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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激素” 青年剧作家的生活和创作 1915——1951 阿瑟·米勒的私生活被炒得尽人皆知。因此他本没有必要对自己的经历再做任何说明，但他还是以一个戏剧家特有的深切体会和终于找到归宿的情感向全世界公众披露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道路。他还让人知道——好像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将在一个月内与玛丽莲·梦露结婚。世界舆论自然没有忽略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他的传讯。但现在它忘记了本来的使命：报道政治时事，报道美国对假想的颠覆者和左翼分子、革命者和潜在敌人的巫婆审判①。他的结婚意图对一切闻知此事的人都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消息，即便对玛丽莲·梦露本人也是如此：“他竟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打算。你们明白吗？你们知道，他从未郑重地向我提出此事。我们确实曾说起过这件事，但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阿瑟·米勒没有征求玛丽莲的意见，自行宣布要结 ①Xexen吸卜一中世纪天主教对所谓巫婆的迫害和处罚，此处指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麦卡锡主义对左翼人士的政治迫害。婚的消息，使他成了注目的焦点。他差不多平静悠闲而又极为自信地坐在摄像机聚光灯前，面带难以觉察的微笑，仿佛是一个深知自己荣誉的胜利者，一个早已取得中心地位的人物。现在全世界的目光突然间都一齐向他注视。 他是否预料到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单独坐在那里，从今以后就必须和玛丽莲出双人对？他是否因此而尽情享受这一片刻时光？“像大多数剧作家一样，我也是个演员”，后来他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一再提起他与众人一起参加社交聚会或沙龙晚会，而人们把他当做一位剧作家而不是米勒来欢迎时他所感到的羞怯和腼腆。在那些场合里，闲聊胡扯是一种能让人出风头的本领，他完全不善此道，他不了解惑不甚了解他周围的各种消息，以及戏剧界大大小小的轶事传闻。那里存在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如果我们把他生活的环境比喻为茫茫大海，如果那里也有虎鲨，那么他顶多只能被看做是一条沙丁鱼。 他承认，还有另外一种怯懦使他烦恼。“我总有生活在异乡的感觉，我还不得不从孤寂中走出来，一周接一周地把自己的感情展现给数不清的陌生人。此外，我总是过分注意保护自己，又过分地自责。我了解自己的天真单纯：对我来说在性和艺术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我无法解释这个，但我还是觉察到我在激切地为我所写的一切辩护，可同时又模糊地觉得有点羞愧，好像那是一种性的秘密。”在写作时从意识深处涌出来的东西常常被完全伪装起来，其中大部分被掩盖了一层又一层，在这一点上米勒与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两样。故而在袒露真情的胆怯依然无法消除的情形下，他这些话就是对真实隐秘。0理的大胆宣示。 此外，米勒对于他能否获得“有成就的剧作家”的荣誉一点也没有把握。他不敢妄言“满足”二字。当他的一个获奖剧本征服了百老汇，受到热烈赞扬时，他才在一次晚宴上得知，“此刻一家大剧院再次座无虚席，证明我的作品具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已超越了我自身，我在感受到理所当然的愉快的同时还感受到某种危险。我的成就可能使人们在大街上以奇异的目光看我；这是令人愉快的，但也会使我产生毫无艺术灵感的情绪。我的声誉妨害了我的聪慧和灵性。” 在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他敢于以攻为守，针锋相对，勇敢地迎着那满含嫉妒的刺人目光，这种目光同时还透露出取代他的地位的欲望，使他的幻想一扫而光。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不计后果地与审讯者分庭抗礼，同时又能机智地周旋，终于闯过了这一关。但幸福也随之被弄得支离破碎。几乎没有什么原则可讲，因为一切都如此颠颠倒倒，与麦卡锡以前的时代大不相同。 米勒在非美活动委员会前极其出色的辩解，使他卓然超越于一切与他打交道的人之上，同时也使他变得更加孤僻。这也是由于他属于美国的犹太社团的缘故。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观念上真的属于犹太种族，却仍保留着全部童年时代家庭生活的记忆：在哈勒姆大街上，在学校里，在“闲逛”的时候。‘调逛”是1929年的黑色星期五之后的年代里，当纽约的交易所和美国经济都濒临崩溃时，年轻人所能从事的推一活动。从一开始阿瑟就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1915年10月间日，当米勒降生的时候，一家人都喜气洋洋。这一年里，曾有一个叫比尔·福克斯（BillFox）的人请求阿瑟的父母借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他要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一家电影公司。米勒夫妇拒绝了他的要求，因此也就错过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说不定也正是因此他们的儿子后来才不致使作为叨世纪福克斯公司股东的玛丽莲·梦露感到恐惧。 现在米勒夫妇第一次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阿蒂（Artie，阿瑟的爱称）感到高兴。从不放松权力追求的母亲奥古斯塔喜欢读书，她甚至资助过一个大学生，这位大学生为了挣二十美元，要整个下午与她讨论小说。“她能随时记得英国王室所有成员的名字和他们的德国亲戚。但暗中却羡慕卢比斯库夫人，因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卢比斯库夫人是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二世的犹太族情人，同时也如她所自信的那样，还是国王的智囊。”奥古斯塔把自己看成是卢比斯库夫人：可她也为自己勤奋而有成就的丈夫而自豪，她也乐意在许多方面给他出谋划策。在女子高等学校毕业以后，还未经她本人同意，在纺织行业中颇有成就的父亲就当面拍板把她“像母牛一样”卖给了她的丈夫。 米勒的父亲伊西多尔，身材魁梧，眼睛蔚蓝，慈发微红，却大字不识一个。他曾经有过一段叫人有些伤。动的往事：他的父亲萨缀尔带着一大家人从波兰迁往美国的时候，却让他留在奥古斯塔的父亲路易斯出生的那同一个村子拉多米茨尔，住在亲戚家里。当伊西多尔终于被允许与全家团聚时，他只有六岁。在纽约他被送进学校几个月，后来就坐在缝纫机旁干活。12岁的时候他就有了两个助手帮他做裁缝的工作。在莱诺克斯大街附近的哈勒姆街上的缝纫行业中他是一个成就卓著的生意人，那个哈勒姆街后来一度只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居住。现在米勒夫妇景况不错。当他们去听音乐会时，奥古斯塔身穿银狐大衣，手上的宝石闪闪发光，令人称羡。 阿瑟并非一个不可爱的孩子，但他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的哥哥凯米特（Kedt）比他更强。凯米特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眼睛湛蓝，姿态优雅。阿瑟则继承了母亲较暗的肤色，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不讨人欢心的异类，在家里没有立足之地，好像一个多余的人。当他的叔叔指着他的耳朵说：“当心，一条隧道”时，他那种多余人的感觉更加深切了。这可以在一张儿时的照片上看出来，凯米特的耳朵一点也木像他那样紧贴在脑袋两边。“在我的眼睛里，他们全都很高大，很白，都是蓝眼睛的美洲野牛，自鸣得意地站在草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且问道：‘这个家伙是从哪儿来的？”’ 阿瑟，这最年幼的一个，在这个活跃得如野牛群般的犹太家庭中借头转向，他只能在他的兄弟面前当一个‘二等人’。他参加过节日庆典和殡葬，仔细倾听过别人的谈话，也思考过自身，期待着生活的开始。当他体验到女人有某种特殊的神秘意味时，还不到6岁。他因此经常戴着父亲的草帽坐在屋前被太阳晒暖的台阶上，希望引起匆匆而过的太太们的注意。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她们注意的对象。他曾天真地认为人应该可以随时自由地选择配偶，男女双方不必在婚约的束缚下终生相守；并对社会上通行的一夫一妻制感到惊奇。到底是男人选定了女人，还是女人选定了男人？ 他已是一个将要开始读书的孩子，正在努力准备犹太男孩的成人仪式，接受年老的希伯莱教师的一吻。他还记得这个仪式上有一个“玫瑰”的拥抱。为了把阿瑟培养成一个艺术家，母亲从老师那里借来一把小提琴。从这以后，她就让儿子尽量长时间地拉这把小提琴，木到精疲力尽时从不让他休息，以致当妈妈送还这件乐器时，它已碎成两段了。阿瑟又开始夜间游荡，这比念书要有趣多了。这木是因为他害怕学习。阿瑟天分很高，且富有想象力。他常常放纵他的想象力，任其海阔天空地自由翱翔，有时恍格如梦游一般，对课业倒不那么感兴趣了。犹太教的教育无关紧要，宗教也没有被当做生命攸关的事情严肃对待。后来思考这些往事时，“恐惧与害怕”的感情和对历史的惊骇之情才在意识中浮现出来。在犹太教堂里，当还是一个孩子的阿瑟，坐在曾外祖父的膝盖上，构想“自己的宗教”时，他才体会到“力量和安全”，“这种宗教是由胡须、蓝眼睛、鼻孔、手背、指甲和摩西法典长长的经卷一起组成的具体图景”所构成的。此刻，在纽约 114大街犹太教堂的这个小孩子萌发了一种心意，那就是信仰。对他来说，信仰就是与巨大的力量相融合，或者依附于那巨大的力量，以此获得一种可以消灾避祸的安全感。 他非常信赖的这位外曾祖父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他想“靠一种渗透作用”把自己的天才传递给阿瑟。阿瑟从小产生了要当一个作家的想法，正与他有关。那老头到死时也算不上是值得效仿的榜样，但却沐浴着“诗的光辉”：他将要叨岁时就预见到他的大限将到，并请来一位拉比（犹太神甫），乞请妻子也快些与他一道升天——他们结婚已经有70年了。后来又请来一位医生，但他只是确认了那老人的全部预感：老人“正在走向阿伯拉罕的怀抱”。到了晚上，曾外祖父醒过来，在他的枕头底下翻找什么东西：“谁把它拿去了？”阿瑟在此把他亲爱的曾外祖父与同样很少光顾银行的弗尔慈①作了对比，然后又描写了这位老先生一直在上面去睡的一袋钻石。他一直确信他的大部分财产安然无恙，可是现在那些钻石却不翼而飞。醒来后他问：“难找到了钻石？”老人虽濒临死亡，但此刻却站了起来，拄着手杖沿着麦迪逊林荫道走进犹太教堂，向年轻的拉比索要他的钻石，并用手杖——“正义之律”痛打那个骗子，直到装着财宝的亚麻布袋子被交出来。回到家 ①WC．Fields，1880────1946，美国电影演员。——译者注里，大吃一惊的家人都聚拢在床前，曾外祖父叹息一声就魂归九天，这～声叹息听起来或许有点痛快的意味。 阿瑟·米勒在其早期作品中就已经描写过这位曾外祖父，这毫不奇怪。此外，对他还来说，还有另外一层动机：在创造一种独立自由的伟大生活中，这第一步必须敢于不走他父亲的老路。他要成为一个读书人，这就意味着要胜过不识字的父亲。若想获得一个作家的地位，那更是需要艰苦奋斗才能获得的胜利。这样的前程也正是他母亲的愿望。母亲常常无言地表示对父亲未受教育和语言能力低下的不满。 奥古斯塔很重视让她的儿子们早早就学会阅读。阿瑟记得他8岁第一次看戏的情形。、“我哥哥大概是没有时间，因为他要是木学习，就得到牙医那里去，在那里他要做很多事情”，他幸灾乐祸地表达了与母亲一起坐在纽约第 115大街雷诺斯角附近的舒伯特剧院里的幸福之感。当大幕拉起，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出现时，他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惊奇。他也去过电影院，对卓别林和“不幸故事”同西部英雄汤姆·米克斯（Tom MIX）。威廉·S·哈特（Wlliam S．Hart）或两眼放光的胖子法蒂·阿布克勒（Fatty Atbuckle）的动作片一样熟悉。现在他懂得了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电影中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他能够接受的，因为它们比较远，不感到惊奇；另一种是舞台上的真实，它使他惊恐：一个野人藏在一枚炸弹后面，没发可危，而观众想要参预解救的愿望却毫无结果。阿瑟纠正了自己的情绪，他凝视着剧院的墙壁，“想证实这一切真实的事都是不真实的”。当重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才又感到踏实起来。简陋的剧场链力长存，这是一种幸运，如果简陋的剧场不再吸5；人，美国戏剧和观众就会被昂贵的舞台设备所淹没。 “二十年间，在哈勒姆大街一旁的住宅里，从七层楼上我们俯瞰美丽的公园，也可以远眺市中心，甚至能看到港口，但我们从不公开谈论政治”，米勒如此描述了宁静惬意的家庭生活：星期五奥古斯塔切好面包，在厨房里把它们烘干；（正如后来她那位努力想成为家庭主妇的楚楚动人的儿媳玛丽莲一样。不过，尽管玛丽莲高高兴兴地学做家务，奥古斯塔还是和她有点不太融洽。）每逢星期六，就把要洗的衣物放在大盆里浸泡、搅动、搓洗；星期天则把《纽约时报》摊在东方地毯上，每个人都从中寻阅最感兴趣的事情。小妹妹琼（Joan）出生以后就把阿瑟从家庭中最幼小的位置上挤掉了，她又挤进了所有的两人关系：阿瑟和母亲的关系，阿瑟和父亲的关系，甚至还有阿瑟和哥哥的关系。现在有了琼，家庭更充满了欢乐。凯米特和阿瑟常常为谁能带领妹妹展开竞争。 米勒家是一个大家庭，在社会形势日益恶化，30年代的大萧条席卷全国时，这个家庭还在扩大。他们迁到布鲁克林区。伊西多尔·米勒曾因为连他的出生卡片上的字都不认识被大多数族人所轻视。现在这些远房家族却真心实意地支援着他的姐妹、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和他们的亲属，他们也干起了他的生意。阿瑟在学校里首次听到阶级之说，社会阶级意识没有因为大萧条时代的普遍贫困而减弱。学校里他班上有一些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与他们友好相处。但他知道，他比他们优越。阿瑟将上大学学习，大多数同学都不能如此幸运。他终于如愿以偿，进了大学，虽然他除了学习和尝试写作之外还要花一些时间去赚钱。 布鲁克林区的生活像乡村的生活一样。每天清早人们都穿着晨装急匆匆地跑去买小面包，友好地互相打招呼。尽管米勒一家几乎木认识非犹太人，但他们还是向人们还礼。这样做的理由已经不那么紧迫了，因为他们的景况越来越好。“财富有助于使我们在孤寂封闭的圈子里陶然自乐……我的父亲不承认所有的犹太人都先天地具有高尚的道德，也不相信所有非犹太人都是排犹主义者。虽然我内心并不相信父亲的信念，但他的想法还是使我产生一种期待，希望看到每个犹太人都高尚诚笃，非犹太人都能与犹太人和睦相处。”而后来的坏消息和不幸的经历把这种孩子气的天真美好的愿望打得粉碎。“事实证明，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无视现实的空中楼阁，为了毁掉它，需要两种沉重的撞击：大萧条和希特勒战争。”（这样的空中楼阁最终没有被毁掉，却使人们在许多个年头里痛苦地获得了更多的认识、失望和新的看法。） 时光流逝，一切都在成为过去。这时发生了两件令人难忘的事情，它们长久地影响着16岁的阿瑟的生活。一件是凯米特和他的朋友们领着阿瑟进了一家妓院。从那以后他对一些“怪事”有了更清晰地了解，知道了某些从前所木知道的事情。好奇心得到了部分满足，但并没有减弱。他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好奇心。第二件是一个经常跟他玩球的青年在大街上向他讲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他热心地谈论人类之爱，还热。心地谈论那些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又从不在损人利己的竞争中处心积虑地拼命相残的人们。米勒第一次听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米勒接受了他要消灭阶级的一切结论和幻想，接受了他的学说，后来他对这些学说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米勒是一个崇尚道德的人，也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那时他就看到，阶级压迫不仅引起了美国经济的崩溃，“从根本上说，它也是一种道德的毁灭，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冠冕堂皇的表面背后的虚假和伪善。因此，对于有左派倾向的人来说，表面现象没什么意义，这一点那时同现在一样。”道德的愤慨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只会模糊人们的视线。“但如果在这一时代社会秩序遭到瓦解，传统权威的无能为力和空洞贫乏日益突出，那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极权主义。” 这是72岁的米勒回忆起少年阿瑟时写下的。那时他正做着大学毕业之后的美国梦：“最好是到广播电台去唱歌，成为像宾·克劳斯拜①那样的歌星，赚上百万家财。”凯米特不得不离开大学，因为学费不足。以宾·克劳斯拜自居的阿瑟想创造出一点奇迹，他与哈里·罗 to Bing GIDsby， IW：N＝──1977，美国歌星。森塔尔（怔地Rosenthal），也就是他的“代理人”，来到流行歌曲制作中心——当时有许多人这样做——试唱了几支使经纪人感到厌倦的歌曲。经过在电台上两次无报酬的试播之后，想成为腰缠万贯的歌星的梦想破灭了。凯米特继续在他父亲伊西多尔·米勒的商号里工作，而阿瑟则于他能找到的一切活计。当他读遍《纽约时报》的广告时，他了解到生活的另一面，这些从前在米勒家庭的狭小天地中是不可能看到的。那些广告里都要求应聘者是“白人”，或者“非犹太人”、“基督徒”。‘新教徒”、“天主教徒”。“在那个时代，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黑人没有多少区别。”由此得来的教训中，他更加清醒了，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化分为类群、血统和阶级有了更深的体会。他甚至相信，他与非犹太人玛丽结婚也是为了消解在那种环境中所受到的歧视。一个祖父辈的老者——这种界限的维护者之——听到他与基督徒结婚的消息后竟把闹钟摔到墙上去。 米勒曾给各色人等分送过面包，赶过运货马车，当过库房保管人等。在做这些事情时，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他早就有所认识的事实：他与同样干这些活的工人并不是同一类人，而且今后也仍然是这样。其他工人很快就认识了这位双手白嫩的知识青年，他们赞许地承认他在辛苦地干活，也看到他在驱车前往地下铁道车站送货的途中争分夺秒地读书，这就显示出某种区别。他们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他们，因为他是在为上大学而赚钱。“这使我们又一次分道扬键。此外，我的意图也暴露了··，…我不仅要逃脱相同的命运，同时这也是一个毫不令人惊奇的宣示，表明我比他们优越。”他若有所失，因为他和他们不是一类，那些人属于另一阶层，有另一种命运，他只能在一旁观望。当他后来从这段生活中选取剧本的主人公时，他就把这些经历像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当作调查材料记载下来了。“显然我必须在美国的天地里为自己寻找另外一条道路。”当他于1934年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注册入学时，这种探求就开始了。虽然这所大学并木是左派的堡垒，但它已经是相当开明了，能够包容一些激进的思想。那里甚至有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班——米勒觉得自己在校园里终于进入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从事和平运动的大学生小团体。这些大学生中有些人通过被称为“牛津誓约”的组织把他们拒服兵役的行为公然宣布出来。“实际上我们当然要宣誓，不参加现在已经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虽然当下一次大战开始时，那些和平主义者除少数之外都报名参加了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 阿瑟·米勒与保守派讨论、辩论，同情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交谈。他也和从前一样出去做工，为的是挣钱支持他的学业，同时在闲暇时开始尝试写作。曾外祖父要他成为文土的期望，对正确使用语言极为重视又颇为聪明的母亲要他成为艺术家的教诲，他都铭刻在心，并想在前辈艺术家中寻找可资效仿的典范，结果他 觉得从莎土比亚（有点枯燥）到克利福德·奥得茨①l（推一从事社会批判的戏剧诗人）只有少数大师才堪称 榜样。关于事业心，他还有一段表白：“我害怕虚度年D华胜过害怕死亡。”后来在玛丽莲·梦露身上他又发现了D这种感情，但他可能并不比她本人更了解自己。I为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当过洗碗工，还喂养过 供实验用的老鼠。“我总是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我不写 历史或小说，而是写剧本……一个剧本似乎唾手可得。 人们可能对戏剧仔细观瞧和品评，它唤起一种建筑学上 的乐趣，这是纯粹的散文无法做到的。也许其原因首先 在于我喜欢模仿声音和语调。”这是一种能力，从前在 哈勒姆和布鲁克林时正是这种能力使他疏远了其他小伙 伴，也使他不想再当观众，而是要做一个演员或作者。 “我第一次尝试写剧本，当然少不了要写到经济纠 纷，写到一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这是我一直要写的 一个自传体戏剧作品”，这话是米勒在谈到剧本《原罪 之后》时说的。《原罪之后》写于1963年，很像是一个 意在消除对玛丽莲的记忆的驱邪术试验，而他却总是把 它说成是写另一个男人的戏剧，这个人虽然清白无辜， 却对他的邻人犯下了罪过。 米勒在大学读书时，住在多尔（Doll）家里。这家 的一个儿子吉姆是做戏装的，他对戏剧的了解远比房客 （米勒）要多。他的教诲都被米勒驯顺地接受了。当米 OClilli）lx：IOdets，lpeb──l切B，美国剧作家。勒在一天一夜之间就写好了《并非恶棍》的第一场并把它的交到他手里时，他调好闹钟，以不同角色语气和声调通读一遍，使他高兴的是，当他读完时，闹钟也响了。从头至尾正好花了30分钟。当时的戏剧标准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外加的规则。而他写作时所遵循的内在的戏剧规律则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痛好。他写的只能是他所知道或必须知道的事情，这当然要从他自身开始。写作就是一种“调查行为”，这话永远有效。 “把难于启齿的话说出来是允许的，我就要把深藏在心中的秘密写出来，虽然有时这会使我脸红，但我觉得使我脸红的材料可能是最有力的，是最应该写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展翅飞翔。”米勒努力使他自己和他的感情都达到普遍趣味的标准，他想做到：使他愉快的，也一定要使他人愉快，使他感动、兴奋、忧伤的东西，也不应使他人无动于衷。“我在创作时往往有神来之笔，这是一种幸运。毫无疑问，某一天，这种幸运终将离我而去，但这一天还远着呢。” 米勒疑疑惑惑而又满怀希望地把剧本送给他的邻居吉姆·多尔审阅，他紧张地等待着这第一位评论家的判决，他觉得这位评论家与他很亲近。吉姆是一位同性恋者，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很荒唐的，在闭塞的中部就显得更其下流。多尔读过之后很高兴：“这是一部真正的戏剧，一点也不错！”米勒的未来就这样决定了。 “在纸上留下字迹，并把它传到他人手里，让他人观赏和体验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使我在大地上创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他看来，这样就不致虚度年华。 邻居的恭维鼓舞了新生的诗人，这完全可以肯定，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确认了他的地位：1936年春，霍普伍德①戏剧奖颁奖仪式在纽约举行，许多剧作家和贵宾聚集一堂，聆听主持人宣读获奖者名单，而米勒的大名就在其中。他是获胜者，在同辈中出类拔萃，但也因此又～次被视为异类。“这一天我当然很高兴，但又几乎茫然若失，我暗自祈祷，公众会很快因为我下一部肯定更好的作品而忘记从前的坏作品。”此时此地霍普伍德奖对他来说其意义不下于诺贝尔奖，是催促他再接再厉的动力。从现在起，米勒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只谈论想当作家的人了。在奥古斯塔眉飞色舞地讲述了她儿子的成功之后，整个第三大街都到家里向她祝贺。下一年她还有机会这样做，因为米勒又一次站在领奖台前。对此第一批感兴趣的人——演员和制片人很快就对米勒这个名字有了印象。他自己在心里也暗自将自己与百老汇戏剧界的主要作者们做了一番比较，克利福德·奥得斯、马克斯威尔·安得森（Maxwll Ande。）。贝尔曼（S·N·Behrman）、西德尼·霍华德（SidncyIll）warxl等十几位其他作者一比高低。有人提议，让他到好莱坞去工作，每周薪金250美元，他拒绝了。“我的清白一直没有受到半点站污”，而好莱坞那时已被看 di切忧s AVeryH叩洲d， 18821928，美国剧作家。作“堕落的堡垒”。他宁愿失掉那份差事，在一家戏剧创作室工作，每周薪水只有对美元。 他写广播剧赚来一些钱，这些钱足以用来支持他为剧院写作。正如后来他剧本中的人物商品推销员维利·罗曼（Willy I”lllilll）对其兄弟本（Ben）所说的那样：“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生活总是萍踪不定，’急有某种临时性质。”米勒在这句话中概括了他全部的生活感受。自从通过了密西根大学的考试之后他就同玛丽·格雷斯·斯拉特丽一起生活。但只是临时性的，他在曼哈顿有一间配有家具的房子，她则保留着布鲁克林区的住宅。两年之后他们结婚了。婚后一星期，他就只身乘坐圣柯巴柯巴（SS COpo COp匈海运公司的轮船去做一次“临时的结婚旅行”，这实际上是为下一部剧作搜集素材的调查旅行。“玛丽在一家出版社里当女秘书，出版社不允许她陪我旅行。”这能算是他们的蜜月吗？ “这次早期的分离和我们的婚姻一样——也许也像他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婚姻一样——是一种不祥之兆，它否定了至少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的无限可能性。那时我还不相信我们的个性给我们留下的空间远比我们想要栖息于其中的要小。”玛丽是很有理智的，她对丈夫宽宏大量而又完全信任，因此阿瑟·米勒也更加爱她——至少在离别之时。现在他有时间为他描写海员、纳粹。大海的剧本搜集材料，也思考着玛丽以及她的勇气和决心，竟能独自承受异教婚姻带来的一切麻烦。 他虽然是犹太人，却一直想溶入整个世界中去，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仅仅是徒具空名。“犹太教对于我就像天主教对于玛丽一样，是早已死去的历史……哦们俩都相信，狭隘的保守主义、顽固的种族主义和丧失理性的偏见早已被我们甩在后面，而依我们的看法，这一切都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运动中高奏凯歌，其力量在不断增强。”这股力量在德国是以希特勒为代表，在意大利是以墨索里尼为代表，在西班牙是以佛朗哥为代表，而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的追随者在鼓吹。对这种情势的感受诱使米勒和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到当时还高举“理性的火把”苏联去寻求保佑。后来，美苏两个大国陷入冷战状态，双方的政府都很恐慌，都想肃清国内的异己分子，米勒也因为曾经同情苏联而受到惩罚。 此刻，玛丽被抛在纽约，他独自一人形单影只地去度蜜月，这使他产生了离乱逃难的感觉。他思考他的结婚仪式，按照温顺的玛丽的愿望婚礼是由～位天主教牧师主持的，但并没有在教堂里举行。他也想到岳父岳母，在他们面前他不免有点担忧和害怕。关于岳母，他的感觉是：“她几乎是难以置信地拘谨，还不时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当她发笑的时候，马上用手捂住嘴巴，并用另一只手把裙子拉过膝盖。不过她还是明智豁达的，她能够体谅非天主教徒。而斯拉特利（玛丽的父亲）先生则有些愚笨和缺乏宽容随和的气度。”在这两位长辈看来，最重要的是婚礼是在俄亥俄州当着聚集在一起的亲友面前举行的，虽然这些亲友都惊奇地凝视着这位异教徒。由于这桩在宗教上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的批准书必须来自罗马教廷，婚期一拖再拖。米勒被要求要有充分的耐心，为此玛丽多次向她的丈夫表示歉意。罗马何其远哉。在米勒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又面临着是否能在婚事上得到宗教豁免的麻烦。①不过教廷官僚机构的行动还算是快的，就在那以后木久，阿瑟和玛丽成了夫妻，愿意终生相守，永不分离。15年以后玛丽才体会到，天主教牧师那时的祝福并不灵验，好在她本来就木相信这些。 很久很久以后，当米勒反思他生活中的“急转弯”时，使读者感到惊奇的是他很少谈及玛丽和那场婚姻。那场婚姻已经随时间之流而逝去，它存在的时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完全够格的，也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米勒写道，在他出头露面之前的几年里主要是玛丽在赚钱，先是当女招待，然后是当女秘书，最后是在哈普尔和波洛斯当辅导教师。她独自教养两个孩子简和罗伯特，使他能够全力投入写作，而最终在米勒被新的痛苦和激情占有的情况下，她又默默地把路让开。 尽管他在综述自己的生活道路时，仅仅说了她不多几句好话，但从他的剧本《审判女巫》、《桥边风景》。《原罪之后》和《顺水航行》中却可以令人产生一些微妙的印象：首先是剧本中透露出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使他倍受痛苦，虽然他总是强调这些剧本决木是自传性的作品。但如果没有切身体验，没人能如此真确地描写 ①指异教婚姻要经教会当局的许可。——译者注这种感情。如果向他询问关于剧本《顺水航行》的剧情，他就会说：“这主要是写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关系。这个男人想要获得自由，并且相信为此他必须摆脱他对别人应负的责任。最后他如愿以偿，既获得了自由，又摆脱了责任，然而这时他又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到头来落得个灾祸临头。但你们不要认为，这个男人就是我。这个本子不是自传性作品。”这样说固然没有什么不对，但别人怎么想他也是无法限制的。 难道他不认为，“写作剧本……是一种自我剖析”，是“一种允许说出不便启齿的话的行为”吗？难道他忘记了，“无论如何我决不该写那些不使我脸红的材料”？后来他还认为，写作中甚至也许包含着防止遗忘这层意思。这话的确不错。在米勒回首往事时，他的一生中个人的小天地和整个大千世界总是比婚姻更强烈地吸引他：感触最深的就是在美国经济衰退的窒闷空气中写作和生活，以及所产生的一切怪诞结果。 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在判定战争的罪行方面，犹太银行家和犹太共产党人如出一辙，双方的看法都是：“无法控制的股票暴跌打碎了靠崇高的神话维持的一切，而人们正是以这种神话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辩护的；这次战争现在成了金钱力量的证明”；或者说这场噩梦之所以由纳粹肇始，“只是因为根本木存在对它的真正意义上的抵抗，纳粹似乎是未来时代的潮头”。 人们应该怎样思考欧洲发生的这场战争，此刻还为时过早。后来美国也被卷进去。米勒总有某些要同时做的事情——个人生活琐事和戏剧创作，它们互相影响。他生活于其中并令他反感的世界，成了他的戏剧发生的背景，个人经历则成了充塞其间的故事：“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戏剧作品像细菌一样在试管中悄然生成和聚集，然后或者死亡或者活下去。”他当然更希望它们活下去。并且当提到死亡时，他所指的也是人的谎言、双重道德、阴险卑劣和权力意志——正是那些妨害他并幸而常常能从灵魂中驱除的东西。他没有被送上战场，因为他的膝盖从前受过伤。 这期间他在一次大学的戏剧竞赛中再次获奖，现在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最耀眼的戏剧新星。另一个获奖者来自圣路易斯，名叫股耐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rns）。 最初的四五个剧本没有引起反响，但他发现，“尽管有这些外在的失败迹象，未来在冥冥中还是显得大有希望。”这是对的，不久他就有了第一次公开演出的专业性的剧本《最幸运的人人在百老汇首场演出之后，有些批评家就七嘴八舌地评头品足表示失望，因为他们本来希望米勒写出一部娱乐性的作品，结果看到的却是一出发挥“道德和社会观念”的戏剧。另外～些批评家则建议他最好写几部悲剧。此时阿瑟·米勒决定不再为剧院写作。“最后一场演出完毕并且和演员们告别之后，我几乎觉得有点轻松，乘地铁列车返回布鲁克林，在车上我看到了同盟国空军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发起猛烈进攻的消息。某些地方还有真实存在。”这是1944年。 米勒不给剧院写作的决心只坚持了三年，这期间他写了淮一的一部小说（《焦点》，是谴责排犹主义的），此后他的决心就动摇了。这真是一件幸事，美国戏剧因此保住了一位伟大的作者。在以后的日子里米勒以《皆吾子也》（Alle meine S｛）lllle）取得比以前更大的成功。他结识了年轻的导演艾利亚·卡赞，这位卡赞与当时戏剧界人士如李·斯拉斯伯格、哈里·克鲁曼和凯里尔·克劳福德一起在积累经验，这些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在尽人皆知的。 卡赞虽然也算知名人土，但名气不是很大，他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声誉在《渴望终点》上演之后才确立起来。他读过了《皆吾子也》，发现了其中的令人赞叹的具有非凡力量的社会内容，就像他在因充满过多的仇恨而被拒绝的利连·赫尔曼（hiilian Helha）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于是他制定了排演计划。“我觉得他的行为和处世态度与我很接近。戏剧界的人普遍称赞他的剧作。我们两个人都经历过意志消沉，有过左倾情绪，都与我们的父亲有同样的关系——把他们的生意场看做非人性的东西而予以否定。于是我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他个人生活中的行为态度与我很相似。”但米勒的“行为态度”实际上都与艾利亚·卡赞不同，卡赞觉得这位朋友的极度腼腆好笑：“当他与一个年轻的女人相拥时，哪怕仅仅是一种友善的表示而没有一点诱惑的意思，他也马上就扭过身去，用他身体的侧面贴近她。而且他的眼睛也木看她。”米勒和卡赞几乎天天见面，多半是在卡赞的家里。 卡赞的戏剧导演活动很紧张，也很活跃，与他接近对米勒的成功无疑是一种推动。卡赞把手头的事情推给其他导演，他要为百老汇排演《皆吾子也》。这出戏描写的是商人乔·柯勒（Jbe Keller）的故事，他向军方供应了不合格的飞机配件，造成了土兵的死亡。“在关键时刻，柯勒失踪的儿子拉里的未婚妻安妮掏出一封信来，这是拉里在战争期间写给她的。在这封信中，他说他因报纸上所披露的他父亲的罪行而深感绝望，因此要自杀。”米勒表现了一种父子之间的冲突，表现了父亲不可容忍的罪孽，这位父亲逐渐明白了死去的士兵都是同他儿子一样的青年，也都是他的儿子，因而悔恨不已。米勒也写出了此事对柯勒全家的深远影响。评论界困惑不解，而这出戏却大获成功。米勒有钱了，但他仍“觉得还很贫穷”。卡赞谈起他时说，他经常被邀请去饭店，但只有不需要他掏腰包时他才去，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哪一天跑堂的会把未付款的账单送到他面前来，而他木好意思让账单原样返回。 米勒最终醒悟到“玛丽和我们的两个孩子简和罗伯特仍旧住在一间狭窄的小房间里是不合情理的”。他在格雷斯小区靠河边的地方买了半套房子。整套房子原本是为两个家庭修建的，现在米勒还不得不与人合住，陷入了令人不愉快的类似房客的境地。住另一半房间的房客喜欢提醒“戏剧批评界大奖获得者”注意正在滴水的水龙头。他打算尽快另买一处房子，但这需要更多的钱。他只能再写一个新的剧本才能弄到这笔款子，因此他给自己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在他的行业里，若想保持成功，必须经常拿出绝招来，而他果然有了一个绝妙的构思。 他还没有题材，但已经想好了形式。“这里有某种人们在舞台上还从未见过的东西。我心中充满了关于性饥渴，关于对我的妻子的爱，同时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对所有女人的爱的想法。”但这种感受还仅存在于他的心里，他还要为这种形式寻找一种内容，最后写出一部使他誉满全球的作品：《推销员之死》。 这部作品又涉及到一种父子关系，同时又有对美国之梦的令人疲惫的追求，以及追求美国之梦时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因为美国之梦惟有在富裕和成功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种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在这出戏里占据中。动地位的代表人物就是维里·罗曼。这个名字是米勒从弗里茨·朗斯（EritZ hangs）的影片《马布斯医生》中借用来的，它并非像批评家们想象的那样是用来指“低级的人”又与《皆吾子也》中的乔·柯勒一样，罗曼也是一个勤奋的人，也同样想走上成功之路，但他为他的梦想付出的牺牲太大了。他成了一个被剥削的可怜人，当他没有更多的油水可榨时，公司就把他一脚踢开。 艾利亚·卡赞领导排演。主要演员李·杰烟市（he． ＠hDInan这个名字与Mman低级的人谐音。 ——译者注J．Cobb）在第一次排演之前就预言：“这部剧本是一个里程碑。美国戏剧不会再有这样的作品了。” 1949年在费城初次上演完毕终场时，起初并没有喝彩之声，观众木然地坐在座位上，有些人流了泪，另外一些人在小声响咕，但随后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商店的老板伯纳德·吉姆伯尔（Bemnd GIInbeD当晚也在座，他当场宣布，所有员工今后都不会因年老而被解雇。于是米勒更加相信：戏剧，也可以消除社会弊病。 一位女观众说：“这是自古以来写得最好的剧本。”米勒后来引用了这位女观众的话，他似乎对此有些不好意思。他在《时代的转折》中强调：“我之所以敢于重复这句话，是因为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它常常被提起，而且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也向他证明，他以他的剧本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体验到了时代的情感。这个剧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就这个当今全世界都在追求的既让人诅咒又令人向往的美国之梦而言，一切都依然如故。 在回家的路上，玛丽和阿瑟·米勒从广播里收听到一位批评家们的溢美之词。“我一生都在为获得今晚的胜利而奋斗，现在终于实现了。我成了被赞颂的那个人，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人和我或者说我和这个人都没有多大关系。”现在他成了一个名人。但他又有些惶恐，害怕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玛丽对一切都保持沉默，很可能是她预料到了这一成功的诱人力量和负面效应。“这似乎也是一种无名的荣誉激素（das ApWSiakUIn des Rublns），它就在火车里插在我和他之间。”——玛丽似乎预感到未来了的结局。 有人请米勒出来就任文化与科学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个委员会以瓦尔多夭代表大会的名义载入1949年的美国历史。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只脚站在演艺界之外”会更好。《推销员之死》风靡一时，代表大会也消除了对前途的担心。每一个懂得把握时代症候的人都知道，米勒和他的职位对于华盛顿所有极端爱国团体的骨干分子将是何等明显的挑战，这些人早已插足好莱坞，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种常备的思想警察”①。这还进一步牵扯到对苏联的态度。“毫无问题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如果没有苏联的抵抗早已征服了整个欧洲和大不列颠……我想……我相信，我们必须对此公开表态，否则就会失去人们的一分尊敬和将来控诉的权力。” 米勒注意到在参加大会的人们中间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自由主义者”：其中有作曲家阿龙·柯普兰（A。nCOpland，作家利连·赫尔曼、诺尔曼·麦勒（ NonnanMaller）和克利福德·奥得斯，与会的“真正的苏联人”则有作曲家德米特里·萧斯塔克维奇和作家法捷耶夫。在大厅里少数的来访者中，他看到了女作家玛丽·麦卡 ①指长驻好莱坞的文化检查＆。——译者注锡（ Mmp MeCarth）和尼柯拉斯·纳波科夫（NicholasWhokov），这些知名人土是冒着以后被指控为叛国者的危险到这里来的。 被严密监视的德米特里·萧斯塔克维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发表了演说，这是一种可悲的表演——米勒把他比喻为一架不近人情的自动售货机。在此期间，被好莱坞式的豪华宠坏了的作家克利福德·奥得斯也有一番过火的表演，对许多问题做出了回答，他问道。“我们的政治家们为什么不愿意肯定我们两个国家之间不可能有战争？理由何在？为什么现在仍面临着新的战争危险？”他以崇高的浮士德的话作答：“金、金……金钱！”（ Geeeld！）这种颇有预见的见解当时却让人觉得好笑。 米勒参加这种早已公开报道的集会不能不引起注意，自然会给他打上一种标记。当米勒在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香自己和他人辩护时，这也自然是许多议题之一。“美国军团”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老牌组织的密探也当然要注意他，这些密探很快就成了他的剧作的审查员，有权决定哪些剧本可以上演，哪些则不gs。 审查的严格程度和限制越来越厉害，同事间的猜疑不断增加。但在局势变得十分危急之前，阿瑟·米勒继续从事他的戏剧工作，仍然坚持他选定的主题，写作一如既往。后来批评家本·勃朗特雷（BBm心）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自约翰·密尔顿以来，除了职业神学家之外，很少有作家以悲叹人类被逐出天堂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米勒先生在1964年并不是无缘无故地称剧本《原罪之后》（Nach dem Sundenfall）为他的自传体作品。负罪感、羞怯和失乐园的幻景像《圣经》里的雷雨乌云一样笼罩在他头上，使他痛苦，把他跌跌撞撞地推到黑暗之中。”这或多或少反映了米勒当时复杂的心境和情绪。 的确是这样。这是他剧作的主题，但他还尚未着手下一步。（写过《原罪之后》，他还想写点社会批判性的作品，但未找到适当的题材。这时有人劝他重新改编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这个建议来得正是时候，于是他欣然接受。他认为这个挪威人很合乎他的口味。这时弗里德里克·马尔克（FrederiC M。h）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艾尔德里格（Florence Eldrig6）因被告发为共产党，所从事的电影工作暂时被禁止，正巧可以“自由地”为剧院工作。这～对夫妻同将要扮演易卜生剧本中的斯托克曼夫妇一样，“被愤怒的人群钉在十字架上”。单单是为了他们米勒也愿意操起笔来，他愿意帮助这一对受迫害的夫妻。改编易卜生的作品并木容易，但他解决了所有的难题：“我的办法是把他的作品与我们美国的某一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我向观众暗示，现在的美国和当时的挪威同样都存在着压迫，正直善良的人们也同样没有反抗压迫的权利，因此就会产生同样悲惨的结果”。 在改编的《人民公敌》初演之后，批评家们把它看成是“反美宣传”，他们说“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作品粉碎米勒所说的令人恐惧的力量因素”。 “美国有一支世界上最弱小的共产党，但这个国家的举动却让人觉得它似乎处于一场流血革命的边缘。”阿瑟·米勒心中燃起无名怒火，反正他本来就有负罪感。这是他的第二天性，此时这种感觉似乎又在增强。有时他感到自己好像是“总是说‘不’的人，这种人的怀疑主义情绪就意味着对值得信赖的群众的背叛”。后来他又体验到内心更深一层的矛盾和苦恼：与玛丽的婚姻因为不能互相宽容到了破裂的边缘，只是因为无可奈何，靠世习和社会风俗的要求才维持下来，但在米勒的意识中已经迈出了离异的第一步。他做这种打算时没有替玛丽着想。他有可能在下一部作品里描写他的迷惘、痛苦和孤独，展示他内心的矛盾。这时他认识到“家庭、社会的一切角色都不过是遵循习俗的安排，它们把我浇注到混凝土里去，并且阻碍了我的本性和我的观点的革命性的转变”。他为自己操心，把一切属于他的东西都用来为他自己服务。但，玛丽是否也能这样做？ 就在这时他初次遇见了玛丽莲·梦露。他的心就像一块腾开的空地一样，准备接受一切要来的人。他不能发现藏在她光彩夺目、勾魂摄魄、声名显赫和动人体态的甲壳里面是真正孤寂的灵魂，但却能偶尔在她身上发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内在条理和安详。米勒首先看到的也是梦露外在的形貌，那个半个美国都在希求的容颜，他当然也“绝望地想往着这个女人”。如果他在一出戏里看到这一切，或者说，如果他在精神错乱中看到一个年轻的维里·罗曼或一个伊狄·卡邦或约翰·普洛克托，他将有何反应？他会不会把她也称为对爱情毫无概念的“自私自利的私生子”，就像他在一段自白中所称的那样？他在自己心中体验到一种对玛丽莲的真挚虔诚的爱情，他希望她能了解这种深情，并在这种深情中看到一个更好的、坚强的、沉着稳健的米勒，这个米勒会在全世界面前为她辩护。一时涌上心头的这些臆想并不是虚构的戏剧，而是他的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想法。但只不过这生活的创造者并木完全是他自己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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