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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时，用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的话说，1／3的美国人“居住条件恶劣，穿着很差，营养不良”，其余2／3的人也只能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全球即将卷入战争的阴影中勉强求生。纳粹分子于1939年征服波兰，但希特勒迅即向世界保证：他无意进一步扩张。他说他感兴趣的只是他的画架和艺术家生涯。“我想成为伟大的油画家，一旦我的德国规划实现，我就立即从事绘画。” 于是美国人心情宽慰地去逛纽约世界博览会，欣赏电台播送的“阿莫斯和安迪”，给孩子们买关于超人的连环漫画。他们聆听约翰·卢·刘易斯关于煤矿工会运动的演说，阅读20世纪3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社会文献——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他们涌进影院去看好莱坞鼎盛时期摄制的一些影片《乱世佳人》、<呼啸山庄》、《黑暗的胜利》和《再见，奇普斯先生》。 1939年，暴徒艾尔·卡彭因逃税服刑6年后被释放出狱，而喜剧演员杰克·本尼则因替其妻将价值100万美元的珠宝走私到美国被判刑。 在芝加哥，伊迪丝·戴维斯正在为他丈夫的12岁儿子理查德从加利福尼亚的到来做着准备。理查德由于母亲故去才搬来与戴维斯夫妇同住。伊迪丝按照戴维斯医生的意愿，立刻给小理查德报考了男子拉丁学校。这是使他今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医生所必要的第一步。 这一年，伊迪丝因南希在卡西诺俱乐部初次露面，而使她达到了社交的顶峰。由于伊迪丝坚持不懈的努力，她已为自己和丈夫在芝加哥树立了社交形象。12月28日，她将正式把女儿介绍给社交界，从而把这一荣誉传给女儿。 那年秋天，南希考入史密斯学院。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所文科女生寄宿学院，也是以大常青藤联合会而著称的七所名牌姐妹学校之一。 南希一心想当演员，但她并不是因为这所学院的戏剧系而选中它的，它根本没有戏剧系。更确切地说，她进这个学校是由于她的父母认为，从社会地位上来说这是一所恰当的学校，能使她接触到该接触的人。作为七所姐妹学校中最大的一所学校，它也最有可能接受南希，因为南希的成绩还不够入瓦萨、韦尔斯利和拉德克利夫这些学校。 “要知道，这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又是战争的前夕，所以入学条件不那么苛刻，”南希的一个史密斯学院的同学玛丽·安·吉塔说，“只要你能筹足500美元的学费和500美元的食宿费，又是一个所谓的‘上大学的材料’，你就上成了。如果你不是上大学的材料，你就干脆死了这个念头，到小杂货店里去干活……南希没有办傻事，比如去上派因·马诺尔、斯威特·布里亚尔或者康涅狄格大校那种无聊的仪表进修学校。她希望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她上了史密斯学院。” “我们上史密斯学院的人，大部分都被认为是属于社会1／10的最上层，”另外一个同学萨利·加文·西伊说，“南希有钱，我记得她每月零用钱是100美元，而我一周才有1美元。但她来自中西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我的言谈或许会有可怕的势利小人之嫌，但是按新英格兰的标准，南希没有文化，没有社会地位。她没有背景……我们都知道她极想登台表演，因为她动不动就提及沃尔特大叔、扎苏·皮茨和阿拉·纳齐莫娃这些名字，她也的确熟悉这些人物。舞台虽有魅力，可是它并不那么合乎礼俗（像它应是的那样），如果你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的话。” 南希对大学文凭并不在意。她想去剧院工作并尽快成为明星。戴维斯医生夫妇则希望她取得有声誉的常青藤联合会的凭证，即史密斯学院将授予的学位。作为一个顺从的女儿，她答应了。 “我的父母希望我择职前能够大学毕业，”她说，“我非常渴望获得舞台经验，甚至在修完史密斯学院第二年学业后就想辍学，但是我还是按父母的意愿做了，而且现在我很高兴。当时我简直无法设想如何在学校里度过四年。” 南希于1939年秋来到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校园后被分配到塔尔博特宿舍。她与琼·韦斯科特同室。琼是南希的一个有钱的芝加哥朋友，原来是女子拉丁学校的，也住在东湖滨大道。 学校没有女生联谊会，按照其创始人索菲娅·史密斯遗嘱所要求的“村舍制”管理。所有大学生都住在校内指定的宿舍里，每一宿舍不超过70人。除了参加课外活动的人以外，社交活动大多在学生宿舍内进行。就餐也在宿舍里，由穿制服的女仆侍应，晚餐通常都非常正式。 南希·戴维斯是528名一年级学生中的一名。她们大多数都是中上层实业家的女儿，51位父亲是医生，42位父亲是律师，11位父亲是银行家。南希班上的女生们大多是圣公会会员，她们的母亲料理家务。伊迪丝·戴维斯是几个有职业的母亲中的一个，而且是惟一从事广播连续剧的。 这些将于1943年毕业的一年级学生有着广泛的兴趣，最普遍的是社会服务、教书和新闻工作。几个女生想搞写作，三个愿意从事外交。还有几个选择了雕塑、矿物学、建筑学、时装设计和地质学。但是仅有一人决心成为演员。 “我们当中有些人曾谈论过去纽约弄套公寓尝试演戏，可是最后我母亲不准我做这种事情，”1943班级的简·厄珀姆·索特说。 “那时是不会得到赞同的，”另一个同班同学哈森·沃德·赫斯特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有过禁令。你知道……‘沃辛顿夫人，不要让你的女儿去演戏’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曾有机会在新泽西州的夏季剧团里工作，还有一连串好角色，可是我父亲不同意，”安·蒂尔·布雷德利说，“当时剧团里有很多搞同性恋的人，但是那时你不能谈论她们——这是不宜议论的一个题目——我父亲竭力反对我与那种人交往。他认为她们身心不健全……我想，南希的父母则认为她能掌握自己。” 在史密斯学院全是女生的环境中，同性恋是一种谁都不公开说的生活现实。但是，那里人们还是在交头接耳地议论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报纸女继承人亨里埃塔·宾厄姆，她为了搞同性恋，一年级时就同她的英国老师米纳·柯尔斯坦私奔去了英国。 “关于那种女孩子有不少谣言，但只不过是语言而已，”安·蒂尔·布雷德利说，“这是一种秘而不宣的事。某人突然退学了，或者离去，或者自杀了等等，后来人们才了解，她原来是同性恋者。但这种情况确实很少，非常非常少。” 别的同学还记得，同性恋当时在校园里很普遍。“像在别的女校一样，在史密斯学院同性恋也很多，”巴巴拉·巴伦斯韦格·威尔克说，“那时，这种事不是谁都谈论的，而且大都是不公开的，但那确实是女人迷恋女人的一段时期。” “它（同性恋）是一种悲剧性的现象，而且当时也是非常令人反感的。”朱丽叶·哈维·格斯里说。 后来，史密斯学院和其他几个女子学院的学生用“四年的同性恋者”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承认自己在大学是同性恋者，或上学时和最要好的朋友搞同性恋，而毕业后对男人感兴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 “南希和我在史密斯上学时，揉背、拉手以及紧紧拥抱最好的朋友这类事很多，但这些都是天真无邪的，”萨利·加文·西伊说，“现在，我认为我们班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性恋关系，可是当时，我不那么有把握。” 即使如此，南希·戴维斯和一个后来公开承认是同性恋者的同学之间发展了秘密而又浪漫的“至交”关系。这个同性恋同学专心致志于演戏，在校园里也很出名。巴巴拉·巴伦斯韦格·威尔克说，“她们曾在一起度过好长一段时间。” “她们都非常醉心于戏剧，”玛丽·希尔德·迪克特说。 史密斯的大多数学生感到，大学的课程在智力方面很有挑战性，但并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我给‘史密斯学生’下的定义是，一个知道她自己是聪明的、渴望受到良好教育的、而且今后在生活中会充分利用此教育的女孩子。”1941班级学生、作家马德琳·恩格尔说。 1943班级也不例外。同学们为选择严谨的学科而自豪，看不起那些像南希那样选戏剧这种“舒服、轻松道路”的人。“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专攻戏剧的，”阿米·沃德·贝尔说，“戏剧在学术上要求不是很高，它自然也不能为你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在史密斯学院的前两年，在开始上专业课前，我们都上必修的基础课，比如语言、数学、科学、历史和文学。我们必须保持好成绩，否则便不能参加学校的任何演出。”萨利·加文·西伊说，“对南希来说，这可是够费劲儿的，因为她学习相当困难。我认为，她被压得已经到了不能胜任学习的地步。她的学习成绩不很好，意味着不能参加任何演出。必须有好成绩，才能从事那类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南希在三四年级前没有主演过任何节目的原因。可是当她一开始上那些容易的戏剧课时，她便得了些5分和4分，从而把先前得的那些3分和2分拉了上来。” 南希在记述她在史密斯学院的生活时也承认这一点。她说，“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我日子很不好过，”“对这些课程我脑子好像转不过弯儿来。（于是）我主修戏剧，而且学得不错。” 南希的课外活动全是社交性的，诸如花园集会委员会、三年级生舞会委员会和慈善舞会委员会。班主任埃莉诺·特里·林肯说，“你不认为这些都很合乎她的性格吗？” 南希的同学记得最清楚的是她身材矮小（5英尺4英寸），很吸引人，但较丰满。“大学时她总为自己的体重担心，”萨利·加文·西伊说，“但她的体重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当南希上完史密斯学院一年级回家时，体重是150磅，戴维斯医生告诉她必须减肥。于是她严格按规定进食。 虽然体重不理想，南希还是漂亮的。她有着白皙的皮肤、深棕色的头发、深凹的棕色眼睛和高高的鼻子。她的鼻子高得使她最后不得不进行整形。她的一些同学形容她是“孤独的”，“冷漠的”，“不亲切的”，但是大家都记得她非同一般的修饰和无可挑剔的整洁。 46年以后，一个同学还记得开宿舍会时，南希穿的是一件深蓝色镶着花边的有衬里的睡袍，而别人都是绒布睡衣外面披着雨衣进来的。“我们大家平常穿着很随便，而南希却不，”她说，“我从未见过她衣着不讲究，从来没有！” 另外一个熟人记得，她把几条在史密斯用了四年的绣有“南希”名字的深褐色毛巾卖给了一个同名的低年级学生。一个同宿舍的女生说，“她把那些用过的毛巾卖给而不是送给南希·基恩，虽然她已经用了四年。” 慷慨自然不是南希的特点。她早年穿的是别人穿过的衣服，既节约又俭省。她的节俭，有时甚至是小气和自私，已经成为秉性。她把那些不喜欢的礼物转送别人。她有一个橱，里面全是她不想要的礼物。当她需要赠送礼物时就从中挑选。后来的几年，为了确保得到想要的礼物，生日前她去自己中意的商店，选好了东西，告诉女售货员，然后再让她朋友去那里购买。“这样更方便些”是她讲求实际的说明。 她的大学同学们生动地回忆了她当演员的强烈抱负。“只要灯光一亮，南希就活了，”巴巴拉·巴伦斯韦格·威尔克说，“她确实想成个明星。毫无疑问，当她想在剧里演一个角色，她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 “她有点冲劲儿，力图进入小圈子‘里面’。”帕特·奥布赖思·海斯说。 “当明星是她的一切，”艾米·沃德伯尔说，“是她生活的动力。” “我不常见到她，因为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剧院，”1945班级的鲁思·杰弗斯·韦林顿说，“我的回忆是不怎么愉快的，因为她好像一直在扮演角色。总是在摆姿势和演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她在盥洗室的镜子前花许多时间搽面霜及别的什么……我是住在塔尔博特宿舍的低年级学生，所以我想她没有理由向我表示友好，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的冷漠和她的面霜。” 为了取悦于她想给以深刻印象的那些人，南希对史密斯学院的领导人、分配学生演出主要角色的戏剧教授们和那些在她看来举止优雅的纽约的阔小姐们，无不表现了非同一般的彬彬有礼与和蔼可亲。其他女生则无关紧要。 “在学校里，南希总的来说是讨人喜欢的，”学生刊物编辑、史密斯学院班德尔一洛格喜剧团的积极分子玛丽·安·吉塔尔说，“我是说，这就是她的全部个性。她咯咯地笑个不停并凝视每一个人，那是她对你表示敬慕时的表情。每一个人都受到过这种凝视。没完没了的傻笑使她显得什么都想知道似的，仿佛在说，‘请多讲讲你自己。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这样乏味，而你却是这样完美。’这是她常常对人使用的手法。奥利·南希在史密斯学院是一个十分能迎合他人的人，我常常愿意在咖啡馆和在威金斯酒店坐在她身旁开怀地笑笑。她是一个极好的听众。” 南希终生都为说话是否得体而操心，当她竭力仿效母亲巴结的那些阔朋友们的女儿时，常为别人将会如何看她而烦恼。她对12月28日初次在社交界露面尤为紧张，这个日子是伊迪丝于一年前同社交秘书伊莱扎·坎贝尔小姐商定的，这位小姐当时面授机宜，告知初入社交界的芝加哥小姐应在何时以及如何正式进入社会。 这是进入社交界的季节中最好的日子，因为这是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在芝加哥进行每年圣诞演出的日子。俱乐部的来临意味着市里比平常多50名称心如意的年轻人，这使初入社交界的姑娘可能会面对众多引人注目但不带舞伴的小伙子们。这些姑娘的母亲们提前几个月就拥在坎贝尔小姐的办公室，争抢着安排这一天。1939年，社交界的主宰，恩准老希尔·布莱克特先生和夫人，选择某晚11点为女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布莱克特的这一活动在布莱克斯通饭店举行，并因有格伦·米勒乐队的演奏而不同凡响。伊迪丝知道她决不可能与这样的富豪竞争，便欣然安排到下午4点到7点。这样，她和洛耶就可以在卡西诺俱乐部为南希举行一个小型茶点舞会。但是它也和布莱克特大型舞会一样被有声有色地报道在报纸的同一社会版上。 这是时兴举行初入社交活动的年月。雄心勃勃的母亲们和春风得意的父亲们渴望他们的女儿能成为社交界美人布伦达·弗雷泽的富有魅力的再现。弗雷泽一年前在纽约的一个花了2万美元的晚会上初次在社交界露面，报纸对它作了像加冕典礼一样的报道。 在芝加哥，所有四家报纸的社会版都大量报道了“这一季节”。它从夏天举行各种各样的游园会、茶会、接连不断的午餐会开始，延续到圣诞期间达到高潮的连续两周的舞会。 对很多人来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是耗费甚巨的事。婚礼包括承办酒席者、乐师、花商、社交秘书、摄影师和用作嫁妆的全部衣裳，而它比婚礼还需进行更精心的准备。就像新娘挑选女傧相一样，初入社交界的女子也挑选为客人斟茶或与自己一起迎宾的助手。虽然南希没有像另外一些更受欢迎的女孩子那样经常受到邀请，但由于她母亲给了坎贝尔小姐300美元，请她做南希的“社交协作人”，南希准能被邀参加最好的晚会。 伊迪丝·戴维斯竭力设法使女儿初入社交界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准备得十全十美。她寄出凸体字的请帖，并从曾是演员的两位朋友帕特里克·瓦伦丁夫人和罗伯特·邓纳姆夫人那里借了精致的纯银茶具。两位夫人和伊迪丝一样婚姻美满，定居芝加哥。为表示对伊迪丝的支持，这两位朋友专门为南希举行了晚餐会，为其增光不少。伊迪丝花3500美元雇用了牛顿·佩里及其耶鲁大学乐队在茶点舞会上演奏，因为她和医生请不起任何一个名乐队。佩里是第四代的芝加哥男孩，是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儿子。伊迪丝请佩里的妹妹萨利作为南希12名“斟茶”助手之一，还请了原女子拉丁学校的一些同班同学。她也请了普里西拉·布莱克特，他的父亲领导一个有影响的广告公司。这个公司首先采用了有伊迪丝扮演角色的广播连续剧的脚本。她还使用了卡西诺俱乐部的除夕装饰物，达到了进一步节省的目的。这样，就省出了用于引座员的预算。这些引座员应该把不带舞伴的普林斯顿小伙子们带到南希和其他初入社会的女孩子们面前。 “在那些日子里，普林斯顿的小伙子们简直应接不暇，”1942班级的小约翰·法林顿说，“你必须被列入核准的名单，才能应邀参加她们初入社交界的晚会。我记得普里斯西拉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陪伴她的名叫南希·戴维斯的朋友，我答应了。我带着一束兰花来到他们东湖滨大道的公寓，见到这个招人喜欢的、活跃的圆脸小姑娘，她用长而尖的声音说，我是带给她兰花的第一个男孩。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话，但这是她说的。秋天，我们参加了布莱克特游园会，以后我见过她三两次，再后当然就是在她的步入社会的晚会上。 南希在她初入社会的晚会上穿的是白色平纹薄纺礼服，套一件饰有银白色花边的长袖上衣，看上去庄重胜于娴静。她戴的首饰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一串珍珠，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老式美洲热带花束。当她走近麦克风在乐队伴奏下演唱“噢，你美妙的月亮”时，戴维斯医生夫妇无比自豪地微笑着。 “我不想贬低南希，但是我那时候还有更好的歌手，”牛顿·佩里说，“她显然比不上当时十分流行的海伦·奥康内尔，但她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姑娘，只要愿意，就有权在自己步入社会的晚会上歌唱。大多数初入社交界的姑娘没有在乐队伴奏下演唱。而南希愿意，于是就唱了。” 正式步人社会这一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这些幸运父母的得意女儿们接触到最合意的男人。从这一观点来看，芝加哥1939年初入社会活动的季节给南希·戴维斯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她后来在普林斯顿用许多周末去拜访那时接触过的一些人。 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个小弗兰克·伯尼。他大学四年级时在普林斯顿火车站附近的铁道交叉处被火车撞死。事情经过是，他在去纽约看望异父姐姐和姐夫的途中误了火车，于是开始沿路轨走下去。当他步行1／3英里时，被迎面驶来的一列火车撞死。很少有人知道伯尼那个星期六晚上实际上是自杀，因为他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沮丧，并为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而苦恼。 “我们辨认出他的衣物后，我来到他的房间，在废纸篓里发现他写给父母的关于自杀的条子，”普林斯顿的一个好朋友说，“我拿了条子，没有向任何其他年轻人透露此事，但我把条子交给弗兰克的姐夫。然后，我们为弗兰克的母亲编造了事情经过——弗兰克与母亲的关系极为亲密——说他是被浓雾笼罩的时速70英里的火车不巧撞死的。” “弗兰克是极有天赋的小伙子，他可望成为百老汇或好莱坞的明星，”他的普林斯顿的同屋理查德·佩特说，“他是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这个俱乐部出了吉米·斯图尔特和乔希·洛根等人。弗兰克的父母和戴维斯医生夫妇从在芝加哥时起就是朋友，因而他和南希是同乡好友，而且约会过一段时间……她常在周末来普林斯顿参加舞会。” “他们都对戏剧有兴趣，”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杰弗里·蒙哥马利·塔尔博特·琼斯说。他和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约会时也正是弗兰克·伯尼和南希约会的时候。 与南希同住塔尔博特宿舍的人当中，没有一人见过弗兰克·伯尼，但他们记得南希是周末在史密斯学院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的。几天后，她去芝加哥度圣诞节，用很多时间安慰伯尼的母亲。 “我们必须在圣诞节前把遗体运回家乡举行葬礼，这对弗兰克的父母来说真是够受的，”理查德·佩特说，“在那段时间里，南希几乎经常去照料伯尼夫人，我可以说，她竭尽全力来安慰，才使伯尼夫妇有勇气生活下去。” 南希于1月份回到史密斯学院，她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重述了弗兰克·伯尼死亡经过的可怕细节。几年后，她写道，弗兰克和她就在那个周末打算在纽约见面，她正在那里等候时接到了告知他死亡的电话。这些年来，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段事情，到1981年甚至加进了夸大的情节。“我是在大学里第一次谈恋爱的，”她对《妇女杂志》的夏洛特·柯蒂斯说，“他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她在自传中关于弗兰克·伯尼的叙述，使他的一些朋友和她的同学们大吃一惊：“我们谈恋爱大约有18个月……（而且）还稍微谈到了一些结婚的事，但是事情未成即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她后来又给女儿帕蒂编造一番。帕蒂在她自传体小说中又把这些重复一遍：“母亲有一次给我讲她苦苦等待她准备嫁的男人的那段时刻。” “据我所知，他们从未订过婚，”弗兰克·伯尼的普林斯顿的一个同屋丹尼尔·斯塔基说，“如果是订婚，那肯定是没有宣布过的。” “这是精彩的戏剧性的幻想故事，”萨利·加文·西伊说，“南希显然需要以无论什么理由为自己制造某种浪漫气氛。你一定记得，那时我们对男人和性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我们常围坐在一起谈论谁是处女，谁不是处女。当然，我们大多数都是处女，而那时的一个大问题总是：即使不结婚，你是不是也会发生性关系？我记得，我说我不愿意怀着好奇的愿望死去。 “所以你必须把南希的弗兰克·伯尼故事置于那个背景中。她告诉我们她在性的发育上是很迟的。她说她16岁以前没来月经，于是母亲带她去看医生，以便弄清为什么，她，像南希所说的那样，不结‘果’。南希是我迄今听到的称经期为‘果’的第一个人，当时我感到很神秘。这种较迟的性调整或许多少能说明，为什么她感到不得不虚构一段浪漫史……以及总是在宿舍里精神不振、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这是非常富于戏剧性的。” 在38年后的1979年，南希写道，很长时间以后她才从弗兰克·伯尼之死中解脱出来。“当时我感到沉重的失落，而且至今内心仍然留有些许创伤，但是我知道生活在继续，而你也要继续生活。于是我恢复了大学的活动，最终又开始了新的约会。” 她与普林斯顿大学弗兰克·伯尼的一个同室同学约会了几周。那时，在史密斯校园，男人和战时其他短缺品一样令人深感不足。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几天以后，史密斯学院院长把全体学生召集到格林大厅发表讲话：女仆不能再来照料宿舍，学生们必须自己削土豆，洗盘子，铺床。那些对干这种零星杂务有抵触的人，圣诞节休假后就不要返校了。 “我不知道有谁没有返校，”1945班级的琼·施特鲁木、哈里斯说，“但是史密斯学院在战争期间和战前大不一样。维夫们（被吸收到海军后备队的志愿抢救伤员的妇女）投入了校园（在史密斯她们有900人），经常高唱着‘起锚了’从一处向另一处正步行进。有时，我们一起聚集在格林大厅唱歌，她们唱主旋律，我们配高音。” “除了与兄弟和情人吻别以外，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与战争最密切的部分。我们有时进行防空演习，长时间坐在地下室的地上。因为缺少汽油，开车到阿默斯特相当困难，到比这更远的地方完全不可能。我们编写了关于男子不足的歌曲，不过周围还是有一些男子的。我曾为了一个男子躲在图书馆里。南希显然回避了耶鲁和哈佛，而把自己留给了尤里卡学院，”尤里卡学院暗指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的大学。 1941年，一批有才华的大学生联合起来创作了讽刺他们大学生活的音乐喜剧，包括那些描写只为周末活着和一心只想男人的幽默情节。他们以拉迪亚德·基普林猿人之名，称自己为班德尔—洛格，他们的节目起名为《无拘无束的女人》。阿默斯特的小伙子们担任了男角色。 “班德尔一洛格的全体人员都是反传统观念的人，”萨利·加文·西伊说，“每一个人——玛丽·安·吉塔尔、哈里特·特雷恩·布莱克、博比·琼斯、贝蒂·凯普——的表现都有独到之处。他们都有创新。南希则非常墨守成规，不是有创造力的人。但她还是得到了一个角色。” 这个小组租用了一所中学礼堂，共两个晚上。他们向学生和家长收费，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南希得到了一个主要角色，戴着一顶香蕉帽出现在舞台上，扮演卡门·米兰达。 “她真的能引吭高歌一曲，”1944班级的安·凯泽·罗利回忆道，“当这个文静的姑娘站起来，开始用她那激动的低音唱起来时，每一个人都为之大吃一惊。她唱得相当不错。” 大学四年级时，南希再次占据了舞台中心。这次是在时事讽刺歌舞剧《工厂活报剧》中担任歌唱主角。这个剧的导演是瓦萨学院精力充沛的戏剧教师哈利·弗拉纳根·戴维斯，他来此创建了史密斯学院的第一个戏剧系。这是第一个由大学生上演的招待战时工人的音乐节目。工人们在午餐休息时间离开机器，涌向这里观赏舞台上欢蹦乱跳的漂亮姑娘们的合唱：“用上你的肌肉啊，拼命干！克制住你的呵欠啊，拼命干！” 这个长人志气的节目，讲的是一个有钱的妖娆女子的故事。这个女子抱怨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她失去了男管家和游艇。她被人们称做“开小差的”，直到她也和别人一样为战争尽力。南希·戴维斯身穿一件借来的带花边的漂亮黑色长裙，扮演有钱的妖娆女子。女子唱道：“住口！我不愿做瓶颈①。但是我没有肌肉，起码没有那种肌肉。用脑子工作也不是我的特长。” ①美国俚语，指在生产中碍手碍脚，延误大量生产者。——译者 在招待保卫整个新英格兰工厂的5000名工人之后，于1943年春，她们为史密斯学院毕业典礼演出了《工厂活报剧》。南希的父母没来观看她的演出，他父亲被征加入陆军医疗队，正在伦敦服役，她母亲由于战时限制旅行而未能成行。 那年南希从史密斯学院毕业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她不参加离校同学的聚会，对呼吁捐款也置之不理。她不参加校友的活动或史密斯俱乐部的活动。她与其他同学不一样，对母校态度冷淡，从不浇灌作为史密斯优良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同学情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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