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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大地依旧冰冻,一派毫无松动的严冬景象。土地硬邦邦的,树枝全抽搐着,害病似的打着冷战。灰色的麻雀缩在廊檐下。一眼看去,好像绒球,紧挤在一起,彼此借着体温。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河南省南部的遂平县城,一辆辆进城拉粪的牛车,晃动着牛铃铛。 中共遂平县县委是1949年建立的,诞生在炮火纷飞的“拉锯战”中,隶属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在信阳地区近20个县市中,属于中间的县。 县委会就设在清代老县衙的旧址,是一个大院落,大门是露天的戏棚子,中间是大堂,到了后边地势凹下去,是后宅。院子里青砖漫地,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历尽沧桑,枝繁叶茂,黑黑的青砖瓦房上长着瓦松和蓬蒿。大墙上用石灰水刷写的“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标语,分外醒目。 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起床后,拎着桶,到东面的水井里打水洗脸。 手上端的脸盆里,放着牙刷、茶缸和八分钱一包的牙粉。没有洋胰子,也就是肥皂,一是他买不起肥皂,二是他不敢这么奢侈。脸上有一股子洋胰子味,成何体统?还怎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这位从查岈山里出来革命的年轻人,是很有一点政治头脑的。 1958年的初春,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陈丙寅迎着凛冽的风,忽然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他只有初小文化,自然不是诗人,要不他会产生诸多的联想。 春天的气息让这位从小在山里生活的年轻人,十分激动。这清新的、充沛的、撩人的气息,是生命本身的气息,是大地的呼吸,让陈丙寅血脉充盈。 县委副书记娄本耀也在井边打水,一边拔着井绳一边对陈丙寅说:“丙寅同志,近日忙些啥?”那时候,你就是县委书记,也得自己动手干一切。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要求极严,县委领导们的老婆是不允许参加工作的,所以县委家属院里经常可以看到几位颠着镰刀脚的女人,在择菜喂鸡。 40年后,我在一个小山村里见到陈丙寅,他指着一位小脚老婆,说:“她那时在农村干活,一辈子没有找到工作,要是如今的县委干部,早安排妥当啦……” 可40年前的那个清晨,陈丙寅想的是如何搞好革命工作,如何圆满完成县委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听到娄本耀问,陈丙寅眯起一双小眼睛,嘿嘿一笑,说:“娄书记呀,今天俺准备跟赵光同志到查岈山里去。” 娄本耀用手指头蘸着牙粉,在嘴里捣弄着,又问:“这次去主要任务是干啥?” 陈丙寅用井水洗着脸,说:“准备住在那里,主要是搞山区绿化,春季植树造林。” 正说着,只见县委副书记赵光甩打着胳膊跑过来。赵光是信阳地委秘书长,来遂平县锻炼,担任了遂平县委副书记。 在遂平县委一班人里边,赵光是个大知识分子,不光有学问,而且有理论,懂得很多马列主义理论,又是南下的干部,是娄本耀和陈丙寅无法望其项背的。 赵光笑着问:“丙寅,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上午就走,带上铺盖卷。” 陈丙寅说:“赵书记,俺啥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拍拍屁股就走。” 娄本耀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赵光同志,多带点衣服,山里面冷哩。” 那年头,言必称同志,是革命者的标准。 40年后的一天,我见到了离休在家的娄本耀。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老态龙钟的他仍不失当年活跃的风采。娄本耀高声大气地说:“那时候,俺们光知道中央老开会,开啥会,不清楚。但反冒进是知道的,后来中央又说反错了,咱也跟着说错了。俺们都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多,中央咋说咱咋说,党叫干啥咱干啥,谁会知道中央也会犯错误哩!人民公社我看不赖,热情高,干劲大,如今这世道,哪还有什么干劲哟!” 他喟叹历史的沧桑巨变,分明仍带着惋惜和向往。一谈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他那双昏花的老眼就会熠熠闪光,仿佛面前仍猎猎飘扬着三面红旗。 陈丙寅从遂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又回到他钟情的查岈山区,当一个放牛老翁。说起当年事,满腹惆怅:有些事都是上头叫咋干咱咋干,你不干还不中哩。那时候,大家的热情很高,都想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对呀,错呀,那是一段历史,历史过去了,是非由后人评说。我觉得到啥时候,也不能说党错了。党错还中哩?党到啥时候都想叫老百姓过好日子,不会欺哄老百姓,党坐的啥江山?是老百姓的江山,不为老百姓着想为谁着想?人民公社只是到后来让一部分坏人搞坏了,这难免,如果搞到现在,日子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你信不?” 老人的思维依然顽固地停留在那个年代。这是他的权利。 那天吃罢早饭,一辆马车停在县委门口,赵光、陈丙寅把背包和装有洗脸盆的网兜放在车上,把洋瓷饭碗系在腰带上,便坐上马车出发了。那时候,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碗筷,吃饭排队,掏钱打饭,毫不含糊。 马车在通往查岈山的沙土路上行进,赶车的老汉吆喝牲口,哼着山歌小调: $R%查岈山呀好地方, 野树林子遍山岗; 地主老财恶如虎。 穷人砍柴过时光。$R% 赵光饶有兴趣地和赶车老汉攀谈起来,听老汉讲起前三皇后五帝的往事。 陈丙寅是农村娃子出身,人很机灵,头脑也转得快,还善于学习群众语言,尤其是说话喜欢带“坎儿”,也就是歇后语,很受群众欢迎。 赵光陷入沉思,裹紧大衣,凝望着远山一言不发。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不能不忧虑,中央的有关文件,他认真读了一遍。尤其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观点,他有一丝隐隐的忧虑。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吗?按这种逻辑发展,自己岂不也是危险分子?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赵光不禁打了个冷战。参加革命以来,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党的每一项工作,干得很出色,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共信阳地委秘书长,成为年轻的老革命。但形势的发展让他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打那么多的右派?他知道这些右派大多数是与共产党一条心的,只是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难道就要把他们打成革命的对立面吗?他的同学、朋友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中右”、“极右”,跑来找他哭诉。他只能无言以对。 他精于分析情况,对来自中央的信息,都反复琢磨、推敲。邓子恢倒了,为什么?不就是反对冒进吗?连周恩来、陈云、李先念都反对冒进。可是,没过多久,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改变了反冒进的立场,甚至一个劲地做起了检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标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怎么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么快地反复提高变动呢?他隐隐地感到中央出了问题。可他不敢跟任何人讲,他把话深埋在心里,只是更加努力学习。 这次到遂平县锻炼,临行前,中共信阳地委书记找他谈话,提出了严格要求,希望他能真正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走好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也暗自下定决心,坚决要求到深山区去,拣最苦最累的工作去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用汗水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味儿。 陈丙寅没有这么多想法,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多想法。出身贫农家庭的他,凭着朴素的对共产党的真挚情感,拼了命去干党交给的各项工作,成立高级农业社,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睡觉,宣传发动,忆苦思甜,搞得轰轰烈烈。打右派,他更是冲锋陷阵,右派反对共产党,真他妈的不是玩艺儿,不打击他们打击谁?他主持召开一次次大辩论会,打了一个又一个右派,打得理直气壮,越打越觉得心与共产党贴得近。他才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哩,只要是共产党让干的,就是上山掏老虎娃子,他也会嗷嗷叫地冲上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他陈丙寅的今天。 忠诚使这个农民的儿子变得头脑简单。 他充满信心地盼望着,这次到岈山搞山区植树造林,一定得搞它个天翻地覆,他眯着小眼嘿嘿直乐。 同车异梦,一辆马车载着两个不同素质的人朝着一个方向奔去。 赵光很欣赏陈丙寅的单纯,可自己怎么也单纯不起来。 青山越来越清晰,山风习习,满山松鸣谷应,岈山快要到了。 马车来到常韩村时,已是下午一点多。赵光对陈丙寅说:“丙寅同志,咱们到王丙寅家去吃顿饭,顺便了解些情况。” “中,”陈丙寅笑笑,说,“王丙寅这家伙工作不错,熟悉本地情况,听他喷喷也中。” 他们让老汉在路边喂马,二人进了村直奔王丙寅家。 三间茅草房,一圈黄泥垛成的院墙,王丙寅正在院子里织箔,熟练翻撂着小砖头。这位矮墩墩的庄稼汉子苦大仇深,十岁就给地主扛活,能使唤着两个老犍牛当墒犁地,庄稼活是把好手。解放后,他对共产党是感激涕零,每年过年,先给毛主席烧香,再给列祖列宗上供,把自己的心都想挖出来给党。历次运动,他都冲在前头,吃苦耐劳,带头组织村上的穷弟兄们成立农业社,他自己被推选为社长。虽然没有文化,但工作有股虎劲,肯动脑子,组织能力强,颇有号召力,群众威信较高。 王丙寅一见赵光和陈丙寅喜出望外,连忙搬了两个玉米皮编的“绣墩”让他们坐下,又从厨房里拿出碗,从缸里打了两碗水,递给他俩说:“先喝口水,我叫孩他娘弄饭吃。”饭是豆面条子,放了点去年的干红薯叶,一点油星也没有。王丙寅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没有啥好吃哩,怪对不起。” 赵光呼呼噜噜地喝着,说:“丙寅同志,一家人,客气啥?能有这吃的就不赖了。” 吃了饭,赵光和陈丙寅掏两毛钱和四两粮票,要付饭钱。王丙寅连忙推辞,赵光严肃地说:“这是纪律,不收不行。” 吃过饭,三个人坐在树下,赵光问王丙寅:“农村工作有什么困难吗?” 王丙寅挠挠头,说:“要说难,俺不怕难,上刀山下火海,俺要眨眨眼就算孬了。可如今这社小人少的难处,可让俺愁得不轻,就那么几个劳动力,想干点大活都不容易,社要大一点就好了。原先俺和钟清德商量,能不能两个社合在一块,心里拿不准,没敢弄,赵书记您说合在一块中不中?”赵光沉思了一会,缓缓地说:“别慌,等等看,这件事牵扯到政体的改变问题,要充分考虑成熟后,才可以实行。”他心里知道中央成都会议上提到过并大社的事,但他不轻易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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