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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布衣自乡间，神父之家出少年； 不乐神业思农稼，戎马一生违父愿。 任你打开一幅俄罗斯地图，就会发现，著名的伏尔加河中部平原，是从伊凡诺沃州和科斯特罗马州交界处开始的。19世纪末，这里曾经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而翁扎河、涅姆达河、卢赫河、科斯特罗马河等伏尔加河支流都从它中间流过。似乎它们就是为了滋育这森林平原，养育在它的上面世代生息的古朴的人们。 如果乘轮船沿伏尔加河自科斯特罗马向下游驶去，途经美丽如画的普列斯城，则可一直驶进以盛产亚麻织品著称的基涅什马城的码头。由该城向西南方向有“铁罐子”（旧俄时期人们对火车的早期称呼）直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再向南，有一条大路直通当地著名的尼基季诺大村庄，与它毗邻的还有个有名的巴特曼纳商业村。这里是附近贫穷村落的一个小热闹中心。它旁边的一些村子居住的人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以到过这里或了解这里的某件事情为荣耀。 在距这个所谓的“热闹中心”约5公里的地方，曾有一个名叫诺沃波克罗夫斯克耶的小村子。虽然它小得根本名不见经传，但历史可以作证，它确实是那种标准的古典俄罗斯式乡间自然村落。这里土地贫瘠，居所困顿，人们只能靠近乎原始的农业耕种来维持生计。尽管在村落四周长满了笔直高大的漂亮云杉，但生活艰辛的村民们根本无心领略这大自然赐给他们的美丽景色。现在，这些古老的村落早就消失得没有踪影，即使是当地的俄罗斯人，也没有多少还能记得起它了。 但是，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独领风骚并享有深谋远虑、智勇双全之美名的著名苏联元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就出生并生长在这里呢。 像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树起盖世英名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确实来自于地道的乡间农舍。若套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正可谓“起自布衣”。也许是旧俄时代俄罗斯乡间特别贫穷与落后，或许由于数不尽的少年磨难与坎坷，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有一种格外的顽强，一份特殊的机敏。也许，这就是那另一种类型的带有异国风味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吧。 然而，在华西列夫斯基身上，还有许多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之处。仅就其出身与少年志向而言，他的父亲是一位乡间神父，而在他出生时，父亲还仅仅是一个为生活所迫的教堂合唱团的诵经士，他自己自幼也一直在神学校里读书。尽管如此，他并不喜欢神的事业和神职，他也没有想成为一名军官或军事家，而是想成为一名农学家，即使当了沙俄的军官后，他仍想在退役后重新实现他当一名农学家的梦想，甚至在读完军事学校后仍想去读一所农业大学。也许，神职离他太近了，近得几乎伸手可及；而军人或军事家又离他太远了，远得难以设想。那么，农学家呢？或许这是他现实和理想的综合物？真让人说不清楚。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个谜，如果你仔细地加以品味的话。 华西列夫斯基于1895年出生于基什涅马县诺沃波克罗夫克耶附近的新戈利哈村（现在是伊凡诺沃州维丘加区）。还在孩提时，他便开始为贫困的家庭从事简单的劳动。他经常与邻近的小伙伴们远出故乡的森林，到那里采摘各种蘑菇和野果，有时也同哥哥们到田间开荒种地，同农民们一起去割草或打柴。为此，他自幼便熟悉并喜欢上了家乡的山水和一草一木，他几乎走遍了家乡附近的所有森林地区。一次，为了到较远的地方去采摘更多的鲜蘑和野果，他同两个小伙伴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了。由于采集得太多和一整天的林中奔走，他们既背不回来，又感到过分的疲劳，以致下午休息时在林中睡着了。待到醒来，发觉天色大黑，竟辨不出回家的方向。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才被家里派来找的人寻见。当时真急坏了家人，母亲流着泪对他说：“以后再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他却说：“我还要去，但下次我要在林间做好记号。因为只有到那边去，才可采到更多的蘑菇嘛。” 华西列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长年的贫苦生活条件下度过的。也许，这对他那坚忍、刚毅与勤奋、顽强的优秀品格的养成大有好处。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为生活所迫，不能不说是对他幼小心灵的一种过重的负荷。按理说，童年生活应该是天真烂漫、温馨快乐的。但毕竟生逢斯时，命蹇时乖，这也是人们无法预先选择的。后来，华西列夫斯基经常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们谈论这样的话题：少年磨难对一个人来说可以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包袱，一是财富。关键在于你自己如何去面对它。 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就是一个榜样。其父自幼即在乡间随祖父耕作劳动，供养家庭生活。其父17岁时，祖父病去，祖母很快便改嫁，这样，未成年的父亲便不得不自谋生计。孤苦无依之时，友善的乡人纷纷劝他利用自己的一副好嗓子到科斯特罗马大教堂的唱诗班去找个差事。几经奔波，四处求人，最后他终于在本村谋得了一个教堂合唱团诵经士的职位。后来，他还成了这个唱诗班的指挥。不久，他与同县的乌格耶茨村的一位诵经士的女儿娜杰日达·伊凡诺夫娜·索科洛娃结了婚。由于他自己的勤奋和努力，终于在1896年（即生下华西列夫斯基的第二年）被上级教会组织派到他故乡附近的诺沃波罗夫斯克耶村当上了神父。随后，即举家迁居这里。华西列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尽管如此，父亲的微薄收入仍不足以满足他创下的这个多子女大家庭的生活之需。因为，到1912年，除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之外，父母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华西列夫斯基自幼聪颖勤奋，甚得父母喜爱。据华西列夫斯基自己说，由于要维持这个多子女大家庭最起码的生计，父亲于神职之外不得不在冬季里做些木工活来贴补家用。有时是给地方当局定做学生用的课桌、饭桌和门窗，有时则给养蜂场做些蜂箱。此外，他们兄弟姐妹无论从小到大都在菜园和田地里从事农业劳动。聪明的母亲曾安排他们每个人做一种固定的农活儿。分配给他的活儿是每天割草，冬季里有时也随父亲一起做些本工活儿。 家境虽然如此，但严格说来，他们一家的生活还不是最坏的，尤其比起当地的那些纯粹的农民家庭来说要好得多。后者的家庭生活往往更为艰难，于女们也很少能有书读。在他的幼年小伙伴中，有许多刚满10岁就不得不到附近的工厂里为财主当童工。他们的工作有时与成年人一样，但工厂主给的工钱却少得可怜。这种情况在童年的华西列夫斯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不平。他常常想，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至少要比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好上许多倍，因为他自幼就有书读，也不缺乏必需的裹腹之食与蔽体之衣。 按照父亲的安排，从8岁起，华百列夫斯基就在故乡的教会学校读小学。小学毕业后，父亲又送他到县城的基涅什马神学校去读神学。在欧洲，一般的神学校或神学院都具备较好的教学条件，学生在那里既可以专攻神学专业，以求毕业后谋得一可靠而稳定的神职，此外也可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丰富知识，并兼顾某些人文科学常识，即类似于旧低时代的普通中学的内容。 1909年春，即在华西列夫斯基快要在基涅什马神学校毕业前，他的家遭了一场大火，家中所有的房子和财产几乎全部烧光。于是，华西列夫斯基向父亲提出，他不准备再去省城所在地的科斯特罗马神学校读书了。因为那里每年的食宿费高达75卢布，而这对他遭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沉重负担。此外，他不便言明的另一种理由便是，他不想再去攻读父亲执意要他去学的神学专业。因为，他从内心里并不喜欢父亲所从事的神职事业，更不愿意永久地保留自己的僧侣身份。但是，最后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为他凑足了这笔读书费用。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心软了。毕竟父情殷殷，父心拳拳，怎好执拗相拂呢？这样，这年秋季，华西列夫斯基便带着学具和行李到科斯特罗马神学校报到了。 正像当年由小小的诺沃波克罗夫斯克耶村来到县城基涅什马眼界大开一样，这次来到科斯特罗马省城，更使华西列夫斯基感受到这外面世界的更新更大与更加奇妙。 那时，科斯特罗马城大约有居民5万余人，比起县城基涅什马来，自然要大得多了。市中心耸立着当地的一位人民英雄苏萨宁的巨大塑像，塑像下面的巨大广场也是以这位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广场上还有一座八面体的城区消防了望塔，它旁边是地方警备队的装饰华丽的大楼。在大楼前面，有一排漂亮的柱廊和亭亭玉立的铁铸华灯，周围则是鳞次栉比的商店、食品店、面粉店、鱼店等建筑群。紧挨着这些华丽的商店后面的，是议会广场和一座美丽的公园，修筑在人造土堤上的一条公园林荫路，一直伸到伏尔加河岸边。每逢黄昏时分，市民和在这里就读的外乡学生们，都喜欢到这里散步。 科斯特罗马神学校就坐落在临河街的上游。春秋季节，学生常常三五成群地在河对岸观赏风景宜人的美丽市景。在科斯特罗马河流人伏尔加河的入口处，有一所在当地颇为著名的修道院——伊帕季耶夫修道院。它悠久的历史，以及它那镶嵌着无数神奇壁画的墙院和塔楼、教堂、楼阁，无不散发着古代俄罗斯文化所特有的幽光。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之倾倒。 在当地各种门类的学校中，华西列夫斯基就读的神学校颇负盛名。比之周围的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女子学校等学校，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学生的思想相当进步。有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利用与教会的特殊关系，亲自在学校的学生中进行宜传工作。然后再由这些学生将革命思想逐步传播到附近的科斯特罗马工厂的工人中去。为此，也曾有学生遭到当地旧俄政权逮捕，但是，反动派的镇压非但不能阻止革命思想的传布，反而在更多的学生中引起了同情和复仇的情愫。1909年全俄神学校罢课事件在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反响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刚刚入学不久。这次全俄性质的神学校罢课事件，主要是为了抗议国民教育部禁止神学校普通教育四年级毕业生升入世俗大学或专科学院这一决定而举行的。华西列夫斯基原本就对神学专业及毕业后的僧侣身份极不感兴趣。实际上，这也是革命前很多神学教育系统内的进步学生的普遍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谋求神职立身的打算，而只是想把读神学校当作进入世俗高等学校的跳板而已。因此，当全俄性的罢课消息传来后，该校的学生立即奋起积极响应，实行全校罢课，华西列夫斯基自然也是这一行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罢课事件发生后，省长亲自来到该校，并与校长一起在大礼堂会见罢课学生，劝说他们停止罢课，并要求罢课委员会收回他们递交的请愿书，明令立即复课。但是，学生们当场嘘了他们，致使他们不得不在一片反对声中退出会场。嗣后不久，地方当局采取了暴力手段，出动警察在24小时内把全部学生赶出科斯特罗马城，学校也被强行关闭。 当局的这种做法，更大地激怒了学生。学生们虽被赶出学校和科斯特罗马城，但他们把抗议的思想撒向遍布全省城乡的各个角落，以至很多基层的教会学校和神学组织也大感压力。最后，当局无奈，乃通过谈判答应了学生们的部分要求。于是，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当然，这次他们是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重返校园的。事实上，当时不惟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学生们不乐意毕业后奉职神业，就是在全俄的许多地方也全皆如此。据当时的《基涅什马人报》载：“……上年伊尔库茨克神学校有16人毕业，其中只有两人希望继续保留僧侣身份，其余的都想升入高等学校……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神学校今年有15人毕业，其中愿意接受神父头衔的连一个也没有。” 也许是事出偶然的阴差阳错，也许是历史命运的召唤与注定，到底华西列夫斯基也没有像他父亲希冀的那样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不仅如此，就连他老父殷殷盼望的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4年学习他也没有如期完成。当然，这并不是由于华西列夫斯基的偷懒不学或学业欠佳。完全相反，这是因为另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年轻的神学校学生的终生命运！ 1914年夏，像往常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回到生养他的诺沃波克罗夫斯克耶村度最后一个暑假。俄历7月20日，他正与家人在菜园里从事劳动，突然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先一天爆发了。他提前赶回了学校。他怀着纯朴的爱国主义感情，立即与几位同学商议，要求提前参加毕业考试，然后报名参军，以求报效祖国。 他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 但是，他没有意料到这次战争能打得那么久。他更没有预料到的是，此次投军竟改变了他终生的命运…… 华西列夫斯基在回首这段经历时曾不无感慨地写道： 战争打破了我原先的一切计划，将我一生推向了原来根 本没有想象过的另外一条道路。我曾经幻想在神学校毕业后 到某个农村学校当上3年教师，积攒一点钱，然后再进农业 学校，或者进莫斯科测地学院。然而，现在战争打起来了，爱 国主义的感情激励着我，保卫祖国的口号使我心潮澎湃。因 此，我当了兵，这是出乎我自己和亲人意料的…… （进入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之后），我所以决定 当一名军官，并非为了想在军界飞黄腾达。我仍然幻想着成 为一名衣学家，打完仗之后，在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大地的某 个角落里从事劳动。当时我并没想到一切都将来个大变样：不 仅俄罗斯变了样，我自己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这里，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大变样”，当然是指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由一个旧俄军官成了苏联红军的一员，到后来甚至成为苏军的高级领导人和统帅。 梦想中的农学家没有当成，不知华西列夫斯基后来作何感想，也许干脆早就忘了。但是，尽管他不喜欢神学和神职，可他的出身于神职家庭这一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在后来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以至他在1926年以后不得不与自己的生身父母断绝了一切关系——不然，他很难在苏联红军中得到重用，更难于加入他所竭诚拥护的共产党组织。或者，他也很可能被迫要求脱离军界。因为，他的父亲直到30年代——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仍然没有脱离教会组织，仍在从事他大半生一贯从事的神职事业。 华西列夫斯基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从小因很得父母的喜欢和宠爱，所以他向来都敬重自己的父母，留恋自己那亲切的童年时光。但当革命和党的事业要求他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就像当年许多出身于所谓非革命家庭的革命者一样。对此，恐怕我们中国读者是最好理解不过的了。可是，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在华西列夫斯基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产生过任何想法。 说来有趣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实现的。 大概是在1940年春天吧。那时，华西列夫斯基已经是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一副部长了。为了讨论当时还在秘密状态下的对德“反击侵略计划”，他经常与当时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或研究问题。由此开始，他便与最高统帅熟悉起来了，斯大林也赏识他的机敏和干练。由于工作关系，斯大林有时也请他们与自己一道吃饭，席间话题非常广泛。有时斯大林还与他们一起开玩笑或随便聊天。一般地说，在称呼华西列夫斯基的时候，斯大林喜欢直呼其名，有时也加“同志”二字，而有时干脆则称他为“沙波什尼科夫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总参谋部的人，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另一方面，斯大林知道沙波什尼科夫特别欣赏这位中年人，后者经常在他面前对其夸奖不断。此外，他还知道华西列夫斯基的调入总参及升职，都是由沙波什尼科夫举荐的。 一次，在开得相当冗长的政治局讨论会议过后，斯大林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在克里姆林宫进餐，其中包括向政治局委员们报告“反击侵略计划”起草经过的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由于会上就总参谋长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作战部署的相当紧迫的决定，沙波什尼科夫便指示华西列夫斯基立刻返回总参，以便从那里立即发出与此有关的新命令给各作战部队首长。待华西列夫斯基回到总参45分钟之后，斯大林便叫秘书打电话给他，说是现在克里姆林宫内所有的人都在等他吃饭。华西列夫斯基很快便办完了交代的事情，几分钟后便谦恭地回到了克里姆林宫。 在祝酒中间，斯大林忽然举着酒杯来到华西列夫斯基身边，说：“我提议，为我们可敬的沙波什尼科夫将军的人的健康来干一杯！”华西列夫斯基连忙站起身来，说了声：“谢谢！”照常理，这只是礼节性的场面，放下酒杯也就过去了。哪知道，这次斯大林并未离开他，相反，倒是向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米哈伊洛维奇，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请问您在神学校毕业后为什么不去当神父呢？”斯大林半严肃半带笑意地问道。 华西列夫斯基先是一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高统帅会在今天这种场合问他这样的问题。窘了一阵儿之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无论我还是我父亲都没有过这种愿望，至少是我没有过这种想法。况且，我父亲的4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是当神父的。” 听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回答，斯大林微微一笑，说道：“是啊，是啊。您没有这样的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年我和米高扬都曾想去当神父，却不知人家为什么不收留我们。这其中的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呢！” 大家听后纷纷笑了起来。 然而，谈话至此并未结束。 “请您说说，”斯大林忽然变得有些严肃了，“您和您的兄弟们为什么在经济上一点都不帮助父亲一下呢？恰好，我多少知道一点你们家的情况。您的一个兄弟是医生，另一个是农学家，第三个是指挥官、飞行员，而且收入相当丰厚。如果老人不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就离开教会的话，我想你们都会帮助双亲的。他所以需要教会，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生活嘛！”说到最后，可能觉得对方会认为言辞过重了一些，于是，斯大林把口气缓和下来。 听了这番很富人情味的话，华西列夫斯基心里很感激这位领袖兼长者，但他也确实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说不说呢？他抬头望了望最高统帅，决定还是把话说出来为好。 “是的，自1926年起，我就同自己的双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华西列夫斯基毕竟心情沉重，语气也是缓缓的。”当时如果我不这样，那么显然，我不但不能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而且未必”能够参加我们的军队，甚至更谈不到现在到总参谋部服务了。”说完后，他没敢去看斯大林，只是低头用余光扫了一眼周围的几个人。 在座的听了，不禁为之哑然。确实，苏联党内长时期的“肃反”及一系列政治斗争，曾使多少人无事地因为并不十分重要的家庭问题或历史问题而被清除掉了啊！但是谁敢当着斯大林的面诉说这些呢？ 斯大林一语未发，似思似听的样子。 见得此状，华西列夫斯基略略地挺了挺身子，继续补充说：“几周前，我突然收到老父亲的一封来信。”他顿了顿，像是吞入口中一种什么东西似的，“这是我十多年来第一次收到他给我写来的信。但是，由于在我至今填写的履历表中一直说同双亲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我立即将这封信的事报告了我的党组织书记。他告诉我说，你今后在同双亲的过往关系方面，还应保持过去的一贯做法。” “什么？”斯大林突然叫了起来，眼睛也瞪大了许多。 在座的好多政治局委员也不胜惊讶。 “你应该立即与你的双亲恢复联系，并一定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帮助。”斯大林有些激动了，继续道，“因为，他们是你的生身父母！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改变的。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当然需要坚定的立场和革命的品格，但这并不是说要做冷血动物！更不提倡六亲不认！更何况自己的双亲呢？！”他稍停了一下，又说，“对了，请你将这样做已被允许的情况，直接转告给你们总参的党组织。就说是我的意见，当然，也是在座的各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说完，他看了一眼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大家纷纷表示支持和首肯。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对友人说：“我确实由衷地感激最高统帅对我的关怀，更感激他对我父母双亲的真挚感情。通过这件事，我最近距离地、最深切地看到我们的领袖的另一面：亲切，尊重别人的感情，富有人情味儿。” 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此事过了若干年后，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又在另外一个场合向他询问起了他双亲的情况。 他问道：“您的双亲现在住在哪里？日子过得如何啊？” 华西列夫斯基说：“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已经80岁了，现在住在基涅什马的大女儿那里。她以前是个乡村女教师，丈夫和儿子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那您为什么不把您父亲，或者连同您姐姐接到您这儿来呢？如果他们住在您这里的话，总不会更坏吧、”斯大林劝说道。 华西列夫斯基告诉自己的最高统帅说：“现在他们生活得很好，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故乡和土地。这次确实不再是我的错了。请您一定相信这一点，好吗？” 斯大林笑了。显然，他很喜欢华西列夫斯基这种有头脑又机敏的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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