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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什么都无所谓 我离开了救生处住进了29号病房。 四周是白亮而没有装饰的墙壁，一间毫无特色但又清洁的小房间，白灰两种颜色是刚刚漆上的，这与整层楼、整个肺科病区以及最近才装修一新的整幢大楼一模一样。病房经过了消毒，以清除前一位病人可能留下的病菌。在前两个昼夜的四十八小时中，强烈的气味刺入眼睛，使我视线模糊，引起了偏头痛。但这无关紧要。 房间中有一个刚够安放我的病床的位置，还能放上一张扶手椅可供我起床时坐下，另外还有一把椅子可供探视者坐。在床和墙之间留出一小块空间可以装上一块搁板用来看书、写字和吃饭，另有一间盟洗室，与整个房间一样狭窄，但与房间一样舒适方便。我使足劲，扶着家具和墙壁终于走到了盟洗间。我久久地伫立在镜子前，看到了一张难以辨认的面孔：苍白而瘦削。这无关紧要。 一扇窄小的窗户朝着肺科区的镜子开着。从我的床上，透过窗户玻璃，我隐约可以看到一角天空，但被与大楼相垂自的侧翼砖砌屋顶的斜坡挡住了，一眼望去看不到远处，也没有绚丽壮观的景色。这无关紧要。 在医院里睡得少，也睡不好，这是尽人皆知的。日子显得很漫长而且在阳光照进来之前就开始了。在离房门不远的走廊里一盏日光灯昼夜亮着，病人们在不停地按着床头电铃，夜间只听见这些电铃在咯咯地响，总能听到虚弱的病人有气无力地叫着，一个老翁或老太的声音在不停地喊着：“劳驾，劳驾”；只听见那些运送医疗器械和药品以及饭盘的小车在吱吱地响。这张床很硬，床毯是黄色镶绿的，质地如同纸张。一清早我就被人叫醒，因为我要在两小时内接连服下十四粒胶囊，然后才能吃早饭。还有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是来完成份内工作的：量体温、抽血、测体重、照Ｘ片、喷一次气雾剂，还有实习医生和医生的查房。诸如此类的现象昼夜不停！ 虽然昼夜不停，但无关紧要。 之所以无关紧要是因为我已趟过那条黑水河到达了彼岸，而且我隐约地、逐步地感到有一种新的节奏在形成，我的身子和我的感官都将遵循这种新的节奏——我觉得我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包括最基本的起居活动：吃饭、喝水、走路、小便、洗脸、刮脸、单独做事、使用丁和胳膊、读书。这些都做得很慢，也很累，但这无关紧要。从我住进第29号病房开始我就清楚这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我即将离开这里，我也知道29号病房只不过是个过渡的地方。 四十二、认同医院的生活和拒绝医院的生活 论正确地对待医院：几条新的准则。 我很快意识到对医院生活应该采取两种态度。首先是认同医院的生活，认同医院的生活就必须遵章守纪，彻底放下架子，能随时听从医护人员的指挥，服从各种约束和条例。耐心听取各种建议、禁令和预防措施。不折不扣地遵守医生、女护理员或医院女监管员的告诫。遵守作息时间、各种活动的允许时间以及有关限制。尽可能达到“模范病人”的行为规范。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也就是说无愧于别人对你的爱护。对于每个男男女女司空见惯的每一举动、千篇一律的服务、所尽的不足挂齿的一点力量，都要表示感谢。否则医院的生活将无法感受。应该始终牢记自己面前的那一群人，你对他们索取的很多，而回报的又很少，因而他们值得你尊重。 病人是个自私者，一个什么都要等别人安排的宠坏了的孩子，一个处处要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清晨六点，女护士就给他送来了第一批胶囊药丸；上午八点，女护士给他端来热茶和面包片；九点钟，女护士来打扫和清洗病房的地面、病人的梳洗脸盆以及病人壁橱里的板壁；十点钟，男护士来为他喷气雾剂、量体温或抽血；十一点，好几个女护士一起来替他换床单或垫单。在医院这个昼夜不停、忙忙碌碌的生活场所工作的男女工人，他们或她们都值得你尊重和体谅。因为你已从救生处出来，这种新生感和体谅之心会油然而生。但你必须毫不做作地保留和维持这份感情。男女护士、厨师、清洁女工、女监护员和实习医生以及助理女医生，他们都和你我一样，都会向自己提出同样的问题：人生在世干什么？对这样一位病人，我该怎么办？他们比你我多少更了解一点他们有朝一日会死去，而这种意识使我们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生物。他们比你我更了解用梵文写的一句真言——即使他们从未读到过这句话——那就是：“生命就像落在荷叶上的一滴水珠那样动荡不定”。因为他们长年累月接触的就是这一无法避免的事实，他们大概比你我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实。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兄弟姐妹，也不等于说，由于经常在你床单里搜索、触摸，甚至探身到里面观察，由于经常了解、查究、探索你的心境、你的行为、你的任性恐惧、你的尖锐的指责和苛刻的要求，他们也就不需要得到一点尊重、爱护和关切。 他们是怎样一种人？她们又是怎样一种人？他们从这家医院下班后做些什么？他们如果读书又读些什么？他们看什么电视节目？他们的孩子在干什么？他们到哪里度假——不过，且慢，他们有钱去度假吗？他们看的是什么电影？——但是，且慢，他们有钱去看电影吗？这些低工资收入的无名人物是谁？他们的祖国对他们不闻不问，然而他们现在的职业却是来照顾这个国家。这些被祖国遗弃的员工是谁？一个无视、轻视本国的护士、警察、科研人员和教师并低价支付他们劳动力的国家是个危机四伏的国家。 你在认同医院生活并喜欢医院里的各种人的同时——这是头一条准则——你还应该竭力加以拒绝、拒不接受这种生活，这是第二条准则。 你应该拒不进医院，拒不接受治疗，拒不让人当孩子对待。从头几天起，你就应该想好脱身之计，准备回家过完全自主的生活。你应该对自己的能力和弱点有充分的估计，以便别人开始要动下帮助你时，对那个穿白大褂准备来帮你一把的女士说：“谢谢，这事我自己会干，多谢了，不过这事我相信自己会干。” 因为没有比住在医院过那一套刻板机械、娇生惯养的生活更有害、更使人不想离开、更使人堕落了。一定不能变成一个“养病专业户”，一定不能过法国式的堕落生活：处处要让人帮助。你曾经与死神和魔鬼、与丧失理智的现象进行过搏斗，那么你现在要与某种后患最无穷、最安逸、最司空见惯的现象作斗争：离群索居，吃医疗保险。小病大养的人太多了。在医院里“泡病号”的人太多了。在你学习生活的基本自理能力时，应该有伟大的探险家的毅力和意志，他们在原始丛林中义无反顾地前进，从不转身往后看。每时每刻你都必须坚持和那种没出息的依赖思想作斗争。与一个囚犯每天都一心希望越狱和获得释放一样，住院病人应该每天都思考着怎样早日出院，计划如何能溜之大吉。 然而这里面有个微小的差别：上面的比较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医院毕竟不是监狱，29号病房也不是囚禁罪犯的单人牢房。在那里我品尝到了各种各样的极乐感。 四十三、一张寄自加利福尼亚的明信片 第一种幸福感，就是获得第二次生命，获得重生。 你会发现，一切你已习以为常的东西是那么平平淡淡，于是你就不会想到这就是一种幸福。能开口说话的喜悦心情也是如此。当人被剥夺了说话能力，当人一度曾以为自己的喉咙、上下腭、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都已遭到严重损害而可能无法说话时，这种非常自然的功能一已恢复会使你大喜过望，而且乐不可支。 于是我就说啊，说啊，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太过分了。Ｄ教授嘱咐我“不要说话过多”——我当然得听从了，但是我按捺不住：我得讲话。在我床左首有人给我装了一台电话，放在我作为办公桌的搁板上。在一套硬纸卡片上，有一长串男人和女人的姓名，他们在我不在时向我家并向我办公地点打来电话，对我的健康状况感到忧虑。现在我又能和外界——我的那个小小的圈子——重新讲话了。 这些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来自我的胸部，我觉得这些字眼在向上爬升，经过喉咙，到达我的嘴边、我的舌端，我舌头一翻滚，就说出了口，对此我感到无比惊讶。听自己讲几句最简单的话，听自己诉说，向别人表示感谢（答复那些信任，答谢别人的鼓励、对身体康复的祝愿），询问别人（询问别人的有关情况：你怎么样？你家人怎么样？你生活得怎么样？）这既是一种乐趣，也是履行义务。 交谈，也意味着倾听别人的讲话。 我母亲现在就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她住在尼斯。在最危急的日子里，我的弟兄们没有把我的严重病情告诉她。现在，从她的声音中我可以想象出她的面容，她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我的关注，从她那柔弱的声音中我仿佛又听到了童年时我们的欢声笑语。我还记得夜晚她给我们朗读维克多·雨果的诗篇和背诵阿尔贝·萨曼的诗句，唱着圣诞歌。但我觉得她的嗓音从那时起到现在都没有变化。 在装有录音机自动传话的电话机上，又响起了另一个嗓音，那是我的一位老朋友的声音。我俩虽然不常见面，但自从我们合作共事二十年来，自从我们“初涉巴黎文坛”以来，我对他了解很深，而且引以为知音。对他，我所怀的感情有如那位曾经绕过合恩角的水手后来所体会到的那种欲望：“一种无以名状的欲望，也就是想跟那些你久违了的人们攀谈几句的欲望。”我的这位老朋友现在不在家，但我想在电话中留下一丝声音，于是我拙劣地模仿起伊夫·蒙当的诗句，唱道： 我情不自禁 哼起了那首小调…… 正像那位航海水手所说，我这时也“兴高采烈”。我知道今晚我的这位老朋友皮埃尔打完扑克或在“老太餐馆”吃完饭后回家，听到我的歌声时会如释重负。 我又是唱歌，又是谈话，又是自言自语，这样闹腾了一阵以后，我就想到去抚摸家人，抚摸儿女的肌肤，抚摸妻子的双颊、头发和双手，抚摸妻子的颈背。我一直不能去拥抱他们，当他们来探望我时，仍然必须戴白纱布口罩以免受到病菌的长效毒害。但我能巧妙地发现我所爱的人们的肌肤，轻轻碰碰他们的肉体，接触他们的生命。接着我又闻到了阵阵的芳香和气味。而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有一束小小的花朵，它那花瓣、花茎和花叶中隐藏着无穷的宝物，我看到了这束小花又会感到一阵惊喜。小小的花茎、小小的叶片都有无穷的含义。在闷热的六月之夜，最好把这束花卉拿走，使我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 然而我没有睡着，这又是另一种幸福感。 孤独和寂静是一种幸福。时令已到六月，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月份。落日余辉到晚上10点才逐渐消失。巴黎的气温很高，我只能在深夜打开窗户，也就是夕阳的红、黄、紫三色与蔚蓝的夜色融合为一的时候才能开窗。 病房中终于透进一丝凉意。此时此刻，医院的电话总机房停止转接电话。我可以给别人打电话，但别人无法再和我通话。我和妻子及儿女通了最后一次话，我知道这个夜晚就剩下我一人了，直到清晨的走廊里响起第一阵声音，接下去是有人送来第一批药品，然后才是黎明的曙光。 我走向打开的窗户。我探出窗外，想听听越过临街的医院大楼，从圣·雅克大街上传来的汽车声，在深夜里，这种声音像撕裂绦绸般那么刺耳。我又想起蒙巴纳斯大街上咖啡馆坐满人群的露天座，与我的病房相距不远；还有卢森堡公园枝繁叶茂的树木；圣·日尔曼大街离我也很近，那里的男男女女无忧无虑，他们在低声细语，他们都感受到了转瞬即逝而又捉摸不到的如水光阴。我听到了这个城市的声音，那种安详而有点倦怠的嘈杂声。我抬眼望到了空气清新、繁星点点的深蓝夜空，这是一个景色如画的夏日夜空。虽然窗户狭小，大楼也毫无特色，还挡住了我的部分视线，然而我依然觉得我正在飞向这蓝色的夜幕之中，飞到了人群中。这时我忽然想起最近收到的一张寄自加利福尼亚的明信片。 这是我的朋友基·Ａ的妻子寄来的一份短柬。最近发生在洛杉矶的地震使她和女儿萨莎在他们的谢曼奥克斯街区的大楼里经受了一次非同小可的惊吓。那位女士和孩子只见家具和墙壁、屋顶和门窗、器皿和图画、灯具和电器都在她们眼前摇晃。她们慌忙冲下楼梯，夺路而逃。刚刚脱身，楼梯就在她们后面倒塌了。一切都在开裂、在解体、在摧枯拉朽的速度中化为粉末。幸亏她们逃得快，幸亏她们当机立断，不带任何东西，才能够在深更半夜穿着睡衣逃到马路中间，幸免于难。在这样一次急迫的、严重的无妄之灾来临时，她们只有一个念头，毫不犹豫地空手逃命，逃到那唯一安全可靠的地方：屋外！ 基本人在离家约四小时汽车路程的棕榈泉沙漠中工作，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立刻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最后终于在一排排碎裂倒塌的棕榈树中间找到了她们。她们当时就坐在大街的沥青路面上，萨莎蜷曲在妈妈怀里。这个街区原来留给人的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和豪华的气派，有如电影里的天堂，房屋错落有致、布局合理、树木葱翠、环境宁静，而今却像被推倒后砸坏的布景，乱成一片。 “我们和死神开了个玩笑。”明信片上的留言这么写道，“基把你发生的事告诉了我。我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了生命炭炭可危的那一瞬间。应该捉住这一瞬间并把它测算出来。”明信片上还用英文写了一行字：“我的寒舍倒塌在地，烧起熊熊烈火，我从此可以看见月亮了。”我凭窗眺望，可以看见月亮。我又想起另一位女士在晚餐桌上讲过的另一句话。她对我们讲到她是如何想提醒她的一位男友的。这位男士是法国最有实力的人士之一、一位走运的人，但只知道马不停蹄地忙碌，制造产品，到处推销，卖出买进，从不知道喘口气歇息一下。她对他说了一句平常的话：“你要学着数数天上的星星。”我靠在那扇小小的窗户上，继续凝望着月亮，我也开始学会数天上的星星了。 四十四、清晨的泪水 城市的声音依然十分柔和，来往的车辆稀稀落落，但空气更加凉爽宜人。 我离开窗户，坐到了床上，读着白天收到的其它信函。有人给我带来了几份报纸，我打开把标题浏览了一遍，就立刻丢下了，我看不进去。在病房里，有一台电视机，我也不看。我以前一心牵挂的是事态的进展，前一天的、当天的和第二天的种种事件；这一群男男女女也随着动荡的世界在挣扎，为当代世界那些没完没了的琐屑小事而忙碌，他们在谋杀和战争、胜利和竞争中拼搏和角逐。在我从事记者生涯、当“传媒负责人”时每天曾吸引我注意、引发我沉思的种种事件突然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在这六月的清凉之夜又被我漫不经心地忘掉了。 在住进29号病房的第一天，我妻子就问我需要点什么，我答道：“来点音乐和诗集。” 我有一台“随身听”——小型的激光电唱机，我一拿到那些激光唱片就放声唱起来，那是由布伦德尔演奏的舒伯特的“即兴曲”。我让音符钻进我的体内，并顺着身子往上涌动，但究竟听了多长时间我心中无数。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能这么专心地听听音乐。在音乐厅或其它场合，总有什么事使我心不在焉：一个念头、一件心事、一场意外的变故总会插进来干扰，我一直不能全神贯注地听音乐，不论音乐如何动听，也不论演奏家技艺如何高超，我总不能专心致志地去倾听。我觉得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对美好的东西没福消受，不去如醉似痴地欣赏，也是无能的表现。现在，在这个六月之夜，我插上耳机，第一次沉醉于音乐之中，一首首乐曲的旋律缭绕在我耳边。 当我开始读诗时，我也感受到相同的现象：一个个字眼，一句句诗歌，它们的节拍和结构都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引起我的共鸣，诗歌所引发的形象也更深刻地印入我的心中。我似乎拥有了新的爱好，去觉察、去牢记、去品尝那些美好的事物。我再也不会受到干扰，再也不会分心，能够毫无牵挂地醉心于在品尝时所欣赏到的东西，我又记起了在我病重精神失常、在我与意志薄弱的念头斗争、在救生处与死神的袭击拼搏时，我又是如何在心中默默地背诵那突然闪现的一段段诗句。我在想：“你之所以要别人首先给你音乐听，给你诗篇读，你之所以如饥似渴地去听去读，是因为你除了你所爱的人以外，你还想找回你最缺乏的东西，找回你当时失去的东西和在奄奄一息时你感到正从你身边消逝的东西，也就是美好的东西，和谐的东西。” 我睡着了。当我睡了短短几小时后醒来时，我领略到了一种更大的乐趣。 这是29号病房最心旷神怡的时刻。时间是清晨6点，从半开的窗户上传来一只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这是什么鸟？一只麻雀？一只巴黎的小麻雀？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天空，那被砖砌的屋脊遮掩、从狭小的窗户上露出的那巴掌大的一角天空。我看到这角天空由蓝黑色慢慢转为浅蓝色，色彩很淡，后来又逐渐变得明朗和光亮。我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而且久久不会消失。除了用“狂喜”两字来表达外，我实在很难形容此时此刻的心境。是的，我心醉神迷了，我兴奋地哭了。 我想让热泪慢慢地泉涌般地淌下来，让泪水无法抑制、接连不断地淌下来，只不过看到了这种和谐的日出景观才使我的泪水像轻轻拉开的闸门滚滚而下。这时我没有任何想法、任何念头，也没任何疑问。我心平如镜，没有丝毫的杂念。我像一个被圣水洗得干干净净的婴儿。 一种“神助之力”使我进入了这一境界。这是无言的欢乐之泪，是一切都得到重生的感觉，也就是夏日清晨的一天来临时所蕴含的万象更新的最朴实的感觉。我将在今后一连几个清晨里去领略这种感觉。这像是一种宗教的仪式，一种感恩的祈祷。看到了这三件毋庸置疑的事（天亮了，天空一片蔚蓝，生活是美好的）以后，我独自一人在默默地欢庆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在十天至两个星期以前，我在救生处并未死去是完全正常的事，因为我还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依然看得见这三件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以前，我生平从来没有作出过这种谦卑的举动、这种感恩的行为：朝着冉冉升起的阳光而哭泣。但从此以后，我又无法对付另一个奥秘：阳光消失之谜。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今天我也不会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因为我活着，获得了再生，我恢复了体力。因为我有幸更清楚地理解了每时每刻的意义和价值。现在我并不会转身朝后面看。然而我想如果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我清楚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那么也许到时候我思想已有准备，胆量更大，更能驱散恐惧感，而且更加敢于面对撒手尘寰、一去不回时刻的来临。但在那天早晨，在随美好而温馨的六月之夜以后来临的那五个早晨中，也就是在我心醉神迷的那几个早晨中，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会死去，因为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四十五、向五位少女致歉 现在他已能够走路，可以走一段长路，走的次数也增加了。每天他都这么走，走的路程也越来越长。他穿着一条帆布裤，一件短袖衫，光着脚穿一双鞋带发黄的旧运动鞋。他对护士们说他要出去兜一圈，散散心，一小时内回不来。他走下楼梯到了院子里，想在医院里到处逛逛，每天下午他都要这样走走。他先朝放射科大楼走去，在小花园里转了一圈，然后就在那间小会客厅前面停了下来，会客厅离面临圣·雅克大街的进口小门不远。他在一张洒满阳光的石凳上坐了下来，看着来来往往的探望者、病员、穿白大褂的人群、黑人、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移民、白人、妇女和儿童。哪些人不是医院里的人，哪些人不久将和他一样回到医院病房，这中间的差别他一望便知。接着他站起身来，重新向那些小道走去，好像绕村庄兜一圈一样。他熟知那里的每条马路、每个广场、每个十字路口，甚至每个地道，在地道里可以不见天日，穿梭来往于各个科室。 他最后走到了两旁装有金属扶手的水泥坡道前，坡道向下伸到一座大楼的门口，大楼上方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综合科救生处”。 “噢，是这里，时间真快啊！转眼就是三星期了，我一直期待着身体康复后再来这里看看呢！ 自从住进29号病房后，他一直抱有这样的念头。他在楼前逡巡不前，来回徘徊多次，但是他觉得不能走进那个地方去。在那里，他曾经站在如维克多·雨果所说的“死亡入口处”、“无底深渊”边。几天以前，泌尿科医生N·T曾在六月的骄阳下陪他缓步从泌尿科走回病房。途中，N·T医生指着金属扶手和救生处的牌子对他说：“你回到那里去了吗？你没有到那里与护士们再见面吗？你知道这往往其乐无穷。” “我知道，”他说，“我很想去看看，但是我觉得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在那里度过了‘病历期’，”N·T对他说，“这是个确切的医学术语，你应该学会使用这个术语并理解它的含义，你曾经陷于病危状态，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这是个医学术语？” “是的，你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切就在那里、那个地方发生的。”他又指了指那几堵墙壁、扶手和救生处入口处的玻璃门。 是否该去按救生处的门铃，他犹豫了好几天。现在他知道这一天来临了，因为他身体已经复元。他的体重增加了几公斤，他不觉得肌肉和腿部很累。他能均匀地作深呼吸。当天上午，有人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考虑在周末出院了。” 这句话使他喜不自胜，他觉得该是离开29号病房的时候了。 他在病房里接待了形形色色的探望者，花了几个上午在房间里答复电台的同仁们给他寄来的信件。他又与他的弟兄和几个挚友见面。他和他们紧紧拥抱，答谢他们，微笑着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讲话。他终于实现了拆除管子后麻醉苏醒时奇怪地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个计划。那个计划规定他该说什么、对谁说、该纠正些什么、该修改些什么。简直是一份别开生面的“遗嘱”。 因此，他很重视他主动提出的一次会晤。他让他那位十五岁的女儿在停课后带着她的五位最亲近的女友前来和他相聚。与前几天相比，那一天天气显得特别晴朗，也特别热。姑娘们都穿着体恤衫、衬衫或牛仔裤。他坐在病房窗下那个小院里的一条石凳上，因为病房大小，要接待这一群少女就腾不开身了。 课程已基本结束，教室已用作考场，教师们对学生管束得已不那么严了，而且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女孩子们有时在学校打个转，接着就把时间泡在露天咖啡座上喝可乐或相互串门。她们刚从卢森堡公园赶来，在那里她们靠着水池子、坐在洒满阳光的椅子上吃了午饭。从她们的举止和笑容里仍可看出她们来这里以前那种无忧无虑、潇洒得意的痕迹，同时还透出十五岁少女的迷人风采。她们结成了一小群朋友，联系的纽带就是每天相互打马拉松式的电话。她们成帮结派的打发着日子，这种现象他在她们这个年龄时可没有发生过。一开始他就问她们打算怎样过暑假，今晚准备看什么电影。他在这群少女中间看到了女儿的眼神，发现了她没有说出口的疑问：“爸爸为什么执意要把我们一起找来相聚呢？”其余几位姑娘似乎也在等待着一个明确的答复。但她们显得很文静，又都在沉思默想，要不就是带几分腼腆。总之，都显得谨言慎语，小心翼翼。 “我想见见你们，因为对你们我心里感到内疚”。他终于向她们挑明约她们来的目的。“去年冬天，你们打电话给我女儿时我对你们很不客气，而且是我接的电话。我当时对你们既冷淡又生硬，你们干扰了我，我受不了你们这样老给你们的女友打电话。我担心这样做最后一定会引起你们的反感，好像我不喜欢你们，我在审查你们，好像我觉得你们不适宜作我女儿的朋友，也好像我不想让你们进门。我也担心我这样做伤害了你们和我女儿。所以我希望见见你们，向你们道个歉。我也想给你们作点解释，能得到你们的谅解：我那时已病得很重，但是我并不知道，并不真正知情。我不知道在我身上已感染了某种毁灭性的东西，使我的体力逐渐不支。这些东西正在向我的生命猖狂进攻，同时也改变了我的性格。你们在电话里听到的是一个性格粗暴、难以相处的父亲的声音。但那其实不是真实的我。” 她们一动不动地微笑着听他说话，他又产生了在救生处得到的那种印象，也就是自己分身有术，一面在自己的躯壳上面飘荡，一面观看着自己还活着的情景。他又想道，这倒是一幕美好的生活场景：五名少女衣着人时，洋溢着夏天的欢乐，围着一个男人，他坐在小院子的矮墙下一块粗糙的石头上正在道歉，正设法修正自己的形象。 “现在听我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我喜欢你们，我希望能经常在我家见到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我希望能常常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喜欢你们各人的天性，你们既有差别，又有相似之处。譬如你，拉法，你目光炯炯有神，有少年老成的聪明见解；你，娜塔莎，你在骑自行车摔倒后处乱不惊，痛得钻心也能镇定自若，表现得特别勇敢；还有你，西比尔，你性格开朗，成天乐陶陶的；埃米莉，你呢，你的神情有点多愁善感；卡蒂妞，你是个机灵鬼，你妙语连珠，我们的女儿晚上回来把你妙趣横生的话转述给我们听时逗得我们捧腹大笑。你们这次能来，我表示感谢。我要拥抱你们，然后你们就走吧，因为这样好的天气，你们有许多快乐的事情要干。” 她们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但都一一拥抱了他。女儿以平静的目光看着她们，她最后一个拥抱了他，但没有吭声。她们转身迎着阳光，朝卢森堡公园的椴树林走了，去品尝展现在她们眼前而她们尚未领略过的美好时光，但不知不觉中留下了她们的身影，在他眼前晃动。 四十六、死亡并非是一种厄运 他曾与大人们交谈了多次，话题涉及方方面面：谈到他的打算、政治和文学生涯、他的疾病、那些他不敢多谈的景象和感觉，他之所以不敢多谈是因为他想藏在自己心里，想先去慢慢体味后再讲给别人听。然而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与那几位少女的聚会使他感到无比愉快。他没有说什么使她们怦然心动的话，因此他不相信她们会对他这番平淡无奇的话给予他希望得到的重视。但这片刻的聚会使他觉得他终于能够善解人意，宽容别人。他希望今后在与别人相处时也能始终如一保持这种心态，而且比以前想得更周到、更全面。 接着他又产生了几分捉摸不定的感觉：这些快乐的少女影子和她们在倾听时那种动人的庄重表情。但这一瞬间的思考很短促，也很“零乱”，正像他在救生处作神游时忍着痛苦在芜杂的记忆中搜索着往日的每时每刻，但这些时刻像这次一样也稍纵即逝，零乱无序，然而也许含义无穷。十二岁半的儿子每次来探视也是如此。 他后来终于得知从他病倒的第一天起所发生的事。儿子就读的学校离医院不远。小男孩不告诉任何人，在课上完后就经过蒙巴纳斯大街、波尔大街、国王大街与圣·米歇尔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走进了医院的大楼口。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一般不能一人进入医院的围墙内，他不顾种种禁令，躲过那些讯问的眼光，到他认为父亲所在的楼层，向接待处打听。一位护士对他说：“你父亲不在这里，他在救生处。” 孩子顺着箭头所指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救生处。他按了门铃，要求见父亲，得到的回答是不能见。他又回到了学校。但放学以后，回到家，等母亲回来后，他就平静地对她说：“救生，这就是说你活不成了，别人正在设法让你苏醒过来，把你救活。既然这样，现在我要你把爸爸的病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这孩子很机灵，也很有办法。他发现了一个同学，在此以前他和他交往并不深，但他得知这位同学的母亲在医院里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后，就突然和这位同学亲近起来，不久他就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他家就住在医院大院里。从此，小男孩就经常把这位新交的好朋友带到家里来。父亲一转入29号病房治疗后，小男孩以和他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为由，半合法半非法地在父亲身边呆了一段时间，护士们并未发现他是从她们的办公桌下溜进来的。他在吃午饭时、课间休息时来看望父亲。他轻轻钻进病房，带着几分羞涩，也带着几分温情。他坐到了客人坐的扶手椅上，脸对着父亲。他们聊着琐碎小事：上什么课，和谁是好朋友，还谈到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头几场比赛的结果。孩子打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他的轻微的呼吸，他咳嗽的次数（咳嗽次数正在迅速减少）。当孩子握着他的前臂，表示问好或表示再见时，父亲明白这样做不仅能使孩子接触到他、感觉到他，也让他感受到孩子对他的爱，而且也能使孩子判断出、估摸出父亲的身体状况，最后核实父亲是否增加了体重，恢复了体力。 爷儿俩之间也许一直在开着这种唇枪舌剑假装生气的玩笑，做着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最后，孩子终于自豪地回答：“我可不怕，我没有害怕过。我一直满怀信心，相信你会好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默默地传去我的意念。” 孩子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意念”究竟是什么。难道是他一个人回到卧室时，在作业做好、功课学完、晚饭草草吃完后，就进行默祷？他又记起了孩子不满七岁时的情景。当时父子俩在科西嘉岛的波尔蒂格利约罗以南的卡塔尼亚角的岩石间光脚走着。父亲叮嘱他走路要“小心”，以免发生危险。孩子回答道：“别担心，我是看一步，想一阵，然后走一步。有时候我却没有仔细想，很自然地会闪过一个念头。于是就挪步了，这是意念。” “意念”！在整整十个年头中，那些冷酷无情的精神导师不是经常把这句到处通用的话挂在嘴边吗？这句话借着嬉皮士运动那些名堂在流行音乐、加利福尼亚冲浪式摇滚乐中聒噪了一阵后，又在以后的几十年再次风行起来。把这些活动重新炒热的好事之徒有拉帮结派的傻瓜、受印度宗教教师愚弄的笨蛋、“新时代”运动①的受骗者，还有廉价的心理咨询庸医，有五花八门的哲学骗子，有仅诵读两本经文就心领神会的佛教徒和朝夕之间便领悟禅机的禅宗信徒，有花言巧语的“调解人”。“意念”常被这些人充作到处通用的万灵符，因而也像其它各种字眼和比喻一样，这个词也丧失了它的任何意义。于是他对这个字眼存了戒心，为自己立下规矩，决不使用这个字眼。后来在电影界和歌坛又突然冒出一个形容词“卓尔不群”，而且任何人在搜索枯肠找不到贴切的词语来形容时，都可以顺手把这个形容词拿来为己所用。一时“卓尔不群”四个字泛滥成灾。他和从前一样，也试图从自己的词汇表中摒弃它，然而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现在他的小儿子又对他说给他“传递了意念”。与此同时，他又记起了在救生处经历过的惊涛骇浪，当然还有一阵阵的爱情激动，使他增强斗志和勇气，从而能从黑色巨流中脱身。他还记起了在看到日出时，在听到麻雀叫声时，看到楼边小花园中嫩草被夜晚的微风吹弯，微风又吹拂着医院这方貌似平静的天地时，生命的阵阵激动就会传遍他全身。当他最后一次沿着悄无声息的大楼徒步兜上一圈时，他注意到事物的形状和色彩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这时他自觉地接受了“意念”这个词。他又想道，巴尔扎克之所以去探索“神助之力”，是因为当时“意念”一词还没有出现在字典的浩繁的词汇中。 ①“新时代”运动是流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种半宗教性活动，向人灌输“明哲”“宁静”的思想，企图以此来减轻人们的忧虑。——译者注 小儿子已经到学校上课去了，只在病房中留下他个人的小小“意念”，好像钟声响过以后在空中依然余音镣绕，久久不会消失。 在给他送来“意念”的其他人中，有一个既神秘又直率的人物，那就是Ｔ医生。 他往往是一位不速之客，在白天随时可以光临，胳膊上夹着摩托车的头盔，说只是顺路来看看。然而他对这位老朋友关怀备至，所以对面前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凝望了好一阵。接着他坐了下来，正色对他说：“你的神情很轻松，脸色也安详。这就好了。今天你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中神采飞扬。” 在他们第二次会面后，两人很快就亲热起来，不用“您”而用“你”来相互称呼了。Ｔ查看着用透明胶贴在墙上的治疗和体温记录，还把护士的值班记录仔细看了一遍。 “一切正常。” “是的，但这不是瞒着我做了手脚吧？” “当然不是。但是你还有点心神不宁，你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镇定下来。不过你已经有所进步了，你应当走出病房，重新适应正常的世事和生活起居。” “生了这场大病后，世事能够正常吗？我再也不用老眼光来看世事了。我对以前天天关心的大部分事情都已索然无味了。” “你还会兴致勃勃的，不过得慢慢来，最后你还会兴致勃勃的。你应该学会恢复过去的工作习惯，重新找到日常的关注点，再办那些例行公事，重操旧业，与原来的同仁重逢。但这不能操之过急，不必强求。你打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这将在你的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思想角落留下永远的创痕，一种与众不同的差别。” 他对Ｔ说道，从今以后他不会把死亡看作仇敌。死亡最初在他心目中是个陌生人，是个未知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恶棍，一个死敌。他还对Ｔ说，他曾经憎恨过死亡，辱骂过它，挖苦过它，斥责过它。他拒不接受心灵的呼唤，也就是第二种心声奸诈的诱惑，那个心声想使他相信他已经病人膏盲，无法挽救。他于是骂道：“笑你这死亡，真是不自量！ “这是因为你当时对死亡没有准备，”Ｔ回答道，“所以才用这一套办法来反抗，你之所以搬出这套办法是因为你没有思想准备。”敌人后来虽说不是变成了朋友，至少变成了一个比较亲热的概念。在穿过了黑洞和光明世界以后，在接受管子拆除手术以前的几小时，他就觉得心境平静。他想道，这可不是听天由命，因为他从来没有万念俱灰、放弃战斗。但他却有一种默认的感觉：结束冲突。他自己解开了一部分心头之结。 “如果我真的进入了另一世界，我不知道我会发现什么？” “谁也不知道，我的老伙计！我有时跟那些受我们照料、受的痛苦比你长、更无法解脱、几乎无药可救的病人说：没事儿，你会睡个安稳觉。后来这些人就进入了神秘世界。” Ｔ站起身来，看了一眼他与各个关系网、朋友和病人相联系的数码传呼机。 “以后不要再想这些事了，你要想想生活，你今后只能想想怎么活下去，想想爱你的人。” “我对这些也不太在意，我活着，活着就很美好。我一直活着，这才是奇迹。” 听了我的话，Ｔ的脸顿时开朗起来，脸上的皱纹也放出了光彩。 “现在你明白了！”他胳膊夹着摩托车头盔走了。他是传递友谊和抚慰的使者，一个善于倾听别人诉说的人。 四十七、在救生处没有韩国女郎 现在他坐在救生处大楼里。 他坐到了走廊中间的大桌子旁。在他病危期间，头脑清醒时就曾看到内科室实习医生和护士就围坐在这张桌子边。现在，她们中有两人喝着咖啡前来相迎，那位女监护员也跟了过来，他觉得这些人都有点面生。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很好，你们呢？”他答道，“我一直想来看看你们，向你们道谢，也向你们告别。再过几天我就出院了，但我到医院作复查时会再来看你们的。” 她们抽不出空来和他长谈。她们对他的来访显得很高兴。但她们有那么多的病人需要护理，还不时有人在喊她们，床头铃和机器也在响着。他打听了“赐福女”佛罗伦萨和帕特里西娅的情况，知道她们在“轮休”，于是他请她们转达他的问候。 “加兰呢？”他问道，“那个漂亮的韩国姑娘。” 那个和他搭话的护士伊丽莎白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哪有什么韩国姑娘？” “当然有了，”他说，“就是那个与另外一个带贝济埃口音的少女一起值夜班的姑娘。” 女护士们和那个女监护员一下愣住了，她们显得满腹狐疑，嘴角边露出礼貌而又不自然的笑容。 “你说什么啊，先生？在救生处压根儿没有韩国姑娘。” 他笑了起来。他决定直接向救生处的这位负责人问个明白。 “你别急，别急。”他说，“我没有说胡话。我那时真很怕她，怕那个加兰，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我今天可以对你坦率地说，我觉得你们都十分可亲。太太，你手下的姑娘们都和蔼可亲。只有她，总有那么一点使人放心不下的地方，使我很担心。你想，现在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我根本不想责备她。她当然与别的姑娘一样也是个好护士。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轮到她来照顾我，我就惴惴不安，惊恐万状。” 那位女监护员又笑了起来，但她语气转为坚定，急于想澄清误解：“听我说，先生，我再对你说一遍，这里没有加兰这个人，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从来没有过！ 但他仍然坚持道： “我可不是在说疯话。她是一位高大的棕发姑娘，留着长发，像许多亚洲人一样，她的嗓音带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她的女伴是贝济埃人，我觉得她们结成了一对奇怪的搭档。” 那个女监护员又一次打断了他，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在救生处既没有贝济埃姑娘，也没有韩国姑娘。我们这里有一位来自蒙彼利埃的女孩娜塔莉和一位布列塔尼姑娘卡特琳结成一个班组。你在这里治疗时，确实是她俩在一起和别的班组轮流值夜班。要是你不信，我可以把值班记录拿给你看。” 他觉得那些女人们不耐烦了，于是说道：“我信，我信，你说的我当然完全相信。” 但是他很难接受女监护员所说的事实。难道这是他当时的一种精神错乱？难道这一幕幕场景、两个姑娘的一次次对话、韩国女郎加兰的这些形象只不过是一种梦幻泡影，一种错觉？这些幻觉难道都是那些镇痛药的副作用造成的？是半昏迷状态下出现的？然而他为什么会梦见这些景象而不是别的？他为什么见到这样一位女护士，听到这样的谈话，而不是别的？他无法再说清那几夜的景象。如果这些景象只出现一次那倒也好说！然而加兰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他眼前。她确实和他在救生处一起相处过。他隔一个晚上就会见到她一次。现在他又想起她来，又见到她俯身朝他的脸把细绳理好，或者帮他‘呼吸”。这是个一想就觉得后怕的时刻，是个不堪回首的时刻。他虽然相信那位女监护员和其他护士斩钉截铁的话，他也看到了她们目光中闪烁的几分不自然的神情，但是他仍然不相信加兰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出现过。 “我能看看我接受过治疗的那间病房吗？”他请求道——这一方面是出于好奇，但又是为了排遣。 “这间病房现在没有人住，你去吧，就在你对面。” 他穿过走廊，推开了门。这是一间长方形房间，进深也不大，一张床摆在中间，空空的输液装置安在床旁。难道就是在这不起眼的陈设中他“绕过了合恩角”？就在这平淡无奇的病房中他接待了“冥世来客”——那些他看到过的死去的人？在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曾多次觉得生命离他而去，觉得自己跌入了万丈深渊，觉得死神的魔爪抓了他好几下，想把他打倒。 他走到床边，躺了下来，又想起在他左后方，那个他从来看不到的角落，在那里死神不急不躁、信心十足地在等着他，随时想把他逼到这一角落一把抓住。现在他动作自如，他转身朝左侧角落、朝底墙与沿走廊的墙壁间的那个角落走去。他在那里只看到空空荡荡的地面，墙壁间空无一物的空间，一种摸不到的、非物质的虚空。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寂静。看到这一切，他并不十分意外。 走出救生处，他又见到了大空。人们在活动，穿着白色或绿色大褂的男男女女在走动，大千世界都在忙忙碌碌。但他依然感到疑惑：“加兰究竟是谁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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