，必须向德国供应食品。只要德国人将为他们的食物而工作，他将放弃他对动用黄金的反对。这位老无神论者奇怪地补充道，这种要求将被发现与基督教的训诫相一致。至于他的伙伴，M．卢舍尔，M．克洛茨和M．克莱门特尔向来就乐于被人道感情所引导。 争论继续进行着，但法国人正在节节败退。一位秘书忽然匆匆进来，带给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里包含另外一份在会议进行时从普卢默那儿发来的电报。首相立即以一种令人激动的语气读了起来。“请告知首相，”这位将军的电报是，“以我之见，食品必须毫不拖延地发至这一地区……妇女、儿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数目是极为巨大的，饥饿引发的疾病正在蔓延。人们的态度变得绝望，他们觉得，死于枪弹比死于饥饿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对第一批供应的到达规定一个确切日期。”这封电报产生了可观的效果：对法国人来讲，提出卑鄙的、系统的阻挠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后来得知，整个事情是预先按步骤设计好了的，普卢默的电报是应来自巴黎的要求而发的，这个要求是那天上午传达给他的，以为下午作准备。 现在，法国人溃败了，但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同意了对德国的食品供应。但他们提出，在将此事通知德国人之前，德国人必须正式承认他们让渡船只的义务。这也被同意了。克里孟梭说，那好，马歇尔·福什将与德国人会面并将这消息转达他们。这些话说得光明正大，但劳埃德·乔治足够敏捷地看出，这里边有陷阱。显然，这个马歇尔可能设法以一种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拒绝的方式传达这个最后通牒。劳埃德·乔治摒弃了他的华丽修辞，以戏谑而幽默的方式说，不，这件事必须与船只打交道，与海洋而非陆地打交道；尽管他怀着对这位马歇尔的钦佩、在陆地上除马歇尔外谁也不服从，不，不服从任何人（伸出双手指着福什），但这位马歇尔在海上也同样内行吗？他，劳埃德·乔治，从未与他渡过海峡，因此不能确定地说（微笑）；但在英国，他将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烦，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将在这种事情上的统治特权。威姆斯上将，我们的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送信的合适人选。这位马歇尔对这些话不太愿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着嘴笑了，拽着他的小胡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笼罩了；每个人都对打破束缚和压力感到高兴。立刻被同意了：这位上将应当传达最后通牒。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劳埃德·乔治关于这位马歇尔晕船的喜剧式暗示，是一种创造气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压住黄金。应该允许德国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黄金。他宣称，他已显示出一种非常妥协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对他来说，不顾他本国的利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气势汹汹地，并摆出一副尊严之状）是他的职责。 我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凭着它，那可怜的克洛茨被击溃了。你们见过克洛茨吗？——一个矮个子的、圆胖的、长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修饰得很好，但有一只骨碌碌乱转的眼睛，他的肩膀有点塌。劳埃德·乔治一向厌恶他，轻视他；他简直想杀死他。妇女和儿童们在贫困度日，他喊道，而这儿的M·克洛茨，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谈他的“黄金”。他身体前倾，作着手势，向人们表示出一位丑恶的犹太人紧紧握住钱袋的形象。他双眼闪着怒光，这些话带着一种如此强烈的蔑视迸发出来，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个人都带着刹那的轻视和憎恨看着克洛茨；这可怜鬼蜷在他的座位上，显然畏缩了。我们几乎不知道劳埃德·乔治在说什么，但“黄金”和“克洛茨”这些词被不断重复着，每次都伴着夸张的蔑视。然后，转过身，他要克里孟梭对这些阻挠伎俩予以停止，否则，他喊道，穆·克洛茨将在那些欧洲传播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首相停下来环绕整个房间。这时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邻座低语着“克洛茨基”。 克里孟梭尽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长的面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咆哮着说他的国家已被如何毁坏和掠夺；为此法国得到了什么担保作为回报？——仅仅几块黄金，几张证券，现在却正设想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请求背叛他的国家，他绝不会这样做。 但事情真正结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现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着，并仍旧坐着，静默地，僵硬地，令人费解地，是在这剧中另一个星球上的参加者。喝茶时间到了，卢舍尔和我被告知去另一个房间准备一份方案。黄金毕竟将被使用。 四天后我又在火车上，与威姆斯参谋去布鲁塞尔。这次，确定地，我们应当着手进行。但有一个障碍，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人将对船只放弃提供一个无保留的承诺，在他们被告诉我们的关于为他们供应食品的意图之前。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被教导：他们将不得不遵守他们的契约，无论我们可能做什么。但在他们已在斯坎显示的那种狂躁、激怒和怀疑情绪中，他们不会有可能拒绝，并坚持在他们关于船只约定自己之前要我们亮出关于食品的“手”？ 罗斯·威姆斯，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一位新类型的海军上将，不像特里尔的布朗宁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一张有趣的挪揄的脸，带着单片眼镜，中年，喜欢快活。罗斯仍有喜调情的皇家海军低级军官的相当多的本能。在那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在餐车里吃了一次很惬意的正餐。他以前从未在正餐时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这样说，使我感到很惊奇。德国人次日将被他极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聪明的，低能的吗？或者他正远比任何可想象的东西更聪明地与他们玩游戏？他们从未下定决心是哪一种。直到历史尽头，我预料，今日的英国罗斯的个性将使中欧的理解迷惑。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时刻，主持的德国人开始提出一些金融问题，关于其答案罗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坐在会议桌下第三个位置。因此没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们的企图，他转向我的方向，发出一个苦恼的信号，投过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仿佛在说“看在上帝份上赶快告诉我回答这个蠢驴的问题应说些什么。”我将答复写在纸桌布上，将它撕下来递给他；他，在我写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嘲弄的绝望，就像带着它在学院会议上当麦考利正发言时院长（邓福德）经常喜欢盯着我的眼睛。但德国人简直惊呆了——对于他的完全抛弃最微小的这样的企图：保持知道这次会议讨论什么的形象，结合着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击的，也可以说，地位上的优越，就像一位主持一个地方慈善机构的财政事务的幽默和和蔼的公爵夫人——这不知怎地使他们，如此严肃和自夸的，显得有点可笑。 那夜晚些时候，当我已回到我的车厢准备上床睡觉时，杰克·格兰特上校——皇家海军上校，上将的参谋长，来到火车上说，上将想在他的地方见我。“啊，”上将说，“这件事会顺利而行吗？你怎样想？他们会给我们船只吗？”“我们的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看，”我回答，“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并非常接近他们在斯帕所要求的。但如果他们处于与在斯帕时同样的脾气，用同样的指示，他们可能在初步声明方面制造麻烦。这是你明天的工作中困难的部分。”“是的，”他继续说，“但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明白吗？那些是我从首相那里得来的指示。”停顿了一下，“你曾与这些家伙有关，是不是？”他补充说，相当奇怪地看着我；显然，霍普已告诉他关于我和梅尔基奥尔的冒险行为。“是的，”我说，“有一点。”“你认为你能使他们不制造任何不必要的麻烦吗？关于这绝对不能出错，你知道。”我领悟了他的意思，看着他的眼睛，我们都微笑了。“是的，”我回答，“我可能做到。”“好，你和杰克最好在这儿一块照料它。”没再多说，我回到了我的车厢。 我们到达布鲁塞尔，按正式仪式在英国使馆见了上将。然后杰克·格兰特上校和我悄悄溜走，乘一辆汽车驶往德国人住的旅馆。我们进入休息室，能够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他们：下巴下塞着纸餐巾，正吃着沉闷的，很早的正餐。我们尴尬地等着，直到我看见切削般脸庞的秘书穿过休息室。我走上前搭讪。“协约国代表刚刚到达，”我说，“我想见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会儿，关于下午会议的时间问题。”梅尔基奥尔被叫了出来，我们三人在电梯里上行，到了梅尔基奥尔的卧室。床还未整理，未倒的夜壶放在地板上，还有一件看起来像是宽松女内衣的东西横在床上；它一定是一个走错了的房间或者这些是前一个夜晚的客人的残余物。但梅尔基奥尔没在意。“我想告诉你，”我开始了，“下午进程的程序。开始布劳恩阁下将作关于船只的下列声明，直到他作完没有别的事务能被列入。”梅尔基奥尔的脸拉下来了。“但是，”看着他，我继续说，“作为你自己最私人的信息，你应该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值得的。如果布劳恩感到有能力作这个声明，没有限制。协约国代表然后将继续保证在下列条件下向德国供应食品。你能向我确保布劳恩将做这个吗？”梅尔基奥尔吃了一惊；从我这儿环顾过去看他的另一边杰克·格兰特上尉。仅仅一会儿的中断之后，他再一次用他严肃的眼睛看着我。“是的，”他回答，“关于那些将不会有什么困难。”没说更多。我想，我很切近地记着在我们之间经过的整个事情。杰克·格兰特和我站起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已与我们自己的代表团在旅馆里吃午餐。在桌子首席的上将转动眼睛望着我。“我想今天下午将一切顺利，”我对他低语。正是如此，一切按方案进行。上将以他所能集中的严肃语调召这位阁下作关于船只的声明。法国人焦急地等待着。“当然，”凡·布劳恩平静地不停顿地回答，“我们一向乐于严格保持我们所有的约定，我完全乐于以一种被要求的方式重复它们。” 有很多技术性细节要解决，我们与梅尔基奥尔和食品专家们在会议上讨论了整整一天。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食品列车开始驶往德国。 在我永远离开巴黎之前，我又见了梅尔基奥尔博士很多次。布鲁塞尔会议引致了大量细节性的事务，需要面对面的磋商、谈判才能安排。然而频繁访问特里尔或斯帕是我们时间上的可怕浪费，并且正变得与我们在和平会议上的其他职责不协调。因此，在未有福什来的消息的情况下，我随后发出一封电报，邀请梅尔基奥尔及其同事们在法国住下。他们同意了。我们出于我们的方便将他们安排在贡比涅附近的沙托·维莱特，从巴黎开汽车即可到达，我每周一次拜访他们，办理一些现时事务。后来，当德国代表团其余成员被邀至凡尔赛时，梅尔基奥尔也移到那儿，我们此后的会议便在公园旁边的大旅馆进行，我曾于1914年夏天到那儿拜访我的兄弟杰佛里。 但我掠过这些会议不谈而专门记载一下我与他独处的第三个或最后一个场合。1919年10月，我回到剑桥之后，一些荷兰金融家邀请我参观阿姆斯特丹以便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10月12日我抵达荷兰。梅尔基奥尔成为和平条约成员不久就辞职了。从那时起，他两度拒绝成为德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静静地返回汉堡从事他的银行业务。我盼望再次见到他，而这是一个机会。因此我设法让人从阿姆斯特丹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将在数日后抵达那里，希望能见到他。三天后他到达了。 阿姆斯特丹充满了间谍和多事者，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在旅馆会面。所以我的朋友维瑟思，荷兰银行总裁，将他的书房交由我们支配。他住在基泽运河附近，那些运河坐落成同心圆圈，形成阿姆斯特丹的特色。他的屋舍前是一条运河，花园后面是另一条运河。这座房屋，作为荷兰过去光荣的商人府邸，有一个狭窄但极为幽深的可以用来散步的小道，屋舍的设计使得货物能直接从运河上的驳船中被安排到阁楼里去，它可能成为住处或货栈之一。在他早期生涯中，维瑟思博士做过爪哇银行总裁，在他长长的书房里，窗子向后延伸在运河上空进入黑暗，来自东方的爪哇灯具、影像、酒柜和一切笨拙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小摆设，覆盖着I7世纪荷兰的舒适的高贵和尊严。没有人在那儿，天下着不小的濛濛细雨，我放眼向运河望去。这时我开始奇怪于导致我发电报通知梅尔基奥尔的冲动，因为在我离开英国之前，大脑中没有这样的念头，这次会面能达到什么可能的目标呢？然而，我极度希望见到他。终于，门开了，梅尔基奥尔走了进来。 我们这两个曾如此经常地在敌对、礼节和拘束中互相见面的人，能毫无阻碍地会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谈判似乎是可笑的，属于一场梦；在一刻的感情局促之后，我们坐下来开始了一次漫长的闲谈，像两个普通人那样。他告诉我关于在魏玛的最后日子；以及在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他自己的辞职；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岁月中最可怕的；埃尔兹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国政府的一个代理人出卖在诺斯科、戴维和他自己之间的一次秘密内阁会议的决定，在这会议上决定在任何事件中他们必须签字，他，梅尔基奥尔，如何认为，劳合·乔治最终决定抛弃向着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这个决定。梅尔基奥尔的感情是向着德国，和他自己的人民带给他们自己的虚假和屈辱，而不是向着我们。那时，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东德居民如何向东看而不是向西看。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对俄国的战争；最困扰他的是，关于黑暗势力的考虑，这股黑暗势力现在可能正在从东方兴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一位严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犹太法学者。违犯承诺，违犯法律，体面举止的衰退，一伙人背叛承诺，另一伙人不诚实地接受不可能的条件而无实行之心，德国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条件，几乎和协约国强加他们无权强加的东西一样是有罪的——就是这些违背戒律的罪过，如此严重地伤害了他。 当我们谈下去时，上午过去了，这开始对我而言显得荒谬：我们不应公开地一块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对一样。因此我请他到我的旅馆，在那儿，一位德裔美国犹太人，保罗·沃伯格，梅尔基奥尔的汉堡伙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美国领导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为我的客人。我们外出穿过阿姆斯特丹漫步，梅尔基奥尔，这个很了解它的人，在路上带我去看古代贫民院的庭院，他说，它最完美地传达给他这个城镇的亲密气氛。这是个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隐居的象征。我的书那时没出来，我随身带有我写的关于总统一章的草稿。午餐后，我将它读给他们听。为求清静我们上了楼，这次没有去梅尔基奥尔的卧室而是去了我的卧室。我注意到这两位犹太人的反应。沃尔伯格，出于个人原因，憎恨总统，对他的窘迫感到一种高兴；他笑着，咯咯笑着，认为它是一个极好的打击。但梅尔基奥尔，当我读时，变得更严肃了，直到结尾，他显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这，就是幕帘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也不是庄严的邪恶。 对《我的早期信仰》的导注 下面这篇文章是作为我的一篇回忆录的结果而写的。我的回忆录被读时洛德·凯恩斯不在，我想是由于他的疾病。后来送给他读。我没有把握确定凯恩斯读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装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这儿是9月初写的。这时我的文章在他的头脑中是新鲜的。我的回忆录的题目是关于这些事的故事：我介绍我的几位朋友给D.H.劳伦斯，他强烈地不喜欢他们，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这也使得我停止见劳伦斯。凯恩斯是劳伦斯最不喜欢的我的朋友们中的一个。他关于他们的感觉，从实质上说，是宗教的不宽容。他是一位预言者，恨所有那些他们的信条使他们永不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忆录中，我将这写了出来，因而导致凯恩斯重新审视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开始认识劳伦斯和佛里达是在1912年，归因于我父亲同他的友谊。 我非常喜欢他，并且毫不怀疑他也喜欢我。我从未遇见过表现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极为崇拜，现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诗和他的几部小说，特别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但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我反感他直觉的和武断的哲学。同时，我来自剑桥的朋友们的观念使我感兴趣并吸引了我。 因而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劳伦斯将会训斥我，既然我永远不能严肃地接受他的哲学。通过他会见我的朋友们，这份原已出现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后一次拜访，同劳伦斯呆在一起之后，他写给奥特兰·莫雷尔女士——我也曾将他介绍给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们有戴维·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度过周末。当比勒尔来时，累且有点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爱他。但，我的上帝，听他谈话使我发疯。听这些年轻人谈话真是使我充满黑色的愤怒：他们没完没了地谈，仅仅没完没了——从不，从不说什么好东西。他们每人被装在他自己的一个坚硬的小壳里，他们像从这里面说出话来。再也没有任何感觉的友善．没有尊敬——没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无法忍受它。我不愿有像这样的朋友——我宁可独处。他们使我梦见了一只像蝎子一样咬人的甲虫。我杀死了它——一只非常巨大的甲虫。我弄伤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杀死了它。它是我无法忍受的对这个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惧。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劳伦斯写信给我： “我亲爱的戴维， 永远不要再带比勒尔来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虫一样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他是可怕的、不洁的。我感觉我将变得疯狂，当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邓肯·格兰特和凯恩斯及比勒尔。它使我梦见了甲虫。在剑桥我做过一个同样的梦。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现在整个来到我面前，在凯恩斯和邓肯·格兰将身上，昨天我在比勒尔身上又一次认识了它……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比勒尔和邓肯·格兰特永远不可救药了。凯恩斯我没把握……当我那天上午在剑桥看见凯恩斯时，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机之一。它使我发疯了，带着痛苦、敌意和愤怒…… 它真是告诉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们决裂的一个最后通牒，我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答复了这封信。以后偶然地，在停战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尔菲的蒙塔古·希尔曼的房间里，我仅仅再见过劳伦斯一次。裂痕将无疑已愈合了，假如劳伦斯更经常地在英国。当佛里达定期访英时我继续看望她，并于1928年写给劳伦斯一封使他高兴的信中，告诉他我多么崇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为回报，他也给我写了一封温暖，友好的信。 读者现在明白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导致梅纳德·凯恩斯重新检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信仰——当他们是剑桥的大学生时。 戴维·加尼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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