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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玲看着横山隆晴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心想，这人可真是个大忙人呀。 好不容易等到横山隆晴电话打完了，张丽玲把纪录片的企划书递过去。 横山隆晴看了几眼企划书，拾头问：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绝对不可能。” 这样的回答张丽玲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她不能就这么被打发了，她要用她的智慧和诚恳打动他。人非草木。张丽玲不相信横上会无动无衷。 张丽玲说：“我觉得也是不可能，不可能我才来找你，可能我就不来找你了。” 横山隆晴对这种心理小技巧却不屑一顾，他坦率地对张丽玲表达他的想法：“我不是吓唬你。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你不是专业人员，第二你没有钱，第三你没有设备，没有制作人员，第四，即使以上三点都具备，还有一条就会把你限制住，你现在是大仓商事的职员，大仓商事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公司，不会允许你来做这样的事情。” 张丽玲马上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告诉你，这四点可以变成三点，最后一条不成问题，如果大仓反对我做这件事，把我开了，我绝对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绝对能够不要这份工作。想做一件事情，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都没有，我是不会来跟你谈的。” 横山隆晴惊讶地停顿了一会儿，下意识地看了张丽玲一眼，颇感惊讶地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横山隆晴接着又看张丽玲的拍摄方案。 敏感的张丽玲马上发现了横山隆晴心有所动，准备采取新的攻势，可是没想到横山隆晴从拍摄方案上抬起头来，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拒绝理由：“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对你要拍的中国留学生不感兴趣，你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早稻田大学时见到的，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自我感觉良好，好像比谁都优越，我烦他，没跟他说过多少话。” 面对这样的问题，张丽玲似乎一时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应对横山隆晴，只好沉默着听他讲。可是横山隆晴并没有接着说下去，而让旁边的一个摄像师架起一台摄像机对着张丽玲，然后对张丽玲说：“我对你这样一个在公司就职还想要做这么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的人有些兴趣，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先让摄影师把我们现在的场面摄下来，可以吗？”张丽玲对横山隆晴的行为感到不理解，可是知道不该提出反对意见。其实这对横山隆晴来说很正常，凭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也许他觉得这样场面会有—些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拍下来，会损失什么，所以他凭着本能这么干了。他又对张丽玲说：“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超出我经验范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会不会支持你。” 横山隆晴接着对张丽玲说：“我想听听你对你的纪录片的设想，尽可能说得简单一点。” 张丽玲没有委屈求全，更没有可怜巴巴地求人，而是“欲擒故纵”地说：“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你一定要让我的话说完，等你听完我的话，如果你还不打算做，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而且还依然会为见到你感到荣幸，前提是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如果你不打算听完我的话，我宁可不说。” “不就是要拍这么一个纪录片吗？” ‘不这么简单。这不单是一个纪录片的事，而是一段历史，是中国人近二十年走出国门的历史，也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中国人最早来日本留学是在清末，中国人是抱着向你们学习的目标来的，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等我们的片子做完播出时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有许多事情值得总结，这是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衷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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