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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棐卿（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山东益都人。中学时就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一九一六年，十八岁时，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一九一八年，二十岁的时候，不待大学毕业，即转学美国，就读于美国西大学商学院；一九二一年，三十三岁学成回国。协助其父经营批发商号。一九三一年倡建“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刻意以实业救国，强化现代经营手段，一年内即名噪天津，跻身于大实业家行列。一九五０年去香港，一九五六年客死阿根廷，享年五十八岁。 他的名字必然使人想到刘少奇 没料到，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谈话，不到二十年，竟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他本人也成了“反动资本家”。如果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叫起撞无价大屈！也一定会为改革开放欢欣鼓舞，憾不迟生一百年！ 一九四九年，是个翻天覆地、历史意义重大的年头。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获得全部解放；同年十一月六日，解放军又打响了淮海战役，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使其大丧元气；十二月初，结束了辽沈战役只有两三个月的东北野战军又挥戈南下，旌麾南指，迅速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天津解放。 经过这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已注定了彻底失败的命运，于是，“战犯求和”，蒋介石发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吁请，并以“引退”来缓和那对他极为不利的局面。 三月五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制定了在全中国夺取胜利，建立新政权的总方针和政策，并将中共中央迁入了刚刚和平解放三个月的北平。 四月二十日，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等一系列号召。当百万大军逼压长江的时候，当蒋介石发出和谈吁请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一边倒”向的“苏联老大哥”，也认为以当时的解放军的简陋装备，强渡素以“天堑”著称的长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有些人猜测，有些人预言，有些人劝告，要“南北分治”。这不仅说明了能取得这场重大的渡江之战的胜利，是解放军的战斗力之强大，强大得不但出乎敌人，也出乎一些友人的意料之外，而“前方后方齐鼓劲儿”，军民团结一致的重大作用也绝不可稍加忽视。南京虽然于四月二十主日解放了，可大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攻克上海仍须作出很大的努力。而解放不久的大后方却仍在物资上处于十分贫乏的境地，仍须继续地“前方后方齐鼓劲儿”，这“鼓劲”的对象，自然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当时划分敌我的总口号是“三敌”、“四友”。三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四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是友，是团结的对象，这是当时确定的基本国策，而民族资本家仅从解放战争而言，也确实是大多数程度不同地起了一些作用。天津解放前夕，1948年十一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华北局和中共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委托曾在宋棐卿的“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做过工的中共党员石小东专程夜访宋棐卿，向宋棐卿重申了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宣布的“约法八章”，并转达了当时任中共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天津解放后就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的具体指示：进入天津后，要争取宋棐卿的合作，希望宋棐卿保护好工厂，以利于日后建设新中国，发展民族实业，发展民族工商业。宋棐卿欣然接受，并作出了努力。除组织好了护厂队，还亲自搬进厂内，并将各部主任与高级职员组织起来，轮流值班，保护好工厂。而且还抵制国民党的城防所需的经济掠夺，将库存的毛线、呢子、布匹、红糖、食油等物资分发给工人，实行分散。并特将牢固的厂内楼下梳麻部与精梳部提供为工人及其家属的临时避弹所。更以个人身分积极活动以策动天津和平解放。 与石小东联络上不到半个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宋棐卿暗地里出面，邀集了华牲进出口贸易行总经理毕鸣歧、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徐晓庵等工商界人士，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一道出面郑重地敦请参议会倡导和平运动。他们面见了时任天津市参议会的主要负责人中纺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要求杨以参议会的名义发起和平运动，劝导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顺乎民意，停止对抗行动；并打通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关系，促请李在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尚未接管的空档内，组织警察，维持治安。陈、杜二人虽曾犹疑，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李汉元也主动投诚。在解放军入城时，东亚公司也及时地贴出了醒目的告示： “奉上级令，为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展开解放工作，维护本公司产业安全，并建立新秩序，特组织工人纠察队，希本公司工人踊跃参加为荷。” 宋棐卿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资本家，就是这样的一位“四友”中的好友。 为了促进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彻底胜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南京解放已几天，上海攻坚战尚未开始的一九四九年四月末，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日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视察了具有重大战略后方意义的天津。 党中央这项决议是英明的，刘少奇此行所负的使命也是重大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亟需两方面的充分而有效的准备：在军事上，需要充分的军备给养的准备；在政治上，则一些成分与情况都很繁杂的城市，如南京、上海、南通，与西南的重庆，中南的武汉，华南的广州，都需要宣明政策与取得接收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而天津，开埠最早，是华北的第一工商重镇，情况与那些大城市相类，十分典型，又刚刚解放了三个多月，是最理想的传达、落实、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点。因此，才派出了一名中央副主席亲临。刘少奇不负使命，到天津后，工作很是出色，他忠实而灵活地、积极而有效地传达了那次刚开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活动与广泛的接触，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会议、谈话，日不安席，却又井然有序。他神采奕奕，谈锋犀锐，明快而又充满了信心与幽默，深入全面而又生动有效地传达了大会的方针与政策，使其深入人心，立见显著成效。其中，自也必不可少地广泛地接触了工商业者，特地邀集了天津工商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这是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除作用于天津本身外，还要以天津为实际榜样，影响与指导其他尚未解放、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在会上，刘少奇亲切而中肯地详细解释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具体的政策原则。宋棐卿自然在邀请之列。听了刘少奇的传达，他甚感兴奋，也自然地激发了他几乎已被国民党毁灭的生平夙愿与梦寐以求的理想：将东亚公司发展成大型的托拉斯，成为救国的强大实业。正因为是三十年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执着追求的一个梦，所以他曾用心血写就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他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业。抗战胜利后，他曾屡为此事而兴奋，而拼搏，可国民党却左一刀，右一斧，砍得他无以招架，遑论发展？因此，他将这数万言心血凝成的计划命名为《我的梦》，而且是难以为续的梦！天津解放了，他虽对解放军拥护，却更觉梦已成空。如今听了刘少奇这位中共的大人物，党中央的副主席的一席话，一席态度明朗、语气肯定的话，一席充满信心、饱含鼓舞的话，他中枢兴奋，旧梦重圆，躁动着他那已趋向于桔井般的心，躁动得他已年届“知命”的半百人又似焕发了青春。曾几何时，当四十七岁被国民党的特务工会折腾得焦头烂额时，一向醉心于实业救国、舍尽一切也不肯舍弃“东亚”的他，曾精神萎顿，心灰意懒地说：“总觉得越干越没意思了，我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天不助我，我还拼这条命干什么？”此时，他似乎觉得忽然之间“天助我也！”——“党助我也”！中共的大首脑那鼓舞人心的话，那明明确确的大政方针，实在叫他兴奋不已，兴奋中竟似勃勃少壮般，向刘少奇恭敬地呈上了他那《我的梦》。“梦”中详细而准确地分析了天津的优势的经济地位与特殊的商业作用，凭借这些优势与特殊，吸收资金，利用原料都是大有可为的；“梦”中也详细阐明了国内毛、麻、棉、丝等原料的分布、生产、供给的具体情况与变化；提出了利用国有资源，发展国货生产，以纺带织，以织带制，积累资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完善从纺织到纺织品的加工制造的体系化经营，使针织、成衣形成系列，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设巩固的国民经济的生产基础。这个“梦”编织得十分精美，像他的细纺，名动全国的“抵羊”牌毛线那么大动人心，那么华丽，又那么致密、细匀、严谨；像“抵羊”没有次线丝那么没有废话与败笔，还绘有精制的图样——好美的一个“梦”！他对他的梦是珍惜的，是视为生命的底蕴之一的，他从未轻易示人。可今天，他觉得有将心捧给中共这位重要人物的必要了，这对他来说，是喜悦，也是重大的抉择。事关重大。因此，他在呈送时，不仅是郑重地双手捧上，而且那捧上的双手分明在激动地颤抖！ 刘少奇很重视这个同路人，这个“友”所棒献的一颗心，很认真地读识了这个“梦”，以他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党的当时基本政策精神，读识了这个“梦”。他很为这位革命的同路之友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基于实业救国所做的梦而感到欣慰。从战略上看，前方亟需军备补充，发展实业是重要而可靠的补充手段，是解放大业的急需；从战术的角度看，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而经国民党敲剥、摧残，再于失败前夕横加破坏的烂摊子，处处待理，仅就天津当地而言，就有着极大的饥荒与失业的存在。这是个亟需解决而又十分难以解决的重大的社会课题，它突出地关系着城市的安危。据后来统计，当时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万，可难民竟多达二十五万九千五百人，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强；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即三十万工人中已有十万失去了工作。这是多么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政治压力，而重负之下，又怎么能确保更沉重的支前？怎么能让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类似的大城市的市民们放下心来？而在当时那么个巨变的情况下，又怎能仅靠国家来全部解决？如果民族资本家能在发展其实业中，解决哪怕一部分失业问题，也是于大局、大计十分有利的。而此时，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产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业者，这些工人也乘刘少奇来津之机，通过工会组织提出了复工的要求。因此，刘少奇在看过那个“梦”后，对这个真诚靠近党的同路友人说： “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发展生产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你怎么不要？” 宋棐卿回答说： “我不愿意多剥削了！” 这话自然是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梦》，如果你中共认同，允许我去实现这个梦更好；叫我参与实现这个梦也好；如果反弄个“剥削”，那是自不可为的。既然连“东亚”的现有的规模已不可保，还将那些失业包袱背起来作甚？你们一笼统地说资本家剥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闹个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刘少奇的政治素养，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经济，与依据这些具体情况所制订的方针、政策，都是必须稳定民族工商业者。而要发展生产，要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只简单、孤立地运用“剥削”与“反剥削”的概念，看待与处理具体问题，是反客观的，是不符合党的基本政策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基础，刘少奇才断然地就宋棐卿的话，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既，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你能剥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这话说得十分严密，也十分明确。首先肯定了根本要点。做为宗旨，无须怀疑，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必然要消灭剥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个“过渡”，既是“过渡”，就不会消灭，即可由存在逐渐到消灭。且话中的“剥削”，正是针对宋棐卿的话而来，已不再是绝对的不变义，而是相对的变化义。这番话，是在东亚公司的会客室里进行的近三个小时的座谈中说的，当时在场的除天津市党政领导外，还有工商界上层人士及东亚公司的高级职员，共计近二十人。刘少奇的谈话重点在于阐述党和政府当时对民族工商业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谈到了将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安排；尚从政治角度进行了阶级分析，以及党在阶级斗争中的政策与策略。因为提到了“剥削”，刘少奇以强调的语气，反复解释了剥削的内涵，并指出“剥削”在当时的状况下的社会情形，及其对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即时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刘少奇还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谈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从三民主义主张，谈到共产主义理想，还向与会者推荐了《资本论》与《社会发展史》，希望他们好好读一读。 接着，刘少奇又即时决定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面。在大会上，刘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然后才说明： “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它是合法的，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用的。”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因为这是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传播之快，可想而知，几乎是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扩散的，甚至先部队而行，产生了无论对战争，还是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为重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所谓的“江浙财团”。那里开埠最早，企业也兴得早，办得多，实力雄厚，构成复杂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海外关系，也必然地面临着物资供应与劳资冲突的两大难题。因而，刘少奇在东亚公司的一番讲话，不仅天津一地，而且对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都起到了甚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具有着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可是，到了那特殊的“文革”十年，为了打倒刘少奇，自然动用了那特殊年代的特殊手法，将刘少奇的话孤立于历史现实之外，断章取义，甚至加以歪曲、篡改，变成了“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不仅面目全非，野蛮地抹煞了历史，而且变成了“死不改悔”、“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重大罪状！ 宋棐卿早于一九五六年就死了，倘他真个地下有知，能不为刘少奇大鸣不平，为他自己在死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叫起撞天大屈么？ 历史是客观的，时间是无情的，总是要还其本来面貌的，刘少奇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宋棐卿的问题，也于近些年来经有历史责任感者做了艰苦认真的调查，初步地但很有理有力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举家危难之际反遇良机 他生而不俗，幼而不群，长而不凡。古老的东土，新颖的西风，苦涩的水，使他想到了自强这个内涵壮丽的字眼儿，他要靠这个自强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路，走出历史的沉郁。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宋棐卿出生了，这是山东益都最普通的一个家庭，普通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它几乎毫无特色。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是位生来唯有勤劳度日的最单纯的人生追求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倾注全副精力于求得一家人生存的最起码、最单调的条件，岁月将他的黑鬓染成二毛，也将他的语言更沉浸于腹底，一日难得几句话，与世无争，不计劳苦。这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这块更古老、更典型的大地上，是何其的普通。然而，也许是那个只有百日的变法维新，给这个狗年生的人带来了异于习俗的命运吧？宋fei卿这个属狗的来到了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极普通的家庭却遇上了一位极不普通的英国人，因而，也引起了很不普通的变化。 这位英国人，是位牧师，名叫库林（Coilin），中国人则按中国人的姓氏习惯，称他为库牧师。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０）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兵舰轰开了老大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转年的《广州和约》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一系列的条约，使中国的主权日渐丧失，经济侵略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侵略，列强们均不甘落后，宗教势力迅速地向中国各地渗透，既近海又富饶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益都虽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县，地处胶东扼要，不仅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乡，因而，一个小小的县城，竟如雨后春笋般，一时间冒出分属于几个教派的十余座教堂。这些欧式建筑物分插于众多的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居住模式之间，不仅在外观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来中国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强中的食肉的贪婪者，传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现一些，甚至一两个，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库牧师就是这种不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到中国来的年头早，因而资格也老，与益都人也熟。一来，就主持起了被当地习称为“西大教堂”的教务。他不是英国人中的专一逐臭的“苍蝇”，也不是掠夺成性的“野兽”，他是英国的绅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们依中国习惯称为“库师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于理财的英格兰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贫苦教民，钩织花边，再联系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挣了不少钱，而且经营的数量越来越大，办起了“花边庄”。夫妇俩实不愧虔诚的基督徒，亦不愧为英国的绅士层，均关心贫寒，乐善好施，许多当时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们的帮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济，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他不是城里人，乃是城西龙山峪宋王庄的农民，与一般乡邻般困迫，岁租薄田数亩，倘赖“天恩”，只能维持全家个半温半饱，余下的就得靠为人收放与打柴进城货卖来填充。库牧师于布道中发现了这位老农民老实厚道，又听得那么专注，表现得那样虔诚，（他多么希望像教义里说的那样啊！）就产生好感，并有意与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对库牧师崇敬有加，两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门人，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只有十一岁，却已挑柴入城叫卖几年的长子也为库牧师领洗入教，为其改名“传典”，并送进了教会办的书院去读书。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从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传典毕业没有几年，就被年事已高碍于奔走经营的库牧师夫妇找去经营起了花边庄。经济上较以前可谓大上了一个台阶。而此时，宋棐卿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宋家已不再是温饱难持的农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识的土盲了。正因为有了这一不俗的变化，他才没有象他父亲一样稍一懂事就过早地参与了家计的操劳，在他父亲挑柴入城叫卖的年龄，他已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在他父亲刚读完小学功课的时候，他已经考取了齐鲁大学。他父亲的文化程度，是他祖父难以想象的，而他的文化造诣也绝非他的父亲可以望其项背的。也可能真个是造化宜人，几乎与他步入高等学府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在一两年内就引起了世界的较大变化，库牧师夫妇因此归国了，其产业也留给了他们的四个最得意的高足，其中自然有宋传典。于是在益都最繁华的西街上，一个名为“德昌号”，有三间门面、十几间倒座房的一座内局式收购批发花边的新店铺，便在一片喜气洋洋中，择吉开张了。这就又给宋棐卿的深造，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他才得以于一九一六年春天考进齐鲁大学。可只读了半年，这个十八岁小伙子却又大大地感到不满足了。乘暑假归家之机，向父亲正面提出了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的请求，并系统地提出了理由：一、山东已完全为日本控制，极为闭塞，亦极无保障，日人横行无忌，国人，特别是文化人难得交流与施展；而北京却是国际社会在华的中心，各国势均力敌，非为一国控制可比，消息自是灵通，文化的交流与施展度也自然相应地为大。二、齐鲁大学虽也为教会大学，进行的是西式的先进教育，然而，却是在孔圣人的故乡，传统的深潭中，孤立而又地处一隅，岂如北京更为开化，更为人才荟萃？地域之差，环境之异，对知识的增长大大有关。直到今天，父亲才注意打量起了儿子：这小子长大了，似乎仅上大学的半年功夫，就长成了既健壮又精明的大小伙子了！听，他的议论多么有条理，多么有说服力，莫说是叫他在儿子这个十八岁，即使今天的四十多岁也想得、说得没这么周严。他满足，一个挑柴叫卖者不但做了业主，而且有了这么个超群出众的儿子；他高兴，有这样的长子，定能顶门立户，不但继承也必将光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师恩赐，继在他手中发展的“德昌”。因此，乘高兴之际，他问起了儿子的志向： “你读完书，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话出口，脸上也现出了喜悦的期盼，他等待着儿子令他最喜悦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干呗，将来让德昌一定要更红火！ 可是，且慢，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见问，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发展实业！” 老子的高高的兴头，似被泼了一盆冷水：实业，投资大，见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经营，值么？可他不忙发火，仍问： “为啥单要去发展实业？”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靠实业强国，以实业为本？唯有咱们中国，实业薄弱得可怜，国家也弱得可怜，当然也只有靠发展实业去图存、图强了！” 宋传典虽自学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圣人乡，生在清王朝，对那齐家，然后治国，国治，然后平天下的传统理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崇信的。听了儿子的话，望着儿子的脸：你小子再能，左不过尚未弱冠，竟不知艰难，奢谈起治国来了？可知老子似你这般年纪时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挣挫得这分家业？不先想齐家，却着谈治国——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对儿子再度提及转学问题时，他明明赞成，却由于那不快，只是缓缓地摇手，淡淡地说： “先歇着吧，此事待从长计议！” 儿子的见解是不凡的，正是这种不凡的见解鼓噪并支持着他，开学后央着父亲写信托人立即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北京，眼界与心胸更是大开，只读了不到两年的经济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态，不及毕业，便通过北京的教会关系转学到美国的西大学商学院续读。这所大学是老资格的高等学府，是美国著名的福特集团专为培养高等商业人才而不惜重金资助兴办的。宋棐卿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要通过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进的美国经营实业的情况与兴办实业的经营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讲与思考，而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考察的可用良机，甚至不惜费尽心机地谋求参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会。终于谋得了一次机会，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称羡之余，隐隐地感到悲哀：这一切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国内几时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层人员，在总裁面前毫不拘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尽情地争论。总裁不但不制止，反而有意导引向正题，推波助澜，在下属们的激烈争论中，总裁总是冷眼旁观，时而眼角牵动，时而面露微笑，在具体的争论中似乎每个人都忽略了总裁的存在；但在总体的氛围里，时时体现着总裁的威严。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岁的宋棐卿学成回国了。 他回来得正好，回来得正是时候，老子宋传典因买卖兴隆获得了新的山东政府的嘉奖，当上了县议员，进而更要参加省议会议长的竞选，而企业兴隆却引起了股东凋敝，昔年的四师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个贾星恒，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因此，儿子的学成归来，岂不是甚为及时？儿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担子，而且在他竞选中为他出了许多主意，讲了许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他也从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读解了两个未知数：儿子的目标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这小子真个有四海之志；老子的基业可谓大矣，从卖柴童到益都县的大老板，从基督徒到省议长，容易么？可这小子分明是没把这分量看在限内，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财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顾的土式经营。他要缩短这种两代人的距离，他要使儿孙，至少是儿子记住，是他宋传典开创的宋氏基业。因此，他搬进了省城济南。由县郊搬进县城，开办了个德昌号；由县城迁进省城，建起了发网厂，立起了德昌总号，益都的老字号与新设在青岛与潍坊县的新字号都是德昌的分庄。买卖做大了，而且连最后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变得只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变成了宋家的独资企业，儿子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不，儿子十八岁时流露出的“发展实业”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体化了：要建毛纺厂，甚至连购买机器的国家都想好了！他虽在表面上淡淡又说了句“从长计议吧”，内心里却未免有些恼火，但这点火却很快被儿子的行动扑灭了。 竞选议长，兴建工厂，开办分庄，用去了宋传典的所有积蓄；而当上了议长，应酬花销激增，钱呢？没钱，莫说官场，连工厂也难以维持了。可当父亲正感燃眉，儿子已经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准了会有这么一天，提前动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国留学，如今已在一家英商办的洋行中任职的同学，不动声色地拉来了一笔巨额货款，不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并利用济南与上海间银元兑换铜钱的价差，南收北放，生息长利，一月间就净赚上千元。儿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盘棋。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连着就来了个双滚翻！ 首先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发网庄几年来已遍布山东，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传典接受儿子宋棐卿的主意，于1925年前后，将德昌发网庄改组为德昌洋行，专做进出口生意：出口花生、发网、核桃、地毯、草帽辫等；进口五金、电料、自行车、布匹、呢绒等。做了一阵子，生意蛮好，可是这绝不是宋棐卿的目标，他是决心要发展实业的。特别是留美中的认真考察，使他更具体更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工业先进，而且美国的财团巨头无不是实业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机会就亟谋在实业上的进取。他以为既然中国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国，为什么要用英国的毛线，何不自纺？于是，他就瞒着老子进口了一部英国纺制毛线的机器。只可惜，他不懂纺织，英商卖给他的又是一部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也就销不出。无奈，只好织成线袜廉价甩卖，结果赔了几万元。这还了得？老子锱铢必较，茹苦含辛，非不听话玩什么实业，一下子就是几万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实业，说是留学美国学商，居然也学起了纺织，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不牢！不牢！可气！可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将军”（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张宗昌督鲁，听得“德昌”是家资金雄厚的进出口洋行，东家又是省议会的议长，就要德昌为他进口几台小汽车。宋棐卿乘机鼓吹其父在天津开行，理由是天津是与上海差不多的商业大埠，近海多便利，经营进口最为合适。这主意却很“牢”，宋传典采纳了，可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毛遂自荐，而派他培养多年、办事牢靠的心腹华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的经理。并密嘱毕正宣设若儿子借天津公司有所举动，必须及时向他通报，并将宋棐卿的学友在公司任职，已成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归来的几个人也一律降职使用。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跑了，陈调元来了。张宗昌已刮地三尺，陈调元刮什么？不刮他一大刮，还当什么省主席？哈，一条肥鱼在这里——张宗昌唯一没刮的“德昌”！于是，宋传典就“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干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国府要清算军阀，何妨将宋传典列入张宗昌等的“四凶”之内？县今尚可破家，况省主席乎？于是，逮捕查办令发了出来，宋家全部财产的封条贴了上去！宋传典百口莫辩，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现款，仓惶间，化装后连夜混进三等车逃到了上海。 于是，通缉令发了出来。 于是，军警频频登门。 于是，凡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在被封之列。 于是，中外客户纷纷伸手，通过各种途径：商会，省府、中介人追索货款，合同索赔，闹得沸沸扬扬。反而闹得陈调元不敢贸然吞下这块烫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 在天津。他觉得机遇来了。 他到天津不只是躲灾，而是要收拾残局，保住天津这块阵地，以求救父与东山再起，兴办实业。 按着既定目标积极着手筹备 发展实业，像一团火，熊熊烈烈地躁动着他，他要把现代的经营机制引进德昌来，将德昌这个带着泥土味的字号和传统的封建老财式的经营彻底革掉，托出足以强国的实业来，让上流社会多一个名字：宋棐卿；让津、沪的工商巨子多一个名字：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风中，两辆小车向法租界六号路驶去，在挂着“德昌贸易公司”的牌子门前，戛然而止。 年满三十岁的宋棐卿下得车来，后面是与他年龄相若的青年人，尚有事先得讯赶往车站迎接的经理毕正宣。三十而立，宋棐卿显得更成熟了，他虽内心里滚烫着对临头大难的愤懑与对乃父的担心，可脸上却平静如水，危难当头，宋家唯有他这么个主事人，是万万乱不得阵脚的，正相反，他要以极大的冷静，凭天津这个地利，靠“德昌”这点儿家底，寻求人和，力争尽快振起，设法出脱乃父的莫须有罪名。这需要一大笔花销哇，而他的家，除了天津这点产业几乎已别无长物了。 毕正宣可完全不清楚。初时，他还只以为少爷是来避难的，乃至少爷宣布住下来，自任经理，告知他举家迁津后，他才毫无准备地唯有诺诺连声。 宋棐卿要大做，绝不再像以往般，做几个赚几个。他的成熟更得力于购买粗纺机的失败，他知道，要实现他的理想，实施他的经营方式就必须有得力的臂助，华正宣是个算盘打得很精的人，因此叫毕正宣做主管帐目与往来文牍的副理实是难得的内务之助。可只有内务之助也只是一半，另一半，外务之助却更为重要。天津的老班底加上他新带来的人，无一足堪方面者，他要不惜重金厚礼寻求。终于很快地寻到了赵子贞。 赵子贞，曾经留学法国，专攻机械，更对汽车构造与性能专有所长，为人聪敏灵透，辩捷思谨，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兼公关人才，当时正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宋棐卿寻到了赵子贞，也诚聘了赵子贞，更礼遇重任了赵子贞，一到公司就任命为副经理。赵子贞也不负厚望，上任伊始就凭他出众的交际本领拉了一些上层主顾，特别是进口了“飞得禄”牌汽车，兜得飞转，自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业务。五六个月间，德昌财势大振，声名大噪，崛起于同业之间，扬名于津门内外，宋棐卿也成了热门人物。 名、利双涨间，宋棐卿分外镇定。一来，这还距他的目标很远，二来津门大埠，巨富如林，较那些巨头大贾，他也差得远，位卑而资弱。然而，总算是立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有了可靠、可资实现愿望的基础。 他首先要跻身于上流社会。 他动用了他的经济与人事的双重基础：一笔可观的费用，几个留美同学。他加入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团体——“联青社”。与许多著名大亨，如仁立公司经理朱继圣，北方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永利久大集团的李烛主、陈调甫，大陆银行副理胡哲甫，西湖饭店经理、大买办雍剑秋等共为社友。在这个社会高层的团体里，无论是置身其间的自愧不如还是经常听取西方信息，再加上一次大战以来新兴的棉毛纺织业的红火，就更煽烈、助旺他心中那团火，发展实业，办毛纺厂！ 他不忘故土，山东大地，益都故居，他都甚为眷顾；可他又深恶故土的闭塞，深恶那陈腐守旧式的经营。因而，他甚为庆幸自己终于由闭塞的山东迁来了开阔的津门。他要办实业，也首先要为父亲解脱罪名。“青年会”的能量很大，陈调元又下了台，通辑令取消了，可宋传典也物化了；过度的兴奋激发高血压骤增，因而导致脑血管破裂，未及离沪，便遭猝死。 丧亲之痛，推心绞腹，不及交代便奔丧离津。可赵子贞不愧信人，亦不愧能人，经理不在，他一如在时，仍在尽力拉生意。在得到韩复渠（当时尚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欲向德昌订购一台“飞得禄”牌汽车的信息后，当即主动订约，殷勤周到而又甚为得体地亲自把一台新的“飞得禄”送进了当时尚住在北京的韩复渠宅邸：绒线胡同。乘机与韩复渠的副官长孟晓峰攀上了交情。他的学识、口才以及忠诚得体的风度都深得孟晓峰赏识，专门推荐给了韩复渠。赵子贞对韩复渠又以极内行的口吻畅谈了用汽车改装铁甲车的技术与军备的重要性，使韩复渠赞佩之余，大为动心。不久，便为他的亲信孙桐萱所率的二十师改装了四十部铁甲车，专请赵子贞协助。不仅在经济上大有益于德昌，即在关系上也使德昌受益非浅。没几个月，即一九三０年九月，韩复渠即被调任为山东省主席，“德昌”的买卖也因货贾于军、政两途而获利益丰，益都被封的财产也因而得到了启封，因而，也更调来了一笔钱——连根移植天津了。 条件具备了，毛纺厂梦该圆了。当时间推移到一九三一年，宋棐卿三十三岁时，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可靠的纺织技术专门人才时，他的二弟宋宇涵，这个留美一意学纺织的学子，学成归国了。 出击！ 可尚未进军，只一略地，便深感实非易事，津门的地皮寸土如金！宋棐卿凭他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四出活动，终于辗转托请比利时商办的天津房地产公司，在意租界五马路（今河北区自由道）租到了一座附带数座仓库的办公楼，占地十五亩左右，月租白银一千二百两，租期十年。宋棐卿将那几座仓库略加修葺，就变成了厂房，只待进设备了。那套曾令宋棐卿首战败北的英国粗纺机一直依宋棐卿的安排妥善地保存着，如今，总算是派上了用场。厂房粗定，宋棐卿就立即派人日夜兼程地将一套设备运到了天津，经宋宇涵组织安装，厂房内首先具备了一定的设备能力，更委派二弟宇涵通过英商买得四套绒线机，行家弟弟自然不会像外行哥哥当年那样上当。 可以开工了么？不行，宋棐卿绝不匆草行事，他要大办实业，因此必须有专门的过得硬的技术专家。为此，他专门委托精明灵透、关系广泛的赵子贞全力物色，并给以决定全权，赵子贞再一次不负重托，拉来了张汉文。 张汉文曾留学法国，专攻纺织，恰好也是一位基督徒。学成归国不久，即在上海章华呢绒厂任工程师。章华是个老牌名厂，专织军呢与精纺呢绒，张汉文已在章华任职多年，自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成为章华的技术台柱。 要把这样的一个人从章华老厂中挖出来，谈何容易，赵子贞可谓用尽了周身解数，又奉上了优厚的条件：月薪银元三百（与经理的标准接近），配备专用小车一辆，由厂方承租一栋小楼为其安家。 宋棐卿开始了他全新的经营。 招股豪胜，商标定为“抵羊” 一上手他就把“德昌”这个传统内局式的牌号连同它的单一家长式的经营方式连根拔掉，说绝不再做代理经营，要真真正正地发展而且大大发展实业。 宋棐卿幼萌商志，不愿为官，何况其父一场议长梦，落个悲惨下场，使他更不想涉足官场了。可他深知，不涉足是一回事，借重它又是一回事。在美留学考察中，他强烈地意识到，福特财团的总裁看似不参与政治，对政治亦似不感兴趣，但是，他通过各种高级有益的娱乐活动，保持着与上层政界人物的频繁接触，以金钱与实力赞助着一些人在参众两院的竞选，不仅对议会，就是对白宫、五角大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作用。而当时的中国，倘无军政要人的襄护，实业家们几乎寸步难行。因此他不要做官，却要联官。另外，干就大干，既摒弃了传统的稳妥而又牛车式的缓慢的经营，就得放开手脚大作。厂房的租赁与改造，设备的购置，人员的安排，一开始就是大实业的架式。宋棐卿虽赚了较他父亲更多的钱，又转来了济南的家底，可经这一花，已所余无几，乃至捉襟见肘了。这势必严重地延缓发展速度。他不能这样干，一些重要的骨干，如赵子贞，也在看着，是让他们仅做个雇员，还是参与企业的股份，这是他们决定尽多大力，乃至决定去留的条件。益都的“德昌”初始是库牧师与库师娘安排的四股，守旧经营的结果，先两个后一个退剩了宋传典独资，这不是发展，而是倒退，也是老一套的必然结果。宋棐卿正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将宋家一家经营变成多家的股份公司。为此种种，他在厂子刚一定型，尚未投产时，便郑重地提出招股，办股份有限公司，并做出正确的招股决策。仰仗并全权委托副理赵子贞运筹，自然也郑重地申明了招股的理由特别是原则。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倘以他本人出面招取，一则他当时还基本是“人微言轻”，二则没有赵子贞那样的社交上高超本领与能量，三则，委托赵子贞，吸收了赵子贞的股份，也使赵子贞因有了进一步利害关系，并得到倚重而更增向心力。赵子贞有与韩复渠及其重要部属的交情，首途济南，在他的说眼下，韩复渠以其子韩嗣燮的名义投资银洋五万；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也动员其亲戚张慧中入股了五万银洋，一下子拉进了十万官股。加以宋棐卿又拉进了些山东老乡，很快集起十四股，总计二十三万元，并组成了以宋棐卿、赵子贞、宋宇涵、徐燕珊（宋棐卿拉进的股东，他在“联青社”的社友、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亲侄）四人为董事的董事会，由宋fei卿任总经理，赵子贞、宋宇涵为副理，并再度重申，赵子贞仍旧担任德昌贸易公司的副理。有了足够的资金，也有了较强的班底，毛纺公司武装完备。 厂名与产品的牌号，在现代经营中实属关系非轻的课题。它们往往不仅影响着实业的形象，而且也反映着主持者的心态。 现代经营意识强烈的宋棐卿，绝不掉以轻心，而是郑重地召开公司骨干会议，认真地进行商榷。在厂名的选定上，他首先否定了老字号“德昌”，并指出“德昌”老矣，且一直是代理商的土形象，再沿用于毛纺公司，势必易生仍为代理商的误会，老气横秋之外，叫起来也不响亮。他在形式上抛弃了这个老字号，也在实质上摒弃了老字号的老一套经营方式，并向人，首先向赵子贞表明，他已从感情上放弃了以往的独家经营。因此，在赵子贞的赞同下，取名“东亚”——词新、义新，位于东亚，要崛起于东亚，振奋国人，面向世界。于是，企业的全称就定为“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产品的牌号呢？第一批毛线曾以厂名为牌，称为“东亚”，可宋棐卿总觉得不尽人意，这是中国人自己用那些自产原本上用于出口的羊毛纺出的自己的“国线”，牌号应响亮地道出中国人的志气与雄心。是以，他于生产不到几个月，便又召集骨干会议，认真探讨。在宋棐卿扬中国人威，长中国人志，与外货抗争的主导思想下，赵子贞又根据当时外货的情况，提出了“抵洋”。顾名思义，自是抵制洋货的内涵。实是既响亮又有气魄，宋棐卿当即拍案叫好。可宋宇涵却觉得太直露了一些。然而，对于这个响亮而气派的名号，宋棐卿是必欲使用的。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实业救国，图的就是要与英日的纺织巨头们一较短长。因此，他的脑筋剧转：英商博得运厂的产品牌号是“学士”、“蜜蜂”。日商加滕洋行经销的产品牌号是“麻雀”。“蜜蜂”、“麻雀”、“麻雀”、“蜜蜂”，好，宋棐卿眼前一亮——变洋为羊，羊，特别是雄健、勇猛的抵羊，不足可以驱逐这两只小动物吗？“抵羊”又与“抵洋”同音，听起来具有那么响亮的抵制洋货的感受。两羊相抵，双角峥嵘，四日圆睁，毫不退让，这不也是企业的豪壮形象与拼搏精神么！“抵羊”，“抵羊”！东亚抵羊就是要争雄于世界！因此，宋棐卿在认定商标标准样时也格外苛求，否了不知多少精心的设计方案。最后，他命人带起相机，专门拍了多种两羊相抵的实景照片，这对抵羊也是专门选购、再精心训练的标准羊。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与用心的良苦。终于，在众多的照片中选出满意的一张，于是这极富形象力的商标便启用了。 三局精彩的棋 竞争伊始，他下了三步好棋：弃车保帅，联手车，求和；以退为进，后手发动，四面图将叫杀，获胜；高射炮打马、车，取胜。 当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切准备就绪，正欲试车投产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意外变化：天津商界的佼佼者，仁立公司的总经理朱继圣也看准了毛纺，在其公司之下，大张旗鼓地筹建起毛纺厂来。“仁立”的经济实力之雄厚，手段之强劲，朱继圣名望之隆盛，都远非东亚与宋棐卿可比，“仁立”要建的毛纺是完整的从粗纺毛纱、粗毛织品，到精纺、染整、呢绒系列化大型生产模式，与东亚几乎是同日问世，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正如一盘己方尚未出车，而敌方已重炮当头，双车掐肋一般，很可能在强大对手的攻击下，被“大刀剜心”，使“东亚”夭折于竞争中。宋棐卿深知不能硬拼，唯有舍卒保帅，联车求和。他凭借着“联青社”社友的关系，具帖恳请朱继圣聚食一叙。朱继圣也是位非常之人，明达睿智，心胸宽广，识见不凡。得帖后，欣然如约，前往天津名气最大的雍剑秋开办的店如其人的西湖饭店与宋棐卿相见。 略一寒暄，两下里就座。两个年纪虽轻，但阅历甚丰、学识渊博、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企业家，宾主同辉。饭店是高级的，排场是宏大的，酒席是丰盛的。据有关文章记载，他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和进行的。主人首先擎杯礼宾： “年前家父一难，多蒙继圣兄鼎力相纤，小弟刻骨不忘，今日聊表芹意，实难补报于万一！” 态诚意切，毫无造作之态。 朱维圣举杯还敬道： “数年前的往事，小弟无非略尽应尽之绵薄，何劳棐卿兄如此念念？我辈中人，理当相互扶持。何况如今同为社友，当年留美时亦可忝列同学，至少还都是‘十字架与宝剑会’的成员吧，同胞乡泽之外，在上帝面前亦为兄弟，卿兄可是见外么？” 宋棐卿边听边深为感慨地点头，听罢，喟叹一声，道： “继圣兄说得虽是，可营救家父大恩，为人子者，岂可稍忘？倒是兄说及昔日之事，未免令小弟汗颜！还记得吧：在美国的一个晚上，我两兄弟扼腕于国弱民穷，立誓以实业救国的那场谈话，小弟至今仍耿耿在怀。救国必须强国，强国必须大力兴办实业，没有实业，无以扶民，无以养军，何谈强国、救国？这是兄与小弟的共识，岂敢稍有或忘？然而，兄台如今已在身体力行，小弟刚刚起步，汗颜之余，不揣冒昧，还望兄台多多提携。” 朱继圣深为他的旧情，特别是诚挚、坦荡的大义之情所感动，当即爽快地答道： “你我同心，故交难得，又得新交共处，理当携手共进，但有所命，愿尽绵薄之力！” 宋棐卿面转欣慰道： “小弟以为，举办实业，‘三北’（东北、西北、华北）的丰厚资源实不可忽，大有用武之地。东北无实业大家，而交通便利，产源丰厚；华北中原腹地，传统富饶之乡；西北古老而多畜，羊毛数大而价廉。而天津以早开大埠，吞纳‘三北’实是理想的兴办之地。实业不兴，则必三败俱伤：‘三北’的大量资源不为国用，民众守着金碗要饭吃，谈何脱困？此其一；其二，国货匮乏，必使洋货日趋倾销，自己的钱不断地流入他人腰包，国力怎能不更为空虚？其三，一味洋货，一味依赖洋人，必导致民众的依赖洋人，崇拜洋人的心理增长，因而相应地削弱了自强之志，消长之下，唯有亡国一途。是以小弟不揣力薄才微，知其难而行之，筹建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实本于兼顾‘三北’兴办实业以救国的素心，倘不得兄台相容，小弟唯有中止此愿了。” 这番话，说得尤为推腹倾心，朱继圣待着聆听毕，正容道： “棐卿兄如此坦诚相待，不泯昔日雄心，且更胜于昨天大志，令小弟不只钦佩，亦受教匪浅：说句良心话，津门毛纺诸公，如下野的旧军阀曹锟子侄辈，虽所办的恒源毛纺厂投以两百万银洋的巨资，可在小弟眼里，无非是个臃肿庞杂，虚浮孱弱的空架子，那些酒囊饭袋，不堪一击。今日听见台的一番宏论，识远而谋深，虽以不足三十万元起步，但确实是小弟竞争上最强的对手。然而，实业大计，救国共谋，根本所系，唯有相互提携一途可循，请兄放心，仁立只有支援东亚的一面，而绝无妨害东亚的一面，此酒为证！” 说罢，举酒一饮而尽。 宋棐卿亦兴奋万分地举酒还礼，连声称道； “兄台如此大度宽仁，网开一面，使东亚得以生存，日后东亚的一切，即兄所赐，来，请再受小弟真诚的一敬！” 酒酣意畅，两大家的秘密会晤更增进了情谊，至此方真正地结成了至友。朱继圣更进一步爽快而主动地向宋棐卿介绍了羊毛市场的总体趋势与详细现状，以及有关毛纺织品经营生产方面的经验。并主动限缩了仁立的生产门类；集中以为传统的出口地毯提供纺织毛条，与生产销售制服呢及斜纹呢为主，让开东亚的毛线一路。最后，真诚地祝愿东亚能背靠“三北”，立足津门为实业救国而飞黄腾达！ 宋棐卿于还敬还祝间，几乎落下激动的眼泪：多么难得的友情，多么难得的心胸！介入商界几年来，他领教的只是尔虞我诈，同行是冤家已成了一些生意人的信条。竞争无情，人有情，自古惺惺惜惺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而这一美德在朱继圣的身上具体化、现代化了。 朱继圣为宋棐卿让开了一条光明大道，宋棐卿弃车保帅求和了第一盘棋。可道路岂止一条，棋也不能只下一盘，头三脚难踢，他只凭实业救国这个大题目上的共识，踢开了第一脚，接下来的第二脚、第三脚却是真枪实弹的遭遇战了，这就是应对一家洋行兜头泼来的中伤脏水与后起“祥和”拦腰一记的釜底抽薪的严重挑战。 有宋棐卿的现代式经营手段，有赵子贞一类的公关与管理人才，有张汉文那样的几个技术专家，有朱继圣那样胸怀坦荡的实业家的让路与支持，东亚很快就名声鹊起，“抵羊”四出，在天津的市场上崭露头角，且大有独领风骚之概，这不能不引起同行的嫉妒与担心，也自然不会不有所举动，首先发难的是一家洋行。 这家洋行位在上海，是一家由中国人代理的专门经营进口毛线的洋行，虽是中国人，却甘为洋人之仆，心理也居然变态为半洋半土，而且每一半都不是那“出产”国的优质部分，而是洋破烂与土杂碎的混合！背靠主子洋洋自得，谀媚洋大人则十足奴才，欺凌国人俨然半个主子，还自得于肥利之中而不羞耻！ 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但产量翻了五番，而且生意日隆，特别是那“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更为深得人心。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抵制日货声浪日高，恨鼠连累大眼贼儿，连一切外货都打入了不受欢迎之列，“抵羊”如异军突起，迅速地奔出津门，直达内地、沿海，增长之势仍在看好，而洋行本因一个“洋”字而消沉，如此一来长时间更形明显。依洋人之势豪横惯了的洋行代理商气急败坏之下，竟不顾起码良知与道德。反诬一口，竟放肆地利用报纸大造谣言，望风捕影地硬说“抵羊”毛线是用日货冒充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好的质量，那么物的销路，那么大的产量？抵制日货吗，何不抵一下“抵羊”？好卑鄙，好阴损，也好险恶！ 消息出自报纸，来自经销大户，人们又无由鉴别，自然会影响“东亚”的销售，甚至有人登门叩问真伪，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这门隔山重炮远远地震天价轰来，这盆脏水斜刺里甜头泼下，做为三军主帅的宋棐卿，一不惊惶失措，二不采取正面回击，而是高姿态地走出一招迂回跳马的好棋：立即商请工商与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与他新进深谊的“仁立”总经理朱继圣，一直关心并欣赏他的大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与他来往较多，对他也甚有好感的水利久大集团的实业巨子李烛尘等出面，转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以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部门与团体主持公道与以为声援。同时，一面聘请法律顾问（上海滩上素有名气的大律师江庸），以为公开斗争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交广智深的赵子贞南下寻求社会途径，说动以上海社会局局长谷良民为强大后盾的华南潮帮帮会头目杜之绅出头，从私的角度干预。待这一切“备战”的紧张活动就绪，宋棐卿就正式地以报纸的严重声明首先回击报纸的发难，在十几家报纸上醒目地登出“征求反证启事”，吁请全国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线是以日货为冒充的证据。倘无人提供，则中伤东亚的洋行就必须拿出他们持言的充分实据来，否则，将诉诸法律。 “启事”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发重炮弹，对炮互攻，也是总攻的信号，宋棐卿已联络好的上层人士与社会势力、工商界组织一齐行动，展开了立体交叉全方位的战略反击，渠道之多，来头之大，攻势之猛，使那个骄横已惯却又愚蛮的洋行代理商，迎战不暇，焦头烂额。初时，竟因骄横已惯，全不将小小的“抵羊”放在眼里，岂知这初生的抵羊竟是如此的角锋力猛，一跃反击，就令他措手不及，阵线瓦解。而接踵而来的是，由于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以沉默对待宋棐卿的“启事”。时间是无情的，待一段可待的时间过去，各种报纸便连篇累牍、劈头盖脑地向他发出了谴责，斥他打击国货，骂他为虎作怅。这在反日排外、热衷实业的大气候下，无异斥他为魔鬼，骂他为败类。千夫所指，一片喊打，四面夹攻，他一个洋行代理人如何承受得住？可他这是洋奴成性害人终害己，又怨得了谁？又谁个同情于他？再硬挨下去，只有在极端劣势的情形下去与被伤害者对簿公堂，那下场可想而知。是以，他完全丧失了洋奴的威风，转而低声下气，辗转托人说情，求得东亚的谅解，以登报声明辟谣，公开道歉，赔偿一切有关损失，才得以解脱，已是亡魂皆冒了。 另一局棋，则奔在一九三四年。 竞争是无惰的，然而，竞争也应该是公平的。商品经济愈趋向现代化，竞争愈显出它的公平、合理与正大的属性。那种不择手段，动用阴谋以击垮对手的过时了的竞争，则在历史的发展中，愈来愈站不住脚，愈来愈被社会文明的进展所不容，即使一时侥幸，也难得持久。 一九三四年初，天津涌出了一个新的毛纺厂家，名字叫做“祥和”，兴办人叫袁绍周，也是位能人，名牌学府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赴美留学专攻纺织的学有所长的人物，曾办了多年的染厂（字号“华光”），创下了较好的声誉，也在天津工商界颇具影响。眼见得外货日受抵制，而登市不久的“抵羊”牌毛线又如此大受青睐，他又食指大动。他以为，虽说都是留美学生，可在纺织上他要较宋棐卿优势得多，而兴办资金也比“东亚”兴办时为厚，自信办家毛纺厂，一定会胜过“东亚”，因此，他迅速地办起了“祥和”。“东亚”在前，已走了两年，是他晚办的“祥和”的压头对手，因此，他在筹办之初，就加进了竞争参数。不过，手法却很不“祥和”，也是因为以常人的标准过低估计了宋棐卿，因而，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动用高薪，挖走了东亚一批工人与职员。他以为这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充实自己“祥和”的实力，又可以通过釜底抽薪之计，让“东亚”沸沸扬扬的“汤”落下滚儿来，措手不及，左支右拙，以致冰消瓦解，至少可以为他的“祥和”倒出大部分市场。待“东亚”经过一番挣扎再缓过气儿来，“祥和”已站稳了脚跟，反过来以优势的先入者来威压“东亚”。 这一手很不光彩，也很毒，很辣。“东亚”刚由稳定走向兴旺，正自春风得意，欲平步青云之际，突然釜底一冷，脚下一沉，登时一阵冷落，周身不适！一时之间，大批的技术工人与经营里手，纷纷辞职，井然有序的厂里出现了混乱，热火朝天的生产呈现了萧条，就像是一架开足马力的船，突然减速，以致在水上打起了横，失去了正常的节奏。宋棐卿很快地弄清了原因，也当即行动，敦请“东亚”的股东之一，南开大学的资望甚崇的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求袁绍周退回这批职工。可袁绍周虽十分敬重老校长，却因利益既得，而这批职工在保证“祥和”所产“飞艇”牌毛线的质量与“抵羊”不相上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亦已颇为畅销。如此下去，此长彼消，要不了多久，“祥和”所产的“飞艇”就会将“东亚”所产的“抵羊”取而代之。他将产品牌号取名“飞艇”，就蓄志非小，“飞艇”是飞机的别称，对“抵羊”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那些洋货中的佼佼者，“蜜蜂”、“麻雀”，自也是“高高在上”，他很欣赏他的那一招高棋：槽头牵马，反手卧槽，这一军将得“东亚”措手不及，实难补救。因此，他拒绝了老校长代宋棐卿转达的要求，满以为必操胜券，宋棐卿不久就会认败服输。倘不甘破产，也只有为他兼并的一条生路，因而未免有些陶然自得，纺织起了美梦。可是，尚未待他美梦得圆，便被晴天霹雳似的一记“高射炮”声所惊醒；宋棐卿于危局中驱“炮”出击了。 请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要人，实是宋棐卿的先礼后兵。原冀同行之间息事宁人，本也不抱多大希望。可只这一先礼后兵，就使他占在了理上，得道多助，而置袁绍周于寡助。他也就师出有名了。正因为对和平解决没抱多大希望，几乎是张伯苓走进“祥和”的同时，他也步入了“仁立”，请他那位老同学新朋友朱继圣出力相助。朱继圣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即派出了“仁立”十名技工赴“东亚”临时应援，以解燃眉之急。釜底加薪，后方稳定了，“抵羊”又稳稳地占住了市场，而且由于对方这一不光彩手段的曝光，更激励了“东亚”上下的士气，同仇敌忾，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反而更上一层楼。 宋棐卿要以牙还牙，组织更猛烈的反击了。他首先调动起了股东优势。 正是为了强化企业实力，宋棐卿才拉进了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股东，不少在天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居于要津的人，又有股份在“东亚”，自不会坐视“东亚”由火腾腾上升因遭暗算而跃落，何况又有总经理的面恳？于是，商会之外，一个名为“线业公会”商界同业组织便应时间世了。“线业公会”，顾名思义，是棉、毛、丝三线生产或销售厂家的同业组织，会长就是经销“抵羊”毛线的最大的老板，直接隶属于总商会，几乎囊括了经销毛线、丝线、棉线的所有厂家与百货店，对内协调各家的关系，控制了价格、市场与商品的分配；对外代向官方交涉有关事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中小业主利益的作用。会长是“东亚”的关系人，“东亚”又在组会时捐了一笔费用，开宗明义第一桩就是协调了“抵羊”的市场价格，使其利润相对地得到了提高，有此种种，谁还宁肯少赚而去经销“飞艇”，得罪“东亚”？ 你不是“飞艇”吗？赵子贞提出搞个“新武器”：“高射炮”！用成本低廉的国产羊毛纺织，只保住成本线销售；再利用“抵羊”的副产品出一种“双羊”以致成“群羊”、“王羊”、“三羊开泰”、“苏武牧羊”的羊系列副牌产品，于是，天津的通行大街，一些商号门前便如雨后春笋般竖起了一个又一个醒目的广告牌，“高射炮打飞艇”；于是便出现了“双羊”伴送，先是买二送二，渐次买一送一。热热闹闹声势浩大地向“祥和”展开了全面进攻。宋棐卿为了加强火力，又专门宴请了一位叫做郑润卿的走街串巷的灵通人物，这人毫无资本却甚有能量，也成了宋棐卿的同盟军。进攻中，宋棐卿又进一步巩固了阵地，一以道理，向“东亚”的员工广为宣讲本次商战的起因与目的；一以经济手段；决定每月从员工的工薪中扣除一定比例，年末加倍发还，名曰“蹦蹦利”。比如，工人每月扣除一元，年末则返还二元，倘中途自行退厂，则不予返还所扣部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话说透了，员工们对贪利跳槽者无不切齿痛恨，甘愿将这扣除部分改为捐献。人心大振，凝聚有力，宋棐卿自是高兴万分，激动万分，谢绝了员工们的捐献，就此进一步进行了战斗动员。士相严整，车马炮一齐出击，仅那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就已使袁绍周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仗是他挑起的，如今反而转为仓皇应战，顾头顾不得尾，再无办法也得甩价销售，忍痛应付，没有多久，他那本已不太丰厚的资金便见告匮，股东们见袁绍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节节败退，败局已定，便纷纷索债般讨起股金来。四面楚歌，又祸起萧墙，袁绍周已进退失据，只好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深悔当初一招失误，引起满盘皆输。可又不能硬挺，只得老着脸皮再去反转来求告老校长张伯苓出面调停。结果，“祥和”将全部设备加尚存资金，一并做价为三十万元，以入股的方式并入了“东亚”，做了“东亚”公司下的一个分厂，厂址仍在原来的法租界五号路（今吉林路），厂名却改成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厂”。袁绍周一个不慎，决策错误，本欲迫使“东亚”向他“祥和”投诚，以“飞艇”压倒“抵羊”，却不料东亚的“高射炮”的火力太猛，终于击败了他“祥和”的“飞艇”，反落入了“羊”群之中！ 他悔，他愧。 宋棐卿却不自骄，亦不盛气凌人。 真正善于经营者，在激烈的商战中自当“分毫不让”、“寸土必争”，绝不手软。可一旦竞争的对手认败服输，绝不赶尽杀绝，相反，应伸出友谊的手拉对方一把，才算得有气度，有良知。更何况对手既能坚持战斗许久，必有其长，因此而毁了他，岂不是使社会失去一个有用的人才？ 请老校长居上，宋棐卿与袁绍周这位昨日敌手，今日的股东坦诚地公开了他在这场商战中的每一环节的具体安排，并肯定了袁绍周在经商特别是办纺织实业方面的长处与本领；袁绍周也表示心服口服，日后甘为部属。宋棐卿也当即表示愿聘袁绍周为东亚公司的业务部主任，袁绍周也欣然接受了下来。（第一分厂的主任已委了曾追随宋氏两代多年的李静山。）一度合作愉快，后不久，由于袁绍周去经营了华光染织公司，才辞了职务，只做股东了。 一和两胜，三局棋下过，“东亚”更盛，宋棐卿实业救国之心较“东亚”尤盛！他到处宣传以至演讲实业救国的道理与方法，直至上书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痛陈为救国强国必须扶持实业的道理，使孔祥熙颔首称善。宋棐卿愈加孜孜以求。 “抵羊”占尽风光 生产起步，“抵羊”的牌号较实物先行。他使出周身解数，施出多种方法，通过多种渠道，紧锣密鼓、直墨浓彩地宣传“抵羊”，“抵羊”名上云霄，身登显位，大展“抵羊”雄姿，大显“抵洋”功效。 还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司成立之前，宋棐卿在物色专家同时，就物色下了宣传能手，他要使舆论先行。因此，在确定了“抵羊”牌号之后，有关“抵羊”的宣传手段已先一步实施，牌号先实物一步传向了四面八方。 以广告与相应的手段扩大企业与本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使其以崭新的形象传播久远，深人人心，甚至熟悉得开口欲谈、沉思必想的程度，是现代化经营不可缺少的最佳手段。 首先，宋棐卿在做广告上是重点放在最佳环节，普遍铺开，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心。 其次是实物宣传，亦无所不尽其极。 做广告，宋棐卿的手段很多，也很高，大体上说可分为： 制做永久性的广告牌。繁华去处绝不遗漏，而且越是繁华，他的广告立得越超群出众，必欲以势夺人。例如在官银号设置的灯箱，就甚有威势，甚为显眼。官银号地处通衢，在天津市东马路与北马路的交接处。明与清代之初，天津尚只是个卫所，隶属于山东静海县，这里就是卫所所在地，后来天津卫由于近海开埠得早，遂扩大为天津市，人们仍以天津卫沿称，而这个交汇路口则更为繁华，被当地俗称为“东北角”。由于洋务派头子，清廷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在此处设置官银号，被叫出名。自清末至抗战，此处一直是繁华之所，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与许多繁华处吻接：就近即是日租界，西行一过路口就会过界。东扼金刚桥，桥接大马路（今中山路）；北通沽衣街，街连北大关；南起南马路，路达南大门。天津人说：这是天津卫最哏儿的一块“中国地儿”。如此冲要地界儿，宋棐卿拉上好友朱继圣第一个大下了功夫。你好瞧吧，就在那最显眼的地界，就在那人们出入“正兴德”、“五和”等大商号的必由之处，瞧见没，那大灯箱！好家伙，一码儿的一对两只，只只三丈多高——那叫十多米呀，好嘛，得花多少钱？甭提这么大的灯了，就看那箱上的字吧，大老远就瞧得真真的，好功力，好清爽！正正中中，一只上两个大红金字，一书“天马”，一书“抵羊”，羊、马行空，赏心说目。赶情这不是卖的羊、马，是人家两个厂子的产品，那上边不是标着呢么：天马头上是“仁立”，“抵羊”角顶是“东亚”，下级的字也是龙飞凤舞亦很醒目：“国人资本，国人制造”，好爽悦人眼，好振奋人心！如此巨大的灯箱，入夜以后，特别是人定店关的月黑之夜，更显得格外明亮，整个路口一派光辉。这是嘛？咋这亮堂堂？不知者必由于好奇而问，待得到答案后必也是一番赞叹；左近消夜者，往来夜行人，这多方便，还是“东亚”“抵羊”、“仁立”“天马”好，好极了！ 在繁华的南京华楼迤北，“天津国货售品所”的楼顶特写似地安装着一组八个大字的霓虹灯：抵羊毛线东亚国货广告做到了一切可能做到之处，只要具备扩大宣传条件的地域或设施，宋棐卿就不惜工本地必欲一做。 例如，东亚公司兴办不久，有人在日本租界内兴办了一家娱乐场所，取名“大罗天”（故址在今八一礼堂）。开业之初，自然要大大酬宾，又是新场所，亦不乏猎奇逐新的富足之辈，宋棐卿认准了这是一个做广告、接受广告、传播广告的很理想的去处，便向“大罗天”老板提出了在其入口处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的要求。这要求使“大罗天”老板吓了一跳，好嘛你老，我这可是刚来，你老就上来了，这是日租界，你老那两只大“抵羊”别叫人家日本人搞毛线的看了烦，惹得起人家么？可这位老板也不便明白的拒绝——都是生意人嘛！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不想达成生意的高招：您老要做广告么？好嘛来吧，这钱可是少不了的，多少？漫天要价，一个字——听清了没？是一个字，一个月——记仔细了，是一个月，一千元——别马虎了，是一千元。这三个“一”你老可是别就地还钱！成！宋棐卿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快就交上了四千元。于是，新娱乐场“大罗天”的入口处便赫赫然矗立起四大金刚把门似的四大广告牌，甭说那牌子的大小，就那字，一个就六尺多高，中等个的人举起手来够不到顶！这大代价做广告，谁这么大的手笔，什么东西这么值得破费？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东亚公司的产品“抵羊”是嘛玩艺儿？——那四个大字不是写得明明白白：“抵羊毛线”。新建的又在日租界的“大罗天”，可说是往来无穷汉，出入尽富翁，用毛线么？在那儿见过，是叫“抵羊”，那么肯花钱，必是个好产品。更有一层深意：传扬出去，人们定会说：好家伙，这“抵羊”可真是名副其实呀，居然闯进日租界里去扬名儿，好胆识，好骨气！这样的实力，这样的气派，不买国货岂不在“羊”前丢人？买国货而不买“抵羊”，岂不是目不识货？这题外作用，又怎是那四千元衡量得的？也有人向宋棐卿建言：放大地宣传“抵羊”，却对“东亚”只字不题，未免失之偏颇。须知国人传统，历来是重店而附之以货，店的名声大了，买卖自然好做得多。宋棐卿却说：老一套是老一套，我正是要反这老一套。老一套是内局式的买进卖出，啥行好干啥；新一套却是产品定型，开放型经营，产品领路，质量、信誉当先，产品出去了自有人来找你，我但愿人人只识“抵羊”，不知“东亚”，只认货，不认人，这才足以保障发展！宋棐卿五十多年前的产品广告观不是与今天的十分相近了么？ 在报纸上登载。报纸在电视等现代手段未兴之际，是最好最可靠的宣传媒介。人们当时读新闻，找信息，最好途径也是报纸。因此，在报纸上登广告是影响甚大的。宋棐卿登广告也是不惜重金。且不仅一报一时的，像《大公报》这样举国闻名，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与《益世报》这样倾向面较明显的专报，宋棐卿都买下整版整版的版面，大作广告，并且不只一度。 在电台上播发。原来只是在早晚节目中穿插。后来，为了宣传有效，宋棐卿亲自出面与托人代办，重金礼聘京剧名角，或曲艺界知名演员为商业电台演出节目兼做广告，手段已与今天相似，已形成专业性广告，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二家。 利用其他文艺形式。向电影院付酬加演幻灯片。这在解放初是常事，可在当时却没有多少家；出资组织演唱会、文艺晚会作产品宣传；雇用军乐队，热热闹闹地先导，宋棐卿亲自带领队伍上街，扛的扛，抬的抬，拿的拿，各色标明厂名、品名的彩旗，各式各样醒神悦目的斑斓鲜艳的宣传牌上的“东亚”、“抵羊”与生动、放大的彩绘商标如游龙走凤，吸引了一大群又一大群的随观者。在行进中，宋棐卿不时地向随观者致意，有甘为呐喊助威或表态支持者，就相应地赠送毛线，让人们既看熟了“抵羊”的名号，也身受了“抵羊”的实物，宣传效果甚佳。 利用社会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当时的社会活动是比较多的，如教会活动，社会慈善事业活动，商会的活动，商界同仁的联谊活动，地方帮会活动等等，几乎是周周不断，宋棐卿也就次次不落，抓住活动契机，大做商品广告，亲自宣传。更通过关系争取到教育团体的邀请，去做兴办实业、提倡国货、宣传“抵羊”的演讲，在天津的一些重要的学校几乎无不涉足，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甲级商科学校、培德女校以及英国汇文与美国圣约翰教会学校等等；外地学校也适机必用。他的母校，故乡的齐鲁大学，北平的燕京大学自不待说，连设在烟台、青岛等地的教会学校，他也争取去演讲，去宣传。 对经理商家与代销点的广告优惠。宋棐卿规定在原留利的基础上，再做出千分之五的让利，做为经销者的宣传费用，并鼓励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经验收合格，由“东亚”追补费用，而让利费用照常；倘宣传不力，永久性广告牌不合格，则中止供货，不再委托其经理。当时“抵羊”走俏，又得政府保护，谁不愿意经销？而且设立广告牌不仅对销售有益，往往也在经济上有益。设在自家号前的自有东亚付款，设在繁华地点的更能赚东亚一点儿钱，何乐而不为？有此种种，“抵羊”毛线的广告牌在全国七百多家经销与代销的商号门前与许多城镇的繁华路口如雨后春笋般醒目地纷纷而立，名满全国，广为人知，甚至如今东北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谈起毛线，犹说“抵羊”！ 参加展览会，展销“抵羊”。凡是听到什么地方举办展览，宋棐卿都是极力设法参加，甚至做为具体规定：同仁中，凡有通报各地举办展览会消息者，奖励银洋二十元；凡有促成东亚参加展览会并为东亚谋得有力地位者，奖励银洋一百元；凡有为“抵羊”公开展览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方案并切实可行者，亦奖励银洋一百元，并另赠“抵羊”五磅。用此种种极力寻求、亟谋参与，“抵羊”的展览几乎经年不息，“东亚”已不仅在东亚，在东南亚也驰誉享名。而且，展览形式亦不断翻新。如利用图片、模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产程序，更将每一个加工环节：进料、梳毛、毛条、前纺、后纺、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现的粗劣样品与其成品对照比较，不仅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使参观者增长有关生产、鉴别、使用毛线的知识，鉴别中比较，比较中鉴别，“抵羊”在毛线市场的质优价廉，不言而喻。再如，展览期间，宋棐卿还动员一些社会名媛临场现身说法，边实际操作边做介绍，以传授使用“抵羊”的编织优点，兼传技术。这使许多参观者大感兴趣，一些人当时就现场购线，当场学织。 自办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宋棐卿主办了一个家政型杂志，依其基督教义，取名《方舟》。教徒们自然熟知也崇仰“亚诺方舟”，而当时天津的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有几个不是基督徒？而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装饰，不惜重金约稿，又都是众所关心的热门课题：家庭与家庭关系，妇女与妇女问题。基督教义自与封建礼教大有差别，在对待妇女与妇女问题上，前者要较后者进步得多，自也在客观上冲击与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宋棐卿也不时地动笔撰稿，也写过一些生动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击军阀摧毁破坏民族工商业的文章中，形象地把军阀比做洋人的恶奴，把中国比做金碗，恶奴们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争相抢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给各自的洋主人，再恶狗般争抢洒在地上的饭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国强国，就只有努力兴办实业，以弥复这个灿烂的金碗，再将生米煮成熟饭，装进金碗里，以奉献与供养国家与国人。 类似的既生动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时见于《方舟》，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更像欢迎教义中的“亚诺方舟”般欢迎杂志《方舟｝。欢迎、了解《方舟》，自然也就欢迎、了解与《方舟》关系密切的“抵羊”，更何况“抵羊”还不时地活脱脱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这样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宣传“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说也“抵羊”，家里、厂内，交际之间，无不“抵羊”，逢会必强调“抵羊”。在一次高级职员会上的一番话，正是他对“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说： “东亚这篇文章的大题目就是毛线，一切遣词用字都不能离开毛线。而毛线要靠毛线养。所以，我宁可放弃德昌的‘飞得禄’，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还用‘抵羊’收尾。别人交往应酬多是请客吃饭，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却是某某饭庄的厨子好坏。因此，我在交往应酬中尽量是赠送‘抵羊’牌毛线。有人说我这样是侵犯了股东分花红，其实，这正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宣传东亚，没有毛线，就没有东亚，自然也就没有了股东们的利益。这是需要东亚同仁平心静气多加解释的。” 连夫人也被他调动了起来，受了感染，几乎在任何场合，见到宋夫人都会发现她手上、袋里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编织着什么，其熟练程度更为令人惊佩；一天能织一磅多毛线量，而且细密、精巧，花样翻新，高速地编织出来，再快速地送了出去，这特殊的礼物自也宣传了“抵羊”。 由于长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灵活多样、无所不尽其方的宣传，“抵羊”在洋货倾注的高压下冲刺有力，走向全国，畅通无阻，在许多民族实业产品出路难中，独树一帜，奇迹般地突飞猛进。这固然有着许多经营上的关系，而格外地注重产品宣传这个现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与今天的甚为接近，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宋棐卿的经营意识是超前的，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现代化经营意识最浓烈者之一。 “东亚”厂内会使人想到沙漠中的绿洲 在陈旧的习俗包围中，他高举起《东亚铭》，向现代式文明进军，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小环境”，新鲜而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绿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经营中，也有着花花绿绿。然而，尽管只从形式上看，也脱离不开传统的张灯结彩，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败絮在其中，环境氛围除热闹些外，很难寻求些进取的迹象，更不消说制度管理，目标规范，精神建设了。甚至有的企业，竟以为多余，只单纯将眼光盯在赢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标与精神的管理与建设方面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资金的。 一个企业的内部形象，往往反映着它的精神面貌、经营情趣，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兴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视他的企业的内、外形象的，一进东亚，便觉得爽然一新，虽每日里都有数量很大的原毛与毛线的频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见其脏亵，也不见其零乱，办公楼、厂房都给人一种洁雅脱俗的感觉。进入公司内部，第一观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设中“标语上墙”、“目标管理”等具体手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几行宋体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大饭堂里迎面显眼的大墙上则是用黑油漆刷写的巨幅横额，明晶晶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 且每字之下，俱以英文对照。 左方，及人稍高地立着一块特殊的标语牌，这牌不是单面，而是数面叠合，面面都是浅米色胶合板，精裱细装，形同书页，可供翻阅，一体的爽目黑字，扉页上赫然标示：“东亚公司主义”，逐页翻去，便是这“主义”的总括内容：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 右方，对村而立的也是一组标语，标明着：“东亚公司厂歌”，看下去，那歌词中有： 工友齐努力，实业救国，实业救国，中华得振奋。 爱护东亚，精诚团结。 打起无畏精神，努力织纺生产。 尚有一分更为重要的要人人必有、家家必备的公司要求标准《东亚铭》，亦即东亚公司东亚同仁的座右铭。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每个职员的座位旁，在每一个正式职工的家里的正面墙壁上，都悬挂起这印制精美、裱装于精制的镜框中的《东亚铭》，铭文共分九部分：主义，公司主义，做事，为人，人格，尽责，功绩，过失，耶稣圣训。每段铭文均采用格言与韵语式，简明通俗，读来上口。易于记忆，也较为切实可行。 这些不是摆设，当时也无须做出样子来供什么检查部门检查。横幅、标语、《东亚铭》自然并不必检前一陈，检后一边扔，正相反，总是维护其清新。检查也是有的，只是不是什么上司，而是他们自己。 为了保障这些精神建设不致流于形式，也为了更扩大精神建设的范围，并使其不断深化，扩展，宋棐卿着意留心选择专门人才，特聘了曾在国外留学专攻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清儒就任人事部主任，主持对职工文明教育与精神训练。宋fei卿是因事聘人，恰好何博士归来，当即重礼聘用，后来成了他的妹夫；绝非因人设事，先成为妹夫，后聘为人事部主任。是宋棐卿重视精神建设，才专设机构，重聘专家的，可见他用心良苦。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实属难能可贵，具有独创性，现代性意义，贡献非小。 在宋棐卿授意下，何清儒用心编写了《东亚精神训练讲义》，出自博士手笔，又加以用心，自是甚有价值。《讲义》还分为甲、乙两种本，印刷成册，分发下去，甲种本供向职员们宣讲，乙种本则面向广大工人群众。 而且，宋棐卿做为制度，规定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为宣讲时间。届时，各车间管理人员须及时召集本车间员工认真听讲，做为考核手段。职员们每周还必须参加一次公司举办并出资的全体职员聚餐会，有时还邀请部分工人，一般都是由宋fei卿亲自主持。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端肃。会上，除总结式地对各部门主管至每个职员提出表扬或批评外，必由宋棐卿对“东亚精神”进行一次宣讲。对此，宋fei卿犹感不足，不久后，索性将全厂工人编组，分批脱产专门学习，每批两周，并举办了专门的培训班，叫做“东亚精神培训班”。办班期间，除工资照发外，参加学习的工人还可以一日三餐免费享用公司提供的丰盛的伙食，还可有组织地外出参观，一般都是教堂、学校、孤儿院，也参观监狱与其他工厂，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促进实业救国的意念，增进文明进取的心态。一批一批地轮流，而宋棐卿却一直坚持在讲坛，他是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是掌握着“东亚”与“德昌”的大经理，已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显赫人物，是高级人士，可他没有甘于高高在上，坚持为培训班工人学员讲课，力争与工人之间的沟通与淡化隔阂与差别，对拿工薪不付学费又享受优厚待遇的工人学员来说，他是在尽社会义务，是以知识为工人服务。直到如今，“东亚”尚存的老工人谈起来犹如在眼前，备感亲切，与同辈外厂人相较而自矜，自慰。 别看宋棐卿仪表端庄，平素里不苟言笑，可他一在台上讲起来，就似变了一个人，一改常态地谈笑风生，声音洪亮，用语有力，表情丰富，妙语连珠，人也平易，话也平易，极易感染听课的工人。他一再强调要以基督教义为本，发扬敬业精神，宣传“劳资互惠”，“劳方就是资方”。 有尚存亲聆其语者回忆说：宋经理，特别会讲故事。并举宋棐卿在向员工赠股会上讲的一个故事为例。 宋棐卿一直积极提倡并认真推行他的“让员工都成为股东”的设想，除吸收员工股份（哪怕几元）外，还在年终岁尾时按“花红”分得量（实际上是利润奖励）不同数量地向员工们赠送记名股票，经年后可凭票获息，亦可转让。在一次这样的会上，他讲了下面的故事：从前，一家三股分家时，婆婆赠给每个儿媳一颗麦种，大媳妇不屑地一丢；二媳妇不以为意地一嚼；唯有三媳妇却经心地种在了地里。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收获了一大批麦，两位长房却仍两手空空…… 宋棐卿还将工业革命时的英国的一个理发匠由于苦心钻研发明织布机而变成巨富，美国的一个穷工匠发愤图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一类事，编成故事，讲给工人听，印给工人看。 《东亚精神训练讲义》中，尚有一章叫“实业困难”，讲的是当时的国家经济现状，内弱外欺，洋货倾销，有钱人只顾享乐，放高利贷而不肯投资实业以多养闲人，多产国货，图存图强，以致国人不识国货，令人痛心。为此，每个从事实业的人都应争一口气，忍辱负重，努力做事。 他如同格外重视工厂的外观与内视的形象一样，强调员工的仪表形象，他要使他的厂容厂貌，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物至人整齐划一地现代化、文明化，容不得一点儿的低俗。这在当时是难有其匹的，即如现代，也是可行的。 “东亚”公司对工人的仪表要求是严格的，从着装到精神面貌都有具体规定。比如，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蓬头垢面者，均不得入厂。宋棐卿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营“东亚”公司多年，身在公司里时，总是穿着那套整洁的旧西装，不系鲜艳的领带，东亚的女工也从不许打扮得珠光宝气，妖艳骇俗。基本上都是淡雅的一袭旗袍。公司发放的工装，从厂长到工人一律布质制服，统一着装。因而，一到大型集会或活动，一拉上街那整洁划一的着装，那惯以军营约束的整然有序的队列与步伐，那意气扬扬的精神面貌，那行进有致飘飘洒洒的各种彩旗，不禁令观者耳目一新，嘛？这是便衣军吗？咋这哏儿呀！——“东亚”的嘛，看人家，厂是厂，人是人，货是货，那才真叫哏儿呢！人称羡，厂传名，声誉自更隆，宋棐卿也常常为此而自豪。 宋棐卿还通过办内部刊物《东亚声》与其他种种方式坚持对职工的培训与教育，有时不惜占用生产时间，可谓不惜工本，用尽苦心。“东亚”人在历史的风浪中，极力以公司利益为重，对宋棐卿一向乐从，与这种举措，关系重大。 劳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处理得妥善与否，是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兴衰的。 宋棐卿是怎样处理的呢？他强调“劳资合作”，“劳方即资方”，并设法使他的员工们认识到兴办实业的社会作用，他更关心着员工们的教育事业，也关心着福利事业，关心着他们的生活的发展。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 关心并且大力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与健康水平，是宋棐卿又一突出之点，可谓贡献非凡。 人事部企业教育之外，宋棐卿还在“东亚”公司内又支持组织了一个“东亚青年会”，下设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与群育部。多半由公司具资，大办群体活动。 德育部下，又设有几个小团体，如“读书会”、“道德研究会”等，主要活动内容是研究、宣传、推广公司的“东亚精神”与基督教义。旨在强化员工队伍的道德意识。 智育部，顾名思义，旨在努力于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与认识水平，以期使整个队伍的文化素质提高到一定的水准。他们热心地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与现有队伍的文化水平，有效地深入浅出地编写了一些工人课本与教材，组织起职工夜校，开办了四个民众教育班，依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甲级班设有国文、数学与普通英语，修完全部课程，学员的文化水平可达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乙级班开设的是国文、算数、常识、初级英语，通过补习可使学员达到高小毕业水平；丙级班与丁级班其实都接近于扫盲班，开设的也只有国文、算术、常识，通过补习冀使学员文化达到初小（四年）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丁级班是女工，国文也只开《千字文》。教师来源有二，一是以厂内员工能者为师，一是从社会上聘请知名教师代理任教。 从前面提到的“东亚精神培训班”加上“生产管理学习班”（也是轮流脱产与集中培训的学习班，由宋棐卿主持，宋宇涵讲课，旨在提高人员的管理素质），加上“民众教育班”，形成配套系列。职工的修养与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明显的提高。当时也有些个人企业家办班的，但都基本上侧重于技术，像宋棐卿这样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进行教育实未听过尚有第二人。 文化课也与精神教育一样，宋棐卿更有时拉上他的弟弟宋宇涵，亲自登台授课。他的英语，特别是口语水平相当高。在教授英语时，他往往高了兴，就说些英国俗语，与使用英语说些中国歌谣，有时候也叫起青工与他用英语对话，自是应对不及，引起哄笑，他也分外愉快。 夜校之外，公司还设了图书馆、阅报室。藏书上万册，报纸十几种，书购精华，报选正大。 体育部、群育部则分别负责厂里的文体活动。将全厂员工依其不同爱好编组为三十六个运动队：足、篮、拍、网各种球类之外，尚有体操、武术以及各种田径运动，由公司具资购置了足够的运动服装、器械与各种球类，几乎是不成文法则：每天至少训练四十五分钟。公司还特地具资租养鱼池并雇人养鱼，供员工于休闲时垂钓寄趣。 文娱活动方面，由京剧业余爱好始，渐次发展成了有颇具名气的“劳晶话剧团”为主的多种文艺形式的业余队伍，全公司百分之八十的员工介入了活动之中。亦由公司具资购制服装、乐器、道具，提供良好的场所，演出时公司还组织送慰问品，员工们情绪很高。 有力的、经常而有效的文体活动，收效甚著，各项活动在天津都甚负盛名，很具实力。如厂篮球队全盛时，队员多达八十余人，多次与其他厂或专业队竞赛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名气很大，其他的几个队，如体操、排球等，抗战爆发前一直是天津极活跃的民间体育劲旅之一。文艺活动甚为经常与火爆，话剧团曾成功地演出数场好戏，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宋棐卿曾向员工们强调说： “在东亚做工，我就要让工友们得到这样两个好处：一个是要让大家成为股东：一个就是大家学到真本领，就是某个人离开了东亚，也能利用在东亚学到的本事在社会上自立。在公司做工，大家会记得公司的好处。我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棐卿，但要求大家爱公司。爱公司不仅是热爱你们的今天，也是热爱你们自己的未来。” 社会上对“东亚”公司也是高看一眼，一致给以好评，特别是认定“东亚”公司的从职员到工人，总体的文化与道德素质层次高，训练有素，技术、劳纪都属上乘。因此，“东亚”始终是同行企业挖人才、挖职工的最佳目标。有人说： “东亚的职员到哪儿都能独当一面，东亚的工人到哪儿都能升上一格！” 因此，哪怕是只在“东亚”工作过几个月的“日工”（即临时工），再寻纺织活路也较条件相等者为易。 将钱花在文体事业上，而且是花了大钱。从表面效益看，是只图了个热闹；倘从长远的实际效益看，却不是那些花掉的钱所能衡量万一的。员工们身体、情绪多数是企业的最有效的保障，而心理效应，所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进的动力与持久的活力，却是全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 上述各项只是一个方面，即积极进取方面，另在预防保护上，“东亚”公司也是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现代管理意义的。这重点反映在“东亚”公司所制定的各项福利制度上。 正如前面所说，他“不要求大家感谢我宋棐卿”。所以，他从不将“东亚”的福利权柄握在他个人的手中，控制发放，以求得个人笼络手段，而是明确地以制度管理，制订出规章制度，公诸于众，依制执行。 具体的福利制度有： 正式职工实行夜班补贴，并提供免费夜餐一顿。 病伤补贴：每月内不超过三天者，工资照发，超过三天者，酌情处理。 伤亡抚恤：发给固定的金额，并可推荐一人入厂做工。 疾病疗养：发给一定数额补贴，工龄三年以上者，因病休工一个月，工资照发，超过一个月扣工资，三个月内发放疾病疗养金。 婚丧补贴：给以一定数额补贴，并有相应的休假规定。 另外，还设有生活困难补贴、工衣补贴、子弟奖学金等等。 探亲待遇：家居外地者，每年有固定日期的探亲假，照发工资，公司并承担路费。还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宿舍，每日提供三餐集体伙食，只收取较少的一部分费用，超支补贴，不限量，每星期改善两次，有肉（这在当时实为难得）。正式职工还每日免费供应两餐。 医疗待遇：公司自设厂医，对员工的一般伤病，免费医疗，还可到宋棐卿赞助开办的一所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因该院对“东亚”公司的治疗有数量限制，员工就诊，需经公司介绍），宋棐卿还特邀他参与捐助兴建的我国第一家结核病防治病院每三个月为“东亚”公司员工作一次结核普查，发现结核病者，“东亚”公司负担三个月的治疗费用；还与人合资共建了一所疗养院，位于北平西山一棵松（当时尚是郊区），职工经医生鉴定可免费三个月往该院住院疗养；通过宋棐卿个人友好关系与资金支援关系，女职员可免费到水阁医院（前身是有名的妇产科专科“洋女医院”）定期体检，发现妇科病亦可免费治疗。 休假待遇：“东亚”公司的职员每年可休假一个月，工资照发，休假期间，可以到北平的西山或香山休养，并定期到协和医院体检，费用亦由公司承担。 春假待遇：每年春，由公司出资，组织全体员工到北平春游，宋棐卿亲自带队，游览，参观。赏名胜，循古迹，登长城，上西山，开展形式新颖的各式各样的竞技游艺，共进野餐，尽兴而归。 退休待遇：养老补贴按工龄计：工龄在五年以下者，以每年一个月工资计发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两个月工资计发放；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者，以一年三个月工资计发放；二十年以上者，以一年四个月工资计发放。 家访制度：由人事部审定专人，称家庭专员，均为女职员，慎审定，严要求：不准烫发，不准涂脂抹粉，也不准穿绸着缎，常年的短发，蓝衫，布裤，布鞋，极其简朴。依每月公司下达的固定指标，深入员工家庭，详细体察情况，发现有特殊困难者，由女专访员直接代向公司为其申请困难补贴，还负责排难解纷，调节员工的家庭矛盾，维护和睦。设有专门的夜间接待室，对于那些在家庭中不易或不便调解的纠纷，就将其请到厂里，转请熟人感情亲近者协助调解，由公司出资款待。 婚丧料理：“东亚”公司将员工的婚丧大事的料理，纳入人事部的正式工作议程，遇有发生，当即有人事部派人出面协助料理，并以公司名义致送礼金，以示关怀。员工双亲中逝世者，可享受“一七”带薪丧假，并补贴给相当于员工本人三个月的工资，以示公司尊重人伦之情。对一些事父母至孝者，宋棐卿必身着素服，登门吊唁，哀戚如亲，行礼如仪，并个人赠金，以示哀痛与敬重…… 这一切一切，多么类似现代经营，有些地方尤为可敬，须知，那可是二三十年代呀！是旧中国，万恶的旧社会呀！是私人企业，是现代化意识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尚未被接受的六十余年前！宋棐卿的一系列所为，尚不被一些同行理解与接受，甚至有些人会认为他“胡来”、“发了疯”，可这却是事实，如今来说则是史实，绝不是“天方夜谭”，也并非依现代模式的编造。且不说他是何等地出类拔萃，独树新帜，也不说他是何等地胸怀不凡，识见卓绝，起码应该承认他是一位现代经营意识浓烈的实业家，至少不能再定他为“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 与“东亚”相终始 他一生根本愿望的所在，就是发展实业，以实业救国，实业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更是他生存的凭借。“东亚”是他的躯壳，“抵羊”是他的灵魂。有了“东亚”、“抵羊”，就有了他的一切；发展“东亚”、“抵羊”，就是他存在的一切；没了“东亚”、“抵羊”，也就没了他的一切。他向他的多年的患难与共的心腹部下曾痛陈肺腑：“我提倡‘劳资一家’，只求企业的发展，何曾要给自己争什么？我想我赚钱用于扩大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我个人，我的私蓄到死也花不完。”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不顾父亲的叮嘱；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犯难涉险，赔了几万元而大伤父心，大失父怙；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不惜背弃了父亲的意志，毅然奋行而不返顾。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心急只嫌路行慢，倾全部家底，拼力拉股创下了根基，厂名“东亚”，产品“抵羊”，已足证了他发展实业的锐志与雄心。从兴办起他就丝毫不留任何退路，不畏艰难险阻奋而直前。 “东亚”开工定在旧历的二月，早春的北方，寒意料峭，为了确保开工，为了赶在春季羊毛下剪的前头摸清情况，争取主动，他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这位留洋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毅然亲自出马，请了个羊毛商做向导，顶风迎尘，跋山涉水，奔走、操劳，远涉张家口、大同、包头，累极了，就临时找了个毛驴车代步，坎坷颠簸，餐风咽尘，却不顾少息，就奔走于养羊户间，认真考察。到了夜里，就随便觅店下榻，往往是住在那种走家串户的小羊毛捐客才住的粗疏陋店里，第二天又早早爬起，继续全神贯注地赶他的考察路，往往在风沙与冷热变幻里步行几十里，完全似一个久惯劳苦的经纪人，有时因被环境弄得蓬头垢面，更似一个乡农中的小贩。他考察时分外用心，从剪毛、收购、拣样、过案、估定净毛率直到打包、监秤、装运的全过程，他无不全神贯注，也掌握得好快，半个多月间，他就稔熟了一切。甚至很快就能凭肉眼识别出搀假的羊毛。待回到天津，他在业务上实是满载而归，可也“满载”了一大堆虱子，人却轻装了：又黑又瘦，与初行时，简直判若两人！可他略一休整，又一头扎进了刚开工的厂里，一连多日吃住在厂，外出联络，也竟似大禹般九过其门而不入！说不清是工程师张汉文与副理留美专攻纺织的他的弟弟宋宇涵陪同了他，还是他陪同了这两位，一直在生产车间，他亲用秒表掐着时间，张工程师与弟弟副理供他咨询，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考察，一个分秒一个分秒地计算，精确地掌握了生产的全过程。在这段日子里，除去了必须的总经理的应酬之外，他一概不问他事，只一心扑在生产上，吃不择食，不应时，睡不及席，不宁息。醒着就扎在车间，紧张地忙在车间，太累了顾不得择座，就坐在羊毛堆上，别人可以嗅出他一身腥膻，他则是“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了”。有记录尚存的人回忆当时情景的一段话： “他那一阵，几乎看不出是一个总经理。他是非常讲究仪表的，但那时却是衣衫不整，满身羊膻。他那时经常发脾气，眼神发直，样子吓人。有一回，还晕倒在地，被人抬走也不知道，睡了不到三个钟头，刚醒，就又找人谈话。” “非常讲究仪表”的人，是决不轻易地不讲究，甘愿“衣衫不整，满身腥膻的”，累得“晕倒在地”，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这是怎样的苦干法，不待细说。他是总经理，是公子哥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德昌”是他个人的，“东亚”却是大伙儿的，为“德昌”他没费过这么一小半心力，那又是为什么——理想！发展实业，救国图强的理想。理想的高度升华，必是灿烂而高贵的鲜花！ 更有深层的动机在鼓舞着他，东亚开工于九一八后不久，东北沦陷，大批难民也涌向了天津，宋棐卿心里难受，尽管他为了办“东亚”，资金紧张得卖掉了许多东西，甚至他太太的一些首饰，已是毫无积蓄了，可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毅然捐献，在“山东同乡会”等团体发动的募捐活动中，他几次出钱出物，有人记得清的一次，是棉衣五十件，现洋五十元，向“联青社”捐赠的一次是玉米面两千斤，大米一千斤，现洋一百元。在此刻的经济拮据情形下，一再拿出这些衣物钱粮，他实在是要勒勒裤带的。因此，他才更要办好“东亚”，早日办好“东亚”。在研究筹备建厂事宜的会上，他曾一再激动地表示：集资办厂，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何况如今又国难当头？请拿出你可拿出的每一文钱，不要再存在外国银行里却心安理得地为个人与外国生息，还是来仗大义兴办实业为国家与民族争利吧L要力争“东亚”尽快开工，早开工一天，就等于为国家收复一寸土效出一分力。 他用他的真挚的语言，积极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捧出了他那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东亚”、“抵羊”，实业的具体实体倾注着这样一分滚滚的热血，溶人了他的心魄，能不比他的肉体躯壳更为重要么？ 第一批毛线，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无非是试生产的产品，可是“东亚”不富裕，要销出去才有下一步运营的资金，心里装满了“东亚”的宋棐卿，此刻也满满装着东北难民，于是，他不需怎么思索，就打好了一个主意：去找那些富家子弟！说实在话，相当一部分富家子弟，在宋棐卿面前实在是不够档次的，不仅站在一起相形见绌，甚至都很少有共同语言。宋棐卿对这其中的某些人也是鄙薄的。然而，此刻他却要向这些包括他所鄙薄的富家子弟屈节相待了。他亲自带人带线，跑到天津的“阳城”、“下蔡”，跑到围观难民的公子哥儿们面前，向他们折价兜售“东亚”的新产品，并指着难民们说：“献一分力吧，他们至今还捂着破棉衣！”他折价卖线给富家儿，再动员富家儿当场将折价买到的线捐给东北难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这样做太丢贬他的身分，他却说： “身分比起‘东亚’和难民来，又算做什么呢？我虽屈人一头，却一屈三得：既处理了积压，为‘东亚’获取了资金；又让那些人减少了一点造孽；还为难民们出了一点儿力，丢贬些身分面子还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东亚”的一时之利重要，可他却为了“东亚”，毅然许出了“德昌”。由于广泛招股，后来又一再增股与赠股，宋棐卿在“东亚”的股分越来越相对的缩小。可“德昌”，却是他宋氏的独家产业。平日里，他很少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东亚”，为了方便，“东亚”一开工，宋fei卿就将原在法租界六号路的德昌迁到了意租界五马路与“东亚”一道挂起了牌子，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却是为了便于资金周转！ 一切企业，尽管考虑得再周到，准备得再充分，一正式启动，必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发生，“东亚”自不例外。尽管副理宋宇涵留美专攻了纺织，重礼聘来的张汉文又是留法专攻纺织的且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技术力量可谓雄厚，然而百长难免一短，百密犹有一疏，他两个人对国内羊毛的精梳精纺的技术要求尚不纯熟，虽只一环，却是关键，使“抵羊”黯然失色；线条不匀，颜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韧性，从外观到手感都不如洋线，而成本却相对地为高，因而启动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危机高压而至。 宋棐卿既冷静地毫不动摇，又积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提出缓拿薪金。 为了交际，他献出了家中细软，却不走公司帐，不要公司还。 为了解决精梳精纺这一关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亲赴山东，为了重金求贤，他罄尽个人所有，甚至卖掉了夫人最心爱的一些首饰，聘请了王启承——齐鲁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王启承在他赤诚的实业救国精神感召与恳求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毅然辞职赴津，做了“东亚”公司的化学实验部主任。经过了认真地一番考察化验，使主要症结，迎刃而解。 在重压下，他为了稳定军心，决然地在公司上层会议上明确表示： “假如东亚真干不下去了，请诸位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到时候，我将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诸君均分！” “德昌”是他的，“东亚”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进出口代理商，不是实业；而“东亚”却是实业。仅此而已，他就要弃“德昌”而顾全“东亚”！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企业严寒很快地成了过去，“东亚”的春天欣欣而来，繁花似锦般地日新月异，做为实业，已不只立足而且鹊起于津门、但宋棐卿并无丝毫满足，他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金，于是他调动了两大优势：“东亚”已夺得的市场优势，已获得的市场信誉；人头熟、交际广、善于公关之道的赵子贞，不但使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而且使沪上的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尚有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由于招股与赠股的积累，“东亚”的相当多数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名单长长，贴了“东亚”的整整一面厂墙！其中占了原“东亚”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提供一份“东亚”资本家的名单，以供“清算”与“批斗”！ 为了“东亚”、“抵羊”，受操劳他固然某之若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来顺。 日寇占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措手不及，不得内迁，可宋棐卿完全有机会也完全有条件出走，往内地图谋新举。然而他又对“东亚”、“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汉奸，又不肯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弃实业，这就必然穷于应付，常常是困扰不断，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紧牙关，忍受屈辱，硬是母鸡护雏般护住“东亚”，决心与“东亚”共存亡！ 抗战胜利后，他抱着巨大的希望，怀着无限的喜悦，欲放开手脚大有作为，可是，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一度又一度地盘剥，不仅使他壮志难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五０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话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说法后，才黯然出走，流落并客死他乡。 宋棐卿历史真面目尚待彻底还清。 他的经营意识，实业救国精神，很值得时人认真一想。 （肖舫）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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