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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做不到的事，我无法相信。 女王：那我可肯定你做得不多。 刘易斯·卡罗尔 大凡名人传记都免不了集中描写个人的天才，而要写一本某门学科的发展史，就要错综复杂得多。下面罗列的一系列成就实际上应归功于以摩尔根为其无可争议的“老板”的整个集体。这个集体因陋就简，通过许多引人入胜、大胆而简单的实验，取得了以下成就： （1）他们证明基因是存在于染色体上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2）他们证实了孟德尔定律的可靠性； （3）他们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定律的例外情况——连锁，又发现了连锁的例外情况——互换和双互换； （4）他们发现基因是呈直线排列的，其相对位置是可以确定的，可以做到以“摩尔根”或“厘摩尔根”为单位测定基因的距离； （5）他们证明了生物的性别决定于染色体； （6）他们发现了染色体的重复、缺失、易位、倒位、三体性、三倍性和并连X染色体； （7）他们发现了位置效应、基因多效性、复等位基因以及受复等位基因影响的单一性状。 毫不奇怪，人们把摩尔根作为一位遗传学家来纪念。然而他个人却认为自己是个实验动物学家，主要兴趣爱好是实验胚胎学。摩尔根忙于搞遗传学研究，无暇再去充当胚胎学的奠基人，不过，梯度理论的确是他在1904年和1905年提出来的。他区分出再生现象的两种过程，而且创造了“变形再生”这个新名词。他发现，生物的再生必须以存在着神经组织为前提，而再生并不是一种适应现象。他还研究了影响卵子的条件，测定了精子进入卵的部位、第一次卵裂面和最终对称面三者的相关性。他发现镁盐可以诱导孤雌生殖，而钾盐、低温、缺氧会导致畸形发生。他证明离体的卵裂球可以正常发育，从而否定了镶嵌说。同时，他比谁都先认识到，只有证明了有某种机制调节着基因活动之后，才可能用遗传学理论解释胚胎学的问题。 摩尔根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遗传学，而是胚胎学。他写的遗传学方面的书，经常是匆匆忙忙，草草成篇，而他写的《实验胚胎学》却一反他的常规，精雕细刻，推敲再三，成书费时达七年之久。可惜读者对这本书却不予理会。确实，摩尔根的胚胎学研究大部分都被埋没了。在1966年纪念摩尔根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世界知名学者宣读了许许多多讨论遗传与发育的论文，他们对摩尔根表现出无限的崇敬与钦佩，然而竞无一人引证过他的胚胎学著作。他这方面的成就之所以被人忽略，是因为摩尔根当时已被明确地冠上了“遗传学家”的头衔（至今还是这样，正如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标上了“遗传学的先驱”一样）。头衔的效力极大，以至于他发表的遗传学的见解，即使是错的，别人也以为是对的；而他发表的胚胎学的意见，即使说得对，别人也不接受。也许孟德尔之被埋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修道士能懂得什么科学？加罗德的光辉发现多年无人向津也是同一道理：一个内科医生会懂得多少遗传学？ 摩尔根反对给人划框框，戴帽子。加州理工学院之所以取得惊人成就，这种态度起了很大作用。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反对学科问各自为政，力主把遗传学、动物学、胚胎学、生理学合并为生物学，他还提倡生物学同化学、物理学相结合。只要想想摩尔根一贯喜欢利用简陋设备单干的癖好，想想他数理化根基之薄弱，他能提出这种主张更是难能可贵。 他认为他自己的成功有四个条件：运气好，实验材料选用得当，怀疑一切，勤学苦干。他还应加上一条：能抓住重要问题而放弃意义不大的枝节。也许还应再加一条：有些看来办不到的事他也要闯一闯。当德里施发现一种机器（这里指卵）能分成两半，每一半都具有与整体等同的发育潜力时，他觉得这种结果难以置信，于是紧急转向，放弃了胚胎学。摩尔根则不一样，他也觉得这样的结果不可能，但却因此搞起了胚胎学研究。能代表摩尔根这种治学态度的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他同青年胚胎学家詹姆斯·尼尔之间的几句对话。在伍兹霍尔，当讨论到果蝇的咽侧体和环腺的移植问题时，尼尔说，这在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而摩尔根用了一句他自己的口头禅来回答。他说：“困难固然困难，但不是办不到。” 但还有一条，我们希望在这本薄薄的书里已经表达清楚，那就是他的个性的魅力。在我们采访过的认识他的人中，人人都说，“我们喜欢摩尔根。”他们喜欢他从不虚夸骄矜的作风，表现在他头发不梳理，裤子用一根绳子系着；他们喜欢他愿意去干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不被他人的意见所吓倒；他们喜欢他对待学生和同事的民主作风，不计较别人的文凭和私生活；他们喜欢他的风趣幽默，他孩子气的热情和他在实验室交换意见时的快乐。甚至他使用公款的吝啬也使他们喜欢，因为这适同他对自己的钱财和时间的慷慨大度构成鲜明对比。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实验室里工作过的一代代科学工作者都十分敬爱他。无怪乎乔治·比德尔把从摩尔根那儿买过去的帕萨迪纳的那幢房子一直叫做“摩宅”。1948年有个工作人员把比德尔称作“老板”，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只有摩尔根才是“老板”。 有些欧洲人觉得摩尔根智力平庸，但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带肯塔基口音的美国人的风格。摩尔根在为英国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写的讣告中提到，贝特森说过，“民主政治认为等级差别是罪过，我们却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贝特森一定意想不到实验室里的学生竟然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同导师争辩。同时，这奇臭无比的实验室也使他大为惊讶。贝特森在1922年圣诞节期间参观蝇室后回国不久，E.B.福特教授在伦敦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见到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伦纳德，他们决定一道去看贝特森，听听他带回的新闻。他们在豪华的雅典娜俱乐部找到他。贝特森对他们说，摩尔根是正确的，而他自己一生的研究却是白做了。不过，他不久又变了卦，恢复了他那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原因是摩尔根的实验室“实在太肮脏”。 朱利安·赫胥黎在他为美国哲学学会写的纪念摩尔根的回忆录中说，“他逝世以后，有一次我到美国去讲学，有机会访问了他出生的地方，参观了他的老家（这是由利兰·布朗博士组织的考察）。这次活动很有意义。他之所以形成那种性格，很大部分可以从他的家乡找到解释。”赫胥黎也提到他珍藏着一本《遗传学的物质基础》，上面题有：“异教徒托马斯赠叛教者朱利安。” 我们很同意赫胥黎的看法。如果你是个肯塔基人，你就更理解摩尔根的个性。摩尔根的家族虽然对内战如痴如狂，但也是内战的受害者。尤其是他的伯父——那个列克星敦的明星、肯塔基的英雄、南军雷神——在摩尔根一生中都伴随着他，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甚至在列克星敦的报纸发布摩尔根病逝的消息时，也提到他那蝇室里工作的集体与约翰·亨特·摩尔根的部下何其相似。这是指那些南军的袭击队员，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的父亲是其中一员。摩尔根本人无论对妻子、儿女或是对亲朋好友都不谈袭击队的事。有一位具有如此英雄气概的伯父，摩尔根在待人接物方面自然容易养成豪爽慷慨的习惯。 然而，公共事务使他的直系亲属破了产，他一定明白他父亲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北军将领谢尔曼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战争是地狱，战争中的光荣只不过是月亮的惨淡光辉。”摩尔根对此一定有切肤之痛。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蝇室里的人都跑上街头狂欢庆祝，在市中心焚烧德皇威廉二世的模拟像，只有摩尔根一人留在实验室里。当时他的朋友罗斯·哈里斯的夫人和其他一些德国老百姓，包括遗传学家理查德·戈德施米特被关在监狱里。哈里斯拿着一张请求释放他们的请愿书，要摩尔根签名，摩尔根谢绝了。当肯塔基议会只差一票就要通过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的议案时，摩尔根没有参与当地名流对被围攻的肯塔基大学校长的声援。摩尔根是个保守派，他认为这些事与已无关，他也不会去做违心的事。他认为与己有关的是推动实验生物学的发展，追求纯理论的研究，正确引导青年——他对这些事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在那神秘主义者、狂热者、傻瓜比比皆是的时代，他那兢兢业业的探索精神使他成了科学真理的一盏明灯。只有基于客观的观察而得出的假说他才相信，这使他解开了许多自然的奥秘，同时也因为他惯于动脑子，使他成为一个摆脱民族主义、狂热妄想和任何偏见的、富千同情心的人。他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成功的领导者，而且——虽然摩尔根本人也许不同意——也是个成功的教师。他做这些工作总是谦虚谨慎、热情洋溢、愉快乐观，从而形成了他对待科学，对待人生的古怪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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