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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比尔·布莱思葬在了霍普镇的玫瑰山。在古老的橡树和浅紫色的木兰花掩映下的公墓算是小镇最古老的圣洁之地了。路对面不远就是弗吉尼亚父亲的杂货商店，再过去一些就是朱利亚·切斯特医院，1946年夏末，弗吉尼亚将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孩子。 星移斗转，南方的小石城历来就是交通要冲。以路易斯安那的珀切斯为起点的西南边界线，就从离这里几英里远的地方穿过，快到得克萨斯州界的地方收住，这条线是最早的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分界，而华盛顿小道上的阿肯色不仅有为戴维·克罗克特和萨姆·休斯敦搭建的小屋，为詹姆斯·鲍伊锻造那柄名刀的铁匠铺（SanHonston（1793—1863），DavyCrockett（1780—1836），JamesBOwie（1796—1836％）都是美国历史上开发边疆、扩张领土的代表人物。——译注）而且还有墨西哥战争中美国入侵军的陆军司令部，一度虽是南部邦联的临时首都，更有北军为在战斗中抓获的拒降邦联军士兵设立的集中营。此地的政治和政治家，传奇色彩浓厚，争议颇多，但也严酷得出奇，从南北战争前的一无所知党到在阿肯色占主导地位的分离主义者，莫不如此。据当地文献记载，当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当选的消息传来时，当地人认为“那无异于敲响了我们的丧钟”。 战后不久国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从这条小道旁通过。那些在原居住地听任命运摆布的人们于战乱后在开罗／富尔顿和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铺轨的地方聚集起来，霍普就是在筑路过程中在地图中被命名的。这个地区的居民多是从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亚拉巴马有种无收的棉田区迁来的，作家曾称他们为“西行的南方人”。霍普和整个享普斯特德县也带上了永不消失的边境风味——不光是地上的铁兰和只有东南部广袤大地上才能见到的植被，还有那些被来访者注意到的“宽边牛仔帽和牧工靴，都在提醒我们，这里离一直绵延至格兰德河的大草原已经不远了。” 移民们在朝西南流向比尔·布莱思故乡谢尔曼的红河沿岸的森林和草场盆地定居下来。他们相对隔绝，彼此不相往来，好像是土生土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迁移的过程中，人们按照对新教的热情程度划分开来，常能见到温情脉脉或生离死别似的家庭聚散，人们只能勇敢地——或无可奈何地——面对在美国最贫穷的角落里遭遇的一切。 他们中只有少数是商人或有技能者，绝大部分是贫贱的农民、职员和其他卖苦力的，他们自己和后代很少逃脱穷命的，有的甚至变得更穷，那种由贫富划分的不平等似乎要成为阿肯色的百年忧患。 20年代的一位推销商出于推广最新杂交西瓜种子的需要奖励当地广种水果的农民。由于硬性在一般种子中搭配了将近200磅杂交种子，霍普很快成为阿肯色的西瓜之都。这种人工培育的西瓜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声誉，但宣传得很不够。到1946年，这些西瓜已成为本地经济的象征和希望，而当战时军用设施和试验场撤离后，霍普的7500居民发现自己仍生活在只生产些棉花和水果的穷乡僻壤，战前的地方工业少得可怜，一家砖厂，一家锯木场，一家家具和板箱厂，再就是一家专做手柄的作坊。 带嘲讽意味的是，霍普的黑人群体倒风光过一阵，这和整个密西西比三角洲和阿肯色其他地方的非洲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白人殖民者为开拓局面带来一些黑奴。而除了收益分成的耕作制，铁路也为黑人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早在本世纪初，霍普就已作为吸引这些打工者的磁石，很快，新的气象就出现了，黑人拥有的买卖以及非洲美国人开的店铺一般都开在东街区或者更远。就算是在大萧条时期，下城旧砖路上的往来车辆和采购者也比其他地方多些，黑人新贵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然而，到了40年代，随着铁路的衰落和大公司对本地企业的蚕食或兼并，这段好日子也就寿终正寝了。“那是个去而不返的霍普”，旧报纸上有过这样的说法。尽管黑色人种占全镇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大大高于全州的比例——到1946年，他们又退回到霍普东南部传统的贫民区里，白人又开始称那里为黑区。 ☆☆☆ 霍普一直从更小的城镇吸引外来人口，弗吉尼亚·卡西迪就出生在附近的另一个小镇鲍德考的埃比尼泽社区。 她的父母是第三代阿肯色人，像许多奋斗的移民家庭一样，往往是女人强悍，男人畏缩。她母亲，伊迪丝·格里沙姆·卡西迪，坚持把家搬到霍普来养育他们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女儿，在厨房的条案上坚持学习函授课程，成为一名实习护士。伊迪丝的丈夫埃尔德里奇什么活儿都干过，门把儿厂、小酒店，在从本地有钱人那里借到钱办起自己的杂货铺之前，还干过推销冰块儿的工作。各方面的说法都印证了这样一点，这对夫妇尽管干得辛苦，能挣到手的钱却不多。 在卡西迪的家里还有更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弗吉尼亚的记忆中，和气、随和、爱逗乐、爱讲故事的父亲，有时会因为无法满足她们母女的要求而黯然神伤。“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在一年的复活节前，那是因为他不能给我买节日穿的新衣”，她回忆道。而真正的烦恼是来自他们生活中的那个女人。用弗吉尼亚的话说，“她一天到晚都是气哼哼的”，而直接承受她的怨气的就是她的丈夫和女儿。 她是体态丰满、令人过目难忘的漂亮女人，一头浓密的卷发和一双的人的黑眼睛——“那是一双能把你看透甚至溶化的眼睛”，这也是她女儿的评价——伊迪丝·卡西迪的强悍也体现在很多不那么厚道的行为中。弗吉尼亚清晰地记得小时候频频遭受毒打的情景，比如那些专门用来当鞭子使的有树刺的树枝留在她小腿上的血刺。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对父亲的训斥。从中既能听出强烈的占有欲也能感到某种尖酸刻薄，伊迪丝指责她那对谁都很和气的丈夫勾搭每个买他冰的女人，而且她坚信这个家庭的贫困全是他的过错。在那彻夜不休的泄愤中，埃尔德里奇经常挨打，尽管他已谦恭到不能再谦恭的程度。在弗吉尼亚的印象中，这种充满暴力的日子大约持续了十年。而那个分享这份屈辱，黑夜中被隔壁的暴虐声吵得无法阖眼的女孩，只好以她自己的方式承受这身心两疲的伤害。12岁不到的她已经学会如何享用她“黑暗中的秘密”。 尽管如此，外表看起来弗吉尼亚是个快乐成长的少女，乐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浑身洋溢着炙人的欢乐。她就这样生活在阿肯色乡下，一直到40年代前，她的消遣方式都很普通，当然也有出格之处，比如对道德观的蔑视，性自由，性放纵，促成她我行我素的性格，在什里夫波特的那个夏夜强烈吸引比尔·布莱思的正是这种特质，“一个傲气的，自以为是的女人”，熟人中有的这么评价她。 1946年，在丈夫暴亡、孩子还未出世时，弗吉尼亚己打定主意要把孩子留给父母去新奥尔良学习一年，以取得胜任报酬较高工作的资格，比如说麻醉护师。怀孕期间她就经常为如何照料孩子而苦恼，做出离家求学谋职的决定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尽管不时可以安排些你来我往的相互探望，但母子撕心裂肺的分别给幼小的生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母亲的哭声，有时她哭着跪在铁轨上”，他对发生在新奥尔良火车站上的那一幕还依稀记得，当时他只有两岁。“外祖母告诉我‘她这样做全是为了你’。” 他的全名是威廉·杰弗逊·布莱思三世，可家里人都叫他比利。四岁以前他就住在赫维街上卡西迪家那座两层小楼里，南方的静夜中，纱门一响狗就叫，他的外祖母伊迪丝，他叫她“猫猫”，仍然在深夜里大声数落她丈夫，尽管再没有她女儿充分领教的那种残忍的体罚，但是，这位连目光都燃烧着愤怒的女人却是他童年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在母亲于新奥尔良求学期间，甚至在她刚回来不久，伊迪丝·卡西迪把她的孙子从头管到脚，极尽娇纵溺爱之能事。这种隔辈人的过分关爱使得做女儿的虽为人母却不请为母之道，即使是做了母亲四年之后，深情有余但耐心不够的弗吉尼亚仍感到进入不了角色，“像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一直到40年代末，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感觉不到霍普有什么变化。“我们打发长夜的方式不外两种：看球赛或是密苏里铁路公司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卡西迪和格里沙姆两家的亲友从一开始就非常宠爱比利。“招人疼的小孤儿”，有人这样叫他，到他会走路时，男人们就开始带他到处跑，去得最勤的地方当然是埃尔德里奇那有着长柜台的杂货铺，在那里他目睹了南方特有的商业：并不富裕的白人怎样把东西卖给更不富裕的黑人。 很久之后，比尔·克林顿还能回想起在杂货铺里看到的和气生财和诚信无欺，还有他的家人是怎样向身无分文但又被农时所迫的黑人农民赊帐的。但要说这一家人全都是种族和解的模范那倒也不见得。说到底，赊帐也是谷物分成制（这是新政的组成部分，即租地的农民可用谷物抵租。）的一部分，收获季节几周后就可以清帐。 除了杂货铺，比利也生活在邻里中间，但只限于与白人孩子一起玩耍、上学。在后来的竞选年里，他曾偶遇一位童年在霍普认识的至今仍是单身的黑人妇女奥德塞，卡西迪家以前的女佣。他对记者说，“记得我曾在她家的门廊上跟她跳摇摆舞”。但他不记得她姓什么了。 他记得更清楚的当然是家里跟他说话最多，讲故事最多的人。这里面有外祖父、外曾祖父，还有她母亲特别亲近的舅舅，奥伦·巴迪·格里沙姆，一个平凡、善饮、随处受欢迎、满肚子下流笑话永远讲不完的人。这位只上过4年学的乡巴佬几乎可以说是阿肯色同类人中卡通化的幽默大师和土专家。他们的话题有时也涉及政治。卡西迪一家历来是南方的民主党人，随着新政的日得人心，他们必然越来越支持以前一直支持着的党。 阿肯色的男孩从小就被灌输那种“好刀、真枪、睡觉也得睁只眼”，善恶报应、有勇有谋的处世哲学，这是了解内情的人发出的忠告。在那里能侃会编是有本事的表现。卡西迪家的邻居有个叫文森特·福斯特的孩子是比利幼时玩耍的伙伴，他的老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如果说他是块有魔力的磁石，那孩子们就像磁粉一样聚拢到周围来。 一位历史学家在分析一种总觉得自己倒霉或受骗的人格时说过这样的话：“天高地远的阿肯色人就崇尚一种什么权威都不迷信、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人生态度。”在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中，主角或正面人物都有那种见风使舵的灵活性，只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需要就是理由，人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就更不在话下了。 卡西迪家对比利寄托着莫大的希望，鼓励他超脱阿肯色人世世代代的自卑感，力争上游，出人头地。“从我记事起”，他承认，“我就是在执意给我灌输这种思想的人中间长大的。”而这种启发教育又与当地人信奉的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的滑头策略有所抵触。这也许是做推销员必须掌握的，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聪明人却不是指责别人的不是，而是把这不是学来去制别人。“阿肯色人就是有这种天性”，加里·威尔斯剖析道，“这使他们从生活中（而且也从政治改革中）大有收获”。 在40多年后即将就任总统的前夜，这个在哈维街的小屋和那间杂货铺里领受教诲的男孩——后来也以一州之长或一国之尊的身份把那些经过消化吸收的教诲表达出来——称赞他的爱讲故事的外祖父和舅公是“影响我童年生活的主要人物”。在他的记忆中，舅公巴迪·格里沙姆“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男人”。 ☆☆☆ 但霍普还有一个男人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但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的故事更有警世的作用。 罗杰·克林顿也是苦出身的阿肯色人。他是在20年代温泉城的一个穷苦家庭里长大的，孩童时饱受煎熬，他父亲曾是一位假释官，后来成了个体肉铺老板，他母亲，克林顿妈妈，有股说一不二的专制劲头，很多地方让人想起卡西迪家的女户主。作为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动辄得咎，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仍像乖宝贝一样生活在继承了母亲遗风的自信的兄长雷蒙德的庇护下，亲友们都说雷蒙德是罗杰的“后盾”，也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周围的人都认为罗杰·克林顿是那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即使是闲逛他也不到人多的地方去，总是往角落里钻，这样，他连高中都没毕业。“罗杰无所事事的时间太多了”，有熟人这样说。“他为了找工作，整个温泉城都跑遍了，可就是没人收留他。” 战后，他给已经成为温泉城的成功的别克车经销商的雷蒙德于了一段时间。然后，40年代初，雷蒙德通过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让罗杰取得了在霍普开自己的别克车经销点的特许权。罗杰得到的这个差事是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端，其意义远非兄弟情谊可以概括。尽管这个家里的小儿子从未想过要背井离乡，但他决定抓住这个模仿很有威信的兄长的机会。他在霍普销售处为客户和朋友举办排场的圣诞晚会，和雷蒙德每年在温泉州举办的一样。 年轻的汽车推销人更给这个铁路小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讨人喜欢，出手大方，高高的个子，一头黑发又浓又密，服装既整洁得体又做工考究，再加上一双双色的鞋子，这一切在沉闷的霍普非常醒目，而且也看得出来，克林顿对自己英俊的外表也颇为自得。难怪他的朋友都叫他衣裳架子。当然，他最突出的身份要算是晚会明星，对年轻的女性，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但是，除了微笑和双色鞋，罗杰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喝酒不要命，赌钱没够，动不动就跟人家动手打架，对循规蹈矩不屑一顾，可偏偏当地那些违法犯纪的事都和他沾边，其实他在这方面的名声在法纪不严的温泉城时就已传出去了。他在那里的一家台球厅里斗殴时曾重伤了一个波多黎各男孩，要不是雷蒙德出面干预，他也许早被关起来了。后来罗杰在霍普设赌骗钱，“不小心”，有人这样说。 “骗到当地一个权势人物时，又是他大哥救了他。” 战时亨普斯特德县禁酒，罗杰贿赂当地警察和官员，把他们从本地酒贩那查抄的私酒买了下来。在那些乱哄哄的私人宴会上，他贡献出度数很高的威士忌，并且还向女朋友吹嘘酒的来历。他最亲密的朋友加贝·克劳福德，也是后来的一位主要资助人，在阿肯色开有药品连锁店。当他40年代末在霍普开分店时，罗杰与他合伙从温泉城购进三套赌马系统和好几台吃角子老虎机，就安装在新开张的药店后面。这可让相当一部分霍普人开了眼，通过这些来自温泉城的新人物，他们知道了“药铺”该是怎么个开法。 连玫瑰山的杂货铺也有了变化，除了向度日如年的黑人农户放贷余账外又添了一些新业务，哈维街上的小屋也不再是比尔·克林顿从政后称其为“我的小木屋”的儿童大堂了。早在罗杰·克林顿进入弗吉尼亚生活之前，老顾客已经可以在这里买上一两瓶喝的，而不必驱车三四十英里跑一趟特克萨卡纳。弗吉尼亚的父亲并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贩私酒的，镇上的人还记得，他那位令人生畏的妻子伊迪丝，在做钟点护士之余，也从哈维街的家里往外鼓捣威士忌。 然而，什么也不能改变罗杰·克林顿经营汽车必然失败的命运。霍普的市场压根不像雷蒙德预期的那样，即便是在战后出现了购车高峰时也仍然不行。到了40年代末几年，罗杰开始在圣安东尼奥的狂欢周末舞会上肆无忌惮地挥霍批售车款，有时他直接从车行的钱柜里拿出上万美元，还说这是他的工资，正像车行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的：“这等于是自己偷自己。”亲友中也有人这样说：“他永远也长不大，好像什么对他都无关紧要。从心智上讲，他仍是个孩童，从没有真正成熟过。” 1947年，罗杰·克林顿遗弃了结婚十四年的妻子，妻子的娘家人怀疑克林顿早已与霍普那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寡妇弗吉尼亚·布莱思有染，据亲友判断，在弗吉尼亚把孩子留给哈维街的父母时，他们已经同居了。比尔·布莱思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开始和克林顿交往，有时就留住在罗杰在霍普的公寓里，还经常去温泉城共度周末。这时他已30多岁。 比那位活泼快乐的护士大得多，她是被镇上这位车行老板挥金如土的派头吸引住的。他们经常出入的喧闹场所很多，弗吉尼亚还不时在温泉城的夜总会上登台演唱些应景歌曲，要不就在加贝·克劳福德的公寓高唱她自创的歌曲：“我是亨普斯特德县的傻瓜”，这些都变成霍普镇街谈巷议的内容，那的确是个“谁都知道谁”的地方，据一位战后在那里长大的人说，“你要是干了什么坏事，在你到家之前你妈就知道了”。 他们的感情历程是起伏跌宕的，有几次都是因为他与别的女人藕断丝连闹得不欢而散。有时弗吉尼亚会示威似地把三岁的比利带到克林顿的住处，小男孩看着他母亲一件一件地把别的女人的衣服物品捡出来，还把那些贴身内衣挂在外面，向那些以卫道士自居的邻居们展示。当然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弗吉尼亚有两次从新奥尔良飞回来看儿子都是克林顿付的机票钱。回到霍普做独立的麻醉护师工作后，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而罗杰与旁的女人来往便越来越少，“他俩也算是物以类聚”，一个朋友说。 伊迪丝·卡西迪可不是什么事都好商量的。她一边抱怨罗杰·克林顿爱惹乱子，一边也密切注意着自己不安分的女儿正在往再婚的路上走，那样的话，势必会把自己当成第二个孩子抚养的孙子从身边带走，所以她在50年代初就告诉弗占尼亚，她打算通过法律途径争得对比利的监护权。 做女儿的认为，母亲“心里的阴暗面是永远也照不亮的，那股生来就有的怨气使她看什么都是阴暗的”。一时间，哈维街的那座小屋里吵成一片，弗吉尼亚又是大哭又是尖叫，抓着自己的儿子不放手，而做外祖母的倒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沉着，伊迪丝只是咨询了当地的律师，并未把针对女儿的监护权讼争诉诸法庭。 在1950年6月一个气温不高的午后，罗杰·克林顿和弗吉尼亚·布莱思结了婚，这时距朝鲜战争爆发只有几天。 婚礼有意安排在霍普以外的地方，就在他们常去的温泉城一家赛马场附近的牧师寓所。加贝·克劳福德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亚——罗杰的侄女——与他们在一起。双方的家人一个也没到场，比利仍由那位生闷气的外祖母照管，而克林顿的家人根本就对这次婚姻持保留态度，因为罗杰在与霍普的布莱思的遗孀来往时仍是有妇之夫。很久之后弗吉尼亚才知道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经常拖欠法庭判付给前妻和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还有，他的别克车早在1948年的离婚诉讼中象征性地成为抵押品，到1952年他已拖欠了2200美元，接近他年薪的1／4。 克林顿把新娘及其4岁的继子安顿在东13街一座有6个房间的平房里，这里位于镇子的边缘，是新辟出的住宅开发区，所以房子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当他们去温泉城赌钱饮酒时，仍把比利留给外祖父母。搬进新房不久，弗吉尼亚正式和比利谈了一些他生父的情况，谈到比尔·布莱思是个多么有魅力，多么可爱的人，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如何受到军方的嘉奖，以及他怎样在回来接他们时死在密苏里的高速公路上。比利像往常一样，听得聚精会神，以后也一直被父亲的淬死和传奇所迷醉。但是，比利也高兴另一个男人来填补很久以来一直空缺的位置。从一开始他就叫罗杰·克林顿爸爸，上学他也乐于使用比尔·克林顿这个名字，不单为了方便，也是欢迎新父亲的姿态。弗吉尼亚还记得新家的后屋是专门辟出的娱乐室，罗杰为他的继子安装了莱昂纳尔牌电火车系统，两人一玩起来就没够。像别的家庭里做母亲的一样，弗吉尼亚怀疑两个人中谁更喜欢玩具。 前次婚姻中也出现过这种继父与继子其乐融融的景象。“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继子之一说，但是，罗杰·克林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喝上了酒，也开始虐待前妻，如果不包括孩子的话。在她的离婚诉状中指控丈夫用拳头打她，用靴子后跟踢她。现在，搬进13街不久，新的婚姻也已开始遭受他酒醉后暴力的践踏。 就在弗吉尼亚要带比利去探望濒死的格里沙姆祖母的那天，他咆哮着拔出一支以前一直隐藏得很好的手枪，醉醺醺地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墙面。母子俩跑到街对面的邻居家打电话报警，五岁的比利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把他的新爸爸逮捕。听到风声的雷蒙德当晚就赶到了霍普，以为出了人命，听了弗吉尼亚的陈述后他仍想以行为不检为由将罗杰保出来。但这一次，本地警察要保护霍普的姑娘，完全站在弗吉尼亚的立场上不予通融。不管雷蒙德怎样狂呼乱叫，罗杰到底还是在霍普监狱里关了一夜。这是一次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记忆的事件。“墙上有一个枪眼，子弹完全有可能跳飞，伤着我母亲或是我”，比尔·克林顿在40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仍记忆犹新。“我跑出了房间，但那枪眼将伴随我一生，我会每天都看到它。”在那次可怖而又危险的事故发生后的一周里，他和弗吉尼亚离开了罗杰，但是，母亲告诫吓坏了的小儿子，再见到父亲时还是要跟他说话并且仍然要尊敬他。 据了解内情的人回忆，开枪事件使“霍普这个造谣市场，更加活跃起来。多年之后，当克林顿夫妇已经成为名人，大部分住在13街的邻居们，除了枪击和逮捕事件，对罗杰耍酒疯虐待妻子的其他事已不记得什么，只记得在把角的那座小房子里，夜间经常有吵闹声传出来，罗杰大叫大嚷，指责在外工作的妻子对他不忠——她管这叫做“他的发作”——很像伊迪丝·卡西迪对埃尔德里奇通宵达旦的训斥。有些邻居还能像目击者那样生动地回忆起，那个头戴着牛仔帽脚蹬牛仔靴的小男孩，在忍受了整夜不眠的吵闹后，怎样紧绷着小脸，从那所白色的小房子里走出来，他像是在自己的脑海中飞行，产生千奇百怪的想象。“他会骑着一辆三轮脚踏车在人行道上不停地上下……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布拉克·申克，这位从窗子里就能望见克林顿家的邻居回忆道。“斜刺里冲上人行道，再旋风似地冲下来，骑得要多快有多快。” ☆☆☆ 置身于溺爱他的一大家子人中，尤其是伊迪丝，比利三岁时就开始识字，1951年秋，弗吉尼亚让他上了玛丽小姐的幼儿园。对着东2街的人口有一座仿乡村学校风格的白房子，有钟楼和教堂尖顶，这座由民居改建的幼儿园是镇上最受尊重的标志性建筑。一间独立的大教室，课间活动的庭院，端庄整洁的女教师，玛丽和南尼·帕金斯嫫嫫，教导着一群五六岁稚童如何彼此相处并适应社会。纪律虽然严格，但执行者却是温和的，爱国主义当然是近40名学生必修的品德课之一，他们个个举止得体，衣着整洁，当然，他们清一色地全是白色人种。每天都凝视他们的是一幅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乔治·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比利的同学中有人把画像上的人当成了威严的玛丽小姐，这也难怪，玛丽小姐确实有一头珍珠色的浓发，有几络垂在她削瘦而尊贵的面颊上。 比利1951年至1952年班的同学乔·珀维斯说，“自由世界的”未来领袖是应该在玛丽小姐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这是大家公认的。“玛丽小姐开办的奢华的幼儿园接收的稚童都是来自镇上中上层商贾新贵较好的家庭。”和比利同学的棕发男孩托马斯·F．麦克拉蒂三世，即小麦克，日后继承了南部最大的一家汽车租赁和经销公司。还有以忠诚著称的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父亲的品行端正的文森特·福斯特，后来成为阿肯色最成功的地产商。他家的草坪与比利外祖父母家的后院相连，可是，正像有人看到的，“前者的院子能容一支管乐队做行进表演”而后者的院子“只够扯起一根晾衣绳”。 尽管对这座除了西瓜便无所长的铁路小镇的闭塞和死板多有不满，但这些童年时期的朋友，不管是作为小石城的行政官员或是开业律师，反正都有了自己赚钱的买卖，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这个由财产和权势构成的世界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个非同一般的幼儿园班集体，不管有着怎样或隐或显的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这位头发卷曲，笑口常开的比尔·克林顿带来这样那样的名声，如果不是财富和运气的话——他们都记得，为了把事情一一摆平，他确实尽了最大努力。 比利是非常念旧情的。“他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如果他想接近的一伙人中有人不喜欢他，那他会坐立不安的”，同学乔治·赖特说，“那会迫使他反躬自省：为了使其喜欢我，我还能做些什么？这一点我在六岁时就已有深刻体会。”由于比同龄人更壮实高大，他显得有些笨拙，“和我们这些人有些不一样”，另有同学说。他以他的能力和乐观性格——“永远是愉快的，友好的”——去弥合任何争议。“一个和平的营造者”，乔·珀维斯说。“与大多数男孩子不同，他不喜欢看到争吵和打闹，他充当的永远是劝架者或息事宁人的角色。他要让每个人都满意，过得愉快。”“比利·克林顿五岁时就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了，”乔治·赖特这么认为。 在玛丽小姐幼儿园同学几十年之后，他还强调一句：“现在听到有人说他坏话，我很不舒服。” 由于管理不善和监守自盗，罗杰·克林顿1953年终于失去了别克车的特许经销权。雷蒙德虽想挽回，但最终也只能让失败的弟弟回到自己蒸蒸日上的车行里当个部门经理，比利正要升入二年级的时候，罗杰突然向弗吉尼亚和他宣布，全家搬到温泉城去。就弗吉尼亚而言，不说是兴高采烈也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这可以远离熟知他们糟糕的婚姻状况的家人和朋友。尽管小镇上的许多人都对她讳莫如深的事实真相一清二楚，但她仍认为离开霍普就能保全家人的面子。 那以后的好几年里，比利还经常乘灰狗长途车回霍普探望母亲一方的亲友，有时还留下与卡西迪夫妇和其他人共度周末。“每当置身于那个大家庭中”，他都感觉到“被巨大的爱包围着”，他曾对弗吉尼亚这样说。作为一个阿肯色人，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他仍能把小镇奇迹般的西瓜吹得天花乱坠。作为政治家他也不可能不提自己的出生地：“我仍然信仰一个叫做霍普（希望）的地方”，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不知多少次这样说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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