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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上下庐山


  “长沙事件”之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加速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被断送的形势越来越严重了。
  6月底,沈雁冰把快分娩的妻子送上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让妻子带走了他们的绝大部分行李,只留下了他的夏衣,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
  7月8日,“电视机汉”合流反共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他写完最后一篇计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给予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当天就与原任《汉口国民日报》发行人的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
  他和宋云彬、于树德三人搬到前花楼法租界一家大商号的栈房里隐蔽起来。两天后,汪精卫托人转给他一封信,希望他继续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看完信,鼻子里“哼”了一声,就随手扔到一边。
  7月23日,沈雁冰接到党的命令,要他去九江找某个人接头,并交给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让他带去交给党组织。
  他和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乘日本轮船“襄阳丸”抵达九江后,找了个旅馆住下,然后一个人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
  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对上接头的暗语之后,店老板伶内陆走进屋里。他见屋里坐着两个人,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
  “那我怎么去呢?”沈雁冰着急地问。
  “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成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这里。”
  他取出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予董必武。董必武没有接,对他说:“你带到南昌去交给予那里的党组织。”他不敢多耽搁,转身出来就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不卖票。他只好走出车站,心想:这下怎么去南昌呢?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咕他的名字。转头一看,是几个同船来的熟人,也是要去南昌的。
  他们说,可以先上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他们还告诉他,昨天恽代英从牯岭翻山过去了,郭沫若也上了牯岭,要去南昌。
  听他们这么一说,沈雁冰决定上庐山。回到旅馆,原来准备换船回上海的宋云彬他们,听说他要去庐山,也要跟着他上庐山游玩。他不便说明自己去庐山的目的,只好同意。
  第二天上了庐山,住进庐山大旅社。在牯岭大街上,他无意中遇见了夏曦,就向他询问下山的路途。夏曦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了。”
  “怎,怎么会这样呢?”沈雁冰带点口吃地说,“哪,哪我怎样去南昌?老夏,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夏曦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他,说:“我明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好回到旅馆。晚上闲着没事,想起孙伏园约他给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摊开纸纸写起来。写着,写着,想到排行第二的妻子曾说过他的话,就顺笔接着写下去:
  “孔三姑说我是理性的人,是的,过去的事,即使是欢乐的纪念,也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是最不懂怀旧的。但是一个人当闲却的时候,在幻灭的时候,在孤身寂寞的时候,不由然而然的总想记他的好友,他的爱妻,他的儿女,还有他所想见而未见的人……”这是篇通讯,由于其中写宋云彬的几件事,他加题目是《云少爷和草帽》后来发表在1927年7月29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
  那天晚上,他到半准备才上床。他是很爱清洁的,临睡前,把干净的被褥抖了又抖。
  哪知他这一夜无法安枕。
  第二天早饭后,他匆匆去找夏曦,见夏曦正在整理行装。夏曦对他说:“形势变化很快。
  从牯岭下山去南昌,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我也马上要走。”
  沈雁冰绝望了,只好准备回去。刚走到旅馆门口,遇到宋云彬他们从里面出来,拉着他说:“走,走,游山去!”他想,反正要回去了,何不趁此游鉴一番呢。他们游览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旅馆。
  这天半夜,沈雁冰突然患了急性肠胃炎,一夜腹七八次。第二天就病得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了。那时山上没有医生,又买不到好的止泻药,他只能靠吃八卦丹止泻。过了五六天,他才能起床稍微走动,没有事干,他就让人买了本英文字典,翻译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他们的儿子》(英文版)。
  宋云彬和另一个姓宋的,游过庐山后就向沈雁冰告辞,下山回上海去了。
  8月初的一天,沈雁冰见到旅馆搽房在交头接耳,象是议论什么事情。一打听,茶房说南昌出事了。他原来不知道南昌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党要他去南昌干什么。现在听说南昌出事了,于是慢步走出旅馆想进一步打听消息。才走到大街上,他就碰到了熟人范志超。这位女共产党员在武汉时是海外部的干部,跟茅盾的妻子孔德止是好朋友。此时见到沈雁冰,惊奇地问:“怎么,你还在这里?”
  沈雁冰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你的旅馆去说吧。”
  他俩俨到旅馆后,范志超说:“你不了解外边情况吧?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我们把朱培德国的捕鱼兵缴了械!现在南昌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具体情况怎样,我也不清楚。”
  他顿时恍然大悟:党要我去南昌是让我去参加南昌起义的。然而,我却因病滞留在山上了!
  范志超说:“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许多人要来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是昨晚上的山,他们之中认你的人很多,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他们开完会就会走的。有什么消息,我来告诉你。我住在庐山管理局石局长家里,在庐山没有任务,过些天就要回上海。”
  过了两天,范志超来看沈雁冰。他见到他已经译完工了《他们的儿子》,赞叹道:“这么局面就译完了?真是神速!”
  他对她说:“志超,我也要回上海,你想法替我买一张船票行吗?”
  “行!我去找石局长,让他去买船票。”范志超满口答应。
  “最好能预先买好,一下山就上船,不在九江停留。”他又说。
  “这好办。你我就一路走吧,我也好有个伴。”她答道。
  8月中旬,沈雁冰和范志超乘轿下山,直接上了轮船。这也是一艘日本轮船。他们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舱。他感到有点别扭:两人不是夫妻啊!
  范志超看到他局促不安的神态,笑着解释说:“这里不是起点,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房的船票。与其和陌生的男客在一起,还不如和你同一间。”
  在船上他俩不敢走动,怕碰到熟人,就在房舱里闲谈。沈雁冰知道范志超的丈夫朱孝恂已经去世。她和汉口市妇子部长黄慕兰,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很可,而且长得漂亮得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有名。一些单身男子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他还听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在热烈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是个塌鼻子,瞿秋白曾对他说:“在你没有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把这番话写在信上寄给她;她在信上批道:“女人要求男人的并不是鼻子。”把信退还瞿景白。瞿景白就高兴地到处给人看。于是就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地追问范志超:“女人要求于男人的到底是什么呢?”她在宿舍里被纠缠得受不了,常常在夜间跑到对面沈雁冰夫妇的宿舍里避难。
  在船上,沈雁冰问范志超:“你跟瞿景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没有丝毫关系。”范志超说,“我活了这么大,没有爱过任何人。我嫁给朱孝恂,那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工作需要。你知道,朱孝恂比我大十多岁。我中学时跟一个同学好过,可惜他早死了。”
  范志超打开手提箱,拿出一迭情书给他看。这些情书都是黄琪翔写给她的。黄琪翔是张发奎手下的一个军长,年轻,能打仗,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国民党将领。
  沈雁冰接过这些情书翻看着。他想不到黄琪翔能写如此缠绵悱恻的情,就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黄琪翔呢?”
  “带兵的人是捉弄摸不透的,今天他能这样写信,明天也许抛开你就走了。我有点怕他。”
  范志超答道。
  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弥漫着浓厚的浪漫气氛。透过瞿景白追求范志超,以及范志超对瞿景白、黄琪翔的态度,沈雁冰对“时代女性”的认识又丰富和深入了一层。
  次日下午,船到镇江。沈雁冰考虑在上海码头容易碰到认识自己的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范志超,她也赞成。于是沈雁冰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给了范志超。
  船一到镇江,他就登上了码头。
  镇江码头上,军警在搜查旅客。一个当兵的过来搜查,发现了沈雁冰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他心想,这张抬头支票不经过商店担保,也不能从银行取钱。于是急中生智,低声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
  那个兵迟疑了一下,便把支票塞进口袋里,放他走了。
  沈雁冰在镇江上了火车,正要进车厢,却看到已制造蒋介石的吴开先等人在里面,立即收回脚,站在车门旁。车一到无锡,就跳下车,在无锡找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乘夜车回到上海家里。
  他把失掉那张支票的事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失”,然后由共产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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