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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防御系危安，蒋公运筹有定见； 冈村击败张发奎，打破武汉外围线。 话说历史名城九江，坐落在长江南岸，位于从安庆到武汉这段长江的向南弯曲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待多言。 还在6月中旬，国民党统帅部就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指出：“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鄱阳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固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并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为上策……” 根据当时的情况，应当说国民党统帅部的作战意见是正确的。它的主旨就是“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即在武汉的外围远方抗击日军。 鄱阳湖畔的九江城，正是武汉以东外围防线上的一个要点。对此，冈村的心里是清楚的。 九江防区归中国第9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管辖。他深知九江对于武汉会战的重要性，7月10日他匆匆离开武汉，14日抵达瑞昌，15日到达九江。他的兵团原在鄂东待命，这次继续东移至江西九江据守，当时部队虽已经陆续到达指定位置，但阵地构筑，后方设施及地方战时组织，尚未就绪。张发奎分别召集会议，亲自部署并巡视指导，严令部下做好迎击日军进攻的准备。 张发奎，字向华，1896年生于广东省始兴县。早年就学于武昌陆军预备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1921年，他是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警卫团第3营营长。北伐开始后，他作为师长，率部参加攻打汀泅桥、贺胜桥等重大战役，有“铁军英雄”之誉。当时，叶挺就是他手下的团长。后来发动八一南昌起义的贺龙所部及叶剑英等人，也都曾隶属于他的部下。 作为粤籍将领，他与蒋介石关系不睦，并参加过武力讨蒋，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发奎在南京面见蒋介石，告其“今后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蒋当即口头答应，并许他“日后抗战充先锋”。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就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1937年9月16日，他指挥部队与登陆的日军展开血战，击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他的炮兵曾有“神炮”之美称。在淞沪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表示：“誓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 如今，日军又即将进攻他的部队负责防守的九江，这位当年的“铁军英雄”会怎样表现呢？ 来九江防守之前，张发奎知道冈村宁次从东北调来就任第11军司令官，指挥的第一仗就是攻九江，肯定要格外地疯狂。所以，他曾向蒋介石报过一个方案，内称：为免早期被敌突破登陆成功，影响以后作战，我兵团拟以第4军、第70军及第60师为预备队，分置于马回岭、瑞昌、妙智铺等九江侧后地带，以便支援第一线作战，并预定以黄老门东西之线为第二线预备阵地，以便状况不利时行逐次抵抗。 蒋介石见报怒目：“张向华未战已有轻弃九江之念，此断然有悖全线防御计划。”当即否决了此案，并交待张发奎：九江必须死守，决不能让日军攻陷。 张发奎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名战将，他非常清楚九江乃武汉门户，九江不守，全线影响极大。可外界舆论众口一辞：九江外围地形对守军有利，守住九江应无太大问题。外界舆论越这么说，他越觉得压力大，心里越有气。老实说，他对守住九江没什么把握。九江外围虽说江、湖地障对防御者有利，但这只是对旧式战争而言。如今他既无炮舰，又无战机支援，江、湖只能限制自己。而冈村的部队沿江、湖可以随意登陆，他为此还得处处设防、分散兵力。外界舆论的乐观估计和自己使命的艰难使他坐卧不安，战斗还未打响，他的心就有些发虚了。 对张发奎的名字，冈村并不陌生；对九江，他也是熟悉的。1926年秋，北伐军的张发奎部队在九江、南昌一带与军阀孙传芳作战，他当时正以军事顾问的身分呆在孙传芳的九江前线司令部里。那次，孙传芳让张发奎部队打得节节败退，冈村见势不妙带着偷到的华中地区军用地形图，化装坐小木船登上日本军舰，才捡回了性命。这次会战他要打的首仗，就又碰上了张发奎，心想此人不可小瞧。 冈村预定进攻九江的先头部队为波田支队、后续部队为松浦淳六郎中将率领的第106师团，进攻时间为6月23日。 波田支队的实力相当于日军的一个旅团，但支队长波田重一的军衔却比一般旅团长的少将衔高一级，是个中将。该支队的官兵多为台湾青年，适应亚热带气候，日军大本营把它从台湾调来，旨在让它在酷热条件下进行武汉会战发挥作用。而该支队也没有辜负日军头目的希望，连连攻下了安庆、马垱等要点，其强悍、拼死精神毫不亚于日本的本土官兵。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被迫将宝岛台湾割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成了天皇的“臣民”，许多台湾人在日本当局推行的“日本化”过程中还起了日本名字，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队有不少台湾籍官兵。 7月20日，冈村将自己的战斗指挥所设在彭泽。22日，为了更靠前抵近指挥作战，他又将战斗指挥所向前推进到湖口。“结果，我这军司令官的位置，竟处于最前线的步哨线上——湖口的石钟山下，这是很特殊的情况。当天曾有一位旧识海军军官来找我，他根据常识判断军司令官的所在地不在安庆就在彭泽，但找来找去一直找到最前线才得相见，甚为惊讶。石钟山是鄱阳湖水人长江处的小山，山上有座幽雅的寺院，据称此处风光甲长江，由这里观察敌情、地形甚为爽快。” 7月22日晚，长江及鄱阳湖水面上，天空阴沉昏暗，雨前的劲风刮起来了。九江城内第2兵团指挥部里，张发奎将军有些心神不宁。他总有种预感，这样的天气，也正是日军偷袭的时机。他吩咐部下：“今天天气不好，马上通知九江各岸口，尤其姑塘守军预11师加强戒备，决不能疏忽。” 23日零时，半夜的风更大了。鄱阳湖面，狂风掠过，掀起阵阵巨浪。大风的呼啸声、湖水的拍打声，淹没了数十艘正向姑塘扑来的日军登陆艇的马达声。波田支队冒着瓢泼大雨，已经偷偷抵进到距姑塘登陆地千余米处。 就在中国守军发现这一意外敌情的那一刻，湖中鞋山小岛上日军炮火扑天盖地地向姑塘守军阵地飞来。团团火球映红了姑塘黑漆漆的夜空。 日登陆艇向岸边冲来。预11师官兵竭力抵抗，击沉敌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波田支队登陆成功。张发奎得到报告后，急令预11师预备队向登陆之敌反击，同时马上命令第15师、第118师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登陆的波田支队赶下湖去。 天渐渐发亮，张发奎战前的忧虑这时成了现实摆在他面前。日军几十架次的战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扫射。地面和水面上，鞋山岛日军炮阵地及长江上日军舰炮把成千上万的炮弹射向中国援军。这是一次真正的立体进攻战，增援的第15师和第118师被压在通往姑塘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根本靠不了前。预11师的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逆袭都被波田支队打了回来。尽管张发奎在九江城跳脚大骂，但增援部队就是上不去。23日激战一天，24日，冈村令第106师团进入站塘，协助波田支队，使占领姑塘的日军兵力更加充实。 25日白天一整天，张发奎又调集了4个师的兵力向姑塘方向反击，但血肉之躯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飞机、大炮，4个师损失惨重，反击失败。 武汉，最高统帅部。蒋介石闻知姑塘的情况后，生怕张发奎自作主张，放弃第一线阵地，当下给张发奎和第2兵团所隶属的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各去一电，再次明示：九江一线阵地必须固守。 还是在25日这一天，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军突破。日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趁挫败中国军队反击姑塘之胜势，立即会攻九江。攻击前，日轰炸机先对九江城防阵地滥炸，九江街市一片火海。驻守九江城内的李玉堂部顽强阻敌，但仍未挡住。25日晚，日军蜂拥入城，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遗尸累累。 张发奎这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掷与敌死战，要么退守第二线阵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早就撤至第二线阵地了，可最高统帅要他坚决固守，不惜全员王碎。蒋介石从武汉会战的战略全局考虑，守住九江城是对的，但具体到九江一地的仗怎么打法，却不甚高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蒋：他在战略方面的指导才能，优于他对一个具体战役上的指挥、指导。可这位最高统帅的一贯作风，偏偏又总是爱插手下面的事，有时甚至要过问一个师的作战部署，实在太累，还总是适得其反。张发奎与蒋打过多年交道，深知他的脾气，撤退还是固守死战？决心难下。他担心这时撤走，蒋委员长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第4军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从北伐战争时就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撤吧，部队打光了，九江恐怕还是个丢。思前想后，他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撤他妈的，天大的事老子顶着！” 26日晚，张发奎率第2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阵地转进。九江陷落，同时，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军占领。 不管怎么说，张发奎打的这一仗是失败了。九江被冈村宁次拿下，标志着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中国军队的一线防御。 再说坐阵武汉的蒋介石，听说九江失守，气得在军委会上痛骂张发奎：“张向华紧要关头心存私心。他把第4军藏在后面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什么‘铁军英雄’、什么‘抗战先锋’，统统是假的。这是他公然抗命，目无军纪！目无军令！” 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长何应钦想替张发奎圆通：“委员长，张向华放置第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以挽回，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素无好感，对其中有私心之嫌者更不能容忍，他不同意何应钦的处理意见：“失去九江，不啻给进攻武汉之敌一个立足点，对此目无统帅固守命令的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不久，冈村宁次筹划南浔攻势，蒋介石今薛岳、吴奇伟主持南3寻线战事，让张发奎坐了冷板凳。 其实，九江丢失，张发奎也十分痛心。1938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说道：“一是交通线破坏太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在九江附近我军部队将近10万，因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且无乱忾之气。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掌握部下之能力……” 但是，他对蒋介石的处罚也一直耿耿于怀。很久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署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武汉会战结束后，张发奎才被调到别的战场指挥战斗，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尽了力的。后话不提。 7月26日，日军完全占领了九江城，冈村宁次如愿以偿，首仗成功。不过，冈村部队入城后，正赶上当地流行霍乱，他派防疫人员即刻调查，“调查结果，此次霍乱起源于市内东南部的井水，虽不能断定是否有人把霍乱菌投入井中，但据当时传说很可能是敌军撤退战术的一环”。 他的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结果”，当然是对中国军队的栽赃诬陷。实际上，在整个武汉会战过程中，倒是日方违反1925年日内瓦协议书和国际法，多次悍然使用过毒气武器。据日方记录，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达375次，发射毒气炮弹4万发以上。 日军拿下九江后，就计划将这座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作为它的集结根据地，江南日军主力溯江西上，人员、物资都要在此上陆，往南进攻也需以此为后勤补给基地，如果霍乱蔓延，日第11军作战就可能受挫。因此，冈村党得对这一情况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我军占领九江后，我下达的第一项命令，就是‘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并立即派出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有关参谋、各部部员携带所需物资前往现场。按照常规，这种命令应由后勤课幕僚负责发布，但这次是在作战课由我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字样。日后听说此事传到国内，被军医学校和军需学校当作教材示例，广为宣传”。 在冈村的“全军定要消灭九江霍乱”命令的实施过程中，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指定认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再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占领九江后不久，窜到江北的第6师团又于8月2日占领了黄梅。不过，事后却引发了冈村与该师团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6师团原属华中派遣军直辖，该师团自恃曾首先攻入中国首都南京城，并在那里大量屠杀中国军民“弘扬皇军威力”有功，骄横不可一世。隶属于第11军序列后，它又是该军的主力师团，对谁也不怎么买帐。本来在8月2日晚，冈村收到该师团占领黄梅的电报后，立即以军司令官名义用急电向其师团长稻叶中将拍去了“贺电”，岂料“数天后，通过联络飞机的吊筒（与无机场的司令部相互传递信件用的权宜办法）收到该师团作战主任参谋秋永的信函。信中大意为：‘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以尖锐词句发泄了愤懑情绪”。矛头自然是指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一贯注意笼络部属的冈村，“感到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虽然想尽力使部属满意，但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于是，他立即叫来两名报务军官询问，查明了此次失误的原因：“原来是进军九江以后，无线电报剧增，其中大部分是‘特急电’，尽管译电员彻夜不眠，酷暑之下努力工作，但总也处理不完，直到现在仍积压近70份待译电文。这样，发给第6师团长的电文还需等待数日。据说，报务军官按轻重缓急先处理的，大部分是兵器部与上级司令部之间，关于将发来的物资分存后方各地的照会和答复收到武器、零件件数的电报。结果给组建不久的军司令部的协调及监督指导造成困难，我的祝贺电，也被认为是不甚紧急而稍候处理。”尽管查清了原因，冈村觉得对下级发泄愤懑情绪，要有虚怀若谷的风度，大将肚里能撑船不必与之斤斤计较，然后，“我复函秋永参谋，避免采用辩解之词（尽管不无原因），对军司令部的过失，再三表示歉意。此事虽与作战无关，但为汲取教训，将经过情况告之军参谋长，他完全同意我的处理，并表示今后要密切调整司令部的报务与各部的业务”。 冈村这次攻取九江，得到了海、空军的密切配合。这两个军种须协助第11军作战，虽是大本营的命令，但具体运作起来也要有融洽的关系。他“鉴于中国事变爆发后陆海军曾因占领青岛问题发生丑恶争执，或争先抢占城镇，以及因空军误炸友军引起抗议和愤懑等事例，时常教导部下：‘应以武士道精神对待友邻部队及配合作战的空军、海军’”。当他的部队为占领九江，越过鄱阳湖进行登陆作战时，也曾遭到海军航空队飞机的误炸，死伤70余人。在判明事件责任真象之前，冈村认为宜冷静、不向对方妄提交涉和抗议。不久，他派人查清原来是波田支队的步兵摆弄缴获的小炮时，击发了装在炮膛里的炮弹飞向了第106师团，巡航的日机见地面火光，以为是中国炮兵在射击，便进行一通俯冲轰炸。知此情况后，冈村立即复电海军航空队：“事故原因在我方，感谢航空战士勇敢行动。” 看来，此人确实能够注意与上下左右搞好关系，这也是他在日军中不断获得擢升、晋级的因素之一。前面提到的那个不知深浅责怪上司的秋水，说来也有意思，他竟是冈村宁次在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学习时的同期同学！到参加这次武汉会战的1938年，秋永才是冈村属下一个师团的作战课中佐衔主任参谋，而冈村已是指挥好几个师团10来万人的中将军司令官了，两人的仕途差距竟如此之大。只是到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大本营遍施恩惠、突击加官晋衔，弄得日本的将军满街走，秋永才终于捞到了个少将的肩章戴一戴。不过，这时“皇军”已快要投降、散伙了。闲话不提。 夺取了九江，冲破了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下一步先打哪里？冈村不愧是日军中一张唱大戏的头牌角色，他盘算：占据九江后，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径进攻武汉，虽然可能会很快拿下这座城市，但歼灭不了多少中国军队，打仗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这也是大本营交给他的任务。再说，在他侧后方有中国重兵集团，他前面的部队能否稳稳当当地攻下武汉是个疑问，暂时攻下了也不一定能站得稳。根据蒋介石“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中国军队的主力大都部署于距武汉城一二百公里之外，冈村要寻歼中国军队，还得要先在外围打。 先拿谁开刀呢？冈村盯住了薛岳。他计划，自湖口、九江南下，攻占德安、南昌，得手后再西趋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此举不但能消除日军侧后方左翼薛岳数十个师的威胁，而且从战略上先求截断武汉退路，彻底动摇中国守军意志，求得最终夺取武汉、歼灭中国重兵集团的目的。 这一战略恶招果然还未实施就起了作用。蒋介石看出了冈村的阴险，为避免南京惨案在武汉重演，也减轻军委会负担，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他机关从速撤离。一时间，武汉三镇人心惶惶，一股新的溃潮泛起。 得知把武汉闹得人慌马乱，冈村宁次狰狞一笑：这正是本军发动南3寻线作战的大好时机。 此时，南浔线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是薛岳将军。张发奎是他的老上司，张被变相撤职卸任后，使长江南岸的战事更多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所指挥调动的部队，也陡然增加了好几个军，这使他一时信心大增。数月前徐州会战时，薛岳教训了土肥原师团，可最后还是没能生擒活捉住这个侵华凶鸾，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决心要在南浔线上与日军大干一番。 南浔线上，日军先后投入第106师团、101师团和第人第27等师团的部分兵力；中国军队总计有7个军的20多个师参战。一场厮杀恶战就要拉开帷幕，冈村宁次这出戏唱的到底怎样？请看下章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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