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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扬的随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规格而言，追悼会的重要性已达到一个文化人所能获得的极致；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倘若死者灵魂有知，不知会是怎样感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两者在他死后，居然同时来到灵前。 然而，当伫立在飘荡的挽联面前，我又感觉到这突然而至的荣光，却隐含着几丝悲凉。因为对于周扬来说，这荣光的代价是人生走至终点时最后的痛苦、寂寞、苦闷乃至精神死亡。同时，它的降临，又是因一个巨大的历史变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纷沓而至的文化人，也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善良的宽容，他们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风风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暂却又难能可贵的心灵闪光。他们不是历史学者，不需要冷静和严厉，不需要去对历史人物做判断。 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追悼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对于周扬的一生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他人生的双重意义，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它们天生地纠缠在一起，生生灭灭，互消互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个从未停止摇荡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性格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无法避免。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周扬作为我未来笔下的一个传记人物去研究。然而，几年过去了，我采访了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但是，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萧乾。胡风、沈从文等。他们也是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内心的影子，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扬却不然，他留给我们的诸多公文和报告，很难让人能从中窥探到他内心的变化。实际上，在延安之后的许多时间里，他的自我已经消失在报告的后面，人们只能从历史风云的变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丝马迹。 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对我的诱惑。他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悲剧的解剖，其意义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所无法取代的。不仅仅他，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被认真地客观地描述。而对他们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的认识，同时，也就会大大加深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认识（例如，胡乔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特殊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亚于周扬）。 因此，最终能否写出一本周扬的传记，我依然没有把握，但是，作为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不会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对于个人总是有一种消融性。当醉心于理想而投身于仕途之后，他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也许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因政治而压抑自我，没有让个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个性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革命，决定了政治的推进。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周扬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海到达延安后，与鲁迅的矛盾，可以说一度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周扬身上。然而，随着“鲁艺”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周扬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从而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这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的基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一方面高度评价鲁迅，一方面又能信任曾与鲁迅格格不人的周扬，而不是重用与鲁迅保持友好关系的冯雪峰，这的确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兴趣，还是周扬的个性表现？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延安对于周扬是人生的最主要的转折点。一个崭新意义的周扬，一个在仕途上昂首前进的周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们的记忆里，30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年轻周扬，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 当几年后国统区的朋友重新见到他时，发现他的性格已不同于从前。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过去本来能够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却感到了他的陌生。到1949年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他是文艺界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有的人甚至说，他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人们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了亲切。 不知道周扬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过这种变化，不管怎么说，他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产生。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就在这样的矛盾现实中开始塑造新的周扬。 应该看到，周扬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他对文化建设有着较为积极的认识，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认识，在最大限度上做一些具有个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革”，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在1963年12月9日做出的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毛泽东说过：“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如此，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不止一次批评过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周扬身上依然残存着对革命有害的东西。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个周扬的老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受到过批评而失去权力，相反，他能借运动而增加他的影响力。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周扬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许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虑，更该注意的是他做出选择后是如何领导运动，自己的好恶如何决定了别人的命运。不管情愿与否，在谈论周扬时，这是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舍此，就不能勾画完整的周扬。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需要的是冷静和客观，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责任。 不同的人的回忆，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远。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周扬。在历次运动中，他的矛盾表现在于，一方面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虽然后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非他自己所为，甚至自己也没有料到。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发生。而且，可以这么认为，当时他并不会因为胡风的人狱而感到十分内疚。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人回忆到，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再会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丝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扬以及类似的历史人物时，对于这样的史实，是无须隐晦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有机会多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周扬。看着白发苍苍显得衰老的他，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过去让许多文化人望而生畏的周扬？这就是使胡风和朋友们遭受冤屈的周扬？这就是因为忏悔往事而既受人敬重又为人斥责的周扬？ 我难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同形象叠印在一起。有人说，老年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做报告的风采和锐气。然而，我觉得这时的他，对过去能够做出一定的反思，其锐气更为难得。 我没有同他打过交道，至今还为在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的过程中，没有采访到他而懊悔。在参加过他的追悼会后，我曾在很长时间里，试图去认识他，了解他，甚至理解他。但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困惑。当然，这困惑不仅仅局限于对他个人的认识，而是对一种性格，对这样的性格所代表的一种类型的文人。 “文革”中关在监狱时周扬是如何反思自己的过去，我们不得而知。但监狱生活的体验，显然为他后来的忏悔做了应有的准备。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文革’冲那种非人的迫害，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他久已淡忘的人道主义早期对他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他不能不回想往事，审视自己。也许，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已经扭曲，异化的力量改变着自己。我宁愿这样认为，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化那么大的气力，去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磨难，周扬仍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夏衍回忆到，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就这样，他比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 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纲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为什么周扬晚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基本上与“文革”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受到批评时，他在解释时，所依据的也是说毛泽东当年在他的一个报告上做过批注，曾经赞同探讨异化问题。 但是，现在的周扬毕竟不同于以往，他已经摆脱了盲目的崇拜。他在1983年3月写的一些话，我认为可能代表着他在看待毛泽东上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说了这样几段话： 1．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 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 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2．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 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经斗争 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 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除这些外，他还谈到了权力异化、个人崇拜等问题，一个曾经将革命理想、个人仕途与对一个人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人，能够如此坦白地评说，显然应该将之看作他人生历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动向。 性格的力量常常是无限的。即使在晚年，周扬也没有改变他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早年制约他的命运的因素，多少还是决定着他处世的方式，决定了他必然要在失与得、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之间做出选择。 熟悉他的人回忆到，在晚年他仍然不能和朋友推心置腹地交谈。1983年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久久地呆坐在书房里，站在书桌旁，呆望窗外的一棵石榴材。他不会发火，也不同别人敞开思想交谈，即使与妻子也没有过多的言词。只是把想得通想不通的一切，统统装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让它们在里面滚爬扭打，沤烂，发酵。 1983年年底，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 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 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 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 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 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 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 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 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已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 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 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按照我的体味，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口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 显然，他的内心就萦绕着如此之重的苦闷。他为自己被误解被批评而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精神的矛盾并没有减少，而是如许多年前一样，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他总算愿意用这样的语言采取这样的形式，记录下重重矛盾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迹。 这便是周扬的可贵。摇荡的秋千，心境从不会平静如湖水。但他并没有虚饰它，没有停止过思索与反省。他本来的愿望中，我理解，还是要摆脱这摇荡带来的痛苦徘徊。这样的真诚与尽可能的努力，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的他，更不同于某些纯然为权力、为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图而不停地演戏的人。 周扬写下关于邓拓的那些文字时，距他生命的终点已经很近。充满矛盾的他告别世界时，留给人们思考的是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秋千，还在我们的思绪中摇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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