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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父亲自由！” ·全世界的关心：欧洲市长的联名、法国人的请愿、荷兰国会的要求、英国市长的游行、美国议员的决议、“尼赫鲁奖”、“西蒙·波利瓦尔奖”…… ·与英国公主竞争 ·波尔斯摩尔监狱 ·新瓶装旧酒：三院制议会 ·温妮获准可以进行“接触性探视” ·图图大主教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戴希教授访问曼德拉，曼德拉提出谈判三原则 80年代初津巴布韦正式独立。这样，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7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南非的周边国家已全部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像一只被逼人绝境的疯狗，在国际上公然违抗联合国通过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最权威的方案435号决议，死死揪住纳米比亚不放，在国内加强各种种族立法，力图将索韦托暴动后又一次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镇压下去。 但是，世界不会按南非政权的意愿而存在，人民是不可能屈从这一头种族主义怪兽的狂吠的。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并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同时，在南非国内，也掀起了一场要求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年初，在比勒陀利亚城郊，3名刚潜回国的民族之矛游击战士，在一家银行劫持了两名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事件以流血告终。3月初，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发出强烈呼吁。随后，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发起教会的签名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津荠·曼德拉高呼着“给我父亲自由”的口号加入了这—席卷整个南非的浪潮。她在一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说，用铁的事实谴责了南非白人政权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以一名“索韦托一代”的身份，要求政府采取释放曼德拉的明智选择。她在发言中指出： 可想而知，就个人来说，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的父母牺牲了所有的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战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而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为自由而奋斗。但是我也看到，他们的牺牲所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勇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的时候，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1980年3月23日，索韦托的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会上，群众响应莫特拉纳医生的倡议，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声明也提出，“要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能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被监禁或被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南非社会的权利。”各种报刊、各界人士和各种族的青年学生都汇入了这一强大的请愿洪流。 这一运动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国际上的响应可以说是很强烈的： 1981年：在法国，17000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的南非大使馆，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2年：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呼吁释放曼德拉； 在欧洲，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到8月份，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在请愿书上签名。 1983年：在荷兰，荷兰国会要求荷兰政府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 在英国，78名议会议员要求释放曼德拉； 在荷兰，荷兰政府照会南非政府，要求释放曼德拉并准备为曼德拉提供政治避难。 1984年：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特别AKA”流行歌曲演唱团发行了一盘题为“释放曼德拉”的唱片。这一唱片很快在青年人中流行，并被列为摇滚乐的十大歌曲之一； 在美国，135名众议员提交决议，呼吁释放曼德拉，这一决议获得参议院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收到特雷沃尔·哈多斯顿大主教提交的有50000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1985年：在英国，代表50多个英国市镇的市长身着礼服，游行穿过伦敦，要求英国首相采取措施以保证曼德拉得以释放。 在被囚禁期间，曼德拉还获得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各种殊荣。他被意大利的罗马市、希腊的奥林匹亚市、英国的格拉斯哥市和阿伯丁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他得到过印度政府颁发的“尼赫鲁奖”，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奖”，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友谊明星奖”。古巴的“普拉亚·吉隆奖”。很多大学都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如莱索托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英国的兰凯斯特大学等。伦敦、利兹、都柏林、诺丁汉以及德国、塞内加尔等地都有以曼德拉命名的学校、公园、广场、街道、活动中心等。欧洲、美洲、非洲等国家的一些学校的学生会或团体纷纷推选他为自己组织的荣誉主席或成员。 罗本岛上的曼德拉从各种渠道听到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他每天仍坚持锻炼身体、学习、与难友们谈心，思考着未来南非的规划。当他得知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时，他要温妮代去德里领奖，但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后来，他将给印度政府的声明托人私下带出。在这一声明中，他高度赞扬了尼赫鲁的政治哲学。他还指出：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像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价我们所处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然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地奋勇前进。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与他一起被提名的还有英国的安妮公主和英国的改革者杰克·琼斯先生。5。年给曼德拉家担任律师的伊斯梅尔·阿尤布和乔治·比萨斯为提名一事到处奔波，最后竟然得到了7199张选票。对此，曼德拉十分高兴，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 我愿意让我们的支持者都知道，同一位英国公主竞争，同一位像杰克·琼斯先生那样尊贵的英国改革者竞争，我甚至没有指望能得到100张票，更不要提7199张票了。这个数字的意义远远不是我在目前形势下写封信就能表达出来的。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与西苏鲁、姆赫拉巴、凯斯拉塔和姆兰基尼被从罗本岛神秘地转移到开普敦，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转移的原因不得而知，一般有两种说法。普通民众从当天的报纸和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的解释是：政府担心曼德拉身体出问题，就把他关到离戈鲁特·舒尔医院近一点的监狱。那一段时间关于曼德拉健康有种种传闻，什么他已是老态龙钟啦，什么他已患病啦。一个名叫哈里·皮特曼的白人政客竟然公开宣布：纳尔逊·曼德拉已患有癌症。但曼德拉个人猜测换监狱的理由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他让所有政治犯都读书的教育计划已经引起了监狱当局担忧，很可能是基于这一考虑而让他换监狱的。 波尔斯摩尔监狱是一所新式的“感化院”，从开普敦出发开车需45分钟。监狱是一群棕褐色砖瓦楼房，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住的是一幢5层楼房的顶层一间。温妮曾说看上去不像监狱，而像一所现代化的技术机构。当然，门口荷枪实弹的岗哨就可以说明一切了。监狱共有6000多名犯人。曼德拉所住的牢房约有25英尺宽，40英尺长。砖石墙约12英尺高处装有铁窗，室内阳光还比较充足。同监的每个难友都有一张钢架床，沿墙还有几个书架。转到新监狱后，曼德拉仍像往常一样，早上3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的锻炼，白天他的主要活动是看书、学习和种蔬菜。波尔斯摩尔监狱的物质条件要比罗本岛好一些，犯人可以在这里看一些报刊，如《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还有一个调频收音机，曼德拉抱怨：“只能收听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曼德拉和他的难友们拒绝参加监狱当局组织的劳动，他们自己在“L”形的楼顶上开出了一小块用墙围起来的菜地。这块所谓的菜地实际上是用20来个装满泥土的半截油桶组成，里面种着番茄、黄瓜以及其他时令蔬菜。曼德拉每天精耕细作，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很有点专家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曼德拉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南非政治局势在向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 首先，南非政府的镇压和迫害日益俱增，这既反映了抵抗运动的活跃，也暴露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恐惧。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9月12日比科被害以后，到1985年底，以各种形式不明不白死于拘留所的黑人解放战士达25人。从政府公布的报告看，有的是从楼上摔下跌死；有的是自杀身死；有的是遍体鳞伤；有的是死无原因。与此同时，南非当局还加强对国内外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据点的袭击搜捕和暗杀活动。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人被杀害；同年11月20日，“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同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被残杀在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曼德拉的朋友、积极参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人士鲁思·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被邮件炸弹杀害；同年，南非又派人袭击了非国大在马塞卢的“据点”，共有42人被害。 黑人解放运动从两个方面作出了反应。第一，民族之矛加强了打击力度。在马塞卢屠杀以后几天，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动力发电厂的部分设施，5月，民族之矛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袭击目标，但炸弹投放在白人汽车里导致19人被炸死，200人受伤。对此，曼德拉并不赞同，他明确表示：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不应采取暗杀手段。第二，南非联合民主阵线于1983年8月正式成立。彼得·博塔于1978年上台后，开始策划新的分化阴谋。1983年，他正式提出了“三院制议会”①方案，即在白人议会外，另立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而对占人口75％的非洲人的政治权利不予考虑。但这一分化阴谋并未得逞，方案遭到80％以上的有色人和印度人抵制。一位著名的有色人领袖、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阿兰·博萨克博士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小镇召集了一个有12000人参加的大会，来自约300个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大会并一致同意成立联合民主阵线。在会议上，曼德拉的口头祝贺受到长时间欢呼，他与博萨克、姆贝基、西苏鲁夫妇和海伦·约瑟夫等人被大会推选为赞助人。 ①“三院制议会”不仅在议席分配上保证了白人占压倒多数，而且通过划分“内部事务”和“一般事务”，使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无权过问防务、财政、外交、司法等重大问题。 在此同时，曼德拉的牢房条件也有了一些变化。在1983年3月，当温妮探视时，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已大大恶化，并让她“转告有关人士及新闻界”。温妮的报告很快在国际舆论中引起反响。为了缓和国际上的种种压力，南非当局放松了一步。1984年5月12日，监狱当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她可以开始“接触性探视”。温妮听到这消息后，激动不已，据她后来回忆： 简直难以想象！我最后一次接触到他的手是1962年。当我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津妮和她最，1、的孩子同我一道——格列高里军曹把我们叫到办公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以为纳尔逊病了，因为这太不寻常了。他说：“从现在起，你可以进行同过去不一样的探视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很温柔地告诉你。”我们亲吻了纳尔逊，长久地拥抱他。这是一次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经历。那么奇妙，又那么令人黯然神伤。 是啊，22年的思念，22年的煎熬，特别对这一对新婚不久就分离了的夫妇而言，太不容易了。曼德拉紧紧抱着自己的外孙，眼里含着泪花。格列高里是他在监狱里惟一的白人朋友，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这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这种人人生而俱有的权利，却被这没有人性的制度剥夺了22年。 由于博塔政府强行设立三院制议会，一场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在1984年上半年又开始了。首先是阿特里奇维尔镇的学生罢课，政府的哄骗威胁毫无作用。这一股学生罢课的浪潮很快在全国铺开，政府对学生失去了控制。在瓦尔三角区，增加房租的决定导致了一场新的抗议风暴。瓦尔三角区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面，当居民们听说镇委会也决定增加房租时，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1984年9月，人们攻打并烧毁了位于西博肯的房租行政董事会办公室，同时摧毁了位于瓦尔三角区的其他城镇（沙佩维尔、波菲龙、博伊帕通和伊瓦通）的建筑、商店和银行。3名董事会会员被愤怒的人群打死，其中包括两名副市长，其他市长不得不仓皇出逃。 抗议浪潮迅速向周围市镇蔓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抗议的人群向索韦托、道布森维尔、凯特勒洪、林德拉和沃斯罗鲁斯等地的市长家里投掷炸弹。到10月底，局势已逐渐失去控制。南非政府不得不开始了“帕米艾特行动计划”，一个由军队和警察联合的镇压行动。他们包围了西博肯，并挨家挨户搜捕敢于违抗的居民。法律和秩序部长得意洋洋地宣称，军队的目的是镇压骚动；并表明政府可以控制局势，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它都可以掌握国家机器以采取特殊手段。 然而，军队的镇压并未使事件平息，反而火上加油。一直对政治性示威持慎重态度的组织——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发起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运动。他们要求军队和警察撤出市镇，释放被囚禁者，市镇委员会辞职，冻结房租。这次罢工由于组织得力，团结一致，十分成功。索韦托有50—66％的缺勤率，东兰德地区更高，而在瓦尔三角区则高达85—90％。学生罢课也极为踊跃，到1984年11月罢课罢工人数已高达400000人。政府则逮捕了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 1984年，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多年来，他一贯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严厉抨击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镇压黑人运动的野蛮行径。他多次访问欧美国家，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压力和实行经济制裁，以迫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为此，他触怒了南非当局，多次被撤消护照并受审。但他的斗争精神和勇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10月，当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图图诺贝尔和平奖的决定时，他正在美国访问。这一消息鼓舞了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感恩节前夕，“争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在华盛顿南非大使馆前静坐示威，在美国促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新年伊始，南非各地的抗议运动进一步升级，罢工运动此起彼伏。1985年3月，在兰加纪念沙佩维尔25周年的活动中，警察又杀死19名黑人群众，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在4月份，全国报道了1500多起骚乱，半数以上发生在东开普地区。这些冲突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国会游说，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1985年1月，他访问南非，并在布兰德福特会见了曼德拉夫人。但他申请会见曼德拉却遭到拒绝。但是为了证明曼德拉并未遭到虐待，南非政府却允许英国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的亲戚贝塞尔勋爵参观波尔斯摩尔监狱，并批准曼德拉与他谈监狱的情况和讨论政治。曼德拉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渊博的知识给贝塞尔勋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乔治敦大学法律系教授、曾任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首席律师的塞缨尔·戴希先生也获准访问关在监狱里的曼德拉。戴·希教授是国际人权同盟理事会理事，当时正在南非参加关于刑事罪犯量刑讨论会。他成了第一个获准访问并会见纳尔逊·曼德拉的美国人。他详细记录下自己对这位享有盛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的第一印象： 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看上去远远不到66岁。他穿一身自制而得体的叶叽衣裤，而不是规定的蓝色斜纹粗棉布囚服，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神态自若，满怀信心，而且举止庄重，这和我们所呆的监狱气氛很不协调。的确，在我们的整个会见中，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游击战士或者激进的理论家，而像是一位国家元首。…… 会见一开始，曼德拉就显示出他对时事的渊博知识，这与他多年的囚禁生活似乎很不相称。在欢迎我时他祝贺我曾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任首席律师，并评论了我刚刚参加过的那个刑法讨论会。他对日内瓦的军备谈判饶有兴趣，也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番。 谈到南非问题，曼德拉使我确信，虽然他的话是对我讲的，但是他却想要我将这些话转达给白人当局。他说，自从他入狱以来，白人政府根本就没有和他讨论过有关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意向和政策问题。 在会谈中，曼德拉阐述了他对南非政治局势的基本看法。下面是戴希和曼德拉的对话。 戴希：你是否对政府提出的取消禁止种族通婚法和放宽限制黑人进入白人区法等措施抱有希望？ 曼德拉：坦率地说，我未曾有过娶一位白人妇女的奢望，也未曾有过到白人游泳池里去游泳的想法。我们和白人的根本争端是政治平等问题。我们的纲领很明确，根据的是三项原则：（卫）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南非，而不是人为的“家园”。（2）在中央议会中要有黑人代表权，而不是为有色人和亚裔人新建什么议会。（3）人人有投票表决权。 戴希：据我所知，白人中有很多人担心政治平等意味着白人会淹没在怨恨满腹并占绝大多数的黑人海洋里。你的纲领能对南非白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曼德拉：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南非的白人不同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儿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愿意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居住，和我们共享政治权利。我必须强调，在打破种族隔离并建设一个紧密团结、多种族社会的任务中，重要的是平衡和克制。例如，我们愿意约翰内斯堡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既美丽又繁荣。所以，我们同意等到有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房屋供黑人庄严地搬进时，再解决这种黑人与白人的分离居住状态。 戴希：你的这种温和立场和你的组织的誓用武装推翻南非政权的目标如何协调呢？ 曼德拉：我相信，我所寻求的南非的变化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必须承认，如果黑人过度相信暴力，将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如果白人政府领导老是对我们言而无信，如果他们不和我们会谈政治平等，如果他们一定要我们做白人的阶下国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即将这样做。尽管南非当局的军事力量很强，黑人采用直接战斗的办法难以击败白人政权，然而，时间长了，在我们邻国的帮助下，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援，并继续训练我们的人民，我们一定叫白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为什么曼德拉的语气如此肯定呢？原来，自1982年南非对马塞卢的袭击以后，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愈来愈受到黑人群众的拥戴（泛非主义者大会则因长期卷入内部纷争而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然而，群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他们对非国大的行动方针很不满意：袭击电力设施两天后即可修复，而一旦被捕，则被判处绞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对新的形势已有认识，不能跟在群众后面，要加强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站到运动前面领导并组织群众。1985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从国外向南非发出号召，呼吁南非人民坚持斗争，“使南非无法统治”。他的号召又一次给正在拼搏的南非人民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南非境内与流亡在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及时召开一次非国大特别会议。1985年6月，非国大在赞比亚的卡布维举行协商会议，专门讨论政策问题。 协商会议由奥立弗·坦博主持，开得十分成功。首先，会议对形势达成了共识。自索韦托暴动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在国内建立了各种地下网点；民族之矛对政府建筑物和电力设施的破坏赢得了一大部分城镇青年的支持；民众的合法反抗已逐渐围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象征来进行，这些都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抵抗运动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加紧在南非国内的组织工作，以更好地领导和利用黑人群众的广泛支持。会议决定在政策上作出三点大的改变。第一，变民族之矛的武装袭击为群众的武装斗争，即将一味依靠从国外潜回南非的游击战士的破坏活动变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重点放在青年身上，以加强一场人民战争。第二，改变过去单纯武装反抗的策略，采取武装斗争与政治和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以赢得西方大国的承认，从而对南非白人政权增加国际压力。第三，关于民族之矛暴力对象的问题。以往，为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民族之矛在选择攻击方向或目标上颇费周折。这次会议决定，加强打击力度，适当选择重要目标。 由于曼德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大力宣传，由于访问他的多是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外总部调整了外交策略使之变得更为灵活，南非黑人解放斗争逐步赢得了西方政府的理解。贝塞尔勋爵会见了曼德拉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以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副主席的身份，向欧洲议会各国的外交部长倡议：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他还在保守党的《星期日邮报》上着文报道他自己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他评价曼德拉“俨然像是南非监狱部门的另一位将军”，“他的举止是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最自信的，在房间里所有的人当中，他显然是最老练的”。随后他写道： 然而，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囚徒，也许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美他；在伦敦，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献身的人。 很显然，“释放曼德拉”并非关系到曼德拉一人，他已成为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正如曼德拉自己所说的：“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你们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80年代下半期，博塔政权面临着南非白人政权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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