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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深夜。 座落在上海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的中国工矿银行，驶出一辆崭新的1949年型的银灰“雪铁龙”。 车上坐着三个人。 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的一双机警的眼睛不时环顾左右。 后面车座上坐着两个人。 左边的一位中年人，身材矮小、瘦弱。右侧的是一位体态丰腴的中年人。 这两个人都在中国工矿银行供职，左边的叫梁佐华，右边的是曾出现在郭汝瑰公馆里的任廉儒。 “时间不早，恐怕到了宵禁时间吧？”老人回过头对后面两人说。 他就是不久前在香港出席了民革成立大会，被选为军事特派员，前来京沪一带开展工作的王葆真。 王葆真来到上海滩，呼唤暴风雨！ “卓老，就是宵禁也不要紧。我们手里有王牌。”任廉儒说。 小车穿街过弄，来到东湖路。 马路上站着四五个武装军警。 “小车停下。” 一个佩戴“宪”字袖章的宪兵站在马路中间。 司机降慢车速把车停在路边。 “你们不知道戒严吗？为什么这时候还乱闯？”一个少尉军官，带着两个士兵跑过来厉声问道。 “我们哪里搞得清楚，什么宵禁，什么戒严，时禁时放。” 任廉儒鄙夷地回答。 “你们是什么部门的？还嘴硬，给我统统下车。”那少尉军官摇着手枪喊。 小车司机拉开车窗，递过去一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嘛，陈立夫的中国工矿银行，你该知道吧？” 那军官看了看通行证，又看到这全新的美式轿车，改了口气：“你们走吧？” 军官一挥手，两个士兵拉开路障。 那军官又把头伸进车窗，说：“对不起，冒犯了，这是例行公事！” 车里没有人理他。司机踏响马达，小车继续前进。 “卓老，我说没事嘛！他们敢得罪陈部长（即陈立夫）。” 任廉儒说。 “嗯，这倒是的。不过还是谨慎为好。”王葆真答道。 车到斜土路，弯进一个曲曲折折的弄堂，在一幢三层楼的石库房子前停住。 这是梁佐华的住处。 梁佐华在轻轻敲门。 任廉儒吩咐司机：“你把车开走吧！不用等我们，等会儿我们自己雇车。” 司机把车开走了。 睡眼惺忪的梁太太把门开了。任廉儒她是认识的，王葆真从未见过。她惊异地看着这位不速客。 三人进了客堂间。 “嫂子，我给你介绍，这是革命元老王葆真先生，他刚从南方来。”任廉儒道。 他又给王葆真介绍：“这就是佐华夫人，我不用说，您也会猜到。” 梁太太笑着说：“久仰王老大名，欢迎，欢迎！” “你给我们准备一点消夜，你自己动手，不要惊动娘姨。” 梁佐华关照他的太太。 “好，我就来，请稍等！” 没有几分钟，梁太太送来三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与一盘澄黄的油煎麦面片。 三人吃了消夜，一时精神倍增。 “现在我们继续原先的话题。”任廉儒说。 “还是请卓老讲，我们听着。”梁佐华道。 王葆真点燃一枝烟，吸了几口，慢慢地说：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杨琼（杨家德）同志曾向我们转达南方局负责同志的意见，华中华南仍须积极进行军运工作。民革成立后，即把军运工作列入当前的工作日程。中央派我来上海，主要任务即两项：建立上海与南京的领导机构，还有就是策反蒋军起义。” “这担子可不轻啊！”梁佐华说。 “不过，由卓老来领导，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梁佐华又说。 “哪里，哪里，我卓山有多大本事。”王葆真目视任廉儒接着说： “我认为，一要依靠中共，取得中共的大力支持，二要我们民革成员共同努力。” “关于中共的支持。我离香港前，杨琼先生和我谈过几次。华岗先生也到民革总部访问我。两人都和我作了坦诚的交谈，并作了具体的指示。这样，大方向是明确的。再就是我们自己努力了。” 王葆真满怀信心地补充道。 “我们追随卓老之后，只要您给我们任务，我们万死不辞，即使赴汤蹈火，也一定完成。佐华你说呢？” 任廉儒征求梁佐华的意见。 “这，当然如此。我和任兄的意见一样。” 梁佐华语气坚决地回答。 “这就好。我们研究一下近期内的工作。” 王葆真一边示意他们坐拢些。 任廉儒想起了前几天地下党领导人鲁自诚和他说的话：“形势发展很快，江南解放看来为期不远。国民党中的革命派在香港建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们要到上海来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南方局通知我们，如果他们的人到了上海，组织上决定让你和梁佐华参加民革，因为你们和国民党原就有历史关系。”想到这里任廉儒挪了挪位置，紧靠着王葆真说： “我看卓老先要找个安全又隐秘的地方住下。” “对！我们来解决。”梁佐华道。 “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把上海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起来，还有我们要研究一下，临工会的名单。”王葆真说。 接着三人研究组成临工会的人选。有些人一时还未联系上，又进行了谁负责联系的分工。 对军事策反起义工作，王葆真说：“我们要利用一切关系积极进行。不过，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必须谨慎小心，严格保密，稍有疏忽，那就会人头落地。” “卓老说得对，我们注意就是。” 任廉儒、梁佐华同声回答。 当下三人研究确定在上海、南京两地首先进行策反的对象。 上海确定的对象是：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 南京确定的对象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这时郭汝瑰正在徐州任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参谋长之职。当时王葆真还不知郭汝瑰与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他把这任务交给任廉儒。 王葆真对郭汝瑰特别倚重，内定郭为南京民革第一负责人。他说：“前年我与任潮先生就研究决定策反郭汝瑰，因为他的条件很合适，只是我派出的人迟迟没有和他联系上。这次要靠廉儒兄的大力了。” 任廉儒欣然接受任务，但他没有说明两人之间原就有了联系。 当窗纸微透曙光时，他们的谈话方告结束。 王葆真说：“我们该散了，有事再联系吧。” 随后在任廉儒陪同下，王葆真离开梁寓。 上海八仙桥，位于大世界附近，这是人口稠密，市面繁华的闹市。不过，穿过大街就横着一条僻静的小路——龙门路，路的中段151号是家私人医院。以院长王永川的名字命名曰：“永川医院。” 王永川擅长内科，医道精湛，前来求医问诊的络绎不绝。院里20多张病床总是满满的，后到者总是登记后过一段时间才能入院。 1948年6月，永川医院的特间住进一位病人。所谓特间，是室内仅有一张病床，由专门护士特别护理。通常特间住的是危重病人。 然而，这时特间里的那位病人，虽然年龄老迈，但精神甚好，没有病态。不过，邻室的病友也很少见他外出。 特间的窗帘总是拉得紧紧的，白天也是这样。那位病人的交游看来广阔，探视的人此去彼来。窗帘上不时映出人影。 这位奇怪的病人就是王葆真。 王葆真与院长王永川是多年的深交。他看中这地方闹中取静，利用医院不仅可以隐蔽起来，而且可以借探视病人的机会，保持着外界的联系。难得的是王永川同情革命，对王葆真的活动表示支持，把王葆真安排在特间。 这天上午9时，王永川来查病房。 王葆真躺在病床上，胸口敞开，王永川的听诊器在他胸上转动。 “院长先生，我的心脏病有否起色？什么时候能出院？”王葆真问。 “哈，哈！张老先生，你才住多少日子就性急了。莫非敝院照顾不周？”王永川目视这位姓周的护士小姐。 王葆真住进医院，就报了个张宏济的假名，职业是商人。 “不，不！医院照顾我很好，这位周小姐更是关怀得无微不至。”他连忙说。 “那您为什么要急着出院呢？” “只是因为外面有许多生意上的事，等着我出院去料理。” 他忙作解释。 “老先生您就安心静养吧！以我之见，您还得住下去。生意上的事情，只能暂时放手。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王葆真点了点头：“悉听尊命！”接着他又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您老请说，只要可能办到。” “我想再请一位中医来会诊，怕您不同意。” 王永川大笑起来：“您老可能认为我有门户之见，敝人一向认为以治病为第一原则，中医嘛，也有独到之处。完全可以，您就请中医来吧！” “要是中医感到不方便，到时周小姐可以退出。” 王永川又补了一句。 那位姓周的护士，含笑说：“阿拉听院长安排。” 两位王先生发出会心的微笑。 第三天，一位中医进了王葆真的特间。 那位姓周的护士，知趣地到别的房间去。 房门关紧后，中医笑着说：“张先生，请把手伸出来，让我搭搭脉！” “廉儒兄，那就免了吧。”王葆真笑起来。 这“中医”就是任廉儒。 “卓老，我给您带喜讯来了！” “请说，工作进展得怎样了？” “我们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可以成立了，我是来向您汇报的。” “好同志，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王葆真握着任廉儒的手摇了几摇。 “不，这主要是大局变化得快，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还有就是李济深先生、何香凝女士久孚人望，加上卓老一向为人敬仰，您来上海登高一呼，自然四方响应了。” 任廉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一些人的名字。 “这是临工会成员的名单，请您过目！” 王葆真边看边回了一些人的情况。 任廉儒指着刘云昭的名字说：“刘云昭是立法委员，我们要策反刘昌义就要依靠他，他和刘昌义有深交。” “好！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临工会的首次会议在哪里开？ 这地方要绝对安全。”王葆真等着任廉儒回答。 “想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太安全，所以还没有定下来。” 王葆真沉默片刻，说：“我想起一个地方，是一位姓顾的军长的私宅，他是顾祝同的远房，早叫我住过去了，现在空着，看来是安全的。” “那就去看看再决定！” 顾军长的私宅在上海湖南路261号。这是一所花园洋房。 外面有短短的墙垣，墙内杂生着亭亭如盖的香樟树，间杂着高大的白玉兰，茂密的树丛遮蔽着园内的一切。 里面的房屋并不多，仅有三屋的一幢楼房，但里面的复室套间，非常曲折隐蔽。 这时，主人顾军长带兵在外，家属去了美国。只派了一个老人看守房舍。 任廉儒、梁佐华等人去实地考察一番后，觉得这地方是安全的。他们又和王葆真研究后，决定首次临工会就在这里召开。 为着加大安全系数，任、梁两人又和新发展的民革成员、上海驻卫警总队代理总队长崔恒敏商定，由他派出少数武装在园外巡逻放哨。 一切安排妥当，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兼管南京分会）就在上海湖南路261号召开。 王葆真从永川医院临时出院，前来主持会议。 入夜后，顾公馆华灯高照，乐声阵阵，似乎这里在举行一次“派对”（舞会）。 前来参加会议的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服饰豪华。来的人或乘祥生公司的客车，或坐三轮，没有一个步行，显得气派非凡。 那位看门的老人，已被酒灌醉进入梦乡。 厅上灯光幽暗下来，舒缓的轻音乐弥漫夜空。 离大厅不远的一个房间，会议在这里举行。到会的约有30多人。 王葆真从座位上慢慢地站起来，他以低沉的声音，庄重地说：“我现在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 出席人按规定不鼓掌以微笑作为庆贺。 接着讨论委员名单，选出常委，并产生领导机构。 选出的委员有：吴荣、许卜五、林涤非、梁佐华、任廉儒、李国珍、王履和、许志远、胡锡畴、张克强、万行浩、卢建人、杨文广、陈高庸、牟润孙、刘云昭等共16人。 王葆真任主任委员。 选出吴荣、许卜五、林涤非、梁佐华、任廉儒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其中任、梁二人系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民革工作）。 同时产生临工会的组织机构，下设秘书、组织、宣传、联络等工作组。许卜五、梁佐华负责组织工作。 讨论完毕，王葆真以高兴的神情，说：“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上海临工委成立的同时，我们在南京也要成立分会，由上海临工委兼管。南京的工作也进展很快，分会就要成立。” 王葆真说完，用手指着靠墙坐着的一位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他就是南京来的孟士衡同志。” 孟士衡站起来，向大家点头示意，在场的人用注目礼向他表示欢迎。 组织组组长许卜五，即席发言，他说：“临工委成立后，我们要积极开展社会联系，物色可靠的对象发展组织，搜集情报，进行对外宣传等工作，而以策反起义工作作为重点。” 他又说：“当前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中，我们的工作危险性很大，所以除了必要的集会以外，成员之间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 有一位委员发言道：“我们今天成了民革的成员，今后就要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决不出卖自己的同志，也决不能出卖组织的机密。” “对！应该这样。”人群中有很多人都赞同说。 “好！那我建议，大家饮鸡血酒，共同宣誓。”刚才发言的那位委员又说。 “酒可能找到，可没有准备公鸡哟。”有人这样说。 “有酒就有办法。” “没有鸡血难道没有代替品。” 两三个人在低低议论。 两瓶酒找来了，倒了满满一大碗。 一位委员忽地站起来，朗声道：“用我的血！”说罢，他掏出口袋里的小刀，在自己的手指上划了一个小口，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在碗里。 “快，快包扎好，这会影响身体。”王葆真吩咐大家。 血酒一个个地轮流传下去。前面的人喝了一口，就交给后面的人。全部都喝了，每个人都举起拳头，同声宣誓道： 反蒋联共，矢志不渝； 保守机密，永不叛党； 刀山火海，决不动摇。 宣誓毕，众人正准备散去。忽然，崔恒敏派出的流动哨（一名警察），从外面匆匆跑来。他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好了，有一队宪兵已把房子包围。” “怎么办！”众人不免慌乱起来。 王葆真当机立断命令道：“重放音乐，仍然摆作跳舞的样子，不要慌乱。外面的事由我和崔恒敏负责。” 王葆真与崔恒敏还有那位警察往大门走去。 门外一位年轻的宪兵少尉与三个宪兵走进来。 崔恒敏迎上去。 “请问你们找谁？”崔恒敏问。 宪兵少尉大大咧咧地：“你是什么人？” “这是我们上海驻卫警总队总队长。”警察在一旁说。 “这是顾军长公馆。公馆正在开舞会，你们进来干什么？” 王葆真摆着脸孔问。 宪兵少尉看这样子，又听到里面的音乐声，立即改了态度：“刚才我们在马路上巡逻，黑地里看见一个人窜进这园子，生怕是……” “你在门口站岗，看见有人进来吗？”崔恒敏问他手下的警察。 “总队长，没有啊，不用说人，连一只猫也没有进来的。” “那可能搞误会了，我们走！” “抱歉，抱歉，打搅了！” 宪兵少尉临走时又讲了句客套话。 …… 四十年后，在场目睹者的梁佐华说： “这实在是一场虚惊！应该说，我们上海临工会的成立还是比较顺利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几十个人聚会，敌人始终没有察觉，这当然归功于组织工作的细致……” 梁佐华还说： “后来大家都很镇静。分手时，各人还分别带了一些传单。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民革中央一九四八年元旦成立宣言》、及李济深主席《告革命同志、战士书》。由各成员秘密散发或投邮寄发。现在想来实在有些冒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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