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公开的战争有结束的时候。而秘密的战争却从来不会停止。二次大战的硝烟未散，冷战的寒霜就开始冻凝。昔日大战中的盟友、敌手，有的重新组合，有的反目成仇……就在这阴云密布的年代里。一有一个姑娘走进了美国司法部的大楼。立刻，大楼上下传来一片啧啧声：“嘿，瞧这花蕊一样的小妞。”但就是这个小妞使联邦调查局一度慌了手脚。 事情开始得平淡无奇，象落了俗套的反谍电影：两个人，一男，一女，捉迷藏似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里串来串去。他们好象都在盼望着什么，又好象在提防着什么，时而跳下电车又奔上汽车，时而窜下汽车又跳上地铁。而且，不管他们到哪里，身边总有几个密探模样的人在跟着他们…··。 但是，请不要误会，这可不是在拍那些平庸不堪的侦探电影。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真实事件。故事的主角是二十八岁的朱迪·柯普朗，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女官员。和她一起玩捉迷藏游戏的那个男的叫瓦列金·古比切夫，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名雇员。 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人在跟踪他们。因此；在约定的地点，他们全没有停下来。相反却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擦肩而过。男的给了女方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信号。 他们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去。一个上了有轨电车，一个上了公共汽车。好象是事先约好似的，他们又都开始玩起捉迷藏似的游戏来了。古比切夫在公共汽车上坐了三站。在第四站上，当车门刚要关闭的一瞬间，他敏捷地跳下了汽车。他心里明白，两个“尾巴”被甩在车上了。他忽地窜到马路对面，又跳上了一辆驶向相反方向的汽车，车门将关闭时，他又倏地跳了下去。他当然不是在消耗过剩的精力。苏联内务部出版的《海外活动指导手册》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来摆脱对方，无疑是一种 可取的方法（实践表明成功率是相当高的）。具体 的做法是：被跟踪的一方若无其事地站着或坐着， 看点报刊什么的，神态应该是专注的，仿佛对汽车 或火车的到来一点也不在乎。然而，当车门即将关 闭的瞬间须迅速冲进去。同样，在下车的时候也是 如此，先是装出一副不想下车的样子，然后在车门 关闭前的半秒钟跳下去……” 无疑，古比切夫对这本指导手册是很熟悉的。与此同时，在另一端的朱迪·柯普朗也在玩弄同样的把戏。 但是，他们今天的把戏看来不太奏效。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总鬼使神差般地跟着他们。这不奇怪，因为联邦调查局今天执行的不是例行的跟踪，而是蓄谋已久的计划：伺机逮捕他们。为此，联邦调查局出动了三十多名特工和七辆备有无线电传呼器的警车。 戏终于该收场了。半个小时后，柯普朗和古比切夫在三十六号地铁站的售票口碰面了。这一次，他俩没有擦肩而过、而是站着说了几句话。但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所盼望的柯普朗把她的手提包或手提包里的东西递给古比切夫的情景并没有出现。相反，古比切夫一头钻进了旁边的一个电话间，哗哗地拨起电话来了。 特工们犯愁了。马上动手逮捕他们？这样就抓不到他们当场交“货”的罪证。再等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说不定古比切夫是在给苏联领事馆打电话，只要挂有外交照牌的汽车一到，他们就能逍遥而去。联邦调查局就再也奈何他们不得了。 只能当机立断了。虽然那个恶魔式的胡佛局长曾反复交待要趁他们在递交情报时当场抓获，但眼下这情景远非胡佛所能预见到。与总部联系的步话机急促地呼叫着。最后，命令终于下来了：立即逮捕。身高马大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如狼似虎般地扑了上去，柯普朗和古比切夫转眼间便被塞进了汽车。 这就是战后轰动美国的第二个重要的苏联间谍案。这个间谍案由于被有意无意地蒙上了一层“桃色”的外罩而愈加显得扑朔迷离，真假莫辨。而且，尽管它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开端，最后却得到了一个出乎意外的结局：不了了之。但是，它对美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纽约时报》的社论称它为一颗“清醒丸”，“使美国的公民们开始认识到苏维埃帝国是怎样无孔不入地对美国社会进行渗透的。”另一家三流的《纽约明星报》说得还比较公道： “毋庸讳言，象柯普朗这样的事件并非俄国人所特有。然而，除玛塔.哈丽式的人物外（注：玛塔·哈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色情女间谍），俄国人比我们享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颇有诱惑力的意识形态。柯普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醉心于激进主义的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确实信奉这套理论……” 《纽约明星报》并非危言耸听，柯普朗的间谍生涯确实是从她患上激进主义思潮开始的。 巴理森社会关系学院座落在纽约西南郊外约四十哩处。 从外面看。这是一座幽僻、清雅、充满着书生气的学府。爬满常青藤的高墙下方是一块暗褐色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一句话： “读书使人知情达理！” 沿着高墙走去，使能看到一座座红瓦顶楼房，隐身在高耸着的古树的绿茵之中，远远望去，宛若朵朵红花点缀着这满园青翠。但是，如果谁想把这儿看作一块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那就错了。只要稍为细心一点，人们就能发现这儿与外面那个正遭大战蹂躏的世界一样，同样充满着火药味。 在学生餐厅左面的一个柜台上，摆着免费赠送的本院出版的周刊《号角》。随便拿起一本翻翻，硝烟便扑面而来。 “请问丘吉尔，第二战场迟迟不开，到底何故？” “再问罗斯福，租借法案名不副实，是何居心？” “俄国人并非孬种，斯大林格勒之战便是证明。” “吝啬的租借法案。” 这些文章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很能蛊惑人心。而且，读者能经常看到一个熟悉的笔名：“小刺猬”。这个“小刺猬”就是朱迪·柯普朗。用这样的一个笔名她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她确确实实是巴理森学院里一只好斗的小刺猬。 二十二岁的朱迪·柯普朗生性活泼，作风泼辣。无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股虎虎生气。 “你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俄国人对斯大林政权心怀不满，但又怎样解释他们正如此顽强地抵抗着德国人？” 一次，正当教世界政治的哈利教授在讲台上大贬斯大林时，柯普朗突然提出了问题。 “抵抗德国人是出于他们的一种民族生存感。” “可你刚才还说只要有一点点的外部势力进入俄国，他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就会立即崩溃。德国人进去了，但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崩溃。”她步步进逼。 “这个……柯普朗小姐，为了使我的授课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我建议，我们课后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教授退让了。 “她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事后哈利教授不得不承认道。 领教过她的厉害的并不只是哈利教授一人。事实上，在巴理森学院，柯普朗已成为纵论世界风云的不凡人物。她当时是三年级的学生，主修社会法和社会心理。但显然，她的兴趣并不在、起码不全在她的专业上。她注视着世界，对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尤为关注。和很多美国人的心情一样，她高度赞赏俄国人在抵抗德国侵略者时所显示出的勇气和决心。当然，她表现得更加直言不讳。在她的文章里和演讲会上，她愤愤不平地大骂丘吉尔是“小人”，是“伪君子”，因为他“不遵守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 “毋庸讳言，意识形态的分歧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在人类的生存正面临毁灭性的灾难时，意识形态应该，而且必须退到次要的位置上。然而，有的政客正出于险恶的‘战争政治’的目的，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冷眼观看着东方那个巨大的民族被摧毁，被吞噬。……这种置千百万人的性命于不顾，而整日盘算着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人是极其卑鄙的，是对我们所推崇的民主制度的亵读……”柯普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对于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对俄国的租借法案，她认为“是件令人宽慰的好事，但远远不够。” “……即使从最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我们也应该给俄国人以更多的援助。有人说，我们宁愿把飞机大炮扔到海里也不愿意送给俄国人。理由是：说不定某一天，俄国人会拿着我们送给他们的武器从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冲上来。但是，那些‘爱国的’先生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俄国人完了，那西方世界也就指日可数了。俄国那巨大的资源一旦落入希特勒手里，他会把整个世界吞掉的……”柯普朗慷慨激昂地演讲。油黑的头发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配上两道浓密的眉毛，更显得英姿勃勃。她并不是在危言耸听。事实上她的观点在公众中有相当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美国的舆论便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应该援助俄国抗击纳粹德国；一派则主张明哲保身。正因为这样，柯普朗激进的言论并未使她落下“同情赤色分子”“皈依共产主义”的罪名。相反，不少人把她看成富有理想，富有进取精神的不凡女子。 “你放心好了，当你毕业时，我将以学校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有兴趣获得工作的任何部门出具推荐信。”学院的领导，德高望重的金斯顿教授对她这样说道。 毕业前夕的最后几个月里，朱迪·柯普朗参加了由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机构组织的俄美青年互访活动的接待工作。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俄国人。这对她以后的生活道路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据后来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认为，“显然，她在那时便与俄国人开始了非一般的接触关系”． 那几个月，柯普朗的身心一直处于激动状态，她负责接待的是一个乌克兰的青年战斗英雄代表团。那些在战场上与纳粹鬼子进行过生死搏斗的英雄无疑使她崇拜不已。她仰慕他们的勇气和胆略，并为自己没有机会与纳粹鬼子当面拼搏而感到遗憾。代表团里有一位蓝眼栗发的乌克兰姑娘更使柯普朗顶礼膜拜。因为她知道这位模样文静秀丽的少女是一件枪法出众的狙击手，先后已有三百多名德国兵死于她的枪口之下了。 “天哪！一个人打死了三百多纳粹！简直不敢想象。”她对同学们这样感叹道。 但是，奇怪的是，当代表团走后，柯普朗突然变得安静起来了，她开始出现在图书馆、阅览室等一些以前不常涉足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我该搞搞我的毕业论文了。否则，我恐怕找不到饭碗了。”她对教师和同学们这样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论文的题目一定是‘论俄国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或者，‘大战中的俄国民族心理’。”有人跟她开玩笑了。 “你当然猜错了，顺便说一句，你巳经是第十二个猜错的人了，我的论文的题目是。“东欧战场上的局势展望以及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 这是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柯普朗以翔实的资料和精辟的分析论证了希特勒不可逆转的崩溃。同时，她指出随着俄国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美国就应减少，并最终停止对俄国的援助。 “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向俄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拯救一个濒于灭亡的民族而不是为了助长共产主义。所以，当俄国强大到能抵抗纳粹德国时我们就应重新考虑我们提供的援助了……” 这是一段很有迷惑力的话，颇得民心，犹如当俄国处在危急时，柯普朗大声疾呼要给它提供援助一样。这一下人们，明白了，原来柯普朗早先表现出的激进并非出自她的本能，更非表示她对赤色俄国的向往，而仅仅是不使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陷于灭顶之灾。而这说到底也还是为了美国及西方的利益。显而易见，一个东方巨人的覆灭会使纳粹德国腾出手来扑向西方。既然这一点疑虑消失了，那么，柯普朗在众人心目中的印象就近于十全十美了。什么“一个奋发向上，无私无畏的女子”，“罕见的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当其他姑娘正沉溺于男女恋情时，她却为世界的和平而忘我地工作”，“出类拔萃，才华过人，为人宽厚……”等等。有着这样的评语，要找个好工作当然就不成问题了。她报出了第一志愿：中央情报局。 “我觉得在那儿的工作更能适合我的特点。而且，我渴望能在第一线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安全而出力。”她解释道。 金斯顿教授给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 柯普朗受到了例行的安全检查。结果没有被录取。 “只要发过一点儿激进言论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们都不要，”那位朋友私下对金斯顿透露道。 柯普朗又报出第二志愿：司法部。五天后她就接到了录用通知书。这样，打一九四四年六月，柯普朗正式进入了美国司法部纽约办事处的军务局经济作战科。她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朱迪.柯普朗变了变得更成熟了。一个激进，因而多少显得有点幼稚的青年学生的形象从她身上彻底地消失了。她思维敏锐，工作勤奋，一天到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对其他事则很少过问。时常有一些社会团体崇拜她以前的名声，慕名而来，要她在诸如“支持东欧人民重建家园倡议书”上签个字，或在什么“保卫世界和平协会”里挂个理事的头衔，她却如同避瘟神似地躲开。 “我讨厌那些玩艺儿，”她对同事们说道。这时她那双迷人的眼睛总会微微地眯起一点，透出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气。 她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同事们留下了好印象。而在她上司的眼里，她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她身上既没有那种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习气，也不象有些漂亮的女秘书那样靠卖弄自己的胸脯或大腿来取悦上司。她靠的是才华和勤奋。 在朱迪·柯普朗的一生中充满着无数个谜。她这一时期的转变就是这无数个谜之中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使得她在一个如此短的时期内由一个好斗的激进学生转变为一个保守的政府官员的呢？”若干年以后，在审理她这一案件时，人们多次提过这个问题。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是这样解释的：她接受了俄国人的“劝告”或“指导”，以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并尽量争取在政府的要害部门取得一个高位，或起码在敏感的岗位上取得一个位子，长期潜伏下来…… 不知联邦调查局的解释是否有道理，反正这一时期的柯普朗确实是够保守的。她在经济作战科负责的部分工作是审查与政府和军方有军火合同关系的厂商和公司。凡是被经济作战科认为不合适的厂商和公司就不能得到政府的军火订购合同。柯普朗是严厉的。她要求那些厂商和公司绝对“清白”。凡是发现有与激进的，半激进的团体有一点联系的厂商和公司，哪怕是间接，也会被她毫不犹豫地从合同名单上刷下来并被转到“绿名单”上去（予以控制的厂商和公司的登记簿）。西海岸有一家颇有名望的航海救生用品有限公司，历来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承包商。但是，柯普朗发现它与著名的电影导演卓别林和其他一些“不那么规矩听话”的电影演员和导演有密切的关系．它还出资捐助他们拍摄过一两部政府不太喜欢的片子。 “这样的公司还想从政府那儿得到订货合同？”她大笔一挥把它给刷了下来。 这一切深得她的上司麦克法兰的欣赏。 “在这里你的能量远没有发挥出来。你应该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我会让你如愿以偿的，”他已不止一次地对柯普朗这样说过了。 当然，在她的周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她的才华的。有的男同事和上司也对她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但是他们的眼睛更多地是盯在她那令人目眩神摇的酥胸和婀娜的腰肢上。 “这小姐真够意思，嘻嘻。” 她巳好几次听到有人在背后这样议论。还有个别脸皮厚的居然乘没人的时候伸手在她屁股上捏那么一下。 “正经点。别忘了你是联邦政府的官员而不是酒吧间里的无赖！”每当这时她总是厉声发出警告。 “联邦政府的官员也是人。在美人面前男人都是一样的。”对方也是个见多识广的老手。 这话不假，在柯普朗面前男人们有点按捺不住也不值得奇怪。因为她长得太有吸引力了。她个儿不高，但结实匀称。她的脸庞不算很美，但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和棱角分明的嘴唇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她身材颀长，腰身苗条，大腿发达，（这要归功于她在学校里经常参加的体育运动。）她从不矫揉做作。但她浑身透着阵阵令人难以抵御的女性气息。 “放着这大好时光不享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浪费吗？”有一个女同事曾这样问过她。 柯普朗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多么肤浅！典型的轻浮女子！柯普朗怎么会跟她们想到一块去呢！她有自己的目标。她正在为实现自已的目标而努力，她知道这一天离她不会太远。 ＊＊＊ 一九四五年初，麦克法兰正式通知她，座落在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总部已发来了调令，要她在一个星期内前去报到。 “那儿有一个有意思得多当然也重要得多的工作在等着你。好好干吧。我相信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柯普朗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等待她的新工作是司法部刑事司外国代理人登记科助理政治调研员。听起来这不是个大不了的官，但有些时候，一个职务的份量并不是从它字面上的意思衡量得出的。柯普朗感兴趣的是这个工作的敏感性。 是年一月中旬，朱迪·柯普朗提着身一只显得有点陈旧的手提箱走进了座落在华盛顿十二大街上的司法部大楼。很快，“司法部来了位胸脯饱满的小妞”这消息一阵风地吹开了。 柯普朗被分配去负责西欧几个国家的工作。这不大符合她的本意。但她很快就埋头干起来了。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一家在美国营业的外国公司，企业的代理人必须到美国司法部去报到、登记，并接受司法部的审查。当然，这是它的表面上的工作职能。而实际上，它还有兼有其他使命：协助中央情报局刺探外国公司、企业的情况；协助联邦调查局查清外国公司、企业及代理人的背景。在大战期间，它还更有对纳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进行谍报工作的特殊任务。正因为这样，这里的官员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机密和绝密资料，有中央情报局的《国外活动动态》，有联邦调查局的《每日简报》、《本周摘要》，以及其他一些情报研究机构的调研资料。 柯普朗情绪高亢地工作着，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能看到的一切资料。她处事精确果断，讲求效率，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写出的调研报告清晰明了，说服力强。 “这样的人应该放在重点地区。让她去负责铁幕国家吧。”她的科长以赞赏的口吻说道。于是，她就开始负责苏联和其他几个东欧国家的工作了。 她的工作热情更高了。她一丝不苟地处理非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为此，她经常加班。“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她经常去阅文室阅读各种机要文件。她对联邦调查局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特别感兴趣，每期必读。那里面记载着大量的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驻美外交官的监视和策反活动的情况。科里有几个档案柜被历年积下来的材料塞得满满的。这些材料都是关于国家保安系统方面的，放着占地方，扔又舍不得，很使科长头痛。柯普朗自告奋勇，要求清理这些材料。科长大喜过望。 大概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柯普朗开始养成了去纽约度周末的习惯。她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去，而是隔二、三个星期去一夫。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每人都有自己的私事，更何况一个正当芳龄的美貌女郎呢？她的科长对这一点深表理解。原来，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在柯普朗与她的科长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外，还滋生了浪漫关系。科长正当壮年，年富力强，对手下这么一个诱人的小妞自然不会放过。而柯普朗先是半推半就，尔后就不那么勉强了。在大门关闭的办公室里或是在幽暗的旅馆卧室里，他们干出了不少风流事。科长是有妻子的人了。这一点柯普朗是知道的，她说她不在乎，但她要求他也不于涉她的私事。 “我还没有丈夫，但我有男朋友。他在纽约，我们每个月总要见上那么一、二次。” 科长表示完全理解。除此以外，在办公室里他也十分尊重她的意愿。每当她写调研报告时，她就向科长借阅只给科长及科长以上的官员看的内部文件资料。科长从没拒绝过她。而科长也总会得到报答的。 *** 一晃三年过去了。朱迪·柯普朗一如平常地在她的岗位上勤奋地干着。她与科长的关系也进一步亲密无隙了。 每隔几天，她便要去科长的办公室借阅一些文件，而科长则从她那儿得到不同的乐趣。 每隔二、三周，她便去一趟纽约。日子悠哉游哉，极有规律。应该说，不管柯普朗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她都是成功的。 而且，她本来很可能成功地把她的戏永远地演下去，假如华盛顿不出那桩“外交邮袋事件”的话。 华盛顿的特工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特工一样总是对驻自己国家的外交官，特别是来自“铁幕”国家的外交官搞点小动作。他们最拿手的便是偷拆外交邮袋。 四十年代的外交邮袋传递制度还没有达到十分保险的程度，为了等候轮船（偶而是飞机），或是到了港口等候装卸手续，外交邮袋就被耽搁上十来个小时，甚至一、二天。这就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制造了机会。他们集中了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外交邮袋里的秘密。 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各国的外交邮袋上都有只有自己才能辨认的暗号和记号。但联邦调查局那套偷开外交邮袋的本领却是非凡的，那过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中世纪那些鬼鬼祟祟的宫廷阴谋家。 首先是通过关系（或是买通，或是直接安插自己人）把外交邮袋从机场或码头的特别仓库里弄出来，送上等候在一旁的汽车。汽车立即开到附近的一所房子里。那儿聚集着一大帮行家里手，有印章伪装专家、摄影专家、开锁专家。邮袋一到，失由鉴别专家观察邮袋的封口。同时，摄影师将封口摄下，并立刻冲洗，以便在封口复原时核对。经过细心的观察后，他们开始对付封上的火漆。通常来说，一国送来的外交邮袋上的火漆印章是不会经常改变的。所以伪造的印章早就准备好了。 但为防万一，还是有必要对火漆上的印章进行检查。有时，对方的专家们也会在上面耍些小花招。火漆被刮了下来，并一点不漏地被收集起来，以备下一次使用。虽然各国都有火漆，但各国的火漆配方都不一样，用对方自己的火漆总是来得保险一点。火漆被刮掉后，就开始对付铅印，再下来是捆住袋口的细绳。专家们各施神通，大显身手。邮袋被打开后再由信封开启专家来对付各种各样的大小信封。摄影师迅速把暴露在他们眼前的信件和文件拍摄下来。然后，按相反的程序，把这一切加以复原。 靠了这一手，美国人能够经常地知道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秘密。他们称这一手为“阿里巴巴计划” 然而，大约从一九四七年开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因为，他们在苏联人的外交邮袋里发现了使他们大惑不解的东西：美国人对苏联外交官的监视记录。例如，在八月中旬，特工们在外交邮袋里发现了苏联外交部发给苏驻美使馆的一个文件，文件对苏驻美的个别外交官的酗酒表示不满。文件中引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商务处三秘古斯塔夫·鲍尔在四月份的头三个星期中共酗酒八次。其中六次是在公共场所。特别有一次他酒后开车，把车的前灯撞坏了……这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犯傻了。因为这恰好是联邦调查局的跟踪监视记录。答案只能有两个：要么苏联人自己也在跟踪监视自己的外交官；要么是苏联人弄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机要档案。 联邦调查局进一步加紧了对苏联外交邮袋的“阿里巴巴4十划”，希望能从巾找出线索。因为，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前一种可能性小得几乎不存在。虽然，苏联当局通过克格勃对自己的外交官进行监视和控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古斯塔夫·鲍尔酗酒这件事上，他们居然能够得出与联邦调查局一模一样的监视记录，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答案只剩下一个了： 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泄密了。 当然，苏联人远非笨伯。他们不会经常在外交邮袋里夹带可能会暴露出他们的情报来源的东西。即使这种事情偶有发生，大概也只能算是有关人员的疏忽。联邦调查局紧紧盯住了来往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邮袋。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他们并没有发现能够进一步表露出这个机密的泄密案的任何线索。与此同时，他们从内部追查这一泄密案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原因是，联邦调查局对外交官的跟踪监视记录通常是归入《每日机要》备忘录里的。而《每日机要》备忘录的散发范围是很广的，上至总统办公室、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长官，下到中央情报局、司法部等一些有关单位的中级官员。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作了一个统计，在美国有权阅读这个《每日机要》备忘录的不下千人。这还不包括这些人周围的秘书、副官、调研人员。因此，想从这么多的人中筛出泄密者即无疑于大海捞针。看来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无疑将成为联邦调查局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他们在苏联的外交邮袋中又有了新发现，而且是重大的发观；一张某些公司和工商界某些知名人士的名单。文件上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张联邦调查局开列的“不受信任”的公司和个人的黑名单。无疑可作为使馆某些人员工作时参考。这确实是一张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但它是怎么跑到苏联人手里去的呢？ 联邦调查局立即开始追查。这一次似乎容易得多了。因为这份黑名单是属于AAA级的绝密材料，只供有关单位参考，不作政府传阅文件。而能接触到这份黑名单的只有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这三个机构的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在司法部有权阅读这份材料的只有司法部部长、刑事局局长和外国代理人登记科科长。 从上到下，例行的检查落到了这位科长头上。他首先声明，在他的手里绝密材料是绝不会出问题的。但他又承认偶尔，他的诚实可靠的政治调研员出于工作的需要要向他借阅一下文件。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是精于此道的老手了。听到这个情况，他们表面上声色不动，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就告退了。但暗地里他们立即对那位“诚实可靠”的政治调研员进行了最严密购调查。很快，朱迪·柯普朗的历史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他们面前。 “从她在大学期间所从事的激进活动来着，她皈依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那次与俄国青年代表的接触给她提供了一个向俄国人表白心愿的机会。也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她接受了苏联人的劝告，一改过去的激进面目，以求能渗透到政府的机要部门中去。这样，这个学社会法和社会心理学的学生提出想去中央情报局就不奇怪了”。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她下了这样的评价。她被列为特别嫌疑对象。 从那一天起，柯普朗的末日就来临了。她被二十四小时昼夜跟踪，她的信件被拆阅；她的电话被窃听，与她有来往的所有人都受到监视。联邦调查局还专门从美国陆军情报部借来一辆电波测向车，停在离她离所不远处的一个破旧的车库里，以防她用无线电与俄国人联系。罗网是如此的严密，柯普朗已成了笼中之鸟。面对这一切她却全然不知。她依旧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每隔二、三个星期便去纽约度一个周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跟到了纽约。马上就发现了与她约会的那个人是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名工程师，古比切夫。一切都清楚了。 *** 朱迪·柯普朗被押上了法庭。但法官们很快就领教到了她的厉害。她声称，她“近乎狂热地爱着古比切夫”。虽然她承认，“爱着一个已有妻室的男人从道德上来说总是有那么一点于心不安”。但是，“正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感情自有一些理智所不理解的地方’，难道不是这样吗了” 她炯炯有神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法官。 至于对她“犯有出卖国家机密罪”的指控，她一笑置之。 “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出卖了国家机密？”她反问道。“不错，我是和古比切夫在一起，但那是我们两人的私事。正如联邦调查局的先生们所看到的那样，我没有向他交递任何东西。” “你为什么把机密资料的剪报放在手提包里，带到公共场所？”法官问道。 “这是我的疏忽，匆忙之中的疏忽，这不是犯罪。” 然后，她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她与古比切夫的恋爱史。她情真意切，心潮激动，讲到动情处，眼泪便潸然而下。 新闻界找到了好题材。柯普朗与俄国“乌鸦”的恋爱史充斥了各家报纸的头版。一些猎艳的小报更是连篇地炮制出一篇又一篇的轰动之作。什么“四十年代的玛塔·哈丽”，什么“俄国人打入司法部的一颗肉弹”。有一家《纽约周末新闻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事实证明，这个有着一对大奶子的司法 部官员是征服赤色俄国的绝妙武器。既然经过严格 考验的外交官都不能抵御她的勉力，那么在那个国 家里大概就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她了。让我们设想一 下，假如我们有一千个、一万个长着象柯普朗小姐 一样令人心醉的大奶子的女人向俄国人发动进攻， 那将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很遗憾这样的人我 们现在还太少……” 法庭驳回了柯普朗的申诉，判处柯普朗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处古比切夫有期徒刑十五年。古比切夫声辩说他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美国法庭审判。但美国人坚持说古比切夫是联合国的雇员，因而不能享受外交待权。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文章。就在一个法官宣读对古比切夫的判决后，另一个法官“沉重地”宣布：国务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求对古比切夫的判决缓期执行，条件是他立即离开美国。私下里，这个法官对人说：“这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古比切夫今天被投入监牢，那么，明天莫斯科法庭就会宣判一个‘美国间谍案’，肯定会有一个美国公民被投入克里姆林宫的监狱。” 柯普朗也未进监狱。她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因为该法院认为在对她起诉的主要罪行（企图向古比切夫传递文件）方面是无罪的。她交了四万美元的保释金，就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拘留所。 “她没有进监狱并不是因为她无罪，而是因为她钻了美国法律的空子。哦，多么令人莫名其妙的美国法律！它使美国公民失望，它使美国公民悲伤！”《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道。 柯普朗可一点儿也不悲伤。相反，她却活得更自在了。联邦调查局命令她不准离开东海岸。但这不妨碍她过神仙般的日子。她在纽约郊外置了一幢房子，买了一辆汽车，还养了一条丹麦狗。傍晚时分，人们常能看到一个贵妇人牵着一条狗在住宅区的林荫道上姗姗而行。她体态丰满，妩媚动人。微风吹拂着她的丝绸长裙，更把她那凸凹的躯体勾划了出来。 “听说她和俄国人睡过觉。” “是吗？不过这要是真的，那俄国人可是太有福气了。你瞧她那胸脯，多够意思……”微风把行人的对话轻轻地刮了过来，又传了过去……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