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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星海，江苏无锡人，生于本世纪初，一九四八年迁往香港并定居。他所经营的上海“保丰”、无锡“庆丰”两纺织厂，抗战胜利后的头两年，已名满江南，资产已有几十亿法币，当时无明确核算，当为十二万美元。 以新取胜 获得祖传根基 唐氏是无锡大姓，可谓名门望族，“门”，得清末无锡东北隅之首，又“进士及第”，且为一门双进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时；“族”，不仅人丁兴旺，如今已不下数百口，分居国内外，而多有声名显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无锡严家桥并开办布庄起步发达的景溪公唐懋勋为无锡唐家的第一代，则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辈“千”字辈，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内外：国外的三十六“千”无不居于要津：多为企业家、金融家，余为专家、教授；国内的二十八“千”，亦多为著名的工程师或专家学者。六十四“千”中，如今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并正在做着积极贡献的唐翔千尤为显要。唐翔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后留学美国，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并取得了伊利诺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现为香港知名的实业家与纺织专家。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与中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半岛针织有限公事董事长。一九七四年以后，又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向祖国大陆投资，已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就已近二十家。现已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无锡唐氏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些“色彩”一代较一代辉煌、斑斓，尽管不断地遇到艰难、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发达、强盛，是完全符合进化论的。在旧中国时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谓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张与不惜智力投资的巨大花费，得以造就了“千”字辈中的许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启作用，也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父亲并不是唐的“长支”，他本人也不是他这一辈的“嫡长”，但却承继了唐门之业，并予以发扬光大，将在国内的祖业推向顶峰，靠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撷众长的特点。为了明确说明此点，对上几代的有关情况，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荡到无锡扎下根 明朝自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便濒遭倭寇侵扰，初以浙、闽最凶，后波及江苏、山东，虽有许多抗倭名将与义士、盐民奋力抵抗，其势稍减，怎奈明自万历以来便愈加腐朽，再经天启间魏忠贤专权，明争暗斗，怨声载道，崇祯中又“天下大乱”，倭势复炽，唐氏的祖先原本该是古淮扬府人氏，当游居常州武进时，适逢倭患正凶，只好举家随众逃难，仓惶间，唯沿大运河南下，待至无锡倭患已息，又听人说“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今已无锡自然宁静。惠山、锡山、大运河造就了无锡无限风光，赋予无锡高雅神韵，便决心在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并选定了双河庄。幸无倭患，又经几代的渗淡经营，渐渐有了家底儿，便在住家东南方不远处的北塘办起了只有三间门面的布庄，为求吉利，取名“恒升”，这就是唐家的经商之始，也是后来大型纺织业的些微基础，也是自景溪唐公兴办的基业之根。时间大约在清咸丰末、同治初，即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热情真诚待客，敬顾客如上宾是他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得以发达的根本原因，并以一凤泗大贾的！临别赠言，改了字号。那大贾鼓励他要时常如此待客，一再强调“时常”，他就索性将“恒升”布庄改为“唐时常布庄”，也果“时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兴旺发达，到了1860年前，传来了“长毛要攻打无锡”的消息，为避兵灾，唐家又迁至无锡东北的严家桥，距城近六十里，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虽说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一个小汉上，小桥流水人家，长烟垂柳物华，可在当时既僻处一隅，又无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个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为显。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经营，他和儿子虽不及他六弟与侄，可他的孙子君远，重孙翔千（即前文所说的唐翔千）却将其祖业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谓轰轰烈烈，大光门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扬了祖业。景溪唐公创的家业虽大：置地六千余亩，旧业布庄“春源”之外，又开办了“德仁兴”茧行、“同兴”木行，建了唐氏仓厅，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后，就各自中平了。 花开八朵单表一枝 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为：浩镇，字郛郑；滋镇，字保谦；济镇，字若川；（四子阙名，早夭）；漾镇，字申伯；泳镇，字纪云。孙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个个喜欢，景溪公独独更宠爱六房的次子保谦，临终日还特地将其叫至榻前，参与诀别，也正是为此，使他的这个爱孙弃仕经商的。 滋镇保谦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读书时，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实行科举，虽说“洋务运动”此时已然兴起并已渐抬头，然而：“商非正途”、“正途唯科举”的旧观念仍是大占上风。梓良公家道殷实，决意“投资”于儿子的做官上，遂将长、次、三各差两岁的三个儿子几乎是同时送进了家塾。三个儿子读得都不错，特别是长子。后来发现三子反而较次子更好，当父亲的未免有些着急，因为这个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钟爱，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称其为大富大贵，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么行？可打骂又非唐家家训的手段，梓良公就反复诱导，自免不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苦读圣贤书，善理天下事”之类。可是这个二公子却总是不及乃兄乃弟！算术、算盘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数的。因此，哥哥郛郑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转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缓期应考，直到哥哥、弟弟于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两科，乡试中金榜题名，中了举。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得到“进士”名分“正途”为官的资格，而且已可直接经“选举”或自捐为官，甚至直接为知县。因此都被称为“老爷”，自然甚得人恭维，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讥称之为“夹板老爷”（夹在两兄弟之间）！如今还是个“白丁”，处境十分尴尬，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而目下时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所谓挡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他对祖父也敬重如神，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故而更加重视，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遗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孙为官，“学习一业”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学习一业”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不是不从祖父的第一遗训，而是如今“读书中举”已大不如前，中举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做官，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学习一业。倘要做官，经商后一样可捐，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何必必走“中举”一途？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舆论视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商人可以捐官了。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训的“理论根据”与眼下的“事实根据”，说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学习一业”的，也果甚为争气——说句闲话，人的素质不同，又所谓人各有志，别人，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说因材施教，“兴趣教学”是很重要的——他本来喜欢数学，喜欢易物生财，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真是如鱼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砺成器的苦心，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而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并一再嘱托那老板“严加管束，多多教诲”。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须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满了师，而且学得精，帐目记得清晰精当，算盘打得行云流水，谁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将他的产业支柱“春源”布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学徒”，他也确实时时以“学徒”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东家”与职、雇员间的界限，而且不顾奔波劳苦，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大江南北，运河东西，深入各种产棉区考察，认真选购，不断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如顾什舟、张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开阔眼界，觉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闯世界”，梓良公也只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荡成性”的遗训的，力求自立。 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一是从报上看到，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纺织业因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关，且“衣居于首义”，而当时国内的纺纱厂，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他就决定办个纱厂。可他只有两千大洋！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小，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银洋的基金。他经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蔡名文鑫，字缄三，曾与他同赴过乡试，也同落在孙山后，秋闱期间相处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颇精明，家道也较殷实，他就登门造访，详陈办店方略，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当即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０二年，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为“永源生”的米行，经营粮食，并承办起了皇粮。由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时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誉，斗满升平，（秤）抬头走路，开张不久，就后来居上，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生意最为兴隆，很快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又办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个很吉详的名字：“九丰”，于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谦的长兄郛郑先生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久别后手足相逢，家人团聚，自是分外亲热。然而，对唐保谦来说，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一是日本经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二是郛郑先生算了一笔帐，莫说历次对外赔款，仅庚子赔款一项，就可以兴办七万五千六百多个“九丰”面粉厂。当时中国人尚止四亿左右，就是说莫说青壮年，连每万个老弱妇孺都得拿出近两个“九丰”面粉厂的代价！还有那么多的赔款呢，哪止一个“庚子”！这不但使唐保谦与子侄们一样愤愤不已，也更令他明确与坚定了好好经营，以实业救国的决心。于是，他就专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几度引诱下，仍洁身自好，一意于经营，终于给他学会了不少经营之道，并悟出了不少经营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名为“申庄”的驻在机构，选人做为“九丰”的代表，为“九丰”搜集情况，宣传推销“九丰”的面粉。回无锡后，深得蔡缄三的赞同（此时他们已成了儿女亲家），并以此类推，在无锡又设了几个庄点，并设立了九丰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与搜集、研究市场情况，并动员职工们吃本厂面粉，以便收集对面粉质量的意见，及时有效地对质量做相应的改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买卖越做越活，越兴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不但民族企业得以发展，各交战国面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丰”由于及时获得了这一信息，动手早，抓紧于价格猛涨时大量销售，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自然使“九丰”得以迅速的发展，新建与扩大了埠栈。在广泛听取职员的建设性意见后，利用了大量麸皮零售，并吸收游资办了钱庄。唐保谦于“九丰”兴旺中也相机办了些自己独资的买卖，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着手实施他的宿愿：办纱厂。 办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资金，办纱厂则需要上百万元。此时虽说唐保谦已有了大规模的资金积累，远非当年的两千大洋可比，可终究还远远地拿不出这个大数目，于是他就与亲家蔡缄三仔细商讨，进行集股办厂，可这得要请个有财力、有威望、有见识、有度量的人出面操办才行，于是他们商讨来商讨去，选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较唐门更为显赫，官高爵显，根深蒂固而又财大气粗，不仅在当地，就是在整个江南也是声名显赫的。薛南滨的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钦命”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衔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归国述职途中，病死于上海。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举，不久入李鸿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扰”辞官，不久，即办起了茧厂，而且越办越大，所经营的“金双鹿”牌生丝享誉国内外，并获一九二一年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与蔡缄三很有交情。 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特请阿炳的师傅华道士鸣弦助兴，恭约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赏景，听胡琴。地雅、乐雅、人雅，雅兴盎然间，议妥了办厂大计，于是由薛南溟出头，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谦六弟唐纪云、长子唐肇农都各入了一股。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东会上，认真地研究了厂名，最后接受了唐保谦的提议，定为“庆丰”，并议决了几件有关大事，接着便买地，建厂，进设备，招收工人，紧张地忙了半年，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兴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试车开工。购有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一百五十台，斜纹织布机一百台及相应的成套设备，及英国GEIOOKW发电机一座。雇佣一千余名工人。现已无法察知是什么原因，当年八月二十日（旧所）开工典礼正喜气洋洋进行中，车间里一位师傅喜冲冲乐孜孜地用铅桶装着献上两条活蹦乱跳尺许长的鲤鱼。说是开工后于加水时在水中发现的。自是喜庆非常，唐保谦更是端肃地整衣正冠，恭谨地向双鲤拜了三拜，并建议将庆丰的产品正牌定为“双鱼吉庆”，副牌名定为“牧童”，自此，这一商标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开工之日或大吉大庆之时，也必供上双鲤，认真地顶礼膜拜，其广告作用也果分外灵效。再加以唐保谦弹心竭力地大抓质量，极讲信誉，“双鲤”大跳龙门，销路大开，门庭若市，致有一些纱号、布庄竟至或自动提价，或预先付款，一求索购。 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来，先是比唐保谦还小了两岁的亲家蔡缄三退居下来，不久，唐保谦见大局已定，也放心地将厂子交由六弟纪云与长子肇农管理，他想喘一口气了。可他这口气尚未喘匀，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长子肇农不幸于刚回厂接任没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沉重的打击，几乎使他难以自持，愈加心灰意冷，可工厂总不能放下，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晔如来位助六弟纪云管理厂子了。 景溪公决没料到他传下的布庄会在六房里发扬光大，植根无锡，打入上海变成规模不知扩大几许倍的大纱厂；梓良公也根本没预料到是他这个仕途最没出息曾被称为“夹板少爷”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门楣。倘景溪公地下有知，定然欣慰地自矜：没白钟爱这个孙子，那遗训中的“学习一业”真是点石成金啊——更万万没有料到，更予以发扬光大的，又是六房二枝下一辈中的“老二”！ 在唐星海眼里，那甚负盛名的“庆丰”不过是辆老牛破车 唐保谦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长子肇农（名阙，当时俱以字行），次子炳源，字星海，三子晔华（名亦阙佚）。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辈，晔如与肇农的名中首字都应是火旁，尾字是“源”。三子之中，他最喜欢也最器重的是长子肇农。这个肇农，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又善交际，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即在无锡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被选为省议会的议员；幼子晔华虽说年幼，却也聪明，读书肯于上进，再加以人多半偏爱幼子，愈老愈是舔犊情深，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唯独次子星海，老人家从其小便有些不放心。人是很聪明也很出色的，相貌更为出众，在南人普遍偏矮中，唯他得天独厚，身材竟高达一米八０以上，在当年国人身材较现今普遍为低的情况下，是个高得可观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也算个“大个儿”。又生得方面广颐，天庭饱满宽阔，地阁方圆劲挺，浓眉重目，直鼻阔口，是位风度翩翩又甚有仪威的佳公子。棱角分明，大刀阔斧，与乃父的眉目慈和、一团和气大相径庭，这也许正是老先生最不喜欢处。又加上幼时便依家族之议与样良公的决定已过继给早夭的四房若川为子。若川虽不及婚娶，总是一房，因而称保谦老先生为“伯”，人虽说仍留在他身边，教育、供养一由己任，可有了这个名分，在家训严森的旧族中，总觉得较长、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层。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桀骛不驯，已上了清华大学，居然还对“祖训”，不能背诵如流，虽然一经复述便记得甚清，可愈是如此，愈说明这小子没有把庄严的“祖训”真正放在心上。那不仅涉于“忤逆不孝”的嫌猜，而且必不会认真继承祖业，那还了得？这“祖训”保谦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不仅是他所敬爱的祖父景溪公对子孙的遗嘱，而且也帮了他的大忙，更由他几十年的经商实践证明了是“至理名言”。有此种种，保谦老先生对这个“次子”也看得很“次”，至少远不如长、幼二子那么可靠。认为他“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自然“难堪大任”。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长子身上，冀其能很好地继承与发扬祖业。果然，不但年纪轻轻就在省里有了高位，且经商也甚得其法，官商两途都可弘扬唐家家风，有他照顾幼子也完全放心。殊不知这老先生忽略了几个根本之点：一是，“祖训”是将做官（“中举”自是为做官）放在首位的，他不但不许儿子做官，甚至连长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议员也要其设法辞去，尽管是出于世情动乱，时官腐朽，可到底是从主要方面违了“祖训”。另外，他不也是“次子”，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时人视为“最差”的“夹板少爷”么？可人愈老愈偏执，对次子星海实在是越看越轻。然而，天公不做美，硬是夺去了他寄以厚望的长子，虽悲痛欲绝，可总得面对现实：幼子尚小，总不能让他负起重任，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再怎么说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纪云虽为手足，百年之后总不能将家业传给兄弟。于是，他便发出急电，召两个儿子回来到“庆丰”理事。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上也显露了他的内心，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是要其立即弃学返锡，二儿子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一个“立即”，一个在“立即”前加个“学成”，就不但有了时间差，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幼子尚未读完大学，尚幼也要“立即”，次子不但已大学毕业，且去美国深造，却要“学成”。可见对幼子寄望尤为殷切，倘不是“幼”而尚未成材，只怕是只召晔如，不必星海了。而回来之后，又不似对长子般，列为一户股东，董事，与其叔纪云共管工厂，而是“协助为父及纪云叔工作”！——两个不顶一个！ 唐炳源（星海）在清华结业前夕，曾有意恭问其父，准备让他做什么，保谦老先生告诫他说： “你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珑，还要难得糊涂，你怎么做得来——日后不许你从政为官，只一心去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 于是于一九一九年，唐炳源（星海）便从清华大学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了。他风度潇洒，又是舞场高手，网球健将，人又聪明好学，在异国学府里也是个好学生，而且进步很快，他首先选修的是纺织工业前纺工段的机械制造，因为他离家赴美时，老父已明确交待：要办纱厂，他必须学有这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识。他严遵父命刻苦学习。至于打球，无非是有了更利于学习的健身手段；跳舞，一方面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一方面也为了未来的交际方便。可以说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核心：学成学好，将来继承好祖业，当个全方位高超企业家。目的明确，动力足，便也对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那些什么清花机、钢丝车、并条机、粗纱机等等都倾注了兴趣和心血，以快速度获得了这方面的硕士学位，紧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纺织管理学的学习之中。此时从家信中得知庆丰纺织漂染厂已然投产，他更加紧了学习，并设身联想，似在课堂上便已置身于庆丰的管理之中了。仍是学得好，结业得早，又获得了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生的学位。 就在学位将到手之际，他收到老父由国内发来的急电，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这可是大事，一来这是他的家，二来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学成”之时，他就在获得学位证书后，当即加紧准备，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别了异国师友，乘船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一路上家庭、工厂、事业，他想了很多很多。 在美国，由于他的条件优越，曾屡蒙异国同学中女郎“黄”、“绿”之睐的含情秋波，更得留学同胞中异性不断地示以柔情蜜意，可他一来重于学习，二来也无足以占据他心房的丽影，从未虑及婚事。却不料于归来之始，刚刚踏入国门时，竟遇上了高照的红驾。 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正是金秋烂漫。就在他父亲设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号庆丰上海办事处为欢迎他而举办的舞会上，他一眼就从华丽、摩登、争芳斗艳的如云美女中发现了一位令他耳热心跳、甚为倾心的大家闺秀。她似金秋般丰满，如春花般艳丽，夏荷般挺秀，冬梅般清丽脱俗，如画的眉目，饱含温情、丰腴的姣靥，流光泛采，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得体的举止，高雅出尘。他当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有礼貌而姿态优雅地邀其跳舞，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飘入了舞池。待问得这位小姐的芳名为温金美时，他似觉有耳闻；同样的，待他通上姓名之后，从温小姐莞尔一笑中也流露出“君名不虚”！后经朋友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堂兄曾专门向他提及此女：不仅才貌双全，风华绝代，而且门楣甚高：祖辈做过满清高官，海军大臣；其父温宗尧现在政府外交部门供职，其母也出身名门，与上海声名极为显赫的“查理宋”之妻是至亲的姨表姐妹，（“查理宋”的长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员，三女宋美龄也嫁给蒋介石。即使此时，也已富倾天下了）。 天下之大，可求而不可遇、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是，唯两情巧合，珠光玉灿，相映成辉，方为神仙眷属。经人撮合，保谦也可谓得了“媒灼之言”，他又极中意于温家的富足（现在宋家尚谈不上高官显贵，保谦公也很不愿与高官结亲的），便发下了“父母之命”。“程序”健全，不久，两家就在上海为唐星海、温金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对唐星海来说不仅不是一般性的“终身大事”，而且直接关系他一生的事业。 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国内，到他家的“庆丰”一看，远远地便有些失望：平淡无奇的外观总体设计，埋在群居中浑如一体，毫无爽目之处。第一印象就是：土！太土！丝毫表现不出庆丰的特色与气度，这怎么行？外部空间环境已然如此，那么内部空间环境呢？唐星海只觉得：乱！太乱！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无意于用心设计，厂房内的设备与附属设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学，因而又显得暗、脏，给人以压抑感。机器虽说是最先进的。可分明是有些陈旧了，而且利用率又很低，保养也极不科学！因此，他头一眼的印象就是：老牛车！再看看管理，愈加不满，由表及里都是一个字：旧！太旧！不仅他那明显衰老的父亲仍是常年的长袍马褂疙瘩帽，一年到头捧着水烟袋，连一些职员、帐房、管事，甚至一些老资格的技术人员也是这青一色的装扮，连他那年纪甚小、读书不少的三弟晔如也是一副“长衫先生”的模样与神气！他的六叔不仅装扮如此，那神态举止更仍活脱脱的是位农村老太爷！俗，太俗！根本没有，也没有人懂得什么“生产技术规划”、“生产工艺管理”，涉及一点现代管理，各级人员均是一问三不知，唯一的“先进”设施是尚未译成汉语的波罗（汽笛）每天叫那么有数的几次，催促工人上班，看到的只是该负起工场、车间全面责任的领班，都似一个个土佬财般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似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无所用心；那些本该对生产进行设备与成品检查，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的宕头、工头们个个似地头监工，只晓得对工人开口骂，动手打，差，太差！土而乱，旧而俗，管理又如此之差，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那“老牛车”也不是新的，好的，而是架陈旧的老牛破车！ 可那些惯于此习的主事人们却完全与唐星海的看法相反，特别是他的自居要津的六叔庆丰总管唐纪云，不但安之若素，而且陶然于其中，怡然自得，攸然而乐：本来嘛，就算是老牛车也比手推独轮有用百倍。何况在他眼里庆丰简直是辆无与相匹的驷马高车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无锡这座古城里，庆丰虽谈不上首屈一指，也不是位居其末，就是有些不如人处，那名声响亮的“双鱼吉庆”也足以压倒无锡一切同行，一美庶百五！有钱赚，有名气，这大的厂子，这多的人，还要什么？只要守成就是了。因而便觉得陶醉无限，安逸无比，乐孜孜地安于现状——“保守”的形成，多半如此。 这样一个陶然自得、易于满足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传统思维占据的封闭、保守式的经营王国里，忽然闯进了一位对现代管理学有所长、习有所成的，锐意进取的高大青年，是怎样的不协调，时代差又是怎样的显著！那碰撞也定是势在必然与猛烈的。 唐星海是满怀激情与信心应父命回国主持产业的，他自信，只要他一到厂，他父亲就会很重视他，至少让他参与管理。谁知，父亲有父亲的标准，也有他的打算，吸了一阵水烟之后，不紧不慢地吩咐道： “炳源，你刚回来，情况还不太熟悉，就先协助你六叔和三弟做些事吧。” 协助！参谋、副手都怕谈不上。只是个跑腿学舌的助手罢了，做封闭、保守的土财主老太爷式的六叔的助手已够委屈，而且竟排在了小弟之后！小弟不过得就近之便，一步之先，总共也不过先回来几个月，难道就熟悉了么？ 父亲知儿子不会满意于这种安排，见他沉默了起来，就又安慰地补充说： “别不高兴，叫你回来，就是要依靠你，特别是技术方面，日后工厂的工程师当然非你莫属了。技术方面的问题，你有权参与董事会并提出你的报告。” 唐星海这才舒了一口气：是呀，厂里情况还不甚熟，何必操之过急。只要能参加董事会且是报告他专擅的技术问题，他就不愁争取不了大多数董事，因而得以施展他锐意更新的抱负！果然，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他的慷慨而富有理性与感染力的陈辞就打动了大多数董事：主要是为了发财入股的，这留美归来的“洋”工程师的宏论，实为分外有生财之道！于是便多数决议升唐星海为庆丰厂副总管兼纺织工程师，并划定一个车间供其更新实验。这不仅是在会上的争议中挫败也必然地伤害了唐纪云，这决议也大失了这个六叔的体面，连深觉儿子说得甚为在理的保谦公也感到儿子的做法未免太过火，对不起乃叔。可大多数董事欣赏赞成，特别是董事长薛南溟一再奖掖，必欲如此，两老兄弟也只好认从。 在新与旧鲜明对比、先进与落后激烈碰撞中锐意更新 拿出一个车间来实验，六叔唐纪云深不以为然：哼，说得好听，可得做得出，倒要看你碰钉子的样子，还这么狂亡自大，目中无人不？还这么空想太多，不切实际不？ 叔叔看热闹，父亲又施压力： “炳源，你答应下来，就要一定做出成绩来！” 一个包围在陈旧老大而又习惯保守势力强大的车间，如同被重重腐土掩起的新枝，能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来，就看这新枝的本身具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脱颖而出了。不仅他那在董事会上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的六叔纪云蹩足了劲要与他较量较量，而且大多数宕头、领班也由于深不服气要拚全力一争，可他们不懂现代管理，不懂现代技术，只晓得以打骂手段迫紧工人，硬逼鸭子上架，结果适得其反，劲儿使得越大，反而越糟，抵制情绪与高疲劳的反馈是：生产下降了！ 实验车间呢？由于唐星海在技术与管理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新，他本人更是深入车间，扎在车间，直接管理，亲自进行技术指导与技术更新，一年的实验期结束，效果十分显著地表露了出来 实验前，纺部车间纺二十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一百五十六转； 实验后，纺部车间纺二十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一百转。 实验前，每个工人只能挡一台布机； 实验后，每个工人已能挡四台布机！ 实验前，每件纱的售价只有一百八十元； 实验后，由于质量的提高，每件纱售价也相应地提高到了一百八十四元。 虽说单机、单件提高的效率幅度不是很大，在全厂数百机，近万件，该是多大的效益呀！赚钱才是经商的主要目的，如今事实充分地证明唐星海确有使庆丰赚钱且很可能赚更大的钱的本领，董事们不是笨伯，岂能不加以重用？也恰好有了机会，老总管六叔纪云一方面在具体事实面前对侄子心服口服，一方面总觉得因此失了体面，于一九二六年告退还乡，且赌了一口气，切合子女：“我家日后不得事棉纺，欲继祖业，唯以毛纺！”儿子也听话，他长子唐熊源后来果与其堂兄、景溪公二子竹山公之孙著名的大企业家唐君远等共创了无锡毛纺织印染厂，而且大成气候。在这种情形下，小弟晔如也不愿与争，连老父也因之而完全引退了。有此种种，董事们便一致决议，任唐星海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至此，唐星海这个“次子”也以新取胜，获得了祖传的基业。虽说此举对六叔大为不敬，对小弟失于“兄友”之训，因而也使乃父虽因其成才而欣慰终深怀不安！甚至于退隐之后仍满怀内疚地去敦请六弟就任九丰面粉厂厂长。可新与旧的更迭几曾风平浪静而又温文尔雅？磕打碰撞于亲于友都在所难免。 锐意更新 称雄东南 “忠实勤奋，励精图治” 这八个大字，是唐星海就任庆丰厂经理伊始就手订下的“厂训”，他要全厂员工一体凌遵，他本人更是恪守不移。“励精图治”的首要一条是摧旧制建新制，广为招揽与使用人才。原来封闭、守旧，不图进取也无力进取的老班底是绝不适应也不能够实现全面现代管理的，那些对现代技术与管理一窍不通，只会作威作福、坐享清闲的领班、宕头、工头们对实施现代管理不仅无益而且大为碍事。这就需要大换其血，“大易其制”。 他首先“大修”了这台“老牛破车”，取消了原来的一套封建式治厂手段与家长式的管理体制，而逐步地全面推行了他在美国学得的管理体制，取消了稽查处，代之以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工务处；取消了总管督办制，而代之以厂长领导制，下设工务、事务两处，分领三部六科。分工明确，责属清晰，并关心到工人的食宿，专设了膳食科与宿舍管理员。 “车”已修饰一新，就需要换“牛”为骏马了。在这方面，唐星海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惜重金的。在他争取得用人全权之后，他极力搜求、高薪聘请了许多能人，内中不少是在我国现代纺织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曾被他聘为厂长的著名纺织工程师骆仰之，曾为他主持电机工作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机电工程师范谷泉与张功焕，南通纺院的高才生、后来成为名列中国十大纺织工程师榜次的王方揆也被他重金挖来充任庆丰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因担任戚墅堰机车厂经理成绩卓著而名气斐然的吴玉麟也被他请来任厂长。更可见其重视人才的实例，是不惜以十根金条、一座洋房的代价将日商内外棉厂厂长魏亦久挖来给庆丰做厂长！ 对于庆丰旧员，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对其中一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才，照样重用，如陶心华。陶心华原来是老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经唐星海认真考核，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诚，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长，而将严谨而又心细的陶若华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员，这一男一女两个陶门之华，也果有华采：陶心华将全厂财务管理得头头是道，陶若华将整个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 重金聘用，是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资，培养后继人才，尤为长远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个更重要、更广泛、更可靠的来源。唐星海极具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视，还亲自过问与参与其事。他投资并亲自主办了一所“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纺织专科学校相类，学制三年，教学内容以数、理基础课与纺织、印染、电气等专业课为主。他亲自出任名誉所长，而以厂长骆仰之兼任所长，聘请许多著名的专家、工程师，如范谷泉、薛桂伦、朱文渊、吴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对象为具有高中以上学业的未婚青年，也是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 唐星海对这所相当于今日大专型的“养成所”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甚至亲自参与授课，而且连招生这一环也牢牢把关。由于学费不高而又确实能如当年景溪公所强调的一般“学习一业”，毕业后即可享有职员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学子闻风蜂拥而至，虽在见报时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却届期报名不下千人，而因误延不得报名者尚远不在此数。可见这一得力举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 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拉着骆仰之两试中都亲自严格把关。由于有充分择优余地，“择”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为严格。对取得面试资格的逐一地单个提询，学业之外，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列为“择”选的条件，因而录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础甚好的学员，被录取者自也深感荣幸，也有因一个不慎而失意者：如有个青年成绩好，应对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蔼、称许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榧子”；还有个青年于应对时一时兴起，翘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录取资格！ 这所“养成所”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内中也成长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等。数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岂是小可？就算庆丰已发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观，这批技术骨干的作用岂可忽视？ 几乎与“纺织人员养成所”创办的同时，唐星海又在庆丰厂内组办了短期的养成工学习班。用唐星海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相应地说，要想纺出好纱，织出好布，也必须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对工人素质的选择与提高也是甚为关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职的工人，素质差的必须力求经过学习短训提高上去，对那些素质极差而又经培训无明显起色的一律辞退。彻底废弃了过去的工头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学习班培训，才得录用。既清除了工头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强化了工人的总体素质。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学习培训的方法与手段就更为完善、有效了。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参观订货中，顺便订购了一套短程纺纱机，回来后与本厂淘汰下来的织布机配伍，专门用做养成学习班的实习机器，并订出了近于现今的文明生产要求的条款：学员还必须学好并掌握巡回路线、操作规则、接头方法与工具定点堆放等。有了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明显的提高，且对总经理靠得更近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应：无论是从“纺织养成所”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经过养成工学习班培训的工人，都自觉地劳作，主动地向唐星海汇报些厂里或车间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稳固而灵活的人事劳作基础。使唐星海不仅能放心地安排与扩大生产，而且随时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人员思想、活动与生产动态，便于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而这些素质好、有文化、有修养的员工们，经实践的一再证明，较那些被视为心腹的文化素质较差的身边人更为可靠。例如，为了照顾私情也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个曾在他家做过保姆、女佣、厨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这些抄身婆没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亲信”，往往凭她们的认识与判断标准向老板“打”些“小报告”。一次，一个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师陈鼎司的一个“小报告”，对老板说陈竟擅自将雪白的棉纱降为“回丝”，结果常被女工们带回家去使用。这可是大大违反了唐星海亲手制订的严格的厂纪的。于是，唐星海很恼火地把陈鼎司申斥了一顿，陈鼎司据理力争，表明绝无此事，并耿介地回责唐星海不该轻信一个无文化少知识却善嫉妒爱嚼舌的老太婆，而误解一个忠心耿耿的他亲手培养起的学生！唐星海便放弃了追究，自此也就益发倚重与信任这些他费了许多心力、投了不少资培养出的学生与训练出的学徒了。 制度治厂，名牌领先，向纵深发展 破“车”修成了好“车”，“老牛”换成了“骏马”，还要“笼”“套”兼备，佩饰光鲜，驾驭得法，方能高驰远奔，甚至“日行八万里”！ 这“笼”、“套”就是各种有效可行的制度。那“佩饰”就是以名牌为领先的质量、信誉。至于“驾驭”术，自是科学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在这几方面，唐星海也是倾注了大力与不少心血的。他订下了大量的具体细微、切实可行的工厂制度，囊括生产、生活甚至员工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检查制度尤为严格，由于年深日久，许多具体内容已然阙失，存者已然不及其半，且多已残佚。根据有关书籍的整理记载，大约可以肯定为当时确已实行的有： 《本厂职工规则》。可据实的内容为“应忠实勤恳，操作严谨，摒弃恶习，遵循本厂一切规则。”附若干具体条款。“进出签到时间，送厂长查阅。察其勤惰。” “各职员应力戒五点：不许调戏女工；不许吸食鸦片，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斗殴”。 尚有十余条。 《膳厅规划》。强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接着是有关节约的若干条，有关饮食与环境卫生的若干条，有一条是明确规定不得留外人，哪怕亲友进厅就餐的。 有关宿舍规则。规定每室须选一名室长，以便管理，各室间俱有比赛性条款，明文规定。“应准时就寝，勿高声笑谈妨碍他人”，对女工宿舍另有具体规定，如要求整个宿舍整洁美观，室内包括床上不许堆放杂物，凡暂不用的东西（包括衣物）都须交宿舍管理员统一分别保存于固定的储藏室中，床上的被褥须折叠、摆放得和军营一样地整齐，雅观。 有关工卡制度。特从美国购进并安装于相应的位置的子母钟、计时钟与更钟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如要求员工上班时须将工卡放在计时钟里，这时自动控制的钟就会立即做出反映，准确地打出进厂时间，即使迟到几分，甚至几秒，也会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较到工房签到制不仅省时省事得多，而且可靠度也大大增强。至于更表的作用，几乎等于几个最忠于职守的监督岗。依规定，厂内巡警夜间巡逻时务须在几个设在厂内偏僻处的更表上打下到达时间，而更表又是装在上了锁的更箱里的，锁上的钥匙俱不相同，一锁一个专用，既不得由他人代替，也无一次打好的可能，因此巡警们想偷一点懒也是办不到的。其实已成了制度电控化。 有关请假制度。此项对职员工人，男、女工都分门别类做了具体规定，如病假，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请准病假后都有享受工资待遇的权利，但具体职务不同待遇标准也就因之不同；对事假的天数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定。 尚有生产方面的许多具体规则，如保养，维修制度，生产、操作规则等都定得很明细、很具体。 各种制度、规则均注明具体奖惩办法，但总的看奖明显地少于惩，其实际作用在于约束，可谓“威”。 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是必须立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性的明文约束，岂不是乱了套？关键在于可行，并且行必依制，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唐星海手订并躬行的各种制度，规则大部分是合于这个标准的，而且许多方面与具体条款在五六十年前旧中国就已初具了如今现行的管理科学性与优越性，又全面严密，自也行之有效，实是难能可贵！ 立威之外，必须辅之以“恩”，这就是兴办与员工切身利益有关的福利事业。一唐星海所兴办的员工福利事业，在当时来说，可谓“全方位”的，浴室、医疗、学校、宿舍、合作社应有尽有，还有近于劳动保护的部分手段。 浴池：职员与工人分开，男女分开，各设专池，应合工作性质之便。 医药室：抗战前一直保持的规模是：设医师一人，助理医师一人，护士一人，男女病房各一，病床数张。 子弟学校：抗战前即已开办，具体情况已失于查证，抗战后共五个教室，分七个年级（低年级设复式班），常在校学生二百五十余人，教师近三十名。 宿舍：居住厂区的工友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前设女工宿舍三十余间。宿舍一律为绿纱窗，室内设上下铁床，并无偿提供被褥，枕具；男工宿舍三十间；职员宿舍二十二间；职员眷属房厂建九幢，租赁民房两所；工房四十八幢，供男女工有眷属的使用，收费只相当于市场通行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对于一部分居住于数里外的老工人，则由厂里包了几只船接送，有如今日之“班船”，每月由厂方直接向船主支付费用，以一九三六年计，每位工人的费用为零点五元，并以每月奖励五元的手段鼓励船主及时送工人上班。 伙食：抗战前只供应职员，而工人自理，只供应开水；战后建立食堂三所并规定男工七人一桌，女工八人一桌，一律一荤二素一汤，每日只扣膳金男工每人一角五分，女工一角。 合作社：供应员工日常用品，兼处理布头。 工资福利：设有年终奖，节日奖，考勤奖，职员的红白喜事给公假四至十四天；女职员产假一个月，工资照发，女工分娩照准假，无工资。相对当时各纺织业中对女工一经怀孕便行辞退的做法，这一规定，无疑是种示惠手段。 当然，惩罚订得也是不轻的，对女工搜身的现象也仍保留，但总的说已明显地强于同业。 由于“恩”“威”并施，行之有效，庆丰厂运营机制完善，在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或提高，经济效益自也明显增长，董事们岂能不更加信任与尊崇这位年轻的经理？ 制度、规则的落实与执行的关键在于主持人认不认真坚持，带不带头执行。唐星海就坚持得十分认真，头也带得甚好，订下的东西，一旦公诸于众，他就连细则上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不但认真贯彻检查，而且身体力行，比如膳食规则制订后，他在家里进餐都严格家人厉行节约，每餐有菜有汤，只要剩下，他绝不许倒掉，往往是他一人包了儿。 工作制度中规定各级自负其职，犹如今之岗位责任制，他都严格依规定考核，有如执法般严格，该奖的，除本人外，也同时奖励其上司；对违反制度者，他也责问责任者之上司。亲自下厂督促检查各项制度、规则执行情况，几乎成了他每日必行的管理内容。就是后来企业扩大驻在上海，也是不时地亲回庆丰检查。而且行动起来雷厉风行，行动敏捷而迅速，陪同人员须紧走或小跑方能赶得上他，可他情况谙熟于胸，目力又过人，一走一过，或一瞥之间便能察明情况，抓住问题。如果被他发现哪一处不整洁，甚至哪个职员的抽屉零乱，他当即批评，严令整理，触违制度者，则依制处理。而且一个机器的很微小的差异音，哪怕纺纱机有没有落上绒花，一个职员的微小疏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据有关文章记述，在一次巡视中，一眼发现有个技术员正在车间里背着手悠闲地漫步，他就叫住了这个新来的尚为陌生的人，问过姓名之后又问： “你是干什么的？” 回答说： “保全保养。” 他就叫那保全保养工把手伸出来给他看看，待看到那是一双雪白的手后，他不高兴地说： “保全保养要采取跟进式检查，这点你该是学过的。也订有制度。跟进就难免不时地触摸机器，否则不及时发现障碍，等到致使停机，不但会造成机器磨损，而且会影响纺织进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么？” 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能做庆丰的保全保养技工？那人当然回答“知道”。唐星海就语转严厉地说： “你看看你那双手，像是常触摸机器的样子么？你哪儿像个做保全的！” 如果发现浪费。哪怕一根被随意抛掷的简管，他也要当即传唤来车间主任与技术员，要他们当时亲手拣起来，不去直接追问工人。 如果发现哪个工人没有依制操作，或者机器擦得不净，他也不直接处置当事者，而责问该管车间主任。他也总是下班后最后一个离厂，绝不搞特殊，因此职员们也不敢擅自早退。 从严要求、率先垂范的结果，不但在厂内甚见效验，连外界都肯定地说： “凡是能在庆丰苦能吃得又事做得好的人，到任何厂都好去做了！”越是这样，人们也就越愿在庆丰做事或任职。 工厂的运行机制不断地得到加强，有了良好的基础，产量显著增加，车速也自然在强化。与此同时，唐星海又注以大力地狠抓了质量。他对几项直接关系到质量的环节牢牢抓住不放；提高机械的效能，选用优质棉花，合理配分，妥善处理等，必以躬亲，而且闻善必从，只要一听到哪里有了先进措施，立即前往参观学习，而且务必学到手。又增添了许多测检机器，多方面努力地提高质量，甚至不惜工本，用三十二支纱纺二十支甚至十六支的双鱼纱。原本质量很好的双鱼纱经这样一来，质量更上了一层楼。名声响亮，在市场上进一步站稳了脚跟，而且名优价亦优，较当时无锡各同业同类纱的价格高出数元乃至十几元，名列榜首。有的材料上开列了一份当年无锡各厂纱价对照表，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百五十六支纱行情，现抄录如下： 厂名商标名称价格 庆丰纺织厂 双鱼吉庆牌纱 二百二十九元一角 豫康纱厂 月娥牌纱 二百二十五元二角 振新纱厂 织女牌纱 二百二十二元二角 申新三厂 人钟牌纱 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广勤纱厂 球圆牌纱 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业勤纱厂 升丰牌纱 二百一十六元 提高质量不仅要多花力气，而且势必也要多投资金的，可这种买卖只能顺差，绝不是逆差，赚回的钱是会多于投入的钱的，庆丰的大发展便也同步而进。 接过父业后，唐星海固然发挥了他成绩优异的所学，采取了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然而他并不是完全地、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了庆丰当时实际情况较灵活地运用。对于乃父的多年经营的许多长处、祖上的“时常”殷勤，待客的优良传统，他都是认真地继承的。甚至乃叔在管理上多年积累的某些长处，他也有选择地学习，继承下来。承业不久，即将其父设在北塘财神弄的批发处改名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部”扩大了经营；设在上海的管理所也升格为办事处，虽说仍是每天以寄出号信向无锡报告信息，反映情况为主，然而，不但范围更广、传递更快，而且更为翔实准确，效率更高了，使唐星海得以身在无锡，却对沪上了如指掌。并于1931年筹备起了第二工场。 下面再在有关资料中抄录几表，以便从中看其发展。 1925～1930盈余对照： 一九二五年 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元 一九二六年 八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 一九二七年 八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元 一九二八年 四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元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元 一九三０年 三十一万九千五百０六元 从下表，历年产值与盈利平行上升表，亦可看出其发展状况： 年代 盈利（单位万元） 产值（单位万元） 1930年 31.9506 514.1678 1931年 61.0571 619.8497 1932年 46.8917 660.4360 1933年 0.1562 707.3546 1934年 8.2303 903.7557 1935年 11.9944 978.5097 1936年 110.0652 1143.5798 几度设备增加情况： 一九二八年增添布机一百台 一九二九年，增锭一万一千六百枚 一九三一年增锭四千八百枚，增布机七十台，增线锭一千五百０四枚 一九三三年增辟第二工场，增锭三万一千枚 一九三四年扩建整理漂染设备 截至一九三四年统计，已拥有纱锭六万二千二百枚，线锭四万一千二百枚，布机七百二十台及全套漂染设备。自唐星海一九二六年接任起经过不到八年的奋力经营，庆丰不但在企业面貌与管理上已大大改观，尽洗了昔日灰尘，而且规模与质量、产值、利润各方面的指标几乎跳跃着上升，绝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了。 为了扩大再生产与引进最新设备，唐星海于一九三一年便立意筹建第二工场。他亲赴英国买设备，选购了三万三千枚最新的纱锭，二百台狄更生织机，转年又购得日商织机二百台，再亲赴瑞士经慎选购买了一套B·B·C400KW的透平发电机，备足了“粮草”，动工扩建。 厂房工程开工时，恰值纺织养成所首批三十六名学生毕业，唐星海便将这批经严格训练的学生全部派往工地，对施工进行分别地有效监督，一来充实了这些学生的实际经验，二来无论进度、用料，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由于验收严格，几乎使承包施工的上海新营记营造公司蚀尽老本。 庆丰长足发展，第二工场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强大的态势勃然而起，在无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舆论界尤为热烈。当地的《新无锡报》屡为称誉，大加赞扬，大小报导屡见诸于报端。从有人已摘引的两则中，便可见一斑。 一九三四年的一则，主标题是：“华纱商不景气声中，庆丰力谋扩展”，副标题是“机械新颖，出品优良，管理纪律化”。文章先综述了近年来国内，特别是省、县内华商的经营情况，指出了普遍不景气的概况，再指出庆丰一枝独秀，然后报导说：“锡山通讯社记者，昨日赴该厂参观，始知该厂又在力谋扩充，此际纱界不景气声中，该厂独谋积极发展，此减本邑实业界之好消息也……其第二工厂清花机为最新单程式，系英国道勃生厂出品；粗细纱机为英国好华特及立达厂出品；棉条机有电气制止运动；细纱机用车头马上。各机排列适合科学管理，出货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节省，迥非旧式机械所能企及……” 一九三五年另一则报导，更赞誉说： “自第二工厂开幕以来，其鹿鹤同春商标，虽不及双鱼吉庆商标有悠久的历史，然其产品特优行销至户，各式花线及四十二支以上各种股线尤脍炙人口。” 不景气中尤能景气，尤能红火，一旦机遇到来，更是捷足先登。在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中，民族企业得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良好的发展机遇，对整个商界来说都是难得的，唐星海则更利用得充分，不但起步早，而且行动快。 谨遵父命，唐星海绝不做官，也绝不与官场缔交，不介入政治，但他并非不问政治，正相反，对官场的更迭，时局，包括国际时局的变化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一切都密切关系着企业的兴衰。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反对日寇侵略与随同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益激烈，特别是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之后，已形成了掀天巨浪，日货几乎已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内市场人人喊打，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日纱立即锐减，以致被轰出，倒出了一大块市场空白。 尚在淞沪战争之前，“抵制”之声方兴之际，唐星海就看中了这一契机，超前动手，一方面极力扩大庆丰的生产，从速建成并使用第二工场，并率先抓住了一个新的市场空白，即漂染布。漂染布以日货为佳，原来是日本漂染布稳居该市的市场之首，市场接受量也较大。一旦日本货被轰出市场，大量的这一品类的市场需求就势必转向国内。而国内的多数厂家因出于漂染手段差，无力与日货相匹，均不以生产此种布为主，生产了，批量也很小，且常积压，庆丰便在此例。唯有一家丽新印染厂，因系专营，即产即销，此刻竟已供不应求，竟致将库存一销成空！唐星海虽早有预料，怎奈本厂由于设备不全，且多陈旧，自然能力甚小，他就当即两手并施：委托代印，同时自筹设备。他当即与丽新印染厂订了约，约定丽新每月为庆丰漂染白坯布两千尺，委托了代印，他深知市场需求量将日益增大，这种委托不过是权宜之计，要利及长远，还得自家具备与增加本厂的漂染能力。所以，他一手委托，一手抓紧自办，当即行动。到英国去购回了设备，又扩建了基地，于一九三三年施工，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投产，特聘了漂染专家工程师周家骏负责管理。丽新果于几个月后因市场需求激增，而以“业务繁忙，无力承受”为由，终止了委托代印之约。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行动迅速，没几个月的功夫，庆丰自己的漂染能力已大大增加，绝不仅仅是超出两千尺几倍有余，而且工艺之完备，技术之高超已鲜有人匹。于是，大批量的带有“决胜图”、“香妃图”、“庆丰图”等豁亮而诱人的商标的淡士林、深士林、黑布、漂白布交映成辉泛着眩人眼目的色彩，翩翩跹跹源源滚滚地流入市场，冲击得满目青蚨冉冉飞来，很快就占领了无锡漂染布的大半市场，不仅此地无其匹，而且延及了沪宁一线。 两三年的功夫，即截至一九三六年底，庆丰漂染厂的资本，已由原来集资的八十二万八千九百元，激增至流动资金三百万元，固定资产五百七十万元。总资金已是原投资的十倍左右。经营范围也得以大大拓宽，东达上海，西至临潼，北接徐泗，南到广粤，经营网络灵活而有致，设了上海、临潼、徐州、广州代营机构：办事处或营业所。并将上海的原办事处改为总公司，为了这通商大埠的各种优势条件，唐星海也将重点移至上海，他本人也坐镇沪上，运筹调度，瞻顾全局。此刻庆丰漂染厂已由初创时的名重无锡而响震东南半壁了。 风急浪紧照扬帆 家庭暗礁 唐星海的“航”速应该说是最大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帆风顺”。老父的容忍，六叔的引退，三弟的容让，固然可视做为新战旧的胜利。然而，不但六叔没有彻底服输，而且老父也在时时不放心，三弟更渐生了敌意。而厂中的守旧的保守势力，也并非完全屈服了。因而在扬帆前进中，也总是多多少少轻轻重重地遇到一些来自内部的逆浪冲击。而唐星海毅然稳健地操舵前行，不为所动。 例如，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视中，发现了清花间领班严重失职，依厂规理应开除，待找到那领班责问其车间使用的棉种因何如此混乱时，那老领班竟以“从你父亲那时起就这样”相抗，唐星海忍无可忍，当即将这老领班开除。那老领班自持老资格，公然拦截唐星海的包车以老卖老大肆吵骂与无理取闹，唐星海十分冷静地对待，坚持喻之以理，既不与他一般见识，也不答应他重新回厂的要求，直到那老领班闹得也自认没趣，偃旗息鼓时，唐星海才声称出于老厂故交，赠给了那老领班一笔钱，就此了事。 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工头，一来是积陋成习，二来也是没有对制度管理引起重视，擅自调动齿盘，降底车速，被唐星海巡视时发现，也当即遭到了开除。这工头凭持其老资格鼓动起一些人闹事，吵着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却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只从正面妥善地解决，使人为的闹事平息了下去。 还有个领班也与那工头资格一样老，认识一般低，也不适应制度管理，只习于打骂，见上下齐严，他却无从严起，便更凶地打骂起工人，致使工人忍无可忍，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经过几个工人一番精心安排，当有一天那领班步入车间接班时，即被专候多时，蓄势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发难，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将头面套牢，紧接着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齐上，拳脚并施，暴雨般的打击，痛得那领班失去了威风，丧了尊严，只好一再出声苦苦哀求，女工们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转眼已是烟消雾散，踪影全无！对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劝告，改变不了那领班的无理殴打的陋习，而工人们也没有违反生产规则，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敛也说不定。他注视着变化，果见那领班收敛得多了，并主动改善起了与工人的关系，很明显，老板对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认为他是理屈，客观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义，他不自行改善还能适应么？ 厂内的旧势力好顶，可来自家庭的，却很使唐星海为难了，特别是来自威严的父亲。 尽管庆丰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壮大得甚为可观，然而保谦公对这个“刚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传素秉已为洋风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见，甚不放心。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对父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见解与举措，他可改变者力求改变，无可改变者他也只好顺应；对一些无关宏旨的，他还顺应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双鱼吉庆”迷信得近于荒谬，以他的知识水平岂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这是传统，这是被庆丰的一些老人，特别是老父视做得天独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仅大伤其心，也必大动干戈，引起不可解决的麻烦。而保留下来并无害处，尚对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动声色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认真地按传统办事：每当每年大年初五开工开车的时候，便郑重地把董事们全请到厂里，一早就齐聚帐房议事。而这种议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变动为第一议题，议定后，也一如旧制，张榜示众，红、白两榜开列两侧，凡登红榜者，即可得继续录用；名入白榜者，则悉听尊便，除辞退外，即被开除；红、白两榜俱不见名者，是为“提控”——在未定之数，须经个别谈话后再决定去留的。一旦议事已毕，便取吉时齐入大厅。大厅里早已是香案端肃，供品齐备。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洋溢一派端庄而喜庆的气氛，两尾鲜活的大鲤鱼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们鱼贯而入，于鸦雀无声中，响起当值执事肃穆的赞礼声，董事们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肃地向双鲤顶礼膜拜。见到、亲与这一切，唐星海虽内心里甚觉荒唐，几欲见笑出声，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着，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认真，似摸似样，待大礼仪式已罢，再专由预先指定的执事恭恭敬敬地将那双鲤鱼“请”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这才开始欢乐的庆宴，吃起了所谓“开车酒”，事虽荒唐，却也热闹，唐星海觉得在大年初五的开工伊始，以此取个吉利，调动一下投入生产的众心，也无可不可。这点自算不了什么，唯独有些关系厂兴的大举措，一旦与老父撞车，可实令唐星海为难。比如扩建第三工场与增设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对而告中断。 企业的扩大与发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从市场发展的趋向中，他断定要不了多久，国产印花布势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国订购并运回一批新式印花设备，准备充实印花能力，几乎同时，又从日本中田机器厂购进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动布机准备增建庆丰纺织漂染厂的第三工场，连地皮也在汉口购买到手了，并专派了三名技术人员去日商办的纺织厂接受培训，这些，本来是在他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董事们已知，不会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对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谦公患了病，为了照顾方便与妥善治疗，唐星海将其安顿在庆丰上海总公司的特备房间里，不时地护送去上海大医院诊治，或请医上门往诊，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轻。保谦公自也忧心，可更没丢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隐忧，关注中，自会听到儿子搞印花、扩建第三工场的消息，初闻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胆得过格儿了！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场交谈。保谦公乘这个令他担心不已的儿子来探望他的时机，使叮问道： “炳源，听说你又在动什么脑筋，要扩建印花？可有此事么？” 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隐瞒，唐星海只好如实地回答说： “是的，确有其事，这是儿子从印花布正最时髦中断定，必有个大发展的趋势，大量投产也必确保赚得大钱，咱们何不一为？” 保谦公大不以为然地说： “未必！未必！依我看还是漂染布牢靠，四时适销对路，不怕市场中断，四季长青，老少咸宜，这才是本分。那印花却花梢得很了！既有个季节性限制，又有那不断变化的需求，打个快拳还满好，怎保得长久？夏天过了，就少有人光顾了，待下一年又知人们喜欢上了哪一种花色？积压起来，可是大有风险的！” 听了这番话，唐星海只觉得老父越来越趋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谨小慎微，大体上已丧失了年轻的雄心壮志。思及此，他几乎欲脱口反问您当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个纺织、印染的全能厂么？可时逢此刻，他怎好开口？只好尽力平和地试图说眼地道： “父亲大人，儿子已经一些与专门人员认真做过了市场调查，届时随时掌握好信息，灵活应变：适销对路时我们就加量印制；已过时的我们就不印。只要不辞辛苦，看准抓牢，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尽管语气与用辞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听来仍是不听父训，要一意孤行，老人动了肝火，斥责了起来，并搬出了陈年旧事。 原来，在唐星海主持庆丰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于上海适逢巨大变故，特别是马日事变、四一二大屠杀，与后来的一些变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断，内地棉花无法运至无锡，沿海一带的棉花又被日商抢购一空，致使庆丰一度“断炊”，自当年8月15日起，被迫停产了十五天。这实在对“上台实行新政”不久的唐星海是场很严峻的考验，自也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因无棉花而致停产的原因尽人皆知，可严重的后果，人们不会不终于归咎于主持人，何况人们的迷信程度还很深呢？——莫不是你这一身洋服洋气的经理“妨”的？董事们屡屡火急地过问不说，工人代表也一日数问： “唐经理，什么时候开工？” “十五天以后。” 唐星海回答得十分干脆。 可代表们仍是一再叮问： “唐经理，到了约定的日子后，您能保证开工么？” 唐星海仍是果断地回答 “保证开工，绝不食言！” 十五天，不过半个月，可这半个月对唐星海来说何啻一年！他不但依靠了唐家所有的忠实朋友与部属，特别是被保谦看中并重用的老人顾叶舟、张秋舫，而且还调动他在学校与归国后新交的知友，真个是分秒必争千方百计地调动，才凑上了“口粮”，一批批棉花运进了庆丰，如期开工，实现了他的诺言，也自然地更取信于职工，建立了威信。可却因此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使唐星海产生了一种困集备需的想法。不久后，就远渡重洋，亲赴美国，订了一大批美棉，结果由于美商出于一贯压制中国民族企业的心理，多方设难，垄断了远洋船舶，使唐星海费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租用不到海上运输工具，眼看提货期已到，却不敢提货，濒临失望，他没有似某些意志薄弱者般去捶胸顿足以致跳海，而是清醒地忍痛退货，结果此行竞赔了三十多万元。这个数目对当时的庆丰来说实在是巨大得很的，幸亏了顾叶舟、张秋舫靠了多年的交情与信用老着脸皮赊帐进了一大批棉花，六叔纪云也体念亲情从九丰面粉厂调给一百万元资金供其周转，才渡过了难关，这大概可以说是唐星海步入商界主事不久，也是终生最大、最惨的一次失败，虽说时隔数年，唐星海已不仅为庆丰赚回了几个三十万，可老父仍是耿耿于怀，严厉地说： “你又是什么‘风险不大’！别忘了那百万担美棉的教训！你损失得起几个三十万？” 唐星海见老父旧帐重题，声色俱厉，还哪敢再行坚持？只有暗自庆幸那已进口的设备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 老人家并没有就此而止，只是见儿子低下了头，口气上缓和了一些，仍在教训： “炳源，你做事也太刚愎武断，也太大手大脚了！竟敢拿出相当于一百件纱的资金去盖你的豪华的办公大楼！这大的花销你竟然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这么大的钱，造那么好的楼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样做买卖？” 老人连这点也清楚地了解到了。 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见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吗？用途大了！现代化管理中，一个企业的外观形象，是企业气质、特性的代表，他不仅对外界，甚至对本企业的工人都产生着微妙的心理效应，悦目而欢快的主体与周边环境对人的吸引与不自禁产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诸熟了这一管理要诀，唐星海才刻意改换、修建、装饰那原庆丰的“老牛破车”。彻底洗掉了那陈旧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氛围，这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体面，而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办公大楼是盖得豪华，盖得几乎是全无锡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因为一个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以此来笼络银行界。银行家们都是“富贵之交”，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富贵之交”不久长已是生活的至理。银行家的眼睛只盯着你企业是否发达，与你往来是杏有可靠的保险系数，换句话说，你的企业能否赚钱，他是否有利可图。一看你就是穷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对任何一个企业，离开银行的往来，莫说别想发财，只怕会寸步难行。盖上这样一幢在无锡数一数二的大楼，虽说花了三万左右的银元（即保谦公所说的“一百件纱的资金”），可却不但会在银行家中产生出良好的心理效应，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幢起码够档次的“招待所”，请得动上海一些大银行家有兴趣地来游游三万六千顷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龙、盘踞如虎、风光无限的惠山、锡山；逛逛历史久远、名动遐迩、秀丽多姿的蠡园。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誉，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资金，保证企业的发展。这样可以进，兴旺发达；可以退，救苦救难，以致救命。欲图大利，无银行后盾不行，而且经营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则损失得会大伤元气，大则可导致破产，甚至要命，没银行这个强大后盾也必无以自救。因此这幢楼盖得可以说极富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眼光。可保谦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时代的发展，只看见、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纱”，却根本看不见那无形的巨大作用与实利。可唐星海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说，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继承权！于是他明知会丢去企业大发展的良机，也不敢硬着头皮去实施自己宏伟的规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训仍没有终止，且搬出了“祖训”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说： “你可以忘了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训！咱们家做什么事都讲究个稳重。正是在稳中取胜。才经历一百多年积下点祖业，你可不能给败坏掉！” 这位老人对他那样极为重视的“祖训”却总是做实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什么重要便强调什么，以作为自己欲达目的的“权威”依据。当年，他读书无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举，便弃除“中举”的主要内容强调“学习一业”；如今因担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话，又强调起了“败坏家业”。“祖训”到了他手里，居然变成了上可应付父亲、下可教训儿子的法宝！ 可唐星海不敢反驳，何况老人家的训斥尚没完呢。 喘了喘气，稳了稳心神，老人家脸色益转郑重地吩咐说： “炳源，尚有一点我须提醒于你：咱们是书札传家，你要切记，兄弟之间也是要讲孝涕仁爱的！须知你如今已只剩了个小弟，你可不能光顾自己呀！” 这一点唐星海何尝不知，又何尝愿意手足隔阂？可兄弟间至今日的不够和睦，还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来乏于现代管理经验，却时时欲染指庆丰漂染厂经理一职！倘他真有本事，让他取而代之倒也罢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于偏爱于他罢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辩，只有听下去。直到老父准他离去，他才低着头，退了出来。 离开父亲的寝室，赶紧又去安排了下请医生的事，稍一空下手来赶紧将那全套印花设备运去上海保存了起来，以免再传到老父耳中，惹出烦恼。可是，这种烦恼，除非人真个地下有知，保谦公是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尽管唐星海竭尽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几大医院，并自请了不少上海、无锡两地的名医，可是人力无法可回天，保谦公也自觉无望，临近病情恶化，坚持回无锡，他必须死在这个他们唐氏借以发达的故居，安安稳稳地葬在祖茔，回无锡严家桥家中不久，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长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岁，系仍按故习以虚龄计算，当时当然要报寿为“七十一”）。 枯枝连弱枝，保谦先生的噩耗极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档、老亲家，此时早已隐居且自号为“退庐老人”的蔡缄三。在强撑着吊唁了保谦公之后，便一病不起，不到两年半，便追随其老友兼亲翁于地下了。 保谦公的葬礼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隐患也是巨大的。 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 “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 “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 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计有唐晔如、唐纪云、唐宝昌（唐门本支唐晋斋之子）、唐松源（为晔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华俊民（原股东华芝珊之后）、唐瑞千、唐凤岱、蔡松如（老股东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两点半，唐星海等几个董事未及时到会。唐晔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电话催促，并不再等齐即做出推举决议，以蔡松如为会议主席，原本记录人应为谢友庵，由于谢氏避而末至，临时改为唐松源。 待至两点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来到了会场，唐晔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开会。 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出现了沉默。因为在座的董事，除晔如本人与六叔纪云之外，均对唐星海的能力甚为心折，几年来又实是功不可没，而传闻终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则对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庆丰与保丰，绝不会这样兴旺，背后里议得虽响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临会有些心中打鼓：这样做好么？ 尚未待董事们从困惑中转来，时钟敲了三点，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议上的冲突。 唐星海走入会场尚未停步，便出声责问； “我们还没有出席，你们为啥就开上了会？” 是呀，缺了两个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长、经理，这会怎么能开？又不是定期例会，没取得这两个人认同便召集起临时紧急会议，这不但是有违章程，也分明是透露着欲有所不利于这两个重要董事的动机么？无虚才能气壮，理正方得辞严，今日里实是有些气虚理亏，又何况唐经理素来威信甚著，当面之下，众董事多已无言以对。连本应开口回话，被椎做会议主席的蔡松如也缄口垂首了，因为连他这个会议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还怎么回答唐经理的责问？别人不开口，连主席也沉默了起来，首发其难的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以气仗胆地进行了反质问： “通知你两点到会，你为何三点才来？” 唐星海气恼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话，大踏步走到会议桌前，而薛汇东已先他一步，一把抢过记录，说： “我们俩没有到会，你们怎么能讨论问题？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薛汇东也急了，这对在座的董事们的压力更大了，也就更没人回话了。其实，薛汇东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兴衰，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还是唐晔如回话： “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 “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 “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 “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 “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 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 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 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 “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 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 “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 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 “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 “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 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 “这数目能有多大？” 陶心华回说： “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 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 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 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 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 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 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 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 再展鸿图奈时艰 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 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 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供不应求，经常加班加点，致日产细纱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润几乎直线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记载，1947年庆丰投入资金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币，当时尚未变魔术似地贬值）。 净纯利润为十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润在资本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办了属于个人的许多企业，如什么“公永纱厂”、“庆源号”、“大利达”布庄、“宝丰堆栈”、“北新隆农场”、“无锡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润油厂”、“马迪汽车公司”、“通惠冷汽车公司”等等。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并将失败损失加在了民族企业身上，统购统销，通货膨胀，一日数变，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民族企业也不好过，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动了心，出面求见那已做了“国府”财政部长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结果，没见到正主儿，还受了一番官腔冷落，还被敲去了一笔美金，买了那根本难得偿还的“黄金建设公债”！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铁缺棉，庆丰、保丰两厂均常常是每周里开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总还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强购民间黄金、美钞，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内——于水火了。在蒋经国因此而将申新的总经理荣鸿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也想起了最近结识的香港一大金号老板简鉴青，便于解放前夕，携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赚了钱，又与忠厚、豪爽的简老板合办起了“南海纱厂”，从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来。 庆丰，一九五四年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一九九０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 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一九七０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唐星海与庆丰、保丰已成过去，然而，翻翻这段历史，亦或获益。 （肖舫）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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