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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这一色彩鲜艳、硕大无用的热气球在美国的地平线上上下飘摇已久，时至1985年，终于开始漏气了。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的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失去了白宫办公厅主任吉姆·贝克，这可以说是气球上第一个针刺的小孔。贝克同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交换了职务。这是里甘的主意，迈克·迪弗欣然同意，南希·里根批准。最后由总统接受这一作法。总统是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 第一夫人曾要求在总统第二届任期开始时整个内阁提出辞职，但总统拒绝了。 她争辩说：“尼克松就是这样做的。他再次当选的第二天就要求所有由他委任的最高级官员都提出书面辞呈。” “你看看他的第二届任期出了什么事，”总统答道。 里根心里明白，他妻子想摆脱掉某些他最喜欢的人物，如：总统高级顾问埃德·米斯，他被一次有关他私人财产的调查搞得鼻青脸肿，勉强过了关，现要被指定为司法部长而离开白宫；内政部长威廉·克拉克，她认为他过于保守；劳工部长雷蒙德·多诺万，他正受到纽约的联邦大陪审团审讯。她还想把国防部长卡斯泊·温伯格也处理掉，因为她认为他“过分军国主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玛格丽特·赫克勒，她正在进行乌七八糟的离婚程序；还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因为他公开声称里根的经济政策绝对不能收效。但是里根总统把两副助听器都关上了，并要求凡属他委派的高级官员都要留在原职安心工作。 克拉克同斯托克曼不久后都辞职了。多诺万也辞职了。他被起诉，但后来被宣判无罪。米斯去了司法部，温伯格留在五角大楼。 第一夫人还说：“你看，我并不是每次都赢的。”她这样说是为了把自己对于总统的影响贬低。 在班子大变动的过程中，迪弗想为自己1985年5月离开白宫的计划给第一夫人作一些心理准备。他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侍候“老板娘”的职责跟总统助理威廉·亨克尔一起分担，当时亨克尔负责为总统打前站的工作。 亨克尔说：“迈克要想从白宫脱身出来，必须有人在白宫里面给他‘剪票’通行，因此从1985年1月开始他就逐渐使我在第一夫人眼里取代他自己的地位，而我同第一夫人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开始了。因为这一关系特别同安排日程表有关，因而他也就不得不把占星术士的事告诉我。” 这位总统助理听迪弗对他说，总统和第一夫人事事都仰仗着被称为“在旧金山的琼”这么一位人物，无论什么都按照她的神机妙算去办。他简直是目瞪口呆，难以置信。但迪弗努力向他保证说，这位占星术士同多年来他被迫应付的许多别的算命先生相比，至少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他告诉亨克尔说：“你听我说，本应让你尝一尝同某些别的占星术上打交道的滋味的，特别是珍妮·狄克逊。那样你就会明白，这一位至少还不是完全精神错乱的。” 亨克尔过去曾不止一次怀疑迪弗的神志是否清醒，因为他常在最后一分钟，对总统的日程表作出无法解释的改动，有时是奇怪地犹豫不决，有时又常作意外的拖延，对于到达或离开某地的时间作出荒诞的规定，头一天发出无法自圆其说的指令，第二天自己又推翻前言。亨克尔说：“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所有这些疯狂行径的原因何在了。我们两人痛快地为此大笑了一阵，可是事后我醒悟过来。我以后得管这一摊子事，得由我捏造出过去迪弗所使用的种种愚蠢的借口。得由我编造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假话来给第一夫人要做的事打掩护，而不告诉任何人她要这样做的真实原因。” 里根夫妇对于琼·奎格利的电脑化占星术的依赖，在白宫里是一件严格保守的秘密。在第一届任期中，只有西半楼的迪弗和贝克及东半楼的伊莱恩·克里斯彭得以与闻其事。到了1985年大换班，就不得不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机密了，其中就包括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唐·里甘。他起初难以相信。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还不如说是挨了当头一棒，被打得晕头晕脑。” 第一夫人伯有任何别人发现她完全依靠占星术一事，因此，她连白宫的电话总机也信不过，伯接线员们会偷听。她命令电话公司为她设置私人电话线，不经过白宫及戴维营的总机。她同占星术土的谈话大多是从戴维营打电话进行的。 亨克尔说：“如果南希不得不在非周末时间给占星术士打电话，她就得加码掏腰包。这事我清楚，因为有一次由于我而造成了日程改订，她不得不在非周末时间请教占星术士给她推算。她气得不得了，想要由我支付这笔钱。她反复说，‘就因为你，我得多付一份钱。为这我得多付一份钱。’” 每到周末，亨克尔的传呼机就叫起夹，说明第一夫人在找他，并已经准备好要办理公事了。里根夫人坐在戴维营她的木屋里，双手各拿着一个电话耳机——一个通往占星术士琼·奎格利，一个通往亨克尔——就这样开始给总统安排一周的日程。南希计划得很缤密，不仅逐日安排，而且逐小时排定，有时把到场和退场时间都微调到分秒不差。她首先问清总统都将有哪些活动，亨克尔回答后，她就转告琼·奎格利，后者就在黄道十二宫图上查看每一个日期，看一下星辰所预兆给总统的是个“吉日”还是“凶日”。在“凶日”是不能允许总统走出白宫一步的，因为据这位预言家说，总统会遭受到危险；每遇此种情况，亨克尔只好提出改变的日期。这样，三个人往往复复地要磋商好多小时，一面商量，亨克尔就一面记下详细记录，以便能“多加小心避免诸事不宜的日子”。并且充分利用“宜出行的黄道吉日”。总统的日程一经在此种三方电话会议排定，亨克尔就把日程分送特工部门、白宫办公厅主任及总统秘书各一份，使他们都能记录在自己的案头历上。这种程序使唐·里甘感到非常困惑，于是他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按类分色的台历，“吉日”用绿色，“不吉日”用红色，“不肯定”的日子用黄色。然后再把总统的日程表写出来，再度送交里根夫人作最后审定。这样一来，总统每时每刻在干什么，她全都了如指掌。 偶然也有这样的时候，总统忽然自行宣布他要去某一事先未经星辰天象兆示为万事大吉的地方，从而打乱了一切安排，比如他想到巴尔的摩参加棒球季节的第一场比赛一事，便是如此。 亨克尔说：“事情很不凑巧，那天正是被占星术士判为‘诸事不宜’的日子，里根应当足不出户，以避灾煞。然而我才他妈的不会去告诉美国总统说，他想看棒球比赛都得听别人的，不叫他去就不能去。唐·里首在开完高级工作人员会议后进来告诉我说，总统要在一小时后动身，我就同特工部门联系，一起去处理体育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半路上我的传呼机就哗哗地叫起来了，无线电话中传来了叽哩呱啦响的命令，叫我马上给白宫总机打电话。我知道这是第一夫人在找我，所以我通过特工部门频道回话说，我一到了目的地就打电话回去。我连当时我在哪儿都没有说，但是等我们到达体育场时，总统秘书凯西·奥斯本已经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了。 “上帝啊，我给她回电话时，她简直急得要中风了。她盛怒若狂。‘噢，比尔，你怎么能这么办呢？你应当有点脑筋，决不该办出这种事来。你怎么可以呢？你明知道今天是不宜出行的日子。 “我力图向她解释。我说这是总统自己作出的来经计划、兴之所至的决定，总统一定要这么做不可，我是无法阻止他的。但是她说，‘我不管那些。你应该阻止他的。你应该不这么愚蠢。你根本不可能使整个体育场都受到安全监督。你根本不应该让他离开白宫的。’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可真叫我的血液都变凉了。她说：‘今天要是我的丈夫出了什么事，我这一辈子都会认为应该由你负责。你听见了吗？我要你承担责任。’ “你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压力，可是当第一夫人亲口告诉你总统的命在你手里攥着，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死了，你就是杀他的凶手，到这时候你才知道压力是什么滋味。上帝啊，从放下电话，一直有两个钟头我像个被勾走了魂的活死人，直到我们安全地把他弄回白宫去才算罢休。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远远地躲着她。” 就像家里养的狗在雷雨到来时都溜到床下去躲着一样，总统的助手们一遇到“南希风暴”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也都纷纷四散，谋求藏身之处。 亨克尔说：“迪弗曾经向我交代，警告我回答她的问题时不要太快。她连珠炮似地提问起来就像是检查官一样，你如果回答得太仓促，以后可能反过来致你于死命。因此最好的回答是，‘我去查一查再告诉你。’” 有一次“南希风暴”发展成为咆哮的飓风。那就是1985年发生的“墓地风波”。当时发布了新闻，说作为庆祝盟军在欧洲战胜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总统将在5月里到西德的比特堡墓地去一趟。这次访问本是在波恩举行经济首脑会议时决定的。 当时曾初步安排去一座德国集中营遗址参观的节目，但因为第一夫人否决了，认为“消极面色彩过浓，令人压抑”。因而总统就拒绝了这一安排。他答应以参谒亨克尔和迪弗审查过的墓地来代替参观集中营一事。这两人当时并不知道（当然总统也不知道），这坟地里还葬着49名纳粹冲锋队员。但是甚至在人们告诉他以后，他仍坚持要去墓地拜谒。人们普遍谴责他对于犹太人所遇的浩劫太不敏感，美国、欧洲及苏联的犹太人团体纷纷举行抗议示威。有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把所获得的勋章退回，还有一家法国报纸说里根的历史课评分只能打个“不及格”。 里根对此，是以错上加错作为回答。他说：“我们应该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不要纠缠不清。（埋葬在比特堡的）那些士兵们也是受害者，正如集中营里的死者是受害者一样。” 听见美国总统在纳粹歹徒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划上等号，某些犹太人认为他看不到战争同种族灭绝罪行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表现方式中包括在美国众议院提出两个决议案，要求总统不去拜谒比特堡墓地，在参议院也提出了同样的决议案，有53位参议员签名。 总统手下的人竭力为此寻找合理的说词，说参观比特堡墓地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建议的，他为了赢得再次当选需要这一次拜谒作为美国捐弃前嫌的姿态。他们极力说，如果没有科尔的基督教民主党在位掌权，美国将不能获准在德国安置导弹，而这样一来就会使总统在战略上陷于被缚住手脚的地位，因为他认为他如不能取得有力的地位，就无法同俄国人商谈。 尽管作出了这种政治性的说明，大多数人仍感到极为惊诧，认为美国总统竟然让人借用自己的威望去施荣耀于这样一个墓地，真是麻木不仁。而尽管里根以自己是犹太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自诩，却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义愤。 在1983年，他曾对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个陆军摄影师，曾被派去拍摄纳粹死亡营地罪行的照片。两个月以后，他对西蒙·维森塔尔又重复讲述了这一幻想中的光荣业绩。西蒙·维森塔尔是一个著名的追捕纳粹战犯的猎手，洛杉矶的浩劫研究中心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1985年他上比特堡去的前6天，总统又对一批外国记看说，他对于纳粹的党卫队很熟悉，因为他自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服役。“对的，我明白在那次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坏事，”总统说。“我自己也曾穿了4年军装。”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暗示里根穿的不是军装，而仅仅是戏装。他在《华尔街日报》中撰文说：“事实上，里根先生是美国总统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从军年龄而又未曾到海外服役的仅有的一个人。他是在好莱坞的摄影棚里打的仗。他每天晚上睡在自己的床上。显然他对于战争时期所发生事情的想法，有许多是事后从《读者文摘》里看来的。” 伊利·维塞尔是在纳粹死亡营中长大的。他的父母亲都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他在4月份从里根手中接受了国会突出成就金奖；后来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上恳求总统不要去参谒一个德国军事墓地。 他说：“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恳求你做一些别的什么事，假如还有任何可能的话，请设法找到别的方法，别的途径，别的遗址。那个地方，总统先生，不是你应当去的地方。你应当是同党卫军的受害者在一起的。” 南希对于这位颇有口才的人所引起的反响很害怕（这个人后来由于他为“浩劫”的受害者所进行的工作，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金），并且因为他羞辱了她的丈夫而非常恼恨他。 她告诉她的占星术上说：“就是那个人（维塞尔）。他的样子好像疯了。一切都怪他。他是个狂热者。” 然而她自己也极力恳求丈夫取消去墓地的前约，因为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民大多数不赞成总统到比特堡墓地敬献花圈的决定。这个问题成为里根政府的第一个重大危机，在1985年春季使白宫陷于几乎不能运转的境地。 第一夫人乞求她丈夫改变主意，但是他拒绝这样做：他说如果他一动摇，就会让人看成像吉米·卡特一样软弱不定。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支持他的坚决态度。新任白宫通讯办公室主任帕特里克·布坎南也支持他，从而引起了第一夫人长期对他的敌意。 舆论界对比特堡事件的反对是压倒一切的。《得梅因纪事报》写道：“里根总统拿悲剧当儿戏。”《洛杉矶时报》对此表示同意，写道：“抗议总统进行比特堡之行的人的目的并非蓄意冒犯总统。他们的意愿只是要求美国总统不要做任何能被曲解为纪念或尊敬那些执行纳粹罪行的人的事。” 在民意测验中赞同总统的比率直线下跌，第一夫人看着它怒气日增，因为她是按民意测验的晴雨表而扬帆航行的。她现在把一切都怪到迪弗头上。她指示迪弗说：“你必须对他说他不能上比特堡去。这样做会搞垮这一届总统公职，使他无法收场，再也不能恢复元气。”后来，当她从报纸上得知，在德国为比特堡之行打前站的迪弗曾以特惠价格买了一辆BMW名牌汽车时，更加愤怒。 总统一定要进行比特堡之行，迪弗只好八方奔波，对旅程表进行添加项目的工作，以使批评者能心气平顺，也使损害得以控制在最小程度。但第一夫人一点也不受安抚。她认为这次风波使她丈夫的总统公职完全陷于失败，无可收拾。她冲进迪弗的办公室，又一次要求取消此行。迪弗早已向总统无数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他无数次地道歉，现在他平生第一次卷入了同南希·里根的丑恶冲突之中。他后来承认，这次冲突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非常感情用事的”。 她冲着他尖声喊叫：“你怎么能对罗尼干出这种事来？这将永远成为人家说他的把柄。” “南希，事情已经干出来了，”迪弗说。“如果惊慌失措有什么用的话，那让我也来惊慌失措吧。可是我现在正在尽他妈的最大的努力想在坏中求好。求求你，让我先把事儿办好吧。” 第一夫人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迪弗着手收拾残局，想从烂摊子里挽救点什么出来。但是南希一宜也没有饶恕迈克·迪弗。三个月以后当他告别白宫时，曾想把盛大的送别宴会放在总统居室部分开，而不是放在通常使用的罗斯福厅里开。人家把他的要求转到第一夫人那里，由她决定。她拒绝在总统的私人住所给他以这一荣耀，说，“罗斯福厅就足够了。” 为了修补比特堡事件所造成的损害，迪弗把敬献花圈的仪式缩短到8分钟，并且插进去一个小节目——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参观。犹太姑娘安妮·弗朗克①就是死在这里的。他还取消了原定的里根夫妇同比特堡村民共进一小时野餐的安排，改由第一夫人在西德的受人崇敬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墓前献花。 ①安妮·弗朗克（19229—1945），荷兰犹大籍少女，在同家人匿居于阿姆斯特丹的密室中时，写了两年日记（1942—1944）；后全家被德国纳粹捕获，送往集中营杀害。她的日记于1947年被发现，轰动一时，并被摄为电影。——译者 再有一个障眼法，就是安排第一夫人到波恩的滥用毒品者康复中心去访问；她将在那里向西德方面捐赠一纸5000美元的支票。这个康复中心是同美国的马里兰州银泉全国家长争取青年不吸毒联盟相对等的。 迪弗心里忖度，如能将第一夫人的形象加以修整见新，或可将比特堡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减轻一二。最近有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曾揄扬她是她丈夫政治上的一大财富。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文献片也同样对她备为阿谀，把她捧上了天。于是他安排她在罗马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讨论她的反对滥用毒品运动。迪弗还为她安排第二天到马德里观看弗拉明科吉卜赛舞蹈表演，当场她毫不示弱地打着响板努力学了一些舞步。这两次节目安排都使记者们有镜头可枪，可以冲淡比特堡报道的不利阴影。行程的最后一站是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南希将在那里参观罗昂家族古堡博物馆并被摄影。 第一夫人坚决要求他们去集中营和墓地的时间必须同星相图核对，以免有所冲克，因此迪弗就把经过修订的时间表送交琼·奎格利过目。她坚决要求把访问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的时间放在1985年5月5日上午11时45分，因为那时“行星的位置均呈有利状态”。她挑选下午2时45分作为在比特堡墓地举行8分钟仪式的时间，说是因为她的十二宫图指明“月亮与土星位于第三房”是吉利的，而“图上海王里的角度使这一仪式受到笼罩而不致太引人注目”。 各新闻周刊都以突出地位刊载里根总统在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献花圈的照片，而不是在比特堡的照片。这更加强了第一夫人对她占星术土的信仰，因为后者曾声称她要把“比特堡那件冤孽事化解掉”。 “在那次行程中，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南希的那个该死的发型师，”白宫摄影师特里·阿瑟这样说。“我们派了一名摄影师跟随总统乘‘空军一号’座机去比特堡。我则乘送新闻人员的直升机随后赶去，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却把我给顶下来了，因为朱利叶斯想跟去，好自己照几张相。我说，‘白宫摄影师的职责是记录历史，仅仅为了让第一夫人的发型师能带着他的小勃朗字照相机去游逛一下，就把白宫摄影师给排除在外，你不认为这有点发疯吗？’我最后还是硬挤上了直升机，同朱利叶斯合坐在同一张座椅上。就是在那一次我才明白，在随同总统出行时，除了总统夫人的个人侍女安尼塔·科斯特洛以外，就数这位发型师最重要了。 “在威尼斯中途休息时，白宫想要发表一张总统在旅途中阅读材料进行准备工作的照片。干是我被派到里根夫妇居住的宽大的贵族府邵去。我走进那所像山洞一般的房子，里面足有几百个房间，进门后只听见从门厅里传来电视机的巨大吵声。我探头一看，只见朱利叶斯和安尼塔·科斯特洛两人坐在那里，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足足的，在看意大利动画片。这情景真怪诞。我觉得我好像是在鬼魂出没的神秘古堡中探索行进，像在《去年在玛丽安巴德。①那部影片里一样。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的怪诞影片的始祖，是法国拍摄的。——译者 “最后我见到了总统的私人侍从吉姆·库恩。他说里根夫妇在楼上，因此我就一直奔那个房间去了。这房间硕大无朋，屋顶极高，圆柱装饰得很纤巧，墙上挂着图案精细的丝织壁毯。总统和第一夫人坐在黑暗中，看着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屏幕上映出的是一部老牛仔片的录像。夫人穿着浴袍，总统也是着便装。 “吉姆说，‘总统先生，特里来给你拍你阅读文件的照片来了。’ “‘噢，好吧，那我最好弄些文件来，’总统一面说，一面继续看着荧屏。 “吉姆把他的文件夹子给了他，把他领到一张桌子前面，我们把材料在桌上铺开。他把衬衫扣子扣好，问我要他坐在哪里。我指着一幅画面非常工细的挂毯前的一张桌子，他就在桌旁坐下了。很显然，他根本不知道那些文件说的都他妈的是些什么事，但是他就看着这些文件，由我给照下来。然后他把文件放回夹子里，把夹子递给吉姆，又回到长椅上同南希看牛仔电影了。我又回到新闻工作驻地，把美国总统为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议勤勤恳恳进行准备工作的照片，通过电讯系统向全世界播发出去。” 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官方摄影师们每个月拍摄8000至10000张总统的照片——平均每天300张左右，不论他是在美国还是出访在外。在照片发给报界以前，第一夫人必先详细审阅，把她赞成的注上“OK，南·里”。她禁止发出一切未经准备而抢拍的照片。凡属使里根显得困倦、衰老、或不太精力充沛的也都在禁止发出之列，但是只要是里根的骑马照片她都从不否决，那伯里根的衣着可能不整。里根骑马时喜欢穿着英国式猎狐主马靴，牛仔衬衫，和英式马裤，而马鞍则要用美国西部式的。 阿瑟说：“凡是总统的照片送给她审查时，只要原版大小印出就可以了，但凡是她的照片，则每一张都要放大到8×10英寸。她要一张张地仔细看过，她认为照得不美、不能发出的，她就撕去一角。因此说，实际上她控制了里根年代的全部历史摄影。” 第一夫人审查白宫摄影很认真，每次要花若干小时。另一位白宫摄影人员说：“照片上只要有她，都得经过她批准才能发出去。照片都是8×10英寸大小，每250张放在一个纸盒里。以每张成本20—25美元计，每盒成本约达6000美元。我们每隔几天就给里根夫人送去一盒又一盒的这种照片。送回来时，其中约有一半角上已经撕去了一块。她不肯费时间看直接印的原版大小的照片。只要照片上有她，就得放大。纳税人的钱就这样不知浪费了多少！” 1985年7月13日罗纳德·里根进行了外科手术，其后24小时之内第一夫人不许白宫的任何摄影师靠近他。她说：“我不管什么历史记录，我不许拍他的照片。”里根夫人早已指示白宫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说，他只要发表总统将因切除息肉而进行外科手术的消息就行了，还不许他使用“大块息肉”字样。 斯皮克斯说：“根据里根夫人的谕旨，没有提到癌症和恶性的字样。” 里根总统为切除癌性息肉，在接受全身麻醉前签署了文件，把总统权力移交给乔治·布什接管。拍照时第一夫人做了细致认真的安排。里根这时静脉插着输抗生素的多根管子，双臂都用静脉点滴输入营养液，鼻子里还插着几根管子导出胃中的气体和液体。她不许把这种场面拍入镜头。 她对白宫摄影师们说：“不能让人们看见他这种样子。我们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的病情有这么严重。” 然而，两天之后她允许白宫公开发表由她精心导演的一幅总统的照片。所有的输液管子都暂时摘去了。只留下鼻孔的导气管子，用透明胶带固定在脸上。照片上她正俯身吻他，她的脸很巧妙地遮住了鼻孔的导管。 在手术中，外科医生们切除了一块有5公分大的息肉，两块较小的息肉，还切除了总统的两英尺长的一段大肠。在其后的三年中，他们还从他的大肠上又切除12块息肉，从他的脸上切除3处皮癌。全国癌症中心的主任外科医师史蒂文·罗森堡参加了外科手术，并在全国电视广播节目中宣布了活体解剖的结果。 他直截了当地说：“总统患有癌症。”伴随新闻广播还映出了总统肠部的详尽图解，还有用一台直肠镜探查直肠内部的录像片断。里根夫妇看到后很是恼怒。他们本能地反对使用“癌症”这个词，忙不迭地进行否认，她是对自己否认，而他则是对全世界否认。 “我没有患癌症，”总统对记者们说。“我身体里面长了个东西，它包含有癌组织，现在已经切除了。” 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总统医生中有一位后来说，“那次手术是总统不肯听医生话的结果。他在1984年8月来我院检查前列腺。那时正是开始第二次竞选运动的前夕。我们给他做钡灌肠，当时发现了第一块息肉。我们建议他再做一次钡灌肠，因为我们必须多看一下。一般来说，凡有一块息肉，就会有更多的息肉，可是他拒绝了。他对我说；‘我决不再搞一次这见鬼的玩意了。’ “其时他已经有两年半没有检查过身体了。但是等到他终于来检查时，他却选择在星期五来，以便能到戴维营去度周末而免得记者们缠着他不放。这样他只是半路上到医院弯一下，显得比较随便，谁也不会过分怀疑。 “他到再度竞选的前夕来检查，是因为他需要一份检查身体的报告，向世界证明他健康状况良好。他要求我们发布报告，确认他身体健康。他许诺说选举以后他再来，可是他拖了11个月之后才回来。到那时我们发现他盲肠里有个突生迅长的病变，是癌肿。他知道如果我们在大选前夕发布新闻而新闻中暗示有癌症的可能，那么他可能不会重新当选，因此他根本不给我们发现问题的机会” 在接受直肠手术后两周，总统鼻子右侧长了个小疮，白宫医生要求对它进行活组织检查。里根夫人指示波顿·史密斯医生说，如果疮疡证明是癌变，不得向外界宣布此事。只许他说是由于总统在直肠手术后鼻饲时导管摩擦而引起的。 她向记者们否认正在进行活体检查一事，并指示医院用假名把组织标本送往化验室。 活体检查证明总统患的是小面积皮癌。它同总统直肠里的癌病变没有关系。尽管如此，第一夫人认为公众可能会把总统看成易患癌症的人。她确信如果公众对于这位美国有史以来入主椭圆形办公室的年岁最老的人的健康感到心中无底，那么就会导致一场政治危机，而使总统的施政瘫痪。因此她严禁史密斯医生承认曾进行活体检查。她想把这一消息向所有的人完全封锁，包括白宫的新闻秘书在内。但是新闻秘书的助手马克·温伯格把总统的医生给堵住了。不消几分钟他便把第一夫人不想发布的消息从医生嘴里掏了出来。他随即给拉里·斯皮克斯打了电话。 他在电话上说：“你不要对别人说一个字，这里出了大问题。这个鼻子上长的玩意儿，他们作了活体检查了。” 他把第一夫人的欺瞒给兜底儿揭了出来，并说她已经口授了一份声明，宣称总统健康状况极为良好，其中并未提到皮肤上的癌症。斯皮克斯立即给唐·里甘打了电话。 这位新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是条直言无忌的汉子，不习惯接受妇人之命行事，早已对南希·里根非常讨厌了。他因乘坐直升机往返于白宫与医院之间，每天一次地去看望总统，受到了第一夫人的强烈反对。她很露骨地说：“不管怎么说，毕竟连我也没有乘直升机去看他。”里甘反驳说，他乘直升机是为了节约时间，他估计若乘汽车上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每次来回时间加在一起等于每周多花10小时。她对此不表赞同。不知怎地，次日报纸上就纷纷刊载消息，说白宫办公厅主任倨傲自大，行事像个“总理大臣”。他不必使用密码显影药水也可以读出字里行间的信息。他把直升机取消了。 里甘的一位主要助手说：“唐的末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他自己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第一夫人待人行事手段之毒辣。他一直没有能够克服那句‘总理大臣’的恶毒中伤所带给他的不利影响，而那句话是由她亲自口授，通过她的办公室主任传给记者的。里根夫人很聪明，从来不会让人直接引用她亲口说的话，但她隐名地把意思递过去了。她的指纹是决不会在犯罪现场被人发现的。” 里根进行了直肠手术后不久，里甘曾同第一夫人谈话，指出有必要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以防活组织被验明是恶性病变。但她当时不肯同意。她告诉他说：“这一切事都必须淡化处理。” 现在他又不得不因为再一次可怕的活体检查而同她争执了。她给他打电话，说正在对总统鼻侧的一块皮肤进行检验，看看是否有感染时，他等着她说下去。 他问道：“南希，你是否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总统的鼻部有没有别的问题？你肯定那不是癌症吗？” 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内，在第一夫人和白宫办公厅主任之间往返电话不断。后者力图说服第一夫人对公众坦率说明总统患有皮癌。第一夫人执拗不让步。办公厅主任则坚持己见。 唐·里甘说：“我不愿参与这种欺骗。” “噢，你会参与的。” 最后，总统本人参加了讨论。“对的，我们按她的话办吧，”他说。“唐，你要知道，南希说得对。”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白宫办公厅主任失去了信心。他把问题转回到白宫新闻秘书手里。新闻秘书想和第一夫人商量，但第一夫人不为所动。 她说：“见鬼，拉里，总统没有患癌症！” 他回答说：“那好，你想要我怎么说，就告诉我怎么说。不过，请允许我忠告你，如果你不跟公众说出真实情况，你就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次日，记者们留意到总统鼻子上的“邦迪”疮可贴绷带。白宫医师遵从第一夫人的指示，说总统鼻子上长的是一个“小小的疱疹式的东西”，没有进行活体检查。里根夫人也否认进行了活体检查。记者们穷追不舍，问了许多问题。因此斯皮克斯起草了一个声明，但被第一夫人否决了，说它“过分使用医学术语，口气严重，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使人们过早得出不恰当的结论，这是我们不需要的。”她对于是否应当说谎话坚持了原来的立场。她把声明的草稿打回给斯皮克斯，在底下批注了意见： 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这样说——你们问到了总统鼻子上的“邦迪” 绷带。他鼻上长了一个疤疹，他抠了它，刺激了它。在总统接受手术后， 鼻腔插导管时，曾用橡皮膏固定。这使这一块皮肤进一步受到刺激，因此 在取下橡皮膏后，医生们对它进行了处置，以防感染。进行了例行的检查， 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医疗。事情正如医生们原来预料的——只不过是皮肤 受了刺激而已。 次日，白宫的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则回避真相的声明，其中没有出现“癌变、恶性肿瘤、活体检查”等字样。斯皮克斯不愿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信誉押在里根夫人的欺骗性语言上，但又没有胆量无视她的意志，遂没有在正式发布的声明上签名。几天之后，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他鼻部有一处“基底细胞癌性病变”，已从鼻上切除。这样一来，他的新闻秘书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个大傻瓜。有些抱怀疑思想的记者们就私下流传一句新口号：“拉里口中无真言。” 归根结底，在里根的白宫内外，真话是少得可怜的，因为第一夫人似乎偏爱假话。甚至在说真话对自己的目的更有好处时，她也要说假话。她的一位前任新闻秘书说，“她什么事情都要说瞎话。每当她发现总统的形象有要控制不住的迹象时，或要受到污损时（如癌症那回事），她就要以谎言代替事实……假如我去见她，带去报界问的有关她孩子们的问题，她就会说，‘我们不准备对此说什么话。我认为他们管不着这些事，所以我们就这么这么说好了。’然后她就当场编一套谎言。” 总统动了直肠癌手术后，第一夫人自己不管，让工作人员给里根的儿女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总统的病情。她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让他们来华盛顿探望里根，因为这样做会是“过分令人惊慌”，“会使公众认为事情严重”。她的每个工作人员都知道，她是想让聚光灯只打在她自己身上。她的一位演说撰稿人说，“每天她走出白宫上医院去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这位忧虑万分的妻子身上——她对此非常欣赏。”过了三个星期之后，记者们注意到，里根还没有和四名儿女有所接触。他们报道说总统从接受手术以后还没有见过子女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同他们通过电话。里根夫人见报后立即打电话给唐·里甘，要求纠正这一错误印象。 “他（罗尼）怎么可能跟他们通电话呢？”她质问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他鼻子里，嘴里，胳臂上都插着管子。他根大没有办法同他们说话。”她说她的丈夫只能点头或含糊不清地咕哝几句，而且只有她自己才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从来不肯承认一件事实，他周围的人也不肯承认，即总统府的大权是由第一夫人执掌的。在罗纳德·里根的白宫里，主持一切的是南希·里根，而不是唐·里甘。总统的每周日程是她口授的，总统的讲话稿由她审改，总统的顾问们听她的意见；由她决定总统接见什么人，每天工作量多大，能有多少闲暇时间，把精力放在什么上面。连通往椭圆形办公室的通道也由她控制——她决定了谁能去见总统。 总统身边的人直言不讳地承认她的影响，但在公众场合他们却把它说成是无足为奇的，只是妻子对丈夫的健康与福利的关心而已。他们忠心耿耿地矢口否认她曾闯入男子汉的决策过程，这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总统所专有的领域。 迈克·迪弗说：“她只是有时关心一下人事及关系这一类事情。”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说：“里根夫人总是把问题留给别人自行处理，只有在她看到她丈夫的福利受到严重影响时才涉入较深。” 在公开场合，椭圆形办公室周围的人也无法多说些什么。他们绝对不能向外界承认第一夫人对于总统施政的钢铁般的控制，也不能承认他们私下里称她为“夫人总统”。相反，他们严守机密，三缄其口，保护罗纳德·里根，免使他被人描绘为怕老婆的人。他们需要使他显得比实际上更强有力，更能干，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是一面大旗，而大旗上写的是“里根的革命”，他们这些人都在跟着大旗走。如果旗手虚弱，旗帜褪色，他们跟着走自己也不光彩。他们不能允许给人以这种印象。这会降低他们的自尊心，减少他们的重要性。 有一位白宫高级助理说：“对于我们这些矢志效忠于罗纳德·里根的人来说，要承认第一夫人多么彻底地控制了总统的政局是很令人沮丧的。我们相信他的理想，也只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向自己辩解为什么仍旧为他服务。但是他允许他的妻子做她所做的一切，而毫无反对之意。这是他的严重缺陷。我们醒悟到这一点时，真是痛心疾首。 “比尔·克拉克从里根在萨克拉门托当加州州长时起就跟着他。他试图为里根的态度进行辩护，说里根不惜任何代价要求保住婚姻和睦。里根对于第一次和简·怀曼的婚姻以失败告终深怀内疚，由于同她离婚，精神上受了极大的创伤。因此在同南希的婚姻中他听任她主持一切。如果他敢表示不同意，结果只会是造成婚姻中的不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离婚，而这正是他绝对不能再一次承受的事。” 关于里根夫妇的理想婚姻，他们互相间日益增长的爱情，人们已写得连篇累犊了。每年南希过生日时，里根都给她母亲送去鲜花，感谢她养育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女儿。南希自己呢，每当里根演讲时都面带狂喜的神情久久地凝视着他；她向全世界宣称：“我的生命是在我遇到罗尼时才开始的。”他们二人公开拥抱，频频接吻，在大庭广众之中亲密携手。 尽管他们相互的感情是真诚的，二人之间时而也有小小的摩擦，特别是长久以来默默受苦的丈夫对于妻子呶呶不休的指责埋怨忍无可忍的时候。总统一般对于妻子的各种请求均置之不理，但白宫的助手有时也听到过他对她说“别逼迫我”，和“别老是见鬼地缠住我不放”。如果当时有别人在场，他就继续不断地讲过去的事，不去睬她。只有在她对于某一件他认为已然了结不愿再谈的事仍旧纠缠不放时，他才会用不客气的口气回答她。 《今日美国》报的记者约翰娜·纽曼说：“198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前举行庆祝典礼时，我是采访记者团的成员。在海港里天气阴冷，风力很大。当时我在里根夫妇旁边。南希想走了，不断拉总统的袖子说，‘我觉得冷，咱们走吧。’他烦了起来，竟叫她闭嘴。” 里根夫妇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在第二次竞选运动中，因为总统不断喝关于禁止人工流产和在学校里要进行祈祷的老调，南希急得要命。她想叫他修改他的立场，但是怎么说也不成功。因此她就试用另一个手法，就是请三对夫妇到白宫吃饭，事先嘱咐他们说：‘你们跟他说，因为他不听我的。但是你们的话他是会听的。’ “这三对夫妇到白宫来了。饭吃到一半，南希对第一对夫妇点点头，说‘罗尼，他们有些话要同你讲。’那位先生把预定要讲的话讲完了，里根点了点头，但改变了话题，开始讲笑话了。几分钟以后，南希又朝第二对夫妇点头示意，这两位鼓足了勇气，开始展开关于人工流产的话题。 “总统说，‘这使我想起一件事，’就一个劲讲起一个他常讲的有关好莱坞的故事来。到饭快吃完时，南希又向第三对夫妇发出信号，他们努力把已经演习好的一段话说完了。这一次总统听他们说完，然后说：‘我不喜欢这样。我生气了。我知道是南希让你们这样做的，因为我不肯听她的。我就是不肯听她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管南希想叫他怎么办，他也不肯改变他在人工流产问题上的立场。” 一般来说，总统对于他妻子的各种计谋不太感觉到，因此她就继续事无巨细地使用计谋。有些事小到不能再小了，如总统喜欢用水梳头，再涂上浓厚的发膏。她想要他停止这样做。有一次在白宫的宴席上，她对一位朋友打手语，示意他向总统进行反面恭维，说他的发型“比以前要年轻了”。这一计谋起了作用，但却有个相当的过程。迈克·迪弗说：“直到1983年南希和我才最终使他停止用水梳头和涂发，摆脱了那种湿漉漉的样式。” 有时第一夫人只要用手一摆就可以把总统先生打发掉。她常常双手频挥，像是在轰赶她的小狗一样，说：“走开吧，亲爱的。”里根夫人的一位高级工作人员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回我在楼上总统居室部分的房间里同她谈话，这时总统走进来了，显然想聊一会儿。他说：‘亲爱的，我给你拿来一些小点心，’一面就准备坐下来谈谈天。她马上说：‘走开吧，亲爱的，我现在有事，’就把他打发走了。他像一只听话的小狗一样退出去了。我当时为之震惊，但后来又不止一次地看到她这样做，我才明白她这样地轰他走，已经大有年头了。” 别的人也回忆起第一夫人像对待小男孩一样对待他的事，如催他去换衣服，睡午觉，阻止他吃过多的甜食，等等。在他动完癌症手术以后，医生们曾建议他每天午间洗一次澡。因此，不管他是在同助手们开会还是在同朋友们聊天，只要时间一到，南希就会打断他说：“亲爱的，别谈了，去洗澡吧。” 在一般情况下，总统对于他妻子这样保姆般地照管他并不介意，也并不介意她代他制定政策。事实上，1985年7月间他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出院返回白宫之前不久，对全国人民进行每周的无线电广播讲话中，他还感激不尽地承认了这两方面。 他说：“我想在这里放纵自己说几句题外话。我有些话想说，而且想要南希在我身边时说。她现在在我身边，也一直在我身边。第一夫人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她们没有薪金。她们一般都是平民百姓，被迫过着公共生活的。在我的心中，她们都是英雄，艾比盖尔·亚当斯①帮助创建了美国。多利·麦迪逊②帮助保卫了美国。埃莉诺·罗斯福是罗斯福总统的耳目。而南希·里根则是我的一切。 ①艾比盖尔亚当斯（1744—1818），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夫人，第六任总统亚当斯的母亲。——译者。 ②多利·麦迪逊（1751—1839），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的夫人。——译者 “当我将来回顾这些日日夜夜的时候，南希，我将记得你的光辉，你的力量，你对我的支持，和你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我代表我自己，但也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说谢谢你，伙计，为了一切谢谢你。附带问一句，你今晚有别的事吗？” 罗纳德·里根对他那位喜欢左右别人的妻子爱慕不已，这并不令熟知他性格的人感到惊讶。一位多年的老友这样说：“这个人总是无法抗拒地被倔强、利害的女子所吸引。请不要忘记，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倔强的喜好左右别人的女子，对他曾有极大的影响。他的第一位夫人也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南希也是在感情上极能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多年当他秘书的海伦·冯达姆又是另一位强悍妇女。总统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谈起撒切尔夫人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①时也是疯狂地崇拜，而世界上的强悍妇女没有谁能超过这两位了。他简直就是喜欢母老虎。” ①曾任美常驻联台国代表。—译者 第一夫人力图不使自己过于显眼。在白宫国宴的场合，她允许丈夫有一定的时间同在人群边缘上徘徊的记者们谈谈。然后，按照预先定好的暗号，她眨一下眼睛，就有社交助手中的一人受命轻轻溜到总统身边，把他伴送到宴会桌旁。在参加白宫以外的社交活动时，她紧抓住总统的手。他停止脚步，同记者们谈话时，她就会急骤地拽他一下，催促他往前走。总统一感到南希拽他，就会耸耸肩，微笑一下，顺从地往前走。 罗纳德·里根虽然平时性情活泼，比较听话，但有时也会被激怒。他火气一上来，常伴随着物体横飞的场景。有一位总统助理说：“他一发火就砸东西。他把眼镜、钥匙串、铅笔都扔出去。他发怒来得快去得也快，马上也就雨过天晴了。可是里根夫人却不如此。她把事间在心里，气愤难平，永远也忘不了。” 有一回在牧场上他对妻子发脾气了，经常陪伴这位随和的总统的几位特工人员为之欢呼。其中一位特工讲起这回事。他说：“总统和夫人每天上午和下午出去骑马时总是按一种老惯例办事。他先刷净马鞍，给马备鞍，一切准备好后，总统就摇铃，南希闻铃后出来，走到总统专用的上马阶梯上。这上马阶共三级，白色木制，中间有总统玺印的图案，是专门做来备里根夫妇上马使用的。然后他们便催马而去。 “有一天，总统摇了铃而夫人并未出来。他等了几分钟后又第二次摇铃。她还是没有露面。他又静候片刻，再摇第三次铃，夫人仍无踪影。他就开始向坡下（的房屋）扔石头，击中了房顶上的红色瓦——瓦本来是泥制的，里根夫妇因为伯瓦裂缝，换成塑料的了。她还是没有出来，这时里根气冲冲走下山去，把房子的边门一脚踢开，看见她在打电话。他一把从她手里枪过话机，把电话线从墙上扯断。然后他大步走出来，一面高声诅咒着，一面把白色的电话机扔进水池里。” 第一夫人也承认同她丈夫之间“不时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但声称在3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从未曾闹过较大的摩擦。她说：“我们有时互相不同意，但我们不打架。”至于总统自己，总是雄辩地吹嘘自己的婚姻：“对于一个男子来讲，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在一天之末回家时，知道在门里有一个人在等待听到他的脚步声。” 总统夫人并不傻。她知道她必须隐藏在可爱的贤内助的外表之下，才能通过丈夫的最高助手们来指挥他的事务。因此她在公开场合总是不忘记表示，她绝对没有为自己获取任何权力的兴趣。她说她惟一的兴趣就是要做“对罗尼有益的事”。 “我看到有人写的东西，说做出决定的是我，说我是宝座背后的实权者，说我使某些人被解除职务。我不明白这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她带着几分假装的天真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记者这样说。“我是个能直觉看出人的性格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人们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我丈夫，我打老远就看得出来……我就设法保护他。” 她的女儿帕蒂对这种“保护”的装扮嗤之以鼻。她说她母亲对于她父亲的忠诚不只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自己能从中有所收获。 里根家的一位朋友说：“帕蒂可能是头一个看出她母亲露骨的勃勃野心的。而最使她生气的是，她母亲南希却假仁假义地说，她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她丈夫好。帕蒂坚持说，她母亲是一半为了她丈夫的利益、一半为了自己的利益才那样行动的。南希早在很久以前就领会到，她靠自己的才能是永远也过不上她所希冀的那种好日子的。她明白她达到目的的性一途径是依赖她丈夫的特殊天赋。帕蒂在内心里是个妇女平权主义者，最使她恼火的是，她母亲不肯承认自己的野心。” 美国前驻瑞士大使费思·惠特尔西曾在里根的白宫里工作过两年。她是这样看的：“我个人认为南希·里根有她自己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同《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对世界的看法是相符的，那就是武器控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而不论这一立场是否能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总统支持给尼加拉瓜反对派以武器——南希反对。总统支持战略防御计划，在学校中推行祈祷，为学费免付税款，和反对人工流产的运动。这些她也都反对。于是她抓住对于白宫人事系统的控制权，确保不使那些在这类问题上支持总统的保守派得到任命，从而实现她自己的纲领。其余的事她都是通过迪弗和贝克达到目的的；她操纵他们就像傀儡大师操纵木偶人一样。” 到了她丈夫第二个任期内，第一夫人再也不能隐藏在贤妻良母的伪装下了。她政治上的身手不凡已变得日益明显。在她丈夫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她的好朋友乔治·威尔便曾注意及此。 威尔写道：“总统值得庆幸的事，也是被总统的魅力迷住的全国所值得庆幸的事，就是第一夫人是一个医生的女儿。如果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条竟规定总统不能行使权力时得把权力移交给第一夫人的话，她就能在短短8小时内证明，一个穿4号连衣裙的人能成为多么威猛可怖的人。在布什代理总统的8小时内，赤字增加了两亿美元。南希是决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的。” 女作家马德琳·恩格尔曾是南希在史密斯学院的同班同学。她把南希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女统治者。她说：“我记得在列宁格勒曾看到一个沙皇的宝座，后面有一个藏身的壁龛。年轻的沙皇坐在宝座上，他的姐姐站在他身后的龛里，告诉他应该说什么。我看见南希站在总统背后的壁龛里。” 滑稽演员罗宾·威廉斯讲过一个笑话：“我深信她和他是在演双簧。你有没有注意到，每当南希喝水时，罗尼就哑口无言了？” 这位掌握大权的第一夫人常被人们比作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威尔逊总统从1919年到1921年因中风而卧床不起，失去了工作能力。在这期间威尔逊夫人差不多是主持了白宫的一切。威尔逊一直没有住院，他的真实病况被隐瞒起来，不为公众所知。他的妻子看守着他卧室的门，只许景必需的人入内。总统夫人同总统的最高级助理和总统的医生通力合作，由她包办一切。 威尔逊夫人伊迪丝的娘家姓是高尔特。她在自传《我的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仔细研究了由各位部长或参议员送来的各种文件，努力把那些尽管有我警惕地防范，仍不能不送给总统看的文件加以消化摘编，然后以摘要的形式送给总统。我自己从来没有对公事应当如何处理作出自己的决定。惟一由我决定的事就是什么事重要，什么事不重要，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决定也由我做出，就是什么时间把文件送给我丈夫看。” 到了1985年，南希·里根已经远远超越了伊迪丝·威尔逊。里根总统除了遇刺后休养期间和动了直肠手术后的恢复期外，并没有在身体方面失去工作能力，但他在精神上却是脱离了总统职务的日常例行公事职责，特别是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他的多数助理人员都承认，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脑体能力都在衰退，他已是像机器人一样自动地作出反应了。可以说总统的脑子已经“修理内部，暂停营业”了。 在1985年11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他的智力衰退巳经十分明显。第一夫人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说服她的丈夫放弃对苏联的强硬路线立场，同意和苏联的新领导人会晤，讨论裁减军备问题。 一位国务院官员说：“在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我和里根总统以及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坐在同一张桌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人和我都在作记录。他的记录启来经过了改动，以供历史文献之用，好让总统显得好一些。里根总统不断地说：‘我们的问题是怀疑和不信任。’他像个机器人一样把这话重复了四次。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看着他，非常雄辩地讲了一番话，说人权乃是上帝所授，这使我们有别于东方集团各国，因为他们相信人权是国家的思赐。里根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巳经把台词背熟了。‘我们的问题是怀疑和不信任，’他像一张坏了的唱片一样反复说这一句话。我感到相当惊恐。我当时以为他完全者迈昏庸了。” 白宫的新闻秘书也注意到总统似乎是“非常嗫嚅不决，言词呆板”，特别是同戈尔巴乔夫比起来更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数次发言，陈述苏联希望有和平。因此斯皮克斯为里根捏造了几句话：“你我双方之间有不少使我们分开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坐在一起在此会谈一事，能使世界比以前放心。”总统关于这一题材说的话太少了，因此斯皮克斯把这子虚乌有的话向记者们分发，伪称这是里根总统说的。 为了使她丈夫准备好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议，第一夫人曾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以及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进行了全力的合作。她甚至建议要拍摄一些每段10分钟的录像带供里根学习，“因为他喜欢看电视”。她曾邀请女作家苏珊娜·梅西，《火鸟的国土：旧俄罗斯的美》一书的作者，数次来到白宫为他们讲述背景常识。南希·里根还和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进行接触，后者向他推荐了若干有关俄罗斯的书籍和电影。同时，她也曾力图防止总统与一些强硬路线人物常在一起。这些人中包括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等人，他们只相信扩充军备及武装力量。 美国本世纪初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曾将总统夫人控制的总统府称为“裙带政府”。现在保守派纷纷斥责第一夫人“裙带政府”，但自由派人士却开始把她看成在罗纳德·里根白宫内部的理智与清醒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南希·里根是里根政府内最睿智的顾问。她推动他与苏联签订核裁军条约，在中东实现停火，并发动结束尼加拉瓜内战的和平努力。对于某些民主党人来说，她似乎是人类取得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 众议院前议长、民主党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吉姆·赖特在向中美洲作出和平建议方面同里根总统结盟。他说：“总统对于当时的形势几乎非常惧怕。他公开说：‘南希已下定决心要使我成为和平的总统而载入史册。’他认为她可能会达到她的目的，因为她一般总是达到目的的。” 不论她的动力源于要为她丈夫在历史上争取到和平缔造者的巩固地位的愿望，还是源于要给她那些为《华盛顿邮报》写社论的朋友们以深刻印象的需要，她毕竟是总统身边最为强有力的人物。她经常劝告他不要沉缅于他那套“邪恶的帝国”的好斗言辞中。 迈克·迪弗追忆道：“在开日内瓦首脑会议时，是南希推动了所有的人。她很强烈地感觉到，这次会议的成功不仅仅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且也是在政治上正确的一步棋。” 比尔·亨克尔说：“她甚至于找她的占星术士给戈尔巴乔夫排算了星相图。” 第一夫人的私人日记上载明，在1985年她的丈夫做完癌病变切除手术后的康复期间，她已在同白宫官员们会晤，商谈里根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会晤的事了。 7月30日：今日极忙。与鲍勃·塔特尔（白宫总统私人事务助理）会商， 后又与唐·里甘及比尔·亨克尔会晤，谈日内瓦首脑会议事。商议住处， 罗尼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计划，及同时我应做些什么事，等等。 总统从医院返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后，他的助手们送上来一份有关他同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晤的详细日程。总统连看也不看，就说：“你们把它给南希看过了吗？”他们回答说：“还没有。”总统说：“那么，先送她过目，她通过了以后再交给我。” 关于苏共总书记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国务院未能向第一夫人提供多少有实际意义的资料，因此当南希同赖莎见面时，对于她的这位对等人物竟然是受过极良好的教育而且熟悉教条并随时宣传教条的人，实在缺少思想准备。赖莎·戈尔巴乔娃年52岁，比南希·里根小12岁，但见到她时却一点也不感到敬畏。这种缺少应有的尊重的态度很使美国的第一夫人不快，因为她早已习惯于别人把她当作一头母狮子一样对待，以她所应特享的谨慎的尊敬来仰望她。 戈尔巴乔夫夫人曾任莫斯科大学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教授，对于苏联政策的哲学基础颇有根底，而且在谈及自己的观点时丝毫不感有谦退的必要。在戈尔巴乔夫夫妇与里根夫妇第一次共进晚餐的席上，她较多地对着总统先生宣扬了她的看法。这使第一夫人至感恼怒。戈尔巴乔夫夫妇一经告辞，南希·里根便说：“那个娘儿们自以为是什么人了？” 南希对于这次晚宴的回忆中，除了赖莎的“见鬼的独白”以外，印象最深刻而难忘的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竟然以前从来没有尝过蛋奶酥一事。这从南希的思想方法来看，乃是戈尔巴乔夫村野出身，缺少上层社会修养的标志。她后来还向别人说过，她对于戈尔巴乔夫夫人的仪表印象不佳，说她有点“不登大雅之堂”。南希特为提到赖莎的尖后跟高跟鞋和黑丝绒裙子，她竟这样打扮就去参加一次午餐会；从第一夫人的时装标准看来，这种穿着打扮是被认为十分不妥的。 南希还说：“她比我预想的要矮些，她的头发也比在电视上看到的要更红一些。数年以来，她的头发的红色程度也减淡了……这说明她明白了一些事。这很有意思。” 在去日内瓦之前的几个星期，南希·里根曾经一度表明，她对于同戈尔巴乔夫夫人会晤略感忐忑不安。特里·阿瑟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在总统于星期日上午作广播演讲前不久，我记得我们是站在戴维营丹桂山庄的起居室里。南希走了进来，说她头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她去晋谒教皇，教皇的戒指掉在地板上了。南希说她弯腰拾起了戒指，但再抬头时却找不到教皇了。她马上回去到放钱包的地方，发现教皇就在那儿。但教皇却是一个红头发女人。 “我当时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总统夫人竟会谈到她梦境中的事，这是件有趣的历史珍闻。直到在日内瓦开了最高级会议之后，我才醒晤到，她梦到的那位红发妇女可能是赖莎。” 里根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承认，对于那第一次会晤，她确实曾感到神经紧张。她写道：“我不知道要同她谈些什么才好，但我很快就发现，我根本不必为此担忧。从我们一见面开始，她就说起来没个完。她说了又说——我连一句话都插不进去，从什么角度也插不进去。很可能这是由于她有不安全感，心里发虚。但是后来总计在三个不同国家里接触了约十多次以后，我对于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基本印象就是，她总是在说个没完。 “更确切些说，她总是在给人上大课，有时候大课的题目是苏联及共产主义制度的光辉灿烂。有时候题目是苏联的艺术。更多的时候，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一两次她对我宣讲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我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我很不喜欢。” 赖莎·戈尔巴乔娃成为最使第一夫人感到芒刺在背的人物，但为了总统的缘故，她也只得忍受她。南希深深关注总统在历史书中的地位，大力推动里根同俄国人签订控制核武器协议。她想让他以和平斗士而不是以导弹斗士的名声被人们所记亿。为此目的，她坚持要他避免到军事基地去露面，也不去参加军舰命名下水典礼。她不愿使他被人描绘成一个挥舞着军刀的军国主义者。不仅如此，她还要求他对他惯用的反苏言论稍加抑制。她指点他说：“要是我，我就会这么说：‘这不公正。这样说不对。你们不是喜欢乱开枪的。’” 在1984年11月选举之前两个月，民意测验说明里根惟一的弱点是他对俄国的无限敌意。这时，南希说服了里根同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会晤。葛罗米柯曾认识自罗斯福以来美国的每一位总统。他当时已经75岁高龄，此次来白宫赴午宴，在席上，他极为智慧地同第一夫人谈笑风生。 南希回忆道：“他转过头来问我说：‘你的丈夫是拥护和平的还是拥护战争的？’我说：‘他是拥护和平的。’他略有一些惊讶……他说：‘你敢肯定吗？’我说：‘我很肯定。’ “他说；‘那么他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呢？’我说：‘哪些建议？’这时有人走过来，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他转身对我说：‘你每天晚上可得向他耳边低声说和平二字啊。’我回答说：‘噢，我会这样做的。我还会向你耳边低声说‘和平’二字呢。’” 此后四年之间，第一夫人在总统耳边不断地低声叮咛，他多半都是遵命而行的。他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谈了四次，在1987年12月8日，两人在白宫签订了中导条约。总统甚至于谈到彻底消灭核武器的事。在这当口，里根夫人开始幻想总统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他总统施政期间的最高成就，但是第三次美苏首脑会晤前夕，这一梦想突然化为泡影了。 总统未经南希允许，就应《华盛顿时报》总编辑阿尔诺·博什格拉夫之请，接受了他长时间的采访。这家观点保守的报纸是由文鲜明牧师①出资在首都开办的。记者向总统提了一个问题，涉及美国国会中亲苏联的代理人问题，总统回答时颇为抱怨，说由苏联所发动的一个“提供欺骗性情报运动”使反共产主义在美国已成为“很不行时”了。他缅怀既往地谈到了过去的好日子，那时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搜寻赤色分子不遗余力。麦卡锡是威斯康星州选出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曾和众议院调查非美活动委员会互相呼应，对涉嫌进行颠覆的分子进行调查。 ①文鲜明：原籍南朝鲜，在美组织统一教会，拥有巨资，并有许多报纸、刊物、工厂、商行等产业。——译者 里根在被采访时颇为感伤地说：“他们已经取消了那些委员会。这证明苏联在我国力图使反共产主义很不行时的活动已取得了成效……我们知道存在着世界范围内的提供欺骗性情报运动，这一运动非常高级、非常成功……这种运动甚至在美国的新闻界、舆论界……以及在国会山上的许多人身上也很成功。” 事情很明显，总统仍然怀念他作为电影演员工会主席时带头攻击共产党人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曾以一个联邦调查局情报提供者的身份展开行动，自己专有一个秘密代号：T—10号秘密情报员。不管第一夫人如何努力，她要想使她丈夫的死硬哲学松软下来，还有长长一段路要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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