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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粲三（一八八七—一九六二），四川江北人。又名培英。父杨文光为重庆巨富。杨粲三早年当学徒，学习经商之道。一九０八年接任聚兴成掌柜。民国成立后，揽办重庆铜元局和川北盐税业务，获巨利。一九一五年创办聚兴诚银行，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业务获大发展，形成庞大川帮银行集团，并向工矿、交通、公用等部门扩展。建国后，参加公私合营，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公私合营银行联会总管理处副查事长。一九六二年病逝于重庆。 他有一个经商有道的父亲 重庆简称渝，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建城，有“山城”之称；又因多雾，也称“雾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重庆是四川的首府。 杨氏家族，是重庆的豪门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杨文光的祖父杨清肇于清道光年间，扶妻携子，从江西老家南城县经陕西辗转迁移，来到四川巴县三品京堂街居住。后又以多年经商赚的钱在重庆江北县宝盖厢盖了房子，购了田产，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杨文光的父亲杨骏臣，觉得经商太辛苦，风险又大，于是选择了发愤读书的道路，希望十年寒窗后能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可事与愿违，杨骏臣在考中凛生后，竟屡次乡试不中。科举功名不成，家道渐渐衰落。杨骏臣只好以设立私塾，教几个学生为生。 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杨家降临了一件特大喜事：杨骏臣的长子出生了！ 这天，杨家的宅院里，一派喜气洋洋。左邻右舍的朋友都前来祝贺杨家得贵子。杨清肇、杨骏臣父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杨骏臣的妻子在生下长子前的一个夜晚，做了一个美梦。漆黑的夜里，突然出现一颗斗大的闪闪发亮的星星，不久便落到了杨家的宅院里。杨妻一惊醒来，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便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杨骏臣非常高兴，认为儿子是文曲星下凡，日后必定大富大贵。遂按字辈给儿子取名焕斗，号文光。希望他将来成为杨家的“玉堂人物”，实现他升官发财的美梦。 杨文光果然天资聪颖，从小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读起书来起早贪黑，惹人喜爱。 但事有不幸，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杨文光十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杨家的住宅。这突来的不幸在杨文光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一个很深的烙印。家庭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杨文光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走上了杨家世世代代的经商之路。 清同治九、十年间（公元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十六七岁的杨文光经姐夫叶紫卿介绍，开始进聚兴祥商号当学徒，拜当时重庆富商刘质堂为师。在商号里，聪明伶俐的杨文光，每天默默苦练打算盘、辨银子成色等基本功，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很得师父师母的好评。三年学徒期满，杨文光对商务已日渐精通，刘质堂便提升他为掌柜，放手让他经营。 这时的杨文光对经商赚钱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科举功名的理想早已置之脑后。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积蓄资金，创办自己的商号，成就自己的事业。 机会终于来了。清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由于时局混乱，商业凋敝，聚兴祥商号亏损太多，许多股东要求退股而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聚兴祥商号股本为一万两。杨文光拥有起会股五百两，和虚设股五百两，共一千两，占总股本的十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初步实现了他奋斗的目标。 聚兴祥商号苦心经营了十年后，终因社会动荡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宣告结束。但是，在商战中奋斗了二十五六年的杨文光却成熟了，并以“稳重谨慎”闻名于重庆商界。 信誉就是金钱。聚兴祥商号结束后，许多人都仰慕杨文光的声望，纷纷邀请杨文光入伙。不久杨文光便与人合伙成立了聚兴仁商号，资金仍为一万两，杨文光被公推为掌柜。杨文光大大庆祝了一番，店内店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喜气洋洋。杨文光出出进进招待着各方客人，决心大干一场。 有关文章是这样记述商号的第一次股东会的。杨文光激动地向大家宣讲了他的经营方略，他说： “诸位兄弟，承蒙大家推举我作掌柜，今后必将竭诚效力，不负诸位重托。” 杨文光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大家，然后继续说道： “以后我们的业务采取深购远销、长途贩运的方针。既经营匹头、棉纱、机器、五金等长江中下游的产品，也经营银耳、药材、山货等四川的产品。同时兼作票号的存、放、汇兑业务……” 杨文光兴奋地讲着，恨不得一下子将他的宏伟规划全倒出来。一讲到票号，他的眼睛马上一亮： “这方面刘质堂先生很熟，我明天即去请他帮忙！” 杨文光说到做到，商号开业的第二天，他便雇了一顶大轿子，亲自去请刘先生。杨文光拜刘质堂为师，学徒几载，早熟如家人，但这次见面仍客客气气地施以重礼。刘质堂见状，忙请他坐下，问道； “文光，有啥子事？” 杨文光坐定，开门见山地道出来意。 刘质堂边听边点头称赞。为了支持他最得意的门生经营商号，发展事业，他欣然同意了。 从此，在重庆商界德高望重素有殷实之称的刘质堂便天天被轿子请到聚兴仁商号上来。杨文光更是亲自端茶点烟，恭敬得无以复加。 果然，刘质堂在商号上一坐，便增加了商人们的安全感，资金源源而来。 杨文光利用这些资金大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又先后在省。内外设立分庄，创立分号，大大拓展了业务。一时间，杨文光已成了重庆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了。杨文光很得意地对人说： “利用别人的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不失为一个生财妙法。” 聚兴仁商号开业后，另一次大发财的机缘是大足县爆发的余栋臣起义。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清灭洋起义运动。其声势之大，遍及川东，震撼重庆。市上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各商号皆抛售存货，换取现金，物价大跌。各票号更是焦急万分，他们一方面要找个可靠的“下家”将手中的现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个可靠的人帮助将放出去的钱收回来。谁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稳重谨慎”闻名的杨文光。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山西票号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杨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两银子全放给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帮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经有好几个票号的掌柜这样求杨文光了。杨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说： “李掌柜，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你想想，万一余栋臣打进来，遇到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钱还你？我确实爱莫能助啊！” 说完，杨文光继续吸着水烟袋。 李掌柜见状，知道杨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杀价： “杨掌柜，我们合作多年，这次的忙请你一定要帮！我的银子就算是请你代我保管了，不说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帮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续费。你看这样如何！” 杨文光放下烟斗，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踱着方步，沉思了好一阵子，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意思，让我再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不过，真遇不测，可与我无关呀！” 李掌柜走出聚兴仁商号，嘴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里却直骂娘： “你杨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压价！” 但除了杨文光，他又能找谁呢！无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内踱着方步的杨文光，表面十分平静，内心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还是留？”杨文光反复地问着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样，得降价抛售存货，肯定要大亏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栋臣打到重庆，不但财产保不住，可能连命都会搭上；如果余栋臣被清军消灭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发财了！” 杨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义，当时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国，称了王，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消灭了，而小小的余栋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败无疑！想到这里，杨文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俗话说“要得富，险中做”，向来稳重谨慎的杨文光决定在别人纷纷外逃时，孤注一掷，“人弃我取”。于是杨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号立下字据，签下协约，帮他们存银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还有手续费可得；同时又用这笔现款购进大批跌价土特产，装满重庆的几个仓库；在上海也大量进货，运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个月后，传来了余栋臣被剿灭的消息，川东局势逐渐稳定，重庆市场也活跃起来。 这时的杨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他一方面将价格扶摇直上的川货运往上海，另方面又将下江货在重庆高价出售。仅这一年，杨文光便盈利六十万两，为其投资一万两的六十倍。由此，杨文光成了重庆商界的殷实大户，“杨百万”的大名传遍山城。 “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成了杨文光发家的重要秘诀。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０四年），杨文光已开设商号十余处，购置田产数百亩，奠定了杨氏家族财产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杨粲三。 初掌聚兴诚商号 杨氏家族中的杨文光，在长期的商战中，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杨氏家族长盛不衰，“非人力财力相辅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别注意对杨家子弟的培养，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杨文光就仿照《朱柏庐治家格言》，制定了《杨依仁堂家规》，将“勤俭谨和、量入为出”八字作为全家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其意就在于“愿得忠厚仁慈、读书明礼之辈，有其人以保吾家，余愿足矣”。到了晚年，他更将培养接班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杨文光曾在家中设立私塾，延聘有名望的先生执教。杨家子弟很小即被送进私塾发蒙。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后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杨文光经常到学堂中巡视，态度十分严厉，孩子们都很怕他。 杨文光注意发现子侄们的特长，以便因材施教。 长子杨寿宇性格随和，待人诚恳，精于算计，对做生意很有兴趣。杨文光对他十分疼爱，经常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多见世面，锻炼其经营管理才干，有意将他培养成杨家基业的接班人。 次子杨希仲少有大志，发愤苦读，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后，因品学兼优被选送日本留学，决心发展民族工商业，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杨文光对次子深寄厚望，视之为杨家的“千里驹”，任其自由驰聘。 杨粲三争强好胜，个性刚烈。他对自己“第三子”的地位很不满，发誓要和老大、老二决一雌雄。小小年纪的杨粲三就很有心计，特别留意商界中的事情，有时他的见解甚至超过了生意场中的老手，被杨文光视为“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 针对子侄们的天赋和爱好，杨文光从小就将长子杨寿宇，三子杨粲三，侄儿杨与九、杨仲晖等送进商号学徒；将抱负不凡而又宜于培养的次子杨希仲、五子杨季谦、侄儿杨芷芬等送往日本、美国留学。 这样，杨氏家族成员中，既有学习中国传统经商之道的传统型人才，又有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的现代型商人。中西文化在杨氏家族中交融、碰撞，既有利于杨氏家族事业的发展，也在杨氏家族内部播下了纷争的种子。 杨粲三饱受经商的熏陶，颇具经商的天分。 据有关文章记述，在杨粲三周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都来道喜，杨家照例摆了喜筵，并举行了“抓周”仪式。 刚满周岁的杨粲三穿好新衣被抱到堂屋中的桌子上。他面前的漆盘里，摆着书、笔、剪刀、算盘、点心、水果等，让他挑选。 家人和客人们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小的杨粲三会抓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杨粲三一把抓起了算盘，两只小手还在算盘珠子上来回地拨了几下。 杨文光见状大喜，忙将儿子抱起来亲了又亲。众人也都啧啧称奇。杨文光想，儿子“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是老天使他后继有人了。 从此以后，杨文光对杨粲三也着意培养。 杨粲三很小就被送进尹家私塾，拜重庆名儒杨寿泉为师。由于杨粲三从小就受到正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经世致用，造福社会的思想便在杨粲三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深深的印痕。 但是，杨粲三的兴趣并不在读书上，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保家族商业之不衰，谋家族一己之利益”，也就是如何经商获利。 杨粲三十来岁时，就被父亲送进商号当学徒。杨粲三放下少爷的架子，狠下功夫，学着打算盘、辨银子成色，进货、出货，苦练经商的基本功，很快就上了道。一九八四年，当杨寿宇开始经营聚兴成商号时，为了开阔眼界，锻炼才干，十八岁的杨粲三被杨文光派往宜昌、汉口、上海坐庄。 初出夔门的杨粲三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但也只有在上海，杨粲三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大都市，什么叫繁华。 当时的上海，已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誉。 南京路上，高楼林立，鳞次栉比；黄浦江畔，汽笛长鸣，旗帜飘扬；洋行公司数不胜数，商店酒吧比比皆是。白天，沸腾的人流奔向四方；夜晚，闪烁的霓虹灯千奇万状。好一座繁忙的城，不夜的城。 更使杨粲三惊讶的是，上海的货物真多，简直使杨粲三眼花缭乱。这里有西南的蜀锦、药材，东北的人参、貂皮，贵州的茅台，河南的大枣等等；还有美国的洋油，法国的美酒，英国的棉毛织品……做生意的人，也像货品一样，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虽然语言不同，肤色各异，但都做着大生意，出手大方，一掷千金。 杨粲三漫步于上海外滩，倘祥于十里洋场，望着高耸入云的和平饭店、上海大厦，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原先在重庆，杨粲三觉得很自豪。重庆是水陆码头，历来商贸繁荣，在西南数省是首屈一指的，而杨氏家族又是重庆有名的大户，他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豪。可现在和上海一比，和上海的大亨、洋人一比，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很可笑，颇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这种对比，对争强好胜的杨粲三刺激太大了，他暗自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让杨氏家族资本更加壮大，一定要到大上海来拼搏一番。 在上海，杨粲三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而是一头扎进商海之中，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接触，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商情，接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从而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上海期间，杨粲三还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随着清政府的日趋腐败、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据点之一。 这一时间，杨粲三结识了商帮同乡童子钧、童斗泉兄弟，并成为好友。童的二哥童文琴是留日学生，也是第一个回四川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人。童氏兄弟受二哥的影响，也很有革命思想。他们经常向杨粲三分析国内外形势，灌输革命道理，使杨粲三深受启发，对政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革命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一九０八年，杨寿宇病故。杨粲三奉杨文光之召，从上海赶回重庆，接掌聚兴成商号的帅印。 这时的杨粲三。虽然只有二十二岁，但已经是一个有文化、有抱负，既接受了中国传统经营方式的正规培训，又饱受西方现代商业经营思想影响，谙熟各地商情的成熟商人了。他对经营已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上任伊始，杨粲三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商号改名。他将“聚兴成”改为“聚兴诚”。杨粲三对父亲说： “商号要发展，要人聚财兴，重在一个‘诚’字，要以‘诚’取信于人。” 杨文光听完，颔首微笑。商号的名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杨粲三的经营思想。 杨粲三的第二招是扩大聚兴诚的经营范围。除经营原来的各项业务外，增营获利较多的生丝、楚盐两大类。并陆续在上海、汉口、沙市、宜昌、万县、自流井、潼川等大小城市设立了分庄，使经营规模扩大数倍。 一九—一年五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七月，“重庆保路协会”成立，同盟会成员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九月七日，四川都督赵尔丰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成都血案”，并大肆逮捕革命党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了。 十月十三日，端方率湖北陆军进驻重庆。 作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的重庆，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形势的急剧变化使重庆商界风声鹤唳，流言四起。一时人心动摇，纷纷抛货求现，引起物价大跌，许多商号倒闭。真所谓“辛亥争路事起，革命军兴，商号业务，竟至折蚀”。 历史又一次将杨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 杨粲三显得非常镇静。由于受童氏兄弟的影响，他坚信清政府必败，反清革命必胜。 杨粲三和父亲反复分析时局后，决定再次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集中资金，乘物价大跌时大量收购货物囤积起来，静待时变。 等待判决对人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对初出茅庐的杨粲三来说就更是如此。虽然杨粲三自认为是胜券在握，但毕竟是倾尽了财力、’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坐立不安。 经历过余栋臣之乱考验的杨文光却老练得多。他内心虽有点忐忑不安，但却依然是读书、写字，不露声色。看到坐立不安、不时走进走出的儿子，他又想起他自己当年的情景。有关文章记述，杨文光非常理解儿子此时的心情，他想安慰儿子，于是微微一笑，这样对儿子说：“培英，《孟子》里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思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回也许是老天对你的考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尽到了努力，顺其自然吧！来来来，我们下盘棋，轻松轻松。” 杨文光说完，摆好棋盘，端出云子，硬拉杨粲三入座。 时间在焦虑和等待中悄悄流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 十一月二十二日，蜀军政府在重庆宣告成立。 随着社会的稳定，需求转旺，物价上扬，杨粲三伺机将低价购进的货物高价售出。一进一出之间，聚兴诚商号赚了十万两银子。 杨粲三很拥护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也给他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所以，当新成立的重庆军政府号召士绅捐款救济饥民时，杨粲三慨然捐助一万两。万县分号也资助过境部队饷银三千两，以示对新政权的拥护。 辛亥风潮，使杨氏家族更加殷实，资产达百万两以上。但对此次发财，杨粲三不仅不张扬，反而极力掩饰。据有关文章记述，当时，他常对人说： “我当时在上海进了那么多货，并不是甘冒风险，有意为之，而是电报局把上海来电翻译错了的缘故，纯属巧合。这次是我运气来了，是‘天凑机缘’。” 杨粲三这种深藏不露的作风颇有其父杨文光之风。杨文光对此当然十分满意。 辛亥革命后，聚兴诚商号的各项业务都蒸蒸日上，特别是存、放、汇兑等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 杨粲三曾利用其兄杨希仲的留日同学刘桂巨任川北盐务稽核所所长的关系，取得了代收潼南、遂宁、绵阳、潼川、保宁等地盐税的特权。 杨粲三还乘机在这些地方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在成都设了分号，开展汇兑业务。 到了民国初年，聚兴诚商号兼营的存、放、汇兑业务的总额近一千万两，年收益达十多万两，成为商号最赚钱的一项业务。 在此之前，杨粲三经杨希仲的介绍，结识了重庆铜元局局长李哲夫，两人私交甚笃。聚兴诚商号借此取得了铜元局的购销权。为铜元局代购铜料，承销铜元，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杨氏家族已是人聚财兴，为创办银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挂起聚兴诚银行的金字牌匾 杨氏家族成员中，最早提出创办家族银行的是被杨文光称为“千里驹”的杨希仲。杨粲三则是最积极的拥护者。 杨希仲生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一九０四年考入重庆府中学堂。入学仅一年，就因品学兼优被选派赴日留学，进日本岩仓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习。 在日本，给杨希仲印象最深的是三井株式会社。这个以银行业为核心的家族财团实力雄厚，生机勃勃。对照自己家族的情形，杨希仲深受启发。”他决心“步武三井株式会社后尘，集家族之人力财力，创办银行，再次第向外发展，建立杨氏家族的远大事业”。 杨希仲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兄。他接二连三地给杨文光、杨粲三写信，详细介绍日本三井家族财团的情况，共同研讨、勾勒杨氏家族财团未来的蓝图。杨粲三后来回忆说： “家书一月数至，皆详述三井之演进孽划，条陈报告，设虑周详，先父接阅，私心甚喜。” 受杨希仲影响最深的数杨粲三，随着杨希仲的介绍，他对三井财力“倾信之诚，崇拜之笃。与日俱增”。“三井形象已随时活跃于眼前，唯恐其不能早日实现”。 将杨氏家族资本发展为“中国的三井家族财团”，已成为杨希仲与杨粲三的共同理想。 一九一０年，杨希仲在日留学期满回国，随即转赴美国伊里诺文研究院专习商科，为日后回国经营家族事业作准备。 据有关文章记载，一九一三年，杨希仲从美国回到四川，带回大批书籍，并将这些书的内容翻译讲解给父兄听，使杨粲三获益不浅。 杨希仲、杨粲三多次向杨文光谈了创办银行的具体设想。一向谨慎的杨文光对两个儿子的建议没有十分的把握，他要先听听其他家族成员的意见，再相机行事。 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个晚上，杨文光以家长的身分召集家族成员议事。 一盏汽灯将杨家词堂照得雪亮。在墙的正中，挂着杨清肇的遗像。杨文光面色威严地坐在几案旁的太师椅上。杨与九、杨希仲、杨芷芬、杨粲三等人分列两旁。杨文光将各位子侄扫视一番，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最近，希仲、粲三多次建议，要创办银行，兹系大事，关系到我们杨家的前途。今天，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有什么想法，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杨文光说到这里，将目光转向杨希仲，继续说： “希仲，还是你先说吧！” 杨希仲看看父亲，又与杨粲三对视一下，便侃侃而谈： “是的，我们曾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办银行的建议。早在日本，看到三井家族财团的兴旺，我就有了这种想法。现在回国实地考察后，更坚定了信心。重庆是一个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既是西南商品的集散地，又是长江下游各省产品向西南销售的转运口岸，自古以来商贸繁荣，金融发达。特别是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０年）对英、法、美开放，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对日本开放以来，更是万国咸集，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六大城市之一。建立民国以后，工商业更加繁荣，流通量更大。据我粗略统计，单是重庆与万县、宜昌、汉口等地贸易流通资金每年就达几千万两，加上其他地方，数目就更大。可重庆金融业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国办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不办理私人商业业务，地方官办的浚川源银行又陷于瘫痪，以前大量存在的山西票号又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消亡。所以，偌大一个重庆竟没有一家为商业服务的银行。这与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何等的不相称啊！所以可以说，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呼唤着商业银行的诞生！……” 杨希仲的这番话，说得杨文光捏着胡须不住地点头，连水烟也忘了吸。心想，儿子毕竟是喝过洋墨水的，说得头头是道，真是出息了，他为杨家后继有人而甚感欣慰。想到这里，不觉向儿子投去赞许的目光。 杨粲三见父亲面露喜色，受到鼓舞，马上接过杨希仲的话头说： “三哥的建议我举双手赞成。但在重庆，谁能承担创办银行的使命呢？我看非我们杨家莫属。首先，我们资本雄厚，具有创办银行的实力；其次，近年来，我们已经在经营银行业务，每年的存放、汇兑等业务额达千万两，具有良好的信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现在我们杨家可以说人才济济，兵强马壮。我们的父亲经验丰富，信誉卓著；与九大哥和仲晖六弟是商场科班出身，都能独当一面；希仲三哥、芷芬四哥留学国外，见多识广，有理论知识。只要团结一致，我们杨氏家族也能办成日本三井式的财团。” 杨粲三说完，杨与九、杨仲晖、杨芷芬也先后表示支持。 素以稳重著称的杨文光，本来对希仲、粲三的想法很支持。他知道，要保杨家基业之不衰，决不能墨守成规，“要得富，险中做”嘛。但是，什么时候做呢？他还要考虑。他知道子侄们正等着他最后的决定，于是缓缓地说； “你们的想法都很好。银行是要办的，但什么时候办，怎样办等等都要认真考虑，力求万无一失。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杨希仲、杨粲三生怕父亲要打退堂鼓，连忙站起来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建议父亲最好出去考察一下，探个究竟，再最后定夺，好不好？” 杨文光等一致表示同意。 一九一三年秋，五十九岁高龄的杨文光在侄子杨与九的陪同下，乘外国轮船顺江而下，第一次离开四川盆地，到汉口、上海等地考察。外面的精采世界令杨文光耳目一新，从而更坚定了他创办银行的信心。 一回到重庆，杨文光立即调兵遣将：杨希仲负责银行的筹备工作，加强与各界及洋人的联络，争取获得各方面的支持；杨粲三着重内部事务，负责经营管理，推动聚兴诚商号业务的发展…… 分派既定，杨氏兄弟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都表现出较强的能力。杨希仲曾留学日美，精通日语、英语，在社会上享有“洋翰林”的美誉。他奔走于各政要和洋人之间，为创办银行打通关节。 他首先赶到成都，向留日同学、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龚家瞻面陈开办银行的计划。 龚家瞻非常支持，特以财政厅的名义请重庆地方官予以合作。并特别推荐财政厅驻浚川源银行监理官肖止真，根据政府有关规定和杨氏家族意见代拟公司章程。又介绍其好友何孟庚律师担任杨希仲的常年法律顾问。 在成都期间，杨希仲还先后拜会了四川都督胡文澜、继任财政厅长刘莹泽、民政厅长陈廷杰。并利用与陈廷杰的师生关系，结识了当时四川的各界名人蒲殿俊、罗纶、肖湘等人。 尔后，杨希仲又偕律师何孟庚转赴北京，通过留日学铁道交通专业时的同学、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的李景潞，结识了交通部长曾毓隽，再由他们牵线搭桥，与财政部长李思浩接上了关系。他们对杨氏家族创办银行都表示支持。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杨希仲将申请成立银行的文件呈送北京财政、农商二部立案注册。一九一五年二月即获批准。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六日，四川省最早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聚兴诚银行隆重开业。 这天，蹇家桥杨公馆和泰来裕巷聚行行址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一派喜庆气氛。’ 杨家邀请的党、政、军、商、绅各界头面人物以及外国驻渝的各方面的洋人都纷纷前来，参加聚行的开业典礼。 各商帮同业，平素与杨家就有业务联系，今后更要仰赖其资金周转，一闻银行开业，也争先恐后地前来道喜。 一时间，聚兴诚银行熙熙攘攘，宾客如云。再加上前来抢新闻的各报记者和驻足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把个泰来裕巷挤得水泄不通。 杨文光由于年事已高，留在客堂内稍事应酬，出面周旋的乃是杨希仲、杨粲三等几兄弟。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聚兴城银行开业盛况，以及杨希仲、杨粲三在开幕典礼中的具体情形。 杨粲三一身中式打扮：灰色的丝质长袍，外罩黑色隐花马褂，脚踏圆口布鞋，显得儒雅庄重。他穿梭于宾客之间，十分地沉着、练达。 杨希仲则是一身西式装束：笔挺的银灰色西装，上衣口袋里装着折叠得很漂亮的白色手绢；雪白的衬衣上系着一条花领带，十分抢眼；脚上的皮鞋擦得透亮，光可鉴人；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风流倜傥却又不失学者风度。 杨希仲风度翩翩地挽着妻子陈撷芬，周旋于宾客之间。 陈撷芬是上海《苏报》主办人陈范的长女，杨希仲留日、留美的同学。她不但人长得漂亮，思想也很开放，非常支持丈夫的事业，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这天，她穿着天蓝色丝质旗袍，戴着精美的首饰，举止落落大方，言谈妩媚动人，而又不失高贵典雅。 客堂里，茂源绸布店老板王茂源和杨粲三一边喝茶一边摆谈。王茂源说： “杨老板，我们资少号小，以后还望贵行多多支持！” “当然！当然！敝行以服务社会、造福商业为宗旨，哪有不为商家效劳的！” “那可就十分感谢了！”说罢，王茂源指着客堂正中贴着“贵行开幕，寰府流通，救济市面，有德有功”十六个斗大金字的大红彩缎喜樟说，“这喜幛真是气派啊！下面写的那些人是谁？” “王掌柜，这胡文澜是四川都督。陈廷杰是省民政长，刘莹泽是四川省财政厅长，蒲殿俊、罗纶、肖湘、李文熙都是很有名的人物。他们得知敝行今天开业的消息后，特地联名发来这封十六字的电报，以示祝贺。”杨粲三掩饰不住自豪和骄傲地答道。 “啧！啧！啧！”王茂源听了，惊羡不已。 这时，杨粲三发现杨希仲和重庆电报局局长高洪恩走了过来，忙对王茂源说了声“失陪”，迎了上去。 “粲三兄，恭喜恭喜！”高洪恩抱拳在胸。 “谢谢，谢谢，局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哪里！哪里！”高洪恩豪爽地打着哈哈。 三人正在谦让着，停泊在重庆的英国梯尔兵船船长也走了过来，见了杨希仲，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 “希仲兄，恭喜了！” “谢船长先生！”杨希仲答道。 杨希仲将梯尔兵船船长和高洪恩、杨粲三互相作了介绍，并请他们到里面入座，吩咐佣人沏茶、递烟。杨希仲对高洪恩说： “高局长，敝行成立以后，往来电报一定不少，还望高兄多多关照！” “那当然，有你希仲兄一句话，我能不照办吗？以后保证对贵行特别优待！满意了吧！” 两人大笑起来。 这时，有人招呼高洪恩。高洪恩说： “诸位仁兄，我过去一下，失敬了！” 杨希仲又拜托梯尔兵船船长代订英国路透社新闻电稿，英国《泰晤士报》和日本《朝日新闻》等外国报刊，以了解最新经济动态，兵船船长也爽快地答应了。 忽然，有人进来向杨希仲报告重庆地方当局张长官到了。 杨希仲、杨粲三等赶紧出门迎接。 张长官已跨进门来，见了杨氏兄弟，先拱手道： “希仲兄、粲三兄，恭喜你们了！” “张长官亲临敞门，令我等非常荣幸！”杨希仲道。 “哪里！哪里！希仲兄过誉了！”张长官谦逊地说。 “张长官，请到里面坐！”杨粲三赶快把张长官往里请。 “张长官，敝行今后还仰仗您这位父母官的大力支持啊！”杨希仲边走边说。 “当然！当然！扶持地方工商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重庆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你们银行在资金上的支援！”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随后，杨文光的女婿、富商黄锡滋，好友“汤百万”汤子敬等重庆工商界巨头和驻军杨师长、驻重庆的外交使节、洋行大班、教堂神父等陆陆续续都到了。 杨粲三见时间不早了，人也基本到齐，就吩咐开宴。 杨希仲走到客堂中央，待众人安静下来后，朗声说道： “各位军政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光临敝行的开业典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聚兴诚商号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我们杨氏家族对大家表示感谢。今天，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正式成立了，我们一定本着服务社会、造福商业的宗旨为大家提供方便，也请诸位一如既往地支持聚兴诚银行！” 杨希仲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随后，张长官等人也先后致辞。 各位中外宾客鱼贯进入宴会厅。席间，觥筹交错，笑语不断。杨氏兄弟穿梭于各桌宾客之间敬酒、祝酒，大施外交手腕。气氛之热烈，为重庆商界中所仅见。 一九一七年，杨希仲特意请留日工程师余子杰完全仿照日本“三井银行”建筑样式设计建造的聚兴诚银行大厦在重庆新丰街（今解放东路一一二号）隆重落成后，又在新行址举行开业典礼，大摆筵宴，邀请宾客之多，胜过开业时的规模。饮宴活动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这一系列规模盛大的公关活动，使聚兴诚银行名声大振，对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板斧”和全面开花 银行成立后，杨粲三担任协理。 聚行开办初期，时值民国初建，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又先后制定颁发了一些鼓励兴办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加之此时四川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小，因此，重庆暂时出现了市场繁荣、贸易额大增的可喜局面。 主管经营的协理杨粲三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聚行是重庆最早的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且在全国分支机构多的优势，确立了“汇兑第一，存放次之”的方针，大力承揽汇兑业务，显赫于重庆金融界。汇兑，成了聚行早期最主要的业务。 杨粲三经营汇兑业务的招数是有名的“三板爷”：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 “翻码头”又叫套汇，即由直汇改为转汇以赚取高额汇费（汇水）的一种获利方式。当时，重庆与各地之间，基于交通的便利与否，道路的安全与否，社会的稳定与否，银根的松与紧等等因素，同样的银两汇往不同的地方，汇价也相去甚远。“翻码头”的作法，主要是以重庆、上海间的汇率为依准，比较各地对重庆、上海两地的汇率，确定是由重庆直汇上海，还是翻码头转汇上海更为有利。 例如，重庆直汇上海每千元收汇费八十元，重庆汇汉口每千元收汇费三十元，而汉口汇上海每千元汇费仅五元。如此，重庆聚行便改直汇上海为先汇到汉口，再由汉口分行转汇上海的办法，从中每千元汇款可赚取汇差四十五元。 聚行由于机构多、信息灵、资金由总行统一调拨，因此，汇兑业务做得非常灵活。只需杨粲三几个电报，全行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一买一卖之间，各分支行处只办个收交手续，并不需要垫出资金，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五年间，聚行的汇费收益在全国二十家重要公私银行中，仅次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名列第四名。 杨粲三的这手绝招，得益于早年当学徒时期。当时，年少的杨粲三常常看见山西票号老板从事这种经营。老板们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常常灵机一动，叫司帐先生站在旁边，用算盘一笔笔计算，看一笔汇款多翻几个码头，可以多赚多少钱。这件事给杨粲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对翻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钻研，使他特别精于此道，并以此取胜于同业。 “赚平水”，是杨粲三在汇兑业务中赚钱的另一个秘诀。 由于当时各地使用的银元、银锭成色和重量各有差异，各地汇兑往来时，就要通过换算“补水”（或称平水），才能使价值相等。 杨粲三抓住“平水”之机，大赚其利润，就叫做“赚平水”。 聚行赚平水有两种手段： 一是“赚色”。当聚行与货帮办理汇兑收交时，货帮的每一箩银子进银行之前，都要“哗”的一声将银子倒在地上。银行收银人便蹲在地上，在银堆里三拨两拨，再一敲二敲，便挑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成色不好的银子放在一边。 交款人两眼紧盯着收银人的手，每剔出一块，就像剜一下他们的心头肉似的，一阵揪心。末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收银人的嘴唇，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恐惧地等待着收银人的“判决”。 而收银人则面无表情，冷酷地抛出一句话：“这些成色不够，要另外计算！” 此时，无论交款人怎样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脚质问、大骂，均无济于事。收银人仿佛两耳塞住了棉花，丝毫没听见，也丝毫不让步。最后，还是按收银人的“判决”交款。这种有意抬高收银成色的作法，叫做“饱进”。 但当聚行付给货帮银子时，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银子，因这是聚行汇兑收交的“规矩”，对方只好收下。这叫“饿出”。 如此这般“饱进”、“饿出”一番，大笔的钱又赚到了。 二是“赚秤”。即“大秤进，小秤出”。吊秤时秤抬一点或稍抑一点，轻重差异便很大。 据统计，聚兴诚银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届决算中，平水纯效益达五十一万多元。但以后革除陋习，盐税停止代收，这项业务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关头”。这是汇兑业务中的一种赌博行为，又称“赌关头”。 经营汇兑业务者，预测某一关期（如春关、秋关、年关等）甲地与乙地间的汇兑现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涨或下跌，于是，每天市场上都针对这一关期可能出现的涨跌情况，来进行买进或者卖出。期日一到，行盘开出，就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后轧算盈亏。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出口货是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运来的，俗称上货；当地土特产则由重庆沿江而下，运转各地，俗称下货。重庆和上海均为货物往来的集散地，资金调动频繁且数额巨大。 重庆对省外的贸易以上海为大宗，故汇出汇入款均以申汇占多数；对于其他各地的汇价均以申汇为标准折算，因此，中汇的涨跌对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甚大。 当然，引起申汇涨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货多、下货少时，中汇趋涨，反之则跌。其他如水位、战争、季节、年关、谣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汇涨跌。 杨粲三是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每每预测到某关期申汇的涨跌，他便利用聚行资金丰裕、分支机构多、信息灵的优势，以货帮为主要对象，指挥各行号统一动作，放手卖买，做远期（三月）汇兑，常常大获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庆分行经理廖瑞庭预测申汇看跌，杨粲三当即指挥聚行以一千零七十两的汇价一下卖出申汇期汇一百万余两，果然，到期申汇大跌，聚行赚了一大笔钱。 杨粲三除了以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法赚取汇水外，其他的经营方式也十分灵活，从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一九二一年前后，湘、黔、鄂边界和川东一带上土匪横行，杀人越货不择手段。前往这些地方采购土产的商贩都不敢携带现洋，而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又禁止现洋出川，以至于重庆至宜昌间的汇价暴涨。杨粲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发行了一种可异地支取的不记名的“即期汇票”，大受商贩所欢迎。这种大面额的“即期汇票”最高发行额达十余万两。既方便了商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在聚行内部，杨粲三对各分支行处和各经理实行了目标管理。他亲自下达汇兑指标，并将其业绩作为升降奖惩的主要指标。 一九二五年，杨粲三派得力学徒李麟阁前往老河口设码头时，他提出通过翻江业务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每千两平均毛利不小于三十两的指标。李麟阁到任后，努力寻找客户，承揽汇兑，不仅做足了汇额，而且每千两的平均毛利竟达到三十六两。杨粲三对此十分高兴，特地发给李一笔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在杨粲三的亲自指挥下，聚行汇兑业务迅速发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为各项收益之冠。所以金融界称杨粲三是“靠汇兑起家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杨粲三和亲信学徒张茂芹一起从宜昌搭轮船回重庆。北洋军阀曹锟的直属旅旅长李彪臣也率部同船西上。 船在江中缓缓而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杨粲三和张茂芹在甲板上喝茶。邻桌坐的是李彪臣部下几个军官模样的人。 杨粲三躺在椅子上，闭着双眼。他无心欣赏眼前雄伟壮丽的三峡风光，也无意看一看高耸入云的神女峰。他对这一切都太熟悉了，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已从三峡经过多少次了。他的脑子里被银行的事务装满了。 他感到，随着银行规模不断扩大，所需营运资金与日俱增，单凭银行的资本和汇兑收入已不敷运转。由于前两年重汇兑轻存款，吸收的存款仅有一百多万，大大低于同业的水平。虽说从今年以来开始重视存款，但至今收效甚微，资金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想点什么办法呢？他陷入冥思苦想之中。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奇遇，从中亦可看出杨粲三异常善于谋营契机。 忽然，邻桌军官的对话飘进了他的耳朵。只听一位军官说： “这回咱们西进重庆虽然辛苦，曹大帅还真体谅咱们，给了一百万饷银，也够咱兄弟们快活快活的了。” “真有那么多？”另一位不相信地问。 “那还有假？一百万现洋就在船上呢！”刚才说话的那位军官又说道。 听到这里，杨粲三心头一震，闭着的眼睛立即睁大了。只见刚才说话的是一位胖胖的军官。 一百万现洋，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正好是聚行全部资本的总和。他们的一百万饷银一时半刻也用不完，如果让他们将这笔钱存入聚行……想到这里，杨粲三的心不禁一阵狂跳，接着又仔细地看了看那位胖军官，打定了主意。 杨粲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茂芹。张茂芹也直夸是个好主意。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意同胖军官坐到一桌。杨粲三主动搭话： “长官，你们这是往哪里开？” “重庆。”胖军官随口答道，仍埋头吃饭。 杨粲三装出很意外的样子： “这么说我们是同路了，我也回重庆！” 胖军官这时才抬起头，将杨粲三和张茂芹打量了一番。只见杨粲三身穿长袍马褂，脚蹬圆口布鞋，一副重庆人的打扮，便漫不经心地说： “你们是重庆人？” “这是我们聚兴诚银行的杨协理。”张茂芹在一旁介绍道。 “噢！幸会，幸会！卑职是直属旅的军需官。”胖军官见眼前这位不起眼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聚兴诚银行的协理，立即站了起来，满脸堆笑地与杨粲三紧紧握手。 军需官说； “到了重庆，还求杨协理多多关照！” “敝行愿为贵军效犬马之劳！”杨粲三很热情地说。 随后，张茂芹叫来一桌酒菜，三人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酒酣耳热之际，杨粲三对军需官说； “老兄，你觉得我们聚兴诚银行怎么样？你们那些饷银放着也是白放着，还不如存入我们银行，随用随取，既安全可靠，而且还有利息。另外，你老兄有什么需要，只管说就是，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军需官见杨粲三如此爽快，而且存入银行还有利息，自然是满口答应。 杨粲三见事已办成，十分高兴，当即拟定电报，让张茂芹发给重庆的杨希仲。电文称：李彪臣旅长率部进驻重庆，答应将百万饷银存入我行，请作好准备。 善于交际应酬的杨希仲接电后，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即着手准备。 两天后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上，一派热闹的气氛。杨希仲亲自出马，忙上忙下，指挥安排着几十名挑夫，每人的扁担上都扎着大红绸子，分两行排列在道路的两旁。看热闹的群众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都踮着脚向前张望着，互相打听着： “这么多人，迎接啥子人呢？” 一艘米黄色的客轮终于靠上了码头。杨粲三一眼便望见了杨希仲与夹道的挑夫，高兴得忙领着军需官及其部下上了码头。 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挑夫们便上船去装银子，然后在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的保护下，一路吆喝着向聚兴城银行走去。 沿街的市民们听说几十名挑夫挑的都是银元，纷纷惊讶地跑出来看。场面之大，派头之足，轰动山城，成了重庆的一大新闻。人们纷纷传言： “曹大帅的饷银都存在聚兴诚银行了！” 第二天，重庆的几家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上刊出了“李彪臣率部进驻重庆，百万饷银存入聚兴诚”的特大新闻。聚兴诚银行的威望和信誉更大大提高了。 各机关、厂矿、学校、商店、部队见状，也纷纷将钱存入聚行。 一九一八年，黔军朱绍良部入驻重庆，杨粲三也将其饷银揽存聚行。 军阀杨森驻扎万县时，其手下有个名叫白驹的师长在防区内横征暴敛，侵吞公私财产，发了大财，闹得沸沸扬扬。 杨粲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这事后，乃通过杨森的关系，结识了白驹。两人很快成了朋友。杨粲三不失时机地向白驹提出了将其财产存入聚行的建议。 白驹当时也正为钱财的事烦恼。他对社会上的传说已有所闻。树大招风，他正想找一个万全之策，以解决其麻烦。见杨粲三提出存入聚行的建议，马上就答应了。 于是，白驹便把他从驻防的四川大竹、邻水两县搜刮来的大批银锭以武装士兵押送，用骡马运到万县，交聚行汇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生息，即使发生挤兑也不来提取。 杨粲三和杨希仲还利用各种关系，结识了王陵基、杨森、郭勋祺大小军阀和前清官吏，并将他们的公私财产揽存银行。 至一九一八年底，聚兴诚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四百五十八万两，资金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 一九一九年后，聚兴城银行的大额定存来源不继，存款总额由一九一八年底的四百五十八万逐月下降，而银行所需营运资金却不断增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杨粲三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办法。一天，某刊物上一篇介绍上海开办储蓄业务成功的文章，使杨粲三深受启发。他发现推行储蓄业务比办理一般定期、活期存款更为有利，因为这种存款积少成多，长期稳定，利息低，便于银行的资金营运。但是，四川尚无开办储蓄业务的先例，没有经验可循，四川人能接受吗？他决心开垦这片潜力巨大的处女地。 一九一九年，杨粲三首先在四川开办储蓄业务。 一九二０年，杨粲三果断地拨款四十万元，成立储蓄部，并决定将游资丰富的成都作为开办储蓄业务的试点。 杨粲三明白，在四川开办储蓄业务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的观念。深处内地的四川由于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向来就有“财不露白”、“窖藏金银”的风习。一般有钱人家都是装穷隐富，生怕树大招风，由钱财引来杀身之祸。要让普通百姓将藏在场中、埋在地下的钱财存入银行，不打破旧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杨粲三决心不惜血本，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将金钱存入银行比窖藏起来更为保险、更为有利可图。让储蓄的观念深入人心。 为此，杨粲三坐镇成都，研究储蓄的种类，亲自策划宣传方式。 经过周密的准备，一个强大的宣传储蓄的攻势在成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首先，杨粲三不惜巨资，在成都各主要报刊登出大幅广告，在成都各街道书写巨幅标语，在成都交通路口竖立起很多广告招牌，到处宣传的都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储蓄保险，储蓄生财！ 同时，杨粲三还印制了大量宣传储蓄的精美日历、传单，由邮局送到各存户及有关人士手中，反复宣传储蓄的好处和窖藏金银的危害，启发人们将金银存入聚兴诚银行。 杨粲三还组织编印了宣传节约、储蓄的小册子，搜集古今中外有关节约、储蓄的谚语、名言五六百条，取名《致富锦囊》、《传家宝》，在街头广为散发。书中的“集腋成裘”、“一文逼死英雄汉”、“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古人致富也，恒由勤俭、储蓄，无侥幸得财之野心”等等，颇能煽动人心。 在储蓄的种类上，杨粲三也别出心裁，开办有零储零付、零储整付、整储零付、整储整付、整储支息、特种整储整付、特种零储整付、通讯储蓄等十余种。其中“特种整存整付”和“特种零存整付”最具吸引力。前者规定：一次存入银元一百七十四点一一元，十五年到期支取本息一千元；一次存入银元二十七点五元，十年到期支取本息一百元。后者规定：一年里，每月存入两元，十五年到期支取本息一千元。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之下，各种储蓄致富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储蓄成了成都市民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有关文章这样描述过杨粲三这场储蓄宣传在市民中的深入影响。 炎夏的一天晚上，在成都少城公园的斗边桥街上，几个人坐在街沿上一边歇凉一边摆龙门阵，摆着摆着就摆到了储蓄。 一个老太太问： “这几天街上都在说啥子储蓄，究竟储蓄是个啥子东西？” “储蓄就是叫你不要把钱藏到罐罐头，埋到地底下，而是叫你存到他们聚兴诚银行里头，说是又保险又能生利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在一旁解释道。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有那种好事吗？”老太太根本就不相信。 另一位中年妇女接口说： “你莫说，钱搁在屋里也硬是不安逸，既怕土匪抢，又怕贼娃子偷，东藏西藏的，时间久了就搞忘了，找都找不到。还不如把它存到银行里头，用不着提心吊胆，还有赚头，存银行硬是划得着哩！” “可不是吗！”男子也说道，“那个储蓄硬是有搞头，每个月存两元钱，十五年嘛也才存三百六十元，可他到时候给你一千元，净赚六百四十元。我儿子现在三岁，到时候用这一千元娶媳妇，用都用不完，你们说是不是划得着！” “说得倒安逸，你把银子拿给他，他给你个纸条，到时候他不认，你找谁？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想发那些歪财，钱还是搁在自己家里才保险！”老太太提醒着年轻人。 男子却并不领情，反驳道： “我不信还黄了！那么多人存钱，他敢咋个？未必硬是无法无天，官府都管不倒？我看没问题，不管你们咋说，我都要去存！” “我也去。”中年妇女随声附和。“我也去存个一百七十多元钱的那种，十五年领一千元，用这一千元，也可以养老。看到钱不拣，把钱窖起来生个啥！” 就这样，人们纷纷将手中的私房钱、养老金、婚嫁费、子女教育费、丧葬费都存入了聚兴诚银行。储蓄的尝试在成都成功后，杨粲三又在其他城市推广，都取得了显著效果。 储蓄使聚行得到了巨额资金。一九一九年，聚行的储蓄总额仅五六千万元。一九二０年以后，储蓄成百倍地增长。至一九四三年，甚至达到四千三百多万元。这不仅为聚行提供了巨额资金，也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杨希仲、杨粲三等兄弟的通力合作下，聚行的业务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０年，纯效益共达一百三十多万元，股东、职工均分得一笔可观的红利，真是“人聚财兴”。杨氏兄弟称这段时期为“春花怒放之时”。 有了充裕的资金，杨希仲实现其“三井规模”的愿望更加炽烈。 此时，杨家原来经营的聚兴诚商号仍保留下来；由杨家投资控制的至诚明、谦吉祥、同福隆等联号也继续经营。但所经营的货物只限于杨家擅长的绵纱、匹头、盐、蚕丝、山货等产品的国内运销业务。杨希仲感到仅在国内运销，范围狭窄，所获有限；而一般经营出口货物，又要经过洋行转手运销国外，遭受中间剥削，损失巨大。因此，杨氏兄弟要想实现自己更大的理想，必须多方开拓业务，建立起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式的垄断企业。 杨希仲早在留美期间，便与其同学杨伯乐、林步随在芝加哥组织了“中华物产会社”，对中国土特产品进行化验、研究，并陈列展销，为杨氏家族日后从事国际贸易作过准备。 一九一三年，杨希仲回国后，首次将二百篓（二十余吨）桐油直运美国。由于包装不善，途中渗漏大半，污染了舱内的其他货物，轮船老板提出必须赔偿，结果这批桐油全部损失。但它却开创了桐油直接运销美国的先河，为杨氏家族从事国际贸易走出了第一步。 一九一八年，杨希仲拨款二万元，在聚行大楼的二楼上，成立了聚兴诚国外贸易部。并在楼下银行营业大厅的右侧设立门市部，专门经营国际进口货物，特别注重四川土产——桐油和猪鬃，直接运美销售。同时，也为各国外商揽销商品。不久，外贸部取得了美商通用、奇异、慎昌、棕榄等公司，英商茂成、德商西门子、礼和等十多家洋行的区域委托代理、经销专权，挂起了许多代销招牌。 当时，四川对外贸易主要靠川江水运，为了方便外贸部的运输，必须自己掌握运输力量，解决水上交通工具问题。因此，杨氏弟兄于一九二二年，又从聚兴诚商号拨款二万元，成立了“聚兴城航业部”，交给长房大哥杨与九管理。航业部先后购置了“吉庆”号汽轮、“长庆”号拖轮，悬挂法国旗帜航行于重庆——上海间，装运桐油、猪鬃等商品出口。 同时，杨粲三将聚兴城商号交与其弟杨乃庆负责经营。 随着聚兴诚银行业务的迅猛发展，杨粲三除在省内宜宾、新都、沪州、乐山等地先后开设了分支行处外，又在汉口、上海、天津、哈尔滨、北京增设分行。同时，雄心勃勃地拟定了两条国际商贸路线：天津——哈尔滨，通向俄国；上海——香港，通向南洋，以准备角逐国际经济大舞台。 这样，杨氏家族的企业，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银行业为中心，拥有银行、商号、外贸、航业四大部门的日本三井式家族财团的雏形。 日本报纸曾以《出现于中国西部的三井式家族银行》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一九二０年，杨粲三在聚行的股东会上提出，重庆偏处西南一隅，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加之军阀混战日剧，派系繁多，建议将聚兴诚总行迁到汉口，以便居中指挥，调度全国。建议被通过。 一九二一年，聚兴诚银行总行迁往汉口，从而开始了聚行的新时代。 新招迭出的总经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杨粲三正式登上聚兴诚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总经理生涯。 杨粲三上任后，立即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地执行他的“逐步收敛以固行基”的方针。 首先，他调整人事部署，将优秀的人才分别安置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成都、重庆、宜昌、万县等分行，加以重用。 随之，逐步将商号、航业部、外贸部等机构由收缩而结业，使之不干扰银行业务的发展。 至一九二六年，杨与九主持的航业部已将十万元资本亏损殆尽。杨粲三果断地结束了航业部，卖船抵债。 一九二七年，杨乃庆因生活放荡，仅吃喝嫖赌就花了二十七万两银子。是年杨乃庆病死，诚记商号宣告停业。 如果说上述收缩对聚行的发展不无好处的话，那么杨粲三对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外贸部的草率处理，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０年冬，杨粲三将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又从汉口迁回了重庆，从而使聚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迁渝后，杨粲三本着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国的轻营战略，脚踏实地，稳妥经营。先后在四川富庶地区如长寿、阆中、内江、大足、乐山等地设立代理处；在忠县、石住、宣汉等地设立介绍处。使四川省内业务进一步发展，根基更为稳固。 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向云、贵、湘、桂发展，设立长沙、常德等处汇兑所。从而使聚行以四川为中心，其触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国。 退守西南后，杨粲三吸取过去的教训，稳妥经营。这在放款方面尤为突出。 杨粲三吸收了欧美银行的经验，尽量收缩信用放款。他曾明确通知各分支行处：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额，侧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办理的抵押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办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银耳，木桶中间塞的全是麻袋。汉口押进的洋酒也有假货。杨粲三为此立即修订了《押放条例》，保证了押放的稳妥。 杨粲三的“稳妥”，有时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登门拜访杨粲三，请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厂渡过难关。吴与他交谊颇深，又同是银行界有名望的同业。吴晋航以为他定会慨然相助，没想到杨粲三却说： “任你是苏秦、张仪，我对这家工厂不放心，我的钱是不出堂的。” 气得吴晋航直跳脚。 杨粲三在向聚行职员传授放款经验时，得意洋洋地说： “晴天借雨伞，落雨赶快收。” 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诀，被称为“放款十字诀”。 由于杨粲三在放款投资中行事稳妥，就像石匠打石头那样实打实着，所以，重庆工商界称他为“石匠”。在聚行后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现“呆帐”现象。 此外，聚行还先后扩大储蓄业务，创设信托部，经营黄金、白银等项目，获得不少收益。 杨粲三退守西南数年间，本着稳妥经营的方针，逐步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润为二十七点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润为十五点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达到了三十五万元。 实践证明：“置根西南”的方针是成功的。 当外地资本认识到四川独特的经济条件而纷纷向内发展时，聚行在西南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了。特别是在抗战中，当各大银行涌入西南时，聚行不但有足够的实力与外来资本抗衡，且大大发展，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无不盛赞杨粲三迁聚行总管理处回重庆之举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成为陪都。战区的金融、商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后方人口骤增，物资辐辏，市场繁荣，带来了西南经济的大发展。重庆更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聚兴城银行自一九三０年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后，在杨粲三“经营西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经营，此时已有相当实力。尽管北方财团和江浙财团相继涌入四川，纷纷在重庆设立银行，也难以与基础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战中，在杨粲三的统一调度下，聚兴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开展存放、汇兑、信托等业务，并对五十多个工商、企业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对于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商品流通，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是聚行的“鼎盛时期”，也是杨粲三经营银行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聚行改组后，为适应新的体制，杨粲三对于聚行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总行（处）、区行、分支行处“三级管理，总处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 聚兴诚银行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渝、汉、申、京、津、昆明、成都、万县、宜昌等地设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还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已达三十三个。 各分支行处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杨粲三的指挥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聚行的存储、公债、信托、金银、保险等业务突飞猛进，开创了聚行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存储，一直是聚行聚集资金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五年统一使用法币后，各军公款均为国家银行垄断。各民营银行纷纷增息揽存，以求获利。唯有杨粲三的聚行却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执行杨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结果使存款金额下降百分之十五。 面对这种情况，杨粲三不得不改变老框框，亦加息揽存，以适应新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骤起。杨粲三针对商运阻断、大后方游资出路减少的情况，趁机大力揽存，使聚行存款额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一九四０年，由于法币贬值，存户纷纷提现，聚行存款猛降。为了增加资金，杨粲三特地将一九四三年定为“存款中心年”，提出揽存法币三亿元的总目标。他将总目标具体下放到各分支行处，允许各地在总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额内自行掌握，并提出“揽办收支，收现付现”、大力吸收商业活存、给巨款存户以优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各分支行处的揽存积极性。至该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揽存三亿元的任务。 同时，杨粲三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新招，“以汇款养存款，以放款辟存款”。 “以汇款养存款”，即同商帮做“结约汇款”。约据上订明由商号随时将收进的货款送存聚行，积累到一定数额时，由聚行自动管商号汇往用款之地。这样，有利于商帮积零成整与货款调动，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汇兑见长，声誉极好，商号们纷纷与聚行签约。而商号陆续存入的款项在尚未达到起汇点时，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 “以放款辟存款”，即用“结临时透支约”的优惠吸引存款。杨粲三指示各分支行处，“对每天有现金收入的门市商，要广为揽其与我开户”，“有现钞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业机关如公路局、公共汽车公司、剧院、医院等，也应多方面向其罗致”。 由于各商家、部门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项，到了需要用整笔款项时，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数额内的透支。许多门市商和机关单位很乐意到聚行开户，一时往来增多，收交活跃，存款额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额达法币六点五亿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杨粲三为了聚行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单此吸存一项，就用尽了招数，且招招独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颇有借鉴意义。 一九三０年，杨粲三买卖公债惨败后，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以往发行的三十几种旧债券进行清理，换发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统一公债”。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债券的四成为保证向中央银行领钞，从而大大提高了债券信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统一公债”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这时，杨粲三又跃跃欲试了。 经过对形势的周密分析研究后，杨粲三得出了“政府财政将臻稳固”的结论，乃乘跌购进统一公债三百九十万元。后来，公债市价果然上涨，他即以公债搭配领钞，缴存储蓄准备金，获得了厚利。 锋芒小试即大获全胜，杨粲三对公债的兴趣又浓起来了。一九四二年，自贡盐场公会愿以所摊购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折价换现。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预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现法币二百元，等储券一年期满即按牌价兑领法币二千元，获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买卖“同盟胜利国币公债”也赚了大钱。 聚行同时还经营购买了不少外币公债。 国民党政府为平衡收支，巩固币信，在英美贷款支持下，先后发行“美金公债”（一九三八）、“建设公债”（一九四０）、“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九四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九四二），总计英币三千万镑，美金三亿元。 这些公债，聚行除按摊派数认购外，杨粲三还命令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昆明分行以国家行局在云南发行的“美金购粮储蓄券”的市价低于美金储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购进。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盛传美金储蓄券即将停售，聚行以“美储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现在帐面上，可不付巨额利得税，相继购进二十五万美元。八月，财政部果然宣布停售“美储券”，黑市美钞上涨，“美储券”一元涨到法币五十五万元。九月，银根告紧，差款行庄被迫抛售“美储券”，聚行乘机又购一批。 至抗战胜利前夕，聚行拥有“美储券”一百四十多万美元、“美金公债”九万美元、“建设公债”，二万美元。 在通货膨胀加剧、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币公债，对保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庆、万县、沙市、宜昌等地收购赤金，转运申、汉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后，经营扩大，每年从川南峨边及金沙江流域收购沙金，运往成都炼制后出售。后因金价平稳，无利可图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０年起，聚行再度经营黄金，由成都分行设炉，将沙金和首饰用金炼成十两重的金条，打上“诚记”的牌号运销上海。一九三八年，国内金价渐有起色，成都分行经营黄金达一千多两。 一九三九年一月，财政部规定非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委托，一律不得私收金银。当时，聚行在成都、重庆、沪州购有黄金一万二千三百两。按每两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银行交兑。汉口分行也购有黄金二千七百两，向中央银行交兑。仅此两笔，聚行即获毛利五十三万余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两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价格向中央银行交兑六千多两黄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期票，引起金价上涨，期货与现货间出现巨大差额。当时一块重四百两的现货可兑期货数块。望着飞涨的金价，杨粲三想起聚行暗帐上曾购有期货金块两块，一块已兑成现货。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国战败，市场金价暴涨，现货每两涨到八万元，七月更涨到二十二万元，这时现货一块可换期货四块。杨粲三认为，日本战败指日可待，金价必将大跌，决定将库存金砖抛售。但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库存金砖。负责保管的代理出纳主任张南辉承认自己失职，并愿意赔偿，却始终不愿说出金砖的去向。 杨粲三大为恼火，却又不敢声张。因为那时买卖黄金为非法，怕张扬出去被官方敲诈，反而引来大祸，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抗战胜利后，聚行基本上不再买卖黄金。 我国早年实行银本位制，两、元并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废两后，银锭成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将重庆、万县库存的银块、银锭二十余万两卖给四川省银行，获利一万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币出笼后，银元又成了商品。当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公债四成、银元六成向中央银行领钞。为此，聚行成都分行历年购存的生银七万九千两；汉口分行库存银锭七千五百两，送交中央银行折合银元，或运去上海铸币厂等地，用以领钞。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武汉，群众纷纷逃难，乃将窖藏金银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机大量收购。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间银元由中、中、交、农田联总处统一收购后，聚行这一业务才告结束。 聚行历年收购黄金不下二万两，生银三十万两，银元一千七百万枚，为聚行带来了巨额利润。 信托是杨粲三顺应时代需要、冲破重重阻力开办的一项新兴业务。经商出身的杨粲三深知：商家不仅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周转，还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为他们作报关、运输、保险、堆放等方面的服务。杨粲三审时度势，于一九三一年首先开办代理业务，一九三二年设立代办部，将原外贸部人员全部转入该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为加强对代办业务的领导，特任命留美专学保险业务的次子杨锡远为总代办主任。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信托部，计划四十万元为基金，以扩大业务。 经营代办业务，阻力重重。 在聚行内部，因为当时代办部的主要业务是堆栈、保险、保管、报关转运及代客买卖货物等，业务繁杂而收入低微，所以许多人把报关行员视为低贱无能，不屑与之为伍；把上门兜揽业务说成是杨粲三要“银行职员当窑姐儿（妓女），到处拉客”。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杨粲三首先为代办员正名，认为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后分工越来越细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然后要求营业员放下大银行的架子，上门招揽业务。为大张旗鼓地宣传信托业务，推动信托业务的发展，杨粲三特地将一九三六年定为“信托营业年”，将代办业务列为银行的主要业务。 在聚行外部，代办部开办的代买代卖货物业务也遭到了商帮行会的抵制。重庆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销棉布，万县分行替裕华、沙市两厂代销棉纱，均遭到匹头商和纱帮的拒买，认为聚行是抢了他们的生意，砸了他们的饭碗。杨粲三听说后，并不气馁，乃鼓励聚行人员不计劳累，抱着货物到商店推销，让利于商家，广结购销合同，终于打破了垄断，打开了代买代卖的局面。 顶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杨粲三一手倡办的信托业务显示出勃勃生机。在一九三六年“信托营业年”中，代买代卖业务达四千四百一十七笔，报运进出口货物十二万多件，货值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元，全年纯益十四万元，占当年全行纯益的三分之二。 “信托营业年”使杨粲三尝到了甜头，更坚定了他经营信托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一九三七年信托部成立时，他指示各分支行处“要像储蓄业务那样，力谋代办业务之发展，将来未可限量”。他甚至断言： “将来商业银行势必以此为中心。” 抗战的爆发更成为聚行信托部兴旺的契机。当时，上游各匹纱、百货商家争相委托聚行在上海抢购；下游各厂商也纷纷委托聚行将货运川代卖。聚行乘势将报运、保险、堆放等业务一并揽来，一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正当聚行信托业务蓬勃发展之时，一九四０年，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商业银行代客买卖货物的业务。聚行信托业务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 虽然杨粲三的信托业务受到限制而衰败，但他在四川顶着阻力首开信托业务，与他早年首创储蓄业务一样，被誉为杨粲三开办银行的两大成功范例，在四川乃至全国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以上各种业务的大发展，到了一九四三年，聚行的资本总额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万元法币增至一千万元法币；全行的资产总额已达四点五九亿元法币，为资本总额的四十五倍多；国内的分支机构发展到三十三个，员工一千三百多人，成为首屈一指的川帮银行，在全国金融界也有一定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又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经营外汇的民营银行之一，蜚声于国际金融界。 “扶助农工商业”是杨粲三为聚行制定的方针之一。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七年里，聚行在重庆、成都、内江、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兴办或与人合办了五十九个农工商企业，共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其总额超过了聚行一千万元的注册资本、从而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杨粲三投资最多的方面，是社会公用事业，占其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对重庆自来水公司投资最多，高达五百四十六点六五万元，占该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 另外，一九三七年，对重庆电力公司投资一百三十万元；一九三０年对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投资八十三点七六万元。 当时投资社会公用事业，见效慢、收益少，但杨粲三仍然投资，这既是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会知名度，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杨粲三对工矿企业投资不大，在五十九个投资企业中，仅有少数几家，它们是：川康毛纺厂、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 另外，为沟通各种社会关系，而搞了一些应酬性投资，如向国民政府参军长四川同乡吕超发起组织的“中国抗建垦殖社”投资七十六点六万元；向《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新闻报刊投资等。 聚行投资的企业虽多，但大都只是参与资助，在企业中不负什么实际责任，更无掌握控制之权。由杨粲工出任董事长、负企业实际责任的只有两个“重点投资”企业：兴华保险公司和川康毛纺厂。 兴华保险公司是杨粲三专门为他在美国学习保险业务毕业归来的次子杨锡远创办的。在杨粲三的几个儿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次子锡远。 锡远从小聪颖伶俐，虚心好学，十分招人喜爱。稍长，即被送往美国，专攻保险业务。学成归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粲三发现锡远思维敏捷，智勇双全，是极为难得的金融人才，心里非常高兴，暗中将锡远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着意栽培。 一九三四年，杨粲三赴英与扬子公司签约，为了锻炼锡远的才干，特地让他随行，并让其代表自己全权与英商谈判。杨锡远果然不辱父命，使谈判获得圆满成功。对此杨粲三十分满意。 为了发挥杨锡远的特长，一九三五年，杨粲三又特地拨款创立兴华保险公司。 杨锡远对父亲的一片苦心也心领神会，果然发挥所长，勉力经营，一年就获利五万多元。 一九三七年，省财政厅长刘航琛想把几家川帮银行联合起来。为投石问路，拟先让各家银行联合投资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刘同杨粲三商量时，杨也正想将兴华保险公司扩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银行共同出资合办，让儿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游。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各银行承接的水火保险业务，全是代办性质，只收佣金，唯有川盐银行的盐载运输水险是自负盈亏，一向获利较厚。经刘航琛出面说合，除川盐银行外，其他各行都愿投资合办，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业、建设、美丰、重庆等七家银行及义本钱庄、民生公司、华懋公司等。 增资后的兴华保险公司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其中聚行投资二十八万，其他各家均为六点五万元。由杨粲三出任董事长，周见三任总经理，杨锡远为上海分公司经理。聘有美国顾问克鲁伦驻上海，主要业务都由以杨锡远为首的上海公司承办。 一九三六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称的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一个由杨粲三投资创办的大型毛纺厂川康毛编厂诞生了。 抗战爆发前夕，华北形势紧张，各厂商纷纷寻找退路。 山西太原毛纺厂的工程师王达甫和留学英国、专攻纺织的盛绍章专程赴四川考察。他们发现：四川西部一带盛产羊毛，却无厂就地加工，如果在当地投资设厂，生产毛纺织品，不仅能就地解决原料、节省费用，还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们便通过聚行成都分行经理陈梓材邀请杨粲三投资。 杨粲三对投资办工矿企业素来兴趣不大。但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默默地听完了陈梓材的汇报后，也有点心动了。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四川的毛纺织品向来仰仗上海、汉口供应，如果日本侵华的战事一旦扩大，波及上海、武汉，四川的毛纺织品市场必然会货紧价扬。如果聚行能投资办厂，将来一定有市场。想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英美等国无力东顾之时，国内的毛纺织业迅速发展，都获得了厚利。就是聚行经营的名牌毛绒线，销路都好，利润也高。再说聚行资金不成问题，又有王达甫和盛绍章相助，办毛纺厂正当其时。想到这里，他将烟锅里的叶子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从躺椅上站起来，果断地对陈梓材说： “就按王、盛二人的意思办吧！你具体经办，需要多少款子尽管说就是，只要能把毛纺厂办好就行！” 经过仔细研究，他决定投资四十万元兴办川康毛纺厂。除王、盛等人占股四万元外，聚行投资三十六万元。由杨粲三亲任董事长（指定陈梓材以常务董事资格代理），由盛绍章任总经理，王达甫任工程师。厂址设在犍为县店子场（今属乐山市五通桥区）。 杨粲三对川康毛纺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毛纺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创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当时抗日烽烟四起，长江水路阻隔，纺织厂所购全套英制机器只得通过越南海防港经陆路车运来川。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枉费了大量资金。原来的四十万元资金还没等毛纺厂开工就已耗尽，工厂迟迟无法开工，几乎夭折。 正当杨粲三左右为难之际，恰逢汉口裕华纱厂老板苏汰余为避战乱，迁厂来川。杨粲三素知裕华股东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乃通过与苏汰余有儿女亲家关系的陈梓材，邀请苏汰余向聚行及毛纺厂投资。 引入了裕华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川康毛纺厂才起死回生，至一九四一年终于投产。 最后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天早晨，雾都重庆大雾弥漫，如同黑夜。杨粲三仍照往日的习惯，五点多钟便起身了。 洗漱毕，走进书房，但他没有抄写《十三经》，练习毛笔字，而是双眉紧皱，手捧着九弟杨季谦的急电，呆呆地出神。 自从大儿子杨受百将此电交给他后，他已经几个昼夜寝食难安了。 在杨季谦的急电中，明确提出了形势危殆，请速调款百万美元，到香港注册银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欧美发展，以确保聚行基业之不衰的主张。面对这重大的决策，杨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了。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庄严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国几乎就只剩下四川这个最后的反共据点了！ 据悉，解放军正兵分几路向大西南挺进，看来重庆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国民党的官员们，地主、商人们，纷纷卖田卖地，兑换黄金、美钞，准备逃跑。去台湾、去香港、去欧美！ 而杨粲三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作出如何的选择呢？ 按照老九的意思，拨一百万美元，在香港注册银行，然后再向南洋及欧美发展。这样聚行的未来或许还能前程似锦。不是很多银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吗！ 可是，一想到出国，一想到洋人，杨粲三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他总忘不了一九三四年在伦敦街头因身穿长袍马褂、脚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围观、嘲弄的情景。难道从此就要远离故土，去当外国人吗？故土难离呀！父辈开创的基业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发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场搏杀，多少次的闯过难关，都得益于这块宝地呀！自己已年过花甲，难道要出去做异乡孤魂吗？他不由得一阵悲伧，涌出点点泪花。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我不走！” 这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不仅口头上托人转告杨粲三邀请他进京共商金融大计，而且还写专函辗转交给杨粲三，请他进京。 杨粲三觉得很高兴，决定亲赴北京，为他的聚兴诚争得一席之地。 经过了周密的联络和安排后，杨粲三绕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 出发前一周的一个上午，杨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监事及高级行员开会，向他们宣布了聚行将不逃资、不出国，并抽调部分资金维持银行业务，保障员工生活，等候解放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个星期天，待孩子们从南开中学回到家中，杨粲三又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他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解放军很快要来了，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段时间，外面很乱，孩子们必须留在学校里，家里人必须留在家中，不能离开重庆。我要到北京去，为聚行寻找出路……” 杨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对孩子十分严厉，这时想到北京之行不测的前途和自己走后亲人们的安危，不觉泪光闪闪，有点动情。 朱夫人见状，也落下了泪水。 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儿子受百忙安慰道： “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里的事我会照料的！” 几天后，在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重庆街头不时传出枪炮声的严峻时刻里，杨粲三毅然离开了重庆。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杨粲三这次北京之行。 十二月初，杨粲三顺利到达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派曾凌和李维诚前往天津迎接杨粲三。杨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认为共产党看得起他，对他礼仪有加。 到达北京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会见了他。南汉宸对他说： “杨老板，对您坚持不出国、不逃资的爱国行为我们非常钦佩。今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您作出的拨二十至五十万美金维持银行的决定也是积极的，顺应了时代潮流。您能留下来，并来到北京，表明你对新中国的信任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杨粲三见南汉宸对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了解，感到惊讶，又听到他一片赞扬之词，也非常激动，忙说： “行长先生过奖了。我想，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在国内总比漂泊国外好，以钱维持聚行总比让它垮掉好。我这样做，于国家于聚行于我们杨氏家族都有利，也是份内之事，何足挂齿！” “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南汉宸诚恳地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杨老板经营金融业数十年，声望卓著，请问您对新中国的金融大业有何高见？” 杨粲三正想谈谈聚行的事，听南汉宸向他提问，态度又十分诚恳，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实在抱歉，老朽对共产党的金融大业知之甚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不过，依老朽之见，当务之急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对聚行这样的私营银行亦特别要予以扶持。我们聚行有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聚行……” 说着说着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汉宸见杨粲三滔滔不绝地谈的全是聚行，与全国金融大计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断，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兴业、国华、金城、大陆、中南、和成、源长等八家银行的联营组织。 聚行参加联营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下，改革经营方针，转变经营作风，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修订制度，从而使部分业务有了起色。但是联营只不过是在某些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不能统一指挥业务，调配人员，运用资金。加之聚行的经营范围被划在经济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从总体上仍未能扭转亏损，达到收支平衡。 杨粲三不愿将尚存于美国的数十万美金调回国内以弥补亏损。他觉得，这笔资金一旦调回，杨氏家族的资本将全部蚀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应付。 这时，聚行职工和杨晓波、杨受百等杨氏家族的“锡”字辈成员，都竭力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参加公私合营，依靠国家的力量扭转聚行的亏损局面。杨粲三却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原则，坚持反对走公私合营之路，拒绝在公私合营的协议书上签字。 据有关文章描述，杨粲三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思想不通，经杨晓波和杨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杨晓波和杨受百又来劝说杨粲三。 杨受百解放前就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他时常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死守聚行为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头痛。但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是杨氏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他也不敢当面顶撞父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劝说。 杨受百见父亲并无欢迎的表示，只好硬着头皮说： “爸，你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泰民安，一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拥护共产党是民心所向啊，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难道我就不拥戴共产党？要不，当初我留下来干什么？”杨粲三颇不耐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想劝我参加公私合营吗？我也想好了，要参加也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杨受百迫不及待地问。 “第一，不要国家投资，保持聚行现有资产结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银行业务仍由我主持！”杨粲三不紧不慢地说。 杨晓波开始听杨粲三说可以参加公私合营，不由一阵高兴。待听完他的三个条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五爸，您这三个条件，实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党和政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你们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安插大量人员，这不是要将我们杨家挤出聚行吗？想当年，我和刘航琛、徐堪明枪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纯商业银行的性质，保住咱们杨家的地位吗？聚行是我们杨家一手创办的，我怎么能看着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杨晓波见五爸越说越激动，赶忙说： “五爸，我们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现在聚行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闭。未必您愿意看着聚行破产吧？” 杨粲三长叹一口气，沉默不语。 杨受百乘机赶紧又说： “爸，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与刘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国实行公有制，搞计划经济，这是大的时代环境。聚行作为私营银行肯定难以生存。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还是应当顾全大局，顺应时势，抛弃一己之念。” “五爸，现在上海、金城等许多私营银行都已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员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们行由于连年亏损，行员生活受到影响，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都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呢！看来，参加公私合营，依靠政府力量改变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杨晓波进一步劝道。 听着两兄弟的轮番劝说，杨粲三心乱如麻。他见杨受百还想说什么，忙说道： “你们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还是让我再仔细想一想。你们走吧！” 杨晓波、杨受百见杨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杨粲三裹好一棵叶子烟，装在烟斗里，用火柴点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 为了打消杨粲三的顾虑，动员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人民银行西南区、重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都主动上门，给他分析新的形势，讲解党的金融政策，对比解放前官僚资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不同性质，帮助他认清国家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前途，对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杨粲三终于抛弃了“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改变了固执的态度，同意申请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杨粲三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逝世，亨年七十六岁。 （丽君）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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