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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这期间，我和芝讨论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并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最好趁12月圣诞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亲征求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学院的学监就给我写过信，提醒我这一点。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表示异议。但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便依照手续结婚了。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摄政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我要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芝在应付第二年的课程时有点困难，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见曙光。1948年5月，考试又到来；6月，成绩在评议会大厦公布。我在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芝在法科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星期。 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处积满污垢，阴沉一片，经过德国四年的占领，情形更糟。幸亏德军司令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时没把整个城市摧毁。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人显得很穷。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自豪和有组织。巴黎的公共交通比伦敦差得多，双节长巴士看起来又古怪又笨拙，转弯时不容易操纵。交通一片混乱，司机的态度都很粗鲁。法国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时，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排队。他们在车门口推推搡搡，上下车都乱挤一通，甚至他们在说“对不起，先生”时，也使劲把你推到一边。巴黎的地铁，票价比伦敦便宜许多。但在1948年那个时候，一般列车都很肮脏，通风设备又差，空气不新鲜。车上的乘客只顾自己，很少替别人着想。在伦敦，男士会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女士，年轻人也会让位给老年人。我离开巴黎时，心里对英国人更加敬佩。在社会准则和政府给人民提供设施方面，法国肯定比英国低几级；所谓设施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 然而对讲究吃的人来说，法国餐是顶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别美，酱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简单的凉拌菜，也蛮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红又甜的番茄为料，加上少许橄榄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国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过。尤其是法国面包，比英国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国的标准菜肴了。 我们乘夜班火车从巴黎到日内瓦去。醒来时，只觉得空气很新鲜，气候凉爽。日内瓦真是个洁净无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车很少，来往川行的有轨电车都很干净；鲜花正在灯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浇水的)。我们下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战前这家旅馆的住客显然都是英国人)，所有的床都铺上美丽的白被单，还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净净，但是价钱一般比法国要贵。瑞士还是那么纯朴，战争既没使物资匮乏，也没带来污秽、阴沉的景象。 我们从日内瓦往南走，到洛桑和卢加诺。我们越南下，所见的城市就越肮脏。从同行的游客口中，我们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处散发着臭味。于是，我们决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馆预订的客房，而在卢加诺多住几天。我们从一家收费较便宜的旅馆转到另一家叫“辉煌”的旅馆。这有什么不好？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在卢加诺痛痛快快地过了五天。每天面对着壮丽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务，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纳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处的职员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华人。我说：“是的，不过，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对方说：“啊，蒋介石。”他不晓得我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我并不以蒋介石为荣，因为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中国大陆。其实我已料到欧洲人会一成不变地把我看成中国人。我们这几天所过的，依然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假期，观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滨。我发觉瑞士人很守纪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讲究实际，而且待人态度得体，礼貌周到，只是不够热情。他们不会要求你帮什么忙，反过来他们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总之，他们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从美国到英国来，跟我们在一起。他随身带着精美昂贵的尼龙丝袜、可以快速晾干的衬衫以及漂亮的行李——这一切都是在经济紧缩的英国买不到的。美国看来像个物产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话中溢流着牛乳和蜜糖的丰饶羊角。因此，我早年对美国的印象是，一个资源丰富、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但是，我却跟英国人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他们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鲁莽急躁，过于雄心勃勃，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0月，我们开始修读最后一年的课程。我们井井有条地做功课，并埋头苦读。上课听讲，撰写论文，做作业交给督导审阅，也到图书馆读书，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我租用的房间里温习功课。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读书。有时在周末或傍晚，我会骑脚踏车到格顿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请杨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刚到英国修读法科。有时，我把一个星期配给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黄油面条、鸡肉(取代猪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条”，吃起来也蛮可口。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而且同有关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我能够请剑桥大学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导辅导我，他们都是三一法学院的研究员；三一法学院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主要法学院。第一年年底我考获一等成绩之后，就能够说服他们做我的督导，虽然当时我是菲茨威廉的学生。这些督导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导是特雷弗·托马斯，他心地很好，脑筋灵活，条理分明。 我同几个英国学生结交，他们多数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其余的修读法学的各种分科，后来成为国际法、比较法和工业法的杰出教授。他们是一批聪明绝顶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 2月，我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正式辩论)，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见习律师似乎抓不到有关法律问题的细微点。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脸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时，对我赞誉有加。但是，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联合会的任何辩论会。我认为这么早就道出心里话，是不明智之举。等我们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 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反动的老头子，但他教的却是经济学。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知道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才会增长。又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是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6月，就在我们快要离开剑桥的时候，一天早晨他邀请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轻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着我说道：“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彻；但他也晓得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不罢休。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览观光。但是，我们对法科的研究还没完成。要在新加坡当律师，单靠剑桥大学的学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英国取得普通律师资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办案的律师资格。我们于是加人中殿法学协会。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四个法学协会之一，负责教导法科学生和鉴定学生的律师资格。 我们旅行回来便设法住在伦敦，不久找到了一个居住单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旧住所不远。可是在芝方面，家务和学习总是难以兼顾。于是，我们决定不上法学协会的课，留在康沃尔的廷塔格尔独自苦读，准备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一座庄园旧宅里度过几次假期。这座旧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个儿子协助管理。梅勒太太为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对我们的饮食照顾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们两个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个住客。我们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情。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从剑桥买来的，它给我们带来许多轻松欢乐的时刻。我发觉收音机比电视更能起刺激作用。我们听过好些节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讲座”，由罗索主讲，讲题是《权威与个人》。罗素老人的声音优美，带点旧式的声调和发音。他的讲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简单高雅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晚饭后则有《又是这个家伙》的轻松娱乐节目，由托米·汉利主持。他所讲的笑话逗人发笑，不下流，有趣，不谈性，也没有双关语。 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除了假期以外，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加以场内多丘陵又多风，像我这样一个笨瓜，有这么一个球场，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费许多时间寻找打失的高尔夫球，却往往找到别人打失的，质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们煮，味道倒是挺鲜美的。 马来亚大厦里的谈论 我们在中殿法学协会勉强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为了要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每个学段必须在协会的餐室“进晚餐”3次，这是所有学生都必须遵守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乘坐7个小时的火车，到帕丁顿车站。但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布赖思斯顿广场的马来亚大厦，会见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朋友。我们所谈的，是留学伦敦的英国殖民地学生所喜欢谈论的课题，那就是我们未来的自由斗争。在我的莱佛士学院同学当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如吴庆瑞和杜进才。 吴庆瑞是我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理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理学士课程。他们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而论坛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采取反殖立场，但主张非暴力，同马来亚共产党毫无关系。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如伍德罗·怀亚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却被共产主义事业吸引。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从未及格，剑桥大学学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伦敦，出版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我打电话约他会面，他约我在《每日工人报》办事处外见面。《每日工人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设在舰队街附近。我带着芝一起去。芝认识他，原来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个怪人，不直接到我们能够谈话的地方，而是带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狭窄的街道，毫无必要地东转西转，最后才在一个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来。这地方显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气息。开始时我们讲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话，接着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所有共产党人都把他们统一战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一举吞没，并且引用共产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做例子。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深信共产主义事业比他们的优越。我认为他完全脱离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美梦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一两个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 5月，我们到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那个周末，刚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们下榻的旅馆，大门小门从早到晚一直砰砰作响，使我们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功课。但考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为不在伦敦而付出代价。因为不在伦敦，我们没听有关讲师讲课，而这些讲师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们根据所教的新个案出考题。没有人获得一等文凭。我考获二等文凭，名列第三；芝则考获三等文凭。不过一切还算顺利。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为我服务的英国男女，他们也许觉得服侍一个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损尊严。有些女房东尤其刻薄和顽固。可也有像廷塔格尔的梅勒太太和伦敦中国协会的管理人杰克逊太太那样的英国人，她们待我非常好。我负笈英国数年，最难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逊太太。会所设在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是英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协会向所有华族学生开放。会所靠近伦敦市中心，我觉得对华族学生最为方便，何况地方又是那么清静。 杰克逊太太对所有学生都很友善，对我一开始便特别和蔼。大学放假期间，由于我的地址从剑桥改为伦敦，又从伦敦改为剑桥，再从剑桥改为廷塔格尔，戈登广场16号便成为我的通讯处，也是我们存放备用皮箱或书籍的地方。我和芝在伦敦没有家，所以时常到中国协会去。我们可以在里头用热水、肥皂和干净的脸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烟灰，一分钱也不必付，只需带着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协会会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逊太太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战后初期英国物资短缺的岁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国留学生，你无法想象在伦敦租用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难和不便。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我和芝便得离开房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我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午餐和晚餐则在餐馆解决。因此能找到一个清洁宁静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简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况还是免费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KimYew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KuanYew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1950年 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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