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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科斯自己的说法，早在50年代初期，他便与两个神秘的掘宝人
做成了一笔黄金交易。不过，他既没有透露交易的数量，更没有透露对方
的身份。十多年后，当马科斯刚一登上总统的宝座，他便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秘密搜寻这两个神秘的人物……
20世纪中后期，在菲律宾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了一匹黑马。
他的名字叫费迪南德·马科斯。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的《马科斯王朝》一书中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到过菲律宾，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整个马尼拉湾，“到处都是伸出水面的沉船的断桅残樯，犹如大火焚烧过的松林”。当时，费迪南德·马科斯还是个年轻的律师，满脸笑容，精神抖擞又信心十足地准备参加第一次国会议员的竞选，以便捞取第一笔100美元的进项。
这一点简短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首先，它展示了二战给马尼拉带来的巨大灾难，给全体菲律宾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可是，就在这灾难之中，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他们想在虚墟中站立起来，既捞取政治资本，又获取巨额财富。而且，就马科斯个人而言，他把捞取政治资本作为捞取财富的前提。
马科斯1917年9月11日降生于外祖父开设的一家店铺的楼上。小时候家里很贫穷，他常常光着屁股在马路上奔跑。对于他的生世和血统，一度曾引起研究家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他的母亲何塞法·埃德拉林有一部分是中国血统，有一部分是伊洛干诺血统，她的祖上曾是伊洛干诺人的村落首领。研究者普遍认为，费迪南德·马利斯不是他名义上的父亲的骨血，他的生身父亲是菲律宾一个名叫柴的华人法官，后来的若干事实证明，他的确受到一个富有华人的暗中帮助。他的教育费用，大部分都是由柴法官提供的，而且，柴法宫还成了他的教父，马科斯只要一有空闲，就回到巴塔克去看望他的教父。
马科斯的母亲何塞法在拉奥的大蓝小学找到了一份工作，马科斯也便在那里上学。他是班上个头最小的一个，穿着他平生第一条短裤衩，头发中分，油光可鉴地向下搭拉着。如果他母亲是一个有心人，从这时候就该看出，她的儿子是一个相当注重自己公众形象的人物。他老师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些异秉：常常在文字的字义上不必要地寻根究底，喜欢钻牛角尖，并常常达到让人吃惊的程度；性格虽然热情，却神经过敏，经常无端地咧着嘴笑。
那时候，菲律宾的教育完全靠死记硬背，许多孩子过不了关，可是，这对马科斯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据说，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连他的死敌都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他能一字不漏地背东西，“这是那种要么成为傻子，要么是心智不全的特异功能者所具有的极其惊人的记忆力，这种人不能读，不能写，但是听了一遍莫扎特的奏鸣曲之后，就能立即背诵出来，或者能在几秒钟之内靠心算求出小数点后五位数的平方根。”费迪南德能把复杂的课文很快记住，然后把它们顺着或者倒着背诵出来。后来，在他读大学时，曾经给他上过课的一位法律系的教授说：“这个学生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因为他能把宪法倒背如流。”这样的学生，被界定为是最优秀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见当年菲律宾教育的弊端，再后来，当马科斯当了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后，军人们因为他能一点不差地把军队的建制以及只是在几个星期前匆匆见过一面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样子记住而大感惊奇。
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具有把数以千计的选民的名字和脸孔对上号的本事，这对拉选票是极有帮助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马科斯具有常人难以相信的记忆力，就认为他缺乏想象能力。事实上，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他能随口编造一些听起来相当精彩的故事。正因为他拥有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在以后的政治和敛财活动中，他才大大地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马科斯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菲律宾保安队的训练。他的主要爱好是参加大学的手枪队，没过多久，他就成了队里的一名神枪手。
神奇的枪法，使他不久就在菲律宾政界大出风头。
他不仅记忆力好，枪法好，而且胆大过人。后来，在1933年和1934年暑假期间，马科斯曾去达沃看过他的父亲玛利安诺，对于与父亲呆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马科斯后来说，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菲律宾的一位官方传记作者曾作过这样一段描述：
在棉兰老岛，玛利安诺先生在他的儿子面前显示了一下临危不惧的精神。……一天，有个穆斯林狂人碰巧在街上遇到了马科斯父子，安迪（即费迪南德·马科斯——译者）望望他的父亲，等着他发话。他的父亲轻轻地拍了拍他肩膀，然后拉着他的手。两人一起稳稳地站住，眼睛盯着那名狂徒。一见这暴徒举起了他的短剑，玛利安诺迅速采取行动，他拔出手枪，给了那家伙一枪，那狂人立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父子俩就此平静地离开了现场，就像他们是在夕阳下散步一样。对玛利安诺先生来说，那只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个死鬼是个憋脚的打手，他的头脑狂乱不堪，拿不定主意，他并无必胜的斗志，只是想碰运气。至于玛利安诺先生，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把情况控制在自己手中，心里踏实，对自己的力量满有把握，相信自己必然取胜，而且一路上他是早有准备的，……他常对安迪说：“除非你有确胜的把握。否则就不要匆忙动手。”
这一段描写，虽然不是说马科斯直接掏出手枪击毙了那个穆斯林“狂徒”，但是，当他父亲一枪将那人打死之后，马科斯作为一个年轻人，或者一个新手，居然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和父亲一起平静地离开现场，就像“在夕阳下散步一样”，足见这个年轻人的个性和胆识！这个细节透露的另一个信息则是，马科斯的父亲是一个杀人的老手，因为杀死一个人，对他而言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他的行为，对儿子的临场教育相当关键，既做出了榜样，教他勇敢，又让他明白，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要匆忙动手。
1931年，马科斯的父亲玛利安诺·马科斯在竞选国会议员时，败于丁拉斯的埃米利奥·梅达纳，那时候，他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于他的邻居利奥·纳伦达桑，认为纳伦达桑在关键时刻倒了戈，从那以后，他对纳伦达桑怀恨在心，4年之后，也就是1935年，玛利安诺从棉兰老岛回到巴塔克，再次参加国民议会的议席竞选。这一次，梅达纳主动退出，准知那个令玛丽安诺头疼和伤心的纳伦达桑竟要亲自参加竞选，也就是说，他把以前自己在幕后的位置拉到了前台，要亲自与玛利安诺决一雌雄！纳伦达桑是代表奎松的国民党人进行竞选的，双方在竞选过程中都使尽了一切肮脏的手段，大肆进行贿选，有些竞选人，还不得不夜夜更换房间，以免不测。由于奎松的势力相当强大，纳伦达桑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纳伦达桑因为上一次玛利安诺对他的责怪——按纳伦达桑的说法，这种责怪简直是无聊的，是相当无理的——也一样地对玛利安诺怀恨在心。现在，他取得了胜利，觉得自己应该显示一下，炫耀一下，并把那个无理的老头子好好戏弄一下。于是，他怂恿他的支持者，特制了一口棺材，将其绑在一辆汽车的行李架上。在没有盖子的棺村里，面对面地躺着两个四肢伸直的假人——意即死人，一个标明是阿格利佩（这次竞选中的另一失败者），一个标明是玛利安诺·马科斯！很明显，这并不是普通人的把戏，即一般性地诅咒马玛利安诺·马科斯等人快快死去，而是说，从此之后，你们就在政治上寿终正寝吧！纳伦达桑的支持者们把这车于开得到处跑，到处吃喝人来看，一时间，弄得喧喧嚷嚷，使得失败者咬牙切齿。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车子开到玛利安诺·马科斯的家门口，当面对玛利安诺进行嘲弄，嘲弄够了之后，才扬长而去，留下一片尘土和马科斯家中的一片死寂。
可是，纳伦达桑哪里又会想到，杀人不眨眼的玛利安诺·马科斯，怎能忍得下这口恶气？更何况，玛利安诺的儿子费迪南德·马科斯当时正在巴塔克，他亲眼目睹了那惨酷的一幕。
这时候，马科斯已经越加成长起来了，他的学习成绩虽然日渐下降一一降到了奖学金所要求的水平之下，但是，他的心智和胆识，都比先前成熟得多，他自我吹嘘他是手枪射击的全国冠军，虽不是事实（他只不过是一一个队员而已），可也暴露出他对暴力的酷爱。
选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的夜里，瓢泼似的热带暴风雨袭击着巴塔克城，四处空无一人，街道上冷冷清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纳伦达桑家热闹非凡，家人和好友都在庆祝他的胜利。晚上10点多钟，纳伦达桑吃饱喝足之后，从桌边站起，穿过走廊到栏杆边上的洗脸盆里去涮牙。这时候，大雨不知何时已经停止，但纳伦达桑院子内的香蕉树上仍在淌着水珠。在走廊灯光的照射下，纳伦达桑的身影清晰可见，这时，在香蕉树蜡样的树叶丛中，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一枚0.22口径的子弹射入了纳伦达桑的背部，穿过他的心肺。他气喘吁吁地哼了一声：“啊，上帝，我中弹了！”随即倒在地上，没过几分钟，他就死去了。
据说，那个躲在香蕉树丛中开枪的人，就是费迪南德·马科斯。
第二天清晨，在市政厅周围闹哄哄的好奇的人群中，出现了费迪南德的身影，他也是来看纳伦达桑的尸体的。
整个菲律宾都在盛传——马科斯帮助父亲杀死了他的政敌！
他的父亲和马科斯本人被法庭传唤，但他父亲在法庭上说，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失败和纳伦达桑的胜利放在心上。至于问到费迪南德，玛利安诺说，费迪南德从未涉及政治，他不是在巴塔克长大的，根本就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更不要说摸黑找到纳伦达桑的家，躲到那虫子满天飞的香蕉林里去。他说，我的儿子费迪南德根本没有对纳伦达桑搞什么阴谋，我也绝对不允许他这样做。我又不是一个疯子，或者一个不尽人道的父亲，要让自己的儿子去犯罪，让他为此付出一辈子的代价。最后，玛利安诺一语双关地说：“阁下，我不是一个懦夫。”
轮到玛利安诺的儿子作证了。
费迪南德说：“20日那天晚上，晚饭后我跑到我家去问我的姑父季里诺，他什么时候回马尼拉。爸爸让我和姑父一起走，因为我身上带着钱。姑妈告诉我，姑父到外面给他在马尼拉的母亲打电话去了，因为他们还缺点现钱，还说，钱一汇到，他们就动身去马尼拉。我告诉姑妈，我父亲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希望能尽快去，以免旷课，也可以有时间为10月份举行的期中考试作准备。和我姑妈的谈话大概有10分钟，事后我就回到贝拉诺街的屋里，开始为期中考试作准备，因为我是随身带着课本的。学习了两小时后，我就上床睡觉。我的同房伙伴埃弗拉因在我睡着后还在那里读书。21日一早，我醒来大约6点30分了，纳伦达桑死亡的消息，我是从镇长的贴身女佣奥罗拉·柴小姐那里听说的，她也住在那所房子里。出于好奇，我问她，谋杀案是何时发生的，使用了什么样的武器，凶手是否已经逮住，谁是嫌疑犯，那天早晨8点钟过后，埃弗拉因和我一起到市政大厅去打听有关纳伦达桑被杀案的更多的消息。”
不管这故事显得多么圆满和周详，1939年12月1日，拉奥的初审法庭依然宣判费迪南德犯有杀人罪，而且，证据确凿无疑。考虑到他年轻，服刑时间最少为10年，最多为17年零4个月。他的父亲被判无罪释放。
这时候，费迪南德竟然提出一个相当可笑的要求：请准予他保释，因为他要去上学读书。奇怪的是，法院竟然同意了。这且不说，更奇的事情还在后面，几天之后，法官克鲁斯把费迪南德叫到自己的私人住所，对他说，奎松总统准备赦免他！也就是说，马科斯被判杀人到无罪赦免，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而且，赦免是什么理由，从来没有公开解释。
有分析家认为，这依然与马科斯真正的父亲柴法官有关，在他被判有罪的时候，柴法官一定私下拜会了奎松总统，要求对马科斯进行赦免。作为堂堂一国之总统，赦免一个杀人犯自然是小事一桩，奎松答应了柴的这一要求。奎松为什么这样看重柴法官呢？柴法官是巨富，奎松的任期，到1941年就完结了，他想获得连任，自然需要柴法宫财力的大力支持。这样，他们就进行了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
让人惊讶的是，费迪南德竟然拒绝了奎松的赦免，回到了拉奥的监狱。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这就是马科斯的过人之处。他不想给人留下口实，他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当时，一般人都没有看出来，这个还是学生的年轻人，具有非凡的政治理想，他还不想就此罢休。
在拉奥监狱里，费迪南德呆了6个月，写出了长达830页的申诉书，于1940年5月递交最高法院。同时，他在这一期间还参加了律师会考，会考分数高达98.01分，这是他超群记忆力所得到的回报。他的这分数，使许多人不相信，有人甚至以为他作了弊。为此，费迪南德大力恼火，被控杀人的事情他还没说清，这里又要污蔑他考试作弊。他要求进行复试，法学院的院长让最高法院的法官对他进行面试。这也表明院长对自己学生所抱的充分的信心，面试的时候，费迪南德向他们提出挑战，让他们在刑法、法律道德规范、民法、商法、诉讼程序法和政治法等方面随便提问。他通过了考试，成绩为92.35分（几年后，有人锦上添花，把这个分数改为95.30分）。事后，法官们问他，报上说他把任何东西都可以倒背如流的报道是否属实，作为答复，马科斯当场表演了一番。“这是费迪南德最为得意的一天。”
最高法院决定于1940年10月12日就马科斯的上诉进行辩论。“为了这件大事，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用鲨鱼皮做成的衣服，以示他是清白无辜的。”他的父亲没有出席，主持这次最高法院审讯的，是人们褒贬极不一致的副大法官——劳雷尔。
后来作了总统的劳雷尔是个传奇人物，1909年，他18岁，为跟一个男子争夺一个女孩，他一剑刺死了对方，这使他一举成名。当他被指控杀人之后，他在最高法院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劳雷尔在最高法院任内，比别的任何一个人都对马科斯的案子感兴趣，他抢在别人前面宣布他将来自起草“多数人赞成的决定”。据某一消息来源说，劳雷尔逐个走访了最高法院的成员，为无罪释放马科斯作了一番很动情的辩护。
劳雷尔何以如此？年轻的马科斯有哪一点值得他如此看重？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过让人信服的解释。有人说，马科斯得以无罪释放，完全得力于劳雷尔的大力干预。虽然劳雷尔在法律上了结此案显得矛盾百出，但是，作为大律师，他似乎宁愿损害自己的名声。有人试图解释这个问题，认为劳雷尔是出于同情心，因为他年轻时候也杀过人，也被判刑，现在，与他当年差不多年纪的马科斯的处境，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这样的解释是不会让人信服的，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一桩杀人案，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民事纠纷。又有解释说，大法官劳雷尔是爱惜人才，因为马科斯才华出众，如果对他判刑，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种损失；这样的解释照样不能令人满意。
真正的原因，与马科斯的身生父亲有关。
柴与劳雷尔是同龄法官，柴绝对找劳雷尔疏通过。柴让劳雷尔照顾一下，在一个习惯于以职务之便“互相照顾”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劳雷尔对柴吩咐的事情是乐意效劳的，原因很简单，同为法官，谁没有求人的时候？更何况柴是那样的富有，又跟奎松总统有着扯不断的牵连。
最终，马科斯被宣布无罪。1940年，马科斯谋杀纳伦达桑一案被彻底推翻。
对这件事，一个名叫约瑟夫·莱利维尔德的人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在那篇文章里，他评论道：“在菲律宾被判有罪就等于被判缺乏势力。”他的这一评论相当精辟。
那么，纳伦达桑到底是不是被马科斯枪杀的呢？一时间众说纷云，对社会公布的最为可靠的答案，应该是他后来的夫人伊梅尔达的堂姊的说法，她说，有人私自问过马科斯，问他是否真的杀了纳伦达桑，马科斯回避了这个问题，却不屑地说道：“那是孩子都干得了的事。”
对此，国际社会事实上是知道的，1965年，马科斯在访问华盛顿的前夕，送给华盛顿方面许多礼品，据说，搬运重物的滑道都被礼品搞得油腻腻的，奉命协调访问事宜的特使，菲律宾第一夫人、后来被人称为“疯婆子”的伊梅尔达的兄弟科科伊被安排会见了约翰逊总统，并送给总统一头野水牛的头，他对约翰逊总统说，这头野水牛，是费迪南德亲手射中的，当时，国务院里一些爱说笑话的人，竟给这头野水牛取了一个绰号：“纳伦达桑”。
由此看来，纳伦达桑一案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但它并没有影响马科斯的政治前途。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
二战之初，马科斯曾为美军效劳是肯定的，在战争还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跟儿个同学一道，通过关系混进了卡平平将军的G-2部队。他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进队之后，他没有参加多少次战斗，也没有获取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来“打劫”了。他们不把枪口对准日本人，而是为了算旧账，或者为了争夺女人，或者为了争夺财产，互相干了起来。马科斯和他的几个同伙对本国人卡利克斯托·阿奎纳多下了毒手，原因是卡利克斯托曾是纳伦达桑一案中指控马科斯的主要证人，他们把卡利克斯托杀死之后，却声称是他在抢银行时被抓住的，可是，抓住他的人没有杀他，而是卡利克斯托后来在跟日本人搞什么交易时对被游击队杀死的。马科斯有一个做人的原则，他把这原则化为一句名言：讲话要与事实相反。
他曾经被日本人抓住过，在那里，他显得很不清白，但是，当他逃出来之后，却神化自己的故事，说自己是怎样怎样在跟日本人作斗争，还受了伤。他分明在日本军营中当了日军的佣人，但他事后解释说：他是“存心让日本鬼子抓住，假装当佣人，然后带着敌军的兵力和驻扎情报设法逃回我们自己的营地。”他对他的传记作者斯彭斯说，他回到卜平平部队后，认识到“理想的情报工作就是找出自己方面的弱点，并直接组织力量，参加行动……他的巡逻队就像一支小型的战斗队一样。”
1966年，《时代》记者根据斯彭斯的文章写过一篇深度报道，指出马科斯确实是位英雄，这篇报道说：
他认为情报工作就是经常开着自己那辆美国汽车进入敌区，寻找他们的弱点。他在巴丹的纳提普山上看出了敌人的弱点：那是正在用70毫米炮弹轰击已经陷入包围圈的美国乔纳森·温赖特将军所属部队的日军炮队。他和另外三个战友一起寻到这炮队，躲在两个没精打彩的日本士兵背后来到大炮跟前，接着就猛烈扫射。他们几个人一口气就打死50名日本官兵，叫大炮也成了哑巴。很快大伙就逃了回去。3名战友中只有1个受伤，马科斯因战斗英勇而首次荣获银星背带，几个星期后又因在萨利安河保卫战中立功而被提名为美国荣誉勋章的候选人。不过，这次提名没有上报到华盛顿……
没有上报华盛顿是有原因的，据说，就在1965年，五角大楼“已准备且愿意授予马科斯‘杰出功绩计字勋章’和‘银星勋章’，如果他的履历上未曾获得过这些勋章的话”。并指出，要尽快问问马科斯对此事的反应，看他是否接受过勋章，如果没有，白宫欲于9月14日下午他与约翰逊总统会见时不声张地举行授勋仪式，可就在这时，菲律宾方面的报纸却对马科斯在战时的所谓功绩发出了疑问，而且，美国方面又派出了调查组。马科斯要使美国和菲律宾国民相信，那些报纸和前来调查的人都是“罪恶的，居心叵测的”，于是，他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演讲，演讲中有这样的话：
大喊大叫的无休止的批评一直纠缠着我，说我在政策上过分亲美。或许我是，——从感情上讲是这样。像许多人一样，当星条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亚洲的土地上遭到践踏之时，我将一切一一生命、梦想和荣誉——都押在了对美国的信仰和梦想之上……除却公正，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换来信仰……老兵们竟然嘲笑我们在战斗中挂花带回的伤疤。我身上的这些伤疤有一处就是在试图营救一位美国战友时留下的……是的，我的美国战友死在我的怀里。我们也被包围了，必须得突围出去，他倒下了，就在他试图爬到一个安全地带的时候，我转过身来，伏在他的身旁——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的鲜血在菲律宾的土地上交融到一起了。
在我抱看他爬向一个散兵坑时，他死了，死前留下了这样的话：“你若活下来，告诉美国国内的人，我死时唯一的遗憾是美国让我失望了！”
似乎是为了减轻他死时的痛苦，我，一个菲律宾人，向他——一位美国战友——保证说：“不，美国不会忘记我们，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他的这一段演讲，含义是丰富的，对自己的标榜，对美国复杂的感情，全在其中。他的演讲起了作用，获得了议会不绝于耳的掌声。
但是，他后来的所作所为，确实让美国对他厌弃了，约翰逊总统甚至对自己身边的人说：你如果再把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带到离我50米的地方来，我就撤了你的职！
他之所以那么快就让白宫对他厌弃，主要是因为他的贪得无厌。
这且暂时不提。
根据以上的情况，也就是马科斯自我吹嘘的情况，后来就演化为他当了游击队长，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菲律宾民族英雄，斯彭斯简直是一个善于虚构的出色人才。他曾这样描写马科斯：“他自己设法在地上爬，每前进一步就感到那子弹擦过股骨。此刻，日军离他只有500码，他就用匕首剜出子弹，然后流着鲜血，拖着虚弱的身体，爬了几英里后才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么动情的描写，怎么会不感动人呢，怎么会不让善良的菲律宾人民觉得马科斯是自己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呢？可遗憾的是，他们被骗了。
1942年，巴丹战役刚刚结束，日本就开始释放战俘。按费迪南德自己的说法，他是在1942年8月4日获释的，他的母亲何塞法拿着干净的衣服把他领了回去。这之前和之后，他的父亲玛利安诺都在帮助日军办事，早在1942年初，玛利安诺就参加过欢迎日军的仪式。在后来的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充当日军的宣传员，在日本兵的保护之下到各个村子去宣传鼓动，宣传的内容，当然是要菲律宾人降服日本，不要再参加游击队。可是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玛利安诺却承认自己是被儿子拉去跟日本人合作的。这事情看来一点不假，因为在费迪南德跟随母亲刚刚回到自己的家门时，一辆满载日本特务的汽车就把他接走了。他们到了圣地业哥堡，一份由麦克阿瑟的高级助手提供的材料说，“现在情况很清楚，几乎每个被关押在圣地亚哥堡的人，都被日本方面要求充当他们的情报员，谁答应下来，准就能获释；谁要是拒绝，那就将延长关押期限，甚至让其死于营里。显然，大多数在押者都是接受了日方这一要求的。”
可是，马科斯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呢？他说，他到圣地亚哥后，宪兵为了逼他交待他所知道的游击队企图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去找麦克阿瑟的计划，“用最残忍的手段整整折磨了他8天”。他说，他所遭到的是极其痛苦的水刑，日本人先是硬给他嗓门里灌水，然后就在他鼓起的肚子上踩。他说，他的面孔也被日本人的枪托击打了好几下。很显然，这会造成骨折、皮肤破裂、门牙脱落等症，可是，他身上什么伤痕也没留下来。事后遇见他的人说，他好像是因发烧和疲劳病了一场。
就是这样一匹黑马，后来长时间地成为了菲律宾的最高统治者！
马科斯的的确确是一个世间少有的贪得无厌的人，单说他1965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公开收入——正如财政部长罗穆亚尔德斯所计算的那样——仅把国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给他的钱算下来，就已达到了125亿美元。罗穆亚尔德斯计算的总和来源于下列数字：国会批准追加500万美元的老战士救济金，国务院给的4500万元的一般民用援助款项以及5000万美元的调查研究费用，最后还有五角大楼拨给的2500万美元，用于建立一支工兵部队以代替那支被派往越南的部队。除此之外，约翰逊在1966到1971年间，除了批准正常的给菲律宾的6160万美元的军援外，还私自批准了3800万美元作为五角大楼的秘密军援，并且，不说明这笔款项的去向。这些钱，总数己高达2.246亿美元，还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给予的无止境的新贷款，这些贷款的最终数目将累计达到约10亿美元。这么一笔巨大的款项，到了马尼拉后，是不是派上了它应该派上的用场呢？许多人存在疑问。结果，美国审计局和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调查，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些钱几乎全部被马科斯私人使用了，不，不是使用，而是存在了他的私人帐户上！许多年以后，一位专栏作家在菲律宾的一家晚报上这样写道：“为了派这支特遣部队进入越南的南部，菲律宾政府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款项，但是，这个国家却滥用了这笔钱。”
马科斯在对待财产方面，一方面大肆占有，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小心，绝不允许财产毁了他的政治前途，因此，他把绝大部分财产都存入了国外银行，由于这样，他就能在国内扮演清政廉洁的形象，而在国外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富足生活。
对马科斯的财产，斯特林曾算过一笔帐：1960年马科斯在自己的所得税申报书中标明，他的全部收入仅为17000美元，1961年上升到6 美元，到1966年，他竞选总统时，则上升到69300美元。同年，费迪南德把他所有的有形资产开列了一张清单，价值仅为3 美元。对于一个打着遵纪守法、反对腐败旗帜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是合适的，但实际上，马科斯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他的收入比他申报的不知高了多少倍，在他那些装了保险锁的抽屉里满是美元，他的海外公司遍布世界各地，一袋袋的钱不时运抵他们的家，以致于伊梅尔达都懒得去数有多少钱了。他的那种“谦虚”在马尼拉也许是必要的，但一旦他们到外国去旅行，便挥金如上，因为在那儿没有人注意他们。为了敛聚财富，伊梅尔达常常别出心裁，或者修复古物，或者修建文化中心。1968年6月，伊梅尔达带着她的长女伊梅到美国滥购物品，在8个星期的时间内，两位女士就购买了价值330万美元的东西，也就是说，周未除外，每天快花10万美元，这笔钱，几乎相当于约翰逊从老战士特别教育经费中拨给她的那笔钱——350万美元。她们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把全美国的时装店几乎都逛遍了。其实，早在196S年3月，伊梅尔达和马科斯二人就在苏黎士的瑞士银行里分别开设了他们各自的帐户，他们把自己的真名和别名都告诉了银行经理，马科斯化名威廉·桑德斯，伊梅尔达化名简·瑞安，后来各种各样的文件表明，他们仅在瑞士一个地方一一大部分是在苏黎士的瑞士银行和瑞士银行公司，就开设了近10个秘密帐户，多年来，以他们的名义共存进了数十亿美元，有人甚至认为有上百亿美元。其他一些钱则存在了设在香港、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巴哈马群岛和英属开曼群岛上的公司的海外帐户中，其次，还在其他一些国家的银行，包括纽约的蔡斯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存了2亿多美元，在列支敦士登设了一个帐户，取名桑迪基金会，这只是马科斯夫妇在海外没立的18个基金会之一。
如果马科斯和伊梅尔达在1966年宣称他们的纯收入只有3 美元，那么，以上这些上亿美元的巨额存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约翰逊总统签发的援助、补偿款项以外，还有很大一笔钱，来自于美国和日本付给菲律宾的战争赔款，来自于菲律宾财政部的老战士救济金和其他以马科斯“特别情报基金”名义存入的款项，来自于世界银行给菲律宾的各种贷款，还来自于马科斯霸占的原本属于他人的215家菲律宾公司……但是，证据表明，他的财产总数，却大大超过以上所列举的数目的总和。早在1968年，他就成了亚洲最富有的人，10年之后，也就是1978年，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财产已经超过50亿美元（另有资料表明已超过l00亿美元）。
如果说，马科斯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已经让人吃惊，那么，他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黄金就更加让人困惑不解了。事实上，关于马科斯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他到底有50亿还是100亿美元，而是他的绝大部分财产来历不明。他藏有一批数目巨大的金条和珠宝，不断有报道说他的很多地下室里都藏满了各种各样的钻石和珍宝，传说他有一个重达1吨多的金佛像，另外，在马拉卡南宫和巴丹省马里苇莱斯的海滨宫中，随便哪一间储藏室里，都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金条，那些金条数量之多，能“由地面一直码到屋顶！”而且，马科斯以及他的那些特殊的代理人，随时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金条——有时一次下卖的金条数量就高达10多吨，这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多。他的黄金数量之大，一已投放市场，就将影响世界的黄金价格！据说，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就会出现一次传说中被称为“马科斯黑鹰交易”的秘密买卖。（“黑鹰”一词最初指希特勒第三帝国崩溃前夕从柏林帝国银行神秘失踪的纳粹黄金。那些失踪的价值高达25亿美元的黄金，被俄国人、美国人和前纳粹分子偷走了，其中一部分后来又一点一点地回流到黄金市场。）一个人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黄金呢？这是一个谜。
慢慢地，这个谜被揭开了。
马科斯找到了山下奉文藏金！
马科斯对山下奉文藏金的关注，比一般人为早。这缘于他对财宝的异乎寻常的偏爱和固有的敏锐性。
1945年，二战结束，当日本人刚刚在战败条文上签字之后，曾被宣扬为抗日英雄的马科斯，便把他的眼光倾注到了山下奉文藏金上面。他是怎么知道有山下奉文藏金的呢？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以后，我们将逐渐解开这个秘密。
他自己也有过一些这方面的说法。他说那还是在二战结束之前，有一次，他带领一支巡逻队，在新比斯开省的卡亚帕山区巡逻，远远地发现了一队由20来人组成的日军巡逻小组。他没有惊动这支小小的日本巡逻队，而是一路跟踪他们，向伊富高省的水稻梯田前进。他机警地注视着日本巡逻队的动向，想借此弄清他们的主力究竟部署在哪里——这些表白，表明他依然没有忘记树立自己作为菲律宾民族英雄的形象——正在这时，他发现一个日本士兵因为背包太重而远远地掉了队，这是个好机会，他本想留卜一个活口的，但是，他的一个队员却用飞刀将那个日本士兵一下撂倒了，那士兵滚下了山崖。他只好下去检查日本士兵背包里的东西，看是否装有什么绝密文件。可是，那士兵根本没有死，只不过伤着了一点皮毛，士兵的两只手紧紧地抓着那个背包。这更让他怀疑包里装有重要文件，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没有发现文件，倒是发现了金条！
包里的金条一共有三根，大概有2.5公斤重。
对马科斯而言，发现金条带给他的惊喜，远甚于发现了什么绝密文件。他开始审问这个士兵，问他这些金条是从哪里来的。那士兵总电不说话，逼问得急了，便乘他不注意的时候，一头撞到了墙上。……这是马科斯自己的说法，没有人证实，因为他是否曾带过这么一支巡逻队，人们也是怀疑的，但确有可能他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下山奉文藏金；也有可能他真的抓住了一个日本士兵，并从他背包里找出了三根金条，至于究竟是不是这个日本士兵向他泄漏了秘密，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马科斯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的另一说法是，他是在50年代早期开始对下山奉文藏金进行发掘工作的，那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辉煌的政治生涯，他只是一个议员，仍在北伊罗戈省和碧瑶之间经营律师事务所，经常性地接触委托人。一天，有两个菲律宾人与两个日本人发生了争端，前来找他帮忙，两个菲律宾人说，他们受雇于两个日本退役军人，要他们挖一个深坑，开始，他们不知道在荒山野岭中挖深坑作什么用，坑挖好后，竟露出了很多很多的金条，可是，两个日本退役军人贪得无厌，竟然拒绝付给他们事先讲好的工钱。
听完两个菲律宾人的叙述，马科斯的心狂跳起来，他当然非常愿意接手这个争端的调解。他认真调查了此事，当确信两个菲律宾人说的完全是事实之后，他自己花钱将他们打发走了，接下来，他亲自出面，跟两个日本人做了一笔交易。他没有说明他跟日本人作的是什么样的交易，但他承认，那一次，他得到了大量的金条。
那么，这两个日本人又是谁呢？他们既然是普普通通的退役军人，又是怎么知道有山下奉文藏金的呢？当然，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有关山下奉文藏金的事便部分地传了出来，可是，人们普遍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并不相信真有其事，更不会知道那些传说中无以数计的黄金藏在哪里，这两个普通的日本退役军人又是怎么准确无误地找到它们的呢？他们退役之后，又是怎么到了菲律宾的呢？这又是一个谜。马科斯当然没有那么不讲信用公布这两个日本人的身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进展，人们终于明白了他们是谁……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偶然因素，使马科斯对山下奉文藏金的兴趣大增，而且持续了30余年，直到他死去。
当人们普遍对马科斯的黄金储备大感惊讶的时候，他曾无数次地在公开场合承认他找到了山下奉文藏金。对他的这一表白，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就是马科斯的聪明过人之处。人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持怀疑态度的时候，那被你所怀疑的人和事，如果主动将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你绝对不会轻易相信那就是真的。其实，这是一种转移人们视线的极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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