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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四年，我在西藏十八年。 十八年完成了一个过程——情感上的和认识上的。 是对这一阶段的完成，而非终结。人生乃一大过程，其间包含了一系列中小过程。 是人生年岁中弥足珍贵的一个阶段，纯粹的有效生命时间。 对于未来者，西藏是个令人神往的佛界净土；对于此在者，西藏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离去者，西藏，你这曾经的家园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西藏，就其实在的意义来说，更是一个让人怀想的地方。 有些时候我希望自己能被西藏所怀念。在怀念的时候，被怀念者本来的价值也许就会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但西藏在想起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是一个逗留得太久，热情也持续得太久的行吟诗人吧，是一个喜欢张望人家的生活情景、喜欢打探人家的人生之秘的好奇的旅人吧，是一个执迷投入但始终不彻不悟不知圣者为何物的朝圣香客吧。西藏看我在这片高大陆上走来走去，一定很纳闷—— 那么多年了，她在找什么呢？ ——其实并没有刻意去寻找什么。只不过听凭了直觉的引领罢了，喜欢这样过日子罢了。然而无意中我得到了很多。海底生物的化石，石器和陶片之类，接近了只有这片土地上才有的自然风景和人生风景，认识了那么多的人，生发过那么多感想，一言难尽…… 不意我现在竟然想要结束这一阶段了，有些心急，急不可耐。这种“想要结束”的感觉似乎自前年就已萌动。前年在西藏乡下拍片，年底结束前的那些日子就格外不耐烦；去年春夏在成都做电视片《西藏文化系列》的后期——“为什么总也做不完呢！”去年秋天写《灵魂像风》——“怎么还写不完呢！”今天将用最后的几个小时把这篇序言改完应该就是完成结束了吧，无疑这将耗去我仅存的一点儿耐心。 急于结束的是什么呢？位置？视角？形态？思想方法？包括生活方式？ 也许还是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生命轮回的观念，所不同的只是，想要在今生即实现，使每一阶段的人生都不同于前，使这一辈子享用性质不同的几回人生？ 十八年，成长起又一代人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那么多的故事。从路的这端走向那端，为时代所驱使，浑身满是时代的烙印。那时我们正年轻，单纯，热情，有劲儿，无牵无挂，无尊无卑，盲目而蒙昧，由于傻气而可爱。我们走向西藏高大陆，缓缓行驶在青藏线上，一路洒下激情的歌。在五道梁，那个差不多令人闻风丧胆的五道梁，高于海平面五千多米的地方，我们下车吃午饭的时候，男同学打篮球，女同学挑水……理想主义火焰在胸中燃烧，不断地添加以浪漫主义的柴薪…… ——那可真是陈年往事了。如今再不是那个豪歌豪饮者的形象了。 那是我们西藏故事的开头。 我对于西藏农村的错觉也从进藏之初开始，以至于妨碍了我对藏文化的主体农业文化的认知，只是在最近的几年问才突然发现了它的存在。 开始的情形是这样的：进藏后第一个春节刚过，我就参加了全称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前往堆龙德庆县最偏远的一个区。那里以农为主，兼有牧业。那时“文革”虽已结束，但那场破除旧习俗的全民运动已荡涤了城乡每一角落。从春种到秋收，我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的庄稼生长季，和百姓们一起参加劳动，背肥，锄草，收割。一起学习、讨论，也还偶尔举行一次批判会，把已成死老虎的领（主）代（理人）分子批斗一番。这个村庄安居乐业。这期间在邻区，倒是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儿：有人从事地下宗教活动被检举，那些宗教用品被作为活教材举办了展览，用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我们接到了通知，乘坐马车沿青藏路的这一段去往邻区的区公所，听取情况介绍，并参观作为罪证而现在被称作文物的那些佛像和法器。 那时我对于西藏农村的总体印象是，除了语言和主食的不同，和内地的乡村没什么两样啊。虽然日常生活中有少许差别，例如，人们从不用肩，没有过“挑”的概念和动作，无论背水，背筐，背石头，用的都是背，绳带绕过胸部和肩脚下方。那时我不知其所以然，也不会有人冒险告知我，是由于肩上有命灯、体神和战神的缘故——乡村本土的传统文化面貌迟至第十八年才由《灵魂像风》传达出来。 起初几年的日子就这样走过来了：节奏缓慢，内容简单，那时的天空晴朗但没什么光彩。越到后来，路况和境遇都显得复杂而崎岖，上空风云变幻，飞沙走石，足迹和心迹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最后，这个最后也许就是当下，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是戛然而止。 这一过程，是内在体验的深化和生命质量的提高。 个体生命的进行今天看来仍不足道。它的价值也许只体现在完成了这几本书。 大凡一个人乐意离开他自己的本土文化，去往异族异邦之地，想要获得的一定是差异、未知，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经验。后来的几年间，我之所以热衷于牧区、藏北，正是基于对那种游牧生活以往全然无知。这热情持续了若干年，直到走遍了那四十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县份，包括只能在严寒季节穿越的无人区。多年的藏北之行使我获知了牧民生活的完整印象，他们古老的精神世界的全部：神山崇拜和格萨尔王的传说。再有就是，每想起西藏，首先映入脑际的就是藏北风光：天有多蓝，云有多白；天有多低，云有多近…… 《藏北游历》就记述了这些。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之交的三个月里，我第一次去藏东昌都地区，第一次沿川藏线穿越西藏的大森林。遮天蔽日的黑绿色林莽中，淡绿的松萝犹如流苏飘逸如帘。夜晚松涛如吼。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民居的木房子显示着另外一种生活传统。次年春季，历时七天我乘坐解放牌货车走完了自成都至拉萨二千四百多公里的川藏线。那时，色霁拉山的杜鹃铺天盖地如火如荼；又一年秋季在错高湖畔，我体验了今生所能领略感受的终极之美。夏季里泛滥的湖水复归澄澈，在红绿黄相交织的山野的怀抱里沉醉着。湖心岛童话般地铺设于碧波之中，秋叶婆娑隐现着小小的寺宇、经幢。岛上千年古松挺立，经霜愈益青葱。隔湖望去只有岛心一株巨松通体灿烂，犹如黄金铸成。那时我正醉心于弗雷泽的《金枝》，金枝正是远古森林之王的权力象征。从此这湖、这岛、这金松便就成为脑际中最高贵渺远的意境了。 ——虽然过后我从林芝农牧学院高原生态研究所的专家那里得知，这只是一株因病而枯死的古松，在它渐渐萎黄时就曾救助过它，未果。遗憾之余，我说，它虽死犹生，虽死犹荣。愿它的灵魂守护着它，五冬六夏，一道金黄的风景。 这个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是徐凤翔，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姐，黄宗英所写《小木屋》的女主人，生态保护的传教士，同时主张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位积极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她利用一切可能之机，甚至在她路过的地方也召集会议进行传教。如今她的弟子和信徒众多。我曾几次访她未遇。那一次她的年轻的弟子问我，注意到错高湖南岸山坡上的阔叶林带没有。当然。那片丛林的色彩随时令变化而变化，春夏青翠，深秋红黄，冬季落叶，作为观赏，是再美不过的了。但是，那是一片次生林。是原始森林被砍伐后重新栽植的。原生林是云杉，它们一去不复返了。气候和湿度都不再相宜了。 林芝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美意境，我没能把它写成一本书，是深入和道行都不够的原因吧。 也还是在这个农牧学院，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昌都之行的归途中，我们住在这个学院的招待所。从高音喇叭里，我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那时我心里一动，这消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我个人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渐渐显现出来。那是我向着太阳歌唱的诗歌时代的发端，在西藏，茅塞初开的年代，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所以我首先成为了诗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对于自我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呢。 才会有后来的由己及人——人，人群，人类，人文。 阿里地区是最后到达的一处地方，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夏秋季。那时的我已经很有文化感了。翻阅过一些资料，实地踏勘一番，再加上想象的贯穿缝合，差一点儿就复原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史了，这就是《西行阿里》。 其实这本书是极为有限的，有胜于无，聊为他人之先罢了，认真的历史学家藏学家们不会与我对簿公堂的。至于古格王朝的衰亡，我在后来的采访中得知有研究者又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证据。谁能说得清那个王朝究竟覆灭于金矿开采净尽，还是象泉河河床下切，还是政教内证导致王与瓦俱焚？且让古阿里仍旧笼罩在这许多“……之谜”的光环里吧。 佛教讲究缘分。我与西藏，大约存在一个前生斯世之缘。我每回去每一地，看来随意，但也每有一个缘由，机缘，怎一个缘字了得。连缀起每一回的片片断断，星星点点，西藏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图上就布满了足迹，那些偶然的契机就成为天作之合。我今生将以走遍西藏为骄傲。 重新认识西藏农村是由于拍摄《西藏文化系列》这一契机。这需要反反复复地走向拉萨河畔、雅鲁藏布江畔的田野村庄。随着十多年间宗教政策的开放，乡村中的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的恢复令人惊异不止。而这些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正是靠形式来支撑的。别小看了田野上那一次次的仪式，每一村中一两个小神殿，一两个时常神志不清的神职人员，一没有了这些，地方文化史仿佛真就消失了呢。我们就这样随着时间的脚步走，一步步走向了乡村世界的深处，走进观念和精神的核心，走进人们的灵魂中去。 灵魂是什么样子的呢？ 西藏人说，灵魂像风。把这个短句拿来做书名，出自刹那灵感。 我常想西藏的农业牧业从何时分野的呢？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两种多么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各有其传统意义上的恒定模式，既成的道路，不变的结局，都神奇得可以。这些不同而同，相异而一，真是有意味的一对组合。 现在，我把这三本书合成一本出版了。这里，有农村，有牧区，有古史之地，粗略地概况出了一个西藏了吧。多年来渴望一个完成，这也是行数十万里路、搭一百回车不辞辛劳走遍西藏的动力之一。 其实远没有完成。 且不说尚未到达的一些地方，例如墨脱，察隅，吉隆，那些边边角角奇异之地，由于足力心力的不济难再到达；即使已多次去过的熟悉的地方，由于准备不够，难以成书。例如拟想中的《藏东红山脉》——那一带山红地红，在拉萨凡见到车身车轮红尘仆仆者，定是昌都来车无疑——例如喜马拉雅山脉的门巴、洛巴等民族，就认识得肤浅，在藏学之外，国际上把它称作“喜马拉雅文化”。听说在那里，灵魂的走向反其道而行之——恶者灵魂升天，善者灵魂入地——例如后藏日喀则地区，那一片古史文化的沃土，尚待开发…… 更何况还有内容方面无法弥补的不足。我并非博学者，对于历史、宗教、经济之道时常捉襟见肘。对于藏文化中所富含的宗教内容，不免经常性地回避，所能浅表描述者，唯有民间宗教而已。对于如恒河沙数的佛尊、千变万化的各类护法、度母、鬼怪、灵异之类，我从来都难以辨别。况且藏传佛教不似其它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清晰明了，仿佛不管哪一时代、哪一地区的人们都可以向之添加一些什么，弄得它什么都是，一个大包容。我觉得研究这门宗教不仅是学问，更是一门技术。 就这样，一个三段式构成了我十八年西藏人生—— 在我的人本主义时期，我前所未有地发现了自然和自我，在这个朝向太阳歌唱的诗歌时代，我是激越的昂扬的； 走出自我，举目辽阔，我发现了这儿的土地和生活，在凝神于大地冥思的散文时代里，我悲壮地感受着苦难之美； 对于这片高地生活的继续参与和深入，当我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当我注目于乡土文化之上的社会——包括文化、经济、政治以及国计民生的那许多领域，我就踌躇不前了。就像现在这样子。 外来人尽可以去欣赏传统的秩序和风光之美，但传统正无奈地走向它的终极。老旧之物在逝去，而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感情正悄悄地输入新一代人的生命之中。我看到过西藏生活艰辛的一面，看到了人们为改变不理想的生存环境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例如在藏北，人们想要局部地改善一下草场，推广过草库伦、干打垒、网围栏，以便牲畜的越冬；推广太阳能、风能的小规模发电，甚至光电站；开发无人区，把趋于饱和超载的草场上的牛羊驱赶到新的草场……我亲见这许多工作的事倍功半和虎头蛇尾，能善始终者为数甚少。现代科技是个好东西，这一点人们已有所识。科技兴藏的倡导者们曾向我描述了一个有关藏北现代牧业的神话—— 在贫瘠干旱的草原上，建立太阳能水泵，引出地下水灌溉牧草，供人畜饮用；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改良牛羊；抓绒剪毛，取用皮张，冬宰时除内以外，将头、蹄、血、肠等经过初加工销往国外…… 曾经有过无以计数的梦想，展望，从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聘请来方方面面的专家，进行各种考察，可行性研究，各类报告、方案，美好壮丽的蓝图，令人心驰神往。由此我们体会到由理想变为现实有多难；改变哪怕一个地区的某个局部有多难。表现形式上是人才的缺乏问题，但一方面是人才奇缺，亟需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众多人才的壮志难酬和人才流失。人才问题的背后，是否历史的重负。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每到此时，就像与罗布桑布的对话一样卡了壳。 强己所难，力不能及，这是我的痛苦之源。 由此，我总也忘不了前年在乡下拍摄到的那群冰天雪地里磕头朝圣的人，忘不了这个朝圣部落的首领罗布桑布。除了某种命定的缘分外，大约还在于某种境遇的类似和同为朝圣者的类比。尤其是，我一定试图从他那里得到有关相同命运走向的观照吧，不然我干吗总想起他。 去年岁末，在拉萨，罗布桑布打听到我的新址，打电话说来找我呵。两年前的秋季里他们离开青海囊谦家乡磕着头来拉萨朝圣，历时一年多，于去年冬季到达拉萨，与我们分手也正好一年了。 这一年里，我把大半时间耗在成都的机房里了，做十二集纪录片《西藏文化系列》的后期，之后又完成了《灵魂像风》的写作。而这套片子和这本书里就分别有描述罗布桑布他们艰辛的朝圣之旅的一集和一章。 给他们放《朝圣部落》，请他们盘坐在紫色地毯上。顿时，一股浓浓的膻味弥漫开来，那是属于乡间帐篷里酥油生肉和烟炊的气味。 望着屏幕上的自己，一脸掩不住的欣喜。不时地感叹，议论，也自嘲自晒。罗布桑布回过头来说，把我想当汽车司机的事儿也写到解说词里了呵！ 我说，这一集我们下的功夫最大，编过了，又重新编，送到影视节上，没获奖；获奖的是另外一集，很遗憾。但是，这一集片子就要卖到欧洲去了，你父亲的歌儿也走遍了世界，看过片子的都无不惊异，很感动，都记住了“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还有些人想知道朝拜过拉萨以后你们又去了哪里，还将要做些什么，总之关心你们的命运。在成都做片子的时候还和孙亮合计过，将来再去囊谦拍你，拍和你一道朝圣的那些人。 罗布桑布什么时候都从从容容，慢条斯理。他就这样平淡地介绍了这支十八人的朝圣队伍的各自去向。去年到达拉萨，在大昭寺还过愿之后，就已自行解体，各奔前程了。管家多尔丹从原路返回，牵上沿途寄养在老乡家里的马和牦牛，回了囊谦；仁钦罗布一家、次仁和英索母女以及胖尼姑他们搭车沿青藏线回到家乡；昌都江羊拉姆四姐弟继续向西南方向朝圣；罗布桑布的父母及外甥留在了拉萨，他则和年轻力壮的江羊文色他们一路去了藏南、藏西几座著名寺院朝圣，随后又去了藏东一带神山，转山朝圣。那儿森林茂密云雾镣绕。虽然不是磕着头去的。也搭车也徒步，跋山涉水，从那一脸的风霜痕迹足见其旅途之艰辛。 听说昌都的四姐弟在越过中尼边境时被尼方关了起来，现在怎样了不知道；确切地知道的是，老尼姑次仁，回到家乡后就病故了——次仁是在完成了一个终身大愿后结束了这一番轮回的，她有福了。愿她在天之灵安宁，来生好于今世。 按照磕头朝圣的规矩，僧人是蓄了须发的。现在罗布桑布的披肩长发已成光头，就少了那份飘逸；离开了风霜雨雪的朝圣旅途，又少了一份悲壮。尤其是，这位刚满三十岁的小伙子的脸颊、眉宇、鼻翼不适宜地布满了褐色的斑，这是上一年所没有的。我猜想那是由于内部的某些病变造成的吧，肝斑或肾斑之类。总之，精神的光辉褪色，该是结束这种流浪生涯的时候了。 只有眼睛仍是诚恳的和忧郁的，汉语说得更流利些了。 我想再去印度朝圣，磕头去，大概需要十年八年，我希望你们再跟上我们，拍电视。 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其它宗教虽然也有朝圣的，但磕头朝圣的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去印度的路更远更险，拍了片子一定会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 我说我们再不会拍摄你们磕头朝圣的事了。你今生磕一次足够，我们拍一次也足够。我很钦佩这种精神，但我对这种方式有所保留。罗布桑布，你真的打算以朝圣作为终生职业吗？人生中的其它事情你考虑过没有？ 他的眼睛里闪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迷惘，他有些困难地说，那么我还能做些什么？ 就像以往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每当此时，谈话就卡住了。我已经感觉到他的无奈，别无选择的选择。只好说，不管做什么，只要随遇而安，心理平衡，就好。 但平衡也只是暂时的平衡。除非永远居于穷乡僻壤，永远闭目塞听。磕头的时候也专心于一念，心不旁骛，目不侧视。一看、一想、一比较之间，心便不平。更何况，朝圣本身就是开阔视野的交流活动。 我无权也无意指点罗布桑布你要这样，不要那样，我自己尚在大惑之中。我常想改变自己有多难，更何况他人，何况一个民族，一个国度，一种宗教，我们的地球？ 在与罗布桑布的类比中，我注意到两点，这是一个二律背反，两难抉择： 人生不能在水平的轨道上旋转，同义反复，终比一生地重复自我，应该上升并前进；而一旦脱离了己身所处的非常环境和非常行为，是否自我的失落，尤其对我这个苦难美至上主义者来说？ 换言之，当不再是“西藏的马丽华”，这个人是否还有光辉。 回望西藏，以往的那些岁月时日，流年似水，渗入冻土层了；如风如息，荡漾在旷野的气流里了；化成足迹，散布在荒山谷地上了。 再一回望，流水不见，风息不见，足迹不见，羚羊不见狼也不见，只见风干了的思想和青春委弃的褪了色的旧衣裳。 只见一个心脏不适、步履艰难的心力交瘁的下山者，她的行囊中，唯有一本书—— 《走过西藏》。 1994年3月1日于山东石臼初稿， 1994年4月于北京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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