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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给总统的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对立更加白热化。它导致了紧张而苛刻的参议院听证会，使我陷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立的僵局，同时引发了参谋长们将全体辞职的传闻。它推进了我与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最终分道扬镳的进程，加速了我从五角大楼的离去。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突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总统和政府、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很难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越南。我们面对的是如山洪般骤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问题。一场中东战争促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首次起用；苏联反弹道导弹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核平衡面临倾覆的威胁；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争端的阴影使北约的东部侧翼出现危险；在我们国内几个主要城市的种族骚乱；当然，还有不断兴起的反战示威，包括一次企图关闭五角大楼的大规模的行动……新闻界开始报导包括我在内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压力的一些征兆。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也暗示他不想寻求一九六八年的连任。 在我递交备忘录后的两个星期里，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总统和我不下七份备忘录作为回应。正如《五角大楼报》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华盛顿的造纸厂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产纪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特别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议：应在我们对越南的最低目标中排除那些意义不够明确的部分。 正如我曾经讲过的那样，我强调我们的政策将基于两项原则：“一、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仅仅是为了使越南人民能够获得权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二、一旦这个国家停止自救，我们的义务也将终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这个原则与美国在越南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目标相悖，将被排除在进一步考虑之列。 他们指责说，我的论点违背了体现美国现行政策和目标的第２２８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而该文件，他们着重指出，仍是当前美国政府的战时决策性文件。 实际上，第２２８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麦乔治·邦迪给迪安·腊斯克、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个简要的笔记。其中写道，总统已决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向各政府机构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对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国内的局势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报告同时还包括这样一个关键的限制条件：我们当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须依靠自己赢得战争。 参谋长们搞错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已偏离了该政策规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问题从未解决。如果南越政府像他们历来所表现的那样，即不能赢得更无法保持人民对它的支持，并据此打败叛乱者，难道我们应该去替他们做吗？ 参谋长们还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对这个建议如此重视，因此要求我就该建议提请总统注意，当然，我照办了。五月二十日，他们交给我另一份备忘录重申他们的观点，即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他们强调，所有以上这些行动都突出地显示了我们需要动员美国的预备役部队。 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我感到震惊。 为了解决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轰炸问题上的分歧，我曾要求中央情报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组织他的专家们进行分析评估，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案。报告的结果十分明确：我们不相信任何计划……能够将军用物资以及其它必需物资的运输量减少到足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影响在南越的战争，或降低河内在战争中坚持下去的决心。中央情报局解释说：“这个结论基于无可辨驳的事实：公路网的巨大容量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广的缓冲地带，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封锁计划可以达到那样的逻辑目标系统：使人员和物资向南越的渗入量低于现有的水平。 参谋长们怒不可遏地抵制这个分析报告，并继续施加压力敦促采取更猛烈的轰炸行动。 尖锐的对立不仅存在于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中，同时也存在于军队内部。例如：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和海军部长保罗·Ｈ·尼采收到了一份简短的情况介绍，署名是海军越南评价小组。我最近还回忆起这样一个插曲。一位已退役的海军少将尤金·卡罗尔交给我一本他的上司海军少将吉恩·Ｒ·拉罗克的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海军部长保罗·Ｈ·尼采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在和国防部长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谈话之后，他、保罗·Ｈ·尼采要求我组织一个包括十名海军将级军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将官的小组，去越南进行实地考察，以便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保罗·Ｈ·尼采明白地表示他和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对那些已为人熟知的情况不感兴趣。此外，他还指示该小组要集中注意力对一九六七年美军在南越的状况和美国可做的选择进行尽可能客观地考察。 遵照海军部长的指示，我召集了十名海军将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准将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着手工作。在越南考察期间，我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莫迈耶将军、库什曼将军、舰队司令员及其舰队参谋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询问了各级军官，包括地面部队的军官，部署在南越沿海的舰队上的军官以及扼守在河道入口处的海军军官。 近六个月的时间，该小组考察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这包括：在南越西部和北部边界建一座墙；在港口布雷；大规模空中打击；摧毁江河上的交通运输线；对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被筛选的方案的考察结果是：没有一个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预期的军事胜利。 另一个附加的方案提出派遣美国部队到北越去，经海军陆战队官员估计，这将要求在该地区至少增派五十万美军。我们观察小组一致确信，其结果毫无疑问会引起中国对北越的干涉。 我们小组提供的考察结果证明，在越南要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打算把这个报告先提交给海军部长、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我们这个小组的非正式性质——它并不是由官方指令组成的，还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使得白宫尽力防止我们调查结果的传播，海军作战部副参谋长霍拉西奥·里维罗将军私下强硬地向我表示，该报告的传播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以及我在海军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他的坚决反对使我们的调查报告被搁浅了。 尤金·Ｊ·卡罗尔将军在他的公开信里告诉我：“是吉恩·拉罗克的独立意志和决心要汇报事实，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地位。当时越南的形势导致他度过一段短暂的军事生涯后过早地从海军退役。”尤金·Ｊ·卡罗尔和吉恩·拉罗克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雄辩的民间批评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凶猛的备忘录攻势并没有慑服我，在六月十二日，赛勒斯·Ｒ·万斯和我再一次敦促总统拒绝他们的计划。我引证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我们确信大规模的战争升级将导致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颠覆河内政权以外，是没有东西能使北越下决心放弃抵抗，只要他们相信他们有机会赢得在南方的‘消耗战’……而足以使河内政权瓦解的行动也将足以把我们带进与中国和苏联的战争。”我们还强调说：“参谋长们的计划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他们建议的许多方案都需要调动大规模的防卫力量，与我们所提方案相比，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将导致数倍的损失。总统在六月十三日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现在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以前不是被长时间蒙蔽的话——这么多精明强干而又富于经验的军队和文职官员，怎么可能对这种关系人民生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不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全面透彻地询问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排挤”掉的原因是：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Ｂ·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 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不出所料，一位在总统卧室外值班的侍卫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和总统讲话。 “总统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说。 “我知道，但请叫醒他。” 后来我得知，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罗斯托就这次危机进行电话交谈直至凌晨四点。他拿起电话，睡意朦胧地咆哮着：“见鬼，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总统先生，热线已经接通，阿列克谢·柯西金要与您通话。我们应该说什么？” “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热线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交换了意见。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获得了攻击叙利亚的胜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有一次，柯西金实际上在说：“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尝到苦果。”当然，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为什么苏联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败了埃及和约旦后，看起来就要移兵威胁大马士革。 为此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告诉阿列克谢·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兰高地，它就会接受停火。同时，总统同意命令第七舰队靠近叙利亚海岸，以便使苏联明白，对他们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我们都会有所反应。几小时后，以色列和叙利亚接受了停火建议，第七舰队也停止了东移。虽然信息的交换使形势明朗，但这个插曲揭示了在冷战中期，美苏维持全球平衡时的关系是多么微妙。这进一步解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压倒优势的感受，同时也说明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使我们无法倾全力于越南。 现在对我来说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将我们引向了从未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歧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所受到的破坏——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想。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失败能否避免？从我们的经验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学者们无疑将希望研究并揭示这些问题。这个念头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更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决定让我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Ｔ·麦克诺顿着手搜集材料以备将来的学术研究。我告诉他要扩大搜集面和相关的文件范围，不要仅限于我们国防部，还要包括政府各部门、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由于我要求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因此我对约翰·Ｔ·麦克诺顿说我个人将不介入。我指示他说：“告诉你的研究人员，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缩。”或许是出于曾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同样冲动，使我说出了上面的话。我从未想过对总统和国务卿提到此事，因为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终却使三十六位参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员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月后，约翰·Ｔ·麦克诺顿悲剧性地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整个搜集工作由莱斯利·Ｈ·盖尔布负责。当时莱斯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现在他担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来的备忘录、情况记录、电报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几年后，莱斯·Ｈ·盖尔布利告诉一位研究人员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然后说：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要求……我去见很多人，解释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他们我想要下列材料。他们全都说：是的，当然……没有一个人拒绝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莱斯利·Ｈ·盖尔布的小组就美国二战后对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页的研究报告。这已远远超出为研究人员收集原始资料的范围。整个工作总起来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一方面反映了对刚刚发生的事进行评述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莱斯利·Ｈ·盖尔布和他的小组实际上无法接触白宫档案和一些高层政府部门的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这项工作完成的异常出色。 它体现了我要求尽可能客观的宗旨，他们几乎搜集了到那时为止与越南有关的所有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从各个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越南的事务，这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努力却导致了意外的结果。一九七一年，曾为莱斯利·Ｈ·盖尔布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这份材料，主编将之命名为《五角大楼文件》并开始节录连载其内容。这使林登·Ｂ·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中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尴尬。当第一篇节录出现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报纸上时，尼克松总统的司法部立刻动用其属下所有的法律机器阻止其继续发表。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国防部，但我仍发现我被违心地卷入了该事件的幕后活动。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主编詹姆斯·Ｂ·斯科特·赖斯顿与他的妻子萨莉，同我和玛格丽特在我们家一起进餐，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电话进了书房。几分钟之后他回到餐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说：《纽约时报》的主编和律师起草了一个声明，“非常有礼貌地拒绝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停止进一步刊载的要求。然后，他向我们读了手中的草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时报应该继续刊登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然，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允许《纽约时报》继续报导了。 由于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与越南决策有关的人员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锐的批评和指责。关于我为什么要制造这个事件，各种谣传不径而走。一位观察家甚至声称我是在罗伯特·Ｆ·肯尼迪的授意下这样做的，目的是抵毁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以便帮助博比·肯尼迪进行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眩这真是荒唐透顶！但是当迪安·腊斯克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搜集材料的事告诉他或总统时，我感到非常后悔，我本应该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迪安·腊斯克是我所见过的公职人员中最富于献身精神的一位，他对总统以及政府的忠诚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一个插曲仅是其中之一。 一个炎热的下午，迪安·腊斯克打电话给我，问他是否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告诉他应该是国防部长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去。“不，不，”他说：“这是私事。”我说我不在乎是私事还是公事，十五分钟后我会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说：“我必须辞职。” “你疯了。”我说，“你在说什么？” 他说他女儿正打算嫁给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同学。他不想让总统担上这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他当时的想法，但对当时的我来讲却十分清楚，他相信由于他是个南方人，又为一位南方总统工作，这样一种婚姻——如果他没能阻止它或者不辞职——将会为他和总统招致广泛的责难。 当我问他是否对总统谈及这件事时，他说没有，他不想给总统添麻烦。 “见鬼！添麻烦。”我说，“如果你辞职才真是给他添麻烦呢！我知道他不会同意你辞职的，如果你不告诉他，我去对他讲。” 迪安·腊斯克告诉了总统，总统的反应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祝福了那即将缔结的婚姻——就我所知的范围内，这件婚事对迪安·腊斯克或对总统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个人方面都绝对没有任何影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总统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况，我携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尔·Ｇ·“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贡，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埃尔斯沃思·邦克十分乐观地向我们进行了情况介绍。埃尔斯沃思·邦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于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并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们正在缓慢但又稳固地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战果，通往成功的步调还会加快。”埃尔斯沃恩·邦克实际上同意了这种分析。他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但要有一个严格的附加条件（这曾是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中心立场）：“最终，他们（越南政府）必须自己赢得胜利。”威廉·威斯特摩兰明显地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又提出增派二十万美军部队的要求，我坚决反对。理由就是埃尔斯沃思·邦克所阐述的观念。 战争在缓慢进行，逐渐增加的人员伤亡，和国内不断扩大的意见分歧，使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尔·Ｇ·“巴斯”·惠勒和我从越南返回后，于七月十二日向他汇报我们的考察结果。当谈到一个问题时，总统问道：“难道我们真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吗？” 我在西贡得到的乐观报告暂时缓解了我长期以来对战事进程产生的怀疑。我告诉总统：“不存在军事上的胶着状态。” 并说，如果我们坚持原定的计划，我们是会赢得胜利的——当然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越南政府的表现。但是，我仍然对轰炸的效果保持怀疑。我告诉总统，我还是反对军方扩大战争规模的要求。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唤起，并坚定了我对地面战争也存在的怀疑。 现在，我对轰炸的态度已经公开化，并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当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批评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没有能够防止战争升级时，两党中的鹰派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力支持下，向总统施加压力企图扩大战争。鹰派最担心的是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的态度。民意测验显示公众情绪正在倒向他们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支持加强军事压力的人与支持撤兵的人相比占微弱多数（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 这种日渐增长的鹰派意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准备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该委员会由约翰·斯坦尼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人）领导。约翰·斯坦尼斯和他的同事们——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亨利·杰克逊（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霍华德·坎农（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缅因州的共和党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和杰克·米勒（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在轰炸问题上持强硬路线。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激烈地抨击政府的轰炸计划。六月份，当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了解到，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保持有限的轰炸后，他们开始准备作战了。他们向最高军事长官和我表明了他们的意图，要求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在八月召开，其目的在于迫使白宫取消对轰炸的限制。当时他们没能如愿。林登·Ｂ·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些听证会是一场政治灾难。他后来曾对厄尔·Ｇ·“巴斯”·惠勒说：“你的那些将军们在斯坦尼斯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几乎用他们的证词毁了我们，我们在听证会上被谋杀了。” 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总统警告我将会面对非常激烈的场面。我对总统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我确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总统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一句话。毫不奇怪，总统的政治嗅觉比我敏感多了。 听证会于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间举行。持续了整整十个漫长的日子，成为我生活中最严峻的插曲之一。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在开场白中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国会正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即，如果我们只是把美国士兵丢进游击战的深渊，而不尝试更有效地切断敌人的供给线，那么派出更多的部队去越南是否明智……我个人认为，暂停或限制轰炸对我们来说都将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致命的错误。” 然后，一批海、陆、空高级官员开始发言。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五名全体成员和参与轰炸的五名高级指挥官，每一个人都表示全力支持约翰·斯坦尼斯的观点。实际上他们告诉参议员：#轰炸北越是美国对南越战争战略部署中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轰炸使北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阻止了他们对南方进行的人员和物资的输送，使他们对南方越共武装的增援受到限制，降低了其在南方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从而减少了美军的伤亡。 ·没有轰炸，北越在南方的军事力量会成倍增加，那将迫使我们增派八十万部队。为此将多耗费七百五十亿美元。 ·为修复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可牵制五十万北越部队，否则这些部队可用来更直接地增援南方的叛乱。 ·现在停止轰炸将会是一嘲灾难”。它会导致美军伤亡的增加和战争的无限期延长。 ·目前的轰炸距离预期的结果相差很远，如果政府文职官员不能够听取军人们的意见，取消他们对空袭施加的全面限制，局面就仍将如此……缓慢的轰炸速度，轰炸目标只集中于河内和海防南部地区，对柬埔寨境内的避难所过度容忍，未能关闭海防港或使其保持中立……所有这些和其它规则使轰炸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此外，“渐进主义的教条”和对真正关键性行动给予支持的拖延，为北越提供了建立巩固的空防系统的时间，增加了美国飞机和驾驶员的损失和伤亡，同时使北越能够通过建立储备库和进行疏散，为将要遭到破坏的设施（如汽油、原油、润滑油等）提前做好准备。 将军们对他们认为是最关键的问题——在华盛顿的文职官员干涉下的战争方式，进行了抨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打法正在取得胜利，但也使人员丧失了生命。但我却深信我们正在拯救美国人的生命，且并没有使战争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后，八月二十五日，小组委员会邀请我进行答辩，我准备了充分的事实去进行反驳。首先我提请参议员们注意，我们的轰炸行动有三个目的：一、降低北越不断向南越进行军事渗透的规模，或者增加其付出的代价。 二、提高南越人民的士气，当轰炸开始时，他们正处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三、向北越领导人表明：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继续对南方进行侵犯，他们就会在北方付出代价。 以上是我们一九六五年二月开始轰炸时的目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它们仍将是我们的目标。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耐心地、详尽地向参议员们阐述了这些目标制定的过程，解释了由此实施的对轰炸的限制。我说我们已经认识到任何规模的轰炸——除非消灭北越和它的全体人民，而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做出的计划——也不可能使北越人员和物资向南方的渗透量降到那样低的程度，以致不足以支持现有水平的军事行动。任何规模的轰炸，除非种族灭绝都不可能削弱北越继续战斗的意志。我强调在北方的轰炸并不能使我们廉价地赢得战争。 我告诉参议员们，轰炸运输线远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北越拥有一个非常多样化和灵活的运输系统，这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和山间小路。北越部队在这些道路上利用火车、卡车、驳船、舢板、人工搬运以及驴、马等（我请他们注意每一头牲畜可运送五百磅物资）。这个运输系统技术要求很低，极易维持。对于在南方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有限需求来讲，它有能力提供数倍于此的物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我们的情报得出的分析，敌人在南方的兵力除食物外，一天只需要十五吨的物资供应。而从北方到南方的运输线，即使在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仍旧拥有每天二百吨以上的运输能力。我又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北越进行了十七万三千架次的轰炸——数字之巨大，简直可与二战时盟军对德轰炸的总架次相比。其中百分之九十用于对运输线的直接打击。 其次，我转向在北方的固定目标这个议题——工厂、发电厂、仓库、火车站等，这些只占我们攻击目标的十分之一。 我解释道，在确定这些目标时我们曾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对其军事重要性，美国和越南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引起战争升级的危险等诸因素进行了慎重的比较和平衡。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给总统和我三百五十九个目标，其中二百零二个，也即百分之八十五已被付诸实施，其余五十七个未被批准，参谋长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有七个价值有限，九个是小型炼油厂，总计仅能为北越目前的储备能力提供不足百分之六的供应。二十五个是不太重要的非石油类目标，散布在有重兵守卫的地区，根据我的判断，不值得为它们付出美国士兵的生命。还有五个过于靠近中国。最后十一个仍在讨论中。 我试图使人们明白，对固定目标给予的过分关注，反映了我们对北越简单的经济需要和其战争能力以外的资源，缺乏基本的了解。虽然，我曾指出过北越已丧失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发电能力，但是，其总和尚不及波托马克电力公司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发电厂发电量的十五分之一。况且，苏联和中国——非越南本土的工厂和炼油厂——为此越提供了大部分战争需求。 我指出，每月一期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合作编制、分发给所有的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直至总统的报告“北越轰炸评价”，毫无例外都是以这样的词句结束：不断增强的空中打击使北越的空中防御系统出现了重要变化，给北越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但是，北越仍旧保持着对目前在南越和老挝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并且在提高其战斗水平与军事组织的能力。 我告诉参议员们，如果我们仍旧要扩大空中打击，人们可能会建议增加一个新的目标：轰炸港口和在海港布雷，特别是在海防，以便阻止北越运送必要的物资支援在南越的战斗。我说这样做的确会严重地干扰北越对南越的战略物资渗透。 但是，比现在所运送的少得多的物资就足以保证北越对南越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据估算，在南方的北越军事力量除食物外每天只需要十五吨左右的物资。这与北越每天五千吨的实际进口能力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况且，北越的进口能力还远不止于此。据估计每天通过港口、中国边境的公路、铁路可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 目前大量的物资均通过海防港进口……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军用物资，如卡车、发电机和建筑设备等。但是，这些物资也仅是北越全部海上进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所有的军事装备（据可靠情报分析，这些装备总量达每天五百五十吨）都从海上进口。这种对海防港的过分依赖只是出于方便而非必要。因为海防港被证明是最方便最经济的进口途径。如果它和其它港口被关闭，根据不切实际的设想，关闭港口将会限制所有的海上进口。而北越仍可通过铁路、公路、河道维持每天八千四百吨以上的进口。更进一步地说，即便由于空中打击使它在公路、铁路和江河水道上的运输量减少百分之五十，北越还是能够保持其目前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由于每天进口的军事物资的总量远比这少，因此，很明显，切断海上运输线并不能迫使北越在南越的军事行动降至现有水平之下。 北越的海岸线绵延近四百海里。很多地方都适合进行海滩活动。在海防港布雷或彻底摧毁海防港的设施并不能阻止外国船只在沿海卸货。全力封领这些驳船，甚至不惜冒破坏一些外国船只的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迫使北越将海运转向陆路，全部依靠共产党中国。而北越和中国的共同边界大约有五百公里长。 反对扩大空中打击的事实很清楚，大家要做的只是认真看一下统计数字。但是我的证词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参议员霍德华·坎农对我们讨论的议题没有兴趣，他把矛头转向我，指责我在对越南的军事部署方面总是不情愿遵循军事人员的劝告。他说：“很久以前，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这些目标——就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并提出。我很奇怪，你是否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缺乏信心……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军事目标和战争事务方面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我回答说：“宪法将统帅军队的职责交给一位文职官员——总统。我确信其目的并不是让他盲目地听从军事参谋们的建议。因此你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总统有时会做出与军事参谋人员的建议相反的决定。” 我继续说道：“宪法规定当军事统帅进行军事决策时，军事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也应参与行动。当然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否有信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是参谋长了。” 从这时起，会议转向白热化。从我和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的交锋可看出当时听证室里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 “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这个听证委员会面前，没有一个与会者……（他）曾说过，批准那五十七个目标……就会对缩短战争进程有任何重大影响。” 在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漫长、严酷的听证会即将结束时，我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这是一个呼吁理智的发言。 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悲剧性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使利用某种新的空中行动对北越实施打击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虽然这种期望很诱人，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幻想，追寻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无益的，还会给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小组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份报告。报告严厉谴责了我在战争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宣称“谨慎地控制和对可选择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已使我国空中打击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战果。”参议员们总结道：“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要求我们的地面部队继续他们在南越的战斗。除非我们准备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理智和审慎的思考要求关于战争的决定应与专业军事人员的判断保持一致。” 听证会后不久，就有传言说我的证词几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引发了一次“起义”。几年以后，一位报界人士马克·佩里写道，在我参加听证会后，厄尔·Ｇ·“巴斯”·惠勒招集了一次参谋长们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全体辞职。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Ｍ·格林上将和海军作战参谋托马斯·Ｈ·穆勒上将很快否认了这一报导，我对此也表示怀疑。 但巨大的分歧确实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它们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付出了代价。厄尔·Ｇ·“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经受了严重的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尔·Ｇ·“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岗位，在私下的会议或公开的听证会上提出他的意见，他的态度是直率的，但并不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正如他在约翰·斯坦尼斯听证会上所表现的那样。曾与我共事达七年之久的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也都一如既往，继续为他们的国家和统帅忠诚地服务。 在这段时期，总统顾问班子中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不断加深，这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给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两个材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尔姆斯送给总统一份他个人对轰炸效果所进行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来，我们每个月对北越出动一万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尽管有这样大幅度的升级，“尽管河内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经济损失和由于我方提高空中打击而造成的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大量问题。他们仍然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同时继续支援他们对南方的侵犯，实际上军事和经济物资的运输量还在不断增加。” 两周后，九月十二日他又送给总统一份附有三十三页报告的特别备忘录，这份文件最近刚刚被解密。备忘录中提醒总统：“附加的文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它的存在时，因此我密封后才交给您。”备忘录里写道：由于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涉及很多方面，而我的职责之一是考察会出现的某些可能性。因此，最近在国家评价办公室，我请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试图阐明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利害关系。 他选择的回答方式是写了一篇题为《在越南失利的含义》的文章。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这份材料没有给也不打算给任何其他政府官员看。 在没有指出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咨询了他所在部门的三十个或更多的人。他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这样一个困难的题目而言，文章表明了在这些被咨询的人中，其看法比预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将在此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并不试图辩论现在是否应该结束或继续战争，我们也不是失败主义者。它仅仅针对一个假设的问题，该问题是作者为自己设计的，即：就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言，一个不利的结局将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赫尔姆斯说这个报告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的确不假，在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之后，文章总结道：前述的讨论已广泛地涉及许多方面和诸多可能性，任何过于确切的结论都将会歪曲我们的宗旨，同时也超出了一个严肃的判断允许的范围。下面就是这篇文章试图表达的主要的实质性内容。 ａ．在越南的失利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这将限制美国的影响力，损害我们的一些相关利益。这些利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目前很难确切预料的。 ｂ．或许最终的结果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为许多地区的秩序和安全行使职责的能力。 ｃ．最大的潜在可能是自我伤害：内部的纠纷将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充分地、明智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和资源。 ｄ．这种能力的降低会对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产生最大的影响。该地区的某些国家可能会面对国内的骚乱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并由此导致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同样的影响在其它地方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会比较容易控制。 报告以这样的词句结束： 任何诚实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接受在南越的失败、那么在那一地区继起的新的同类危机中它将不必再付出代价。 但是，一个曾经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并拥有军事强国威信的世界霸权，一旦其地位受到削弱，对它支持的一般安全体系来讲，当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损害。在越南这个案例中，继续战争将明显引起直接的损失，而承认失败则要冒最终的风险，但要权衡两者的得失，却似乎又缺乏一个公认的尺度。那些不得不进行这种痛苦选择的人们可能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这里所做的分析能够全面推进讨论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一种趋向：相对于以前大部分争论所得出的结论而言，承认失败所承担的风险或许是更有限度和更易控制的。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份备忘录，据我所知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也从未将它给任何人看过。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件事实本身就揭示了总统不够坦率的性格特征，从而导致对越南问题的决策失误。一位总统最亲近的顾问，在有关这类问题的一份手稿中写道：我无法确切地描述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决策方式的弱点，他不喜欢由集体合作做出决定——他更愿意单独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无论何时他从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全部底牌。例如：他不情愿尝试接受“和平期限”，注定了暂停轰炸的失败。总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造成我们对越战争决策不利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不时地在政府控制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出来。 林登·Ｂ·约翰逊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时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让一位高级顾问提供备忘录，对战争中的基本策略进行质疑，却又不允许他与其他同事对此进行探讨，这当然不会把政府管理好。人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它的例子证明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独裁特征”，但是我认为把一个总统的失败仅仅归结于他的某种个性特征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他的部下应该想出办法弥补其领导者身上的个性缺陷，我们有责任去发现政策中的矛盾，揭示这些矛盾，讨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我们就可能改变政策。 迪安·腊斯克的秘密备忘录说明，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高层分析家们都相信，当时我们应该从越南撤军，以避免使美国和西方安全受到永久的损害。在我开始接受约翰·斯坦尼斯小组委员会的询问时，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的分析报告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可能通过轰炸北方而赢得这场战争。我五月十九日的备忘录也曾指出，我们将在越南南方继续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却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 面对这些情况，将如何解释：为什么政府没有更加努力去寻求和谈和仔细考虑撤军？回答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对战争的进程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许多有影响的国会成员和公众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总统被这些因素所左右。 这种反对者在九月七日对我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在辛迪加所属的一份报纸的专栏中这样写道：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厌烦了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的欺诈、决策失误和专横自大。这个人在越南以及任何其它军事问题上从未正确过。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在约翰逊政府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其最明显迹象是：军方人士似乎第一次敢于发表反对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这一点最近经常被人们提到……参谋长们敢于公开反对他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只能意味着，人们已确切地感觉到白宫正在放弃对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的支持。 巴里·戈德华特写下了这篇文章。 实际上，在听证会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约翰逊政府正在与河内紧张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外交接触，这个代号为宾西法尼亚的秘密接触开始于七月，持续了三个月，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美国与北越代表在巴黎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六月中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几天暂时的离开后，我回到五角大楼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大堆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其中一份是给迪安·腊斯克的，带有一份给我的副本，电报是在巴黎的亨利·基辛格发来的，他正在参加帕格沃西会议——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 他说，他刚刚进行了一次或许我们会感兴趣的接触。他遇到一位名叫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法国人，此人打算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为和平创造条件。还有一名叫雷蒙德·奥布拉克的法国人，当亨利·基辛格表示愿意和华盛顿商讨此事时他也要参与进来。现在亨利·基辛格想征求我们的意见，看如何答复他们。 我打电话给约翰·Ｔ·麦克诺顿，问他们对这个电报采取了什么行动，他说没有。 我问他认为应该怎样做。 “你怎样想？”他谨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尝试去打开谈判的大门，但都没有结果。这很可能又是一个夭折的纪录。”他说：“不过，既然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何必不试试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会带着这个电报去参加星期四与迪安·腊斯克和总统的午餐会。 当我在第二天的午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迪安·腊斯克和总统都说：“噢，鲍勃，这是又一个死胡同，我们以前碰到过多次了，忘了它吧。”他们这样想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这种事很明显属于国务卿的工作范围，我最终还是说服他们让我来处理。我向他们保证我将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来进行，不会使美国政府感到难堪。 然后，我开始与亨利·基辛格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第一步，我先得查清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背景。调查的结果是：雷蒙德·奥布拉克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者，马尔科维奇是个科学家。几个星期之后，奥布拉克显示出他政治上的精明，他是胡志明的老朋友。胡一九四六年在巴黎与法国人谈判时，曾住在雷蒙德·奥布拉克的家里，并且他还是雷蒙德·奥布拉克女儿的教父。 与此同时，我征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见，询问他我们应怎样着手工作。他表现得极为杰出，在与北越接触和对他们所提建议如何反应等问题上，他都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此外，他还证明了他是双方信息准确的传达者。 七月上旬，我们的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当时我确信应让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去河内，我们要求他们重新向河内提出方案Ａ和方案Ｂ。根据这两个方案，如果北越做出采取相应行动的许诺，美国将暂停或终止轰炸。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于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河内。胡正在生病但同意见他的老朋友奥布拉克，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随后会见了北越总理范文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他们提出停炸方案时，北越总理说：“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和谈将不会存在其它的障碍。”他表示愿意保持这个渠道，并建议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通过北越驻法国的总领事梅文蒲（音译）向他传递进一步的消息。 当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河内时，我抽出时间去照顾玛格丽特。她的溃疡病越来越严重，看起来需要手术治疗。手术于七月上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行，术后玛格丽特非常虚弱并经受着巨痛的折磨。为此，我们决定去怀俄明度假，玛格丽特、克雷格和我乘飞机到达座落在洛基山脉特顿山脚下的杰克逊水湾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地区之一。在那里，玛格丽特在一个小旅店休养，克雷格和我去攀登大特顿山，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其它两支父子登山队，一队由我的军事助理斯坦利·里索带领，另一队的队长是格伦·埃克萨姆，他曾在三十年前率领过我们的登山队。精疲力尽的体力活动，奇伟壮丽的群山，征服险阻而带来的满足感，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紧紧连在一起的同甘共苦的友情，所有这些使我们度过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假期。 登山结束后，我们租了一辆车，在后座上为玛格丽特装了一个床，然后一路驶向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我们渴望看一看在大雪村附近我们那幢别墅，它正在建造中——我们想察看一下反战示威者对它进行了多大程度的破坏，他们曾有两次想烧毁这幢房子。破坏不是很严重，但我们仍很担心，因为那些纵火犯费尽心机要烧掉它。在后来的几年里联邦调查局也经常报告有人企图这样做。例如，在帕蒂·赫斯特以“共生解放军”的罪名在一九七○年被逮捕时，联邦调查局在该组织伯克利的一个车库的地板上，发现了破坏我们雪村别墅的计划。别墅的每一个卧室都清楚地标上了居住者的名字。一天下午，在阿斯彭附近的群山中进行了一次远足后，我们返回驻地。克雷格和我发现我们租的那幢房子被一群喊叫着的示威者包围着。我们赶快避开了他们的视线。在这次意外事件后，我们结束了度假回到华盛顿。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离开河内，回到巴黎。亨利·基辛格在他们到达一小时后便会见了他们，并将信息传达给我们。我和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在八月八日的星期四午餐会上讨论了亨利·基辛格的电报，认为这是我们曾得到的关于和谈的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给亨利·基辛格起草新的指示，第二天我口授了一封给亨利·基辛格的信。 给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备忘录： 你可以将下列信息交给你的联络员，请转交范文同：如果能够推动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之间为寻求解决争端而进行的建设性会谈，美国将愿意停止对北越的海、空轰炸。我们认为，无论会谈公开还是秘密进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不应利用限制或停止轰炸的机会。对于会谈所要达成双方问题解决这一目的，他们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明显地带来抵触作用……美国准备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刻进行私人接触，以寻求以上目标的实现，或商讨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方面希望做出的任何建议。 总统在八月十一日批准了这一备忘录。亨利·基辛格回到巴黎。在巴黎，从八月十七日起，他同切斯特·库珀一起与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切斯特·库珀汇报说：“法国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轰炸正达到破纪录的规模时，他们怎么能够使北越相信美国对和谈真正感兴趣呢。”他们提出是否在他们下次去北越时，美国可以减少它的轰炸，以此作为一个信号告诉河内美国很重视他们的信使。亨利·基辛格和切斯特·库珀答应向华盛顿转达他们的建议，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八月十九日总统同意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四日暂停轰炸河内周围半径十公里之内的地区，以保证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安全，同时向河内证实亨利·基辛格作为中介人的作用。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同时也是我们事先没有考虑到应加以防止的是，就在计划停火日期的前几天，我们对北越进行了一场异常猛烈的轰炸。由于北越的天气不好，因此海军和空军都有一些轰炸任务没有按时进行。八月二十日，当天气转晴时，美军出动了二百多架次的飞机，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纪录。此后，对河内、海防和中国边界的猛烈轰炸又持续了两天。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根本未能成行。八月二十一日，北越拒绝了他们的入境申请，理由是：轰炸使他们在这个首都的访问过于危险。北越接着指出，在这个时间同意他们入境，正如雷蒙德·奥布拉克后来告诉我们的：“将是我们的，最终也是你们的耻辱。”使我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努力又一次悲惨地失败了。 但双方仍使通道敞开着。九月八日，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告诉梅文蒲（音译）：“亨利·基辛格将要在九月九日到达巴黎，并逗留十天。梅文蒲说，如果在这期间停止对河内的轰炸，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我们保证那段时间不会轰炸河内，但是对其它地方的轰炸仍在继续，包括九月十一日对海防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在当天，北越用一种愤怒的措辞拒绝了我们八月九日的建议。以下是他们声明的一部分：在对河内的攻击逐步升级之后，在持续不断地攻击的威胁下，美国人传达了他们的信息，很显然这是给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牒……只有当美国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和停止一切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活动之后，才有安排对话的可能。 那天，亨利·基辛格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美国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按照北越声明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关闭美越和谈通道。二、把这一声明看做艰难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的第一步。亨利·基辛格写道：“总起来讲，我更倾向于再进一步。”我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准备提出能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建议时，我们的做法却是如此的蹩脚。 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在两星期前我与Ｗ．埃夫里尔·哈里曼谈话时就开始意识到了。Ｗ·埃夫里尔·哈里曼此时是国务院的官员，负责考察与越南谈判的可能。他曾建议：如果我们确实对和谈感兴趣，就应该重新确立我们的目标。他指出：北越决不会无条件投降。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需理清自己的思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我们无法避免这个结局。 Ｗ·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赞同。遗憾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努力促使政府官员们就这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把这个建议提交河内。 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九月十二日见面对谈到亨利的电报。总统感到奇怪，既然停止轰炸可推动建设性的会谈，为什么我们不能实行。我也有同感。但迪安·腊斯克问道：“我们真的准备进行一系列或许根本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会谈吗？”我们妥协了，发给亨利·基辛格一个电报请他通过赫伯特·马尔科维奇转交梅文蒲。在九月十三日，美国飞机重新攻击河内和海防。亨利·基辛格报告说，当他那天遇到赫伯特·马尔科维奇时，马回答他：每次你带来一个信息，你们就轰炸北越一个城市的中心，如果情况仍旧是这样，他不打算再做信使了。 我们在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的午餐会上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坚持要保留这个通道，他说自二月份以来首次进行了对话：“通话的声音总算比以前稍大了点。” 他接着加上一句：“努力使他们保持通话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河内周围停止轰炸也应在所不惜。 沃尔特·罗斯托反对说：“我看不出轰炸与谈判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认为我们想通过轰炸得到和谈，”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尖刻地回答。虽然尼古拉斯·卡曾巴赫、迪安·腊斯克和我一致认为对北越一些固定目标的零星轰炸不会对战争有太大影响，但我们无法提出一个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来的方案。因此，争论继续进行。 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给总统一个备忘录，敦促总统保留宾西法尼亚通道。他写道：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知迪安是否同意。备忘录是这样开始的：“巴黎——亨利·基辛格活动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是我们寻求与北越进行对话的努力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由于北越不断提出轰炸升级损害了和谈的努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力劝总统应“尽可能地消除”北越对我方和谈诚意所持的怀疑。为此，他解释说：我并不相信河内目前想要进行严肃的和谈。但我认为无论从形势还是从公共关系方面来讲，我们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一些尝试都是很重要的。我不认为，对北越境内少部分目标推迟轰炸，将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这些目标在这个星期还是在下个星期被摧毁，对战争进程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会对寻求和平产生某些作用的外部机会，我承认机会的确很小，但我要利用这一机会，因为结果将很重要。 总统勉强接受了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建议，他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发表了一个以宾西法尼亚方案为基点的讲话，该讲话被称之为圣安东尼奥方案。这个讲话比以前美国发表的公开声明更进了一步。它提出如果我们得到私下的承诺，保证停止轰炸会立刻导致建设性的谈判，同时北越将不会利用停炸的机会向南方增加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我们就会停止轰炸。 总统的讲话并没有感动河内。当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十月二日会见梅文蒲时，北越的总领事说，讲话是“对他们的侮辱。” 河内继续抨击我们的许诺是有条件的——视能否“推动建设性的谈判”为准。我们也拒绝改变措词，尽管我曾提出这并不很重要，即便我们停止了轰炸，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开始。但是，如果北越并无诚意，我说什么都没用，政府中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意见并不比以前更统一。 十月十八日，我们开会讨论是否要放弃宾西法尼亚通道，迪安·腊斯克、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沃尔特·罗斯托、马克斯威尔·泰勒和亨利·基辛格从不同角度论证应使它保持畅通。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敦促关闭它。我坚决反对。我相信，如果我们停止轰炸，对话随后就会实现，一些存在的可能性会导致争端的解决。而在今后的十二个月中我们必须推动问题向最终解决靠近，因为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不会持续太久。总统指示亨利·基辛格，向北越转达我们坚持寻求对话的愿望，同时也表示了我们对其近期反应的不满。 十月二十日，梅文蒲拒绝会见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他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谈，形势正在恶化，没有理由再对话。”这标志着宾西法尼亚通道使命的完结，但它却为一九六八年谈判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 第二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两万名愤怒的反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游行，决心要关闭它。 我们事先已得到了要游行的消息。九月二十日，总统召见我和其他几个人商讨如何处理。我告诉总统我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五角大楼没有任何自然屏障，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当它在二战中被建成时，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楼——被柏油马路和数英亩草坪环绕着，人们可以从五个方向走近它。 我们决定由配备来福枪的部队围住五角大楼，让士兵们肩并肩地站在环形柏油马路的中间，在他们和示威者之间安置一些武装警察。我们知道，一道防线不可能挡住几千名冲向大楼的暴徒，除非战士们开火，但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因此，我、厄尔·Ｇ·“巴斯”·惠勒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同意在五角大楼的中心院落内布置增援部队。这里是一大片草坪，午饭时雇员们喜欢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如果示威者在部队防线上冲出一道缺口，大楼内的士兵可以冲出来把缺口封住，这样就不会使冲突扩大。我们决定在夜间用直升飞机将这些援军运送到五角大楼的内院。 我告诉总统说：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开枪，而我也不打算下达这种命令。我补充说：我、厄尔·Ｇ·“巴斯”·惠勒和代理检察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在我的办公室和大楼顶层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示威的前一天，通过陆军参谋长向所有参与行动的士兵、军官和武装警察发布了一份由陆军副部长戴维·Ｅ·麦吉弗特签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行动准则：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坚持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集会和表达意愿的权力，又要保护政府部门的财产和日常工作的进行。我们不能容忍触犯法律，我们也同样不能容忍阻碍宪法所授权力的合法使用……过强或过弱的反应我们都应该避免，我们的行为必须坚定但又不失尊严。我们要致力于这样一种行动方式：绝对减少可能的流血和伤亡，减少逮捕人数。在可行的范围内分辨违法者与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护政府雇员（军职的和文职的）工作和财产的任务。 当我在将近三十年后重读戴维·Ｅ·麦吉弗特这些话时，我仍旧不禁为美国军人的职业道德和尽责的作风感到自豪，这些军事指挥员们计划并实施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游行队伍分两个部分，《华盛顿邮报》做了这样的报导：一部分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冥思湖边，这个湖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因而很受人们的称道与喜爱。在那里聚集了五万多人，他们很有秩序，主要由各院校的学生组成。第二部分集中在五角大楼前。这群人数量较少，据五角大楼报导有两万人左右，它的前列约有三千人，由一些闹事者组成，这些人给反战运动划上了深深的伤痕。 游行队伍的前列的确有很多闹事者，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企图迫使军队使用武力。一些年轻的女人用他们的前胸去冲撞肩背来福枪笔直站立的士兵，有些甚至解开了她们上衣的纽扣，士兵们没有动。示威者向士兵们投掷泥团、袖标、传单、木棍和石块，士兵们仍站在原地不动。一群示威者想冲破防线，士兵们退守到五角大楼的门前，内院的增援部队冲出来帮助他们挡住了示威者。几个示威者想进入大楼，但立刻被驱赶出来。人群开始逐渐散去，还有几千人逗留到深夜，他们在楼前的地上燃起了火。最后一个示威者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离去。 《华盛顿邮报》在对示威的报导中曾这样说：“虽然从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着出现暴力冲突的可能，但始终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见诸报道。” 我在大楼的顶部和其它几个有利的角度注视着整个事态的发展。几年之后一名记者问我当时是否感到害怕。当然，我的确很害怕，一伙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险的，所幸这次事件有惊无险。但我却不得不想到，如果这些示威者更有纪律一些——像甘地那样——他们就会达到封闭五角大楼的目的。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楼周围的马路上，那样我们将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很快地将他们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楼的开放。 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继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有助于他在战争决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变。他征求了麦乔治·邦迪的意见，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开会讨论。 麦乔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立唱—在以下陈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认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样正确。在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反映了后来“哲人”小组成员们的一致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乔治·邦迪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对总统提出劝告：我不打算过多地倾听那些远离战场，只花费一天时间匆匆浏览一下相关材料的人的话。”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那些虽然很杰出，但是只了解部分情况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围坐在内阁会议室巨大的办公桌旁的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这里的全班人马。那时的“哲人”小组成员曾敦促总统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掌握之中。保罗·霍夫曼、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众所周知他们反对总统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请。鲍勃·洛维特和杰克·麦克洛伊也不在场，他们被邀请了，但未能参加。现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奥马尔·布雷德利、麦乔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尔特·迪安、杜·狄龙、阿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国务院官员鲍勃·墨菲和马克斯威尔·泰勒。 当总统宣布会议开始时，他列出了五个问题：一、除了在越南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关于北越，我们是否应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在港口布雷，摧毁堤坝，或者我们应全面限制对北越的轰炸？ 三、我们是否应对和谈采取被动的政策？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和谈，还是应放弃和谈？ 四、我们应从越南搬军吗？ 五、我国政府应采取什么积极的步骤联合本国人民并更好地与之交流呢？ 林登·Ｂ·约翰逊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以他一贯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够使“哲人”小组成员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关键材料。在前一天，“哲人”小组成员们听取了厄尔·Ｇ·“巴斯”·惠勒和乔治·卡弗的简短介绍。这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对战争一贯持乐观态度。除此之外，“哲人”小组成员们没有看到任何书面材料，特别是没有见到海军少将拉罗克颇具说服力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更没有看到理直德·赫尔姆斯的分析：即美国从越南撤出所冒的风险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样令我失望的是，总统也没有向“哲人”小组成员出示前一天我给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阐明了我对美国在越南所处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对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处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断。我在备忘录的附信中，指出了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我说：“在东南亚继续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危险的，这将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并招致美国人民的不满。”同时，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对总统来讲，在越南问题上放弃我们传统的做法，改变事态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但那正是我所建议去做的：“在备忘录中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对我们的现行方案而言）。” 我告诉总统：“这份备忘录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接着我指出，“由于这些观点可能与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没有给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或厄尔·Ｇ·“巴斯”·惠勒看过。您看完后，如果希望我与他们讨论并向您汇报我们的共同建议，我将照办。”我希望总统在研究了我的备忘录后，会让我将它发给我们高级军职和文职助手们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我知道我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们的确提出了我们必须给以解答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希望的事并没有发生。 在备忘录的开头，我展望了即将来临的一年。我强调说，我确信：“从美国的公众利益着眼，继续我们目前的战争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在一九六八年接近胜利，更不能阻止美国人民日益减少对我们卷入越南的支持。”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面对增加陆军部队的要求，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其结果自然是使美国一九六八年的伤亡人数成倍增加。我引证了我们所做出的最可靠的分析和估计：“死亡人数大约要增加一万五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受伤需要救治的人数将增加三万至四万五千个人。” 我又一次重复了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对轰炸的看法：它既不能使南方的军事冲突低于现有的水平，也不能挫败北方的战斗意志，我强调说：除非他们确信不会胜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指望用来摧毁北越的意志，这种确信只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准奋长期留在越南以保证南方人民的独立选择时才会产生。但不要期望敌人会比美国公众更早地得出这个结论。由于缓慢的战争进程和对不断升级的担心，美国公众的信心已受到挫折，他们怀疑是否已对所有通往和谈的途径都进行了真诚的探索，而不只是做出寻求和谈的表面姿态。几个月之后，我们将在扩大战争和丧失美国人民对越战的支持两方面都将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同时，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也会不断高涨。 因此，在我看来，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能否坚持在越南的行动，直至达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 我着重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使冲突得到迅速解决的建议——通过扩大地面战争和空中轰炸的规模，除了冒扩大战火的危险外，并不能带来什么合理的希望。因此，我认为唯一切实可行的计划就是，一方面稳固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向北越证明，我们对北方的空袭并不会阻碍导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对话。对此，我提出以下具体步骤：·宣布一个稳定政策。 ·在年底前停止轰炸北越以便寻求和谈。 ·考察我军地面部队在南越的作战情况，以便减少美国的伤亡。将大部分安全保障的责任转交给南越政权的武装力量，并让他们了解战争的破坏作用。 “哲人”小组成员们无法知道所有正在进行的这一切。因此在缺乏近期资料的情况下，他们对越南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先人之见决定了他们的回答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关于在南方的地面战争，他们看到巨大的进展和改进，因此敦促总统进一步加强目前的计划。关于轰炸北越，除了乔治·鲍尔外，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应继续进行。关于谈判，十一人里有八人指出，共产党人将永远不会做出让步，一旦敌人意识到他们决不会胜利，他们自然会减少敌意并最终放弃。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撤退，他们的回答全都是：不。最后，关于怎样联合美国人民，他们的建议是，强调“隧道尽头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战斗、死亡和危险。 这次会议及其结果代表了美国确立对外政策时的集体智慧。这些在各个领域里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曾花费了过去二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应付了冷战的挑战和危机。如果他们的感觉仍停留在取得的成功之上，再加上埃尔斯沃思·邦克和威廉·威斯特摩兰不断报告越南战事的进展，又怎么能够指望总统挣脱他们已定形的思路之网，去面对我几天前摆在他面前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和选择呢？ 我从未就我的备忘录得到总统的答复。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总统送给迪安·腊斯克一份我的备忘录的副本，想了解一下他的反应，同时告诉他不要给任何人看。总统还让沃尔特·罗斯托在略去作者姓名的情况下，将备忘录的内容透露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马克斯威尔·泰勒、威廉·威斯特摩兰、埃尔斯沃思·邦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阿贝·福塔斯，并让他们进行评论。 直到着手进行这本书的准备工作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并知道了他们的反应。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代表了一个极端，他几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另一个极端是阿贝·福塔斯，他认为，备忘录的作者或许过多地目睹了反战示威游行。 “该分析和建议”，他写道： 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评价，以及从该评价所产生的结果中得出的否定性假设。我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想不出比它所建议的方案更糟糕的东西了……无疑它将会在这个国家引起撤军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对它实际上是什么给予充分的估计，这是走向撤退进程的第一步。根据我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内反战情绪进行安抚，而只是对它的放任和回避（这种回避也是应该的）。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欢这个备忘录。他写道：“我不同意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我相信，该方案提供的行动步骤将会妨碍而非推动争端的解决。”对于我停止轰炸的建议，他说道：“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他主张，“稳定在这里的确切解释就是：在放弃和沮丧的观念支配下，去寻找我们走出冲突的道路，而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他最后说：“总统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要求，这种结束应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为前提，我们的目的是：挫败中国和苏联支持下的北越对南越的侵犯。 总统并未征求麦乔治·邦迪对备忘录的意见。麦乔治·邦迪交给总统一份内阁会议讨论概要，他提请总统进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够确立某种逐渐降低费用的模式，从而使战争坚持五至十年。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员们预言过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写道：“那就是我们根本不打算以现在这种战争速度持续那样长的时间”。 为什么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没有努力使人们对这个如此尖锐、并明显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顾问班子的问题进行全面、公开的辩论？或许他的失败就植根于他意识到越南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不存在什么满意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办法使他的顾问班子保持一致，或许，他曾清楚地看到改变战争方向的决定权就在他自己手中——但这是一个他不能让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备忘录只完成了一件事：使两个互相热爱、互相尊重的人——林登·Ｂ·约翰逊和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爆发的顶点。几星期之后，林登·Ｂ·约翰逊总统通知我被选为世界银行总裁，我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离开了国防部。 我不知道在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还是激愤，或许二者都有。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发展中国家很感兴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讲话，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某阶段时，它便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购置更多的军事武器为自己买到安全。我们现在就已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相信，国防支出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可形成两条上升的曲线，在到达某一点之前，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之后，曲线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断美国到一九六六年会达到曲线的平坦处，我相信我们现在已到达了这一点。 我告诉编辑们，与增加军费相比，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真正需要并要求我们帮助的国家，但提供帮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们愿意并能够自助。”我提到，穷国与富国之间已经很危险的距离仍在扩大，在一些国家中财富正在制造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并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总之，我相信，我们应通过把更多的美元从军费中转到对外援助上来，以便获得国家安全。 在战争年代，人们大概不会指望听到一位国防部长说出这种话。这次讲话遭到国会中鹰派的猛烈抨击，给总统（他对此并无明确态度）带来很大的烦恼。但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给乔治·伍兹那样的答复。当时，刚吃过午饭，他告诉我，他作为世界银行总裁的五年任期即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他希望我能够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但同时告诉他，我曾告诉所有向我提供工作职位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华尔衔的合伙人在一九六七年向我提出了每年二百五十万美元薪水的一个职位——如果总统想让我留在现在的位置上，我将不考虑其它建议。 当时，我曾把与乔治·伍兹的谈话告诉了总统。总统一直没再和我提起过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总统突然问起这件事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仍对乔治·伍兹的建议感兴趣，但只要总统需要，我会留在国防部。 “你应该得到这个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总统说，“我的责任是帮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权限之内的任何东西。” “人们对总统负有责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说。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十一月八日乔治·伍兹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乘车到白宫，我要在那里参加一个午餐会。乔治·伍兹说，银行的新总裁很快就将被选出，他想告诉乔·福勒——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行长，他负责提名——我就是他提出的候选人，但直到几年后，乔治·伍兹才告诉我总统和乔·福勒做了什么。在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出我的名字之前，乔·福勒去征求总统的意见，乔治·伍兹说他自己想做世界银行的总裁，因此他告诉总统，按照惯例要提出三个名字。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好吧！那三个名字是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 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金融时报》登载了我被提名的传闻。两天之后，乔治·伍兹和世界银行的五名董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宣布我将离开五角大楼去世界银行。 最大的讽刺是我不知道总统自己是否确切地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分手？这种分离是怎样发生的？他知道我对政府和他都是忠诚的。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感觉得到他对我怀有同样强烈的感情，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没想过我会辞职。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使他感到宽慰。 那么，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虽然报纸报道了这样的传闻。总统曾对他的助手说担心我会自杀，就像杜鲁门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Ｖ·福雷斯特尔那样。 从那时起，大家似乎都认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并没有如此。 我的确感到有压力，我与美国总统不和，我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异常紧张，但我并没有接受治疗。除了偶尔吃几片安眠药片外，我没有服用任何其它药物，也从没想到过自杀。 事实是，我得出了结论，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不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对我们双方来讲，情况越来越清楚，我不会改变我的判断，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看法，因此，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很多朋友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说我做错了，他们认为我应该辞职，以表示对总统政策的抗议。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总统（除副总统以外）是政府行政机构中唯一的民选官员。他指定每一位内阁成员，内阁成员除总统外没有自己的选民，因此，内阁成员对人民负有责任，内阁成员的权威和责任来自总统。但是，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内阁成员经常在公众中露面，有些内阁成员会形成独立于总统之外的权力。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一些人说，我应该通过辞职来使用这个权力，向总统的越南政策挑战，为那些寻求改变这一政策的人带个头。 我认为，那将有违我对总统所负的责任和我拥护宪法的誓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迪安·艾奇逊告诉我的事。迪安·艾奇逊说，三十年代初他在罗斯福任职期内做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总统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辞职了。罗斯福曾对他说，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宪法规定辞职的官员，我决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简单地说，尽管我与林登·Ｂ·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旧忠实于政府，忠实于他。我感觉到，他对我抱有同样强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我仍旧相信我可以影响他的决定，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我的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个月后我离开五角大楼的这段日子里，危机接踵而至。北越部队攻打远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军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公海上北朝鲜扣押了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一星期之后，越共对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进行了爆炸和进攻，发动了血腥的“春节攻势”。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进行了关于越南的最后一次公务活动。出于经济、政治和道德的考虑，我拒绝了威廉·威斯特摩兰重新提出的增加二十万军队的要求。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批准了这一申请。 我离任的时间正在临近，我给总统写了下面这封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我找不到适当的词句表达此刻我内心的情感，五十一个月前，您要我在您的内阁中任职。在我一生中从没有任何时期曾带给我这样多的矛盾和斗争，也从未伴随有这么多的满足。斗争将永无尽期，且不断增强。而若没有您在每一步都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我的满足将会很少。 任何人都会为自己能在这届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它在人权、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一百多年的疏忽自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纠正。但您排除阻力，推动和劝导这个国家进行了基本的改革。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子孙将从这些改革中获益。我深知您为此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中付出的代价，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公民都受惠于您。 我将不说再见——因为您知道，只要您召唤，我会随时响应。 您忠实的：鲍勃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玛格丽特也给总统和总统夫人伯德写了信，她收到了总统令人感动的回信，其中写道：这次分离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如此凄凉。你知道，如果要我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和鲍勃分手的话，那就是大约二十四小时之前，我独自离开了办公室。 从没有任何人像你丈夫那样令我如此钦佩和欣赏。 你信中的许诺将使今后的日子呈现光明。虽然我们的生活将会从此改变，但是正如你所写的那样，伯德夫人和我将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对你们俩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会永驻于赞美和感激之中。 爱你们的：林登·Ｂ·约翰逊 二月二十九日总统为参加我的告别仪式来到了五角大楼，我们一起乘电梯去我的办公室。电梯上升时卡在两层楼之间，开电梯的警官通过就急电话呼叫维修工，维修工问：“你们是满载吗？”警卫回答：“当然是。”我们电梯卡在那儿大约十到十五分钟，不用说，总统的贴身保镖紧张得快疯了。 最后，一个维修工从顶部爬进去，把我们解救出来。 然后，我们向阅兵场走去，它位于五角大楼旁河流人口处的前方。由于处在战争时期人们都情绪不高，但礼仪还是要遵守的。因此，部队组织了全套的告别仪式向我表示敬意。 这包括讲演、乐队、仪仗队、礼炮和海空军联合进行的战斗机编队飞行表演。告别仪式在猛烈的暴风雪加雨中进行，这看起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取消了飞行表演。而讲演用的扩音设备也发生了短路，所有的人都被淋得透湿，最后扫兴地离去。 在那天之前，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东厅向我颁发了自由勋章，当时在场的有我的许多亲戚、朋友和大批华盛顿官员。七年前我就站在这同一个房间里，骄傲地进行就职宣誓，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冷酷、讲究高效率的人，但当时我却变得异常激动。今天我又是如此。当轮到我讲话时，我看着总统开始说道：“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我今天的心情。”然后我突然被噎住了，骄傲、感激、沮丧、伤心和失败等各种不同情感交织在我心头，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假如我能够说出来，我要说的将会是下面的话：今天，在经过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后，我结束了与一个就我所知性格最复杂的人的最亲密的合作。在这个房间中的很多人认为林登·Ｂ·约翰逊是粗鲁的、平庸的、狭隘的、工于心计的、虚伪的。 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会表现出这些特征之一，但就其个性的整体而言，他远远超过这些。我相信，在几十年之后，历史将评价他做了很多。例如：通过诸如“人权法案”，“选举权法案”和“伟大社会立法”——他提醒我们全体，看清我们对穷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种族偏见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在这方面他所做的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对于越南，这个他继承下来的战争而言——应该承认我们和他一样，都没能更明智地去处理——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应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玛格丽特重回白宫东厅。这次是她获得荣誉，我作为旁观者，卡特总统授予玛格丽特自由勋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玛格丽特发现阅读在学习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项“重视读书”计划鼓励和帮助有缺陷的年轻人进行阅读。当时，玛格丽特正处于与癌症长期斗争的末期，在授勋仪式举行后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时全国已有七万志愿者在她创建的组织中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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