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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新 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登山运动，由于“无高可攀”，已不再满足于简简单单地直上顶峰又从原路返回的传统方式。人们不断花样翻新地为自己设计出更艰险的路线和更长的里程，其中之一就是跨越顶峰。还是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 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就这样问登山勇士：“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以后，人们设想组织两支队伍，分别从珠穆朗玛峰的南、北坡登顶，在峰顶上会师后再实施大跨越，北坡上来的从南坡下，南坡上来的从北坡下。日本登山队最早把这种设想变成行动。1983年12月，日本女登山家高桥通子和她的丈夫高桥和三，各率一支日本山麓同人登山队，分别由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向地球之巅挺进。但是他们的会师跨越之梦，被漫天大雪吹得无影无踪。中国登山协会当然也不会忘记贺龙元帅这一大胆而奇妙的设想。1985年，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成登山队，实现南北双跨珠峰计划。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 事实上，自从1953年英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以来，人类变换着各种方式， 沿着好几条不同的登山路线，已数十次踏上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包括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有9 人之多再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有一名女队员潘多（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妇女）。然而珠穆朗玛峰并没有因此变得驯服，它依然严峻冷酷，暴戾无常。1986年一1987年两年中，世界上有20多支登山队希冀能一睹“第三女神”的芳容，却只有一支从南坡获得成功。几十年来，在珠穆朗玛峰捐躯的登山家有近百人，还不算那些失踪的、无法记载的。而在珠穆朗玛峰之巅实现会师和跨越壮举的难度，将比单单攀登珠峰加大一倍以上，因为探险者要同时经历珠穆朗玛峰南北两侧的全部难关；顶峰会师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无法预料和协调两侧的登顶时间。 1988年3月，由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356人组成的联合登山队，陆续开进珠穆朗玛峰两侧安营扎寨。3月3日，北侧队率先进人海拔5154米的北坡大本营。3 月10日举行建营升旗仪式，中、日、尼不同颜色的国旗依次升了起来。有趣的是登山队员的衣服也分三种颜色：中国队员按照习惯选择了红色，日本队员图吉利挑选了黄色，而绿色则属登山能力极强的尼泊尔队员。日方还在北侧大本营建立了世界上最高的卫星地面站，保证向全世界进行登山实况的及时转播。中方南侧队员22人则于3月29日抵达南侧大本营，与日、尼队员会合。 我在北侧，王勇峰在南侧。 3 月16日，北侧队员每人背负10多公斤重的物资，沿着东绒布冰川，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天阴沉沉的，寒风夹着雪粒朝登山队员劈头盖脸打来，本来就因缺氧而呼吸艰难，一张嘴又被风和雪塞满，差点噎得人断气。 走出巨石累累的河谷，又钻进层层叠叠。排山倒海般的冰塔林——那冰蘑菇、冰芽、冰锥、冰洞、冰湖，泛着幽幽的绿光，景色无比奇美壮观，但我们却不敢掉以轻心。海拔5600米的一段路上冰川活动剧烈，道路很陡，常常突然有巨石从两旁山坡上滚落下来，非常危险。前进时都十分小心，有好几处要跑步通过。有几次遇滚石袭击，因躲避及时，才幸免于难。 不久我们又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只见狂风呼啸，飞雪飘扬，不得不在大风雪中安帐扎营。呼啸着的狂风跟我们处处作对，刚扎起帐篷的一个角，就被大风掀开，于是十几个人共同合作，钉死一个角后，再钉另一个角…… 海拔5500米、6200米和6500米处建立起的一、二、三号营地，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起来的。然而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就在19日上午，一号营地的五顶帐篷被一股强烈的暴风撕成碎片；下午，三号营地也有帐篷被狂风撕碎。队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连呼吸也非常困难。只好钻到其他未被撕开的帐篷内躲避暴风，好些天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那风吹得人烦躁不安，简直要发狂，怒不可遏。”不少人这样回忆说。 3 月22日和23日，以中方队员次仁多吉等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抓住大风减弱的机会，奋力打通了北侧道路上最大险关之一的北拗冰墙。这是海拔6600米一7029米之间的一道冰雪陡壁，坡度平均50度，最陡处达70度，戴了墨镜看仍是光滑雪白的一片，令人头昏目眩。但在紧接着向北拗顶上的四号营地运输物资时，三国队员又在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原来北坳是位于珠穆朗玛峰和章子峰之间的一个鞍部（山坳），正是一个大风口，狂风不断咆哮，不时有人败退下来。 3 月27日，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下去。时间不能拖，为了不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 月28日，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 第二天，终于把将近1100公斤重的物资，主要是氧气瓶、煤气罐、食品和登山器械，背运到北拗顶部，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不过此时有5 名队员已因病下撤。 4月1日，我们北侧队以到达海拔8300米的六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这天，南侧队大部分队员经过长达9 天的步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舌部的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只需建立5 个高山营地，比北侧少两个，因此迟至4月3日才举行开营式。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 4月2日，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米一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我们没想到大风口的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加上出发时间晚了些，结果只到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逼退。 第二天清晨9时从北坳顶出发，下午1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500米处。7日一9日，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和8300米的六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上最为漫长、艰巨的运输。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每走一步都要喘气，呼出的热气在眼睛和帽子上结了冰，能见度只有30米。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真想扔下背负的东西减轻负担。可你想想，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 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而是孤独。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没有色彩，没有声音，静得几乎让人发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到了北坳营地，看见风雪里的宋志义，我的泪水“刷”地流下来。“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那么委屈。 4 月15日，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又以惊人的速度，从北坳顶攀到六号营地，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17日，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10天。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 正当我们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南侧第一道险关是海拔5400米一6200米的孔布冰川区，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遍布或明或暗的冰裂缝，有的定数十米，深不可测，而且冰岩悬空而立，冰崩雪崩频繁，曾有不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素有“死亡冰川”之称。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30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4月6日，3 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一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3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捡回了性命。次日，一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三号营地约200 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才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很长绳下去才把他拉上来。 4 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的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熬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拗，在海拔7980米处建起四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攀高设营，分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 4 月27日中午12时，北侧队员告别大本营，开始第三次行军，向设在北坳下的前进营地（三号营地）进发。他们将在那里等待时机，向珠穆朗玛峰山顶发起最后冲击。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四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度一40度，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6 名突击队员（中、日、尼各两名）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6 名突击队员也从一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二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谷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穆朗玛峰地区。“南侧出现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三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穆朗玛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我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我们一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下午3 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3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征服珠穆朗玛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 月，整个珠穆朗玛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 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穆朗玛峰刮来，直到9 月底才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 突击前，北侧中方队长曾曙生问我：“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此刻，我的左脚大脚趾因冻伤感染，肿得像个核桃，再次行军就有坏死被切除的可能。 “我要登顶！” “到了8700米高的突击营地后，剩下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万一你实在登不动，该怎么办？” “就是断了腿，我也要爬上去！” 我是从牙缝儿里蹦出这句话的。这几乎是所有登山队员的强烈愿望，谁不想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页？哪怕是用血，用生命。但能上去的毕竟是少数，每一侧的三国登山队员只能分别派出一二名登顶队员。根据身体竞技状况和技术等优势考虑，北侧中方藏族队员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与他同组的是我，惟—一个汉族队员。 5月5日清晨5时半，在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我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山上8级风，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8时30分，风力不减，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3人强行向顶峰突击，随后第一支援组3 人也出发了。12时42分，次仁多吉一马当先攀上顶峰，他兴奋地大吼：“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他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在他之后，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 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他们3 人待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10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氧气早用完了，山顶气温达零下30度，他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 “再坚持半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是北京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 80分钟过去了，曾曙生问：“你们还有氧气吗？” “没了，瓶子都扔了！” “手变颜色了吗？” “黑了。”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 “立即下撤，跨越！” 次仁多吉他们虽然在顶峰创纪录地停留了90余分钟，却没能等到南侧队员上来。3 人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便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向南侧下山。 14时20分，我第四个登上峰顶，又是孤身一人。我的任务是把南侧跨越队员接应到北侧，但65分钟过去了，南坡只有白雪茫茫。 15时25分，尼方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他只在顶上站了一下，就被风雪刮下来。我们两人一起沿原路下撤。 人类顶峰会师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了。最后的希望只系在北侧剩下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和3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身上。 此刻南侧中方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正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拼命向峰顶攀登。他们早上8 时25分出发，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但由于冰雪太深， 很多路段不得不跪着用冰镐锄雪开道。15时53分，大次仁在经过长达8小时与冰雪搏斗之后，第一个从南侧登顶。因咽炎而嘶哑了嗓子的大次仁用预先约定好的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报告他成功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另外两人随后登顶。 这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山本宗彦。离顶峰只有50米，山本宗彦摔倒在地，他试着站起来，但他已经太疲劳了，只能在冰雪和岩石上爬着、爬着，拖着氧气瓶，爬一阵，喘一阵粗气。16时零5分，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很快3名摄影记者也跟上来了。南北两侧队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终于会师了。通过卫星转播，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身着红、黄、绿色登山服的中日尼三国勇士，在地球之巅热烈拥抱的镜头。 17时整，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等3 人向北侧跨越，最终实现了人类从南北两方双跨珠穆朗玛峰的伟大梦想，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跨越。当晚，三方12名登顶队员都安全返回突击营地。6 项新的高山探险记录就此在一天内诞生：人类第一次跨越了珠穆朗玛峰，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会师，人类第一次电视转播登山现场实况，人类第一次在珠穆朗玛峰上空用飞机拍摄登山场景，人类第一次一天内有12人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另外，三国运动员还创造了顶峰停留时间最长的世界记录。 这次联合登山活动的首席总队长、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史占春在一次庆祝会的讲话中说：“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跨越，也是思想境界上的大跨越，它意味着人类适应并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在团结、坚强、勇往直前的人类面前，任何恶劣的环境和困难都将被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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