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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乡随俗，和田一夫摇身一变成了地道的香港华人。会见李嘉诚，两人相见恨晚，引为知己。他买下山顶“香港第一豪宅”，买下香港排位前五名内的豪华游艇、三幢海滨私人别墅，装修香港独一无二的日式房和宴会厅。与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何鸿囗、蒲伟士等华英顶尖富豪结成亲密朋友。他比较日华经商风格，总结出一种完美的经营方式。 和田一夫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理想在实现之前，都只是藏在内心的梦想。但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不止一生没有光彩，而且日子过得很没意思。 在会展广场办公大楼第50楼的办公室里，和田一夫手中端着一杯中国西湖龙井香茗，缓缓地走到落地窗前。 会展广场坐落于香港岛湾仔区，面临美丽的维多利亚港。站在50层的高处，旋目四眺，湾仔街市自不必言，东到维多利亚公园、南到跑马地、西到扯旗山、北到九龙半岛尽收眼底。 而此刻，和田一夫的目光正越过维多利亚海面，越过九龙，越过新界，越过罗湖桥。 每每这么远眺九龙，和田一夫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涌上一股豪情：九龙半岛背靠着的那一端便是中国内地。 而和田一夫则是胸怀着一个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国际经营战略，站在这香港湾仔的办公室里的。 中国将是八佰伴21世纪最大的市场！ 和田一夫心潮澎湃。 展望未来，香港将于1997年归还中国，也就是说，归还那天，1997年7月1日，八佰伴的总部就是在中国了，而自己则成为一个中国公民。 而现在，首先要将自己变成一个香港人，一个名副其实的香港人。 和田一夫一到香港，就受到卫奕信总督的热情会见。 走出总督府，和田一夫就立即决定，求见亚洲第一大财阀李嘉诚先生。 李嘉诚是世界超级巨富，华人商界的当然领袖。80年代初期，李嘉诚以“蛇吞象”方式收购英资和记黄埔，成为轰动整个香港以及整个国际商界的“入主英资洋行第一人”（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陈美华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一书）。 李嘉诚可称是香港商界的“无冕总督”，是个超级大忙人。因此，要拜会李嘉诚，就像拜会港督一样，必须提前几个月预约。 令和田一夫感动的是，仅仅过了4天，李嘉诚就亲自通知和田一夫，表示愿意会见。 李嘉诚亲自坐镇的旗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坐落于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21搂。 和田一夫一行踏入华人行，坐上专门通向李嘉诚办公室的电梯。 到21楼，电梯门一打开，只见李嘉诚先生已经站在电梯口，亲自迎接，令和田一夫颇为感动。 和田一夫本来计划初次见面，只是作一次礼节性拜访，告知李嘉诚先生八佰伴在香港正式开业，5分钟左右便要告辞。 出乎意料的是，李嘉诚将和田一夫领到他的楼顶豪宅。两人一见如故，甚是投机，像多年知交一样，促膝谈心，全然不觉时间一分一秒地已过了1个多小时。 两人有许多作为顶尖战略家所具有的殊途同归的共识。 比如说，李嘉诚盛赞和田一夫在香港资本动荡不安、迁册成风的当口，毅然决然携巨资扎根香港的气魄和胆略。 而和田一夫也熟知李嘉诚的雄才伟略。比如1967年，北京发生了令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这年夏天，香港发生“六七暴动”，“左派”人士组织“斗委会”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左派”“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最后，双方的冲突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有一次，警方竟出动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飞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乱，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独具慧眼的李嘉诚果断地大批量地收购物业，为后来一日千里的长江实业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可谓“时势造英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这与和田一夫的“进入香港，现在是最佳时机”的眼光和胆识，是多么惊人地如出一辙！ 和田一夫一进入香港，除了八佰伴传统的百货业外，对餐馆业、不动产开发业、肉食制品贸易公司、西饼连锁店、鞋包公司、家用电器等领域全线出击。 尤其是狂迷般地收购中国餐馆，从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八佰伴中国餐馆国际化。 此是后话。 再如，作为炎黄子孙的李嘉诚不无自豪地宣称： “由今天起到跨越21世纪，我们可以展望到的是亚洲人的时代，亦是中国人的时代。” 这与和田一夫21世纪八佰伴世界战略的宣言，简直就是异口同声。 谈到敏感的“1997”，两人的见解竟又是惊人地一致，确信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而他们又共同是香港人，一样是超凡的战略家！ 一面之下，相见恨晚。 谈到商业实务，两人竟也是一拍即合。 新加坡八佰伴国际批发中心是国际流通界的一大创造性发明，是和田一夫的得意杰作。 李嘉诚对此表示了高度的评价，并接着说： “实际上我也想过，要在香港建造一座国际批发中心，希望能和八佰伴进行一些业务合作。此事务清考虑。” 和田一夫当即允诺，表示不遗余力。 又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香港的华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去东南亚做各种生意，但对日本却望而却步。和田一夫就此请教李嘉诚，并问李嘉诚道： “你是否有兴趣在日本投资呢？” 确实，作为亚洲第一大财阀的李嘉诚在亚洲第一经济大国的日本没有投资，是颇为令人费解的。一如作为日本国最大的国际分销商，在东京没有八佰伴分店。 李嘉诚沉吟片刻，以实相告：“兴趣有是有，不过诸多情况不详，让人放心不下，难以投资啊！” 其实，李嘉诚的担心代表了华裔财阀的普遍心理。不独李嘉诚一人，不少华裔财阀也有愿望到日本投资，但与李嘉诚一样，因诸多情况不详，颇为担心，结果只好作罢。 这时，和田一夫心目中正有一个将日本北海道道府札幌建成国际城市的蓝图。于是和田一夫向李嘉诚介绍了预定在札幌建造国际购物中心的设想。 和田一夫说明道，为了帮助札幌尽快发展成国际城市，打算从世界各地征募租地人，而且地价便宜，仅为东京的1／10。 李嘉诚听罢，饶有兴趣地说：“等到蓝图设计完毕，请最先送到我这儿来。” 和田一夫也显得十分高兴。初次见面，就和李嘉诚达成了愉快合作的心灵默契。可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一份缘吧。 李嘉诚此刻也没有想到，他竟有可能以与和田一夫合作的形式，第一次在日本开展商业事务。 和田一夫则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令人钦佩的商业伙伴。 这次与李嘉诚会晤，使和田一夫萌发了一个心愿：要作日本与亚洲之桥！ 这之后，和田一夫又会见了许多华人，他们都感于一来没有可靠的伙伴，二来不懂日语，无法把握日本的经济形势，以致不敢贸然踏上那陌生的疆土。 同时，他们给予八佰伴很高评价，看作帮助打消上述不安，重新燃起去日本经商欲望的伙伴。 和田一夫幽默地说，和华侨对照的话，他可算是“日侨”了！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他认为，通过商业来连接亚洲和日本，跟外交官一样，也能起到国际桥梁的作用。 这次拜会之后，和田一夫与李嘉诚就成了知交和挚友。 以至于和田一夫将有“香港第一豪宅”之称的云峰居装潢成独树一帜的八佰伴迎宾馆之后，第一个邀请的客人便是李嘉诚。 云峰居别称“楼皇”，因其位于山顶之巅，地理上占尽优势。1990年，和田一夫迁居香港，英资汇丰银行大班蒲伟士以8500万港元的售价，转给和田一夫。和田一夫随即将“楼皇”装修成迎宾馆。以后，1993年再转售给他的女婿河合宏昌，作为女儿和女婿的居所。以1996年初的市值计，大约值3亿港元。 云峰居坐落在港岛第一高峰大平山之巅。 正面的太平山，常常是香港的象征。 英人统治香港初期，达官显宦有感于沿岸地区低卑潮湿，又还没有空调机，于是就登至山腰建筑欧式宅邸。是故香港传统中有牢固的上富下贫、上官下民的概念。 自半山起，越往高处，官富越显赫。 最早在山顶筑别墅的，是第5任香港总督罗使臣。 现在，太平山顶变成了香港第一名胜。 大凡到过香港的人，一定会登上太平山，凭目远眺，尤其是欣赏那驰名世界的“东方之珠”的夜景。 太平山观香港夜景，是闻名世界的一个旅游项目。 云峰居原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历届董事长居住过的公馆。汇丰银行财资沉雄，巨型太空城般的汇丰总行名列世界十大建筑之一，香港首屈一指。 经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长蒲伟士先生再三请求，和田一夫买下了这座公馆。 和田一夫身为大财阀，却素来俭朴自谦。买下这座香港人仰止的“第一豪宅”后，谦称“这种地方决非我这样身分低微的人所住得了的”，决定将云峰居改作迎宾馆，用来招待香港头面人物，华商巨头。 云峰居八佰伴迎宾馆，占地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足有2300平方米。花园很大，这里曾举行过香港各界要人出席的游园会。 云峰居就建造在太平山顶的香港最高点。 在这幢花园公馆，可以从“顶尖”骄傲地鸟瞰整个香港。 李嘉诚带了四个心腹部下应邀来到云峰居八佰伴迎宾馆，受到和田一夫的热烈欢迎。 李嘉诚诚恳地对和田一夫说： “我作为您的第一位客人，应邀来到香港第一豪宅，感到无上光荣，” 这时，适值李嘉诚荣获1990年DHL和《南华早报》合办的商业成就奖。 李嘉诚以他灵敏的商业头脑，在香港乃至国际商界树立的良好主脑形象，以及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纯真爱心，荣获第一届DHI／《南华早报》商业成就奖，以DHL主席钟普洋的话说：“确实是实至名归了。” “这个奖项是香港商界的最高荣誉，由香港总督卫奕信亲自颁奖。 和田一夫恭贺道：“此次先生荣获殊誉，我谨表衷心祝贺。” 和田一夫向李嘉诚赠送了礼品。李嘉诚欣然接受并显得十分高兴。 和田一夫还在云峰居招待了酒店大王、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郭鹤年董事长（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李如山著的《神秘富豪——郭鹤年传》一书）。 郭鹤年带领儿子及心腹部下一同前来，彼此也是一见如故。 后来不久，郭鹤年在香格里拉酒店回请和田一夫。一来二往，结成了好朋友，并从此开始亲密交往。 郭鹤年还提出希望与和田一夫携手合作。 和田一夫终于成了华人巨富群体中之一员。李嘉诚、郭鹤年等华人有好项目，都主动与和田一夫联系，请他考虑。 云峰居出乎和田一夫意料地发挥了超值的效益。 云峰居成了和田一夫与华人财间交往的一座桥梁。 云峰居成了八佰伴无形的活广告。 负责中英回归问题谈判的英方最高官员，就和田一夫购买云峰居一事以英国式的幽默对和田一夫直言相告说： “其实，我曾考虑香港回归后将这所公馆改为英国领事馆的。但被您买下了，成了难圆的梦。英国没有购买这幢公馆的预算，却被您买去了。您可是买下了一件好东西啊！” 除了云峰居，和田一夫还在八佰伴总部的最高层办公室，开设了一家专门招待嘉宾的宴会厅和日本式房间。 这个宴会厅和日本式房间，在香港可称是别具一格，独树一帜。 宴会厅和日本式房间的内部装饰，和田一夫交付与久负盛名的町田广子室内设计师。 按照和田一夫的设想和要求，不去攀比豪华，但要能突出八佰伴的个性特点。 设计师走访了香港所有华人财阀的总部，其室内设计的特点大都是富丽堂皇。而和田一夫所要的，是这些华人财阀总部所没有的。 呼田广子小姐按照熔东西方情调于一炉的宴会厅和纯日式房间这两个原则，着重色彩的和谐，开始设计。 纯日式房从意大利运来大理石，用加拿大木材作墙面，下面铺的是泰国地毯，榻榻米和木料都从日本国内运来，还把日本传统建筑木匠师傅请到香港……整个是国际色彩。 和田一夫自信除此之外，香港决没有第二间纯正的日本式房间了。 和田一夫到香港时日无多，就已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人与日本人下同。中国人相信外在的体现在“形款”里的东西，口说无凭不足为信，眼见为实却多衣冠取人。 因此，和田一夫买下了云峰居，又在总部装潢了香港独一无二风格的宴会厅和日式房。这两点比任何广告部更有助于和田一夫在香港商界树立比什么都重要的稳固信誉。 这就是香港商界的现实，这就是“适者生存”的最简单的定则。 和田一夫在总部宴会厅和日式房招待的第一位客人，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的新世界发展集团董事长郑裕彤先生。 说起来，和田一夫与郑裕彤也算有缘。 会展广场办公大楼原本是郑裕彤的物业。第49和50层是郑裕彤本来计划用作自己的办公室的，后来因故把会展广场办公大楼卖给了一位实业家。和田一夫又自那位实业家手中，买下最顶的两层楼，用作八佰伴总部的办公室。 有着这层关系，和田一夫便邀请了郑裕彤先生作为第一个客人。 丰盛的宴请后，和田一夫领着郑裕彤先生走进铺着榻榻米的日本式房间。 一边品茗，一边欣赏风景。 从房间往外看，维多利亚港就在脚下。维多利亚海面的那边，是九龙，九龙的背后，是中国内地。 自郑裕彤先生之后，和田一夫在这里招待了许多香港商界人士。他们一致认为由正宗的榻榻米、木质天花板、地板构成的纯正日式房间在香港太过稀罕。因此，在和田一夫这里享受正宗的日式房，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品尝日本菜肴，非常惬意。 和田一夫两处个性独具的“迎宾馆”，实际上成了和田一夫顺利进入香港华人商业社会尤其是巨头财阀圈子的坐骑。 和田一夫实在是驾驭时势的顶尖高手。 谁能算得清，这两处“迎宾馆”为和田一夫带来了多少效益？ 从不赚钱处赚大钱，这是商业法则的上乘哲学。和田一夫挥洒开来自如称心，滴水不漏。 日本人做生意，一般都是纯商业做法，用个贬义但较准确的成语形容，那就是“唯利是图”。 同一宗生意，假如一个陌生人给出的条件比自己的亲兄弟优惠，那么，多半的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与陌生人交易。 日本人在商业行为上绝对排斥感情。 相对而言，中国人经商就富有人情味，讲交情、讲信用。商业行为直接渗透到衣食住行。 既然移居香港，成了香港人，铁下心来在香港做生意，就要学会一套香港式经商作风。 和田一夫在成功地把握两处“迎宾馆”作超值发挥的同时，听取了一位华人财阀的建议，购买了一艘在香港排位前五名之内的大型游艇。 这位财阀告诉和田一夫，香港人谈生意，离不开游艇和饭桌。 华人社会讲究门当户对，假如你没有一艘豪华游艇，就无法驶入华商巨富们的港湾。 和田一夫买下的这条大型游艇，舱位宽大，可乘坐50人左右，内设豪华的会客室和三间卧室。 在艇上可举办宴会，招待商业伙伴。 香格里拉酒店郭鹤年董事长曾经这样对和田一夫说：“在办公室里洽谈生意就像是一张包装纸，只有在游艇上或在主人家里一起用餐这样的交往中，才真正谈及实质性问题。” 一语道破华人经商风格的天机，也一语点醒和田一夫这个外乡人。 因此，和田一夫连同游艇一道，买下了三幢海滨私人别墅。 初时，游艇的原主出于关怀之心，劝说和田一夫：“你今后不仅需要游艇，也同样需要别墅。” 和田一夫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以为连别墅一起买，费用一定很高。但卖主一报价，竟是与游艇单价相差无几，几乎就是奉送。 和田一夫乐得连游艇带别墅一同买下。 这游艇和别墅在原主手中也招待过李嘉诚等要人的。而这游艇和别墅是香港经商必需的“社交场所”。 香港是英国上流人士和华人共同开发的。香港的统治者是英国人。而英国是等级森严的古老国度。太平山顶原来只有历届港督才能在此建造别墅，后来英国的巨富陆续入住。 中国人和日本人原来是根本不能入主的。 云峰居的原主是英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长。汇丰银行是香港金融界第一大支柱。 和田一夫从蒲伟士董事长手中买下这“香港第一豪宅”，显示了八佰伴在香港的社会地位。 自1841年（道光20年）1月26日，英国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在香港岛西北部一个高约200英尺的海角登陆，第一次升起米字旗，正式宣布占领香港以来，150年，香港的上流社会几乎一直都为英籍人充斥。 因此，华人财阀的日常生活里除了保留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外，深深渗透着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在游艇和海滨私人别墅里招待客人，就是移植于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习惯之一。 华人又很讲究门当户对。假如你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地位和身份的体现，那么无论你多么精明强干，你还没有与华人财阀交往的资格。 和田一夫拥有了“香港第一豪宅”云峰居，装潢了香港独一无二的日式房，购买了全香港位列前五名之内的大型游艇和三幢美仑美美的海滨私人别墅。可以说，在与华人财阀交往的硬件建设上已经扎下了根。 事实上，这些物业为和田一夫创造的效益，价值已远远超出其本身。 比如说，日本财阀要会见香港经济界要人时，一般要有较长时间的预约，同时必须通过某人的介绍。 而和田一夫则可直接联络，因为彼此已经是朋友。 如蒲伟士先生、李嘉诚先生、何鸿囗先生、郑裕彤先生、郭鹤年先生等等一大批香港财经界顶尖巨富都已常来常往，过从甚密。 “硬件”已完备，和田一夫就积极开发“软件”。 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蒲伟士董事长的引荐下，和田一夫加入了皇家赛马俱乐部。 香港赛马会是香港经济三大支柱之一。另两大支柱分别是长江实业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皇家赛马俱乐部实行会员制。在该俱乐部里，日本人会员寥若晨星。 究其根由，日本企业的最高负责人不来香港，而属下的第二、第三把手，该俱乐部又不予接纳。 香港的上流社交圈有着强烈的家族性的一面。在香港的日本分公司职员之所以无法打入香港经济的核心，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最高负责人自己不愿跳出集团圈子。 蒲伟士先生是赛马的热心人士。和田一夫经他推荐，参加皇家赛马俱乐部，并不时应他之邀，去观看赛马。 和田一夫偕夫人坐在皇家赛马俱乐部高级厢座里，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日本人就只有和田一夫夫妇俩。其余均是香港高级社交圈里的英国人。而且，和田一夫夫妇的厢座就在蒲伟士夫妇的隔壁，即使在高级厢座中也是最高主座席。 和田一夫在这里经蒲伟士先生引荐、介绍，相识了许多香港高级社交圈中的名流显绅，包括许多英国系统的商界人士。 和田一夫还参加了由一位法国葡萄酒国际权威主持的一个世界美食家俱乐部。 就是这位先生，在太平山顶的云峰居成为和田一夫的迎宾馆的那天黎明，特意从法国给和田一夫寄赠上等香按。 和田一夫在美食家俱乐部也结识了许多商界巨头。支撑香港经济的华人头面人物，几乎都是美食家。 和田一夫在云峰居宴客，一般以西菜为主，日本菜为辅。在湾仔总部宴会厅，则一般都上中国菜。但无论上何种菜，和田一夫都极为讲究。 对客人的口味首先要打听清楚。比如吃不吃鱼，是否喜欢生鱼片；喝不喝酒，喝哪种酒不喝哪种酒，等等。 其次，材料要货真价实。比如牛肉，绝对要正宗的日本松阪牛肉，而且一定要从日本运来。因为无论美国牛肉，还是澳洲牛肉，都比不上松阪牛肉。 再如厨师，从香港酒店之冠的半岛酒店请来。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和田一夫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香港人，成为华人社会中之一员，对华人的经商习惯、生存之道已相当熟捻。 华人社会是家族社会，八佰伴也是家族。因而其价值观是相通的。这也是和田一夫得以顺利进入华人社会的原因之一。 移居香港后，和田一夫对华人经商风格感触较大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香港的华人大企业不独占利益，而是互相分享。 因此，和田一夫每每接触华人头面人物，钦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在华人社会里，企业高层或实业家为分享利益，经常通过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一起探讨协作的可能性，研究合作计划，所以彼此很自然地交换大量信息。 其二是华人实业家当机立断的经商准则。 有一次，和田一夫当面请教李嘉诚：“您对于新项目，一般是怎样做决定的呢？” 李嘉诚答道：“一旦有了新想法，我马上考虑和谁一起搞这个项目，先在脑海里定好伙伴，接着我就打电话去请他合伙。” 首脑亲自通电话，这在日本商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和田一夫对此感到惊讶。但惊讶不止在此，应李嘉诚之邀的对方回答说：“请让我考虑一下！”仅仅只过了一刻钟，对方就复电：“OK！” 这就是华人经商当机立断的作风。 和田一夫就亲自接过李嘉诚邀他当商业伙伴的电话。比如在澳门建造休养胜地、在香港蓝田开店等项目。 和田一夫也就礼尚往来。比如计划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创设国际购物中心，就直接与李嘉诚联络。 在这样直截了当的联络交往中，彼此沟通了大量的商业信息。 而日本的企业体制却无法当机立断。因此，尽管日本企业在香港有很多机会做大宗生意，但往往由于这个原因错失良机。 一个日本公司香港分公司的经理，曾经不无抱怨地向和田一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回，李嘉诚在宴会上向他述说了一个携手合作的好主意。他一听就拍案叫好，差点脱口而出：“就这么办！”可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吞回去：他没有这个决定权！ 他只能按部就班报告日本总部，经过层层探讨论证研究，最后决定参与该项目的时候，时间已过了1个多月。 黄花菜已凉，李嘉诚早就与其它企业合作上了。 要命的是绝大多数日本企业根本无视华人的这一商业作风，甚至连起码的理解的努力都不去做。 日本企业和华人实业家很少能够成为商业伙伴，这不能不说是其根源之一。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田一夫总结了香港和日本经商习惯和商业体制等方面的异同和优劣。 和田一夫认为由下而上以及传阅批示的日本式决策方式，在统一职员意见这一点上，效果是显著的。尽管这对于集团的运转十分重要，然而却也不能忽视其消极一面。 消极面就是要用过多的时间才能拍板定夺，没有人负责做决定，坐失良机。这些消极面容易造成谁都不负责任的后果。 与日本相比，香港的商业社会更接近欧美模式。 和田一夫认为，日本“以和为贵的精神”确能发挥日本式组织力量，有其积极一面；而香港、欧美采用的“职权分明”的“从上而下”方式也有其积极一面，如果把这两者的积极面结合起来，那最好不过了。 香港式经商法有其利益共享、当机立断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根据和田一夫的观察，华人实业家在自己所能见到的范围内经营得非常出色，但似乎不善于经营组织化。 纵观中国餐馆经营状况，发现他们一般雇用亲朋成友，生意做得红火，但却不愿培养人才，提高他们的能力，来加强经营组织化。 和田一夫设想，如果华人注重信用的经营诀窍，能与日本企业重视培养人才、讲究经营组织化的诀窍合二而一，就会诞生一种完美的经营方式了。 和田一夫完全融进了香港这个华人大家庭，颇有点乐不思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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