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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各类证书给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子拉丁学校、史密斯学院、青年女子协会、初入社交界的仪式以及高雅的卡西诺俱乐部，等等。对里根而言，南希就像一个美国贵族。虽然他呱呱坠地时并不属于荣华富贵之辈，但是他认为他的婚姻弥补了一切，对此，旁人是无可挑剔的。他见过东湖滨大道旁的豪华公寓，也见过斯科茨代尔百万富翁的高级住宅，还有一批大名鼎鼎而且生活富裕的朋友——腰缠万贯的朋友。但是他并不知道人们为创造这些财富作出了疯狂的努力。 当里根见到岳母大人的时候，她过去那种绝望挣扎、声名狼藉的女演员的早期生活所留下的一切痕迹早已消失，仅存下来的是她舞台生涯的神情，在乔治·科汉和弗朗西斯·布什曼等辉煌名字的照耀下闪着余辉。敏感的里根看到了一个造就了自己并且造就了丈夫和女儿、拥有体面上流社会地位的女人的惊人杰作。 但是，她温文尔雅的外表却无法掩饰她那淫猥下流的幽默感，而里根对这种幽默感又百般欣赏。他经常同岳母交流肮脏的笑话，竭尽全力拿出更肮脏的故事去超越她的低级趣味。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也觉得伊迪丝的粗俗语言让人难堪，所以他和南希劝她在外人面前不要过分地诅咒他人。“他们总要我注意言辞用语，”伊迪丝说，“我猜，内莉·里根是不用人去提醒的。” 南希也像她母亲一样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边行进边粉饰过去。她在好莱坞的朋友们对她的早年生活并不知晓，就连罗纳德·里根也知之甚少。1951年，当她祖母南尼·罗宾斯来加利福尼亚时，南希曾准备把他介绍给她，但这次会面一直没有实现。罗宾斯夫人如约来到了好莱坞饭店，但是她在等待南希带里根来见面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她儿子、南希的生父肯尼思从洛杉矶飞来把她带回了家。她的身体倒是恢复了，但这也是最后一次南希还想到要见见祖母。当南希的婚礼定下之后，伊迪丝给南尼和肯尼思发去了通告，但南希则同生父和祖母再也没有过联系，因此他们俩谁也没有见过南希的丈夫和他们的任何—个孩子。 南尼·罗宾斯于1957年去世，享年89岁。肯和妻子怕齐以为南希小时候同祖母非常亲密，可能希望知道祖母的死讯，因此给她送去了讣告。但是，南希既没有送来花，也没有送来一纸吊唁信。 数年后，南希的姨妈弗吉尼亚·加尔布雷斯去世了。尽管加尔布雷斯夫人在伊迪丝四处巡回演出的那五年中曾将南希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抚养过，但南希同样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我想那年是竞选年，母亲去世时南希正忙于竟选，没有出席葬礼。”弗吉尼亚·加尔布雷斯的女儿夏洛特·拉梅奇说。 “南尼·罗宾斯死后，我们家里有人给南希打电话，问她是否能出点钱，让我们给南尼的墓买一块墓碑，但南希说她出不起这个钱。”她表姐凯思林·扬说，“当时里根正受雇于通用电气公司，年收入1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目，但是南希却声称他们没有钱。南尼·罗宾斯埋葬在马萨诸塞州的皮茨菲尔德，因为那座城市是我们的祖先们开发出来的。然而，我们谁也买不起一块墓碑，她的墓看上去那么空荡和凄凉。” “我始终无法理解南希为什么对自己的祖母如此绝情。在她成长时期，她是那样听话、善良和富于爱心，而在那些年中她的生身母亲一直远离她的身边。南尼打心眼里喜爱南希，因为她是肯的女儿，是自己的孙女。多年来，她一直保存着从报纸上剪下的南希在好莱坞的剧照以及她嫁给里根时的新闻照片。她（南尼）为她感到骄傲。 “肯和妻子一直同南尼一起住在新泽西，因为肯的汽车生意失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我记得伊迪丝和洛耶偶尔也寄一些包裹相助，以示关怀，但他们送来的旧衣服又破烂又肮脏，早该被扔进垃圾箱了。这种做法实在让人伤心，也太卑鄙。他们甚至连先洗一洗、缝一缝都不愿意。肯和帕齐深受侮辱，但是他们除表示‘非常感谢你们’以外，什么也不说。” 南希从未谈及过生父的不幸，对她来说，他根本不存在；她的家只包括她的丈夫、孩子、她母亲和洛耶·戴维斯。她对继父非常忠诚，所以莉莲·吉什第一次见到里根后，就知道她会爱上他，因为他同那个医生太像了。“会奏效的，”她告诉南希的母亲，并指出这两个男人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甚至在相貌上也相似。” 两人的背景也惊人地相似。洛耶·戴维斯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镇（人口20500），在诺克斯学院获取了学位。他很能理解罗纳德·里根那种中西部人的贫穷背景。里根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坦皮科（人口1276），在离该镇60英里的盖尔斯堡镇接受了洗礼，在迪克森（人口8191）长大，曾在餐馆里洗过碗碟，以支付他在尤里卡学院的学费。 他们俩都是由野心勃勃的母亲生出来的小镇产品，她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从生命之路的错误一侧迈出来，在富裕和名望的另一侧找到合适的位置。两人从小由父母娇生惯养、过分地溺爱，又都在母亲的催逼下离家外出谋生，横下一条心要在他们没有文化的父亲们一败涂地的地方获得成功。后来，两人又都为自己小康水平的生活沾沾自喜，对自己获得的财产和地位肃然起敬。这两个靠自我奋斗发迹的男人竟节俭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达到了可鄙的程度。两人因此都抱着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对纳税帮助不幸的人们深恶痛绝。他们的生活哲理是：“我得到了我应得的，你应该去争取你的！”两人都对各自的职业表现出夸大了的自豪感并且津津乐道于人们对这些职业的赞扬；这位自负的医生也许比这位温文尔雅的演员更贪求他人的尊敬，后者只要人人喜欢他便知足常乐了。尽管如此，他们俩仍然在彼此之间迅速地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两人都因离婚而在公众面前蒙羞受辱，又都因再婚的妻子那母亲般的坚强支持而得到拯救。被儿子称为是“一个心灰意冷的演员”的内莉·里根否认她过去的生活中存在痛苦这一客观现实，比如丈夫嗜酒如命（“他现在只是有点累了”）；她讲究衣着、打扮，总是以敬慕的目光看着她的第二个儿子。里根小时曾在教会组织的戏剧节目中与母亲同台演出；长大成人后，他仍定期陪同她参加教会活动，甚至有一个时期把他每周工资的固定比例捐给她那个教堂。 “要说‘荷兰人’身后有后台的话，那就是他母亲，”他儿时的好友爱德华·奥马利说，“她是家中的主导力量。” 里根少年时代的朋友和情同手足的兄弟们对他如何骗取母亲的赞同记忆犹新。内莉·里根是“电影母亲协会”已缴清全部费用的会员，对儿子的成就深感骄傲。然而在后来的生活中，她的基督教价值观已不再是他的价值观，她同他不一样，并不看重钱财和成功。罗纳德·里根把她送进一家小型疗养所以后，便把向母亲寻求赞同的习惯转向了妻子。 南希曾为了给婆婆找一家康复机构而向人打听过，但是她对这些机构是否具有舒适的条件并不关心。美国音乐公司一位代理人的妻子回忆说，她曾经尽力为她准备了一份有关南加利福尼亚的各种疗养所的全面材料。当她向她详细介绍每个疗养所的服务内容、护理特点、医护人员的数量、场地环境和娱乐活动时，南希打断了她的话。“你只告诉我哪一家最便宜就行了，”她说，“说来说去，不就是罗尼的母亲嘛。” 他母亲那张光滑的瘦脸很快就变成了他妻子那张做过美容手术的脸：同样的大眼睛，同样细腻的微笑，同样崇敬的眼神。两个人都有着强烈而固执的信仰。南希名字的首写字母同内莉·里根的一样，而南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内莉衰老后的替身。里根从小时起，母亲就要他叫她“内莉”，现在，很快他就开始叫妻子为“妈咪”了。南希没有内莉那样的虔诚之心；她婆婆信仰的是上帝，而她信仰的是占星术，内莉·里根看的是《圣经》，而她儿媳却观察茶叶片。① ①吉普赛人占卜的一种方法。——译者 在里根眼里，洛耶·戴维斯属于那种已得到了这个世界上值得得到的一切的人，他所置身的领域使他被人羡慕，又使他同诸如导演约翰·休斯顿和亚利桑那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那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交上了朋友。里根夫妇频繁地到亚利桑那看望戴维斯夫妇，里根在拜访期间总是乐于同他们那些有钱的朋友在一起——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女演员柯林·穆尔；良种马繁殖专家汤姆·昌西，他娶了里格利家族的女继承人为妻；‘时代，杂志创始人的妻子克莱尔·布思·卢斯。里根在听到这些介绍后几乎惊呆了。“他是个健康而正常的人，从不管闲事，”克莱尔·布思·卢斯说，“后来他开始同比他富裕的阶层中的人物交往……人们从来不愿意承认有钱人通常比穷人聪明和善良。” 里根认识洛耶·戴维斯的时候，这位医生的事业已经接近了顶点。他当时正担任西北大学外科系的主任，在帕萨万特医院做外科手术。后来，他当选为英格兰皇家军医大学的名誉评议员，接受了在爱丁堡的皇家军医大学研究院名誉成员称号，还当选为美国军医大学董事会主席和美国军医大学校长。 洛耶·戴维斯尽管在职业上享有诸多荣誉，但对自己的女婿总有一点妒忌，因为他原来也曾渴望当一名演员。有一次他承认，他对他的朋友沃尔特·休斯顿不满，因为他在1939年拍摄《多兹沃思》一片时片酬高达7.5万美元，而他做一例前额引流手术只挣500美元。“我比他受过更多的教育；我的朗读也比他强。如果给我这个机会，我也能像沃尔特一样精彩地扮演山姆·多兹沃思这个角色，也可以要求拿同样高的片酬。”戴维斯医生说，“我发觉自己不得不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他，不时观察他，看他到底有什么我所没有的本事。” 他很快就看到了。当他们一起朗读《奥赛罗》中的一幕时，那个获得过“学院奖”的男演员很快就进入了高贵的威尼斯摩尔人的角色，而医生的表演却像那个可怜和紧张的埃古。 “别难过，伙计，”沃尔特·休斯顿事后劝他说。“我第一次看你做手术时，也以为我也能做呢。” 戴维斯医生做手术时，经常傲慢地随手把手术刀摔在地板上，把棉球扔到护士脸上，而且不允许说话。他甚至当着一些医生的面肆无忌惮地议论其他医生。他反对参加会诊的医生分享医疗费，而这是医生们的习惯做法。他的恶语中伤使医学界十分愤慨，一些医生联名控告他的行为违反职业道德，试图迫使芝加哥医学会将他除名。虽然指控后来被放弃了，但洛耶·戴维斯并未因这场反对他的运动而有所收敛。他从未停止过对医疗行业不良行为的指责，尤其是对那些不具备手术资格而为病人做手术的医生。 他反对固定的医疗费标准，这个标准详细地规定了适用于任何人的每种手术所应收取的费用。因此，他表示医生在确定医疗费前，应先同病人商量，并且考虑到病人的抵押借款及其他债务的情况。他为自己的实习医生和居民设立了非正规医疗费标准诊所，教他们应当怎样向病人收取医疗费，而且在这一观点后被抛弃在一边数年之后，他仍四处鼓吹。“人们反对我在医疗费标准上的观点，”他说，“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取胜。” 里根也同样热爱失败的事业，他试图说服国会减免电影明星税收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他们挣钱的时间最多只有五年，所以，向他们征收的税应该比其他行业要少。“他去了首都华盛顿，想设法通过一项议案，把年年向我们征税的做法改为四年征一次，”舞蹈演员吉恩·纳尔逊说，“罗尼说只有这样才公平合理，因为演员和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长短是由年龄、体质或成绩的下降以及公众舆论所决定的。当然，他失败了。” 罗纳德·里根对坚持原则的岳父极为崇敬，但对他那位行商推销鞋子的父亲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父亲对民主党推行的“新政”原则的坚决支持态度同洛耶·戴维斯在医疗道德上的立场同样地坚定和执着。1952年，名义上还是民主党党员的里根离开了他父亲的政治党派立场，转而支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1956年，里根再次支持艾克重新当选。他无需岳父的指点就知道要指责共产主义、高税收和政府干预。里根自从当上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时候起就开始这么干了。尽管如此，到1958年时，从里根在通用电气公司的演讲中，仍能看出那个保守主义的医生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在有关老年人医疗保健问题上。他经常谈论英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并把它同好莱坞明星中出现的脱离电影制片厂体系、独自外出谋生的广泛倾向相比较。“一些年轻人甚至认为他们这样反而干得更好，”他说，“这就像英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在那里开业的医生已不再是公费医疗制以前的医生了。” 在戴维斯医生的催促下，里根制作了一张为医生们在反对“医疗补助方案”活动中使用的唱片，他在那张唱片中说道：“老年医疗保健制度标志着政府接管全部医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尽管里根的保守主义政治观点在他认识洛耶·戴维斯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但正是戴维斯影响了他对堕胎问题的看法，从而最终导致了1967年加利福尼亚堕胎法的更改。1981年，里根为美国最高法院任命了第一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这一任命从根本上讲也是戴维斯的杰作。 但是，这个医生却极力降低他对里根的影响。“当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把意见告诉他，仅此而已。”他说，“我的思想同他的政治观点从来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你对南希有什么影响呢？” “她从来不听我的指挥，”他说，“她只是善于处事而已。” 1980年，有人问他：许多人认为通过南希对里根的影响，全国看到了洛耶·戴维斯医生的政治观点，这是为什么？这位开业医生停顿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他说，“如果真是那样，我非常高兴。” “毫无疑问，”一个同事说，“洛耶对罗纳德·里根的影响很大。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多年给洛耶当助手，他搬到亚利桑那后，我又成了他的私人医生。他同里根交谈时我常常在场，我很清楚洛耶对里根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多大的作用，也清楚他后来怎样帮他走上了政坛。” 1959年，当电影演员工会正准备就电视台播放电影引起的重映影片片酬问题举行罢工时，出现了第一个政治问题。由于当时的工会主席霍华德·基尔因同百老汇签有合同，拒绝竞选连任主席职务，所以提名委员会找到里根，请他再次出任主席。南希强烈反对这个主意，认为担任这个具有爆炸性行业政治活动的显要职位会有损于他的演员事业，更重要的是，会断送他在通用电气公司中有利可图的地位。在过去的9年里，南希一直定期参加电影演员工会理事会会议，深深地卷进了关于演员有权工作问题的政治之争。她很清楚，日益迫近的同制片厂的谈判将十分艰难，所以她告诉丈夫推掉这一殊荣，但是他却很矛盾。一方面，他贪恋通用电气公司极有油水的工作带来的优裕生活——“就像给你钱让你过退休似的生活一样，”他说——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珍惜参加行动的机会。他不仅同美国音乐公司的卢·沃塞曼、而且同他岳父讨论了这个问题。卢要他放心，他的事业不会受到损害。因此他决定接受主席职位。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听从妻子的政治直觉。 当这次同制片厂的马拉松式的谈判陷入僵局后，里根号召电影演员工会会员罢工，把好莱坞变成了一座鬼城。令人奇怪的是，这次罢工既没有派出工人纠察队，也没有设立救济站，更没有见到行政司法长官的代理人，在1．4万名工会会员中，没有一个人破坏罢工。玛丽莲·梦露、伊夫斯·蒙唐和托尼·兰德尔走出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让我们谈情说爱。一片的拍摄现场；弗雷德·阿斯泰尔、戴比·雷诺兹和利利·帕尔默放下了帕拉蒙特电影公司的《他相伴时的欢乐》的拍摄工作。“真可怕，”克利夫顿·韦布说，“一切都停止了。” “这绝不是钱和条款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由劳伦·巴考尔、贝特·戴维斯、柯克·道格拉斯、詹姆斯·卡格尼、鲍勃·霍普、爱德华·鲁宾逊、斯潘塞·特雷西和宾·克罗斯比共同签名的一张宣传广告上写道。“我不懂他们到底为什么罢工，”约翰·韦恩说，他忘了他也在同一张宣传广告上签过字。 罢工持续了7个星期，按照里根的说法，演员们因此损失了1000万美元的收入，制片厂损失了5000万美元的产值。“那次罢工根本就不该发生，”他后来说。 1960年4月18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但这个协议直到今天仍能勾起许多好莱坞演员的厌恶和怨恨，他们认为在最后时刻，里根在重映影片片酬问题上出卖了他们。罢工结束时，演员们赢得了收取重映影片片酬的权利，即凡是把1948年以后拍摄的影片卖给电视台，对方都需支付重映片酬。然而，在解决和签署的过程中，里根却在重映影片片酬条款上做了交易，得到了200万美元，来建立工会的补助基金，尽管这笔钱只是制片商最初答应的数额的一半。 “我的的确确在为演员们争取重映影片片酬权，但是电影演员工会理事会却不负责任，”原工会理事会成员吉恩·凯利说，“他们只是沉默不语。里根根本不为重映影片片酬权而努力，他没有这个义务……当然啦，在这一点上他是有些难言的苦衷的。” “我认为里根把我们彻底出卖了，”男演员加里·梅里尔说，“我们正在罢工……然后突然之间罢工被取消了，因为制片商说他们要拿出好几百万美元捐给工会补助基金。我觉得是里根以某种方式把这个主意兜售给工会的。我认为我们本该坚持到底，在卖给电视台的影片片酬问题上争取到某种权利。” 在下一次电影演员工会理事会会议上，一个成员愤愤不平地指责里根在谈判中背信弃义，因为他不仅仅身为工会领导人，同时又代表通用电气公司的资方。里根矢口否认这一指控，那个成员便挥舞着一叠上端印有里根名字的通用电气公司信笺给大家看，从而又激发起一阵充满敌意的争论。第二个月，里根同时辞去了他的工会主席和理事会成员的职务，理由是，他计划给通用电气公司当制片人，不仅可以分红，而且还可得到他制作的每部影片的25％的股份。“我希望这一活动将来会扩展到制作完整的故事片的领域。”他在辞呈中写道。南希也辞去了她在理事会中的职务，仍然对他丈夫在罢工期间受到的恶语攻击愤愤不平。 里根夫妇从来没有进入到好莱坞的精英社会圈子之中，在电影行业的这个圈子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里根夫妇同他们越来越疏远了。 “我们在罢工中接触很多，”珍妮特·利说，“但是在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几个月前，里根夫妇曾拒绝参加好莱坞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妻子尼娜举行的欢迎仪式。苏联政府首脑对美国的这次史无前例的访问吸引了400多名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其中包括弗兰克·西纳特拉、伊丽莎白·泰勒、埃迪·费希尔、谢利·温特斯、朱迪·加兰、雪莉·麦克莱恩、朱丽叶·普劳斯、路易斯·乔丹、莫里斯·薛瓦利埃、卡里·格兰特、鲍勃·霍普、理查德·伯顿、丽塔·海沃思、格雷戈里·佩克、琼·阿利森、戴维·尼文。此外，还有玛丽莲·梦露，她性感地凑到赫鲁晓夫耳边，悄悄地向这位苏联人民委员表示欢迎。里根夫妇是激烈的反共分子，他们远远地躲开了。 “依我看，对南希来说所有民主党人都是共产主义分子，”喜剧作家鲍勃·希勒说，“当然，为说明这一点我有些夸张，但也并不过分。我记得我们搬到太平洋断崖，成了里根夫妇的邻居时，南希对住在街的另一头、卖给我们房子的那个女人十分恼火。南希曾说我们是共产主义分子，她卖给我们房子毁了整个左邻右舍。我认为这只是因为我留着络腮胡子，但我回敬道：‘问一问南希，她是否认为斯大林也过着如此优裕的生活。’因为我住的那幢房子相当豪华。我们的一个邻居告诉我：‘她是当真的，说她见过书面材料，你和你妻子都是共产主义分子。’” “这话使我有些担心，所以我利用‘新闻报道自由法’提出申请，查阅了我们的档案。上面记载说我们是‘和平行动委员会’成员。我估计在南希眼里这就相当于共产主义。后来我们又反对越南战争，这对她可能又成了新的证据。一次我们正在屋外往垃圾桶上画鲜花的图案，她带着儿子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她十分震惊，立刻用手臂挡住孩子的眼睛。我猜测，她是怕他看到我们干的这种不同寻常的事情……竞选期间，我们在自己院内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里根眼中最坏的民主党人。’我敢肯定，她对此很恼火。” 那时，好莱坞的人们总是按政治派别划分社交圈子的，民主党人总是参加民主党人的晚会，里根交往的对象都是共和党人。他们是少数派，构成这一派的是迪克·鲍威尔、约翰·韦恩、乔治·墨菲、罗伯特·泰勒以及罗伯特·蒙哥马利等演员和A·莱尔斯等几个制片人。 南希·戴维斯和罗纳德·里根结婚之后，就失去了他们在好莱坞的社会地位；在以马龙·布兰多和保罗·纽曼为代表人物的灿烂明星统治的天空中，他们被视为日益黯淡无光的影星。但是每当照相机镜头出现在面前时，里根夫妇仍然会摆出姿势让人们拍照，这些照片偶尔也会在电影杂志上刊出，但是报道的主要内容总是有关其他好莱坞夫妇的，诸如珍妮特·利和托尼·柯蒂斯、琼·阿利森和迪克·鲍威尔、埃丝特·威廉斯和本·盖奇以及希拉和戈登·麦克雷。 “好莱坞大人物的晚会从来不邀请里根夫妇参加。”作家菲利普·邓恩说，“那里实行的角色分派制度是很严格的，在电影演员中形成了类似等级制度的东西。虽然让人感到遗憾，但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他们被有选择地分为几个层次，甲级演员只同本层次的演员交往，绝不会同里根夫妇那样的乙级演员混在一起。他们同汉弗莱·博加特夫妇及卡里·格兰特夫妇不同，从来未被划入高级层次。他们不在好莱坞社会的最上层。” 里根夫妇在各自的制片厂里都是合同演员，从来没有享受过明星待遇，这影响了他们在电影界中的社会地位。在华纳电影公司里，里根历来被看作次要演员，多数人对他不屑一顾。有一次，汉弗莱·博加特被人拉进了公司的肖像陈列馆，他吼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我画成罗尼·里根的模样！” 最蔑视里根的人要数弗兰克·西纳特拉。“弗兰克无法忍受那个家伙，”演员布雷德·德克斯特说，“实在是忍受不了。” “他恨他，”同流行歌曲作家吉米·范·休森同居的一个女人说，“我们经常参加一些晚会，一旦里根夫妇来了，弗兰克就会打榧子，说：‘快来，切斯特，我们该走了。我无法忍受那个讨厌的罗尼，他让我腻味透了。你只要一接近那个杂种，他就会发表演讲，就连他自己也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里根的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类似的事一再发生，因为同里根夫妇待在同一间屋里是弗兰克所无法容忍的。” “西纳特拉讨厌里根同（他）讨厌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这确实不假，”彼得·劳福德去世前曾说过，“他说，他认为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右翼‘约翰·伯奇社团’的傻瓜——‘愚蠢而又危险’，‘而且脑子简单得出奇’。他发誓说，如果里根当选加利福尼亚行政官员，他就要搬出这个州。‘我一听到他那些哗众取宠的笑话就受不了，尽是些一钱不值的废话。’他也不能容忍南希·里根，说她是一个踝关节肥大的呆子，永远当不了电影明星。在拉斯韦加斯时，他一有机会就唱那首被他改了歌词的歌：《那夫人是个流浪者》。他不唱‘她痛恨加利福尼亚的严寒和潮湿，’而是唱‘她痛恨加利福尼亚的里根和潮湿……所以那夫人是个流浪者。’” 喜剧演员谢基·格林说，只要一提到罗纳德·里根这个话题，西纳特拉就变得十分尖刻。“一天晚上，我们都坐在迈阿密的一所房子里观看乔艾·毕晓普主演的电视节目，里根出现在屏幕上向乔艾表示欢迎，”他说，“弗兰克立刻变得疯狂起来，开始尖声叫喊，并用尽了一切肮脏字眼咒骂里根。他恨那个家伙，整个晚上都在诅咒他。” 其他民主党人都害怕见到里根，他们知道那将意味着要忍受里根对政治的夸夸其谈。“在一次晚宴上，我们同他们遭遇了，真是可怕。”菲利普的妻子阿曼达·邓恩说，“南希对她见到的人都要进行估价——她在屈尊同你说话前总要先上上下下打量你一番——我想她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恨我，因为我的衣着打扮不合她的标准；那天晚上，我可能穿错了鞋或者衬衫，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因为她把我仔细审视一番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我同罗尼发生了争执，她那副模样就像恨不能卡死我似的。 “争执是因罗尼提起卡里尔·切斯曼而引起的。切斯曼被控犯有绑架、抢劫和企图强奸两个年轻妇女等多项罪行，被判处死刑。当时切斯曼在圣昆廷监狱等待死刑已有12年，他不停地上诉，多次获得缓刑。直到1960年他才最终被处死，但是对他的案子的处理却发展成为关于死刑问题的全国性争论的焦点。就在他被送上电椅的几个星期前，罗尼和我在汤姆和玛丽·弗里伯格的晚宴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罗尼完全赞成死刑。‘我赞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圣经》中说的那样。’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但是切斯曼并没有杀过一个人，’我说，‘他给那两个妇女造成了可。泊的后果，但是……’ “‘你不懂你自己说的什么。’他说，‘他是个杀人犯，死有余辜；他自己也该被杀掉，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又再次向他解释切斯曼并没有被指控犯有杀人罪，但罗尼就是听不进去。‘他是个杀人犯，是杀人犯。’他坚持说。最后，坐在我们对面的莱斯特·罗恩法官说道：‘罗尼，阿曼达是对的，切斯曼犯的不是杀人罪。’ “一位受理上诉的法官纠正他的言论使他很吃惊，一时变得无言以对。我并不希望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难堪，所以我立即又说：‘这真是一个悲剧，两个妇女中有一人现在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时罗尼才恢复过来。‘那么，这么说来，’他说，‘还不如死了更好。’隔着我几个椅子坐着的南希怒视着我。别人早就告诉我，她是那种绝不能被人反对的人，但我直到那天晚上才真正注意到这个问题。她的脸绷得紧紧的，充满了仇恨。我敢肯定她想杀了我。” “要想真正描绘出南希的表情，应该说她看上去就像蛇怪（传说中的爬行动物，它吐出一口气或作出一个表情就能置人于死地）。”菲利普·邓恩说，“我感到我可爱而温柔的妻子那天晚上必定是在劫难逃了。” 好莱坞社会的分裂从来没有像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弗兰克·西纳特拉和他的“老鼠园”（迪安·马丁、小萨米·戴维斯、彼得·劳福德、乔艾·毕晓普、雪莉·麦克莱恩、劳伦·巴考尔），加上谢利·温特斯、保罗·纽曼、乔安妮·伍德沃德、亨利·方达、马林·迪特里希、阿尔特·卡尼、乔·斯塔福德、路易·普里马、朱达·加兰、珍妮特·利、托尼·柯蒂斯，以及喜剧演员亨利·摩根等民主党人联合起来支持约翰·肯尼迪；约翰，韦恩、乔治·墨菲、艾琳·邓思、海伦·海斯和里根夫妇等共和党人则支持理查德·尼克松。那次竟选使政治好莱坞化达到了颠峰，造就出了战后时代的第一位“电影明星”总统，然而，直到20年后一个真正的电影明星走进白宫之后，这个事实也才真正被人们所接受。 1961年，好莱坞的名人雅士都被约翰·肯尼迪迷住了，他的光彩同任何一个电影明星一样耀眼夺目。而他本人呢，又自然而然地被好莱坞闪烁的光芒和像吉恩·蒂尔尼、玛丽莲·梦露、格雷斯、凯利和安吉·迪金森那样的女性的诱惑力所吸引。入主白宫之后，肯尼迪为时刻了解好莱坞的新闻，甚至还订阅了一份《杂耍》杂志。 这位有着爱尔兰血统、信奉天主教的名门之后使里根深感不安，他在1960年7月召开的民主党年会后给理查德·尼克松的信中，把肯尼迪的就职演说称作“可怕的战争叫嚣”。 “遗憾的是，他是一个能动之以情的强有力的演说家，”里根写道，“他明白无误地讲出了他那个‘挑战的新世界’的观点，声称在这个新世界中联邦政府机构将进一步扩大，要做更多的事情，当然，也需要更大的开销……是否应该有人为肯尼迪先生‘大胆、新奇、富于想象的’计划再贴上顺乎时代的标签呢？在他那蓬乱而孩子气的发型之下藏着的却仍然是那个老卡尔·马克思的面孔——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出现的。政府要成为我们大家的‘老大哥’的观点毫无新意可言。希特勒把他的主张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而早在他之前还有‘仁慈君主制’。”紧接着，里根敦促尼克松挑选巴里·戈德华特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他还表示：“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包括洛克菲勒，我不能给予支持。”他还主动提出愿在秋季竞选中采取一切手段争取共和党保守主义分子的选票。尼克松的档案文件表明，这位候选人曾指示其竞选机构“在任何可能的时候用他（里根）充当发言人。他曾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因此，当西纳特拉为约翰·肯尼迪倾心歌唱的时候，罗纳德·里根却敞开他甜美的嗓音为理查德·尼克松大颂赞辞，并在那年秋季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发表了200多次演讲。里根本想改变自己的党派，宣布自己为共和党人，但是尼克松认为，他以一个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将更为有效，因此，直到竞选结束以后，里根才登记加入了共和党。南希是一个热心的保守主义者——“我从《国民评论》第一期发行至今，每期必读，”当尼克松以84张选票之差输掉了总统职位后，她厌烦至极，甚至拒绝观看电视播出的总统就职仪式。 里根成为共和党人之后，仍继续攻击肯尼迪，对肯尼迪政府的老年医疗保健法案掀起了一场狂热的反对浪潮。他那张由美国医学会签字、标题为“罗纳德·里根高声反对公费医疗制度”的唱片被分发给医生们的妻子，鼓励她们给国会写信，反对这一立法。里根告诫她们说：“如果你们不给自己的国会议员写信，终有一天，当我们暮年时，你我就只能向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讲述当年人们享受自由时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了。”国会里塞满了信件，这个问题使议员群情激愤，因而不得不把投票推迟到1963年，结果这次提案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通过。 里根仍然继续不断地登上讲台攻击肯尼迪当局，指责总统的联邦教育援助计划是“离实行联邦控制不远了”，批评农业补贴制度是浪费钱财，并且谴责社会保障制度。他把失业保险称作是“一个为寄生虫安排的预付了费用的休假计划”。他否定累进所得税制度，说它必将导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控制。“任何一个征收1／3个人所得税的国家都不可能避免一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这是卡尔·马克思消灭中产阶级的计谋。” 他断言，肯尼迪那样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想用政府的行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里根被共产主义幽灵深深地困扰着，他对2.1万名“扶轮国际”的成员说，共产主义者已经再次渗透了好莱坞。不久前，奥托·普雷明格宣布《出埃及记》的剧本是由曾经上过黑名单的作家多尔顿·特朗博创作的。1961年，柯克·道格拉斯在这个剧本的鼓励下起用特朗博创作了《斯巴达克》，这个罗马角斗土的故事是以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名叫霍华德·法斯特的人所写的一本书为素材的。里根痛斥这些“出于好意而误入歧途”的人雇用了“反美哲学的吹鼓手”。 里根深信“共产主义者正从好莱坞的岩缝中爬出来”，因此他参加了弗雷德·施瓦茨医生组织的“基督教反共讨伐大会”。施瓦茨是“争取自由的美国青年”等右翼组织的顾问成员，掌管过劳埃德·赖特旨在取消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库切尔的参议员资格的活动，还支持过“约翰·伯奇社团”成员、国会议员约翰·鲁斯洛。 由于白宫掌握在一个民主党人手中，里根的演讲把许多右翼共和党人煽动起来了，这些人当时每年向极保守派组织提供的捐助多达1400万美元。对里根雄辩的口才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那位保守主义的岳父大人。洛耶·戴维斯坐在菲尼克斯商会的听众席上听着里根对“赤色入侵”的愤怒控诉，认定他的女婿应该争取选任公职。但是里根还在犹豫不决。1962年他曾放弃过竞选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参议员和州长职位的机会，去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同埃德蒙·“帕特”·布朗竞选州长，结果尼克松失败了。 里根的政治叫嚣越来越刺耳，致使通用电气公司对使用这样一个同极右翼分子打得火热的发言人感到不安。公司的一个经理去找他，建议他把演讲的内容限制在推销通用电气公司的产品范围之内，但是里根却不予理睬。他说：“现在，听众希望听到的是我8年来一直讲的那些问题，我不可能走到他们面前，突然挺起胸膛向他们兜售电烤面包器……要么我根本不为你们演讲，要么我们取消电视节目，你们另请高明。” 几周后，即1962年2月，一位美国联邦法院的执行官来到了“通用电气剧场”拍摄现场。他递给里根一张传票，要他提供他和他妻子的纳税记录，并要他就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期间批准美国音乐公司的弃权声明书一事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联邦法院在调查美国音乐公司的垄断权时，同时对里根在批准总括弃权声明书时接受贿赂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法院并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对他进行指控，但是宣传媒介却对大陪审团的参与作了广泛的报道，使里根非常难堪。 里根发誓说，他之所以同意批准弃权声明书，仅仅是因为电影演员们在1952年时日子很不好过。“我认为在当时那种严重的失业状况下，美国音乐公司弥补了提供就业方面的一大空白。”他作证说。 几天之后，通用电气公司解雇了他。在此后的两年中，他一直没有工作。后来，他那个在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担任广告经理的哥哥从《死谷的日子》电视节目的赞助人手中为他弄到了主持人的工作。1962年7月10日，司法部提出一项民事诉讼，指控美国音乐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同时指控罗纳德·里根担任主席后的电影演员工会为同谋。由于美国音乐公司放弃了人才代理业务，这一诉讼案根本没有进行审理。两个月之后，“通用电气剧场”停播了。 在经历了诉讼案带来的痛苦之后，里根继续进行专职政治演讲，并且每次都对肯尼迪当局进行恶毒攻击。虽然极右翼分子对所谓“新边疆”很蔑视，但全国大多数人却不然，他们被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年轻总统和高雅迷人的第一夫人以及他们那两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嬉笑蹦跳的可爱孩子陶醉了。整个美国都迷上了肯尼迪一家人，迷上了他们的宠物、他们喜爱的触身法橄榄球赛以及他们的白宫晚宴。全国上下如饥似渴地打听着有关这个美好迷人家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希科里山罗伯特·肯尼迪家中的游泳池中戏水啦，他们像王公贵族一样坐在总统游艇《霍尼菲茨》号上在海恩尼斯港兜风啦，等等。约翰·肯尼迪用他自己的魅力和盖尔人的欢快精神征服了全国，惟独极右翼分子不为所动。 当这位46岁的美国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遇刺身亡时，美国之光泯灭了。在那个周末，悲痛欲绝的人们拥到电视机前，呆若木鸡地观看着一次又一次重播的林登·约翰逊的宣誓就职仪式；杰奎琳·肯尼迪穿着溅满鲜血的粉红色“夏内尔”套服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下停放着覆盖国旗的棺材，供人凭吊；缓缓行驶的灵车，那匹没有骑士的黑马和那双靴尖向后的马靴，表示着它那死去的领袖再也不能骑马奔驰了；还有在前往阿林顿公墓途中，最后一次走到父亲遗体前致以最后敬意的那个小男孩。 “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坐在电视机前观着刺杀事件后全部新闻的人。”当时11岁的帕蒂·戴维斯说。 举国上下沉浸在沉痛哀悼的气氛之中，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世界各地纷纷下半旗致哀；航行中的船只向海中抛下花圈；在伦敦，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在“老维克”剧院中断了正在进行的演出，请全体观众起立，让乐队奏起了“星条旗之歌”；在内罗毕，肯尼亚武士们举行了传统的哀悼仪式；在西柏林，成千上万人手捧点燃的蜡烛聚集在一起；在雅典，交通在高峰中突然停滞下来；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夫人含着眼泪在美国大使馆的哀悼簿上签名。 在好莱坞，小山姆·戈尔德温决定星期天晚上在家中举行个人悼念活动。一位应邀的客人问，她能否带制片人弗兰克·麦卡锡一同前往。弗兰克在几周前接到里根夫妇的邀请，并已邀请她一起去参加这天晚上里根的晚会。 “我敢肯定，由于总统遇刺里根夫妇会取消晚会的，你说是吗？”这个女人问道。 “哦，我无法想象他们会按计划举行晚会。”麦卡锡说，“我给南希打个电话问问吧。” 里根夫人对他打来电话感到惊讶。“天啊，”她说，“我们为什么要取消晚会？就因为约翰·肯尼迪死了吗？别犯傻了。晚上7点我们等你们。” 弗兰克·麦卡锡和他的朋友虽然对在那样一个周末参加晚会感到不安，但仍然按时来到了里根夫妇的家。当南希打开门时，他们感到震惊。“不要讨论那件事，”她嘱咐他们，“我的意思是，别讨论任何与它有关的事情。” 他们走进屋里，看到好莱坞那些死心塌地的右翼分子围坐在酒台旁，一个个开怀畅饮，额手称庆。两人看着约翰·韦恩、罗伯特·泰勒和罗纳德·里根一帮人觥筹交错、仿佛他们的世界没有受到丝毫震动的样子，深感不安。几分钟后他们就告辞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肯尼迪估计到巴里·戈德华特会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与他一争高低，到达拉斯去时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一份他活着时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演讲稿。他在这份讲稿中阐明了他的温和主义同他所说的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的区别。他嘲笑那些把“言辞同现实”混为一谈的人们。他在这之前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邻居和领导人。他们提倡所谓‘马背上的人物’，因为他们信不过人民。他们认为我们的教堂在卖国，我们的最高法院也在卖国，我们对水的治理也是卖国……他们不愿正视外来的危险，却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内。” 里根正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的人。这些信念激励着他去进行政治演讲，这些演讲又使他进一步成为保守派头面人物的宠儿。这些人包括旧车商霍姆斯·塔特尔、石油商亨利·萨瓦托里、钢铁大王厄尔·乔根森和杂货店大亨贾斯廷·达特，正是他们恳求里根去谋求政治职位。 “人们总是要求罗尼竞选国会议员、参议员或州长，”1963年南希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社会生活，不过这倒可能使我免于同他人合伙使用汽车的烦恼。” 由于她对事业的追求，她当时的生活是既要同他人合伙使用汽车，又要忙于拍片。“在好莱坞，越来越多的妇女把做妻子和母亲放在第一位，但只要她们能得到好的角色，又会立即签合同、奔向化妆室，我就是她们中的一个。”她说。她为克雷斯特牙膏拍过商业片，在1953年至1963年间参加过14个电视专题节目的演出，其中有“施利兹明星剧场”、“车队”、“迪克·鲍威尔节目”和“迪克·鲍威尔的赞恩·格雷剧场”。 “她曾一度没完没了地给‘四星电视制作公司’的迪克·鲍威尔打电话，试图在他的节目中扮演一个角色，弄得他烦透了。”一位原制作公司经理说：“她是个没完没了的碎嘴子。我记得有一天他一进屋就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给南希·里根找点什么活干，免得她老缠着我不放。’只有这个办法，要不然就得给她装一部不登记入册的电话，因为她一天到晚给他打电话。实际上他相当喜欢她，但她快把他逼疯了。我记得后来总算给她在一个过时的节目中找了个特邀影星的小角色，好让迪克清静一段时间。” 下了银幕担当起母亲角色的南希，对她的两个送入贝莱尔的“约翰·托马斯·戴伊学校”读书的孩子帕蒂和罗恩管得过了头。作为一个关心孩子的母亲，她参加了母亲俱乐部，在一年一度的学校集市上掌管热狗摊，并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每一项活动。 “每当帕蒂带着她的小朋友到家里来时，南希就会打开室内通话系统在一旁偷听。”阿曼达·邓恩说，“我记得有一次南希偷听了帕蒂和她的一个朋友策划的某件事，于是把两个小女孩交给了校长去处理。一个母亲干这种事未免太恶劣了。” 南希还偷听儿子的电话。“那是在1969年，”罗恩在小学和中学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回忆说，“两个男孩在电话里讨论用干草卷烟抽是个什么味道。第二天罗恩告诉我儿子说，他母亲偷听了他们的电话。他说他知道，因为他们挂上电话后，南希像一个发疯的女人一样搜查了他的房间，扯下了墙上挂着的一切东西、打开了每一个抽屉，到处寻找干草。” 由于丈夫经常出差在外，照料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到了南希的身上，常常使她感到疲惫不堪、难于应付。“所以她每天都给我丈夫打电话，抱怨孩子的问题。”校长的前妻说，“通常都是讲帕蒂的事，因为她在她身上总碰到麻烦。南希希望女儿成为‘美国少女小姐’，但帕蒂的身材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她的脾气又倔强，不属于那一类型的孩子。我丈夫不得不经常到她家里去约束帕蒂，或者同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家伙‘船长’玩玩游戏。总是会发生点事。每到下午6点30分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是南希·里根打来的。她相当傲慢和粗鲁，根本不理睬我们是正在吃晚饭还是我丈夫正忙于文学博士论文的事。她认为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不过是花钱雇来的帮手。她就是这样对待他的。那些日子里她不知浪费了他多少时间，而他又太善良，总不说他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南希同她丈夫一样具有狂热的党派观念，她的政治观点也支配着她的孩子们交朋友。由于埃里克·道格拉斯是安妮和柯克·道格拉斯的儿子，又是小罗恩最要好的朋友，因此，南希常常在全家周末外出时带上埃里克。在1964年共和党年会以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她正准备开车带孩子们到牧场去。几周前，她同丈夫一起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这次大会，目睹了巴里·戈德华特接受共和党对他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里根夫妇就像他们在标语牌上所写的那样，“要抉择，而不要做应声虫”，他们回到家里以后在他们的汽车保险杠上贴满了招贴画。 “我们在里根夫妇家门口让埃里克下了车，”柯克·道格拉斯回忆说，“他同南希一起走进院里，看到了他们停在车道上的那辆旅行汽车，保险杠上贴着戈德华特的招贴画。埃里克脱口道：‘呸，戈德华特！’这是他在家里听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南希被激怒了，她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你们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带走。’埃里克在一旁哭起来，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我们只好叫人去接他回来。” 这个5岁的小男孩被留下来，同里根夫妇的保姆呆在一起，他一刻也不停地哭泣。当来人接他时已经过去45分钟了，但他仍然在哭。“南希抛下他，开车上了牧场。”安妮·道格拉斯说，“这件事使埃里克很伤心。我相信她以后再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她不仅仅是非常、非常忠实于朋友和丈夫，也同样忠实于共和党。我想这是她之所以会这么做的缘故。 “后来我尽力同她和解，但她很长时间不许她儿子同埃里克说话，直到好几年以后她才重新同柯克和我说话。当我给她打电话想把事情澄清时，她说：‘孩子才这么小的年纪，你们就给他灌输政治观点，太可悲了。’大意如此。这件事对埃里克来说很难接受，因为他同罗恩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的友谊为什么突然被中断。我们试图向他解释，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你和你的朋友并不一定在政治上观点一致，但是如果有分歧，也仍然可以做朋友。我估计，我那个当时才5岁的儿子恐怕根本没有听懂。” 数年之后，道格拉斯夫妇同里根夫妇见面了，并终于开始交谈。但是休战仅仅维持到了当天晚上。“当时我正在梅公司联营百货商店老板戴维·梅的家中同南希跳舞，”柯克·道格拉斯说，“南希的舞跳得很棒，现在仍然如此。有人谈起了政治问题。由于我对埃里克的事仍然记忆犹新，所以准备谨慎从事。我对她说：‘南希，我不是搞政治的人。虽然我是德州民主党党员，但我总是把票投给我认为最杰出的人。如果我认为最杰出的是一个共和党人，我照样投他的票。比如说，我就愿意投票支持洛克菲勒当总统。’南希的两眼立刻流露出愤怒的目光。她转过身，拂袖而去。我感到震惊。我体会到了埃里克当时的感受。” 戈尔·维达尔曾说，1964年他在旧金山的共和党年会上第一次见到南希·里根时，就看出了她有强烈的党派意识。她同她丈夫一起坐在“牛宫”里听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攻击报界的演讲。“当有人在艾克演讲过程中起哄时，她首先就在眼中胃出愤怒的火花。”他说，“她转过身去，怒不可遏地翘着嘴唇，瞪大双眼，那种激动的目光就像要杀掉那个近在咫尺的敌人——这就是我当时的印象。她当时也许正试戴新型的隐形眼镜，谁知道呢。无论怎样，我当时还没有听说过南希这个人呢。尽管如此，我仍对自己说：这位骄小女士的火气可不小。” 在1964年中，里根作为支持戈德华特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竞选活动的两主席之一，竭尽全力在全州各地从事竞选活动，到处发表他那篇题为“抉择的时刻”的演讲，但是没有哪一次得到过听众的喝彩。里根还把他哥哥尼尔招来负责戈德华特的电视宣传。“我们接受了戈德华特的任务。我同这位议员在竞选飞机上一起待了65天。”尼尔·“穆恩”·里根回忆说。 戈德华特的宣传牌上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①。” ①right，既作”对的”解，也作“右”解。——译者 林登·约翰逊的标语牌则针锋相对地写道：“极右①。” ①right，既作”对的”解，也作“右”解。——译者 民主党人利用戈德华特关于在危机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论点，于1964年9月7日在电视中播放了他们制作的那个宣传造成大灾难的片子《雏菊姑娘》，影片描写一个小女孩一边从雏菊花上扯下一片片花瓣，一边数着数，这时，这个动人的画面突然化作了一朵蘑菇状烟云。这是一部氢弹恐怖片，暗示着核毁灭将带来的可怕后果。 现在，“你心里明白，他干得出来”的口号却像厂个阴影一样紧紧地缠住了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就连保守的共和党报纸也纷纷倒戈，赞成林登·约翰逊当总统。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以29％：65％远远落后于约翰逊。戈德华特的竞选口号被人用来反唇相讥，特别是那句“你心里明白，他是疯子”使他陷入了困境。 加利福尼亚的戈德华特竞选组织在绝望中决定买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系统半小时的播映时间，播放罗纳德·里根的标准演讲，但这个主意遭到了戈德华特的高级顾问们的反对，他们说这个演讲太激进、太极端化。这位候选人亲自给里根打电话，要求他撤销这个演讲，但是里根却建议他先听听这个演讲再作决定。在尼尔·里根的安排下，戈德华特在首都华盛顿的一间拉音房里听了演讲的录音。“巴里听完后走到室外，说道：‘这个演讲到底有什么不妥？’所以，里根仍然作了演讲。”他哥哥说。 1964年10月27日，也就是选举前一个星期，这个在“通用电气剧场”干了8年早已为电视观众所熟悉的天才演员，面对着电视摄像机向全美国侃侃而谈，什么荣誉啦、爱国主义啦，以及一个民主政体所珍视的一切主张。他几乎没有提到巴里·戈德华特的名字。 “你我正面；临着一个命运的选择。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保留世界上人类最后这一点最美好的希望，否则我们就会迫使他们走出迈向永久黑暗的第一步。即使我们失败，至少也要让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在谈及我们时说，我们在这短暂的时刻中是无愧的，我们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华盛顿邮报》的戴维·布罗德称这个演讲是“自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做‘金十字架’演讲轰动民主党年会以后最成功的全国政治表演”。《时代》周刊把它誉为“阴沉的竞选活动中的一颗亮点”。南希·里根说这个演讲筹集了800多万美元的竞选捐款，而实际上是接近100万美元。然而，全国所有共和党人的钱加在一起也不可能给巴里·戈德华特买到那一年的胜券。他以在此以前的总统竞选历史中最悬殊的差距输给了林登·约翰逊。民主党人在44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里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赢得了胜利，并在35个参议员席位中赢得了28席，成为参议院中的多数派；他们还占据了41个国会议席，并在众议院获得超过2／3的大多数席位。他们还在各州政府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夺取了33个州长职位，而共和党人仅获得11个州长职位。 选举结果使南希·里根呆若木鸡。“我们没料到会如此一边倒。”她说，“别人也许料到了，但是我们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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