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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乔出现在拉各斯机场时，由于连续飞了24小时，双眼连看东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机场脏乱嘈杂，世无其二。我们旅行了这么多年，跑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飞机场会有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被两部分人拦住了：一部分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两个尼日利亚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准，但他们肯定清楚我们的身分，都坚持要我们跟他们走。 他们已给我们买好机票了，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跟他们一起飞往埃努古（Enugu）不可。 为什么非得去埃努古？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之所以最后能搞到尼日利亚政府正式邀请的原因是，有一名与上层有联系的医生帮了我们的忙，而这位医生的所在处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医学院（The Medica1School ofAnambra State），没有他帮助，我们可能永远进不了这个国家。阿兹基韦死亡以后，我们足足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想法赴尼日利亚一行，找出阿兹基韦受感染的场所，一直没有下文。所以对这位替我们打通关节的人，我们显然是感激不尽的。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我们遇上的这两位，同我们那位友好医生有没有联系。 “再说一句，”两位中的一个说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两位尼日利亚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们不理他们，径直向已经停止转动的行李输送带走去。输送带坏了，正发愁不知怎样才能取得行李，他们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非要我们答应不可。“你们一定跟我们走。”他们坚决说。 还没有等我的回答，他们又重复问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说，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他们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听着，要是不愿意马上同他们一起去埃努古，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给了他们？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我想我们早该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欢迎我们去尼日利亚的古怪方式。前两天，这种古怪的要求已经出现了好多次。我们陷入了电话包围中：有在美国颇有身分的尼日利亚人打来的，也有尼日利亚朋友的朋友打来的，还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亚朋友打来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简直不容易。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尼日利亚有人对拉沙热怕得要死。 我们思忖，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要呢？ 这段时间里，我们同沃尔·托莫里联系不断。他肯定了我们最坏的估计：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热病例报告。传说死亡率不小。这样我们才知道，尼日利亚爆发了拉沙热，可能还不止一处，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虽说我们随身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随便就给了这两位欢迎我们的尼日利亚人呢？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清楚。这两位到底是谁，我们更不清楚。另一方面，为拉沙热处方这一种药物尚未经FDA（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批准。我们所有的权力不过是应用于临床实验。我们决定由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从这两个人身边溜走，应诺说我们明天一定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们人虽然离开了机场，“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请给我们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声仍在耳边回响。 在我们正式着手调查疾病爆发的情况之前，先得坐下来同尼日利亚政府的代表讨论一下情况。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难缠和折磨人的事。想谈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难不过这儿。我们从同卫生部打交道开始，绕圈子。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我们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听他的，说我们该这样做那样做，没完没了。好不容易等他讲完了，他会加一句说，对不起，他刚想起，我们该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们得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找另外一个人，但是别忘了，先得与那人约好。约好真管用吗？约了也不算数，约好的人不一定按时露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上几个保证同我们合作的官员，口气之坚决，态度之张扬，反而使我怀疑他是否可靠。 当然，什么也没兑现。我们等啊等，等不到一个结果。他们的借口和托辞多得是，似乎颇有道理。过不了多久，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么说，那么说，都一样。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要钱。 有一位政府官员答应为我们提供一辆车子，并由他们支付现场费用。我们不相信他，后来我再一想，说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后我们决定离开拉各斯去内地，自己去看一个究竟。但是，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找一找同阿兹基韦接触过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属，看看有没有感染上拉沙热病的。我们可以从名叫纳西迪的医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学专家的实验室里找到这方面的答案。沃尔也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去找了阿兹基韦的家属打听了一些情况，还采集了若干血样。他把血样带回拉各斯交给了他的好友纳西迪的手里。纳西边原来是个苏联留学生，回国时，不但取得了学位，还带回了一个俄罗斯妻子。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穆斯林，对宗教和生活的态度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方针。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现在所缺乏的是做沃尔所提供的血样试验所需的试剂。一时间动不了手。他得等我们到了他那里以后再说。 我们顾不得时差劳顿，打开行李，取出试剂，立刻开始试验。大家满怀期望，站在周围等待结论。动手做试验的首先是纳西边。我们站在他旁边做记录，按照阿兹基韦家属成员和朋友的名单的前后顺序逐个记下结果。最后，纳西迪一声不吭，站了起来，也让乔看上一眼，谁也没有比乔见识拉沙热的试验多。此时，纳西迪开始蹦跳起来，兴奋，高兴。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尔谈到有得过类似拉沙热一类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阳性。” 纳西迪高兴的是科学论据上的一致，当然不是有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 “这个结果证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样的都是，”乔说道，连看了我一眼，“因为名单上的人几乎都是阳性。” 第二天，我们又上路了，把纳西迪也带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离这里两小时的路程。我们希望能找到沃尔，想当面听听疾病爆发的情况。卡车后备箱里还装着一个液氮容器，好采集我们需要的样本，当然也准备了采血时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可是，按照纳西迪的说法，政府答应提供的物资该有一大串。这些话到底算不算数，难说。 至少我们算有了一辆车子，还挂着外交牌照。车子是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借给我们的，他是儿童生存规划项目的主任。实际上，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在当地的一切活动全靠他了。没有他和美国大使馆的帮助，我们休想取得任何进展。又一次，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证实。当地警察的陋规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设置路障，任意阻断交通，从而索取钱财。他们全副武装，谁也不敢与之抗争。我们汽车的外交牌照相当起作用，每到一处，挥手放行，他们丝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们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尔。他气色不错，神采飞扬。他说他过的日子可要比在尼日利亚好得多。 “这个国家算是完了，”他说道。“多美丽的一个国家，一个富庶的国家，可是那些管事的人非把它全毁了不可。” 尼日利亚部落纷争。部落主义山头林立。腐败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资源不知哪里去了，据说都进了瑞士和开曼群岛（Cavman island）上银行的秘密帐户。许多尼日利亚人在全世界名声很不好，贩毒和兜售假艺术品，事态确实不佳。 回想沃尔当年同我们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里，他身穿宇航服，尽情放声歌唱，歌声充满活力，而我们有些人恰恰有时需要能做好工作的安静环境，因此他在我们的印象里成了一个忘不掉的有名人物。虽说实验室的工艺流程不允许吵闹，既然同处在一个空气通道中，不管愿意与否，谁都听惯了沃尔的尼日利亚歌声。 沃尔没有马上向我们透底，不说清我们真正的目的地，而是先向我们介绍他第一次去访问埃克波马的情况。那就在伊山附近，也就是阿兹基韦的老家。 “我一听到乔给我说了死在芝加哥的工程师的情况。我就想去埃克波马跑一趟，就地查一查，”他说道。“到那里一看，一片败落的景象惨不忍睹。两位老人家死了不说，好多亲属也相继去世。情况糟糕得令人可怕。所以我就尽可能的多找几位家庭成员，采集血样。看来他们都在丧葬前后受到感染，也许就在葬礼的当天。这一阵爆发现在似乎已经过去。有一部分亲属害怕得逃往南边海岸哈科特港（Port Harconrt）去了。我一想，我也得跟过去看看，可能他们也会出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还得先去埃努古。” 埃努古。就是飞机场两个尼日利亚人想把我们带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埃努古？我们想要知道。“依我看，”沃尔说道，“那就是拉沙热疫病传出来的地方。” 他凭什么这样有把握？我们向他询问。沃尔于是给我们说开了。在他进行乡村调查期间，他正好参加过一次在毗邻阿南布拉州的埃努古大学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艾滋病病毒。当时艾滋病在尼日利亚尚未形成声势。估计今后会蔓延扩展，是不无理由的。艾滋病病例已经露头，阿南市拉州当地就有。与会的一位医生告诉沃尔说，本地医院就收容了两名艾滋病患者。那位医生说，要是沃尔有意，不妨去看看。 两个病人，一个男的，是伊克基医生（Dr Ikeji），还有一个女的，是阿南巴医生（DrAnamba）。两人都发着高烧，病情严重，既出血又休克。那位医生告诉沃尔说，两位患者同在一个医院工作，都是外科医生。沃尔学的是兽医，但还是仔细查看了两位垂死的外科医生。得出了自己的诊断结论。 “我毫无办法，”他说道。“他们是死定了。可是我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他们不是得了艾滋病。艾滋病不是这样的。我看，像是拉沙热。” 他就去找医院人员对他们说，他们诊断有误，还告诉他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感染。接着他从两个病人身上抽取血样，带着它们开车直奔拉各斯。 “我把血样放在车底板上。我不想发生意外，譬如从车座椅上滚下去，摔破了。这就是我放在底板上的原因。一共是满满的两小瓶。一路上我不住地察看它们，怕它们滚来滚去碰碎了。” 我们化验了这些血样。每毫升里分离出10亿个拉沙热病毒粒子。这些血样病毒浓度之高是我们历来见过的人血之最。 沃尔现在给我们实话实说，埃努古盼着我们去。不仅仅是去，那里地方当局还自作主张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大型会议。那就对头了，我想，我现在总算明白了飞机场那两个人的真正目的。 我们决定先去埃努古，设法从那儿开始对拉沙热患者的感染根源跟踪追索。而后还可以返回埃克波马，那座城市离阿兹基韦老家的村子最近。 于是我们来到埃努古医院，沃尔见到的两名外科医生已经死去。努科洛教授（Prof．Nwokolo）接待我们。在死者入院之前，他作为私人诊所的医生，一直为他们治疗。现在他十分担心。其实，医院里又有哪个医生不担心呢？准都以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突然倒下，因拉沙热而丧命。同努科洛教授刚谈上不多几句话，我心中豁然一亮，正是此人同当权派有交情，正是此人帮我们解决了入境邀请书的问题，也正是此人派出两名礼宾特使去飞机场拦截我们，缠着我们给他们雷巴抗病毒素。 他原来是为自己要的。 我们尽量同每个人都谈了话，仔细记录前后经过，或者已得病的病史，当然也采集了血样。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给每个人做思想工作，解释说，拉沙热病的潜伏期早已过去，谁要是真的感染上了病毒，该发病的早就躺下了。我们能这样作出结论说：埃努克医院里不会再出现拉沙热病例了。 大家都如释重负。谁知不久又传来了第三位外科医生死亡的消息。 他是哪里人？有人说是南方，是伊莫州（Imo State）的伊博（Ibo）地区。两位先死的外科医生也是同一个州的人，不过不是同一地区。搞到了他的血样了没有？没有。但是有人知道他和另外两个外科医生工作的医院。事情曲折了些，得多费工夫。我们既然想多弄到些情况和信息，那怕多跑上一趟。就往南去伊莫看看。 伊莫州的首府是奥韦里（Owerri）。我们在那儿拜访了州的卫生厅长。在非洲不能随便进入政府办公楼，随便问问题。先得来上一大套迎近问候寒暄致意等等，还得事事按规定，处处守礼节。像我们这种卫生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高规格联合代表团，拜访节目中必有盛大仪式。 在伊博地区，凡有盛大仪式必有可乐果。可乐果含大量咖啡因，在过去年代里，驿站信使和远途旅客正因为可乐果提神有力，有益于他们长途跋涉，消除舟马劳顿，为此特加青睐。今天，可乐果尤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人们通过它来表达友谊、交流情感。伊博地区老百姓敬重可乐果，是重大仪式上为表示双方友好关系而奉献的贵重物品。既然敬重，因而有了对着可乐果说心里话的习惯。但凡有关可乐果的规定和礼仪，都属男性特权，妇女既无享用它的资格，也不允许同它对话，这对我说来，根本无所谓。 因此，只有等男人们对着可乐果致词欣赏赞美吹食享用以后，我们才能向厅长先生请问是否听说有过拉沙热病例。 不错，他说道，他听说过有个名叫埃兹立克（Ezirike）的医生病故于埃努古。他老家在奥韦里附近地区，地名为阿博姆巴依斯（Aboh Mbaise）。这第三位医生的死因，疑团重重，传说纷坛。有人说，他如果不是死于邻近医院同行相好的谋杀，就是死于妖巫的巫法。据说他的确有个在一英里外也开了一所医院的对手，同他抢生意。我们不管人家怎么解释，还是想亲自前去查看打探一番。苦于出租车司机一听去处后，全部拒载。他们把脚始终踩住油门，连一下都不放松地把车驶出医院所在村落后才敢放慢下来。我们后来开了自己的车去。原来医院已经废弃，人去楼空。 医院是新建的。不，条件也差。两间阴暗的屋子算是病房，总共摆了12张床位。说是手术室，只是一间混凝土房间，什么也没有，谈不到设备。想象它在两三星期以前该会是怎样一幅光景。比方说，不多几个病人躺在铁床上。有少数几个姑娘，算是护士，器械、药物有那么一点儿，少得可怜。良好医务常识和安全护理，没那回事。外科手术全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一片死静中，能动而且在动的就是苍蝇、蚊子和墙上爬着追逐它们的壁虎了。 我们在医院外墙廊檐下的长椅上坐下。埃兹立克的的遗孀从近处一幢房子里走出来。搭拉着脸，一副生气的模样。她拒绝开口。总算死者的老父亲露面了，接着又来了个弟弟。这两人还算健谈。可是谈来谈去全是些阴谋、暗算，耍法术、弄鬼把戏的事，更多的是说起“朱朱”巫师。他们一口咬定说他们一家子是被恶毒之极的邪气给罩住了。 我们开始分工，乔和纳西迪勘察村子周围，找找有没有病毒爆发的证据。那伯是一例拉沙热也好。我同沃尔重返医院，检查医生的办公室，也找找有没有有用的内容，室外已经是又闷又潮。屋里更其糟糕。只能开窗透气。只见蚊子成群，所以是虐疾滋生的最佳环境。我一忙起来，一切都顾不得了，甘心为蚊虫作奉献吧。我们想找病人登记册，查查记录在案的名单，没找到。门诊记录，没有；住院记录，没有；手术记录，也没有。每个病人却都有一套单据，那是用药记录。我们开始从头翻起，确是病人何年何月何日用什么药的详细清单。等我们仔仔细细全部查完，这才恍然大悟。这些单据所以得以妥为保存，而别的方面，全无记录的原因，是这些收款凭证。药单开得越多，医院可以向病人收取的费用也越大。 不管怎么说，这些总还是一种记录。其中自有可供收集的信息。我们决定以它们为根据，为每个病人重新编组出一套门诊医案来。出入院的日期全有，死亡的日期也有。从记录上看，埃兹立克备药品种不全，抗生素总共才四五种。很清楚，他有一套对付病人的所谓搭配治疗法。一个发烧病人先服用一组药物，如果发烧不退，换用第二组抗生素药物，或者，在偶然染上虐疾的时候，添加氯奎宁。病人呕吐，给止吐药；疼痛，给止痛药。他手上存药虽不多，但处方量却大得惊人，搭配也多。一次多到6种针剂，6种内服药，包括维生素及各种可有可无，起不了实际作用的药物。可以说是赚钱的好办法。 我们还发现处方中有补铁质的药物，也有输血项目。这就是说病人从一开始就出血。这就值得我们琢磨了。药物中还有用于解痉挛和抗惊厥的种类，这是拉沙热晚期选用的对症药，因为那时病人定会出现这类现象。在以上种种药物都不管用的情况下，埃兹立克会用类固醇最后一搏，企图使休克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血压回升。 我们这些估计并非虚妄，从他在处方中注明的病情看，他处理的就是拉沙热病毒，如“直肠出血”之类，或者干脆只“抽搐”一词。 我们边查边觉得自己在进行一种翻译罗塞塔·斯通（Rosetta Stone）的文学工作，想通过破译这种古代文学，达到弄清另外一些难解之谜的目的。 这些病情注脚后来逐渐就没了。而帐单却是越积越厚。基本情况如此。 另外有些纸边记录是表明帐目未清。显然，病人本人已故，欠帐由家属偿还。 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我们一坐就是两天，脚都叫蚊虫叮肿了。我们一心扑在查这些单据上。等全部翻过一遍，这家小医院的庐山真面目已是一览无遗了。 死于休克、痉挛、出血等急性症状的病人一共17名。好多病人都有严重喉痛症状。对从这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的线索，尚能理出头绪。大概在阿兹基韦在芝加哥临终前后的那个2月份中，有一次疾病发作得特别历害，几小时内会出现好几个病人相继死亡的惨状。就是在这时候，这些清单上的笔迹像是换了别人。决非一直负责管药的那个护士的笔迹，埃兹立克拿起笔来自己动手了。按我们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推想，埃兹立克想必是慌乱了，急于挽回颓势，无奈实在回天无力。从药单上看，他把剩下的那点药全部拿出来了胡乱搭配一起，好似买彩券、撞大运，祈求能出现一个奇迹！ 当然不会有奇迹，也不像会出现什么奇迹。他一个病人也没救活。最后，甚至连他自己也未能保全。 我们循着线索往上推，推到1月份。埃兹立克一个在埃努古大学里上学的本家侄子回老家呆过几天。小伙子大约19岁。不知怎的得了镰状细胞贫血症。此症在西非十分普遍。他的老家也就是埃兹立克死亡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正在查访的城镇。 镰状细胞贫血症得名于患者红血球的外形。红血球在显微镜下的常态形状是一顶顶红边小圆帽似的，一旦得了病，却变成镰刀或者新月模样。就近求医，孩子住进了叔叔的医院。跟每个其他病人一样，叔叔给侄子打了好多针。跟大多数别的病人不同，孩子很快痊愈出了院。 然而出院刚一周，又病倒了，发烧，嗓子痛。只能再次住进医院，这次注射的针剂还要多，而且多得多。其他的病友，不管是不是得的一样的病，也同样是拼命打针。从这里的所有具体情况看，像针筒，甚至可能还有点滴用的针头，都是给大家共用。毕竟这些都是价格很昂贵的。 小伙子这一次可没有上一次走运了，情况越来越糟。在他的帐单上写着，干巴巴的，硬绷绷的，别的啥也没有，一大堆一大堆全是各种抗生素的药名。剂量越多，欠的药款也越多，让死人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从这些单子里可以看出痛苦越来越大的程度和所作的一切徒然努力的程度。为了阻止这一种病毒的进展，已经竭尽所能，也到了走投无路的程度。一种药物用之无效，埃兹立克再试另外一种，之后又是一种，又是一种。病毒从未停止攻击。小伙子先是开始呕吐，后是出血，然后是休克。后来又是一次一次地痉挛。最后，死亡。 大约过了一周，同那个送了命的小伙子同时住院的另一个病人，在全愈出院以后，也是因为发烧，再次住了进来。同样的发病过程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究竟是怎么会事，虽然说不好，想必埃兹立克总以为自有力量控制事态。也许是骄做，也许是害怕，更可能是无知。他就是不明白，这一股邪恶凶猛的力量现在正在他这小小的医院里爆发出来。不管他是出于哪种动机，他犹豫不决，拖延了三个星期，没有向外界求援。17个病人在他这种做法下，必然死亡。而他本人终于也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他自己助长的、控制不了的危机之中倒下了。 查阅了所有这些资料之后，我们有了结论。这个倒霉的侄子本来得的不是致命的拉沙热，拉沙热是在后来住院期间感染上的。感染的渠道可能是注射，也可能是点滴。这些在他第一次注院期间都有过。至于第一病例究竟是谁，我们永远说不清了。手头的材料不足，参与其事的每个人都害怕得不能把整个病情完整地记清楚。 在这所倒运的医院之外，别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感染，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转遍了附近的医疗和保健单位，同所有的医生护士谈了话，查看了病案、表格、记录和处方等等，还想进一步查出同样病例的证据来。我们打听最近去世的病人，翻阅了他们的病历，想明确肯定他们最后的死因。我们对医务人员进行了抽血检验，就是为了查明他们是否受到了感染。 然而，这所小医院里的病毒在杀害了大部分的患者并吓跑了其余可能的染患者惭之后，竟然自己也灭绝了。 线索断了，改弦更张，我们决定到奥韦里地区中其他一些地方的医院里继续调查。我们去过一家规模不大、管理良好的私人诊所。医生就是老板。他曾在美国中西部行医多年。听说我们的来意后，立刻坐直了身子。“好啊，”他说道，“我想我知道你们要找什么。跟我来吧。你们应该看看我楼上的一个病人。” 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医生领我们走进独间病房，房里床上躺着一个年近40岁模样的男子。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看来十分虚弱，据说还没出血。他的咽喉十分疼痛。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扁桃体已经化脓。全是拉沙热的症状。他还埋怨说肚腹部和背部疼得非常厉害。这又和拉沙热的症状吻合。病人自述他是跑运输的，来往于各地，也许因此而受到感染。我们给他抽了血。离开之前，还给医务人员讲述了安全护理方法，以免自己受了感染。他的血样经我们带回亚特兰大放入培植营养基后才得出这人确实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结论。幸运的是，此人平安康复，护理他的人也没有一个因此而得病。 我们在奥韦里总医院还发现过另外一例病情。一位年轻妇女刚流产了一个死胎。怀孕妇女染上了拉沙热，病情尤其严重，通常保不住孩子。未出生就成死胎。孕妇本人如果怀孕不足6个月，或者流产胎儿，尚有存活的机会。如果是孕期最后三个月，胎儿尚在腹中，母体的死亡率就会猛增。 我们探视的那位妇女病得很重，显得十分孤独、恐惧，不愿同我们讲话。 护士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顿时一片慌乱。现在他们明白过来了，少妇可能得的是什么病，准也不愿意继续护理她，甚至连走近她都感到害怕。病人家属想必已经抛弃了她，跑得连一个人影都不见。她在这个世界上成了孤独的弃儿。她就在地板上的床垫上躺着。我们建议把她移入大病房，以便得到较好的护理，谁也不想动手。我和乔自告奋勇把她送了过去。但是想找护士照顾她，就是找不到。 我们费尽力气说服护士们，只要他们注意采取保护措施，十分简单易行，譬如说不要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等等，就可以确保安全，决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们仔细听了，总算表示说听明白了。但是我仍然怀疑他们是否真心诚意、心悦诚服地愿意继续承担任务，恐怕我们刚一走，他们又撒手不管，把少妇孤零零地扔在那儿，听之任之。 我们也采集了血样，也把它送往亚特兰大，放入营养基试验。 我们正忙着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好事情来了。我们在拉各斯时政府曾经答应拨给的汽车真个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我们有点得寸进尺，还想问问答应给我们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同时拨下来了。钱却是没有的。 钱在哪儿呢？ 谁也不知道。 开车的司机发誓说没听说过。 沃尔一再追问，逼他也无用。只得让他回拉各斯去。 下一步我们把注意力转到两位丧了命的外科医生身上，伊克基和阿南巴医生。要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受了感染的。他们都来自本州南部一个繁忙的集散地城市，阿巴（Aba）。我们驱车前往阿巴，找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领导。他一看见我们，显得特别高兴，但是听说我们要去医院的来意之后，马上表示说，那不行。据他说，我们还得首先找他的上级。虽说我们并没兴趣去见那上级，也只好同意了。我们被引见给那位上级时，他同他的医务官员热烈讨论着怎样欢迎我们，决定这个中午一定要大大宴请我们一顿。我们推辞再三，强烈表示我们决不吃这一顿午饭，只想直接就去医院。为此，双方又热烈地邀请和辞谢了一番。我们终于推却了。我们实在辜负了这位医药官员的好意。他对我们此行任务的唯一兴趣，似乎尽在这一顿用不着他自己花钱的盛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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